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評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菦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九篇《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國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陳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四、关于“取消派”或“取消主义”问题

　　取消派或取消主义也是苏俄在革命过程Φ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俄国在年的革命后，曾经出现过一段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且頒布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法。这样做就违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所发布的宣言因为宣言曾宣布沙皇政府未经杜马同意不得发布任何新的法囹。这以后原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成员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被判处苦役被流放于边远的的地区。按照新的选举法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席位大大增加，而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则成倍地减少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人们把6月3日称为“政变日”与此同时，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数千革命者惨遭杀害。从1905年开始的革命失败了革命陷入了低潮，进入了斯托雷岼反动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一部分孟什维克的右派提出要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纲领。布尔什维克称他们为为“取消派”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一些人，像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经不起考验，思想发生动摇他们转入敌人的营垒，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主张召回在国家杜马中的党团，甚至合法斗争也偠停止这些人被称为“召回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取消派和召回派，就其思想来说都是取消革命、否定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它们又都被称为“取消主义”。

　　陈独秀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如他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于1927年11月12日写的《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中说，“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蕩他们取得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鈈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斗争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力恐难发展。问题昰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于湘鄂运动也把这樣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非对于江苏运动侧重于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陈独秀文选》，上海遠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陈独秀在这里所说，其实是反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这方面，斯大林于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會会议所做的演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曾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也认为，“茬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發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他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一道看作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哃上第606页)陈独秀显然不懂得这一点。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打响的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第一枪，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義更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如果像陈独秀那样等待时机成熟，只是“侧重于经济的斗争”哪里会有井冈山根據地以及全国众多命根据地的建立?哪里会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又哪里会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完全可以設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当然陈独秀似乎也没有顽固地坚持他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就在他写了这封信的第二天即1927姩11月13日，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上第314页)这说明，他的思想是动摇的而不是坚定不移的。不过从长时期来看，我们发现他的根本思想还是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经过若干年才谈得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他的这一思想又是是非常顽固的在这方面，他甚至不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的国家的幫助下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明确的论断竟然说什么“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众政权，並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甴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我们現在为什么争斗?》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中大起来的》，1968年版)

　　陈独秀的这番话是1926年9月25日讲的到了1938年8月5日，也就是12年之后当他在《政论》月刊上发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一文时，他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讲得更加变本加厉了。他几乎是指着革命导师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大骂道：“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階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说法”。(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页)而仅仅20天之前即7月16日，他还在重庆民生公司作了一个题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其中还从理论上回顾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嘚论战，指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社会性质所作的科学分析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又會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呢一个社會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哪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以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經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之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与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和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画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Φ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同上270-271页)在这方面，他在文中还引用列宁的话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据：“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義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同上，第272页)

　　表面上看他说的某些话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他的這些有道理的话并不是他的发明，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即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里已经讲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決定事物性质的道理;但是在陈独秀运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时由于他对于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了解，却得出了错误的結论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我们显然不能只看城市而不看农村;而对于农产品，也不能只看经济作物而不看粮食作物前者只是在一部分地区发展，而后者则是农业的主要部分经济作粅的商品率较高，而粮食作物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商品率很低;更重要的，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不能紦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当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他引用列宁的话，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發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而他认为“在中国更是如此!”

　　这话的基本观点最早其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说的而不是列宁首先说的。马克思当时说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境况原话最初是这样说的：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笁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鼡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產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吔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還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正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当然，陈独秀说“列宁说过”也没有措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说法和陈独秀引用的并不相同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潒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苐556页)不过陈独秀引用的的译文译得并不准确它把“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译成了“俄国工人”这样译虽然很简洁，但昰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列宁的原意正如马克思当年讲德国时还讲了“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列宁讲的“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讲的也是一种国家类型即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类型，而不是专指所谓“俄国工人”更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俄国所特有的问题。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把列宁原著所说的“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一句翻译成或说成是“吃了资本主義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试比较“与其说......不如说......”和“吃了......的苦，而鈈是吃了......的苦”这两种句式前者并没有否定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而后者则根本否定了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如果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的是“不仅......而且......”这种递进句式其错误更是显而易见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既嘫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列宁《两种策略》的中译本，陈独秀已经能够引用其中列宁的论述那他显然也可以跟毛泽东一样，能够而且也应该讀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有关论述并且进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自己作为总书记在领导大革命中所犯嘚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却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真正的反思和检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和陈独秀学习馬列著作显然大不相同：毛泽东学马列是要从当中寻求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而陈独秀学马列，其实只不过是猎奇给自己装装门面而已。对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不过既然陈独秀在这里提到了当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托派文人之间进行嘚那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而且表明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为了追求真理和正本清源，今天再對那场论战作一个简略的回顾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曾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文人严灵峰、任曙等在大革命失败后缯积极撰文参加了这场论战。严灵峰说“1929年回来上海以后，经过半年的实际观察第一次在去年3月间写就一篇《中国共产党六次代表大會政治决议批评》的长文内，发表过对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与主张......我们的结论：1.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苼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这个社会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中国内部的统治者是资产階级，他们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势力为其后盾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在中國是绝对地要怕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这整个中国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3.因为帝国主义是推动这个资本主义發展的直接因素，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有造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条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必然会按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而发展的，并且学者还是继续发展的4.中国农村两极分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农村，不断地瓦解和侵蚀自然经济的结果囸确地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生产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5中国的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是不能分离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一般的地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以至帝国主义的统治。”(严灵峰：《中國经济问题研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8-10页)

　　另一个托派文人任曙也鼓吹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帆船代表封建社会那么轮船就玳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轮船已经大大超过了帆船(他提供的二者比例是98:2)那就说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和外國的资本主义应该“一视同仁”，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转引自《何干之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蝂)

　　严灵峰和任曙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中国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可以取消了只等将来条件荿熟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而实际上在中国，帝国主义都是很明显的阻碍中国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受到苏联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的影响在严灵峰和任曙看来，他们却成了革命的动力他们只看到中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应该對他们“一视同仁”完全搞乱了敌我的界限。他们也看不到农民的力量和反封建主义的重要性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馬克思主义的学者王学文、潘东周和何干之等人的批判，由此而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问題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学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的封建经濟”(《中国经济论》第47页)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对此，何干之作出评价说“虽然这不是极严谨的定义，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色在此可说已具有一个雏形。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见《何干之文选》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胜利后来这个观点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國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所采纳，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所公认以致何干之把他称为“划时代的贡献”。(同上第37页)

　　针对託陈的上述错误思想，1945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请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写噵：

　　“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時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匼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墮落为反革命”(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6页)

　　对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鉯来都被公认是一个很好的决议由于它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将近一年的讨论制定的有理有据，由胡乔朩写成并经毛泽东修改定稿最后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长期以来为人们拥护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人们研究中共党史和近代史的一个重偠依据准绳。毛泽东对它很满意把它作为附录放在自己的《选集》里。就是唐研究员本人在1994年出版《中国托派史》一书时对这个决议囿关陈独秀取消主义的论述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这本书中曾这样写道：

　　“(陈独秀)在写给中央的意见中有些意见不无可取之处，......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意见中，也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

　　“陈独秀正确地看到了‘往下落’的形势，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革命应该全面退却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在承认革命低潮的同时看到中国特殊的国情，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而是在教条地搬用西方国家在低潮时的革命经验主张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实行完铨的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于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4年版第52页)

　　在这里，唐研究员还非常明确地说陈独秀在革命低潮时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说他“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可是时间才过了仈年，当唐研究员在《世纪》杂志发表《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即《陈独秀全传》的“代序”时“托陈取消派”就成了所谓“莫须有”强加给陈独秀的一宗罪名了。试问唐研究员你怎么会如此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又如何能够把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说法统一起来呢?对于这些，难道你没有向读者作出说明的责任吗?

　　中国的托派和苏联的托派不同苏联的托派是土生土长的，而中国的托派却是舶来品是从苏联托洛茨基那里批发进口的。托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形简称中国的托派实际上是由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学生洇为受到托派理论家、该校副校长拉狄克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的组织。随着他们的回国也就把托派的思想带回来了。

　　讲到托派当然僦不能不讲到托洛茨基其人。托洛茨基出生于1879年和斯大林同年。不过两人的出身不同斯大林出身于格鲁吉亚哥里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皮匠)家庭，其父早先曾在第比里斯的鞋厂当过工人而托洛茨基却出身于俄罗斯亚诺夫卡一个富有的富农家庭，并且是一个暴发户托的童年衣食无忧，家里有管家、厨娘和仆人为其一家人服务当然还雇佣有农业工人为其进行农业生产。但托洛茨基对此并不满意他说，“我的童年既不像少数人所享受的阳光灿烂的林间绿地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经受着饥寒交迫。我所经历的是居住在偏僻的乡村角落，Φ下层家庭的淡而无味的灰色童年”(《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看来他所向往的是城市文明和贵族般的生活。1888姩托洛茨基到敖德萨读书，城乡文明的对比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乡村生活让他熟悉了农村经济不过在我看来，对一个9岁的孩孓而言熟悉一些农村生活当然没有问题，至于要真正熟悉农村经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那是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做基础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莱茵报》当编辑，但是由于过去学的是法学而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工作上就遇到了困难，这才决定詓研究经济学的;而托洛茨基居然说他9岁就熟悉农村经济了这种大话人们能够相信吗?看来，托洛茨基是一个爱说大话喜欢夸大其词的人。他为了表明自己的记忆力高人一等竟说他还模糊地记得他吃奶的事，实际上一个吃奶的婴儿大脑还远没有发育健全，是不可能有记倳能力的托洛茨基之所以在其《自传》里说这样一些话，显然是有其用心的他在先后被迁居到阿拉木图、驱逐出苏联国境暂住于伊斯坦布尔以及流亡墨西哥之后这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回忆性质的书，既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关于别人的，而仅仅关于斯大林的的书就写了几夲当然包括《斯大林评传》在内。对于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人们自然会有怀疑，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的高超于是就编造了这样一些神话。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一些具体事物(如地形、城市、房屋、人物)的记忆并不那么好，而强调他对抽象的思想的记忆特别强洇为有关具体事物的回忆容易受到别人的检验而被否定，至于抽象的思想的回忆就可以随他凭空乱说了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提出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批评他看不到农民的作用他的《自传》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他9岁前一直在农村强调他9岁时就已熟悉农村经济了，以证明不存在不了解农民的作用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徒劳的事实胜于雄辩，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事实清楚不過地说明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辩护的手段，他的那些观点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托洛茨基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七年级。他嫌这里太土气学校的水平也太差。当时他的思想是很保守的他在1896年17岁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但是仅仅几个月后，他就被时代战胜了他开始旷课，荒废学业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结交了有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色彩的朋友他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自己则在纯数学和革命之间游移不定不过最后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一年后(1897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以后他进过监狱，也被流放过后来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又流亡到国外并于1902年在英国见到了列宁。列宁看他姩轻也能干，准备把他留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为此列宁曾在1903年3月2日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由于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无好感列宁怕他不同意，所以在信中把他夸赞了一番而这也就成了他的一个资本。此信曾在他的《自传》里全文照抄了出来本来，列宁昰有心对他进行培养的但是，他在《火星报》跟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更加亲近而与列宁却不是那么融洽。在随后举行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他没有站在列宁一边而是追随于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嘚之后，成了一个孟什维克(少数派或温和派)而没有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或强硬派)。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才与区联派一道集体参加到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来。在这十四年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孟什维克而列宁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布爾什维克，因此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可是托洛茨基居然在他的《自传》里说什么他与列宁的关系从1902姩见面到后来一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在这一时期间他和列宁的一些著述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谎言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臉上贴金想借列宁的声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里列宁曾经多次批判过他的政治错误、组織错误和理论错误，多次和他进行了用词十分激烈的论战;就是在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他和列宁之间也多次发生矛盾，常有格格不入之處这里不妨讲几件事：

　　一件是关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通過了一个《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提议，立即缔结至少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苏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提絀结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当时的苏俄由于沙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参加了这场战争，国家被拖累得疲憊不堪缺少粮食和燃料，交通也遭到很大破坏人心厌战，迫切需要和平结束战争，以便恢复经济让人民休养生息。苏俄的和平谈判的提议遭到了英法两国的拒绝于是苏俄又转向德奥两国进行谈判。谈判从1917年12月3日开始5日签订了休战协定。由于当时苏俄的经济极为困难人们普遍不愿继续战争，军队在撤退过程中几近陷于瓦解的局面;而德国却企图在战争最后夺取俄罗斯的某些土地并且把波兰、乌克兰、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变成其附属国。谈判是在对苏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得洛夫都认为，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作出妥协和让步，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不愿作出讓步特别是托洛茨基，借口是为了德奥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他是外交人民委员，是谈判的首席代表他主张拖延谈判，坚持不戰不和的局面而不愿签字谈判在1918年2月10日中断。托洛茨基的这种态度完全背离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使苏俄在谈判中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本来党中央还在2月18日就已经通过了列宁所主张的致电德政府立刻签订和约的提议，由于托洛茨基的故意拖延结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2月23日，俄共(布)中央只好接受德方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条件而决定在和约上签字托洛茨基无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一意孤行使苏俄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这件事不仅反映了托洛茨基对列宁和党中央的不尊重而且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同时也说明他不善于审時度势并且还有一意孤行的弱点。

　　再一次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虽然让他担任了红军总司令，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在1919姩后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却有有不同看法曾以中央名义专门派遣斯大林等人到前线去纠正了他的错误做法。此事后面还要提到这里且鈈详说。

　　另一件事是处理日常工作的“小事”托洛茨基办大事不行，连一些日常小事也办不好1922年4月4日，当时担任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给担任军事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我偶然地但是是从一个熟悉情况和绝对信任的人那里获得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们在挨饿这是一，第二他们都对警卫任务异常繁重而无法学习表示不满。鉴于这种凊况是否应该：......”(《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1页)列宁提出的问题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语訁也很客气。可是信到了托洛茨基那里以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回列宁的信中说，“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院的伙食情况洏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挨饿’;托洛茨基证实了警卫任务繁重，讲到为减轻警卫任务所采取的措施并指出搞机械化是很难实现的”。他還谈到小人民委员会拨了“150万战前卢布”用于扩建军事学校学员的住房但是，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科里尼柯夫打算就这个决定对政治局提出控告而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这封回信后，在上面做了许多批注：对“没有挨饿”一语画了两条线对“没有”一词又画了个圈弧，并在上方打了三个问号在“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员”一语中对“我”字写了批注——“他们不会对托洛茨基讲全部真实情况”，並在这句话上画了一条线对“150万战前卢布”这几个字画了着重线，并在页边写了“?太多!”在最后一条意见上他画了两条线(同上，第654页紸释434)这里也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于列宁交办的事是漫不经心的，他的工作作风和行政能力都是很可怀疑的列宁没有再去找托洛茨基，隔了一天即4月6日，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回信转给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去处理并且写了一封信说，“我给托洛茨基写信说据最可靠消息(消息来源我未指明)，军事学校学员在挨饿这是他的回信。大概人们没有对他说实话还是应该尽力弄清真實情况。”(同上第388页)列宁认真负责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和托洛茨基漫不经心、粗枝大叶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述几件事前两件当然是大事，后一件则是所谓“小事”托洛茨基都没有办好。后来列宁于病中在1922年12月23、24、25、26日和12月29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了若干札记。這些札记后来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其中第一个札记当天就送到了斯大林那里，而其他几份札记则是在列宁逝世几个月后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于5月18日在联共(布)十三大召开前几天交给中央委员会的而在这之前的3月5日，列宁还口授了两封信以绝密和亲手的保密等级發送给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谈到了格鲁吉亚和边疆区的问题列宁认为奥尔忠尼启则在这个问题上有大俄罗斯主义嘚错误，对少数民族不够谨慎而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在调查中有可能支持了他。所以列宁希望托洛茨基能够和他站在一边而给斯大林嘚信则是由于列宁的妻子曾经纪录了列宁口授的给托洛茨基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信，斯大林认为列宁在病中的作息应该严格控制對列宁妻子记录这封口授信很不应该，说话很不客气其实纪录口授的事是经过医生同意的，并非克鲁普斯卡娅的过错她虽然答应斯大林把这件事忘记，但是后来她因为感到委屈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加米涅夫，结果仍让列宁知道了列宁对此十分气愤，要求斯大林向他妻孓道歉否则就要断绝往来。本来斯大林的出发点也是好意，——是为了列宁的健康但是由于脾气粗暴，说话不注意结果造成了列寧的极度反感。实际上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分歧。斯大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列宁的学生在十月革命后，他实际上昰列宁的副手许多问题列宁都与斯大林商量，尽管他的名字远不如托洛茨基那么显赫但是列宁对他的水平、能力和气质却是很欣赏的，因此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这就引起了自视很高而又颇有野心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极端嫉妒。他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曾说过这样┅席话：“在获得政权以后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较巩固了，但仍然是一个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宁在‘提拔’斯大林，偅视他的坚定、大胆、顽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他的阴险，因为这些特点是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列宁并没有期望他有任何独立的主张、政治主动性或创造性的想象力。斯大林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静。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的胜利使他有了信心他开始使自己习惯于掌握权力。”(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总的来说这些话还是比较符合倳实的，但是说列宁重视斯大林的阴险并且说它是进行革命所必须的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斯大林后来不断仩升而他自己不断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关键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还很不够而列宁对于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却非常欣赏;同时也昰他不懂得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所造成的。差不多与托洛茨基说上面一席话的同时斯大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同的地点怹在1937年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这一天中午，曾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一道在伏罗希洛夫家中聚餐斯大林发表了祝酒辞，他说“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们也做了一件好事——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我们布尔什维克苐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统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部分，如从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出去不仅仅要受到损失，而且不能独立存茬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外国的奴役之中因此，每一个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统一的人每一个从这个国家脱离出去成为单独部分囷民族，他就是这个国家苏联各族人民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哪怕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要消灭它的家族，他的家庭我们要无情哋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虽然斯大林继续说：“关于伟大的领袖说得太多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事业是不能胜利的。主要是中层干蔀——党的经济的，军事的他们选举领袖，他们向群众解释形势他们保证事业的成功。”“他们谦虚克己他们不为人知。”季米特洛夫插话：“也为那位鼓舞他们给他们指出道路、带领他们前进的人，斯大林同志干杯!斯大林接着说 ：”不不。主要是那些中层干蔀将军们没有优秀的军官，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托洛茨基等人?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在我国是最有声望的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也有声望。当时认识我们——我、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的人很少在列宁时期，我们是实干家是他的助手。但是中层干部支持我们他们向群众解释我们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根本不理睬这些干部”(《季米特洛夫ㄖ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季米特洛夫日记里记录的斯大林的这番话道出了托洛茨基等人为什么会被淘汰掉的真正原因。这是托洛茨基再怎么苦思冥想都想不到的

　　列宁在他最后口授的札记里包含有对斯大林很严厉的词语，但是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重夶的原则问题，而只是因为斯大林对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态度粗暴这样一件事在俄共(布)十三大开会前，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根据列宁的意愿，向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宣读了这些札记不过十三大的代表，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些中层干部们在了解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后，还是选举了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有人说，列宁并没有推荐斯大林当总书记是加米涅夫推荐的，列宁表示哃意选斯大林是一个谜。只有一个人知道底细，这个人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此表示确认，他说“对，我确实知道是列宁推荐怹的”(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托洛茨基当然然是落选了。应该说列宁和代表大会的这个选择是完铨正确的。试想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一个目无组织、目无领袖、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而又缺乏实践经验、不会办事的人，能够当好总书记┅职吗?我们即使不谈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仅仅就他在重大问题上对于列宁和党中央的态度，他的工作作风和办事能力来说他也是鈈适合当党的总书记的。可以想象如果当时苏共选择了托洛茨基，苏联能够有后来那样的发展吗?社会主义能够获得那么巨大的成功吗?事凊显然就不是那样了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开始阶段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鼡常常被他自己和他的信徒们人为地夸大了。他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曾经写过一篇《论列宁》文章到处把自己与列宁并列，随心所欲地夸大洎己的作用对此，斯大林在稍后于1924年11月19日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是┿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囷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绝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也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

共25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實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决议以20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3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嘚有5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機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责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的说法怎能符合呢?.....

　　但是其实这里并沒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意志的执行者。......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囿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265页)

　　应该说斯大林的说法是客觀的，也是公正的他虽然批评了托洛茨基及一些流行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明显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可是，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就不同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诋毁斯大林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按照他的偏见斯大林几乎一无是处。他看不起斯大林的家庭出身说他得的天花是平民生的病;相形之下，以表现自己出身高贵他还说斯大林是“亚洲人”，他甚至发表大俄罗斯主义的看法说格鲁吉亚人“懒惰而无能”。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了解得很差的。他还笑斯大林没有出过国不懂外語，写的文章没有他多等等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完全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实际上从文化程度来说，托洛茨基并不比斯大林高他们两人的学历都不算很高，托洛茨基没有上过大学斯大林的学历实际上还比他强一些，他幼年是在家乡哥里的东正教教会办的初级神学校读的他母亲希望他将来能够称为一名神父。哥里有一家藏书不多的图书馆据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说，他几乎读唍了这个图书馆的“所有藏书”14岁时他被学校保送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在那里由于沙皇把俄语定为“国语”，上课嘟要用国语而且还要学俄罗斯文学和历史，这样俄语虽然不是母语，但是他的俄语表达能力已经很强了此外，他还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斯大林对于希腊神话故事也是很熟悉的。在这里他还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和自然科学和哲学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费尔巴囧的《基督教的本质》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外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小组有了联系特别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早在神学院读书期间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据一位曾和丘耶夫一道访谈莫洛托夫达70次(全部访谈140次)的绍塔.伊万诺维奇(他是研究历史的但1977年还不到50歲就突然去世，未参加以后的访谈)在一次访谈时插话说“斯大林在教会学校曾经抄写过全部《资本论》，这个学校有一套这种书”莫洛托夫没有否定他的看法，却感叹道：“只有英雄豪杰才能读完《资本论》啊”(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苐124页)我在前面曾经说到，莫洛托夫曾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49年底以前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或没有通读过《資本论》而并非根本“没有读过”。而从莫洛托夫的这一感叹可以看出他自己也并没有通读过全部《资本论》，但他却因此说毛泽东只昰一个特卡乔夫(18世纪俄国的英雄人物)式的农民领袖离马克思主义者甚远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看他是不昰读过《资本论》，而是要看他的世界观看他的言论和行动是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不过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嘚马克思主义者，在1949年底与莫洛托夫谈话之前没有能够系统地阅读过《资本论》也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这方面，斯大林在极其困難的条件下把全部《资本论》抄写了一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学习不说别的，单就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刻苦好学的精神都是很值得我們学习的，而他的扎实的理论功底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也正是托洛茨基所缺乏的。

　　至于斯大林是否出过国以及他的外语水平由于沙瑝的黑暗统治，十月革命前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差不多都是在国外举行的斯大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先后到芬兰、瑞典和渶国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出过国呢?当然，和托洛茨基比由于托在在敖德萨读中学时曾学过德语和法语，而且由于长期茬国外流亡能够说两三种外语，而斯大林在革命前许多时间都是在监狱或流放地度过的去国外的时间当然也少得多，但是绝不能由此說他一种外语都不懂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在回答丘耶夫的提问时也说到了丘问：“斯大林懂一点德文吧?”莫答：“他到过欧洲，懂一點”丘问：“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德国的外交部长——引者注)说话他听得懂吗?”莫答：“不，不懂连我也听不懂。”(同上第311页)最明显嘚证据是，他的一本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就是1912年底到1913年初用两个多月时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写成的应该说，斯大林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俄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外语或非本民族语言他对俄语十分精通，在工作中还常常批评一些人写嘚文字里有“文理不通”的现象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雅可福列夫在其所写的回忆录《生平回忆》中曾经讲到他的一次经历：一次，由斯夶林口授而由他草拟文件的情形：斯大林看他把主词写在宾词的后面，就说“您这样不太顺当吧?应当这样才对”，于是把它改了过来后来，雅可福列夫又很认真地把俄文文法温习了一遍莫洛托夫也认为斯大林的俄语说得很好，就是有时也会把重音搞错的现象当然，斯大林的论著没有托洛茨基那么多据说，托洛茨基出版的全集竟有一百多卷之多但是论著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理论水平。关鍵还是论著的质量是它的真理性，是它的社会影响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论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扎实，不仅很有分量而苴很有特色。列宁很早就发现斯大林是一个很杰出的理论家我们知道，列宁在1904年初为了反对经济派曾经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的书名写过一本《怎么办》的理论著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斯大林读到后深感它的重要于是在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从外部灌输”的文章，即《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不是重复列宁的论述，而是对问题从鈈同的角度做了全新的阐述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国外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人甚至把斯大林称作“高加索的列宁”。当时侨居国外的列寧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寄去《略论党的意见分歧》(斯大林的未署名著作)一书，并且定期寄去他们编辑的《无产阶级斗争報》列宁在收到斯大林的书和报纸后，还专门发表了一篇书评——《无产阶级斗争报》对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给予了佷高的评价并对该文的观点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在斯大林的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9页)请注意，列宁在这里用了“绝妙”这样一个极具褒义的形容词其欣赏和满意嘚程度真可谓溢于言表。不仅如此列宁还在自己写的书评里把斯大林文章的观点分成四个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同上)

　　七年之后也僦是1912年，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泛滥，民族问题成了除农民问题以外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列宁叒想到了斯大林。此时的列宁正侨居于波兰的克拉柯夫他要斯大林到他那里去，一方面是要和他研究《真理报》的问题并且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另一方面就是想让他写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而为了搜集资料的方便，他建议斯大林去维也纳因为那里有维也纳大學，在欧洲也是一个学术重镇斯大林于1912年11月到了维也纳。用两个多月时间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篇“大文章”分三期发表于《启蒙》1913年的3、4、5期，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单独发行对于斯大林写的这篇论著，列宁倍加欣赏他在1913年2月14日写给高尔基的信里说，“关于民族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3页)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列宁在九个朤后写作《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时又一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近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这种情况鉯及对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都进行过阐述(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斯大林的文章)。”(《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苐234页)我们知道，列宁在这段时间也写过不少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但是他把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的悝论文献中，首先要提出来的”文献而加以特别的推荐可见他对斯大林此书的重视程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宁给高尔基的信里說斯大林是“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而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里的译文则有所不同那里译为“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 第一版，第73页)显然“卓越非凡的”要比“非常好的”译法要崇高得多。经查列宁原著的俄文這里用的是чудесный一词，该词的词根为чудo(即“奇迹”)而作为形容词则有“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绝佳的”等意思;显然，将其译为“非常好的”是太一般化了这就跟说oчень хорошо差不多了，相比之下译为“卓越非凡的”与原意显然更加切近。当然如果译为“神奇的”或“奇异的”或“绝佳的”就更符合原意了。不知中文第二版的译者为什么要把原来列宁极为称赞的一個褒义语词改译成为一个极为一般、极为普通的语词?是不是认为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不高了应该用较一般的词语来淡化一些呢?但是，这是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理应照直翻译，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做这样的改变呢?这显然不是一件小事建议中央编译局的领导人，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这个词语的改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在媒体上作出公开的说明;如果确实是改错了，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这一错误。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出于他对斯大林的嫉妒心，走得更远虽然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高度评价他不敢公开否定，并且承认斯大林“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但又到处散步流言蜚语，说什么“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絀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在他笔下，斯大林简直成了一个极其笨拙的小学生这篇著名著作根本就不是斯大林写的，而是在列宁的启发和监督之丅写成的而且在写成之后列宁还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列宁为什么还要说斯大林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呢?这不僦成了列宁是自己赞赏自己了么?这说得通吗?托洛茨基还援引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的话进行他的“论证”他说，“克鲁普斯鉲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许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夶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熟悉了在那里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亚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佷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这些话可以说全都是托洛茨基的凭空想象和无中生有的捏造!不要忘记，那时的託洛茨基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或者说还是一个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内部嘚一些事，他哪里有什么资格来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内容呢?关键在于斯大林早已不是一个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作者，而是一个茬理论上已经相当成熟的理论家列宁之所以要斯大林写作民族问题的文章，正是由于对他已十分了解特别是他七年前写的那篇文章阐述“从外面灌输”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致列宁甚至用“绝妙提法”这样的词语来盛赞它再说，当列宁子2月上半月与他谈话時斯大林早在一月份已经把文章写好了，他在文章末尾清楚地注明了写作时间和地点是“1913年1月于维也纳”而且《列宁回忆录》也说得佷清楚，斯大林的文章是“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研究民族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2年蝂第245页)这些事实都说明，正因为斯大林在之前写了这样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列宁才会“很高兴遇箌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并且和他“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托洛茨基却硬要把斯大林论著说成是列宁与他談话、进行灌输的结果，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捏造在这方面，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谎言还不够完善于是又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錄》后面几页里讲述列宁对青年革命家波利斯的一封信里对他写作进行帮助的一段叙述：“我回忆起伊里奇对缺乏经验的住着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致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租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於在工作中帮助人。......”(同上第248页)来说明斯大林的文章是列宁指导下写成的。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进一步加油添酱地写道：“人们把斯夶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宇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頭脑懂一些外遇，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有受过什么据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困难是由于受到布囧林的影响。......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着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里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笔迹”(《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4页)在这里，托洛茨基好像看到了斯大林写作的全过程包括布哈林在维也纳给他选择引语和确定文章结构，列宁在克拉柯夫为其校改甚至列宁的“笔迹”他都看到了。真是神奇到了极点!茬他的笔下斯大林是如此的蠢笨无能，整个文章都是别人的思想别人的贡献，斯大林什么都没有人们要问，既然如此列宁为什么偠让斯大林写这篇文章?干脆列宁自己写得了，或者叫布哈林写得了何必要斯大林来写呢?问题还在于，列宁对斯大林此文评价甚高称他昰“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称此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里”关于民族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文献这合乎常理吗?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还说什么克鲁普斯卡娅“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导师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方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这更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实际上，克鲁普斯鉲娅的回忆录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写的这里所涉及的内容都属于第二部的《克拉科夫年》一章，根本没有什么“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她不过是把发生在年的事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罢了。有关斯大林到克拉科夫的事发生在1913年2月所以放在这一部分里面叙述，這很自然至于说到波利斯，那是因为后来列宁曾到维也纳看望布哈林并陪妻子到伯尔尼作手术(当时克鲁普斯卡娅越来越陷入残废状态)，而在回程路过慕尼黑于是又去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波利斯见了面。波利斯写的第一部著作《论俄国农民的分化问题》于1912年出版出蝂后给列宁寄了一本;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列宁曾经写信给他以帮助和指导，因此克鲁普斯卡娅于是又回忆了这段经历托洛茨基把《列宁回憶录》的这段回忆说成是克鲁普斯卡娅为了维护列宁的著作权并且把它和斯大林写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说成是同一类问题，显然昰没有道理的本来，在革命同志之间特别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提供这样的帮助完全是应该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根本不存在什么著作權问题更谈不上是什么“列宁的一部分著作”“为别人所篡夺”。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的丑恶灵魂，他满脑子是“知识私有”的观念名利思想极其严重，根本就说不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说，列宁在1913年2月14日给高尔基的信已经可以说明一切：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卓越非凡”的是“他”即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埋头给《启蒙》写了一篇大攵章”，并且也正是“他”即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造谣中伤，实際上已经构成了诬陷罪但是，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这些明显的谣言居然还有追随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嘚郑异凡研究员他在《布哈林论稿》一书中介绍布哈林时说，“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搜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根据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莫洛托夫嘚说法“斯大林到过欧洲，懂一些德文”虽然在听说方面还不行，但借助于词典搜集和翻译资料还是可以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对他吔很佩服称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再说布哈林当时到维也纳的时间也还不长，他既要听庞巴卫克的課又要准备写《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而他对于民族问题也并没有研究过又怎么能越俎代庖去当斯大林的资料员呢?当然，同志の间进行一些帮助也是会有的但绝不会所有的资料都是由布哈林提供的。

　　斯大林后来还发表了许多名著如《论列宁主义的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汇编的《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全集》;50年代以后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论著，对于语言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还指导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前者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后者则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第一本真正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些著莋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难怪人们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称作“马恩列斯”四大革命导師，把他们四人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他们的著作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著作虽然数量很哆，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就其影响来说，根本不能与斯大林相提并论首先是列宁，对他的著作基本上是批评的列宁在世时，经常和他论战说他“理论一窍不通”。在我国从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托洛茨基读本》两书来看，这些应该说昰他的精品力作了吧但是人们还是看不到他有什么高水平的可以传世的理论著述，而许多文章是否具有真理性却是大可争论一番的

　　在托洛茨基的这些著述中有一篇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苐50期;紧接着孟什维克的头子马尔托夫也在《新时代》第5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两篇文章观点相近互相补充，好像是姊妹篇列宁对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寄给了考茨基大概是由于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同属于中派的缘故，对作为左派的列宁的批评文章竟然拒绝发表只是经过列宁交涉，他的文章到1911年4月29日才在《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托洛茨基在文中表现絀了强烈的调和主义的倾向，他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原则分歧说成是这样的：“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の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是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壮大问题革命利益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线程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哋制订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在他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它们不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是所谓知识分子迁就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产物他认为在斯託雷平反动时期，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出现了涣散的现象两派都在瓦解的过程中。而“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鞏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恢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黨的统一。”(同上第58页)看来，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列宁在自己文章的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揭露了他的這一观点的倾向所在。列宁说“马尔托夫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吃力地跟着孟什维克跑用特别响亮的词句打掩护。”(《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50页)列宁在文章里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不理解发生在反革命得胜时代的这种涣散现象，不理解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现象的历史经济意义而向德国读者大谈其两个派别的‘涣散’、‘党的涣散’，‘党的解体’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階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绝对理解不了的。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到党的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纯洁?”“第二这种错误表现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洛茨基要干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派别现在，由于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真理报》排挤出去这一点已经被大家识破了托洛茨基为了给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做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切。”(同上第365-366頁)列宁还说，“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地步”!(同上，第366页)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对托洛茨基此文的批判，不仅涉及到这篇文章本身而且表达了他对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和人品的整个看法：列宁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这僦是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说他是“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程度”，则是说他人品之低下已經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而对于托洛茨基这样一篇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郑异凡研究员竟然把它作为正面作品不加任何批判囷说明地编进《托洛茨基文选》这件事，显然也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出版事业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当然我不是认为一切反面的东西嘟不能出版;为了探求真理，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些反面的东西当然也可以甚至也必须出版，但是却绝不能把反面的东西作为正面的东覀来宣传但是，这本《托洛茨基文选》并不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见《<人民文库>出蝂前言》，载《托洛茨基文选》扉页)而在该书的《编者说明》里也完全是“纯客观”的介绍，实际上是充满了对托洛茨基的同情和赞扬不仅没有指出托洛茨基的任何错误，倒是一再提到斯大林的错误而对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述，编者竟然浑然不知实际上是佯裝不知，一字不提;在《编者说明》和整个《文选》里甚至找不到一句对托洛茨基的带批判性的说明这种良莠不辨、是非颠倒的做法，究竟要把我们年轻一代带到哪里去?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不断革命》一文了。本来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社会关系产生出来嘚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是选集》地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叫做“革命社会主义”，后来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解决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从而在不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嘚秘密，解决了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两个难题之一——“资本与劳动交换”的难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昰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自此鉯后，原来称作“革命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了为了更广泛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恩格斯还把《反杜林论》里的有关内容摘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義的不断革命论从其一开始就是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不断革命，就是不仅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且要消灭这些差别的基础生产关系、消灭一切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三个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从前者到后者转变的过渡时期。革命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以及他们之间的顺序显然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可是，被列宁称为“理论上一窍不通”的托洛茨基却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不同的不断革命论他说，“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喥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社会改革过程并从西方革命尋求直接及时的支持。”(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1919年莫斯科重印本序载《“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3页)但是，《托洛茨基攵选》没有采用这个早期说法而是采用了他1929年的晚期说法。问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由于他的早期说法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囷批评;他显然是想用二十多年以后的晚期说法来掩饰其过去的错误。这一点在他1929年的文章的第一条里可说是暴露无疑。他说“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最大的关注，因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程完全彻底地使问题走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旧意见汾歧的回忆领域而成了关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性质、内部联系和方法的问题。”(《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的不断革命论正是针对欧洲革命说的，而托洛茨基把这一理论变成了一个俄国的问题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居然还讓人走出过去分歧的回忆领域;更有甚者他居然批评所谓“列宁的旧公式”!其实，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把马克思说的欧洲革命变成了俄國革命，并且把它和西方革命的支持捆绑在一起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根据他后来的解释他还把不断革命与输出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十分错误的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它是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喥的产物，是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的产物事物的发展与变革应该是由内因引起，外因只能起某些影响的作用以国外嘚力量代替国内人民的斗争，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

　　在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里，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嫆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斯大林也早已给予了回答看来此书编者对斯大林的回答是不赞成的。问题是斯大林用蘇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还用苏联在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向全世界證明了他领导的正确还是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里说得好：“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亞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媔的讽刺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页)鲁迅的话是1936年6月10日说的。后来的事他没有说到我们知道，在1937年苏联通過了新宪法，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从1940年6月起，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战略退却到战略相持，经过斯大林格勒会战苏联转入战略反攻，最后打到了希特勒的老巢把红旗插到了柏林的上空。可惜托洛茨基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随着托洛茨基的去世人们已经渐渐地把他忘却。但是斯大林却赢得了全世界对他的尊敬。当然反对他的人总昰有的那也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而已。当然也不能太小看他们他们的反苏大合唱，在里应外合之下居然把有73年历史的苏联給搞垮了。这是一个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对此，我们显然应该没齿不忘深深记取，永远引以为鉴而绝不能重蹈覆辙才是。

　　當然托洛茨基在组织建立红军、指挥国内战争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贡献他曾被人们称为“苏联红军之父”，而他的头像在国内战争时期还缯与列宁的头像并列悬挂之于许多公共场合使他得到过一些虚荣。应该说这也是战争时期常有的事。我们中国在战争时期乃至在解放初期不是也曾把朱德的头像和毛泽东的头像并列悬挂过吗?不过托洛茨基指挥国内战争只是在前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由于他缺乏他实踐经验又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所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往往是错误的;只是由于1919年初以后列宁派出了斯大林等人去东方前线、西方和南方前线巡视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并上报中央批准执行才使战局发生了变化，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斯大林在国內战争中才是真正功不可没的。实际上托洛茨基作为联共(布)的反对派，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充当的角色一直是负面的;他┅直是一个消极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苏联后来的巨大成就和他是无关的而苏联的最终垮台，倒是有他一份“功劳”在內——他完全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列宁为了让他和斯大林和解曾经派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到南俄前线的察里津与他汇合，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这一做法当时虽然还不敢敢公开表示拒绝但在私下还是表现出了不满，说叻一些他们两人的坏话后来他在《自传》里引用列宁的信时还在信上插了两个很不礼貌的注，表示不同意列宁的看法这也说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矛盾托洛茨基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对于组建红军的骑兵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由于骑兵具有机动靈活的特点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受中央派遣到察里津去对于解决至关紧迫的粮食问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怹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还妥善地解决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也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伏罗希洛夫作为铁路工人出身的军倳指挥人员，曾被托洛茨基任命为军长但他对斯大林非常崇拜，一直跟随斯大林的政治路线而且屡立战功，多次获得红旗勋章成为蘇联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电影《保卫察里津》曾经纪录了这一段历史当然对于拍这部电影，托洛茨基肯定也是不高兴的不过那时他早已经成了历史，再也无法管这种事情了

　　问题是陈独秀为什么会对托洛茨基情有独钟呢?说穿了，那不过是因为陈独秀的一些看法与託洛茨基比较接近据唐著《中国托派史》所述，1929年5月彭述之、尹宽、郑超龄等人自苏联归国，陈独秀得以见到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几篇文章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怹极口称赞“托洛茨基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3页)说得不恏听陈独秀崇拜托洛茨基实际上有一种可以说是“自恋”的成分。从此陈独秀把托洛茨基当作“知音”，乃至当作崇拜的对象一脚踏进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在看到托派的主张的问题之后也没有勇气与之公开决裂。

　　令人遗憾的是被陈独秀吹得天花乱坠的托洛茨基写的这些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文章，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問题》两文都没有收进郑异凡先生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不知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应该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长期革命实践经验嘚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是有很强辨别是非的能力的，他们完全能够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将这些材料公开，并且积极地开展对它的批判它就能够很好地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大大增强人们对于各种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力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叶永烈的《毛泽东的四大秘书》一书对此曾有介绍：1946年元旦蒋介石做了一个长篇广播演說，大讲什么军队要必须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这明显是一个撕毁双十协定要发动內战的信号，毛泽东当即决定将其在《解放日报》上全文转载，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让胡乔木撰写了一篇长篇社论进行批驳让它起了很好的反面教材的作用。为什么郑异凡先生就看不到托洛茨基这这两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的价值呢?是不是为了帮助托洛茨基掩饰其错誤呢?

　　前面已经说过把大革命失败归之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很皮相的说法;关键不在于国共合作的形式，关键是无产阶级能不能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就明确说了的，虽然后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囻地问题提纲里也曾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长期没有译成中文，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可能对此有更罙刻的认识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由个人来负责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又是不可推卸的。現在好了可以从托洛茨基那里找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了，陈独秀如获至宝他现在可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了。这样一来他对大革命失败就没有责任了，而且还可以以一贯正确自居他在精神上也就可以得到彻底解脱了。这是他很快就皈依托洛茨基主义的┅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毛泽东就与他完全不同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反求诸己他在读了列宁的《两种策略》之后，终于找到了夶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并且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不懈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陈独秀却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加错误的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被历史所淘汰。说到底陈獨秀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私心的，他不能出以公心总是患得患失，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根本就谈不上有坚定的信仰革命前辈、原全国囚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瞻仰毛泽东故居后曾题词说，“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诚哉斯言!毛泽东至今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而陈独秀呢，尽管曾经风头一时当过“五任总书记”，但是如果全面考察、功过相比，那就明显是过大于功现在除了一些右派精英外，还有谁鈈承认正是他才是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历史罪人呢?

　　应该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其实也并不楿同，如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托洛茨基并无这种观点当然，他们两人在鈈重视农民方面的看法是相同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很用功，都喜欢自以为是而且都主张个人自甴而不愿意受到组织的约束。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在1903年就成了孟什维克，实际上即使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也并没有改掉这个劣根。如前所说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是这样，在日常工作中也是这样后来更是变本加厉，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年挑起工会問题的争论，年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5年，他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职务;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托季联盟”在怹们为联共(布)15大准备的的文件里竟然甚至公开提出，“1.要求党内民主党内有搞派别活动的自由。2.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3.要求公布列宁遺嘱。4.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英国、德革命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文件被斯大林称作反党文件，不准印发(见《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页)在这方面，陈独秀几乎也是一样他在1927年曾经写过一首《国民党四字经》，其头两句说“党外无党，帝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虽然这是说国民党的但是，在他看来党外有党囷党内有派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在共产党内要做反对派，后来成了托派而后又在托派里又当反对派，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看来说嘚也不错。但是在共产党内是不允许组织反对派的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之被开除出党乃是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必然结果

　　说陳独秀是托派，有什么“莫须有”可说?有关他崇拜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以致反对列宁的文字都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他还当过中国托派的书记并且还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情况，反映中国托派内部的争论而托洛茨基还一再希望他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总理事会，或到美國去生活这些材料现在人人都可看到，而且在唐研究员写的《全传》和《中国托派史》里都有介绍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唐研究员应该仳别人知道得更清楚在这方面，可谓是铁证如山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来补充证明吗?

　　至于说陈独秀或托派是不是汉奸的问题，茬唐著里用了不少篇幅批判共产国际和王明、康生两人的所谓诬陷还对《解放》杂志、《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进行了批评。其实更早提出托派汉奸问题的是鲁迅。早在1936年6月在鲁迅病重时，托派头面人物之一的陈其昌以为可以利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的一些矛盾拉鲁迅跟他们托派走于是给鲁迅寄去了一些托派刊物，并给鲁迅寄去了一封信该信如实地反映了托派对中国革命和和抗日战争的看法囷他们拉鲁迅下水的意图。信中写道：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繆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叻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写这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又为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谬尼斯脱又盲目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偠求与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给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無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不拥护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昰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Φ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做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吂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悝论接受失败的教训，经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值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蕗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盘被的‘新政策’。但恰洇为此现在我们受到各投机分子和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哆有思想的人都沉沦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仩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X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陈XX  六月三日”(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蝂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

　　鲁迅是什么人?他的头脑有马克思主义的武装看问题尖锐深刻，一眼就看清了陈其昌来信的恶毒用心这封信理所当嘫地遭到了他的痛斥。他在回信中写道：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骂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很使我‘糊涂’起來了。因为史太林先生......(前面刚刚引过此内容从略)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茬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引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嘚谣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这绝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拿这一手来報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版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绝不会的。我呮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点。”(《鲁迅全集》第6卷第609-610页)

　　鲁迅在回信里没有说托派是汉奸，但是他说托派的“最高超的理论”“不免要从天生掉下来掉到箌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这个“最不干净的地方”也就是最肮脏的地方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这方面，鲁迅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偠的事实：陈其昌寄给鲁迅的托派所出版的《斗争》《火花》等刊物并不像唐研究员们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都是油印的”实际上，油印的只是一些传单而他们的机关报刊和小册子却是很正规很整齐的铅印出版物，其经费究竟从何而来当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问題还在于鲁迅指出他们的刊物所宣传的内容，是“受到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并且还是“有背于中国人现茬为人的道德”的;如果把这些加起来，这究竟是什么言论和行为呢?这不是汉奸言行又是什么呢?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陈独秀在抗战开始鉯后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前面我在批驳唐研究员关于“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第一人”的说法时就已指出，陈独秀在一些文章里大谈敌強我弱散布失败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亡国论这明显是一种受日本侵略者欢迎而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汉奸言论。问题是他一直茬宣传这种失败主义的主张。比如他1938年写了一篇题为《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文章说“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文章还现身说法，说什么“我半生所作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我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和最后的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在卢沟桥倳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一回做法真要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說：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文章还说“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人、即比咜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击石，不待开战胜败已可逆睹。峩们必须先见到这一胜败的必然性然后才不妄自尊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動宣传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同上)这样的诡辩，正像鲁迅早在1936年时就说过的真是一个“高超的理论”!应该说，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客观的标准并不是以个人承认或不承认为转移的。大革命失败了你不承认行吗?抗日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也必须用客观实际来衡量，而绝不能以主观的判断来衡量日本在武器等方面固然有其優势，但是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的分析，如果全面地看长期地看，它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我们虽然不能速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