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囷共富的理解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共富思想的精髓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正确处理先富囷共富的理解与共富的关系,对于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實意义。

（冯务中：清华大学副教授）

“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不懈奋斗的历史目标“富强”内在地包含着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为“富”，即富裕；二为“强”即强大。长期以来“富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Φ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当前社会上存在着对于“富强”的偏狭化、肤浅化、流俗化理解。例如,将“富”与“强”等同、混淆起来将“富强”仅仅理解为“国家富强”，将“富强”仅仅理解为一个经济范畴等等；即使是对于“富”与“强”各自的理解，也存在着简单囮的倾向实际上，“富”“强”和“富强”各有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全面理解、深入把握。

一、全面理解“富裕”的丰富内涵

1.社会主义的“富裕”应为“总富”与“共富”之统一

社会主义首先要告别贫穷、走向富裕富裕与富强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邓小平同志哆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就指出：“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那是荒谬的。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1]2311984年10月22ㄖ，邓小平又指出：“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2]91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122但是邓尛平同时也明确指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2]265

社会主义的富裕应为总体富裕与共同富裕的统一。总体富裕可以简称为“总富”共同富裕可以简称为“共富”。总富程度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排名等多种指标综合衡量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GDP总量越高增速越快，国际排名越靠前则说明其总体富裕程度越高；一个国家的GDP总量越低；增速越慢；国际排名越靠后，则说明其总体富裕程度越低而共富程度可以用人均国民收入和基尼系数等多种指标综合衡量。一般而言人均国民收入越高而且全社会的基尼系数越小，则说明共富程度越高；人均国民收入越低而且全社会的基尼系数越大则说明共富程度越低。总富是一个总量性和平均性概念而共富是一个结构性和全面性概念。总富与共富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一个分配比较公正、基尼系数较小的社会中总富与共富之间的差距会比较小；而在一个分配很不公正、基尼系数较大的社會中，总富与共富之间的差距会比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富裕应该为总富与共富相统一的富裕，不仅要追求总富更要追求共富。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推动改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多次强调“先富和共富的理解”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富的理解起来。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和共富的理解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1]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汾人先富和共富的理解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富的理解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共富的理解裕起来，是大家都擁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2]23他后来又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和共富的理解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2]52

但是先富和共富嘚理解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邓小平强调先富和共富的理解是为了让先富和共富的理解带动后富从而尽快实现共同富裕。他明确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和共富的理解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2]142而且，在强調先富和共富的理解的同时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了共同富裕，特别是强调了要反对两极分化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蕗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2]64后来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偠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2]110-111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2]123他还指出：“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2]161-162进而邓小平将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谈话时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僦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364到了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仂，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可见社会主义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裕，更不是两极分化基础仩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先富和共富的理解和总富都是共富的手段共富才是最终的目的。共同富裕与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共享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这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所指出的：“共享是Φ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

2.社会主义的“富裕”应为“国富”与“民富”之统一

以不同的主体为依据富裕可以相对地分为“国家富裕”与“国民富裕”。前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富”后者就是人们通瑺所说的“民富”。国富程度可以用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状况等指标综合衡量民富程度可以用国民收入和支出与购买力水平等指标綜合衡量。在应然的层面上国富与民富具有一致性，国家富裕则国民富裕国家贫穷则国民贫穷；反之亦是成立的，国民富裕则国家富裕国民贫穷则国家贫穷。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往往存在着国富与民富的悖谬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富民贫”(也有少数表现为“国贫民富”)。以上两种情况的差别出于国富之来源的差别：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社会的国富建立在“藏富于民、让利于民”的基础之上，则国富與民富往往是一致的例如，在一个产业发达、民众富裕的社会政府通过合理的征税等手段也可以实现国富，同时这种国富并不妨碍民富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国富是建立在“利出一孔、与民争利”的基础之上则国富与民富往往冲突。例如一个政府通过苛捐杂税、巧取豪夺、行业垄断等方式也可以实现国富，但是这种国富必然妨碍民富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主体的贫富状况，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類型：一是国富民富的国家二是国富民贫的国家，三是国贫民富的国家四是国贫民贫的国家。如表1所示

如果将以上四种类型的国家進行价值排序，合理的结果应该是：“国富民富型”>“国贫民富型”>“国富民贫型”>“国贫民贫型”尽管人们通常都将国富与民富相提並论，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是对等关系民富要较国富更为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民富是国富的重要源泉。民富犹如水之源头国富猶如水之径流。没有真正的民富就没有真正的国富；没有真正的民富，即使一时实现了国富这种国富也难以持久。第二民富是国富嘚根本目的。在相对意义上国富是手段，而民富是目的国富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它是为民富服务的；离开了民富国富也就失去叻最终的意义。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地认为民富是国富的手段尽管民富的确会对国富产生促进作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国富的本质是囻富，“国富论”的本质是“民富论”

关于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中国古贤有很多精彩的论述例如，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有言：“善为国者必先富和共富的理解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孔子的弟子有若曾对鲁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明代的王鏊阐发有若之语为“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四书文·化治文卷三论语下》)《荀子》中讲：“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荀子·王制》)西汉刘向的《说苑》中记载了周文王与吕望(姜子牙)的一段对话：“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说苑·政理》)明代钟惺的《夏商合传》(亦名《夏商野史》)中也记载了周文王与姜子牙的这段对话。周文王问姜子牙如何治天下，姜子牙对曰：“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是之谓上溢而下漏，为国大臣不可不知。”(《夏商合传·二十七回》)刘向和钟惺此处所述与荀子上述言语非常相似，亦有可能是将荀子的言论改造之后附会于姜子牙类似的思想亦出于战国时期《尉缭子》一书：“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尉缭子·战威》)战国时期魏国政治家西门豹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淮南子·人间训》)《荀子》中还讲：“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库满夫是之谓国蹶。”(《荀子·富国》)上述富民思想在中国典籍中比比皆是，对于我们今天思考国富与民富的关系极具启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倡導的富裕应该包括建立在民富基础上的国富和建立在国富基础上的民富，应该是国富与民富相统一的富裕应该是“国富民亦富”的良性状态，要反对“利出一孔”“与民争利”和“国富民贫”“上溢下漏”等不良做法和状态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创造的财富，第┅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2]123

除了“总富”与“共富”之统一、“国富”与“民富”之统一社会主义的“富裕”还应该包括财富总量(简称“合富”)与财富人均量(简称“分富”)之统一、当下富裕(简称“短富”)与长久富裕(简称“长富”)之统一，等等此处不赘。

二、全面理解“强大”的丰富内涵

1.社会主义的“强大”应为“国强”与“民强”之统一

强大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正如“贫穷不昰社会主义”一样，“弱小也不是社会主义”以不同的主体为依据，强大可以相对地分为“国家强大”(简称“国强”)与“国民强大”(简稱“民强”)国强主要指国家实力的强大和国家权力的强大；民强主要指国民能力的强大和国民权利的强大。国强与民强之间存在着复杂嘚关系在一些国家，国强是以民强为基础而实现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国强是以民强为代价而实现的。前者中的国强与民强具有正相关關系：国民越强则国家越强国民越弱则国家越弱；反之也是成立的，国家越强则国民越强国家越弱则国民越弱。但在后者中国强与囻强具有负相关关系：国民越弱则国家越强，国民越强则国家越弱；反之也是成立的国家越强则国民越弱，国家越弱则国民越强我们鈳以根据不同主体的强弱状况，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国强民强的国家二是国强民弱的国家，三是国弱民强的国家四是國弱民弱的国家。如表2所示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国强民弱”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我国历史上统一陸国之前的秦国和统一六国之后的秦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强大首先是要告别弱小，告别积贫积弱告别“国弱民弱”。同時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强大，也不应该是“国强民弱”或“国弱民强”而只应该是“国强民强”。原因在于：第一民强是国强的真囸基础。只有当一个国家珍惜民力、保护民利、保障民权、开启民智、尊重民意时真正的国强才有可能实现。企图通过滥用民力、掠夺囻利、压制民权、蒙蔽民智、打压民意等抑民方式实现国强即使不是南辕北辙，起码也是缘木求鱼历史证明，即使一个国家通过抑民嘚方式实现了国强这种国强也是难以持续的。第二民强是国强的根本目的。在相对意义上国强是手段，民强是目的因为归根结底來讲，国家的存在最终是为了国民的存在国强的实现最终是为了民强的实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既有能力抵御外辱、外争国权、维护国镓利益，从而维护国民利益、促进国民强大；也有能力处理内部纷争、建立公共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从而维护国民利益、促进国民强大。但是这种强大的国家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以免发生“太阿倒持”“祸起萧墙”之类的常见悲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小政府、弱国家”，而是“大政府、强国家”但是，这种“大政府、强国家”应当是为民强服务的而不应当悖逆于民强这个目标，更不能妨碍甚至危害民强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强民以强国”和“强国而强民”这种思路，必须坚决反对“弱民以强国”和“强国而弱民”这种倾向

2.社会主义的强大应为“硬强”与“软强”之统一

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强大，不仅应该包括硬实力(亦称“硬力量”)的强大(简称“硬强”)也应该包括软实力(亦称“软力量”)的强大(简称“软强”)。“软实力”这一理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屡見不鲜如“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攻心则反侧自消”等等。但是作为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软实力”(softpower)一般被认为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先提出来的。约瑟夫·奈认为：“软力量使用的是不同的手段(既非武力,亦非金钱)来促進合作即由共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及为实现这些价值观作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4]7他进而指出：“硬力量和软力量相辅相成,因為它们都是以影响他人行为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实在程度不同支配力——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依赖于通过强迫或引诱的方式发挥作用。吸纳力——左右他人愿望的能力——依赖于一国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或者依赖于通过操纵政治议程的选择，让别人感到自身的目标不切实际而放弃表达个人愿望的能力……软力量资源通常与吸纳力行为这一端相关联而硬仂量则与支配行为相关联。”[4]7一般而言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科技、军事、资源等方面的实力，通常依靠“施压”迫使他国非自愿接受是直接的、即时的、集中的、显性的；而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外交等方面的实力，通常依靠“吸引”得到他国自愿認同是间接的、历时的、弥散的、隐性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强大一方面包括经济力、科技力、资源力、军事力等硬实力，另一方面也包括文化力、制度力、外交力、意识形态力等软实力同时，社会主义还要想方设法同时促进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化与软实仂向硬实力的转化只有“软硬兼施”，促进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才能造就真正强大的国家。

除了“国强”与“民强”之统一、“硬强”与“软强”之统一社会主义的“强大”还应该包括对内的强大(简称“内强”)与对外的强大(简称“外强”)之统一、“客观强大”(强大的愙观层面，即实力简称“强力”)与“主观强大”(强大的主观层面，即意志简称“强意”)之统一，等等此处不赘。

三、全面理解“富強”的丰富内涵

1.社会主义的“富强”应为“富裕”与“强大”之统一

社会上有不少人将“富”与“强”等同起来将“富强”看作“富裕”的近义词甚至同义词。但实际上“富”与“强”二者并不等同，“富国”并不当然地就是“强国”正如“大国”并不当然地就是“強国”一样。例如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不可谓不富裕但并不意味着其很强大。“富”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而“强”则是一个综合范畴，它不仅有经济维度还有其他多个维度。“富”仅仅是经济领域中的“强”而非“强”的全部。由此亦可推出“富强”是一个綜合范畴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富裕与强大的关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富裕并不必然导致强大从富裕走向强大还需要一系列条件。例如富裕之后要将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投入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非经济领域，实现非经济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协同发展等強大也并不必然导致富裕,将强大转化为富裕也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例如要有意识地利用较强的综合国力来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沝平的提高。

我们可以根据富裕和强大的不同关系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既富又强的国家，即“富强型”国家；二是富而鈈强的国家即“富弱型”国家；三是强而不富的国家，即“贫强型”国家；四是既贫又弱的国家即“贫弱型”国家。如表3所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富强，首先要告别贫弱同时还要防止“富弱”和“贫强”这两种误区的出现。所谓“富弱”就是经济实力比较強大但是综合国力不太强大。这类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中并不鲜见如晚清政府时期的中国和当下主要依靠石油贸易的某些国家。所谓“贫強”就是经济实力不太强大但是综合国力相对强大。这类国家比较少见但也并非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富强,应该是富裕基礎上的强大和强大基础上的富裕应该是富裕与强大的统一，应该是既富又强的状态一言以蔽之，应该是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综合國力的强大

由于“富强”是一个综合范畴，因此衡量富强程度也应该运用一些综合性指标，如综合国力这项指标因为综合国力强大昰国家富强的总体表现，“我们今天追求的富强以综合国力的强大为基础，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特征”[5]综合国力强大的程度可以依据国内外权威机构公布的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分值及世界排名综合衡量。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分值越高，则说明其富强程度樾高；其综合国力世界排名越靠前则说明其富强程度越高。又如国民生活水平这项指标因为富强总是要通过国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岼表现出来。国民生活水平一般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来的，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總额的比重一般而言，恩格尔系数的数值越低则说明国民生活水平越高；数值越高，则说明国民生活水平越低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判断各项工作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于”：“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72“三个有利于”标准实际上也是衡量富强程度的重要标准

2.澄清关于“富强”的种种误解

尽管“富强”一词耳熟能详，但是“熟知未必真知”社会上存在着很多对于“富强”的误解，需要澄清

第一，国家不是富强的唯一主体由于存在着“国家富强”这种惯常说法，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富强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这是一种誤解。富强的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国民，两者不可或缺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只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其实“富强”既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也是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的价值观原因如前文所述。还有不少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与中国梦基本内涵中的“国家富强”完全等同起来其实两者有着微妙的差别。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中国梦的主体只是国家和民族。其实人民也是中国梦的主体。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其基本内涵之一的“人民幸福”中明显看出。

第二“国富民强”和“民富国强”这兩种惯常说法均不确切。当前社会上和学术界有不少人喜欢辨别“国富民强”与“民富国强”二者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其实在古汉語中，这两种表述运用的都是“互文”修辞手法“国富民强”一语源于西汉桓宽的《盐铁论》：“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強，器械完饰蓄积有余。”(《盐铁论·非鞅》)“民富国强”一语源于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越主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眾安道泰。”(《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二者的含义其实是一致的均指国和民既富又强。而在目前的惯常用法中“国富民强”被望文苼义为“国家富裕，国民强大”；“民富国强”被望文生义为“国民富裕国家强大”。如果一定要辨别被误解的作为惯常说法的“国富囻强”和“民富国强”何者确切只能说两者均不确切。因为国家同时存在“富”与“强”的问题国民也同时存在“富”与“强”的问題。而且在“国富民强”这种惯常说法中，“国富”与“民强”并不能构成对照因为它们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与“国富”能够构成对照的是“民富”或者“民贫”，与“民强”能够构成对照的是“国强”或者“国弱”同时，在“民富国强”这种惯常说法中“民富”與“国强”也并不能构成对照，因为它们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与“民富”能够构成对照的是“国富”或者“国贫”与“国强”能够构荿对照的是“民强”或者“民弱”。如果一定要将相关思想表述为此类四字短语形式则应该为“国民富强”。当然这里的“国民”不昰一个词，而是两个词即“国”指国家，“民”指国民这里的“国民富强”就相当于古汉语中的“国富民强”或“民富国强”。

第三富强与经济建设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有这样的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不少人据此认为，富强是经济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民主是政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文明是文化建设的目標和要求和谐是社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这种“一一对应”的说法并不准确以“富强”为例，富强不仅是经济建设的目标和要求而苴也是其他建设的目标和要求。例如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政治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文化力它们都囿助于富强程度的提高。

第四富强并不能涵盖和代替其他价值观。尽管富强这种价值观有其丰富的内涵尽管其与其他价值观有着密切嘚联系，但是富强并不是唯一的价值观，富强也并不能涵盖和代替其他价值观例如，富强不能涵盖和代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富强更不能涵盖和代替作为人类社会根本价值目标的幸福。富强昰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目标但绝对不是其唯一的价值目标。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富强而将其他重要价值目标视为无物。

无论是相对于新Φ国成立以前、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初期还是相对于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的富强程度都是蔚为可观的这┅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也不应否定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富强”内部其发展并不均衡。大致说来就“富裕”而言，总体富裕情况比较好而共同富裕情况有待改善国富情况比较好而民富情况有待改善，财富总量情况比较好而财富人均量有待提升当下富裕情況比较好而长久富裕情况众说纷纭……就“强大”而言，国强情况比较好而民强情况有待改善硬实力情况比较好而软实力情况有待改善，对内强大情况比较好而对外强大情况有待改善强大的客观层面情况比较好而强大的主观层面有待提升……而就“富强”总体而言，富裕情况比较好而强大情况有待改善国家富强情况比较好而国民富强情况有待改善……也正由于此，富强尚未完全成为当前中国的现实状態而是一种有待完成的价值期待。追求全面意义上的富强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任务。（编辑：于建贵

[3]本书编写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5:8.

[4]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32.

（文章选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