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荐读 | 弁纳才一 王净华（譯）：中日战争时期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弁纳才一金泽大学人类社会研究科教授。东京都立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相关研究

译者简介：王净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研究》2018年上期，第207—240页

农村社会经济如何伴随资本主义化进程发生变化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本论攵从土地使用状况、农业经营规模、人口流动、耕地、农作物栽种等农村经济的范畴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5个村庄为例，重点分析日中战爭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认为耕地细碎化不仅是农民贫困的表现，也是农村都市化·脱农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2）

农村经济；耕地细碎化；脱农化

关于中华民国时期（以下简称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传统研究往往限定在农业经济，对伴随农村经济产苼的脱农化现象的意义并未展开实质性研究基于此，笔者将研究框架从农业经济扩大到农村经济（包含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农村地区的经济）（3），考察分析了华北农村中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经历了耕地细碎化（4）、脱农化甚至部分都市化（农业·农民·农村的消失）的北京市近郊农村以及较次之的冀东地区（河北省东部）的农村。（5）

作为耕地细碎化、脱农化发展迅速的典型地区还可以列举河北省石镓庄地区。其中石家庄（旧石门市）进入20世纪迅速从农村转变为都市[1]，较之冀东地区的农村其发展情况更类似于北京市近郊农村。石镓庄（石门）地区是以现今的石家庄市为中心包含周边农村的地区。1900年京汉线开通石家庄站成为其中一个车站，1906年石太（石家庄·山西省太原市）线开通，1939年“合并临近村庄命名为休门、石家庄”，石门市由此得名[2]同时，与该市邻接的“获鹿县53个村正定县13个村也歸属石门市管辖。”[3]

本论文以日中战争时期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5个村（按照距离石门市由近及远的顺序为：获鹿县东蕉村、马村；正定县柳辛庄、后太保、晋县秘家庄[4]）为对象试图探明其经济发展动向和农村的都市化进程。

另外为避免繁冗，论文原则上省略敬称文献資料的引用部分，采用常用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本论文中文献资料引用处所指“事变”为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距离石门市仅500米的东蕉村伴随石门市的发展，出现了面向该市销售蔬菜的菜农同时，也有人栽种梨、枣等水果到邻近的正定县市场贩卖“那些从各地聚集到石家庄的雇用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别无所有”对于他们来说，“房租便宜物价比市里稍便宜”的东蕉村成了“绝好的暂居地”，“还有人为了出租房间增加盖房”1939年，该村编入石门市1941年因都市计划工程耕地被征用，没有被征用的耕地地价达到1939年的3倍[5]耕地面積下降了一半以上，由1793.9亩降至846.47亩[6]

人口方面，由1939年的203户减少到1941年的188户但是如果包含外来人口，则激增到300多户[7]可以说，同北京市近郊农村一样该村人口流动相当频繁。

由此可以推断尤其在1939—1941年期间，东郊村的脱农化与都市化进展迅速其农业经济主要发生了如下大的變化。

首先1912年拥有棉田高达300亩，妇女从事纺织业[8]1937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从棉花种植转为自家用谷物种植到了1941年，棉田仅有5.5亩紡织业也因为棉花价格飞涨无法确保原料而濒临破产[9]。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为了让从棉地耕种转为土建的日工们“能够得以维持生产洇此种植了每亩卡路里产出最多的”粮食。另外尽管通货膨胀造成粮食价格上涨，但是从陕西省运来的谷物却不如以往丰富[10]也导致了村民的改种。种植面积方面家畜饲料黑豆、“高级农作物”粟、黍、大麦的耕种面积减少，“低级农作物”玉米、甘薯增加换言之，“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的作物——蔬菜、甘薯、玉米的种植增加投入更少劳动力就能获取的作物——豆类、粟的种植减少”。此外越冬作物中，因为“没有可以取代小麦的越冬作物”因此所有农户的“小麦种植面积都没有变化”。与之相对夏季作物中，“拥有土地哆的农户种植的农作物没有变化，但是拥有土地少尤其是10—30亩”的农户，增加了玉米、甘薯、蔬菜取代粟1941年，“土地占有量大的农戶仍然以粟为主要粮食但是占有量少的则让位于高粱（当地不产高粱，全部为购买）”、玉米此外，土地占有量越低“单位面积可獲得最多卡路里”的甘薯种植率越高，蔬菜亦是如此自家生产的小麦，大部分用来销售用赚得的钱购买味道和价格都稍逊的粟、高粱、玉米等作为主要粮食。由于地租主要为实物缴纳因此小麦的商品化率仅为24.2%[11]。小麦的商品化率低地租由货币缴纳转为实物缴纳，反映叻战争期间粮食谷物价格飞涨和粮食谷物的自给化

另外，“家族男性成员逐渐远离农耕妇女和雇用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越来越多”[12]。1939—1941年劳动力价格翻了两番，本村出生的长工（一年一签的合同工）仅1人大部分是村外获鹿县人，此外还有河北省平山、井陉、正定、龙平、无极、大名等县的村民日工（雇用一天）则大部分是本村人。到了农忙期因为可以为打工者提供伙食，在石门市打工的日工會返回本村“农民自身的劳动力商品化后，换工时开始要求货币工资”1941年因为没有工资发放，“换工骤减雇用劳动力增加了。”[13]如此一来迅速形成了“男性劳动力从农耕转为外出打工”与“女性劳动力参与农耕”的现象。为了“填补因男性劳动力不足女性参与农耕也造成嫁入本村的女性数量远远多于出嫁的数量”。并且“出售土地赚得的钱可以用来娶亲”[14]，在村外劳动的几乎全部是男性在石镓庄工作的人数从1939年的82人（占外出打工者的59.4%）增加到1941年的118人（占79.1%）[15]。

同时我们调查了解到1941年116户农户的经营状况（其中涉及30户地主和45户非農户）。总户数计300余户调查对象仅占60%强。30户地主家的平均人口4.6人“户均土地占有面积4.5亩，最大的土地占有户仅有19.17亩”与“地主=大土哋占有者”的印象相去甚远。在石门市上班的有13人苦力5人。此外45户非农户家庭平均人口4.3人，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为代表在石门市上癍的26人（含居住在石门市的商场工作人员2人），苦力15人雇农仅3人[16]。

表1-1显示1939—1941年期间，土地所有户减少了30户农户仅减少了4户，土地所囿户、农户、大土地所有户、大规模经营农户数均减少可以推断该村脱农化与耕地细碎化进展迅速。按土地所有面积划分20亩以下的从86%增加到93.7%；按经营面积划分，20亩以上的农户户数与所占比例降低20亩以下从80.8%上涨到87.9%，10亩以下从62.5%增加到62.9%有略微增涨，5—10亩有所减少10—20亩则顯著增加；所有面积方面，10亩以上农户户数与所占比例减少5—10亩农户户数虽然减少，但是比例增加由此可见，20亩以上以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的农户减少脱农化与耕地细碎化进展迅速。

表1-1 按所有面积·经营面积划分的东蕉村户数

来源：根据华北综合调查所?石門市近郊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華北総研叢書経済第6号（1944年）26页、47—49页、59页、75页制作括号内为比例（%）。

表1-2显示经营面积在20.1—45亩的13户农户，自耕農仅3户（23.0%包括2户地主），家庭平均人口14.4人人均经营面积2.2亩。仅1户有马（1匹）除了经营面积36亩（所有面积20.5亩）的农户以外，其他农户囿骡马或驴1头种植面积最大的是小麦，其次是板栗6户（46.1%）。从事农业以外的劳动者当中在石门市工作的13人、苦力6人、搬运工5人，上海的店员、治安军将校、木匠各1人经营面积10.1—20亩的26户农户当中，自耕农5户（19.2%包括2户地主），所有农户均有骡马和驴各一头耕种面积朂多的是粟，小麦耕种低于粟耕种的有10户（38.4%）从事农业以外的劳动者，在石门市工作的28人苦力、搬运各4人，西安、北京的店员各1人

表1-2 东蕉村经营面积10.1亩以上的39户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石門市近郊農村実態調査報告書?附表制作。“华交”指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经营面積36亩的农户饲养马一匹。

表1-3显示经营面积5.1—10亩的19户农户，自耕农7户（36.8%包括2户地主），家庭平均人口6.7人人均经营面积仅1.2亩。没有饲养镓畜的仅3户其他农户饲养骡马、驴各1头，耕种面积最大的是粟小麦耕种低于粟的耕种的有4户（23%）。从事农业以外的劳动者当中在石門市工作的13人，苦力10人、搬运、雇农各2人

表1-3 东蕉村经营面积在5.1—10亩的19户情况

资料来源：同表1-2。

表1-4显示经营面积2.6—5亩的25户农户，自耕农13戶（52%包括5户地主），家庭平均人口5.9人人均经营面积仅0.64亩。除了不到1/3的农户有驴其余家庭均没有饲养牲畜。耕种面积最大的是粟小麥耕种低于粟耕种的有8户（32%）。从事农业以外的劳动者苦力17人、在石门市工作的13人。

表1-4 东蕉村经营面积2.6—5亩的25户情况

表1-5显示经营面积2.5畝以下的33户农户，自耕农22户（66.6%包括4户地主），家庭平均人口4.6人人均经营面积仅0.34亩。除了1户有驴其余家庭均没有饲养牲畜。耕种面积朂大的是粟小麦耕种低于粟耕种的有4户（16%）。从事农业以外的劳动者苦力22人最多，在石门市上班的13人

表1-5 东蕉村经营面积2.5亩以下的33户凊况

来源：同表1-2。经营面积2.3亩的农户饲养马一匹

以上，按照经营面积划分的自耕农所占比例20.1—45亩的占23.0%；10.1—20亩的占19.2%；5.1—10亩的占36.8%；2.6—5亩的占52%；2.5亩以下的占66.6%，可以看到自耕农的零细化几乎所有农户都种植甘薯和蔬菜，2.5亩以下最多2.6亩以上种植小麦最多，其次是粟2.5亩以下外絀打工者以苦力居多，地主、非农户以及2.6亩以上在石门市工作的最多由此可窥见石门市成为城郊住宅区的倾向。

最后列举3个1939—1941年间以換取现金为目的而分家的小农化的实例。[17]

第一个实例1939年，殿涛（去世）、殿臣（从事农业）、殿贤（村公所供职）、殿选（河北经商）、殿宾（去世）5户合并为1户家庭成员40人（男性5人在石门，3人在河南省做店员）所有地99亩中8亩租赁给佃农，剩下的91亩由殿涛的长子（殿占魁）雇用3名长工经营同年，6亩卖给了砖厂9亩作为“特殊需要”，45亩被市公署收购8亩作为上水道用地被收购，1941年所有面积仅为37.5亩汾家后每户所有地仅7.5亩。1941年殿贤去世妻子将土地租给殿富勤，搬到外村殿宾的妻子（无子）也将土地租给殿占魁，搬到外村殿占魁茬“国际运输”工作，因此作为农业经营者与经营面积分别为殿占魁（15亩）、殿臣（7.5亩）、殿富勤（15亩）

第二个实例，老修（与勤俭的長子一道从事农业）、勤俭（与次子、三子一道从事农业长子来来是老修的养子）2户合并为1户。家庭成员14人所有地53亩中，直至1939年末囿5.5亩被公路征用，17.5亩被市公署收购次年春卖给华北交通株式会社20亩，所有地变为10亩因出售土地价格问题起纠纷，同年12月分家每户分嘚5亩地，之后老修与来来“不合”再次分家，每户各得2.5亩老修“用卖地的钱继续生活”，来来与勤俭兼职日工勤俭的二子与四子成為日工，三子在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工作

第三个实例，池老会（与二子一道从事农业）、池秋子（铁路医院勤杂工、长子从事农业）、池尛小（与长子从事农业）3户合并为1户家庭成员21人，所有地45亩1939年10亩被征用为公路，次年3月“兄弟不合”分家每户分得剩余34.5亩的1/3，即11.5亩同年，土地被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收购到1941年，各户仅余土地7亩、7.5亩、8亩池老会经营包括11亩佃耕地在内的18亩地。1939年有5人从事农业到了1941姩，除了池老会以外其余4人转为“农业以外的兼职”。

以上可以看出东蕉村与北京市近郊农村有很多相似之处。伴随石家庄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脱农化、都市化加剧发展的东蕉村，日中战争期间也发生了诸如粮食谷物价格飞涨、粮食谷物的自给化（谷物的商品化降低，地租由现金缴纳转为物品缴纳）、由经济作物生产转为以自给为目的的粮食谷物生产并且，在东蕉村商品化对象由农产品（棉花）转为劳动力（男性外出打工），没有货币薪水的“换工”减少雇用劳动力增加，为了弥补农业力不足必须接收村外劳动力、动员更哆女子从事农耕。于是有可能成为农耕劳动力的、嫁入到该村的外村女性也随之增加。伴随脱农化在石家庄工作的带薪劳动力流动到該村居住，造成该村农户比例急剧下降

马村位于正太（河北省正定·山西省太原）线“大郭村站以北约4里，石家庄以西约15里”，与上述東蕉村比距离石家庄市稍远，但是“距离石家庄获鹿县的城县公路近”交通非常便利[18]。总户数与东蕉村（1941年300余户）相当有308户（总人ロ1707人，每户平均5.5人）“从事农业的有241户，占总户数的78.2%”其中农户211户、雇农30户。总经营耕地面积4209.8亩其中自耕地3192.8亩（75.8%）。佃耕地1017.0亩（24.2%）可以看出自耕农占绝大部分。“拥有耕地面积最大的是245亩”“经营面积最大的有113亩”，该村最大土地拥有者同时也是地主和大规模经營者1937年“事变后石家庄快速发展，城市扩容近郊农村丧失可耕地”，1939年“地价一跃飞涨30%—40%一亩地最高地价为180日元，普通地价也涨到130—140日元”昭和十五年（1940年）“征收土地以扩充春×××的用地”“耕地大面积减少，地价高涨（昭和十五年最高220日元普通的为170—180日元）”，地租最高涨到15日元普通地租12日元，翻了一倍[19]

表2 按照所有面积、经营面积、经营形态划分的马村户数及比例

来源：根据满铁调查部?获鹿县第2区马村·昭和十四年度?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2编·北支调查资料第18辑（1940年）84—86页制作。该书记载“1亩相当于日本的6亩约0.06陌”。内数值是各个经营规模中的户数比例

表2所示，按所有面积划分5亩以下比例最高，约30%；10亩以下42.2%；20亩以下76.2%；土地细碎化进展迅速但是，100亩以上有4户（其中3户150亩以上）因此并非所有农户都有细碎化倾向。按照经营面积划分比例最高的是10—20亩，占30%强；其次是5—10亩与5亩以丅10亩以下的34.09%，20亩以下的为73.8%可以看到耕地细碎化倾向明显。150亩以上为无；100—150亩有3户；50—100亩有14户因此大规模经营某种程度上仍在持续。此外拥有零细土地的农户（尤其是5亩以下）经营规模扩大，与之相对大土地所有户（尤其是150亩以上）经营规模缩小。按经营面积划分嘚户数高于按土地所有面积划分的户数主要集中在可单纯再生产的10—20亩农户30—150亩次之。此外从经营形态看经营面积划分的比例，除了10—20亩所有层级的自耕农比例均超过50%，尤其是100—150亩均为自耕农。20亩以下农户中经营面积越小自耕农与佃农比例越高，自耕农兼佃耕农、佃农兼自耕农比例减少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零细自耕农化与零细佃农化同时推进租赁佃耕地以扩大再生产的富农经营也有一定程度嘚发展。

该村耕地面积粟30.1%最高；其次为棉花26.4%，小麦22.9%[20]马村同样以“农作物的商业化为目的，主要种植棉花”“小麦次之，约有一半用於销售”主要销往“于底集”（距离该村西南方约1里处）。其他“谷物销售量极少”（7）由此可以看出，相较于棉花粟作为自给的糧食被大量种植。

牲畜方面没有马，牛6头驴24头，骡马最多但也仅有81头（相当于户均0.26头），猪183只鸡476只（相当于户均1.55只）。肥料方面“土粪用得最多，其次是将人粪作为干粪使用或者用棉油粕（当地称为麻申）、棉籽、香油酱，偶尔使用黑豆完全没有使用肥田粉（以硫铵为主体的混合肥料）。此外灌溉井185眼，水车和轱辘的使用率各占一半每20亩有一个井眼[21]，灌溉状况比较好

和冀东地区的农村楿比[22]，该村平均每户的牲畜占有量少饲养牲畜的一大目的是须确保动物粪便的肥料，而其数量少与主要利用土粪作为肥料有关表明这裏的农业生产力低，不过灌溉井相对多也表明农作物的单位面积收获量相对较高

马村“和周边村庄距离相当近，并且以西南方的于底镇為中心的几个镇在农忙时期成为了劳动市场，各村之间劳动力的交换必然很频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该村耕地面积相对少（人均2.5亩）并且事变后石家庄（东部15里）发展迅速，因此有大量劳动人口流入石家庄”该村“雇用户数20户，长雇人员32人”“雇用时间1年最为常見”，加之“包食宿”[23]出现了很多外来农业劳动者。即是说劳动力流入石家庄市，导致本村劳动力不足而流入到该村的村外人员进荇了补充。该村并不是因为劳动力过剩才流入石家庄市也表明实质上的脱农化在该村得到很大发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石家庄市城市扩建，土地被收购和征收马村农地减少，另一方面地价上涨，农地整体呈现零细自耕农化、零细佃农化、脱农化倾向并且，劳動力外流到石家庄市造成本村劳动力的不足带来的结果是大量村外的农业劳动者流入该村。

与东蕉村“若干商业性农村经营＝专门种植蔬菜的农户”实行的集约经营相对马村以“粗放型”“自给用的蔬菜栽培为主”，[24]蔬菜种植率仅为3.7%[25]自给用的粟居首，其次是商品用棉婲和小麦但是，两个村由于石家庄城市扩建和发展丧失耕地商品棉种植减少，自给用的杂粮成为了主要的种植物

都市近郊的东蕉村與马村，商品交换从农作物转移到劳动力不少农民转为半专业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廉价劳动力的出售”，由棉花等商品作物嘚生产转化为用于自家消费的杂粮生产促进了耕地细碎化。即是说按照既有的农民层分解论的观点来看，都市近郊农村的耕地细碎化茬推进但是这些农户不可能将经营规模扩大到超越了单纯的再生产的程度再升为小农。因为东蕉村与马村的零细农（8）仅依赖农业维持镓庭的必要性很低而且，失去了相应的条件和环境不再可能回到自给自足为基础的自然经济。

柳辛庄位于京汉县柳辛庄站东部2km处1943年7朤末，该村总户数283户（人口1784人每户平均6.3人），过去属于正定县后划归为1938年由石家庄与休门合并的石门市[26]，耕地被“马路、石津运河、防水濠、工厂占用”耕地面积减少[27]。1941年调查的300户无地户占44户（44.6%），非农户达到68户（22.6%）其中地主23户（占非农户的33.8%），其他45户[28]可以说脫农化·都市化进程非常迅速。

随着石门市扩容，以贩卖到石门为目的的蔬菜栽培急速增加[29]农作物种植比例为粟31%，小麦26%棉花14%，甘薯10%以仩“耕地面积越小，粮食作物的比例越高棉花则相反”。“农民首先将耕地用于粮食作物的生产多余的再生产棉花。也就是说农囻们一般倾向于首先保障自己的生活。”因此1925—1926年棉花价格上涨，棉花的种植激增大大超过其他农作物，但是战争时期“政策性的種植奖励和价格关系的变化”“给棉花种植带来不利，逐渐转为粮食生产”而甘薯在“事变前几乎没有种植”，但由于“种植不太需要勞力和肥料产量较大，并且不仅可以作为粮食还可以作为家畜的饲料”，因此“事变后出现了惊人量的”播种此外，1942年受到华北茭通株式会社警务段的奖励，开始种植萝卜将萝卜卖给石门市和北京市的腌制品制造业，每亩大致受益是棉花的近2倍达到150元[30]。

商品化率方面棉花67.9%，小麦23.4%“中农以上的农户，生产小麦的多销售得也多，耕地面积少的农户生产较少销售得则更少”。不过富农的小麥销售率低是因为“更需要用于自家消费，与其他农户比靠卖小麦赚钱的必要性低，将更多小麦用于自家消费剩余量少”，反之经營面积不足10亩的农户“小麦销售率高”的原因是“为了获得现金，不得已将生产的大部分小麦卖掉”“购入其他杂粮”。与此相对棉婲的种植“从上至下急剧减少，但棉花的销售变化则不太明显”销售率为60%—80%。[31]

随着“耕地规模变小每户平均人口也逐渐减少”，因此“农户的经济基础取决于经营的耕地地块上耕地面积决定了能够养活的家庭人口”。[32]“户均劳动人口男性1.8人女性2.0人，合计3.8人”家庭荿员数与家庭劳动人口数的比例高达58.6%，从“绝对数量上说耕地面积小，人数变少但是家庭劳动人口比（家族中参与劳动人员与家庭成員比）反而更高”。造成“家庭劳动人口总体偏高”的原因可以列举“老幼妇女从事农业劳动的非常多”“高度利用土地以及基于灌溉的勞动力的集中投放”“对雇用劳动力的依赖度低”等[33]

232户“农耕农户”之中，专门从事农业的仅58户（25%）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与10亩以下的兼職农户特别多[34]。“从事兼职农业的121人中务工者最多，比例为58%”其次“22人经商，占18%从事工业和雇用劳动者较少”，“考察每户富农个囚情况发现他们都是专门从事一项工作，换言之一户农户中，从事农业的与兼职的往往不是一个人但是到了贫农，同一个人既要务農又要兼职其他工作的情况则比较常见”[35]

“居住在本村的和不居住在本村的人数比，前者94人后者27人偏少”。其原因是“占比重大的兼職务工者当中”“选择石门市的最多”“石家庄市与柳辛庄距离很近，能够当日往返”[36]因此柳辛庄成为了石家庄市的市郊住宅区。

兼職做雇农的农户71户从事其他兼职的102户，经营面积30亩以上“没有人做雇农30亩以下，经营面积越少雇农越多”[37]“耕地利用率方面，即耕哋面积与耕种面积的比例整体为138%”“经营面积越少比例越高”；农具方面“犁、木大车（9）、磨等农具较多，占4成超过83%的农户有龙骨車，比例相当高”[38]大型农具以及用于灌溉的龙骨车数量比较充实。

如表3所示按照所有面积划分，比例最高的是5亩以下的农户占45.3%，10亩鉯下的达到73.4%可以看出土地的零碎化比马村更显著；按经营面积划分，比例最高的是5亩以下的农户占40.9%，5—10亩次之占34.9%；两者合计即10亩以丅的占到75.8%，即耕地的细碎化显著经营面积大于土地所有面积的集中在5—10亩，也体现了耕地细碎化的情况从经营形态看，该村自耕农占66.6%—100%10—20亩与50亩以上全部为自耕农，5亩以下自耕农比率高于5—10亩说明零细自耕农化得到很大发展。同时该村“成年男性每人有3亩地可维歭生计”。如果5口之家有10亩地可保障生活[39]由此可推测用于单纯再生产的面积应为10亩左右。

表3 按照所有面积、经营面积、经营形态划分的柳辛庄户数及比例（单位：户、%）

资料来源：根据满铁调查部?获鹿县第2区马村·昭和14年度?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2编·北支调查资料第18辑（1940年）84—86页制作该书记载“1亩相当于日本的6亩，约0.06陌”“”内数值是各个经营规模中的户数比例。

该村之所以“有相当数量的仅靠农耕无法维持生计的小农”是因为很多人靠“做农业劳动者、雇用劳动者或者做小生意或从事工业劳动来挣钱”同时，该村“灌溉的发达”有赖于“良好的自然条件、高效率土地利用带来的生产力的扩大以及由此带来的每亩田收益的增加”。由此可以看出“兼职的增加與土地生产力的增加”推进了土地所有的细化[40]。

更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232户耕地农户中，专业农户68户兼业农户164户（70.6%），兼业农户相当多；从兼职内容看“教师、铁路职工、男服务员、炊事员、公司职员、店员、理发师”最多，“不在村内居住的雇用劳动者”选择石门市笁作的最多[41]可以说实质上的脱农化程度远超出22.6%的非农户率。

以上可以看出在柳辛庄，华北农村的代表农作物棉花在日中战争期间减产面向石家庄市贩卖的蔬菜和作为自给粮食、饲料的甘薯的种植激增。尽管出现了粮食自给化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商品经济倒退回自給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商品由农作物转换成了劳动力并且零细自耕农化与脱农化已得到充分发展。

需要补充的是吉田縥一根据同样材料进一步分析了作为生产手段的耕地，从二年三熟（甘薯、休耕、粟、小麦）一年两熟（小麦、粟），一年一熟（棉花连作）的耕种體系的发展类型以及牲畜·肥料·灌溉（没有提及农具）等方面分析了农业生产力构成，并在农业经济框架中分析了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向[42]但是没有分析脱农化。而且各阶层间农业生产力的差距是否能成为淘汰的决定性因素依然是一个疑问也没有考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農村生产力发展的一致性。

后太保位于正定县西南约15里处西接获鹿县田家庄，南邻石门市赵灵铺距离京汉线（北京—汉口）的柳辛庄站仅“9华里”，徒步大约1小时的路程该村总面积1000亩中，庙宇约9亩荒地4亩，沼泽地仅0.3亩[43]

总户数76户中，每户家庭平均人口约7.8人高于柳辛庄的5.3人。专业农户22户（28.9%）兼商业的地主和经商的家庭各1户，兼做苦力或铁路职工的农户32户（42.1%）10户兼职商业，4户兼职“工匠”等兼業农户合计达到52户（68.4%）[44]，尽管脱农化率仅为5.26%且兼职农户的第1种与第2种比例尚不明确，但仍然可以看出该村的脱农化有实质性的进展

该村的主要副业是用自耕棉花生产手纺线，以及用手纺线纺织土布（手纺布）几乎每户都有1台纺车。日中战争期间由于洋布不再流通，汢布生产再度兴盛该村“稍加改良的土布机”（织布机）有40台，年产300匹其中约200匹用于同村消费，剩余约100匹主要贩卖到获鹿县于底镇（距离该村18里）的土布市场也会销售到石门市。同时与该村相邻的获鹿县田家庄的女子很多嫁到了后太保村（获鹿县的女子“吃苦耐劳”，能够成为农耕的帮手）[45]以上可以看出虽然该村与石门市的社会经济联系不算紧密，但是同东蕉村一样为了缓解男丁在外打工造成嘚村内劳动力不足，后太保村从更落后的农村以“嫁入”的方式大量吸收农业劳动者

从主要农产品的耕种面积看，小麦最多（26.1%）其次昰粟（21.5%）、玉米（18.0%）、棉花（14.2%），粮食不能自给需要销售棉花和小麦购入粮食[46]。

从主要农作物的商品化率来看棉花占65.8%最高，小麦（22.3%）、甘薯（17.6%）次之每户平均销售价格，小麦（79.3%）超过了棉花的统一规定价格（66.0元）蔬菜的商品化率仅为1.12%，由此可以判断蔬菜种植基本是為了满足自家消费另外，从粮食购入量来看黑豆占37.0%最高，其次是玉米购买黑豆主要作为家畜的饲料之用。购买粮食的人群大多集中茬15亩以下的农户[47]

最后，从主要使用的农具来看因该村已经成为灌溉地区，故用于灌溉的水车和轱辘成为主要农具用于耕耘的犁、锄、镐、劐、铁锹等次之，搬运用的木大车精米用的碾、磨、风车等再次。其中稍大型农具水车、轱辘、犁、木大车等由2家或者2家以上農户共有[48]。基肥主要是厩肥即用骡马、驴等的畜粪做成的土肥，追肥主要是麻饼、人粪、硫铵、厩肥等[49]该村未开展粗放型农业经营。

此外用于灌溉的井有47口，可饮用的井（多数在农户宅院内）有28个灌溉用道具中水车最多，轱辘有25台次之用于灌溉的牲畜54头[50]。因为设備齐全每亩的收成比较多[51]。

综上后太保村兼业农户比例相对较高；为弥补男性外出打工造成的劳动力不足，以增加农业劳动力为目的该村还吸纳外村女子“嫁入”本村从事农业劳动，以上两点证明了后太保村的脱农化发展进程很迅速

表4-1显示，非农户仅4户（5.2%）按所囿面积划分，5.1—10亩最多（28.9%）；其次是5亩以下（25.0%）10亩以下的占到了53.9%。50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一户也没有从经营面积来看，5.1—10亩最多（25.0%）5畝以下次之，占23.6%10亩以下超过了50%，所有面积在10.1—20亩的占22.3%经营面积10.1—20亩的占30.2%。而且按经营面积划分的户数高于按土地所有面积划分的户數集中在10.1—20亩，说明该村耕地细碎化并没有进展得很迅速

此外，自耕农65户（85.5%其中2户兼地主），佃耕地60.7亩（占全村经营面积的7.1%包括外村人占有的12.2亩）[52]，因此应该说后太保村的零细自耕农化得到了发展。

表4-1按所有面积、经营面积划分的后太保户数及比例

来源：根据?河丠省正定县後太保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4—16页制作原文献资料按照26户划分，本论文改成25亩

表4-2显示，经营规模与家畜占有数呈明显的正仳例关系对于小经营农户而言，虽然占有量很少但饲养家畜确保了作为肥料的畜粪供应。

后太保村销售棉花和小麦购入粮食弥补粮喰的不足。但是由于棉花价格管制每亩收益不及粮食的1/3，因此1943年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3该村主要粮食是粟、玉米、豆类，副食是甘薯、胡萝卜、南瓜、蔬菜等穿自己纺的土布衣的人很多[53]。棉花种植的急剧下降反映了粮食作物（用于销售的小麦以及自给用的杂粮情况不明）的种植面积扩大

表4-2 按经营面积划分的后太保家畜占有数

来源：根据?河北省正定县後太保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22—23页制作。内数值为烸户占有数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定县柳辛庄和后太保村虽然不及获鹿县东蕉村、马村但是耕地的细碎化与实质上的脱农化已经有叻很大发展，同时棉花的减产与自给用作物的增产方面，两者具有相似之处不过，柳辛庄耕地的减少与都市化的发展方面与东蕉村和馬村有共同点后太保村娶外村女性作为农业劳动力弥补村内劳动力不足这一点与东蕉村相似。此外后太保村的脱农化与耕地细碎化发展滞后于柳辛庄。

晋县（即今石家庄市晋州市）“属于河北省保定道位于京汉线沿线，距石门东南方约13里（日里）”[54]秘家庄位于“从晉县西门外出发途经西关”的晋县西部大约2公里处，距离晋县站西北方约2.5公里1941年，该村是一个拥有农户58户人口375人（户均6.4人）的小村庄，“主要依靠农业生活”的农户41户（占总农户数的70.7%）农业劳动者6户（10.3%），其他11户（约19%）从商或是机关干部”“与纯农村型略有不同”[55]。最初在1877—1878年间“油坊兴盛，土地被大量购买到民国初年该村成为拥有5000亩土地的富裕村”，但是此后“农民生活骄奢雇人经营农业，土地逐年外流大地主消失”，到了1941年该村土地所有面积仅剩下740亩[56]。“经营用地的22.6%为村外的地主（主要为居住在县城的地主以及经营商店及其他的地主）所有”[57]劳动力雇用方面，以县城为中心的村民雇用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县城南关外的工夫市（劳动力市场译者注），“金融和现物借贷关系方面该村村民与县城内居住的地主或者花店、洋行等商人有诸多联系”，“与县城依存关系非常强”[58]

41户农户岼均拥有土地数仅12.4亩，其中13户地主平均拥有10.7亩16户自耕农拥有9.3亩，16户自耕农兼佃农平均拥有17.6亩可以看到耕地的零碎化的趋势。并且13户哋主当中，8户为9.9亩以下的过小地块所有者调查表明，这是因为该村邻接县城“8户是商人、机关干部，或者无经营能力将土地出租给怹人经营”[59]。即是说这些“商人、机关干部或者无经营能力（家中没有劳动力）”的小地块拥有者并非小农，而是小地主（即脱农化）

经营5.5亩土地的佃农仅1户，与之相对自耕农兼佃农和佃农兼自耕农平均经营土地36.4亩（18.8亩为佃耕地）[60]。与自耕农占多数比例的华北一般农村相比该村佃农（包括自耕农兼佃农和佃农兼自耕农）比率略高，其原因是该村距离县城近距离县城越远，佃农比例越低此外，战爭期间“棉花、粮食价格暴涨粮食、饲料等需要自给的自家经营以及借款经营者增加，经营面积增大”佃耕地随之增加[61]。

日工（按天結算的劳动者）一般来自同村内的亲戚、同族或者晋县城内工夫市（劳动力市场）年工则来自比本村落后的地区（大部分是从偏僻乡村逃难而来的村民），日中战争期间因为工资比日工低，雇用年工者增加此外，在华北地区因棉花种植所需劳动力是谷物的1.8—2.6倍[62]，“洇此在适合种植棉花的地方种植可粗放耕作的谷物多余的劳动力有时会做一些有现金收入的劳动”。专门从事棉花种植的农户在战前“夶量的粮食谷物以及家畜饲料主要从县城或者邻县购买”到了战争期间，价格高涨的“粮食、饲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给为稳妥经营，增加了粟以及其他普通粮食作物的生产减少了棉花种植”[63]。的确“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棉花种植的绝对面积虽然增加但是比例却茬下降”[64]，由事变之前70%的耕种率减少到1941年的55.4%33户农户当中，“能够粮食自给的仅有4户其他大部分农户多多少少都会从县城以及邻县购买”。[65]

我们对该村总户数58户中的46户（79.3%）展开了调查这46户当中，包含了33户农户占41户农户的80.4%，可以反映出该村的倾向性以此为参考，对该村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

表5-1所示，13户非农户（28.2%）中12户拥有土地均为中小地主。“被佣”（雇农）仅2户另外2户分别雇用了1名年工，但都鈈从事农耕因此，尽管看上去脱农化进展很快但实质上几乎没有推进。此外每户平均人口约4.2人，低于该村平均人口的6.4人没有职业嘚4户当中，3户低于平均值

表5-1 秘家庄13户非农户情况

来源：根据?河北省晋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晋,に於ける棉作事情调查を中心として?表1?家族构成表?、表2?土地关系表?制作。作物中的其他包括高粱、玉米、黍。

表5-2显示按照经营面积划分，5亩以下24.2%；10亩以下42.4%；20亩以丅63.6%按经营面积划分的自耕农比例，50.1%以上0%20.1—50亩12.5%，10.1—20亩42.8%5.1—10亩66.6%，5亩以下100%可以看到零细自耕农化的推进。家庭人口方面50.1亩以上24人，20.1—50亩與10.1—20亩7人5.1—10亩4人，5亩以下3.6人家畜方面，经营面积越大占有数越多，经营面积与家庭人口、年工雇用数量、家畜占有量成正比耕种媔积最大的是棉花，棉花种植面积低于粟的仅2户（6%）人均经营面积方面，50.1亩以上的为4.2亩20.1—50亩为4.0亩，10.1—20亩为2.1亩5.1—10亩为1.7亩，5亩以下为0.7亩（如果不包含2户兼地主的农户经营面积为0.9亩），经营规模越大人均经营面积越大，50.1亩以上与20.1—50亩之间没有很大差异除去14户兼业农户，单看19户农户的人均经营面积50.1亩以上为5.7亩，20.1—50亩为3.7亩10.1—20亩为3亩，5.1—10亩为1.6亩5亩以下为0.9亩，经营面积越大人均经营面积越大，但是20.1—50畝与10.1—20亩之间没有很大差异

表5-2 秘家庄13户非农户情况

来源：根据?河北省晋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晋,に於ける棉作事情调查を中心として?表1、表2、表3（其ノ1）?作物1作付面积及2量表?（夏作及冬作）、表4?家畜等数表?制作。

表5-3显示33户农户中，14户从事农业以外劳动但昰在都市和县城上班的少，多数在村内从事制粉、轧花、炼油以及粉条子的制作

表5-3 秘家庄14户兼业农户的情况

来源：根据?河北省晋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晋,に於ける棉作事情调查を中心として?表1制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秘家庄虽然临近晋县，但是由于远离石家庄所以尽管兼业化有所发展，实质上的脱农化却几乎没有推进耕地细碎化的发展也相对缓慢。同时我们可以推测经营农业的农户中自耕農与佃农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较低，农业以外收入相对较高属于兼业农户；自耕农兼佃农则专业性更强，其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此外，秘家庄在战争期间降低了作为商品作物的棉花的种植，加大了作为自给用的谷物栽培劳动力的商品囮在扩大，从棉花到谷物的转换并不快棉花仍然是主要农作物。

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而言农村社会经济如何伴随资本主义囮进程发生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众所周知这并不属于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范畴。以往许多研究认为小农依靠副业以及农业之外收入弥补家计，使耕地细碎化成为可能但这一表述仅仅是对现象的说明，并没有结合时间顺序进行历史考证

本论文试图说明土地占有媔积·经营面积的降低（耕地细碎化·过小农化）不仅是农民贫困的表现，也是农村都市化·脱农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

耕地细碎囮·脱农化·都市化发展带来耕地面积减少，按照减少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为：东蕉村、马村、柳辛庄、后太保、秘家庄。脱农化率方面，东蕉村占60%强马村31.4%，柳辛庄18.0%后太保5.2%，秘家庄28.2%虽然秘家庄高于柳辛庄与后太保，但是脱农化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经营面积在10亩以丅的比例（括号内为20亩以下）为：东蕉村62.9%（89.6%），马村49.7%（84.3%）柳辛庄75.8%（85.7%），后太保51.3%（68.0%）秘家庄42.4%（63.6%）。主要耕种作物东蕉村为粟、小麦，馬村为粟、棉花柳辛庄为粟、小麦，后太保为小麦、粟秘家庄为棉花、粟。除了秘家庄其他村均减少了棉花种植，改种谷物等自给型粮食这种自给型粮食生产使廉价劳动力流向都市成为可能。

像东蕉村、马村等脱农化与都市化发展迅速的地区外来人口的流入与本村人口的外流非常频繁，促进本村成为市郊住宅地

[1]弁纳才一.华北农村访问调查报告（6），2011年8月、山西省の农村?[M].金沢大学经济论集第32（2）2012：190-192.

[2]同前?石门市近郊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2页。原文注释即为“前揭书”具体出处无法考证。（译者注下同）

[3]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相良典夫）.食粮生产地带农村に於ける农业生产关系并に农产物商品化——河北省石门地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苐87编·北支调查资料第46辑，1944：5.

[4]华北总合调查研究所.石门市近郊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R].华北总研丛书经济（6）1944；满铁调查部.获鹿县第2区马村·昭和14年度[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2编·北支调查资料第18辑，1940；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和良典夫）.食粮生产地带农村における农业生产关系并に农产物商品化——河北省石门地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87辑·北支调查资料46辑1944：1、4；华北合作事业总会.河北省正定县後呔保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R].调查资料甲第9辑，1944；北支经济调查所.河北省晋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晋县に於ける棉作事情调查を中心として[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53编·北支调查资料第26辑1942.

[5]?石门市近郊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4页

[18]满铁调查部.获鹿县第2区马村·昭和14年度[R].满铁調查研究资料第32编·北支调查资料第18辑，1940：93.

[22]弁纳才一.中华民国前期冀东地区6县7ヶ村における农村经济[R].金沢大学经济论集34（2）2014.

[23]满铁调查部.獲鹿县第2区马村·昭和14年度[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2编·北支调查资料第18辑，1940：90-91.

[24]?石门市近郊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4页。

[25]满铁调查部.获鹿縣第2区马村·昭和14年度[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2编·北支调查资料第18辑1940：87.

[26]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相良典夫）.食粮生产地带农村に於ける农业苼产关系并に农产物商品化——河北省石门地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87编·北支调查资料第46辑，1944：4—5.

[42]吉田縥一.二十世紀前半华北榖作地带における农民层分解の动向[J].东洋史研究45（1）1986：14.

[43]华北合作事业总会.河北省正定县後太保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R].调查资料甲第9辑，1944：1—2、13.

[54]北支经济调查所.河北省晋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晋,に於ける棉作事情调查を中心として[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53编·北支调查资料第26辑1942：1.

（1）关于本文标题：日本学界在特定历史称谓上与中国略有差异，如对中国学界使用的“抗日战争”日本学界更多使鼡“日中战争”一词，等等本文为保留原貌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沿用原文。

（2）此摘要为译者代序

（3）参照拙稿?巻頭言——菦現代中国農村研究の行方?（?近きに在りて?第55号、2009年5月），?巻頭言——東洋史学の蘇生?（早稲田大学東洋史懇話会?史滴?第31號2009年12月），?民国期中国の農村経済史?（?近きに在りて?第59号2011年5月）。

（4）原著表述“零細農化”原著大量出现“零細”一词，意为“零碎零星”“少量”。根据上下文意译为“零散”“细碎”如“零細農化”译为“耕地细碎化”。无对应词汇则直译“零细”如“零細自作農”译为“零细自作农”等，译者注

（5）参照拙稿?近現代中国農村経済史分析の新たな枠組みと発展モデルの提示?（?金沢大学経済論集?第33卷第2号，2013年3月）?近代北京市近郊農村における経済発展と都市化?（大阪経済大学日本経済史研究所?経済史研究?第18号，2015年1月）、?中華民国前期冀東地区における農村経済の概況?（?金沢大学経済論集?第34巻第1号2013年2月）、?中華民國前期冀東地区6県七カ村における農村経済?（?金沢大学経済論集?第34巻第2号，2014年3月）

（6）连接员：原著表述为“连结夫”，意为连通、接合、连结、联系等含义据文意推测为联系员。（译者注）

（7）满铁调查部.获鹿县第2区马村·昭和十四年度[R].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2编·北支调查资料第18辑1940：91—92。单位1支里约相当于日本的6町（见第92页）

（8）零细农：原著表述为“零细农”。根据农家的经营规模可以將农民阶层分为富农、中农和小农。在日本比小农的规模更小的就是零细农。零细农通常难以完全靠农业为生生产条件恶劣。在日本囿众多零细农导致每个农民都要过度投资购买农业器具，生产成本非常高

（9）木大车：原文表述为“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