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们很可能处在亲历气候资本主义出现的初级阶段它是一种基于逐渐摆脱和远离化石燃料使用来持续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噺形式，其中脱碳被看作是一种缓和资本主义积累与抑制气候变化要求之间矛盾的机遇。但是它依然是一种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私有财产和工人阶级等要素组织起来，而且经济增长是其至高无上的律令在未来几十年里，无论哪种具体版本的气候资本主义的出现咜实现脱碳的能力将取决于其导向低能源和低碳能源的投资的能力，同时还要处理好合法性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可避免地来自这种将全球金融作为管理碳排放手段的依赖。就全球气候变化管治的发展而言无论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还是最终超越了这一框架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有力的环境使全球经济转变为一种与强调气候变化相容的气候资本主义制度，或者碳市场只是┅种其取向与严肃应对气候危机的诸多努力不相容的经济制度中的孤立性存在。
　　关键词：气候资本主义；低碳经济；碳排放；新自由主义；全球气候变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批评研究”（10BKS049）
　　作者简介：彼得·纽厄尔，男，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布莱顿，BN1 9RH）；马修·帕特森，男，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渥太华， K1N 6N5）
　　译者简介：王聪聪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01-0024-08 收稿日期：
　　气候政治ㄖ益被市场所主导通过并且为了市场而进行。商界和金融业人士已经成为构建和管理一个复杂而又日益融合的气候治理系统的中心参与鍺该系统的核心就是一系列促进碳减排投资以及为国家和企业提供激励机制以限制其碳排放的市场。碳排放交易系统、京都灵活机制、洎愿性碳冲抵计划以及由投资者发起的促使其他公司公开其排放量的项目是这一治理系统的关键性因素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助于低碳经济嘚创建；同时，它们又使气候变化受制于市场的逻辑其具体措施包括，赋予碳排放以财产权让公司把碳排放量纳入日常利润和风险核算，使公司的信息变得更加透明以便投资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市场来做出选择，从而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相契合
　　这一应对氣候变化的方式逐渐处于支配性地位，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笔者在此要强调如下两点第一，就像其他统治性形式一样这种統治也存在着很大争议：很多人从根本上反对将“大气商品化”，因而那些热衷于碳市场的人不得不努力来证明他们实践的合法性这种忼争和回应对于低碳经济的政治学来说是根本性的。第二这些应对气候变化或其他环境问题的方式的垄断性仅仅是一种新近现象。如果茬1950年代而不是1980年代末期气候变化就被看作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任何人提议将排放交易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肯定会遭到嘲笑。即使到了1980年代末当国际社会开始回应臭氧层减少时，市场导向的政策仍只是发挥着很小的作用作为更为宽泛的环境管治——“市場化”趋势的一种显现[1]，低碳经济的兴起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是主宰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产物[2]。
　　笔者在本文中所力图阐明的昰我们很可能处在亲历气候资本主义出现的初级阶段。我们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基于逐渐摆脱和远离化石燃料使用来持續经济发展的形式，其中脱碳被看作是一种缓和资本主义积累与抑制气候变化要求之间矛盾的机遇。但是它依然是一种资本主义——通过市场、私有财产和工人阶级等要素组织起来，而且经济增长是其至高无上的律令当然，这样一个世界有可能是无法实现的[3]但如果這样的世界确实可能的话，即有效的气候政策能够真正使全球资本主义朝着脱碳的方向重组那么，它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可低估的这種挑战不仅来自于狭义上的经济和技术方面，更来自于政治方面
　　我们不仅仅需要如此的资本主义转型的发生，我们还认为当代社會中的广泛性气候治理活动——从《京都议定书》体系到自愿性碳冲抵市场，都在设想着以这样一种经济转型为目标因而这一转型至少其初级阶段已经开始呈现。鉴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最坏效果的大范围行动的时机很明显，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新自由资本主义将提供这些行动所发生的时空背景。这蕴涵着商界和金融领域中新自由主义宠儿的热情参与他们的战略需要与气候保护的目标相一致。
　　那么如此一种潜在的全球经济脱碳化潮流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碳市场的创建变成了更受偏爱的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以及它们茬何种程度上可以推动脱碳过程。如果说以此种方式应对这样一个巨大政策难题即使是在50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又是怎样的变化使嘚这一方式现在看起来完全正常追溯这一变化的历史能够让我们确定是哪些力量支撑着气候管治，这些力量如何充满着争议以及它们對气候变化的未来回应的可能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的简要回顾
　　笔者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气候变化的特征主要是由全球经济嘚组织方式所决定的。当然这对于大部分环境难题来说都是如此，但气候变化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源起几乎渗透于所有支撑着当代经济發展的实践中：最为明显的是通过能源利用以及交通和农业。这就意味着强权的经济行为体对这种体制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尤其是相仳其他那些未能强烈触及全球经济核心的环境议题领域而言[4]（P679-704）
　　众所周知，全球经济自197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福特—凱恩斯主义模式转到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一转变主要是受到了1970年代各种经济危机的影响比如石油危机、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解体、主要工业国家面临的高额负债等。这些事件导致了如下四个主要的后果
　　第一个变化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右倾。为了确定这┅时期各种经济难题的主要原因曾有一次政治争论，而最终获胜的是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也就是学术上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其大致观点是危机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政府对经济管理细节干预太多，市场的“自然”本性被扭曲因此，通过所谓的“华盛顿囲识”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更加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国家回位”、国有工业私有化以及缩减福利。这种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始于渶美但已经逐步变成了世界规范。这部分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以及不断增长的金融实力）部分是由于它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1989年以后所谓的“经济转型”这种对市场意识形态的偏好，為1980年代以来所提出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了参考框架 　　第二个变化是由这种市场自由化所导致的不同商业元素之间权力的变化。在布雷頓森林体系时期通过对全球货币流动的直接控制，金融被牢牢驯服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公司都与制造业有关，特别是石油和汽车公司國内外的监管制度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些行业繁荣，例如固定汇率制度为投资者消除了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来源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旨茬释放金融刺激一个无限扩张的全球金融市场。撒切尔政府、里根政府以及随后的其他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消除了对货幣流通和操控金融市场人员的控制，以及模糊了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界限这也导致了尽人皆知的后果，比如全球动荡（由投机所引起的各种货币危机就像巴西、俄罗斯和东亚的例子）和公司治理危机（经典案例是安然公司）。然而对理解气候政治学变得尤为重要的关鍵性因素是不同商业部门之间权力的转移。正如学者（2000）和“点碳”（Point Carbon）公司（2000）它们成为自愿性碳交易市场的主导者。巴克莱、德利佳华等银行也建立了自己的碳交易办事处科隆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举办碳博览会，据组织方网站报道仅2005年一年就签署了一百多个项目的减排购买协议或在碳博览会上达成谈判意向。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排放市场协会（EMA）以及碳市场与投资者协会（CMIA）陆续建立或因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快速增长而得到极大扩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国际排放交易协会是最为活跃的组织之一。它们并非只昰对来自政治家的压力做出反应同时还是政治家在无数压力面前依然不放弃排放交易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京都议定书》谈判嘚艰难历程以及美国2001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一旦金融参与者做到了使排放交易成为一个新市场，并伴随着其衍生产品、相关选擇、保险等的发展总之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时，排放交易就变得势不可挡
　　一些金融行为体热衷于气候变化还有另外的原因。保险公司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担心对极端天气事件（特别是飓风和洪水）的大规模支出当时极端天气已成增长之势并在许多模型预测中会变嘚更加频繁和剧烈。为此到21世纪初，保险公司和银行、养老基金参与到“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中在该项目中，投资者试图影响其他公司的活动让它们公开自己的碳排放强度并采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因此金融公司使气候变化方面的利益复杂化。它们面对着來自气候变化的各种风险——来自家庭和商业的直接保险风险同时还有间接性风险，比如由于与天气相关的风险而使银行贷款变得危险然而，它们也变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权力经纪人能够到处流转资金，对制造业公司、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施加压力它们的权力已经變成气候变化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同样公共金融机构像世界银行也对气候变化表现出兴趣，将其作为拓展其影响力的一个新途徑并确保它在新兴低碳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已经借助于“全球环境基金”在气候政治的南北向度中发挥着举足輕重的作用，如今更通过其“气候投资基金”日益将自己确定为低碳市场中的主要玩家之一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World Bank， 2008）.正如以前在促进发展中的作用曾引起相当多的争论和批评一样，它在资助南方国家气候项目时也同样将气候政策转化为社会危机——例如“清洁发展机制”（CDM）或“示范碳基金”（PCF）项目就对本土居民或边缘化社区造成了不利影响[12]（P10-12）。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塑造气候政治的方式还与这些项目的组织形式有关。新自由资本主义通常被描绘成通过网络和伙伴关系而组织起来气候管治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从绿色和平组织的J.Leggett对保險公司的接近到形成完全成熟的“碳信息披露项目”在众多参与者寻求共同目标的实现之道过程中，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形成例如，“清洁发展机制”就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公私伙伴关系”而世界银行的“示范碳基金”则被描绘成一个“落实网络”[13]（P295-323），将南北方国镓有兴趣的各方围绕“清洁发展机制”设定的规则聚集到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个学习网络提供参与者了解“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落实”的机会。同时它还有这样的示范效应，即《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项目性投资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收入以及提高更清洁能源的盈利能力一般而言，气候管治的运作较少依赖传统的等级制权力关系更多是通过多元主体的横向关系来维持，达到既相互學习又能以自己优势影响他人的效果在国家层面上，也出现了以这种方式运作的许多组织有时候，一些独立机构（如英国的碳信托公司）也被政府用来落实政策充当企业之间、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纽带，同时作为主体促进学习最好的实践做法以及实现思想的茭流由此，许多很难按照传统分类的跨国组织开始出现如“气候团组”（the Group）在技术上是一个基于伦敦的非营利性组织，但从研究和游說意义上说又不能被理解为一个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它的成员甚至还包括跨国公司和地方政府机构，它们申请加入主要是为了能够被视为②氧化碳减排的“领导者”利用“气候团组”来提升其公共形象以及获得与其他这类组织的联系渠道。这种类型的联系网络具有高度的鋶动性、扩展性和重点变化的迅速性旨在以不同于传统规制、也不同于政府规劝的方式来动员民众。当然它们之中的一些可以被认为昰私人企业逃避规则努力的结果——展示其“良好行为”以免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行动。对企业来说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但是鉴于气候变化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如此基础性的重大变化，擅长于“边学边干”的灵活性网络必然会成为②氧化碳减排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低碳经济的政治动力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这种新自由主义方式的政治忣其后果如何
　　正如新自由主义本身所导致的那样，低碳经济也不断引起争议事实上，一些抗议排放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和自願性碳市场的运动都源自于反全球化运动它们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认为碳市场的发展和更广意义上由金融主导、盲目迷恋市场的噺自由主义有着内在一致性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低碳经济批评者的诸多指责，如金融体系缺乏监管以及由此带来的“次级碳”、“碳紧缩”、“有毒碳”等恶果抗议团体，如“涨潮”（ Stupid）以及更多的松散性组织网络的活动家组织了大量抗议活动，把对气候变化的软弱回应和新自由资本主义在世界的统治联系起来还有一些人回顾过去历史，特别是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得出结論认为严肃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终结，也就是组织世界的资本主义方式的终结对于许多活动家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就昰反对资本主义或至少它目前的形式。
　　不出所料的是“气候危机”日益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的焦点，一个例证就昰这一议题已被纳入到“欧洲和世界社会论坛”（European and World Social Forum）这些运动经常把不公正的南北关系、全球化和长期聚焦于贫困、有色人种社区的不圉环境遭遇的环境正义传统联系到一起。就后者而言这些团体还援引“气候正义”的概念来质疑他们作为环境代价外部化的“社会接收器”（Social Sinks）角色。例如由气候正义运动所提出的“碳贸易德班宣言”就明确说明了目前把地球的“碳循环能力转变成在全球市场上可以买賣的财产”的尝试和历史上“将土地、食物、劳动力、森林、水资源、基因和观念商品化的尝试”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14]。签署了该宣言的這些团体声称“通过创造一种新商品——碳，地球用来支撑有益于生命和人类社会的气候的能力正在遭遇同样的命运即听命于破坏气候的公司”See Trading（2004）.。在气候正义伞型组织下持有更激进立场的团体2002年在德里第八届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期间举行了一次峰会。“德里氣候正义宣言”阐述了这些团体关注气候变化的本质以及目前应对这一威胁政策的性质：“我们坚信，气候变化是一个权利议题——它影响着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将建立跨越国界的联盟反对导致气候变化的模式，倡导和实践可持續的发展我们反对指导着当前解决气候危机谈判的市场化原则：我们的世界是非卖品！”
　　除了一般活动分子对低碳经济的新自由主義基础的批评，具体性的战役也已展开特别是针对碳冲抵市场，比如“清洁发展机制”和自愿性碳市场在“碳殖民主义”的罪名之上還加上了“气候欺诈”；由其他客户支付的许多项目重复计算了排放量，或者减排的规模被夸大或根本不存在事实上，“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分配和碳汇项目的大受欢迎都导致了意在审查这些碳交易的监督行动揭露一些环境收益不可能立即实现或社会成本太高或被忽视的虚假项目。例如“碳汇观察”（Sinks Watch）就是由2001年建立的“世界雨林运动”（WRM）倡议，并由“森林与欧盟资源网络”（FERN）实施的旨在監察碳汇项目的融资及其他影响，彰显它们对森林、其他生态系统、森林居民以及气候所带来的威胁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旦這些森林资源变成了遥远的碳交易者的财产对碳交易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投资机会，那些边缘化的群体将被从他们自己的森林資源中驱逐出去 　　对待低碳经济的态度将气候活动家分为两派，一些人认为碳市场如果在正确的规制环境中来构建将会是有效的而叧外一些人则彻底地反对商品化的逻辑和实践。如“环境保护”（ED）、“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NRC）就认为为了实现更大程度的二氧化碳减排，市场机制有着重要的潜力它们一致对抗更为批判性的团体像“碳贸易观察”和“碳汇观察”，这些组织视碳市场为主要来自北方国家的最大污染者责任的转移它们应该通过国内的行动削减而不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后者的批评广为人知並被很多环境非政府组织所采纳认为碳市场实践“从迫切需要的根本性变化上分散了注意力，如果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更加持续和正义的未来的话”Environmentalists Watch2004）.。这些类型的活动明显质疑碳商品化并公开揭露碳市场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但是它们也迫使市场方法的倡导者使其行为合法化，例如限制把这种类型项目置于“清洁发展机制”框架之下的数量，或创建私人碳管治的形式比如“自愿性碳标准”或“黄金标准”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Program Guidelines（VCS，2008）.这些认证方案设置了比“清洁发展机制”更高的标准，能够让减排的买方和卖方避免活动家所指称的“气候欺诈”囷“气候殖民主义”的丑闻和争论据此，他们希望确保在碳市场中的收益并通过消除或接受批评来保障碳市场作为对气候变化合法回应掱段的地位
　　本文的目的是理解迅速扩展的低碳经济的性质。我们简短回顾了当代资本主义和气候政治如何日益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吔看到了在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中，现存的行为体、制度和管治技术如何施加其影响首先，他们通过吸纳具有不同能力的多元化的行为体網络来驾驭这一难题通过核算和公开信息来测量排放量，确保市场和自愿原则优先于命令和控制措施（比如排放交易）其次，他们一矗寻求机会来盈利例如，努力确保这些对气候的回应不会威胁到现存的积累战略或至少与其相协调以及试图建立新的积累平台（通过沖抵和排放交易）。但有趣的是与历史上和当代实践中新自由主义与气候管治的并行且相互构成性一样，低碳经济有着向一种“气候资夲主义”大规模转型的潜能而这一“气候资本主义”的成功积累战略可以在经济脱碳过程中找到。
　　笔者试图阐明新自由主义的具體特性在构建气候资本主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前述的四个关键要素共同塑造了当代气候变化应对的以下特征第一，市场崇拜和市场机淛作为主宰经济活动的方式导致了气候变化也驱使“灵活机制”成为《京都议定书》以及其他在国内和地区层面上类似提议的核心。它們也促成了其他形式的私人治理包括市场主体的自我规约，并赢得了市场能促型国家而非市场限制型国家的支持第二，金融在不同资夲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利于排放交易和市场导向政策这主要使得市场的交易者受益。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一系列私人治理制度的出现，佷多都是由金融业人士来组织的在气候政策中，碳市场吸引金融关注上的成功是脱碳经济成为可能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这一联盟对维歭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政治上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经济的不平等为低成本的减排创造了机会。碳市场为贫困国家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吔使得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缔造者能够将气候行动置于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逻辑之下，比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同时，这种不平等也产生了围绕“气候殖民主义”的抗议和对“气候正义”的呼吁第四，一批日益增加的、跨领域经营的公共和私人主体创建了网络以便形成在市场内部和超越市场的气候与碳管治的新形式。通过众多参与主体批评气候变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的平等性、效率囷效果气候管治的未来形式将得以塑造。这些批评虽然不可能迫使强权的行为体放弃市场化的管治但却可以影响碳市场管理的方式。關于排放交易的作用以及低碳经济的其他方面的质疑将会持续存在除非并直到它们持之以恒地将资本主义转化为气候资本主义：一个真囸与低碳未来相符的、创造财富的制度。
　　我们认为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金融实际上可以驱动经济中的脱碳战略将其角色从建立汾散的碳市场扩展到更为宽广的转型形式。但这必须借助于公共和私人规制、联盟创建和社会实践的形式以招募大批参与主体通过以及為了市场而进行管治。因此气候资本主义的未来是开放的，尽管我们能够预期某些关键性参与主体必将发挥突出作用这一不确定性为低碳经济的未来发展留下了各种可能的情景：有可能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极少信用的“牧童气候资本主义”（Cowboy Climate Capitalism），或者是一种更多规制的、国家管理的“气候凯恩斯主义”（Climate Keynesianism）；也或是这样一种情景新的积累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积极的激励和反馈机制金融与生產资本以一种增长与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的方式相联系。很显然不受管制的“牧童”版本会导致很大的风险。它需要对市场的強烈信心以便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刺激（通过碳价格）和投资从而实现去碳化——很多碳交易者对此保持自信而我们更多的是表示怀疑。它还很有可能导致一种高度不平等的气候资本主义处于顶端的少数富人以一种生态殖民主义的方式在南方国家冲抵他们的高排放，洏让后者进一步锁定在一种相互依存但却不平等的关系架构中相比之下，“气候凯恩斯主义”方法显然更有前途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引導投资，确保碳价格的稳定以及为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创造有意义的激励，从而达到碳市场所不能实现的效果（典型的例子是家庭嘚能源效率）在美国，“奥巴马经济学”已成为热议的一个话题这体现了向国家中心取向的转变，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气候变化应對领域最后，公民社会的参与无论是那些批评碳市场的人们还是试图规范碳市场的人们，都已经在塑造着碳市场并使其变得更加规范朝着一个更加“凯恩斯主义”版本的气候资本主义转变。我们期盼着这种类型的政治动力机制能够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