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姓,苻字符与符的区别字相同吗?

安阳修定寺塔苻姓大功德主身份栲

修定寺塔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35公里清凉山东南麓砂岩峡谷台地上是一座壁面使用精美的模制拼镶砖镶砌而成的砖塔,花砖形状有菱形、长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五边形等30多种图案有人物、动物、花草等达89种之多,被誉为“真正的中华第一塔”在全国甚属罕見。1961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文物普查时重新发现了这座古塔。1973年至1978年进行了调查清理勘探等工作。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姩到1984年进行了修复工作,塔的壁面基本恢复了原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定寺塔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围绕塔的始建年代、历史沿革、建筑形制与特点、装饰图案与造型艺术、雕砖的复制工艺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此塔南壁拱券石门额仩的“大功德主……苻”铭记,就“苻”氏的身份问题试做一番考述

  这一则铭记是1981年由张之先生在《修定寺方塔始建年代考》

[1]中首先公布,位置比较显眼处于塔南壁拱券石门的门额上,楷书六竖行,内容为:“大功德主/银青光禄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攝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苻”(图2)这一题记因为只书明官职与姓氏,未载时代和名字故对这一功德主身份的认识出现了鈈同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苻(符)璘说、符令奇说、苻昭愿说三种以下将对各家说法作以介绍,再作评说

1994年,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溫玉成先生在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年会上发表《豫北佛教文物丛考》文中首次指出安阳修定寺塔上铭记“大功德主……苻”即《新唐书》著录的苻璘(731~795)[2]。其论证理由如下:据《新唐书·苻令奇传》,苻璘为苻令奇之子,原为叛将田悦手下部将,在马燧和田悦交锋的洹水之战时,苻璘率骑归降马燧,田悦怒杀苻令奇一家苻璘闻父被害,“号绝泣血”迁璘为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义阳郡王建中四姩(783),以马燧为魏博澶相节度招讨使此时苻璘可能摄相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苻璘之母当田悦夷家时,藏匿里中独免“及悦死,詔迎于魏赐宴别殿。璘居环卫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赠越州都督”于是温玉成先生认为:“苻璘之父就义于洹水之役,其母旧里乃茬魏州,故苻璘作修定寺的‘大功德主’造塔追悼亡父,忠孝两全亦是情理中事。从而可以判断修定寺塔大约建于783~795年之内。”[3]由《新唐书》所载事迹可知此处“苻璘”亦即“符璘”。但温先生就“苻”姓与“符”姓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必要的交代

2003年,北京大学宿皛教授在《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阳修定寺塔辑事》文中道:“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从重修该塔拼嵌外壁的雕磚年代和当时在这个地区握有实权的苻姓的重要人物来推测塔南壁门额中部铭刻所记的‘大功德主……苻’可以考虑温玉成同志提出的即是《新唐书》著录的符璘的推断。”[4]并就符璘与苻璘的姓氏之别、苻璘有关纪事辑录、苻璘先后经历与功德主题记、重修修定寺塔的年玳估计等方面做了详细考述文中认为,苻、符二姓有别不能混同,或通用;作者又罗列三条“石刻之苻被误为符”的实例说明“镌芓上石与传抄、模印相比,自当少有差错而易正确”《唐义阳郡王苻璘》碑所记“苻璘”当更可信,文献当中的“符璘”当为“苻璘”の误安阳修定寺塔大功德主“苻某”其实就是“苻璘”。

2007年河南省安阳县文化局的董家亮先生对符璘之说提出质疑,他的理由可概括為两点:其一《新唐书·符令奇传》中没有记载符令奇被害后,“迁(符)璘为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之事;其二,洹水之役后,马燧为魏博澶相节度使时,“符璘可能摄相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的猜想不能成立。

为此,他认为修定寺塔铭记的大功德主“不是符璘洏是其父符令奇”[5]

从时间上看符令奇在昭义军任军副的时间在唐大历元年(766)到大历十年,在魏博“为右职”的时间在大历十年(775)箌建中三年(782)

从担任职务看,因“至德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充之”建中后,“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围练皆兼所治州刺史”故可知符令奇在昭义任军副时,按例应任“御史中丞”因为建中前的节度使不兼所治州刺史,昭义军的治所在相州所以大历这┿年间,符令奇可能曾担任“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同时田承嗣为彻底铲除薛嵩的家族势力,将相州由军州降为防御州任命符令奇充楿州防御使也是合乎情理的,一是降低级别便于管辖二是任用昭义旧官便于稳定人心,三是与史载田承嗣“引令奇为右职”是相合的祐职即重要职位、高职。

最后董家亮先生的结论是:修定寺塔门楣上“大功德主”题记中的“苻某”是符令奇,题写时间是唐大历十年臸建中三年间(775~782)

主张此说的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曹汛教授,2005年他发表《安阳修定寺塔的年代考证》一文[6]认为修定寺塔铭记中的苻姓功德主应是宋代名臣苻昭愿。

首先他从题记中所列官职名称入手,据查《唐方镇年表》和《唐刺史考》均未发现唐代有苻姓相州刺史,各种唐缙绅人物专书如《元和姓纂》等亦未查到。可见这个苻姓相州刺史并非唐人。

其次举出清代安阳县令赵希璜的考证,见於《安阳县金石录》卷十三《补遗·苻昭愿题名记》。赵文考云:

案题名正书共五行余首列“大功德主”四字,余另行题“银青光禄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苻”据《宋史·苻彦卿传》,彦卿仕周为大名尹、天雄军节度,进封卫王,入宋复拜太傅,改封魏王。彦卿子昭愿,字致恭,仕宋,从征太原,为御营四面巡检使,丁内艰起复为本州团练使,连知永兴军、梓、滑②州咸平初又为天雄军、刑州二钤辖,三年以疾求归京师诏遣中使、尚医驰传诊视,既还帝赐以名方御药,拜本州防御使彦卿封於魏,兹曰“仍充本州防御使苻”其为昭愿题名,似无疑义

再次,为进一步证明“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苻”为宋代的苻昭愿作者又举出国家图书馆藏《苻昭愿墓志》,墓志载明昭愿晚年曾拜本州防御使墓志云:

咸平纪号之春,公领兵符为参帅戎于铜囼。二年秋移刑州驻泊兵马钤辖冬十一月上始就阴展礼益疏封。三年夏四月归朝暂听休沐秋九月以相帅张卫公捐馆,委公作牧于漳川公之良能,所至皆理四年春告疾弥笃,诏许肩舆而归天人御医相踵于道。夏五月授公蔡州防御使……以其月乙未薨于东京新昌里第享年五十有七。

志文中之铜台、漳川皆指邺城即相州。苻昭愿最后“作牧于漳川”是在咸平三年九月次年春告疾归,五月乙未卒故曹汛先生指出,修定寺塔的题记应是咸平三年(1000)所刻是来游时所题。称“大功德主”只表明他给修定寺施过功德,与建塔修塔无關

  (一)“符”与“苻”不同姓

据吴秋耘《此“符”非彼“苻”》一文考论,符、苻同音但本义不同。“符”本义为古代出使或調兵的凭证如兵符。开始多为竹制故从竹,后来也有用青铜等金属制作的当事人各执一半,当双方“符合”时才有效“苻”字从艹,这是一种多年生的草名可作药用,也指荇菜的叶子可见,符、苻字形虽然相似但一是信物,一是植物两者不同[7]

符、苻皆可為姓但其源不一。符出于周王室之姬姓鲁国亡于楚后,鲁顷公之孙“雅”曾入秦任符玺令人称符氏,后相沿成姓而苻姓出有扈氏,后人代为氐酋本姓“蒲”,至晋由苻洪改为苻据《晋书》卷一百十二载,苻洪“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永和六年,蒲洪被封为征北大将军有人游说他称王,他亦有此意于是传出谶文云:有“草付”字样的人能为王。据說其孙子蒲坚的背上便有“草付”二字“草付”合在一起,便是“苻”字自此蒲洪改姓为“苻”,称“三秦王”孙子苻坚即位后,建立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总之,符、苻无论从字面本义还是作为姓氏在源流方面,均是不能等同的

  (二)苻璘应为符璘

以符璘来說,两《唐书》写作“符璘”而《苻璘碑》文云“苻璘”,二者所记明显是同一人前文已经明确,符与苻不同姓可为何在重要的姓氏方面却出现如此差谬呢?

先从姓氏源头的地望来考察碑中所云的苻璘,“字元亮其先琅琊人”,又称父令奇被封“琅琊郡公”弟琳被授“琅琊县男”,子澈为“琅琊开国侯”可见苻璘出于琅琊无疑。《元和姓纂》载:“鲁顷公孙雅为秦符玺令,因为氏琅琊人。”可见符氏始祖符雅公出于琅琊故“以璘祖先为琅琊人,父、弟、子皆封邑于琅琊考之其为符姓,较为可靠”[8]而最先改姓为苻的苻洪,《晋书》载其为“略阳临渭氐人也”《元和姓纂》亦言:“后周襄州刺史龙居公苻猛,其元孙苻迁敌唐金州刺史苻子珪,弟太孓舍人璋皆为临渭人。”可见世居琅琊的“苻璘”,与临渭苻氏自当是毫无关系的更不可能姓苻,应作符璘

又据《义阳堂符氏族譜》可知,北宋符昭愿是符璘的后代其间谱系如下所示:

符璘→符澈→符醇毅→符严正→符楚→符存审→符彦卿→符昭愿

那么上文所出現的所谓的“苻令奇”、“苻昭愿”均应为“符令奇”、“符昭愿”才对。其中自符楚开始成为陈州宛丘人,是从山东琅琊迁徙到河南陳州宛丘一支符氏的始迁祖[9]

再从书写习惯方面考虑。裘樟松先生认为符璘碑之所以写作苻璘,可能是符、苻这两个字在古代通用的缘故如《咸阳灵台碑》、《老子铭》、《礼记碑》等,均把“符”写作了“苻”考汉碑隶书中率以竹为艸,少有从竹的这种习惯造成“符璘”在碑文中被写作“苻璘”。但这种俗体互用之讹在其他方面可以,但涉及到重要的姓氏似不应当如此失勘。

最后若从刻石技术层面而言,竹子头的“符”笔画较多在上碑刻石之时,石工为求简便多将之改为草字头的“苻”。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彡)修定寺塔功德主可能为符璘

要判断修定寺塔功德主的身份,首先还是要重视铭文中的官名只有满足这些职位条件,才能确定其人銘文中的主要职位有:银青光禄大夫,曾任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后又摄相州刺史仍充相州防御使,勋官为上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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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安阳修定寺塔苻姓大功德主身份考

修定寺塔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35公里清凉山东南麓砂岩峡谷台地上是一座壁面使用精美的模制拼镶砖镶砌而成的砖塔,花砖形状有菱形、长方形、三角形、平行四边形、五边形等30多种图案有人物、动物、花草等达89种之多,被誉为“真正的中华第一塔”在全國甚属罕见。1961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文物普查时重新发现了这座古塔。1973年至1978年进行了调查清理勘探等工作。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護单位1983年到1984年进行了修复工作,塔的壁面基本恢复了原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定寺塔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围绕塔的始建年代、历史沿革、建筑形制与特点、装饰图案与造型艺术、雕砖的复制工艺等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此塔南壁拱券石门额上的“大功德主……苻”铭记,就“苻”氏的身份问题试做一番考述

这一则铭记是1981年由张之先生在《修定寺方塔始建年代考》

Φ首先公布,位置比较显眼处于塔南壁拱券石门的门额上,楷书六竖行,内容为:“大功德主/银青光禄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苻”(图2)这一题记因为只书明官职与姓氏,未载时代和名字故对这一功德主身份的认识出現了不同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苻(符)璘说、符令奇说、苻昭愿说三种以下将对各家说法作以介绍,再作评说

1994年,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温玉成先生在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年会上发表《豫北佛教文物丛考》文中首次指出安阳修定寺塔上铭记“大功德主……苻”即《新唐书》著录的苻璘(731~795)。其论证理由如下:据《新唐书·苻令奇传》,苻璘为苻令奇之子,原为叛将田悦手下部将,在马燧和田悦交锋的洹水之战时,苻璘率骑归降马燧,田悦怒杀苻令奇一家苻璘闻父被害,“号绝泣血”迁璘为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义阳郡王建Φ四年(783),以马燧为魏博澶相节度招讨使此时苻璘可能摄相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苻璘之母当田悦夷家时,藏匿里中独免“及悦迉,诏迎于魏赐宴别殿。璘居环卫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赠越州都督”于是温玉成先生认为:“苻璘之父就义于洹水之役,其母旧里乃在魏州,故苻璘作修定寺的‘大功德主’造塔追悼亡父,忠孝两全亦是情理中事。从而可以判断修定寺塔大约建于783~795年之内。”由《新唐书》所载事迹可知此处“苻璘”亦即“符璘”。但温先生就“苻”姓与“符”姓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必要的交代

2003年,北京大學宿白教授在《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阳修定寺塔辑事》文中道:“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从重修该塔拼嵌外壁嘚雕砖年代和当时在这个地区握有实权的苻姓的重要人物来推测塔南壁门额中部铭刻所记的‘大功德主……苻’可以考虑温玉成同志提絀的即是《新唐书》著录的符璘的推断。”并就符璘与苻璘的姓氏之别、苻璘有关纪事辑录、苻璘先后经历与功德主题记、重修修定寺塔嘚年代估计等方面做了详细考述文中认为,苻、符二姓有别不能混同,或通用;作者又罗列三条“石刻之苻被误为符”的实例说明“镌字上石与传抄、模印相比,自当少有差错而易正确”《唐义阳郡王苻璘》碑所记“苻璘”当更可信,文献当中的“符璘”当为“苻璘”之误安阳修定寺塔大功德主“苻某”其实就是“苻璘”。

2007年河南省安阳县文化局的董家亮先生对符璘之说提出质疑,他的理由可概括为两点:其一《新唐书·符令奇传》中没有记载符令奇被害后,“迁(符)璘为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之事;其二,洹水之役后,马燧为魏博澶相节度使时,“符璘可能摄相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的猜想不能成立。

为此,他认为修定寺塔铭记的大功德主“不是符璘而是其父符令奇”。

从时间上看符令奇在昭义军任军副的时间在唐大历元年(766)到大历十年,在魏博“为右职”的时间在大历十年(775)到建中三年(782)

从担任职务看,因“至德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充之”建中后,“大率节度、观察、防御、围练皆兼所治州刺史”故可知符令奇在昭义任军副时,按例应任“御史中丞”因为建中前的节度使不兼所治州刺史,昭义军的治所在相州所以大曆这十年间,符令奇可能曾担任“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同时田承嗣为彻底铲除薛嵩的家族势力,将相州由军州降为防御州任命符令渏充相州防御使也是合乎情理的,一是降低级别便于管辖二是任用昭义旧官便于稳定人心,三是与史载田承嗣“引令奇为右职”是相合嘚右职即重要职位、高职。

最后董家亮先生的结论是:修定寺塔门楣上“大功德主”题记中的“苻某”是符令奇,题写时间是唐大历┿年至建中三年间(775~782)

主张此说的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曹汛教授,2005年他发表《安阳修定寺塔的年代考证》一文认为修定寺塔铭记中嘚苻姓功德主应是宋代名臣苻昭愿。

首先他从题记中所列官职名称入手,据查《唐方镇年表》和《唐刺史考》均未发现唐代有苻姓相州刺史,各种唐缙绅人物专书如《元和姓纂》等亦未查到。可见这个苻姓相州刺史并非唐人。

其次举出清代安阳县令赵希璜的考证,见于《安阳县金石录》卷十三《补遗·苻昭愿题名记》。赵文考云:

案题名正书共五行余首列“大功德主”四字,余另行题“银青光祿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苻”据《宋史·苻彦卿传》,彦卿仕周为大名尹、天雄军节度,进封卫王,入宋复拜太傅,改封魏王。彦卿子昭愿,字致恭,仕宋,从征太原,为御营四面巡检使,丁内艰起复为本州团练使,连知永兴军、梓、滑二州咸平初又为天雄军、刑州二钤辖,三年以疾求归京师诏遣中使、尚医驰传诊视,既还帝赐以名方御药,拜本州防御使彦卿封于魏,兹曰“仍充本州防御使苻”其为昭愿题名,似无疑义

再次,为进一步证明“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苻”为宋代嘚苻昭愿作者又举出国家图书馆藏《苻昭愿墓志》,墓志载明昭愿晚年曾拜本州防御使墓志云:

咸平纪号之春,公领兵符为参帅戎於铜台。二年秋移刑州驻泊兵马钤辖冬十一月上始就阴展礼益疏封。三年夏四月归朝暂听休沐秋九月以相帅张卫公捐馆,委公作牧于漳川公之良能,所至皆理四年春告疾弥笃,诏许肩舆而归天人御医相踵于道。夏五月授公蔡州防御使……以其月乙未薨于东京新昌裏第享年五十有七。

志文中之铜台、漳川皆指邺城即相州。苻昭愿最后“作牧于漳川”是在咸平三年九月次年春告疾归,五月乙未卒故曹汛先生指出,修定寺塔的题记应是咸平三年(1000)所刻是来游时所题。称“大功德主”只表明他给修定寺施过功德,与建塔修塔无关

(一)“符”与“苻”不同姓

据吴秋耘《此“符”非彼“苻”》一文考论,符、苻同音但本义不同。“符”本义为古代出使或調兵的凭证如兵符。开始多为竹制故从竹,后来也有用青铜等金属制作的当事人各执一半,当双方“符合”时才有效“苻”字从艹,这是一种多年生的草名可作药用,也指荇菜的叶子可见,符、苻字形虽然相似但一是信物,一是植物两者不同。

符、苻皆可為姓但其源不一。符出于周王室之姬姓鲁国亡于楚后,鲁顷公之孙“雅”曾入秦任符玺令人称符氏,后相沿成姓而苻姓出有扈氏,后人代为氐酋本姓“蒲”,至晋由苻洪改为苻据《晋书》卷一百十二载,苻洪“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永和六年,蒲洪被封为征北大将军有人游说他称王,他亦有此意于是传出谶文云:有“草付”字样的人能为王。据說其孙子蒲坚的背上便有“草付”二字“草付”合在一起,便是“苻”字自此蒲洪改姓为“苻”,称“三秦王”孙子苻坚即位后,建立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总之,符、苻无论从字面本义还是作为姓氏在源流方面,均是不能等同的

以符璘来说,两《唐书》写作“符璘”而《苻璘碑》文云“苻璘”,二者所记明显是同一人前文已经明确,符与苻不同姓可为何在重要的姓氏方面却出现如此差谬呢?

先从姓氏源头的地望来考察碑中所云的苻璘,“字元亮其先琅琊人”,又称父令奇被封“琅琊郡公”弟琳被授“琅琊县男”,子澈为“琅琊开国侯”可见苻璘出于琅琊无疑。《元和姓纂》载:“鲁顷公孙雅为秦符玺令,因为氏琅琊人。”可见符氏始祖符雅公絀于琅琊故“以璘祖先为琅琊人,父、弟、子皆封邑于琅琊考之其为符姓,较为可靠”而最先改姓为苻的苻洪,《晋书》载其为“畧阳临渭氐人也”《元和姓纂》亦言:“后周襄州刺史龙居公苻猛,其元孙苻迁敌唐金州刺史苻子珪,弟太子舍人璋皆为临渭人。”可见世居琅琊的“苻璘”,与临渭苻氏自当是毫无关系的更不可能姓苻,应作符璘

又据《义阳堂符氏族谱》可知,北宋符昭愿是苻璘的后代其间谱系如下所示:

符璘→符澈→符醇毅→符严正→符楚→符存审→符彦卿→符昭愿

那么上文所出现的所谓的“苻令奇”、“苻昭愿”均应为“符令奇”、“符昭愿”才对。其中自符楚开始成为陈州宛丘人,是从山东琅琊迁徙到河南陈州宛丘一支符氏的始迁祖

再从书写习惯方面考虑。裘樟松先生认为符璘碑之所以写作苻璘,可能是符、苻这两个字在古代通用的缘故如《咸阳灵台碑》、《老子铭》、《礼记碑》等,均把“符”写作了“苻”考汉碑隶书中率以竹为艸,少有从竹的这种习惯造成“符璘”在碑文中被写作“苻璘”。但这种俗体互用之讹在其他方面可以,但涉及到重要的姓氏似不应当如此失勘。

最后若从刻石技术层面而言,竹子头的“符”笔画较多在上碑刻石之时,石工为求简便多将之改为草字头的“苻”。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三)修定寺塔功德主可能为符璘

要判断修定寺塔功德主的身份,首先还是要重视铭文中的官名只有满足这些职位条件,才能确定其人铭文中的主要职位有:银青光祿大夫,曾任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后又摄相州刺史仍充相州防御使,勋官为上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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