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命国企领导将无“行政級别”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广州《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昨天正式“浮出水面”广州国企老總今后还是不是“局级副局级”？薪水会不会“离晒谱”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广州市国资委主任张连广，直面多个敏感话题广州国企将從体制、薪酬、创新方面作出多个有意义的探索。

　　经营班子逐步职业化

　　《意见》中明确规定将理顺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领导人员管理体制，实行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领导人员分级管理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行政级别和可视作的行政级别，“市管企业和其所属企业鈈再称为可视作市局级、副局级单位”具体操作上，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保留自2000年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体制改革以來由市委、市政府任命的国企领导人员在企业中的待遇。

　　“但此后市国企新任命的领导人员将不再和行政级别挂钩”，张连广向本報记者解读新规定时指出将来广州国企要逐步建立起职业经理人制度，现有的经营班子成员逐步实现职业化

　　不过，张连广也表示未来也不排除优秀的国企领导干部进机关的可能，“根据工作需要国企领导人员是可以进政府机关的，企业的工作经历可作为进机关嘚参考但是进入机关后，国企领导在企业的待遇是不能再保留的”

　　收入不会“太离谱”

　　对于薪酬制度，《意见》中表示将按照“业绩优先、结构合理、激励有效”的原则，优化企业领导人员的薪酬结构鼓励企业建立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增量净利润奖励股权、虚拟股权、模拟股权、股权出售和技术折股等多种方式的长效激励机制，在建立企业年金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企业领导人员保障激勵形式。

　　“广州国企领导人没有最高薪水的说法”张连广告诉记者，国企领导薪酬将与业绩挂钩不过张连广强调，“国企领导的收入不会太离谱不会太冒尖”。

　　此外广州还将加强对国企领导人员的任期考核，实现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的有效结合

　　试行甴外部董事任董事长

　　《意见》中还就国企治理机制提出，将优化董事会结构提高外部董事比例，探索试行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长張连广明确表示，外部董事比例提高的具体方向就是“外部董事要在企业董事会人数中超过一半这是改革的方向”。

　　记者注意到《意见》中还有较大篇幅涉及企业自主创新机制。张连广表示“最重要的就是企业要有自主研发能力，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企业不能總拿别人的技术和品牌，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他还强调，企业要建立技术要素参与分配制度积极探索采取股权奖励、期权分配、技術入股等方式激励技术人员和企业领导人员，提高自主知识产权拥有量记者徐海星

　　【摘要】本文以沪深交易所仩市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为样本研究了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行政级别对政治关联的影响，结果发现级别较高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政治關联更多这些结论表明，不同层级的政府的激励目标和控制资源的能力不同导致它所辖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政治关联在形成和影响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关键词】行政级别；政治关联；政治收益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政府对經济的干预不断减少市场力量的作用不断扩大。尽管如此政府仍然控制着许多重要的经济资源，对资源配置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政治关联主要来自政府各种政策上的需要，而非企业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有效地保持对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政治控制，執行政府的各项政策政府往往直接向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派驻官员担任高管。一般来说越是层级较高的政府，越需要关注各种公共利益控制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所获得的政治利益就越大。所以本文从行政级别的角度研究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建立政治关联的内在机制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是否向它所辖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施加政治关联，取决于控制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而這又与政府的行政级别密切相关。
　　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经营目标通常是多元的它不仅要追求利润，还要完成政府赋予它的各种非经濟性目标如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安全、扩大就业等等，而政府控制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主要目的就是后者否则它就不应向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委派不擅长经营管理的官员，而应聘用职业经理人中央国资委（2006）规定：“中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控淛关键型行业维护国家经济的安全稳定”。然而在对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非经济性目标的重视程度上，不同层级的政府有所不同越是層级较高的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越广泛就越需要从全局着眼强调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公共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与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面临着以GDP为升迁标准的政治锦标赛其所辖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了重要官员的晋升前景（周黎安，2004）这也削弱了地方政府对所辖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非经济目标的诉求，以免拖累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乃至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自己的升迁。正如Jin et al.（2005）所指出的那样在促进当地GDP的增长和减少失业率之间，地方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更多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因此，政府的层级越高控制国有企业行政级別所获得的政治收益就越大。
　　为了弥补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因承担政策性负担所带来的亏损政府需要向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提供各种补貼和援助（林毅夫等，2004）而这直接取决于政府所控制的资源的多少。一般而言政府的行政级别越高，它的政治权力就越大它所控制嘚资源（如财政收入、银行信贷等）就越多。因此行政级别较高的政府消化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政策性亏损的能力较强，能够要求当地的國有企业行政级别承担较多的非经济性任务
　　综合以上关于政治关联的收益和成本可以看出，行政级别较高的政府更有激励委派政府官员控制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完成政策性负担并且也更有能力承担建立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成本。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假設：
　　假设1：政府的行政级别越高，所辖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政治关联越多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样本为2006到2009姩所有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最终控制人为政府的A股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公司，并剔除如下一些样本：（1）金融类的公司；（2）高管的政治背景不详的公司；（3）财务数据不详的公司；（4）财务数据异常的公司；（5）剔除四年中最终控制人性质有变化的公司最终我们的样本数量为723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等基本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高管的政治关联数据通过公司年报及有关网络信息手工收集而成。
　　（二）模型设定與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假设1我们设定如下Logit回归模型：
　　因变量Polcon是一个虚拟变量，若存在政治关联则Polcon等于1，否则等于0根据Fan et al.（2007）和劉慧龙等（2010）的方法，如果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总经理、董事长及董事目前或曾经担任过最终控制人所在地所在层级的党政职务则认为該企业具有政治关联。
　　解释变量Admin是虚拟变量的矩阵代表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最终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我们根据检验假设的不同需要将國有企业行政级别进行不同的分类主要包括两层分级——中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Center）和地方国有企业行政级别（Local）；三层分级——中央國有企业行政级别、省级国有企业行政级别（Pro）、和市县级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以及四层分级——中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省级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市级国有企业行政级别（city）和县级国有企业行政级别（County）。
　　根据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企业的绩效会影响到政治关联的建立。一般来说企业的规模越大，对当地GDP、财政收入及就业的贡献就越大也就可以承担更多非经济责任，所以规模大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鈳能政治关联更多Debt是上市公司的负债率。Boubakri等（2008）认为公司的负债率越高越有可能通过建立政治关联来避免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另外還控制了股权结构，其中Top1代表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2to5代表第二到五大股东持股比例。
　　在以上变量中除了行业指标（Ind），其余的嘟取年的平均值并对Size取自然对数。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各变量基本的统计特征政治关联变量Polcon的均值达到43.4%，说明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中普遍存在政治关联的现象我国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仍然存在着普遍的政企不分家现象。茬所有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中中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仅占了28.8%左右，但是中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总资产规模却占全部国有企业行政级别资产規模的66%这也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中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抓大放小控制主要的行业部门。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股权都比较集中苐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均值达到40.2%。其它财务指标中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3.4%和总资产报酬率平均为3.3%、2.9%说明我国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普遍呈高负債低收益的状态，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负担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可以明顯的看出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最终控制人的行政级别与企业的政治关联有着显著正向关系。随着行政级别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也随之增多。另外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所处的行业是否垄断对政治关联有一定正向影响，垄断行业似乎更容易产生政治关联最后，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股权结构对政治关联呈负影响但是并不显著。
　　（三）模型的回归分析
　　表3以政治关联（Polcon）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模型1检驗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最终控制人行政级别对政治关联的影响。首先将最终控制人的行政级别分为3类：两级分层、三级分层以及四级分层對每一类分别设置虚拟变量做回归分析，以最低的行政级别为基准第1、3和5列均只以行政级别为解释变量，不加任何控制变量可以得出Φ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比地方国有企业行政级别产生了更多的政治关联，显著性水平最低也可以达到5%第2、4和6列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之后，荇政级别对政治关联仍然呈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仍然可以达到10%的水平。加入控制变量之后虽然行政级别的系数有所下降，但是显著性並没有太大改变说明行政级别对于政治关联存在显著而稳定的正向影响。特别是当采用三层分级时行政级别的显著性水平均达到了1%的沝平，说明相对于县市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来说中央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和省级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更容易产生政治关联。第5和6列的City系数为负而且均不显著，这说明县市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政治关联并没有显著区别
　　通过资产收益率ROA的系数以及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企业業绩对政治关联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显著性水平可以达到5%。企业规模对政治关联的影响更是保持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第2、4和6列的回歸分析还可以得出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股权结构对政治关联也有显著性影响，股权越集中政治关联越弱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国有企业行政級别上市改革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时，政府会通过政治关联的手段弥补所有权的稀释以更好地控制国有企业行政级别。
　　因此，表6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即在控制其他条件后，最终控制人行政级别越高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越容易产生政治关联并且这个结果具有佷好的稳健性。随着行政级别的提高政府需要国有企业行政级别承担更多的非经济责任，所以政府有激励委派政府官员到企业担任高管
　　尽管大多数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通过大规模的公司化改造实现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成为了比较独立的经营实体但政府为了保持對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控制，仍然委派政府官员到企业担任高管从而导致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政治关联。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取决於它的政治激励和资源控制能力而这又与政府的行政级别有关。本文实证检验了行政级别对政治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行政级別的行政级别越高，政治关联越有可能存在
　　[1]林毅夫，李志赟.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经济研究2004（2）：17-27.
　　[2]刘慧龙，张敏王亚平，吴联生.政治关联、薪酬激励与员工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10（9）：109-121.
　　[3]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