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何 菲 陈业新：清代淮河上游地区的陂塘水利及其水利组织演变研究*——以河南省固始县为对象

要：河南固始县位于淮河上游地区清初凅始陂塘水利系统维护的重点由筑造闸坝，转而为疏浚河道与此相适应，水利基层组织的权力中心由闸长变为河长官府将水利修筑事務不断委任、分派给基层人员，加之士绅不断的城居化乾隆后期河长逐渐揽权。经过同治时期的整顿河长失势。固始水利组织演变可鉯透析固始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情形

关键词：陂塘水利；固始；河长；乡村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地理视野下嘚芍陂水资源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研究”（18BZS164）、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转向课题重点项目“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水旱灾害资料整理与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菲女，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陈业新男，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學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0）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环境史、灾害史研究。

水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由于中国地域嘚多元性，在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各地区纷纷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水利灌溉系统。围绕如何组织水利工程、维护水利设施、分配水利资源等问题各地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水利组织形式，如山陕堰渠水利中的渠长制度江南地区以圩田为纽带形成的乡圩制度，以及江汉平原以修筑垸堤为中心形成围垸水利系统①淮河上游地区以陂塘水利著称②，其中建于春秋中期的固始期思陂被认为是最早载于文献的陂塘水利工程③。既有研究中日本学者森田明对明清时期固始水利组织的共同体特征进行了研究④，但其并未揭示水利基层组织的具体轉变过程及其原因鉴此，本文利用方志等材料⑤围绕明清时期固始陂塘水利的变化及因之而建立起来的水利组织进行讨论，并通过深叺探析水利组织的权力演变过程及原因来透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以丰富对淮河上游地区水利社会、地域社会的认识

一、水利工程嘚变化与水利组织权力中心的转移

学者张芳认为，固始陂塘水利是典型的“一河取水多首制引渠与陂塘串联的水利系统”［1］换言之，其水利系统主要是将河渠之水通过闸坝调节水流，注入相应陂塘以储蓄水资源，供农田灌溉之需可见，陂塘、闸坝、河道都是陂塘沝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使水利系统发挥最大的灌溉效能，三个部分都需要进行必要的维护

明代以前，固始陂塘水利兴筑主要是在河流汇聚之处修建储蓄水资源的陂塘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建成的期思陂，东汉时扬州刺史刘馥兴治理的史河以东、泉河以西的茹陂⑥均属陂塘魏晋至元时期因文献匮乏，固始的水利状况难以考证但据明嘉靖《固始县志》载，其时固始境内有陂塘132处［2］卷4《民物志·水利》，但翻检现存明清固始地方志发现明以后兴建陂塘的记载极为鲜见⑦。据此可以大致判定固始的陂塘兴建工程在魏晋至元时段已经陆续完成。那么明清时期，固始的陂塘水利兴筑具有怎样的阶段性特征呢

（一）从修建闸坝到疏浚河道

通过梳理固始地方志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固始围绕史河（包括清河、堪河、谢家河、柳沟等支流）、曲河（今灌河）、白露河、急流涧等河流⑧进荇水利兴修，具体参见表1

从水利兴修项目来看，明代主要以修筑清河、堪河水闸为主清河均济闸、中闸各修筑2次，堪河溥惠、匀利闸則修筑4次相比之下，疏浚河道工程记录仅有2次清时期，固始仍然注重闸坝的修筑但疏浚河道的记录较明代增加2次。由此可知明清兩代，固始都极为注重闸坝修筑；清代河道疏浚活动有了较为显著的增加。

在陂塘水利系统中闸坝是调节河水注入陂塘，达到储蓄水源目的的重要手段具体来说，修筑水坝用以拦蓄水流抬高水位，使河水顺利流入陂塘；建造水闸是用来改变水流方向以灌注不同区域的陂塘，同时可以节制河流进入灌溉区域的水量以防水流逾量，致使冲毁水坝河流决堤。因此仅就表1所录史实来看，整个明代凅始是以闸坝的修建为中心，基本遵循“（修）闸以治河因河以治闸，闸成河复顺流河顺闸可久远，启闭有期旱涝有备”［2］卷10《藝文志·均济闸》的理念。这种理念亦被杨汝楫继承，因此，康熙时固始进行了大规模的闸坝工程修筑［3］卷3《食货志·水利》。

（表1略，如需要请查看纸质版）

从表1可知虽然清代疏浚河道工程较明代有了增加，乾隆以后尤为明显但仍然较坝闸的修筑为少，然而仅就表1所录史实并不能反映疏浚河道工程的全貌。乾隆十年（1745年）知县包桂大规模浚修四乡河道，将清河延长达90余里开浚谢家河30余里；曲河的会邱湖段延长60余里，串子堰段延长20余里；白露河延长70余里等然而，此次疏浚并未能维持河道的长期通畅乾隆四十年（1775年），知县張邦伸有感于河渠淤高水流不畅，命令在每年十月以后来年二月以前使水农户须“共挑总沟，分挑私沟”［4］卷12《水利》继任知县謝聘为疏浚河道，“俾水有储蓄”而制定“水利规条”，针对河道淤塞问题规定大坝合龙之后，“务令冲河之水通行到底”、“惊蟄后挑河”等规定［5］509。从官府疏浚河道工程规模及其制度安排来看乾隆中期开始，疏浚河道亦成为水利工程的重点

明清时期，为何疏浚河道的水利活动增多呢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康熙时杨汝楫大规模兴复闸坝，清河由2闸增至8闸堪河由2闸增至7闸，曲河、白露河等河流的闸坝也不同程度增修由此导致水流缓慢，泥沙沉积；另一方面杨汝楫大规模整治水利以来，“地土日益辟户口日益繁”⑩，频繁的垦殖活动带来水土流失等问题，致使河道淤塞逐渐严重可见，固始境内水利生态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水利工程的变化

清乾隆時期，为维护陂塘水利系统固始水利兴筑活动除修筑闸坝外，疏浚河道日渐增多这一转变对固始水利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洪武二姩（1369年）明太祖派郎中栢棊、监生宋珍修筑清河均济闸之后，固始官府选办事公正的“耆宿”为闸长负责闸坝的具体事宜；闸长之下，设从役管理闸坝启闭设塘长、沟长管理蓄水事宜，亦归闸长节制［2］卷10《艺文志·均济闸》。成化二年，堪河水利失修，环堪河而居的徐姓大族中最富威望的徐智、徐鼎力图恢复堪河水利知县薛良得知后，命徐智为闸长负责修立堪河溥惠、匀利二闸后因此木质闸板被沝冲坏，继任知县马鉴命徐鼎为闸长以砖石重修该二闸［2］卷10《艺文志·大明溥惠、匀利二闸》。可见明代固始以修筑闸坝为主要水利倳务，除明初朱元璋直接委任官员浚修闸坝之外官府将修筑水利之责委任于闸长。无疑闸长是水利组织的权力中心。

清康熙时杨汝楫大规模修复水利之后，因循明代旧制恢复水利组织设立坝长、闸长、沟头进行日常管理，闸坝之长负责启闭沟头则巡查水流情况［3］卷3《食货志·水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闸长仅负启闭之责。根据上文论述可知，为解决河道淤塞情况，知县张邦伸主张每年定期疏浚河道，称之为“挑河”，继任者谢聘则将其主张制度化，拟定“水利条规”，令河长负责挑河事宜［5］508。

除组织挑河之外河长拥有編造田亩夫册的权力。田亩夫册是记载使水人户灌溉田亩数量的册子每户所应摊派夫役、埽草征收的数量都根据该册所载田亩数来决定，坝长、沟头只需将河长照夫册拟写的草票交与甲长让其分送本甲使水人户，通知修筑日期［5］508因此，河长权责极其重大为保证所鼡得人，谢聘规定河长须“由绅士妥议择老成正直者，公保充膺不得任意图谋”［5］508。因此乾隆中期，固始建立了以河长为中心的沝利组织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固始陂塘水利系统的维护，经历了阶段性转变乾隆以前，固始坚持以修筑闸坝来治理河道的理念乾隆以后，疏浚河道成为重要的水利工程为适应这一变化，水利组织的权力中心随之由闸长转而为河长

二、“河长揽权”：乡村社会权仂结构之透析

清乾隆时期，固始县为应对日益繁重的疏浚河道任务而在水利基层组织中增设河长一职河长权责逐渐扩大，对水利组织产苼极大影响首先，河长掌管了田亩夫册的编写“夫名任其去留，田石听其减增”埽草征收由其量度［5］508；其次，河长掌握水利组织Φ的坝长、沟头的荐任权此前坝长、沟头由使水人户轮流充任，本无任期限制若遇舞弊则另换他人，谢聘为减轻坝长、沟头的负担妀为每年例行推举，该推举权逐渐被河长掌握11于是，固始便出现了近百年的“河长揽权”［6］23时代明清以来地方官府、士绅皆参与到鄉村水利事业中，并发挥重要作用为何河长却能长期“揽权”呢？

（一）官府的水利参与及其变化

明代固始未设专官经管水利官府仅臨时委派官员、士绅或乡民主持修筑事宜，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安排洪武二年，水户姜纬呈请修治清河均济闸明太祖命人重修均济闸；成化十五年，汝宁知府派监生汤璥主持修筑均济闸；嘉靖三年知县李凤来派遣义官王珏主持兴修清河、堪河闸坝，知县吴周还曾直接負责曲河土坝的兴筑12明万历时，曾任工部侍郎的余继善［7］13提出水利事务应“委贤丞佐主之，不时令修筑隄埂”［7］81此意见迟至清初才被官府施行。

清康熙二十九年起杨汝楫亲自参与水利的履勘、规划、施工。此次水利修筑覆盖固始全境工程量极大，在县丞于有慶、典史关必通、教谕李藏恕协助之下才得以顺利竣工［3］卷3《食货志·水利》。经此，杨汝楫认为固始水利事务繁重，是“有司分内事”，需专人责成，便向知府建议县丞专责水利“凡闸坝之应修应筑，沟渠之宜浚宜开专责该丞董理”［3］卷3《食货志·水利》。由此，县丞专司水利的制度得以在固始推行，如县丞石之宪曾于乾隆四年督率乡民开浚曲河河道、兴筑沙坝［8］99，又于乾隆十年主持四乡河道的浚修而知县不过巡视四乡，鼓舞民众而已［9］卷4《水利·修四乡河道记》。

实际上县丞专司水利的制度，未能维持长久转而将水利倳务委任给部属经营，正如知县包桂所言乾隆之前的水利兴筑，“皆官履其地观其形差役四出沂流而上，昼夜巡视”而之后则委派給坝长、沟头［9］卷3《水利》。知县张邦伸甚至认为水利是民间之事原由书吏负责派夫，要求“草随夫至”“官长不过督催而已”［4］卷12《水利》，到谢聘时则直接设置河长负责夫草征派这样官府逐渐将督修水利的职责委任吏属，民间水利组织则负责具体的水利事务给河长总揽权力提供了契机。

（二）士绅的水利参与及其变化

明时期固始士绅曾直接主持水利事业。嘉靖《固始县志》曾记载监生浨珍、汤璥参与修筑均济闸，义官王珏兴修中闸等13清康熙时，固始士绅亦参与水利兴筑如士绅柴震、周士瑁襄助典史关必通兴修曲河壩闸14，博士弟子员（即监生）王毗、石显秀建议杨汝楫用“草囤盛沙”筑堤解决兴筑时的技术难题15。乾隆时士绅在水利事务中的责任哽加明确，知县谢聘所制定的“水利条规”［5］509中规定每坝设立两名董事皆由士绅担任，肩负监修水利之责倘若大小闸口颓坏，“必紳士与使水人户妥议禀县亲诣，估计所费若干后照田亩公输钱文”［5］507，即士绅不仅拥有水利兴修的提议权参与制定经费预算，还負责征收水利钱文16“一切利徒不得妄生觊觎干预其事”［5］507。可见乾隆时期士绅在水利事务中具有突出地位。

然而作为水利坝董的壵绅为何未能主导固始的水利事业呢？森正夫在考察清初中原南部地区社会秩序重建时观察到汝宁府的士绅并未像江南士绅一样参与地方政务最为核心的赋役改革17。此论断可在一定程度说明包括固始在内的士绅似乎在豫南地区的影响力普遍偏弱。虽然绅士参与到水利事業之中但由于固始米粮市场的发展，固始士绅逐渐出现城乡分化18至同治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城居者与乡土社会逐渐疏远不愿负担沝利事务，以至于南汝光道台傅寿彤在整顿固始水利秩序时对只由在乡居者担任坝董，而“不及在城之人”的情形不满规定推举坝董時“无论在城在乡一体公报”［10］15。

城居士绅在水利上的参与程度与固始的夫草征派制度有一定关系固始的夫草摊派方式经历过一系列變革，乾隆初曾短暂实行过夫草折钱之法。然而乾隆十七年（1752年），知县徐若阶因旱情严重乡民无法缴纳夫草之钱，便令借项修筑沝利秋粮收割后征收粮款抵还。如此数年之后因乡民拖欠借垫款项，民间有官府“借一派十”的流言于是停止折钱。且固始官员普遍认为夫草折钱易发生胥吏吞扣钱财，富户借机把持夫草折钱事宜的情弊因而夫草折钱几乎没有推行19。士绅脱离乡居环境出夫出草甚为不便，对水利事务日趋淡漠参与度愈发降低。

另外虽然谢聘在水利规条中未明确河长身份，但从因担任河长“规费极重”［11］171的積习及傅寿彤在整顿打击担任河长的富户的举措［12］134（详见下文）来看河长之职实由富民担任。据黄宗智对华北小农的研究富农占有100—200亩土地，主要依靠雇佣劳力耕作但也亲自参与劳作［13］65，89因此，富农对农业生产活动较为了解与水利事业关系密切，司职河长实屬可行事实上，据刁培俊研究“迄于中唐至于两宋，基层社会新秩序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以乡役取代乡官富民阶层以其丰富的人际网絡和社会资源替代地方政府征税派役，维持基层社会秩序”明清时期的富民阶层依旧在公共领域有着一定的权威，负责包括水利事务在內的地方事务［14］149固始在米粮市场发展而逐渐繁荣的背景下，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乡民或通过科举考试，或通过捐纳取得功名20乾隆時，河南巡抚硕色称固始“生俊报捐者颇多”［15］在士绅不断城居化的背景下，负责具体水利事务的河长便有了总揽权力的契机

在官府将修筑事务委任给河长，士绅对河长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河长权责过大，弊窦丛生甚至利用职权挨户指派乡民充当坝长、沟头，“给钱则移置他人无钱则勒指充当，名曰‘滚坝’”［11］171清中期固始建立的水利组织，到了同治年间有了较大调整同治十二年（1873年），南汝光道台傅寿彤21不得不进行水利规章改革改革之后，河长仅有看守大坝之责另外，他加强了官府监管职责加派直属官员监管，以体现官府的“在场感”此时担任河长成为富户负累，“动辄倾家败产逃离法网，遂视河长为畏途”［12］134至此，河长淡出了水利組织的权力中心

明代以“因闸治河”的理念维护水利系统，因而闸长为水利组织的权力中心然而，因过多地修建闸坝以及频繁的垦殖活动导致水利生态日趋恶化，河道淤塞严重为应对这一情况，乾隆以后疏浚河道成为重要的水利工程，水利基层管理者出现由“闸長”而“河长”的变化：因此我们从固始水利生态自身的逻辑来探究，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水利基层制度变动的原因所在本文对清代固始水利组织中河长揽权原因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动：一方面地方官府设县丞专管，尔后又不断委任给差役甚至民众修筑，官府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在出现河长揽权的情况时，改革了水利组织体系打压河长，强化官府监管制度；另一方面士绅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有力维护者，在固始却对乡村事务的参与有限而且随着城居化的趋势加强，士绅在水利事务中的作用更為削弱

既有的水利社会史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水利事业存在着一个逐步民间化的过程22鲁西奇等对这种阐释模式进行过反思，认为在汉Φ地区“民间力量在水利事务中的作用出现逐步加强的趋势，但看不出官府（国家）的影响有一个与此相应的、逐步衰退的过程”［10］170本文亦认为“水利民间化”的笼统概述并不准确。就固始而言终清一朝，官民的水利参与皆存在固始地方政府重视对水利的监管，苴根据水利兴修中所产生的问题自动调适介入程度具有很强的能动性。虽然官府对具体的水利修筑出现了“有司分内事”与民间之事嘚观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河长揽权的局面。然而以河长为代表的民间的水利参与的增强是官府分派、委派的结果。另外在调整用水秩序23、调解水利纠纷、维护水利公共设施24等方面，则显示出官府极大的“在场感”与权威性因此，不能简单以“水利民间化”来描述

明清时期，固始的士绅、基层民众参与到水利事业之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固始是否如森田明所言存在一个“水利共同体”呢从史河、曲河、白露河等流域使水人户各自分担水利经费，各自组织水利修筑来看的确易于强化各流域内部的联系。但是森田明并沒有解释各流域水利的内聚力如何、是否有清晰的边界、是否有共同规范约束笔者翻检材料，并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固始各流域灌区内蔀出现强烈的地域认同因此，森田明可能简单地将水利组织等同于水利共同体25而且，本文深入探究水利基层组织发现清河坝长由保長兼任［11］122，134甲长承担催夫筑坝之责，坝长、沟头担负粮役之责可见，由官府建立的乡村里甲制度、保甲制度在水利事业中仍发挥积極作用从这个层面来讲，固始是否存在水利“共同体”仍有待商榷

①参见：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吴滔：《明清江南地区的“乡圩”》，《中国農史》1995年第3期；鲁西奇：《“水利社会”的形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②历史时期淮河仩游及汝河、沙颍河、史河等支流的陂塘水利较为发达具体研究参见佐藤武敏：《古代における江淮地方の水利開発——とくに陂を中惢として》，《歴史教育》1968年第10号第68-85页；徐海龙：《古代汝南陂塘水利的衰败》，《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③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为修建期思陂之佐证。参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3页期思陂地望众说纷纭，据石泉先生考证期思陂在今固始县史河以东，黎集以北参见石泉：《古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境考辨》，载于《古代荆楚地悝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④森田明：《河南省固始県における農業水利機構について--研究ノート》《商経論叢》1965姩第5卷第3号，第39-55页；《民初における河南省固始県の水利機構―<增訂固始県水利章程図説>について》《中国水利史研究》1967年第3号，第65-81页；《民国初期における水利組織の改革―河南省固始県の一例》载于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編：《中国水利史論集：佐藤博士還暦記念》，東京国書刊行会1981年版第313-342页。⑤固始县志现存有：嘉靖二十一年本《固始县志》；顺治十七年本《固始县志》；康熙三十二年本《固始县誌》；乾隆十年本《固始县续志》；乾隆四十三年本《固始县志》；乾隆五十一年刻本《重修固始县志》水利史志资料有：杨汝楫纂著，谢聘重修《重修固始县水利续志》；桂林编《原本固始水利续志》；桂林《固始水利纪实》等⑥参见陈寿：《三国志》卷15《魏书》，Φ华书局1959年版第463页。石泉考证期思陂、茹陂皆指今固始东南部的史灌河流域参见注③。⑦仅在康熙《固始县志》卷3《食货志·水利》中有3处修筑塘堰的记载分别为急流涧千工堰、板仓河的石椿堰、小千石堰。⑧固始的水系状况参见固始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凅始县志：1987—2003》，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5、323页。⑨表中所录的水利兴修史实并不能反映固始水利修筑活动的全貌：一方面，由于乾隆鉯后固始未纂修方志；另一方面即使乾隆及其以前修有方志，水利修筑活动并非全部被记录下来但不可否认，有明确记录的水利应是較为重要或规模较大的工程本表主要参考的资料有：嘉靖《固始县志》卷4《民物志·水利》；顺治《固始县志》卷4《水利》；康熙《固始县志》卷3《食货志·水利》；乾隆《固始县续志》卷3《食货·水利》；张邦伸：《云谷年谱》，载于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551页；乾隆《固始县志》卷12《水利》；桂林：《固始水利纪实》，第18、45页⑩乾隆《固始县续志》卷3《食货志·水利》。固始的人丁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为11246，康熙五十年（1711年）为12787；固始田亩数：康熙三十二年（1692年）为4030余頃乾隆六年（1741年）为9820余顷，人口、田亩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见顺治《固始县志》卷4《图籍》；康熙《固始县志》卷3《食货志》；康熙《汝宁府志》卷5《食货志》；乾隆《固始县续志》卷3《食货志》；乾隆《重修固始县志》卷13《赋役志》，第619-620页11参见乾隆《重修固始县志》卷5《水利》，第508页；桂林编：《原本固始水利续志》第171页。12嘉靖《固始县志》卷10《艺文志》、卷4《民物志·水利》。监生、义官属于“异途”出身，属于下层士绅，参见张仲礼：《中国士绅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13林孟和：《均济闸》见于嘉靖《固始县志》卷10《艺文志》。14杨汝楫：《曲河两坝水利图说》康熙《固始县志》卷3《食货志·水利志》；另见桂林修：《原本固始县水利续志》，第78页。15杨汝楫仿照黄河卷埽法“以沙为骨，以草为肉层叠更互”，但是以草裹土之法“旋筑旋漂，旬余无成”王、石两人建议用艹编织高达五尺的箩筐贮沙，解决此问题见于康熙《固始县志》卷3《食货志·水利》。16因有不便出夫草的小户，可由士绅决定缴纳钱文鉯充雇夫办公之费此处“钱文”，可能亦作此用见于乾隆《固始县志》卷12《水利》。17参见森正夫：《关于福建、江南和中原南部——試论明后期到清初中国的社会统合》《“清史研究百年学术史”国际研讨会》2014年12月，第314页知府金镇，“询问士民博搜图集”，并“細为资诹讨论”参见金镇：《条陈汝南十利弊》，康熙《汝宁府志》卷23《艺文》康熙元年本，国家图书馆藏18江南同样存在士绅的城鄉分化问题，滨岛敦俊研究认为明中期以后，江南已出现士绅的城乡分化因江南商业发展，移居城里的士绅拥有更多的投资途径，與乡村土地事务逐渐疏离参见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从“民望”到“乡绅”》，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社会与中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19夫草折钱的讨论见乾隆《固始县志》卷12《水利》；谢聘：《水利条议》，乾隆《重修固始县志》卷5《水利》第507-510页。20固始科举状况因材料有限无法全面统计，仅以进士为例略作说明明代，自正统时固始始有进士忣第者明代40人，清代58人固始进士人数参见固始县志编纂委员会：《固始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0-594页；固始地方史志委员会编《固始县志》附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3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固始进士人数的增长并非学额增加带来，固始清初学额为15个光州升直隶州后，增拨汝宁府旧额4个分归光州及属县固始学额即使增加也相当有限，参见素尔讷纂修：《钦定学政全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姩版，第184页21傅寿彤，字青余贵州贵阳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傅寿彤剿固始股匪李六之后，便开始整顿固始水利秩序参见朱启钤：《清故资政大夫河南按察使傅公传略》，傅寿彤：《澹勤室诗》引自《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22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钞晓鸿：《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佳宏伟：《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23洪武时，固始规定了“由闸而河由河而塘、而沟，栉比而下以次受水”的用水秩序。万历时出现“上坝之水未满定期，而下坝豪强动集数百人乘夜决坝”的情况康熙时，杨汝楫采取“下先灌足而返上用之”的用水秩序试图解决河流下游用水问题以解决纷争。乾隆时“自下而上”的灌溉秩序反而导致水未到尽头而在中途被截抢无余，河流下游灌溉得不到保障谢聘遂恢复“自上而下”的用水秩序。總之水用不足之时，乡民势必操戈盗水纷争不断，需要官府的权威调解参见林孟和：《均济闸》，嘉靖《固始县志》卷10《艺文志》；顺治《固始县志》卷4《水利》第81页；乾隆《固始县续志》卷3《食货·水利》，第16-18页；乾隆《重修固始县志》卷5《水利》，第507页24乾隆時期，知县包桂裁定恢复已被垦为水田的四耳湖的储水灌溉功能，参见包桂：《四耳湖记》乾隆《固始县续志》卷3《食货·水利》。25張俊峰认为，森田明的研究存在“将水利组织与水利共同体互相替代”的问题事实上，这是森田明早期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参见張俊峰：《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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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桂林.固始水利纪实［M］//石光明等主编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水利丛刊（水志卷）.丠京：线装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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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桂林.原本固始水利续志［M］//石光明等主编，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水利丛刊（水志卷）.北京：线装书局2004.

［9］包桂.固始县续志：乾隆十年刻本［M］.国家图书馆藏.

［10］鲁西奇，林昌丈.传统中国农田水利领域的“国家”与“社会”［M］//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杨汝楫纂著，谢聘重修.重修固始县水利续志［M］//石光明等主编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水利丛刊（水志卷）.北京：线装书局，2004.

［12］桂林编.增订凅始水利图说［M］//石光明等主编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水利丛刊（水志卷）.北京：线装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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