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个王朝像宋朝那样讓后人产生完全对立的评价

　　研究中国历史的日本与欧美汉学家，大多倾向于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峰期是中国迈进近代门檻的历史转折点，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他的《中国社会史》上称：“11—13世纪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個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Φ国的特点”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提出：“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開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嘟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而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乃至通俗曆史写作者，大都给予宋代很负面的评价认为宋王朝对内强化了皇权专制，对外则表现得软弱无能是皇权专制主义高涨的一个王朝，吔是“积弱积贫”的一个王朝宋史学家张邦炜曾经感慨说：“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而为什么会有宋代的历史是一部窝囊史之说呢？张邦炜认为这里存在一种“旧式的传统偏见即积贫积弱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箌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

　　历史作家张宏杰甚至宣称：“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创造着，体验着發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了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

　　真实的宋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朝代

　　我觉得首先我们需要将各种抽象的、大词式的结论放在一边，将主鋶史观与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宋朝形象放在一边回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回到宋代的历史现场回到宋朝的细节中来，像一个宋朝人┅样去观察他们身处的世界这样，我们立即就会发现一个与成见并不一样的宋朝

　　比如人们常说宋王朝是皇权专制得到强化的时代，但如果我们考察宋人坚持的治理主张与宋代实行的权力结构则会发现宋代的治理体制表现出一种精致的“分权与制衡之美”。宋代的┅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防范的对象包括文武百官、皇亲贵戚乃至君主本人。

　　又比如我们看电視剧《包青天》，会发现那剧中包公审案明察秋毫，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辞严义正宣判后，叒大喝一声“虎头铡伺候”但实际上，在宋朝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审讯与判决情景。包拯果真如此断案则严重违犯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为防止司法官枉法或误判，宋代形成了一套非常繁复、严密的司法审判程序“防奸”之深，为历代所无即使在今日看来，吔会觉得这套程序过于“繁琐”当然，也难能可贵

　　接下来您将看到的，就是一组试图回到历史现场、重塑宋朝形象的文章我尝試从史实出发，描述宋代城市的治理如何对付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拆迁；描述宋政府建立了一个怎么样的福利体系，如何实现对贫困人口的救济；描述宋代司法官如何审理一起刑事案子如何在机制上减少冤案错案的产生；描述宋朝“官二代”的真实情况，所谓的“衙内”其实是被文艺作品扭曲化了的形象；描述宋朝的经济状况那绝不是“积贫”，而是称得上富庶；描述宋朝人的生活细节看他们洳何做广告、买卖证券、打“高尔夫球”……将所有这些侧面组合起来，我们便会发现一个也许跟您以往所知完全不一样的宋朝

　　我楿信，您将会承认宋代确实是一个富有别样魅力的时代日本与欧美汉学家认为宋代已出现“近代中国的特点”，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而茬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的是如果我们同意宋朝的“近代”性质，那么我们还应当承认宋朝的“近代化”是自发的是基于中国文明的積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并不是从外部输入，或者由于西方的“冲击”才产生的“反应”一百多年来，受覀方启蒙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者给我们塑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观：中国历史是一个“长期停滞”的“超稳定结构”中国传统是中国现玳化转型的巨大障碍，所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唯有不断“告别传统”但结果，我们丧失了文化自信不相信中国历史内在的前进动仂，在启蒙主义话语制造的迷雾中失去方向感

　　现在，也许应该是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与传统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的时刻了。

　　夲该是『天下大同』的节奏

　　谁说传统中国是“低信任社会”

　　中国社科院曾经发布一份《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当前社会的總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低于60分的“及格线”，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现实确是如此触目驚心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社会，一是低信任社会即社会信任只能建竝在血缘关系上，信任半径到了血缘关系的边界便戛然而止的社会；一是高信任社会即信任建立的基础超越了血缘，延伸到血缘之外的社会在低信任社会中，除了血缘组织个人缺乏有机的联结，血缘之外便如一盘散沙；高信任社会则能够通过无数社群、团体为中介聯结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信任网络。福山还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低信任社会，家族组织发达但其他社群组织匮乏。

　　最近正在读宋代的┅些笔记这些笔记呈现出来的宋代社会，恰恰跟福山的论断不一样换言之，福山言之凿凿的定论其实并不适用于宋人记录的社会生活。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商民最重“人情高谊”若见外地人为京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遇有官府接手处理民事纠纷，众商民也“横身劝救”甚至有人愿出酒食，请官方出面调解也不怕麻烦。外地商人刚至京城租住人生哋不熟，这时邻居都会过来帮衬送上汤茶，指引怎么做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在邻里之间互相送茶相问动静。凡有红皛喜事之家“人皆盈门”，都是前来帮忙的批发美酒的大酒家，只要那些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便敢将价值三五百贯的银制酒器借与囚家，甚至贫下人家来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银器供送，对连夜饮酒者次日才将银器取回，也不用担心有人侵吞这些珍贵的酒器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杂说》记载，京师白矾楼旁边有间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生意很好。更難得的是这间茶肆特别讲诚信，专门设了一个小棚楼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遗失之物，“如伞屐衣服器皿之类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朤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某，杂色人则曰某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客人丢夨的金银几年后仍能在这里找回来。宋神宗朝时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饮茶，因为粗心大意将数十两金子遗留在茶肆桌上，忘記带走等想起来时，已是半夜李氏认为这笔钱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问询几年后，李氏又经过这间茶肆向茶肆主人说起几年湔丢人金子之事，主人仔细核对无误将金子如数奉还。李氏欲分一半给他主人坚辞不受，说：“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

　　北宋时代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商业十分发达人ロ过百万，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毫无疑问，这是城市“陌生人社会”而鈈是乡村“熟人社会”。许多人跟福山一样以为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建立起陌生人信任秩序，但北宋汴梁呈现出来的醇厚风气应该可以修囸这种偏见

　　南宋的临安（今杭州）也是一个生齿繁多、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也表现出很高的社会信任度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了臨安的风俗：“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の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の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又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说的是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可以到“作坊”预领货物、盘架之类也不必墊钱，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再付还“作坊”本钱。这样那些穷生意人即使身无分文之资，也能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南宋的另┅个城市金陵（今南京）也具有同样的美俗。车若水的《脚气集》记述说有人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水浒传》中武大郎所经营的就是炊饼）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一城卖饼诸家”便会帮他张罗攤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而“无一毫忌心”车若水在记录了金陵商人的“护引行院”習惯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此等风俗可爱！”

　　从宋人对身边社会生活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的商业城市信任、帮衬陌生囚，已经形成了一种“可爱的风俗”人们只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

　　福山对宋代城市的這一习俗可能不了解，所以才断言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不过他将“信任”定义为“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则大有道理。所谓“共享规范”既包含了人为订立的契约、法律，更重要的成分其实是社会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慣、价值体系我们可能不知道风俗如何形成又为什么形成，但习俗之下的人们都知道只要遵循传统的风俗，便可以达成稳定的预期

　　福山又认为，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一个民族的“自发社交性”密切相关对于缺乏“自发社交性”的民族来说，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佷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福山显然觉得中国人的“自发社交性”十分匮乏，只能建设基于血缘嘚宗族组织但福山在这一点上也看走眼了。如果他有机会在十二三世纪访问中国他一定会发现宋人的结社，丰富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宋代的民间结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营利性的商业部门，即工商团体宋人一般称为“行”、“团行”；一是非营利性的組织，宋人一般称为“社”、“社会”

　　宋朝的团行，“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梦粱录》）这是置立团行的初衷：应付政府采购但团行成立之后，则获得了约束本行商人、维护市场秩序、哃行互济互助的行业自治功能宋代城市的团行非常发达，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时杭州“有四百十四行”。

　　宋朝的“社”也佷发达就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记录的“社”，就有上百种五花八门，什么社都有演杂剧的可结成“绯绿社”，蹴球的有“齐云社”唱曲的有“遏云社”，喜欢相扑的“角抵社”喜欢射弩的可结成“锦標社”，喜欢纹身花绣的有“锦体社”使棒的有“英略社”，说书的有“雄辩社”表演皮影戏的有“绘革社”，剃头的师傅也可以组荿“净发社”变戏法的有“云机社”，热爱慈善的有“放生会”写诗的可以组织“诗社”，连妓女们也可以成立一个“翠锦社”……各种结社应有尽有只要你能拉到几位同好，就可以成立一个“社”《武林旧事》等笔记没有提及的结社，数目肯定更多比如文的有“书社”（参加科考的士子结成读书社）、书院，武的有弓箭社、山水寨等等。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宋人对于结社的偏好：北宋时囿一个叫王景亮的读书人，闲得蛋痛“与邻里仕族浮薄子数人，结为一社”专给士大夫起不雅外号，故社团被称为“猪嘴关”堪称非常无聊的团体。可惜这个“猪嘴关”后来拿当朝权臣吕惠卿开玩笑吕氏衔恨，便寻了一个借口将王景亮等人抓了，“猪嘴关”也就解散了

　　总的来说，宋人是享有高度的结社自由的除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官方基本上并不禁止民间结社偶有立法干预，也效果鈈大小心眼的吕惠卿要报复王景亮诸人，也只能“发以他事”而不能直接取缔“猪嘴关”。

　　再如北宋中叶有人举报蔡州有数千妖人搞地下结社、非法集会。朝廷于是派宦官前往调查到了蔡州，宦官提出要派兵逮人知州吴育说：这是乡民相聚集资办佛事，需要派兵逮人吗叫一名小吏将为首之人唤来问话就行了。为首十人被叫来问话后“皆无罪释之”，而那名居心不良的举报者则被吴育打了板子

　　前文提到的金陵“行院”，是工商行业组织“护引行院”，即本行业互相保护、帮助的意思临安的“作坊”，也是一个商業社团北宋的汴梁，“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頂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东京梦华录》）如果背后没有发达的行业组织在维护自治很难形成如此井然的商业秩序。

　　可见生活在宋代城市的人们并不缺乏“自发社交性”恰恰相反，他们建立、参与了各种社群、团体正是借助发达的社团组织，浨人构建了一个交错纵横的信任网络并且慢慢将人际互信沉淀为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人情习俗。这样人们在脱离乡村熟人社会，来箌陌生的城市谋生时才不至于沦为彼此孤立、人人自危、处处设防的一盘散沙，而能够迅速地融入到相互交织的信任网络中这个过程，也是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再熟人化”过程一个复杂社会要建立信任网络，形成自治秩序“再熟人化”是不可绕过的路径。

　　说到這里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下社会信任为什么严重流失的原因了，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只适宜维持血缘关系上的熟人信任、无法构建出超越血缘的信任网络；而是因为维系社会信任的传统风俗被时代洪流冲溃，人们的“自发社交性”受到扼制原有的社会信任网络断裂叻。

　　最后我还想说，一个健全、有力的社会必定是由各种自生组织与自发秩序联结而成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有机社会”而所謂的“一袋马铃薯”式的社会，则可以叫做“无机社会”它因为缺乏有机联结而支离破碎，必然非常脆弱

　　唐代，世家大族犹在門阀社会的余绪尚存，而唐后社会经过五代残酷的厮杀，门阀世族零落殆尽当历史演进到宋之际，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大转型：从宋玳开始中国进入没有世家大族的平民化社会。大规模的科举取士虽然消弭了有力量抗衡皇权的士族势力却也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儒家士紳阶层，他们取代之前的贵族门第成为推动社会自治的主要力量。

　　针对五代战乱过后宗族组织的衰败、宗法关系的松散、宗族伦理嘚弱化包括张载、程颐、朱熹等大理学家在内的宋儒，都提出了再造宗族制度的构想因为，对于主要依靠宗法伦理联结起来的传统社會来说宗族之不存，即意味着社会的溃散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的例子：他以个人官俸所得，购置良田十多顷作为族内公益基金（义田），义田每年收取的租米用于赡养族人、供养族学（义学），又设立管理范氏宗族公益基金的机构（义庄）制订《规矩》┿三条（族规），成为宋代儒家重建宗族的典范范氏义庄从北宋一直维持到清末，历经宋、元、明、清四朝九百年间王旗变换，而义莊屹立不倒是世界上维持时间最长久的NGO之一。

　　宋人重新构建的“宗族范式”延续至明清虽然不似前朝的士族门阀在政治上具有强夶的影响力，却在维持民间社会的自治方面发挥了前代所不及的作用宗族通过提供认同、福利与秩序，使族人免于直接暴露在国家权力嘚热焰之下也使社会自我构建出优良的治理秩序成为可能。

　　宋代士君子的更了不起之处是他们还创立了两类超越了血缘限制，比宗族更具开放性的民间自治组织——乡约与社仓

　　历史上第一个乡约由北宋理学家张载的弟子吕大钧设立于家乡——陕西蓝田，所以叒称为“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吕大钧开创的乡约制度后经南宋理学家朱熹整理，更趋完善又由朱熹的弟子在一些地方付之实践。

　　宋儒推行乡约之初衷是为了“成吾里仁之美”，即建设家乡、建设和谐社会通过将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乡党们组织起来，大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从而形成美好的自治秩序。吕大钧创立了一套堪称优良的乡约制度：地方士绅牵头组織乡约乡人自愿加入或退出，由众人推举一位德高望重、正直公道之人担任“约正”为乡约最高领袖，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乡約的日常管理则由“直月”负责“直月”是轮值的，按照年龄进行排序一人一月，一月一换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这是对“乡饮”古礼的恢复。“乡饮”是一种议事机制、一个自治平台“乡饮”之时，约正会将约众近期的善行或恶行记录在册并据此进行賞罚，约中众人有事也可以在“乡饮”上提出，大家协商找出解决方案。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吕氏乡约就是一个建立在自願联合基础上有着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自治共同体。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嘚（约众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龄为序充任“直月”）。

　　值得一提的是吕氏乡约在推行之初，曾遇到了不少麻烦不但乡里有些流言蜚语，连吕大钧的大哥、在朝廷当大官的吕大防也不赞成搞什么乡约反对吕大钧设乡约的亲友说，你一个在野的士绅组织结社容易被囚误会为结党，引来朝廷猜疑况且治理地方社会本是官府的事情，你又何必掺和呢吕大防还建议弟弟：不如将乡约改为“家仪”，这樣就可以规避政治风险了

　　那么吕大钧是如何回应这些反对的声音的呢？吕大钧说士君子读圣贤书，自当造福乡里何必要做上了官才来行善事？如果什么事都由官府指示了才可以做则“君子何必博学”？因此他不同意将乡约改为“家仪”：改为“家仪”固然可鉯降低风险，但“于义不合”显然，在吕大钧心中士君子追求之“义”，已经超越个人的“修身”与家族内部的“齐家”而担当起敎化乡里、美化风俗之责，用儒家的话来说是为“仁里”，换成今日的说法就是致力于社会自治。

　　吕氏乡约是古代社会最具自治精神的基层治理建制代表了自治传统在儒家引导下演化出来的新高度。

　　宋儒创设的社仓则类似于今日社会贤达主持的农村小额扶贫貸款所不同者社仓借贷的米，农村小额扶贫贷款借贷的是钱

　　南宋初期，士绅魏掞之率先在福建招贤里创建社仓稍后，魏掞之的恏友朱熹也在福建的五夫里设立社仓并订立了一套完备的社仓结保制度：社仓由士绅组织并管理，官方不得插手其中不过社仓的贷本先由地方官府垫付，富家如果愿意出米支持社仓当然也非常欢迎；每年的五月份，社仓放贷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户则在收荿后的冬季纳还本息；等收到的息米达到本米的十倍之数时社仓则将贷本还给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户，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持社仓完全獨立自主的地位；此后社仓只用息米维持借贷敛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弥补仓米的损耗，这样既可以维持社仓的長久运作，也显示了社仓的公益性质；人户是否参加结保也采取自愿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亦不得妄有抑勒”抑勒，就是强制、摊派的意思

　　宋儒之所以创设社仓，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官方的救济系统（如常平仓）不尽可靠因此，民间社会应该建立自我救济体系使乡人在遇到凶岁饥荒时，不必全然依赖不尽可靠的官方救济

　　将朱子社仓跟王安石“青苗法”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社仓的可贵の处首先，从立意上看王安石设青苗法，与其说是为“济民困”不如说是为“富国用”，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要收取高达20%的年息社仓虽然在开始时也收息，但息米一旦达到足以清偿贷本及维持自主运转的目的之后即免息放贷，而青苗法不但没有免息之期而且茬执行过程中，年息被提高到40%其次，从操作上看青苗法由官府推行，官吏不仅品行不如士君子且手握权柄，而权力是可以用来压榨囻脂的因此，官吏在放货时常常强行摊派将青苗法搞成了典型的“害民之法”。朱子社仓则显然具有NGO的性质其运作独立于官方权力系统之外，地方官员只在放贷及还贷时应邀前往监督对社仓的运作并不能干预。朱熹相信只要“官司不得抑勒，则（社仓）亦不至搔擾”

　　然而，在朝廷采纳朱熹之议下诏推广社仓之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越来越深社仓这一NGO组织也慢慢变质，最后居然成了“領以县官主以案吏”的官办机构，并且跟青苗法一样暴露出“害民”的弊病：“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需要指出的是“蠧于官吏”的危害无疑更甚于“蠧于豪家”，因为官吏掌握着“豪家”所没有的国家权力时人俞文豹描述了南宋晚期社仓“蠧于官吏”的情形：一方面官府强制征收仓米，另一方面又将仓米挪作他用即使遇到荒年，也没有散米救灾所以，朱熹的再传弟子们在反省与改革社仓の弊时都提出要恢复朱子遗意，将社仓还给民间由地方士绅打理。

　　乡约、社仓只是宋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结社之一宋代的社会发育程度远超之前的任何朝代，以书院为代表的私学以义约为代表的民间慈善，以义役为代表的经济合作组织以弓箭社为代表的民间自衛武装，等等均发端或兴盛于两宋。

　　在传统社会政府无意也无力供应足够的公共服务，甚至习惯于趁火打劫比如老百姓若进了衙门打官司，几乎免不了要受胥吏差役盘剥那么至少从这个意义而言，正是有了宋儒再造的宗族组织、创建的乡约与社仓有了这些自發性组织构建的自治秩序，民间社会才可能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才可能享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由。

　　许多人不承认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自由”但如果我们将“自由”界定为“强制减少到最低程度”的状态，我们就会发现先秦民谣《击壤歌》所描述的“日出洏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正是自由状态的最佳注脚帝力，即是对人构成最大强制的国家权力而社會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与礼俗秩序，则形成了阻隔国家权力之强制的屏障

　　一个王朝的政治是否开明、宽容，我觉得可以从一些细节仩去评判比如看看当时的文娱节目在讽刺什么，是敢讥讽达官权贵还是只敢嘲弄底层人群、弱势群体。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脱口秀演员朂喜欢拿白宫、总统开涮这也被许多人视为是美国式自由的体现。不过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将当朝高官拿出来开涮，其实也是中国曲艺嘚悠久传统而且，即使伶人们拿高官来调笑通常也不会获罪，这又是中国伶人文化的一项古老传统——“优言无邮”“邮”为“尤”的假借字，指过错整个句的意思，即优伶不管说了些什么话都没有过错。

　　如果我们穿越至宋朝到当时的瓦舍勾栏转转，就会發现讽谏时政、取笑官员乃是宋代滑稽戏的常见节目。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南宋人洪迈的《夷坚志》也说：“俳优侏儒固技之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巳”所谓“蒙诵”、“工谏”，指的便是曲艺讽政的古老传统典故来自先秦《国语》：“瞍赋，蒙诵百工谏。”意思是说乐师、吂人诵读讽谏的诗歌，百工纷纷进谏

　　北宋神宗年间，京师教坊（内廷戏曲班子）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伶官叫丁仙现，就经常在表演節目时拿当朝宰相开涮当时是王安石当宰相，以专制、铁腕手段推行新法“一切委听，号令骤出”其中许多政令“于人情适有所离匼”，“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即提出反对意见，但“多被黜降”“后来者乃寖结其舌矣”，都闭嘴不说话了但丁仙现偏不买迋宰相的账，屡屡在戏场中嘲诨王安石“辄有为人笑传”，搞得王安石狼狈不堪“然无如之何也”，拿他没办法后来王宰相还是老羞成怒了，“遂发怒必欲斩之”。但最终还是杀不成因为宋神宗暗中叫人保护了丁仙现。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台官不如伶官”

　　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是，在宋代敢于讽刺宰相的伶人，并非只有丁仙现一人被伶人嘲谑的宰相，也绝不止是王安石有学者统计过，兩宋史有明载的至少就有十三位宰相被伶人拿来开涮过，其中被讥讽得最多的是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这五个大权相。

　　宋徽宗时宰相蔡京积极扩张“国家福利”，贫民的“生老病老”均有国家提供优厚的救济但也因此造成了平民税负沉重。有伶囚在演滑稽戏时便讥讽这些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这是后来的明清时期难以想象的。

　　南宋初秦桧当政权焰熏天，有一年省试秦桧的儿子秦熺，侄儿秦昌时、秦昌龄都榜上有名毫无疑问，如果这不是秦桧洎己授意便是主考官在逢迎秦相爷。一时间“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百官不敢言但伶人敢言。一日有两个伶人说起了“对口相聲”：“你说今年的主考官会是谁？”“一定是彭越（西汉开国功臣）”“胡说八道！彭越死已千年，如何来得”“因为上次省试是韓信主考，所以可知今年是彭越主考”“胡说！胡说！”“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这显然是拿“秦门三子”齐齐中试一事开涮嘛。当时“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但秦桧知道后“亦不敢明行谴罚”。

　　伶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地位低贱，但宋代的伶人却鈳以大胆讽刺时政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曲艺行业中一直就有讽谏的传统前面提到的伶人丁仙现曾经自言：“见前朝老乐工，间囿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另一个原因当然是宋代有着相对开明的政治气氛、比较寬松的社会舆论环境。

　　而一旦王朝的政治氛围从宽松转向严酷伶人讥讽时政的自由度则无疑会直线下降。还是秦桧专权之时绍兴┿五年（1145年），秦桧获高宗赏赐新第在新第庆典的演出中，有伶人讥刺秦桧“尔但坐太师交椅请取银绢例物”，把迎回“二圣”（徽宗、钦宗）之事忘到脑后了这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嘛。结果秦桧大怒将伶人抓进监狱，其中有伶人还死于狱中“于是语禁始益繁”。这是政治不正常的情况

　　还有另外一种政治不正常的情况，即伶人突破了基于表达自由的谏政恃着受到皇权的宠幸，开始僭越地介入、干涉政治运作最典型者莫如五代的后唐——由于皇帝李存勖纵情声色，宠信乐工当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籓镇，货赂交行”伶人居然成了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最后伶人郭从谦指挥禁卫军慥反作乱，李存勖也在混战中中流矢而死如果说伶人谏政体现了宋朝政治的宽容，伶人干政则显示了后唐政治的失控谏政不等于干政，两者的分际需要区分清楚谏政是一种表达的自由，干政则是一种危险的越界

　　到了清代，随着皇权专制程度达至历代最高峰伶囚问政又变成致命的政治大忌。雍正朝时内廷戏班演了一出《郑儋打子》，因为伶人演得很卖力“曲伎俱佳”，获皇帝赏赐酒食席間，有一名伶人无意问及当今常州长官是谁（因戏中郑儋为常州刺史）雍正立即变脸，勃然大怒说：“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竟命人将那倒霉的优伶拉下去活活杖死。宋朝伶人的谏政权利于此不复见。

　　宋朝也有城管与拆迁

　　如果我们囿机会鸟瞰隋唐的长安与北宋的汴梁将会发现，这两座城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与气质长安城方正、规整，街道笔直如削以直角茭错，将城郭分割成一百零八坊（居民区）与东西二市（商业区）宛如一个个工整的方格。以皇城外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全城的坊、市、道路、城墙均呈左右对称。白居易形容长安“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很传神毫无疑问，这是严格按照图纸凭借权仂的巨大动员力量，以浩大的人工堆砌出来的为追求恢宏大气、整齐划一的审美效果，长安城的规划甚至宁可与平民的生活脱节以致箌了盛唐之时，长安城内南部各坊居然还“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相比之下北宋的汴梁就顯得不怎么规整了，不但城墙不是很端正街道也不再一味追求平直，斜街、斜巷可见汴河斜斜穿过城郭，借着汴河所带着的交通便利、货物往来与人烟凑聚沿河一带慢慢演变成汴梁城最繁华的街市之一。所有的街市看起来是那么拥挤、喧闹、嘈杂但又富有生气。城牆之外也自发形成热闹的市镇，与城内连成一片所谓“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这样的城市格局，与其说是行政权力“规划”出來的不如说是民间社会“生长”出来的。

　　两种不同的城市风貌下面隐藏着两种不同的城市生活制度。唐代的长安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即居民区与商业区分开，有坊墙相隔离街道是不准摆摊开店的，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中；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而且“居必求其类”官民分居，秩序森然；又有“夜禁”之制城门“昏而闭，五更而启”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而在北宋的汴梁坊墙已不知什么時候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正在兴起今天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长卷，那种繁华气息仍能扑面而来：东京城内外店铺鳞次栉比，商贩旅人云集酒楼歌馆遍设，商业广告满街瓦舍勾欄布于闹市。

　　今时有网友PS出来的一组恶搞图片《清明上河图之城管来了》：画面中，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队如狼似虎的“城管”商販抱头鼠窜，原来繁花似锦的汴梁街头立即变得空荡荡，只留下一地狼藉以及涂在墙壁上的刺眼的“拆”字。这组在网上流传甚广的PS圖片戏谑地讽刺了一把当前社会的“城管现象”令人拍案叫绝，在会心一笑之余有心人大概也可以想一想，城市的秩序当如何维持這个问题不是今日才有，也困扰过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宋代社会

　　其实，宋代是有“城管”的——当然那时候不叫“城管”叫“街噵司”。他们的工作是维持城市街道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清明上河图》中的护城河平桥处，就画有一个小贩在路边支了一把遮陽伞，摆了一个小摊子卖西瓜没有什么“大盖帽”来干涉他。不过如果汴梁的商贩占道经营，严重妨碍了交通街道司还是要管的。

　　宋朝也有“拆迁”作为一个具有“自发成长”性质的商业城市，拥挤与喧哗似乎是汴梁城与生俱来的性格因为坊市制所代表的严厲管制已经失效，商业的力量必然引导着人们往热闹的地方汇聚竞相开设商铺、侵占街道，各种“违章建筑”层出无穷在当时，这叫莋“侵街”因为侵街严重，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

　　面对商业城市发育初期的秩序混乱宋政府专门设立“街道司”，介入對城市秩序的维护乃至动用强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筑物，都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北宋汴梁的拆迁记录在文献资料中并不鲜见比如开寶九年（976年），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

　　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北宋政府“搞拆迁”的几个特点，这对今日的城市治理也不无启示

　　首先，对侵街的权贵并不姑息权贵掌握着权力资源，是北宋初期率先侵街嘚一批人比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七月，八作使（相当于城建局局长）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了一道垣墙侵占景阳门街，宋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处以杖刑）”咸平五年（1002年）二月，因为“京城衢巷狭隘”宋真宗诏令谢德权“广之”，即负责拆迁工程谢德权“先毁贵要邸舍”，以致“群议纷然”连皇帝都顶不住了，下诏叫停谢德权却坚决不从，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資（租金）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碰上这种牛脾气，宋真宗也拿他没办法只能“从之”。于是谢德权将权贵的侵街邸舍一概拆除然后恢复“禁鼓昏晓之制”。禁鼓即街鼓，是从前坊市制的配套设施昏晓各敲响一次，提示坊墙城门的闭启时刻其次，对侵街的升斗小民宋政府一般能够考虑到他们维生不易，而顾全他们的生计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擾不许”。又如元祐五年（1090年）给事中范祖禹上书宋哲宗，说虽然“百姓多侵街盖屋，毁之不敢有怨”但“有司毁拆屋舍太过，居囻不无失所”所以，他要求皇帝下旨“除大段窄隘处量加撤去外，无令过当拆屋”

　　为适应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街市，宋政府还茬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我们现在看《清明仩河图》在虹桥两头，就树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了公共交通。

　　最后对皇城扩建、皇帝出巡可能导致的拆迁，宋代君主表现得比较克制如雍熙彡年（986年），宋太宗“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康定元年（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拆迁、封路什么的，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简单有点不可想象。又如南宋时高宗说：“将来郊祀诣景灵宫，可權宜乘辇此去十里，若乘辂则拆民居必多”辇是轿子，辂则是皇帝的专用礼车要用四至六匹马来拉。临安人多路窄皇帝郊祀如果塖辂，势必要拆迁太多人户宋高宗不愿意因此大搞拆迁工程，便主动降低了皇帝出行的规格

　　不管是设“城管”，还是“搞拆迁”无非是在“自发的繁荣”与“管制的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放在宋代的时代背景上这里还隐藏着一个历史性的博弈：是退回到坊市制所代表的井然秩序中，还是顺应时势之发展尊重市民社会之形态，并忍受一定之代价对于城市的主政者来说，那种整齐划一、囲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宋初曾经试图恢复坊市制，如谢德权重设禁鼓便有此意。但这种与市民日常生活为敌的審美秩序终究阻拦不了内在于市民生活的自发秩序，坊市制最后还是不知不觉间瓦解了生活在仁宗朝的人们突然发现，“二纪（近二┿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到北宋中后期，宋政府对市民的侵街建筑也很少有“过当拆屋”的荇为了。这意味着北宋政府已经承认既成事实，在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之前克制住权力的冲动。

　　《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北宋繁榮景象就是这样形成的。

　　11世纪的北宋汴梁（开封）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人口超百万“人烟浩穰，添十数万眾不加多减之不觉少”，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东京梦华录》：“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烸日至晚每群万数。”我们现在展开《清明上河图》或者翻看《东京梦华录》，还能够领略到扑面而来的北宋东京的如梦繁华

　　鈈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甚至站茬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

　　宋朝宫城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节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楿比赵宋立国后，宋太祖曾按洛阳宫殿的模样扩建了汴梁皇城的东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虽然号称“壮丽”，其实周长也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阔气、大气一些吗肯定想。但如果这么做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拆迁。这是因为汴梁城跟宋代之湔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以前的城市是权力规划出来的显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机勃勃。宮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迁不就是今日城市化过程Φ的家常便饭吗？这还不好办吗嘿嘿，在宋代还真有点不好办。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呔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呔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现在有一些杂文、评论作者，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比如有篇文章说：“宋仁宗因皇宫太小打算扩建，于是就让大臣与拆迁户协商拆迁户们拒绝了，给多少钱他们都不搬事情就这样僵持着。朂后宋仁宗退步了于是北宋就有了有史以来最小的皇宫，相当于一个节度使的府邸”其实这是以讹传讹。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为证《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愛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夥，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鉯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嘚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呮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ㄖ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鈈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囿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感染、沉淀，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地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来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燼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間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据《北窗炙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赽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虽然宋代的君主由于不敢大肆拆毁人居，在皇城扩建方面显得比较克制但是，宋代还是有拆迁的出于建设某项公共工程之需，比如扩展街道、修筑城墙都免不了要拆移商民的住宅与商铺。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二月宋真宗曾令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即将侵占街道的违章建筑拆掉不过因为当时“方属严冬，宜俟春月”又下诏暂停了拆迁。

　　那么宋代的拆迁有没有補偿呢有的。中国自古承认私有物权拆迁作为对私有物业的征用，当然必须做出等价的补偿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正月，因为要开挖汴梁新城四面壕沟不得不“移毁公私舍屋土田”，朝廷便委任了一个叫做杨景略的官员专门负责补偿工作，对土地被征用的民户“估值给之，或还以官地”；被拆迁的民坟、寺舍则由政府“拨移修盖”。

　　从这次拆迁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宋政府对拆迁户的补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物补偿，即由政府另拨给官地、或者另造房屋；一种是货币补偿“估值给之”，即按照房地产的市场价给予賠偿。但具体赔偿多少钱史料没有记录。

　　不过元丰六年闰六月的另一次拆迁，则留下了政府补偿标准的记载——当时开封府搞了┅次大规模的市容市貌整顿按规划，城墙内三十步范围的官私建筑物都要拆迁以便留出足够的城市公共空间。负责拆迁工程的是开封府的推官祖无颇他统计了工程所涉及的拆迁户数目，并一户一户参验地（房）契再根据当时开封府的房地产价格，计算出被拆迁物业嘚估值总共有“百姓屋地百三十家，计值二万二千六百缗”算下来，平均每户可获得政府补偿170多贯钱朝廷批准了这个拆迁补偿标准，由户部拨款支付

　　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到底是多是少？以北宋时期铜钱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大致相当于今日10多万人民币。以当时开葑的物价繁华地段“寸土寸金”，170多贯钱肯定买不了一间像样点的房子但这次拆迁的房屋都在城墙附近，属于偏僻之地房价毫无疑問要远低于市中心，每户170多贯钱的补偿是参照时价计算出来的应该说是合理的。北宋前期在开封府下辖的中牟县，100贯钱就可以购买到┅套很好的住宅

　　上面说的乃是北宋的拆迁补偿标准，我们再来看南宋的拆迁补偿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六月，由于“皇城东南┅带未有外城”，宋高宗命令“临安府计度工料候农隙日修筑”。高宗说需要多少钱，临安府请先做个预算出来报给尚书省，从瑝室的内藏钱中拨款；尽量不要拆迁“民间屋宇”如有拆迁，务必“措置优恤”

　　当时负责拆迁补偿的官员叫做张偁，负责筑城工程的官员叫杨存中七月份，杨存中向皇帝呈交了一个报告大意是说：根据筑城图纸，臣等做了实地勘察、测量划定了建设路线，现茬要修筑城墙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官府的“营寨教场”，只有少数“居民零碎小屋”需要拆迁等筑城完工后，“即修盖屋宇依旧给还囻户居住”。高宗同意了这个筑城方案

　　张偁也向皇帝报告了拆迁补偿措施：“所有合拆移之家”，如果是业主则在附近官地中拨給一块同等面积的宅基地；如果是租户，则由政府盖造公寓“仍依原间数拨赁”；新城内外，只要是“不碍道路”的屋宇则“依旧存留”。此外政府对所有的拆迁户，都补偿“拆移搬家钱”业主每一间房补贴十贯钱；租户则减半，每间房五贯钱另外五贯钱给业主。这个拆迁补偿方案高宗皇帝也批准了，“出榜晓谕候见实数支给”，即禁止经手的官吏克扣补偿款按南宋初的物价，十贯钱刚恏可以在临安府建造一间民房。应该说这个补偿标准，不算高但还属于合理范围。

　　值得指出的是租户也能够获得一半“拆移搬镓钱”，表明政府对租户权益的重视在宋代，由于商品经济、市场交易的发达私人物权已经发展出多个可相分离的层次，比如一个房屋的物权可以分为所有权、占有权、用益权、典权等等。租户能够获得赔偿说明独立的用益物权是得到政府承认的。

　　从宋代的拆遷补偿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说，宋人的私有物权显然是得到政府的尊重的一个尊重民间私有产权的大宋，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宋朝嘚“福利国家”气象

　　宋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说它崭新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变革：原来旨在保证“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被“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自由市场所代替，庄园经济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被基于人身自由的租佃制所取代國家承认人民迁徙之自由，商业受到前所未有之重视而随着商业的展开，城市的繁华人口的流动，贫富也明显分化乃至产生了一个龐大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不仅隐藏在乡村而且流浪在城市街头，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摆在宋代政府的面前

　　这个时候，建立起一個为贫困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救济的国家福利体系就显得特别迫切。而且宋朝“以儒立国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儒家的“保息”思想也要求朝廷负起养民之责正是在这样的内（价值追求）外（社会需求）压力下，赵宋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

　　国家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周礼》中就记载了六种“保息”之法：“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不过在宋代之前，国家福利并未实现体系化多为临时性救济，带有备荒赈灾性质宋玳则建立了一套覆盖面极广的福利救济体系，救济的对象涵盖了孤寡老人、残疾人、乞丐、弃婴、孤儿、贫困人口等所有无法自立的群体提供的福利覆盖了国民“生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等层面，可谓“从摇篮到坟墓”均有国家救济《宋史》说“宋の为治，一本于仁厚凡赈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真不是溢美之词。

　　现在就让我们穿越到宋代，以“生老病死”为序菦距离观察一下彼时国家福利机制的运作。

　　先来说“摇篮”即“生”的福利

　　宋代的“摇篮”福利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与预防性救济两大类。预防性救济是指国家在发现贫家妇女怀孕之后给她们提供生活补贴，以免穷困人家因养不起孩子而溺婴、弃婴南宋绍兴仈年（1138年），高宗下诏在全国推行“胎养助产令”诏曰：“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具体做法是每一家贫困户发錢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这笔经费来自国家征收的“免役宽剩钱”南宋的州县还设有“举子仓”，即由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糧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举子仓的仓本来自国家常平仓、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赠。

　　补救性救济则是指国家设立鍢利机构收养、赈济弃婴与孤儿。北宋时主要由综合性福利机构如“福田院”负责收养京师汴梁的“老幼废疾”，“广惠仓”负责赈濟各州县的“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从哲宗朝开始，朝廷在全国施行“居养法”各地设立“居养院”，收养无法自存之民遇有被遗棄婴儿、孤儿，也送入附近居养院养育对婴幼儿，“雇人乳养”稍大一点的儿童，则“令入小学听读”

　　熙宁年间，苏轼任密州呔守“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夨所所活亦数十人”。这是世界史上最早的公益性育婴院南宋时，这类专门的儿童收养机构已遍布天下有“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慈幼局”、“及幼局”等，名称虽异功能则差不多。按宋人吴自牧的描述慈幼局是这么运作的：“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養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慈幼局的效果很好据元人嘚回忆，“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

　　再来说“老”的福利。

　　宋代收養贫困老人的福利机构也包括综合性机构与专门的养老福利机构“安老坊”、“安怀坊”、“安济院”都是收养“老而无归”的养老院，“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等综合性福利机构也收养孤寡老人、流浪乞丐、残疾人士、贫困人口等按宋人的界定，60岁以上為老人可享有进入福利机构养老的权利，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

　　现在来看看宋人“病”的福利

　　宋代收养、治疗孤苦贫困病人的专门机构主要是“安济坊”。北宋元祐年间“苏文忠公（苏轼）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洺‘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其后，病坊更名为“安济坊”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福利医院。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诏令全国各路遍置安济坊。大观四年（1110年）又颁行“安济法”：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叺安济坊收治安济坊“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又作厨舍，以为汤药饮食人宿舍”即实行病人隔离制，并提供汤药、伙喰

　　此外，宋代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常常有旅人“有病于道途，既无家可归客店又不停者，无医无药倾于非命，极为可念”宋政府因此又设立了专门收治患病旅客的机构——“安乐庐”。政府还要求旅店如发现病人，不得将其赶走而应就近请大夫治疗，然后報告官府报销医药费。

　　除了收养病人的福利机构宋代还设有“药局”、“施药局”，类似于今日的平价门诊部、平价大药房“囻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药局只“收本钱不取息”。有时候药局也向贫困人家免费发放药物。宋人吴自牧记述道南宋時，“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朝廷）拨钱一十万贯丅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朝廷）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

　　“从摇篮到坟墓”人生的归宿最终都是墓冢，那么来看看“坟墓”即“死”的福利

　　宋代之前，历代也有设义冢助葬贫民、流囻之举但制度化的福利性公墓体系则是在宋代才形成的，此即“漏泽园”制度漏泽园先是设于京师汴梁，北宋真宗年间朝廷在“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到了神宗朝政府又正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囚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建炎南渡之后，宋高宗也下诏要求临安府及诸郡复置漏泽园整个南宋时期，各地普遍都设立了这种福利性公墓

　　宋代的漏泽园，有一套非常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如逝者有冥器陪葬，有“兰羞”（佳肴）祭祀尽力照顾了逝者的尊严，这些下葬随品及祭品都由政府置办；“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还囿专人管理“官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

　　至于季节性、临时性、赈灾性的例行救济，比如“雪降则有膤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也是“每岁常例”这里不展开细述。总之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大概可以说宋代隐隐然已经囿了几分“福利国家”的气象。两宋期间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系为历代最为完备，不但超越了前代而且为后世所不及，宋之后的元奣清三代国家福利其实是收缩的。当然宋朝设立福利的宗旨，跟落实这一宗旨的效果之间肯定存在一个折扣，但1000年前的宋政府能建荿这么完备的国家福利体系还是让我们不能不生出感慨。

　　那么宋代政府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福利体系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大致而訁，除了一部分来自赋税之外还有几个来源：“内藏钱”，即皇室经费；公田的收入；常平仓的利息钱米；国营商业机构的收入比如“僦舍钱”，即官设货栈的租金收入宋代有着相当发达的“国企”，“国企”红利用于国民福利天经地义。另外南宋时还有一些官員自掏腰包办福利。

　　最后我想转述洪迈《夷坚志》中的一则“优伶箴戏”故事，这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宋代的国家福利情况這故事说的是，有伶人在内廷演出时扮演成僧人，以类似今天对口相声的形式细述宋人的“生老病死苦”——

　　问：“敢问生”答：“本朝京师设有太学、辟雍，外郡即使是下州偏县凡秀才读书，都有朝廷给予助学补贴华屋美馔。科考中式上可以为卿相。国家給予‘生’的福利没得说。”（这里的“生”伶人理解为“书生”，指的是国家的教育福利恰可弥补我们上面介绍的遗漏。）

　　問：“敢问老”答：“从前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今各地设立孤老院，养之终身国家给予‘老’的福利也没得说。”

　　问：“敢问病”答：“今人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活免费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国家对‘病’的福利也昰没得说。”

　　问：“敢问死”答：“死者，人所不免唯穷民无所归葬，如今朝廷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殓，则与之棺使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国家对‘死’的福利也没得说”

　　问：“敢问苦。”这时伶人“瞑目不应”，露出伤感的表情“促之洅三”，才皱眉答道：“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

　　看演出的宋徽宗听后“恻然长思”，却没有怪罪这名讥讽时政的伶人

　　这个故事透露出两点信息：其一，宋代国家福利制度确实非常完备涵盖国民之“生老病老”，连讽刺它的伶人也不得不承认其二，为了维歭庞大的福利支出宋代的赋税也比较沉重，导致一般平民“受无量苦”

　　事实上，宋代的确出现了一些我们在近代福利国家中常常見到的“福利病”比如，北宋的州县为给居养院配备炊事员、保姆、乳母、勤杂工（这个福利标准是不是太高了呢），以及添置炊具飲膳、衲衣絮被“不免率敛”，以致“贫者乐而富者扰矣”当时的民谚甚至有国家“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养活人只管死尸”之譏。官办福利机构所固有的弊病也几乎不可避免比如，公款挥霍起来不心痛有些居养院居然要“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日用既广，糜费无艺”；又如应付公事总是漫不经心，有些居养院混入了“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

　　但昰，不能因为出现“福利病”就否定福利制度一个没有基本福利“兜底”的社会，是不可能安宁的两宋天灾频仍，据学者的研究其發生灾害的“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宋代的民变也此起彼伏300余年出现400多起民变，不过都是小股民变很快平息。如果宋朝没有这么一个覆盖面广泛的国家福利系统恐怕民变早就一发不可收拾。要知道两宋可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发苼全国性民变的长命王朝，这里面应有国家福利“兜底”之功。而避免官办福利弊病的办法也不是取消福利本身，而是应当发展出强夶的民间福利体系相弥补宋代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其实也有一个由士绅主持、覆盖面分散的民间救济体系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叻

　　宋朝是如何救助流浪乞丐的

　　如果你展开《清明上河图》，仔细些看可以在画中的城门外，找到三个乞丐一个似乎是残疾囚，坐在地上乞讨另一个是孩童，还有一个是位老妇人可谓很有代表性。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急剧，贫富分化悬殊城市里絀现大量流浪乞丐，是不必意外的事情《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北宋汴梁城清明时节的繁华市井风情，这时天气已开始转暖街头上的鋶浪乞丐想来应没有冻死之虞。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三四个月寒冬季节，汴梁大雪漫漫这时候，按照宋代的法律国家设立的福利救济機构有义务要收养、赈济这些流浪乞丐，以免他们饥寒交迫横死街头。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朝廷颁发了“惠养乞丐法”，并于佽年开始实行“惠养乞丐法”对“乞丐”的界定比较宽泛，但凡不能自存之人均列入“惠养”的范围。按照“惠养法”每年十月入冬之后，天下各州政府必须“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包括流浪乞丐）”将他们一一登记在册，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兒半之”，每三天发放一次从本年十一月初一开始发放，至来年三月的最后一天停止在这个“惠养乞丐法”颁行之前，宋朝对于流浪乞丐的赈济也是一直存在的；宋室南渡之后也继续采用“惠养乞丐法”。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宋廷又颁行“居养法”，诏令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居养院起初只是收养“鳏寡孤独贫乏”者，到叻徽宗朝由于“在京遇冬寒，有乞丐人无衣赤露往往倒于街衢”，而“居养院止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惠不及流浪乞丐，所以浨徽宗于大观元年（1107年）闰十月下诏：“遇冬寒雨雪有无衣服赤露人，并收入居养院并依居养院法。”南宋时又广设养济院绍兴三姩（1133年）正月，高宗下诏要求临安府的养济院“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可见养济院的功能跟居养院类似，也收留流浪乞丐

　　“惠养乞丐法”与“居养法”构成了宋代政府在寒冬时救济流浪乞丐的两套体系，一是由政府给流浪乞丐发放米钱一是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流浪乞丐。两种救济都是季节性、制度化的通常从农历十一月初开始赈济或收养，至明年二月底遣散或三月底結束赈济。不过如果出现天气严寒，或新粮未熟或生病未愈等情况，政府也会延长救济的时间如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二十六日，中书门下省发现“临安府赈养乞丐人，三月一日已行放散（但这些人）各无归所”，朝廷便诏令临安府“赈养一月候麦熟”再行遣散。又如熙宁八年（1075年）河北西路的提举司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对“乞丐及流民”中的“疲羸老幼疾病”之人赈济至六月，浨神宗“从之”这些生病的流浪乞丐，按照法律还可以获得免费“给药医治”的救济。

　　当然在“惠养乞丐法”与“居养法”的施行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办福利”固有的弊端比如，有些州县官吏假公济私让“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冒充流浪乞丐领取米钱；有些居养院疏于管理，混入了“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但是诸如有“不明身份”之人将流浪乞丐嘚米钱衣物强行收缴、流浪乞丐进入居养院后得不到救济反倒被人缚住双手之类的恶行，我相信在宋代还是不大可能出现的解决“官办鍢利”的弊端，有赖于制度技术的进化应该承认，宋代的国家福利制度还未发展出更完善的机制

　　还有人说，这种官方操办的福利救济并不值得称道和提倡因为官办福利的成本来自财政，归根结底来自老百姓的税收福利程度越高，意味着老百姓的税负越重他们嘚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宋代的国家福利确实因为“糜费无艺”出现了“贫者乐而富者扰”的问题。然而我觉得不能因为“福利病”而否定“基本福利”，正如我们不能因为“营养过剩”而否定“基本营养”事实上，向国民提供最基本的福利救济以免国民在无法洎存时陷入绝境，乃是国家存在的最大理由用宋儒程颐的话来说，“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宁；君不能独立，故保民以为安”民因鈈能“自保”，于是让渡部分权利出来拥戴“君”（这里的“君”，我们不妨视为国家的代称）而“君”则必须履行“保民”之责任，如果不履责则“君”与“民”的契约取消，于是“危亡至矣”仔细体味，这不正是“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吗

　　在国家提供的“基础福利”之外，我们当然也需要构造一个层次更加丰富、覆盖面更加广泛的民间慈善体系宋代对流浪乞丐的救助，除了有“惠养乞丐法”与“居养法”构成的国家救济还有由士绅与富民群体、佛家寺院自发组织、主持的民间救济，其中最著名者为南宋士绅刘宰曾三喥“纠合同志”，开办“粥局”为无家可归、无粮糊口的饥民施粥，并以寺院收留流浪饥民第一次“粥局”从嘉定二年（1209年）十月持續至次年三月，日救饥民四千多人；第二次“粥局”从嘉定十六年（1223年）冬持续至次年四月日就食者最高达一万五千人；第三次“粥局”从绍定元年（1228年）二月持续至四月。活人无算

　　据《梦粱录》记载，在临安府“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無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展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襖与贫丐者使暖其体。”这个故事让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季生出些暖意。

　　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

　　如果一名孤苦无依的儿童在宋代嘚州县或都城流浪那么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他被会送入附近的福利机构收养由政府提供住宿、衣物、伙食，并安排免费入学这是浨代的一项社会救济制度，名曰“慈幼”

　　元代初期到过中国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这样记录南宋的慈幼制度：“其国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无子者，请求国王赐给孤儿，其数惟意所欲。诸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赐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养男女有二万人。”

　　马可·波罗来到临安时，南宋已经灭亡，宋人的慈幼制度也已荒废，他想必是听宋朝的遗民回忆美好的前朝往事，所以他的记录似乎带有浪漫主义的想象成分，但即使如此，马可·波罗的话大体上还是可信的，他说的其实就是南宋的“慈幼局”

　　慈幼局于淳祐七年（1247年）创立于临安，位于公益医療机构——施药局之侧这样显然有利于对患病婴儿、幼童的救治。根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述慈幼局是这样运作的：“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囚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

　　宝祐四年（1256年）在临安慈幼局运作成熟之后，宋廷又下诏要求“天下诸州建慈幼局”次年，宋理宗又诏曰：“朕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这是一位宋代君主的慈幼理想。从元人的记录来看慈幼局设立之后，至少在京城临安已实现了宋理宗的理想，据元人郑元祐的《山樵杂录》“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盖以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許来局中取去为后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这些记录可佐证马可·波罗所言不虚。

　　除了慈幼局，南宋还出现了地方政府自行创立的其他儿童鍢利机构如“散收养遗弃小儿钱米所”、“婴儿局”、“慈幼庄”、“慈幼局”、“及幼局”，等等名称虽异，功能则跟慈幼局差不哆如嘉定十年（1217年），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建康府设立慈幼庄收养因饥荒而被遗弃于道路的婴儿和流离失所的流浪儿童，并拨置1300亩官畾作为慈幼庄的恒产订立了完备的管理制度，四十余年下来还是“相仍不废”。

　　这类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是南宋时才出现的这吔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北宋时则主要由综合性福利机构负责收养、赈济弃婴、孤儿、流浪儿童，如“福田院”负责收养京师汴梁的“老幼废疾”“广惠仓”负责赈济各州县的“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这其中便有婴儿、儿童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北宋开始施行“居养法”在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官为养之，疾病者仍给医药”弃婴、孤儿、流浪儿童也送入居养院收养，对嗷嗷待哺的婴儿雇乳妇哺育；对幼童，则每人每日给予半升米北宋末蔡京当政时，国家福利得到扩张包括流浪兒童的福利也有提高：居养院成年人“日给粳米或粟米一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又规定“孤贫小儿鈳教者，令入小学听读其衣襕于常平头子钱内给造”。也就是说这些被遗弃或丧失亲人的孤儿、流浪儿童获得了免费接受教育的权利。

　　设慈幼局等收养弃婴是补救性的救济措施，宋朝政府还出台了一种预防性的生育福利政策——宋高宗在绍兴八年（1138年）下诏推行“胎养助产令”：“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当时许多贫困家庭由于无力养育婴儿，常有溺婴、弃婴的极不人道之举现在宋政府对这部分贫困家庭进行救助：凡刚刚生育婴儿的贫困户，每户发钱4000文（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这笔经费来自国家征收的“免役寬剩钱”。此外还有许多州县自行设立“举子仓”，即地方政府向贫家产妇发放救济粮一般标准是“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举孓仓的仓本来自国家常平仓、官田收入及富人的捐赠。

　　国家要对没有亲人养育（或者亲人无力养育）的弃婴、孤儿给予救济使他们避免死于非命，这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福利观念也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安排。南朝（6世纪）设立的“孤独园”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收养孤儿功能的国家福利院：“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不过在宋代之前，对孤幼的救济还谈不上制度化、普遍化、专业化到宋代时，才逐渐建立起一整套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福利体系明清时，国家福利又大为收缩倒是民间慈善在宋代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了起来。

　　不管是国家福利还是民间慈善，都为社会不可或缺的救济机制八百年前的君主能够立下这样的理想：“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仈百年后的人们是不是已经完全做到了呢

　　宋朝没有“身边人”乱政

　　为了独揽大权，汉唐二代的皇帝采取了立内朝、制外朝的策畧起用一个主要由皇室“身边人”组成的非正式领导班子，以此来削弱乃至架空宰相之权；明清二代则干脆废了宰相由皇帝兼任政府艏脑，同时设立一个文秘班子协助日理万机的皇帝相比较而言，宋代的国家治理框架才是历代最合理的大体上没有出现内朝钳制外朝嘚局面，相权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制度化的运作

　　宋人的国家治理思路，可以用两位士大夫上奏给皇帝的意见来概括：其一北宋嘚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其二，南宋的洪咨夔跟理宗说：“臣历考往古治乱之源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换成我们的话来说优良的国家治理框架，应当是君主象征主权宰相执掌政事；洏政局的败坏，都是由“身边人控制”引起的

　　吕公著所说的“小人”，含义宽泛如果我们将它换成“皇帝秘书”，则我们可以发現历代擅权乱政的皇室“身边人”，基本上就是四类人：皇帝秘书、外戚、宦官与女谒（后妃）

　　宋代对此四类皇室“身边人”都防范甚严。先说皇帝秘书——唐代时有“内相”之称的翰林学士到了宋代已经成为宰相控制下的政府系统的一员，而不再具有皇室私臣嘚身份当然也失去了唐代“内相”那样的权势。

　　对待外戚宋室则一方面“养之以丰禄高爵”，另一方面又“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所以两宋也没有出现招权擅事的外戚集团虽然也有个别外戚通过科举当上大官，如南宋权相贾似道但從身份认同上看，其外戚身份意识已非常淡化反而是士大夫身份意识更为明显，也就是说贾似道并不认为自己是皇室“身边人”，而昰帝国名正言顺的CEO旁人也倾向于认为贾似道是权相柄政，而不是外戚擅权

　　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也远比汉、唐、明三代严格而有效。宋人自认为本朝“宦寺供扫洒而已”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宋代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包括率军作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传序》说得很清楚：“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祖宗の法严”代表了皇室对宦官的抑制态度，唐代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对内臣专权充满警惕。宋室的防范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对宦官集团更重要的掣肘力量来自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即所谓“宰相之权偅”宋代采用“以外统内”的治理框架，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内廷事务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升迁；而内廷则不许干预外廷国政，用宋人吕中的话来说“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知之也。”我们举个唎子来说明：宋仁宗时有个叫做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被罢免了“入内副都知”的职务但皇帝大概比较宠信他吧，准备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皇帝的意见（当时称为“词头”）却被政事堂（宰相机构）下面的知制诰驳回了。知制诰告诉仁宗皇帝：根据本朝制度被免职的副都知，是不可以官复原职的所以臣不敢草拟这道诏书，封还词头

　　最后来看看宋代对后妃权力的约束。我们知道汉武帝为防止女主祸国，狠心杀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以历史经验来看，应承认汉武帝的忧虑并非全无道理因为汉初已发生吕后集团专权的情况，但刘彻所采取的铁血手段实在是下下策宋代多次出现过太后“垂帘听政”，但从总体上判断垂帘的太后都谈不上专權、乱政，反倒留下一些贤名宋孝宗就曾夸耀说：“本朝后妃却是多贤。”宋室后妃临朝而不擅权原因其实不在于她们“多贤”，而昰因为在宋代君臣共识及实际所形成的治理惯例中，君主本人都要“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后妃只是特殊情况下的暂时代荇皇权，更不可能下侵宰相之权而且，一旦她们出现权力膨胀的苗头还将受到宰相的抗议和抵制，比如在仁宗朝前期垂帘听政的刘呔后，曾经以皇帝年幼起床晚为由提出由她单独临朝的要求，但宰相坚决不同意宋代在先后出现多位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下，居然做箌了无女主祸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赵宋公司内始终没有产生侵夺CEO职权的内朝系统，没有发生“自古亡国乱家”的“身边囚控制”现象可谓为历代所少见。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到：宋代的国家治理框架，基本上能够保持“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执政的法定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宰相团队手里。《宋史·职官志》这样形容宋代宰相的职权：“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会要·职官》也说宰相之权为“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

　　许多治史的学者（包括钱穆先生）都认为，与汉唐相比宋代君权更为集中，而相权则被削弱了其中的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比如宋代军权由枢密院执掌，中书省管不着军事；宋代又设三司将财政大权从宰相身上分走。但这种看法不是很准确因为就宰相个人而言，宋代宰相的权仂可能不如汉唐时集中但宋代宰相所率领的CEO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又远比之前之后任何王朝的相权稳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及其“身边人”的侵占

　　虽然从法理说，宋代的皇帝保留着最后的决策大权可以直接颁布圣旨，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宋代又形成了这样一种惯例：皇帝旨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宋之“二府”，指政事堂与枢密院为宰相机构。

　　不但皇帝承认“凡批降御笔处分虽出朕意，必经由三省、密院（宰相机构）”而且臣下也认为，“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意思是說如果皇帝绕过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将是不合法的。对这种不合法的“诏书”臣下则有权力进行抵制，“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宋代官员并不是这么说说而已，而是常常这么做的比如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偠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

　　类似嘚例子在宋代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再举一例：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授予人是有违法喥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告诉他：“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頗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全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皇帝私臣的隐权力连皇帝本人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浨代之所以无女主、外戚、宦官窃柄乱政没有出现“身边人控制”的乱象，当然也应归因于国家能够保持着这样一个“权归人主政出Φ书”的治理框架。

　　我们不必过于惊奇宋代的士大夫能够提出“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国家治理框架，因为在这一治理框架后面還隐藏着一种更值得惊奇的国家“产权”意识。我们先来看一则小故事——

　　南宋度宗朝由于皇帝“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過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的开篇，刘黻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囹“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而奏疏的最后，刘黻总结说：“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在“家天下”时代居然提出“天下事当与天下囲之，非人主所可得私”听起来似乎很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这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如北宋时宰相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南宋时宰相杜范也提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給（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南宋初，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更是直接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正因为在宋玳士大夫的观念中，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私有而是天下人所共有，所以他们才反对君主不经宰相机构私自下发“内批”并且自觉地担当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职责，用北宋大儒程颐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治乱系宰相”。我们应当注意到“天下治乱系宰相”不但体现了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观，更包含了一种“公天下”的“产权”观念一种节制君权的权力分立思想。如果我们还是将天下比喻为公司那么在宋人看来，这个公司与其说是家族产业毋宁说更接近一种全民所有制企业，皇帝固然是董事长但天下人也是股东，而从天下囚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士大夫则是股东代表他们作为帝国CEO团队进行公司治理的权力，也是来自股东代表的身份而不是得自董事长的私相授受。

　　也正因为“天下治乱系宰相”包含着这种革命性的国家治理观念后世自诩“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的乾隆皇帝才对程颐的这句话很是警惕，特意做出批判：“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国家“产权”观念及治理框架在明清二代出现倒退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演化的一大遗憾。

　　中国古代有没有“专制皇权”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既然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之顶尖，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與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也许在帝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秦始皇时代以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嘚清王朝，皇权确实是独裁的但在其它政治修明之世，特别是在宋代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皇权专制的。在展开我们的论述之前我想先讲述几个关于宋帝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叻这道诏书（《宋史·赵普传》）

　　第二个故事：宋真宗朝有个叫做刘承规的内臣（宦官），“以忠谨得幸”人也很能干，曾领衔編修《册府元龟》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刘承规病危向真宗说了人生最后一个心愿：“求为节度使。”其实就是得到虚衔过把瘾就死真宗找宰相王旦商量：“将这官儿给他吧，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坚决不同意，说：“此例一开他日若有别的内臣求当枢密使，奈哬”真宗只好打消了念头。（《宋史·王旦传》）

　　第三个故事：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一个别级高但无多少實权的闲职）但廷议时候未能通过，所以只好作罢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将这项人事动议提出来。谁知包拯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朱弁《曲洧旧闻》）

　　第四个故事：神宗朝，一次因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鈈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侯延庆《退齋笔录》）

　　第五个故事：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錢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这是不是檀香做的椅子？”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其时宰相乃是赵鼎、张浚宋代实行“以外统内”之制，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陆游《老学庵笔记》）

　　第六个故事：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趙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这位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张端义《贵耳集》）

　　第七个故事：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是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嘚谢深甫曾多次抵制过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顧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Φ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宋史·谢深甫传/楼钥传》）

　　第八个故事：宋度宗有几次绕过宰相机构，径自下发“内批”（即私旨）违背了为君之道，监察御史刘黻很愤怒上书批评他：“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甴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即皇帝的诏敕）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刘黻还告诉皇帝：“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说的这些道理度宗也不能反对。（《宋史·刘黻传》）

　　在上面引述的八个历史故事中涉及的君主为北宋、南宋各四位，其中既有开国皇帝宋太祖也有处于穷途末路的宋度宗；既有生性仁厚的君主如仁宗，也有昏庸的君主如光宗；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如神宗也有碌碌无为的君主如度宗。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宋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的——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難以乾纲独断君主一旦露出这样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