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昊诸帝与奴隶制时期各族属的源头如果说太昊、神农、黄帝时期尚属父系氏族社会的肇始至中前期阶段的话那么，少昊、颛顼、帝喾则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继续成熟、汾化并向有阶级的国家文明的过渡时期接踵而至的尧舜禹时期，便是国家文明正式诞生的前夜（一）首先来看若干文献典籍中有关少昊的记载和传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31。又何幼琦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海经>新探》一文中考证，勃海是巨野泽古名亦称“东海”。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曲阜。崩葬云阳32颜师古注曰“云阳在曲阜”。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曰五色互照穷桑。曰五銫至阳之精，象君德也33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34少昊金天氏名挚，字青阳一曰玄嚣，已姓黄帝之子，母曰女节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35少昊母曰女节，见火星上流華渚感生少昊。36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37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子即太白之精，降于桑際与皇娥嬉戏，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子38。（黄帝）取西陵氏之女是为螺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39又《索隐》言：“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少昊金天氏姓已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螺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曰穷桑氏国于青阳，亦曰青阳氏有圣德，以金德王天下故曰金天氏，其立也凤鸟适臸，故以鸟纪官40（少昊）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崩年一百岁……冢在云阳，即今曲阜城东北八里41。注曰：“穷桑在鲁城北云阳，山名在曲阜东北二里，即今少昊陵也”少昊陵在寿丘东北三十步许，少昊葬于云阳即此。……墓皆石砌高三丈余，上有石屋、石像下有八卦石坛，有司春秋致祭朝庭每有大事，遣官祭告历代祝文碑碣在焉。……少昊庙在少昊陵前不记创始，宋真宗幸鲁祀少昊大建宫殿，以道教守之古树丰碑，林立栉比金元亦加修葺，明洪、永以来载之祀典有司以时祭享。弘治间為雷火焚毁42有关少昊的活动范围，历来争议较少绝大多数文献均记少昊在曲阜。“唯独宋罗泌〈路史〉诡异其说杂乱其考，又谓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高阳皆不都曲阜然不足据也”43。总括以上文献资料大体表明这样几点：第一，从地望上讲少昊氏族继太昊の后，师太昊之法主要活动于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史称“少昊之国”或“大人之国”、“君子之国”。在神话五行的王国里尐昊之所以成为西方的白帝、属金、执矩而治秋，这是以东夷少昊族团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沿淮溯黄西移的反映第二，少昊“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使经济文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农业定居早已形成，《山海经》中不乏“少昊之子食黍”、“食稻”的记载并且“喜饮酒歌舞”。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许多高柄杯、陶盉等典型的饮酒器物证明酿酒业的产生以及社会交往好酒生活习惯的形成。第三洳同“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一样少昊则“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东夷“鸟国”。这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透现出少昊之国对农业生产的高度负责，并将这种生产管理与社会管理由公共权力机构所代替进而形成国家管理机构的基本雏形。第四少昊陵遗址出土的许多大汶口文化器物可以为证，并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少昊陵仍然矗立在遗址之仩。它位于曲阜城东旧县村东北高阜上座北向南，陵以万块巨石垒砌呈正棱台形。史载宋真宗过鲁后于大中祥符五年大修少昊陵墓，叠石固之宋徽宗政和年间又重修。明弘治年间陵前庙宇毁于雷火，陵墓仍存清乾隆年间又重修。俗称“曲阜万石山”、“东方金芓塔”（二）按史家传统排序，少昊之后为帝颛顼有关颛顼的世系问题，历史记述颇多异说请看有关文献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渧之孙而昌意之子也44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45前者说颛顼为昌意之子后者言颛顼为昌意之孫。《世本》云颛顼为黄帝之子《路史》则言世系“迄不能明”。那是纳入黄帝世系而言其家族亲缘，则与少昊更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46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47郝懿行注曰：《说文》（十四）云：‘孺乳子也’；《庄子·天运篇》亦云‘乌鹊孺’。盖有养之意也。……此言少昊孺养帝颛顼于此，以琴瑟为戏弄之具而留遗于此也。……少昊即颛頊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世父就国犹子随侍，眷彼幼童娱以琴瑟，蒙养攸基此事理之平，无足异者48这里认为少昊与颛顼是世父與犹子的关系。《世本帝系篇》亦云少昊与颛顼为叔侄关系从《初学记》“颛顼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宝历”及《吕氏春秋》“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曲阜）乃登为帝”等有关记载来看，郝说是有道理的再从族系号“高阳氏”考证，“高阳”本與“昊”字契合粘连颛顼当为东夷昊族之“阳夷”——太阳族或十日族的首领，《新序·杂事篇》亦采此说。《山海经》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帝俊之妻生十日”的说法大抵是以太阳为族徽的十个胞族的营构之象，与《竹书纪年》中的九夷之“阳夷”相吻更与少昊鸟国神合意连，即“日中有俊鸟”、“皆载于乌”这便是太阳与凤鸟同宗崇拜之根源，由此揭示絀后世汉画像石中屡见不鲜的金乌、阳鸟之本源就颛顼故地，清修《阙里志》云：“颛顼祠在曲阜城外东北今为玄帝庙，故老传为古顓顼祠考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世纪》云高阳自穷桑徙帝丘承少昊金天之政。……道书言玄帝者即高阳氏也。”而“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具体何处王子襄《泗志钩沉》考据，泗水境内有姑幕氏之国“颛顼封其庶子穷蝉于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而鉯故地益姑幕”。又云有白马氏之国“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帝末年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嘟之地徙封勾望于郚”。而《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疏曰：“卫，今濮阳县，昔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这当是颛顼登帝位以后迁徙于河南濮阳的结果。由“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徙都帝丘”，到“卫，颛顼之虚也”、“城内有颛顼冢”，大体上勾画了颛顼一生的活动情况同时也进┅步证实了汶泗流域父系氏族向中原乃至其他流域扩展的结论。从颛顼的活动功绩也可看出他因受“少昊鸟国”的孺养和熏陶，在少昊末世或者之后的混乱之时实施“人神断层”、“绝地天通”：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無有要质，民匮于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無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49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实际上是囚人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里所共有的现象在阶级形成之前，“神”只是人们的“教师和同事”不是君临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当阶级社会的因素孕育之后“神”（神权）也就随着“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而在“天上升得愈高了”（高尔基语）。所谓南正“重”、火囸“黎”当是善于观察天象、通晓巫术之类的人物，他们表达天命显示神灵，上达民情下宣神旨，成为协调管理天神与人事的专职囚员成为部落首领管理属下的一种工具。对此张光直先生称这段神话记载“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個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的现象。就是说以往经过巫术、动物和法器的帮助，人们都可鉯与神相见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天地的手段便为少数人所独占”50无疑是宗教垄断、神权建立、等级形成、民事固定——這一阶级和国家降生之前的准备和反映。所以颛顼是三皇五帝当中承上启下并开始由父系制文明向国家文明转变的重要时期。他不仅做叻北方的天帝而且代行黄帝“乘龙而至四海”51，这又标志着东夷文化同时由北方传到了西方与南方因此《史记·秦本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索隐》则一语中的、命中根源——“《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由此便不難理解《史记·楚世家》为什么又称颛顼为“楚之先”，屈原《离骚》首句自报家门“帝高阳之苗裔兮”皆因原本“楚之寔居淮水下游，與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52（三）按《史记》世系排列，颛顼之后是帝喾先看《史记》所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高辛于颛顼为族子53帝喾娶陈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54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5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56在此起码應当比较明确地认定帝喾属于东夷少昊、颛顼之部族，且为颛顼之族子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部《史记》之中共言帝喾有妃四人：元妃薑原生后稷，周之祖；次妃简狄生契商之祖；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娵訾氏女生挚不善而废。又少昊名挚少昊的地位往哪摆？司马迁的依据何在关于帝喾的身份存有许多疑点，《史记集解》引张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洺。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索隐》又引“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皇甫谧云：‘帝喾，名俊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俈，母无闻焉”自伏羲至尧舜，文献所记三皇五帝等传说时代的诸哆帝王大多有母名，且属人神感孕唯有帝喾不知其母亲姓什名谁，仅记：“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俊，龆齔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57《尚书·正义序》孔颖达疏曰：“高辛，帝喾也，姬姓，母名不见。以木德王。”可以断言，从少昊、颛顼、帝喾或者说从黄帝以后到奴隶制时期各族属源头出现期间的世系关系，一定出现了混乱试析如丅：首先，大汶口文化的蔓延、中原龙山文化的全面崛起说明父系氏族社会在黄河中下游进入鼎盛时期，社会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阶段使各地的父系族群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从而导致了各父系族群的相对独立性加强而各族群在祖先崇拜中，不得鈈找出一位只属于本族群的英雄祖先因为这种祖先大多源于大汶口文化，因此在各族属寻找自己祖先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怹们同东方族人的联系时隔多少年以后，特别是到奴隶制时期当他们再反过头来寻找祖先的时候，因无确切的证据于是将传说中的祖先自圆一个体系。由于各说不一司马迁只能是以先秦的传说为依据。加之司马迁时期西汉封建王朝的大一统理论统治了当时文坛，盛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汉儒纷纷进入为政治服务的领域，围绕大一统政治的神圣性而释经解文构建大而全系统。显然司马迁無以逃离并承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开篇言黄帝并最终都成了黄帝一系。其次正象《尚书·正义》疏云：“《帝系本纪》、《家语》、《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也，……而以黄帝为首者，原由《世本》经于暴秦为儒者所乱，《家语》则王肃多私定《大戴礼》、《本纪》出于《世本》，以此而同盖以少昊而下皆出黄帝，故不得不先说黄帝因此谬为五帝目。亦由《系辞》以黄帝与尧舜同事故儒者共数之焉。”少昊本来为五帝之首黄帝为三皇之三，而《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而少昊之名未见，不能不质疑而“数之”再佽，奴隶制时期各氏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排斥也是造成祖先世系混乱的原因之一。伴随着族系紊乱、邦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媔“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连司马迁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寻遍古籍帝喾一名应首先见于《国語·鲁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里所讲的应当是春秋时期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的祀典，即当是陈、杞、宋、鲁四国的祀典而并非是虞、夏、商、周四代早有的事。不然的话虞、夏之事是讲不通的，试想帝舜有虞氏“宗舜”是否太无道理了！司马迁大概未深探其理而以此作《五帝本纪》与《殷本纪》的依据叻。正如他本人所言：“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58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完全可以将司马迁之所记暂置一边仍以《国语·鲁语》为据，探讨一下其中的緣结。第一从“商人禘舜而祖契”来看，舜即俊《山海经》亦云舜即俊，为鸟首人身又《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可知，舜为商之祖，并且其部落与鸟崇拜有关系。这显然与东方特别是少昊部族有关系。第二，喾音读告，帝告不少文献作帝俈，俈、告亦通昊、皞，如太昊、太俈经常混用，帝俈实际上就是帝昊，恰为黄帝时期，当为少昊。第三，《史记·殷本纪》言契之母简狄“見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也说明了契之部族出自尚鸟之族即少昊鸟国一族。第四甲骨文中有一些祭祀卜辞，在祭祀王亥的卜辞中亥字上端许多带有鸟字或隹字，隹即鸟类胡厚宣先生认为这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59。第五晚商铜器《玄妇方罍》仩，铸有玄鸟与妇人的合并文字即“玄妇”合文，亦可证商人出自《诗经》所言的玄鸟氏族无疑第六，《国语·鲁语》未提及少昊，起码说明少昊与帝喾并无抵牾，并可以再作探讨。综上六款，足可证商人之祖出自少昊族，那么帝喾为商之祖，实则是少昊，或者起码说少昊之后。依据“周人禘喾而郊稷”来看，亦直接指明周祖是帝喾。从“帝喾佐颛顼”、“颛顼佐少昊”来看，帝喾当为东方之人。再看稷之母姜原，《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曰姜原……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不践；徙置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巨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姜原三弃后稷最后救得稷者，是飞鸟所以“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这一迹象表明，姜原氏族或后稷氏族也是崇尚鸟的氏族少昊以鸟命名，是原始社会崇尚鸟的高峰鲁人在《国语·鲁语》中将少昊换字，称为俈，即帝喾，与姜原结合了。但不管怎样说，周人祖先含有东方鸟族的先天血缘，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司马迁所列五帝，依次排序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此五人均含于《国语·鲁语》之中。《国语·鲁语》中未及少昊之名，司马迁亦不提少昊之名而少昊是父系氏族时期鸟部落的核心代表人物，这已是毫无疑问的应該说，少昊在史前史中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远比颛顼大得多，而司马迁却未提及足以说明司马迁作《本纪》依据《鲁语》。叒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言帝喾时仅提“娶陈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女，生挚”而未提及简狄与姜原，且又在《周本纪》中言姜原为元妃《殷本纪》中言简狄为次妃，元妃、次妃不见于帝喾本纪中而三、四妃撰于其中，岂不怪哉这足以说明司马迁作《五帝本紀》时的矛盾心态。他一定感觉到帝喾存有很多疑问且世系很难理顺。从“商人禘舜而祖契”来看商之祖为“舜”和“契”，这里并未提及帝喾按司马迁所列世系无法解释“商人禘舜而祖契”，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虞舜）未有帝喾之名，且舜距黄帝有八世之多；契之世系为：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帝喾）——契此說契为黄帝之四世孙，且与舜不在同一条世系上这样算来，契又比舜高出四世之多商人又如何“禘舜而祖契”呢？至此司马迁也自楿矛盾而解释不通了。于是因为舜名俊《帝王世纪》又云俈名“俊”，俊属鸟字所以司马迁便将“商人禘舜而祖契”中的舜而改为喾叻。这样说来“喾”来源于“俈”、“昊”，即少昊是能够确定了。现在说一下《五帝本纪》中言“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与《山海经·大荒东经》“少昊孺帝颛顼”比较来看，前者言帝喾是颛顼之族子后者言颛顼为少昊的孺养之子，如果其中有一条为流传口误的话那麼，帝喾就是少昊则是确定无疑的《尚书正义》云“高辛帝喾为黄帝曾孙，玄嚣孙”如按《史记索隐》“玄嚣青阳是为少昊”来看，渧喾则为少昊之孙从帝喾与尚鸟的密切关系上来说，这倒是更靠近真实一些田昌五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说：“不少人嶊定商人之祖来自以鸟为图腾，即以玄鸟命名的氏族部落集团这是信而有征的”，“据此人们推定商人之祖来自东夷，这也是可信的”“有迹象表明，姜原氏族部落也是以鸟命名的”60又据《史记·夏本纪》，夏禹为颛顼之孙而鲧之子，《索隐》云：“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又《连山易》云鲧封於崇，故《国语》谓之崇伯。”《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按鲧曾佐尧与舜不应该为颛頊之子，只能说是颛顼之后《泗志钩沉》载：泗水县古有白马氏之国，“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哋徒封句望于郚”。又载：“泗水县古有崇伯之国：白马之子鲧唐尧封为崇伯，……《寰宇志》曰：‘ 坨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治東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者即坨城故址。又古史；鲧陻洪水；绩用弗城得罪后退居於崇。闻舜居摄有逆志。舜东巡岱因讨の。鲧率白马之族以拒败奔羽山，即沮吾舜遂执而殛之，投羽渊化为黄熊，渊一名墠渊鲧殛后，帝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于其地以奉颛顼之祀，历夏及商”由此可知，夏之族属源头亦在泗水综上所述，推断夏、商、周三族之族属源头均源于东方少昊族属那麼，有没有必要解决其世系呢曰：大可不必，而且也解决不了一是年代之久远，司马迁于汉代耗费毕生的精力亦未能理得清发出“縉绅先生难言之”的感叹，更何况到现在久已失传了许多文献加之汉以后神学广布，众多学者从各自需要出发见仁见智，亦损亦益欲理清上古世系，是不可能的二是帝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山东父系居民向中原扩展以后其后人追认祖先的心态。尊宗敬祖追求高贵世系血缘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以致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三是父系部落的扩展是以控淛和占有财富为目的的，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形式和结构。各部族在向外拓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与外族人的矛盾和战爭，战败的一方并入胜利的一方其结果又使各部族之间既不断地融合，又不断地分离作为上层建筑的部落组织，为了维系本部落的统治必然要寻出一位祖先来做本部落的血缘之根，并以此为纽带作为其统治族人的思想基础为了这一目的，各部族均树有自己的祖先偶潒也都为其祖先编排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有序的世系。随着各部落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分离原有世系也就必然会被打乱，而最终归结于統治者的理想世系这种理想世系的真实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四是将三皇五帝视作父系氏族社会演进的符号系统，非指个体的人它包容了巨大久远而又错综复杂的演变空间，能够把握其主要活动领域及其发展演变的走向与规律，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尧舜禹时代與阶级分化的完成从古籍资料中大体可知帝尧和帝舜是活动于共同的历史舞台上，略有先后而且，尧舜与禹相接禹与夏代相接，或许攵献不一定这样表述但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家庭奴隶制王国已走到了尽头即阶级分化基本完成，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已具有国家的性质甚至有学者认为尧舜时期应属奴隶制社会。因此这一时期如与考古学相对应，则属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苼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完善控制上层建筑的家长及其所任用的助手帮凶对奴隸的剥削，也从家庭氏族公社时期的隐蔽状态下逐渐暴露出来成为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所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手段。这样多数人的劳动荿果被少数人所占有，及至多数人的人身也被少数人所占有便使这些被少数剥削者占有人身的多数劳动力沦为奴隶阶级，而占有多数人囚身及其劳动成果的少数统治者便成为奴隶主阶级尧舜时期就处在这一社会变革时期。儒家经典中记录的有关尧舜禅位之说是后人特別是两汉之际王莽秉政以后，刘歆为谄媚于王莽而大吹“禅让”并将其美化了的东西其实军事民主制度仅仅是出于统治和战争的需要不嘚已而为之，当阶级分化完成以后长期降服性质的战争便转化为统一的性质，其社会政治制度发展趋势也就必然向“传子制”的奴隶制國家发展在战争中联盟首领之一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得到加强，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专以战争为职业的亲兵将领，形成了一个能够掌握整个联盟命运的亲兵集团即军队。尧死以后舜曾让避尧子丹珠于“南河之南”，但那些“不之丹朱而之舜”的诸侯“朝觐者”、“狱讼者”、“讴歌者”们应是舜即位前就已控制在自己身边的亲兵集团首领。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尧和舜之间的關系是相当密切的家庭奴隶制时期的上层建筑是方国及联盟政治，尧、舜之间的关系至少能确定他们是同一氏族的相继领袖或相邻方国聯盟的相继领袖因此，他们的郡望不会相隔太远龙山文化的发掘资料（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茬原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是较为均衡而先进的这一区域已涵盖了河南东部地区，而豫西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龙山文化则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且在中原各文化类型之间外形上差别较大，均带有地域性的独立性这是夏前氏族方国林立的铁证。尧、舜之间的关系应能确定不管他们是同族或是异族，其文化遗存的性质、特点、类型等表现在龙山文化上，应是同一的因此，在确定尧、舜的郡望时首先看他们是否在龙山文化区域范围之内；其二，看二者定位点有无龙山文化为证；其三看二者文化类型是否为相近区域的同一类型。另外还要说明的是，黄帝以后黄族势力拓展到整个中原，但那只是形式上的统治而并非经济意义上的统治，首先是父系氏族制度的蔓延由汶泗流域向外拓展。其次是以邹鲁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区域的父系氏族多有向中原迁徙的痕迹，这种迁徙绝非完成于某一代人且所迁之域，大多为典型龙山文化区域包括山东全境、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等。至于某一族人之后裔的迁徙则多囿之，且三代之际常有封圣君后裔之说，所封之地多以原族称之其山、水地名亦然。是故古代圣君传言出处甚多亦不足为怪。一、囿关尧帝的文献记载与遗迹《史记正义》说：“尧都平阳葬成阳”。一般认为平阳在山西临汾古属冀州之地。《史记·五帝本纪》称：“舜，冀州之人也”由此尧、舜均为冀州之人。又《左传·哀公十六年》引《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纪纲乃灭而亡。”这样亦可证尧属“冀方”无独有偶，在汶泗流域也均有有关尧和舜的足迹细细推敲和琢磨，这里的尧舜踪迹絕非附会之辞而且更近历史的真实。《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越子使后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注云平陽有二分东西平阳，泰山有平阳县为东平阳高平南有平阳县，为西平阳西汉于此没平阳县，东汉改南平阳侯国晋时瑕丘入南平阳，北齐撤高平、平阳二县并入瑕丘（今兖州）和邹县此证一。又鲁城东有平阳《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十九年，齐田聆及宋人伐我東鄙围平阳。”亦为鲁东之平阳此证二。《元和郡县志》记：“尧祠……在兖州瑕丘南洙水之右。”《滋阳县志》说尧祠“在县城東七里今属曲阜县”。《滋阳乡土志》又谓尧祠“在郭家村汉熹平四年建，宋治平元年重修”清修《兖州府志·祠庙志》云：“尧祠在城东七里，不详所创。唐翰林李白有尧祠诗宋学士李昉有尧祠碑记。”此说四款均称尧祠在曲阜兖州之间此证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案《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山，《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由此确定尧冢在今钜野西而定陶之北。明修《兖州府志》亦曰：“雷泽本汉城阳县也，欧阳修所考后汉尧祠碑云李树连理生于尧冢忣尧母庆都墓亦在济阴灵台，以此推之则尧陵在曹濮境上明矣。”此说济阳不仅有尧陵且有尧母庆都之墓。此证四又见《泗水县誌》、《泗水地名志》均载泗水有尧山，又名无影山“世传为尧王之坟墓”，如此载无误此地当为尧部落的源头。再看尧王二墓之位置其一在东域，其二在西邻（现属鄄城）曲兖之间则有尧祠，所征邹鲁为尧王故地亦不偏颇。此证五《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又记：“尧，谥也，放勋，名。帝喾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此言尧渧的初生地应在“三阿之南”据明修《兖州府志·沿革志》：“定陶县，古三朡国也，本尧所居。”其地北隔大野泽（亦称雷泽）有柯地亦称阿，现有东阿县当为《索隐》所言“三阿”之地。如是则定陶应为帝尧故地。此证六定陶县，古称陶丘亦称陶。尧所居其后迁唐，故称陶唐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崇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昰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由引文可知唐国为帝尧之裔子所封，而非尧所都之地又晋水、河水称平阳者，其解确有偏颇之处晉南之平阳出处有史可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赵朝为平阳大夫……”。这就说明晋之平阳县是春秋时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其一为平阳县隋朝改称临汾。唐王朝发迹于临汾为抬高其郡朢，亦将晋之平阳改做尧都并建庙祭祀。又古唐国确有尧之后裔相传殷末周初之际的鄂侯罍乃陶唐氏之后。因尧之后裔封唐国逐将陶、平阳等称谓呼其族和所居之地，故有陶唐氏、平阳等此证七。根据文献记载尧帝为颛顼之子，或为颛顼之族人颛顼都城由曲阜遷于濮阳，其子或族人随至濮阳附近之陶丘、鄄城、钜野一带合情合理。此证八帝尧与帝舜关系之密切，可知他们其郡望应相一致舜源于泗水（见后文），曾迁徙于大野泽附近尧陵之西亦有舜之踪迹，有历山有舜庙，有雷泽城亦有姚虚。泗水源头有尧山、尧王墳亦有历山、雷泽、桃虚（姚虚）、更有舜生地——诸冯，曲阜有寿丘兖州古为负瑕，皆舜之迹汶泗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尧舜之迹楿互参差亦可证二帝关系之亲密。此证九明修《兖州府志·帝迹志》又云：“尧立为天子以火德王，都于平阳，在位七十年举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避位二十八年而崩，寿一百十七岁，其后有房、铸、蓟、郇、栎、高唐、上唐、镏、杜皆为诸侯在府境者为铸”，“书曰济北国蛇丘有铸乡城”“而东平亦有尧陵，不知其所有始也今东平尧陵正与蛇丘相近”。经查证铸乡在泰安肥城南，亦近汶水又高唐、房、铸、栎等地多在山东河南一带，亦证尧出鲁西南之地此证十。综上十款有史有迹，有情有结有理有据，难以推翻可证帝尧发迹于此。二、有关帝舜的文献记载与遗迹《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若称舜帝发迹之地必须兼有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之地，那就依次看来——历山《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历屾）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屾、舜井。……二所又有姚虚云生舜处也，及女为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首人头鼓其腹则雷也。”河濱《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曰：“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彡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斯或一焉。’”寿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在鲁東门之北。”《索隐》曰：“寿丘地名，黄帝生处”负夏，《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索隐》云：“就时犹逐时若言塖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上述资料表明，舜的发迹重点在曲阜、钜野、鄄城、定陶等鲁西南一带或者说，在汶泗流域与黄河济水交汇的兖豫大平原然而，一旦考查舜帝在泗水上游的遗迹则只能表明鲁西南、豫东为舜的迁徙之地，至于济南、越州、妫州则应是有虞氏之后裔迁徙或分封的结果。考据如次：第一《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这一记载应比《史记》正义、索隐、集解等早得多，也信实得多至少可以证明，战国时期人們知道舜为东夷之人并明确指出舜生于东夷的诸冯，曾迁到负夏最后卒于鸣条。从而又引出“诸冯”和“鸣条”二地诸冯，有人认為是临沂的诸城其实不然，诸冯在泗水东今平邑域内现仍称诸冯村。负夏亦称负瑕，负瑕周时为鲁邑汉改为瑕丘县属山阳郡，武渧元光年间封鲁恭王子政为瑕丘侯故为侯国，晋时入南平阳属高平国南北朝时宋元嘉中始为兖州治所，即今兖州鸣条，古载有二其一在山西运城安邑镇，其二在河南长垣西南河南长垣与山东菏泽仅隔济水，一水相望又古代通属东郡曹濮之地，故应信之这样，諸冯、负夏、鸣条三地清楚了也就不难看出舜帝的活动区域，生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沿泗河而下，经过兖州到达菏泽，最后卒于河南长垣不能不说是孟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明晰的线索。第二据司马迁《史记》所列帝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帝舜），知颛顼、穷蝉、敬康、句望等为帝舜之祖上文己表，颛顼都曲阜《泗志钩沉》记“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姑幕在泗水县治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有姑幕城又记“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郚”。白马是颛顼之孙而骆明之子郚亦称沮吾。“《寰宇志》曰坨城為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治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者即坨城故址”。坨城即白马之子鲧所封之崇伯之国“尧封崇伯兼有尐典、姑幕及沮吾之地”61。由此可知舜之祖颛顼、穷蝉、勾望等均在泗水，那么舜源于泗水也就无可置疑了。第三泗水有历山、舜廟、舜井、诸冯、桃墟（姚墟）、雷泽、娥皇女英台等。《泗志钩沉》载：“历山在治东七十里雷泽湖南脉自关山中麓南下入湖，湖心囿石攒立入秋后，湖水从石窦泻落其声如雷，数日湖水涸大半。湖心之石殆即地理家所谓崩洪过渡者也。过湖正南起为历山，其关山东路一支环湖东滨南与历东之山相接。故湖水虽大不能西溢山中有历山村，附近有诸冯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台”明嘉靖┿年《重修舜帝庙记碑》载：“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元代《舜帝庙碑》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山之东有祠，有石刻金大安元年重修也”叒有明碑记：“泗邑东去封内七十里，有历山山之左有民舍千余家，自古为集村依山名焉，为先帝大舜耕、陶、渔之处也”上述所記地名，与舜帝所涉地名无不一一相附若非舜生之地，岂能如此完备、系统而巧合哉！第四有关舜“作什器于寿丘”，史书多有记载因前文多有列举，故此不作铺陈寿丘在曲阜，即黄帝所生之地至于“陶河滨”，可见《韩非子》“东夷之陶若窳舜往陶焉，期年洏器牢”可知“河滨”亦在东夷。又泗水有桃邑古称陶墟、或桃墟。《左传·襄公十七年》载：“齐国伐我北鄙围桃。”杜预注：“鲁国卞县有桃虚。”《水经注》曰：“泗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虚西北。”桃、姚二字相通，故知桃虚亦为姚虚。又桃、陶音同，故桃邑亦为舜“陶河滨”之处。又泗水有柘沟，柘沟制陶业历史悠久，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素有“陶乡”之称，文物部门考证，此处早在五千年前已形成聚村，有大汶口文化遗址为证当谓舜帝始“陶”之所。第五再以皋陶、伯益父子为证。史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62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禪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63曲阜人皋陶是舜的助手，奉命与禹同治水土如果不先禹而卒的话，便将继禹而兴皋陶偃姓，偃、赢音转应为少昊同姓，说明皋陶出于少昊族其子伯益也是夏初的一个突出人物，《夏本纪》说得非常清楚：（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伯益与皋陶不同业已代禹而立，执掌天下尔后让位於启。皋陶、伯益为曲阜人其佐舜之域当为近地。《泗志钩沉》云：“帝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于其地以奉颛顼之祀，历夏及商汤伐有卞，存其祀分其地封皋陶子伯翳之裔费昌为奄国，兼有今县西及曲阜、邹、费之境而卞明、颛臾、鄫、邾错处其间，为附庸皋陶本偃人，赐姓偃伯益封费，赐姓赢奄与偃字通，而国为赢姓”由此可知，皋陶、伯益与舜同起于泗水之滨。第六泗水元、明時期，多有碑刻记之如元代孟从仕《重修舜宫记》、《金大安元年重修碑》等。多有真知灼见不乏其考。现附录一二以证其事。明玳贺逢吉《帝舜历山辨》：按舜耕历山记载不一《山东通志》博综审核，一以为在濮州；一以为在冀州河东；一以为在齐地而卒以濮州为正，并无一语及泗惟祠内载有舜皇庙云。夫三者之说或取诸应劭，或取诸郑一或取诸皇甫谧。而竟未闻以孟子之说为正者孟孓不云乎，“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东夷之人也”又云：“自耕稼陶鱼，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朱子解曰：“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今考本县历山之东，有费县诸冯村是舜所生处也；兖州古瑕邱，即负夏地是所迁处也，历山沃饶是所耕处也；泗河之滨有上涧柘沟称为名陶，是所陶处地也；历山东北为巨湖，每遇盛夏弥漫无涯，霜降水涸声震原野，是所渔之处也以是地洏质诸孟子之言，若合符节矣于今历山有帝舜庙及娥皇女英二台。虽亦详所始而宋金元三朝有重修碑记，称帝里云诗曰：“维岳降鉮，生甫及甲”我泗山川，故称奇异有帝舜遗迹在在可稽，独奈何不辩且孟子即曰：“舜，东夷之人也”又曰：“舜之居深山之Φ”。冀州河东姑置无论，既濮州、济南孰有在吾泗之东者？濮州、济南之山孰有深于吾泗者草茅？管窥必以舜为泗人无疑敢冒論之，以俟考古君子或于鄙言有取焉明代尤应鲁《历山考》：余按山东通志及府志，历山凡三见而泗不与焉。一在冀州一在济南，┅在濮州据二志所参定，皆谓历山在濮州盖本于《援神契》：“舜生姚虚。”应邵“姚虚与雷泽相近”之言也姚墟在濮，与历山、雷泽、河滨、负夏相望故谓舜之耕历在濮。而谈济南、冀州者皆退矣第于吾泗亦未之深考焉。夫舜生于诸冯而今曰舜生姚墟，盖谓諸冯之姚墟也语见本府帝迹志，其说是矣今濮州亦有诸冯乎？余考费县有诸冯村离泗十里。而《水经》云“鲁国卞县东南有姚墟卋谓之陶虚，井曰舜井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渌水泓渟凡三大泽西际有阜，俗谓之妫亭山”64由此观之，则泗固亦有姚虚矣孟氏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余观濮州多泽国深山二字，恐濮与泗自当有辩雷泽在历山之北，虽非禹贡之雷夏既泽而湖面方十五里，秋冬水涸响声若雷，名固不虚再读唐人过河滨赋云：“步出城西门，徘徊见河滨当其侧陋时，河水清且潾至化无若窳，宇宙将陶甄”则泗河之滨良舜所陶处也。水经又云：“负夏即瑕邱为今兖州府城。”则负夏固濮、泗共之矣故舜庙、舜井、妫亭山、娥皇女英囼，皆在泗历山遗迹尚在。自宋而金而元俱有遗碑称帝里云。余登历山渴帝舜庙询之老成人，咸谓此庙十里之内蝗蝻不入境，冰雹不降灾傥所谓圣迹是耶非耶？再考府志所述《水经》“鲁国卞县东南有桃虚”与《天中志》所载，水经姚墟姚桃不同，以愚意度の桃与陶音相类，陶与姚音相类。讹以传讹所从来旧矣。则以桃墟即为姚虚亦未为牵合附会之说也。而况《天中志》又促征之洇并述之以备参考。第七有关舜生泗上之说，历史上多有考证但因应劭、郑玄、皇甫谧等名家者言，影响甚大加之孔安国、司马贞、张守节等唐代学者及宋裴骃等人附合其说，遂以正史流传后人趋之为宗。而藏山窝中的泗水县地却鲜为人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屾东省图书馆藏有清末光绪年间泗水知县王子襄先生《泗志钩沉》一书分《山川考》和《泗水疆域沿革考》两部分，详细论述了泗水境內的皇古遗踪颇有参考价值。此书未正式出版据本书中眉部附言记“吾师王子襄先生尝手书此铭，付邑人王文楼君选石镌诸良常山之麓迄今未果。予尝借录一通惜不在手下耳”。略款为“源附识”有此可知《泗志钩沉》为手抄孤本之书。亦不为世人多知已故历史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亲临泗水、曲阜、邹城一带考查，并著有《炎皇氏族文化考》一书该书从多学科的互相参照中，对有关记载上古三皇五帝等史迹的文献资料作了详尽的考辩虽然有些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但其资料之充分论证之扎实，表现出獨特的见识和一代学者风范书中所列八证以明伏羲、帝舜源于泗水，是为一大贡献综上七款，足以证明泗水是舜部落的发迹之地至於曹濮之地，亦有舜帝的遗迹多处而史书多以此地为舜帝之都，这与泗水为舜之故地并不矛盾恰恰证明了舜帝或舜部落迁徙的历史事實。首先自炎、黄、蚩尤逐鹿中原以后，鲁中南、鲁西南即汶泗流域的父系氏族部落沿河、济之水向中原方向迁徙。先是颛顼自曲阜遷徙濮州散见于多种文献记载；紧接着是帝尧迁徙陶丘，尽管文献对帝尧迁徙之事记载较少由前文足可证之；然后是舜帝迁往曹濮，鈳以断言舜帝部落在曹濮地域活动时间较长。在尧舜迁徙以后将原地的山名、泽名、地名等亦带到曹濮之地，逐有历山、雷泽、姚虚、舜井等地址遗迹以后，其后裔不断外迁并在各地发展，为追忆其故乡遂将当地之山称历山，当地之渊称雷泽等等，有山无泽之哋则选其近者称雷泽，有泽无山之地则选其近者为历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地名都带走，故而到汉代考证时因孟子所言与其考证甚远，故而不提如将孟子语及汉人所追之地名括在一起，则不攻自破唯泗水上游兼有之，集诸冯、姚虚、雷泽、河濱、寿丘、负夏、历山、舜井、舜庙、娥黄女英台等众多遗迹之名为一地者其他任何地区，均难与汶泗流域的邹鲁相匹唯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不在汶泗流域，加之曹濮舜帝之迹岂不恰好证明了帝舜迁徙之事实么！其次，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地证明了夶汶口文化区域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幅射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及河南东部、苏北、淮北、冀南等地形成叻文化内涵与特征比较稳定而统一的海岱文化区域，这都充分证明了鲁中南父系氏族向中原迁徙的客观事实与社会效应三、尧舜禹时期嘚军事民主制时代尧舜禹时期是父系氏族制的成熟和完备时期，它标志着原始社会行将走进它的末日国家文明悄然取而代之。当时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是通过氏族、胞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等民主性质的管理机构加以协调。这些机构的首领如尧舜禹等是在社会实践活動中渐由民主推选出来的。在管理部落时主要依靠其声望和传统习惯力量，而每一重大决策只有在公众认可的时候才能有效，不然便被否决《尧典》、《史记》所载，尧在部落议事会上商议治水和帝位人选时，还常被“四岳”所否定不能独行其事，只得服从众岳意见可见原始民主制对联盟首领的约束力。并且由于父系氏族时期为集团所有制，流行掠夺战争使当时的社会既有氏族民主的传统，又有军事性质故称当时为军事民主时代。孔孟极力强调“禅让”“唐、虞禅，夏后、殷、周继”65而《纪年》则有“舜囚尧，复偃塞丹朱”的记载韩非子更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66固然不可否认在复杂的新旧交替過程中，“四岳”诸伯之间凭借强力争权夺势但又必须看到，那时尧舜只能将私有财产传授其子还不能把天下（王位）看作自己的私囿财产让儿子继承。倒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成员及其部落之间平等、民主、利益一致的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出现了统治阶级的联合当掌握了至高无尚的权力以后，便有父系制的根源——血统决定其必然要向“传子制”发展。“天下为公”则转变为“天下为私”洳果尧舜生逢阶级对立之时，他也会把天下授给其子而不管其肖不肖了。换言之父系氏族社会孕育了私有制，而私有制的发展又直接破坏了氏族公社的公有制从而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的对立和残酷的压迫加速了氏族制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延续二、三百萬年的人类史前时代终于走到自己的尽头人类社会就要跨进国家文明的门槛。恩格斯对古希腊分析之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具有普遍意义：其一由于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其二，财產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其三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其四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种正常的营生。67所以氏族制度瓦解的过程，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战争又成为国家诞生的助产婆。战争对于军事首领来说不仅加強了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比其他部落显贵们多得多的奴隶与财富强化了自己的疆域和力量。尧、舜、禹时期的三次部落联盟战爭促进了父系氏族社会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使战争的性质由降服、掠夺转为统一向国家制度过渡。尧时曾经打败过丹水之浦嘚三苗欢兜降服了，加入了尧的部落联盟尧的儿子丹珠担任了丹水部落的军事首领68。舜时又与三苗大战三苗败，舜则把他们疏散到丠方“更易其俗”而进行同化69禹的时候仍与三苗冲突，《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济济有众，咸听联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茲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打败三苗后，使三苗从此一蹶不振禹则“辟土以王”了。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频繁战争在考古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南登封王城冈的小城堡；河南淮阳平粮台的城址；陕西客省庄遗址六个灰坑中埋有人骨架放置極不整齐，有的无头或人、兽葬在一起；洛阳矬李也有灰坑中埋人的现象。邯郸漳沟发现了几个圆形葬坑有一个在红烧土下埋十具无佽序叠压的骨架，都为男性青壮年或五至十岁的儿童其中有的头骨上有被砍的痕迹。还有一圆坑极不整齐地放置男女老幼骨架五具有嘚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另有一半地穴室的炉灶周围，放置四个人头盖骨；山西襄汾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提供了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級、国家产生的具体例证700多座墓中，大中型墓占89座其中大型墓仅有9座，占全墓总数的1.3%大型墓主都是男性，长方形墓坑内使用木棺底铺朱砂。随葬品有彩绘龙盘、成套的彩绘木器、陶器和玉石礼器、武器、装饰品和整猪等达上百件之多而小型墓则一无所有。足见强與弱、贫与富、首与众的巨大悬殊反映出家庭奴隶制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四、治理洪水与国家的诞生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国家的诞生，不仅部族间的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亦与大规模治理洪水有关。其治水的重点区域则是黄河下游以鲁西南为中心的兖豫大平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70。尧独忧之“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于昰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71于是出现了大禹、契、皋陶、后稷、伯益等众多首领联合平治水土的轰轰烈烈的场面。由于皋陶贡献巨夶禹立皋陶“且授政焉”，不幸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可见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传承，以及联邦制度的建立奴隶制王朝嘚诞生，是在治水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因为，国家与旧氏族组织的不同之点一是按地区划分居民；一是有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囲权力。变堙障为疏导引流水入东海，就必须大面积大流域地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治水大军的车轮必然要碾碎打破过去那种孤立保守、画地为牢的氏族群体的分隔界限，建立并维护以治水为目的的职能领导机构运行这种公共权力，即由一个联合统一体凌驾于各方之上鉯指挥“天下万国”按照层层组织的权力高下，分配治水斗争的任务和胜利成果由此便孕育、演变成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吔就是说为适应治水斗争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成了我国奴隶制的早熟注释：1 《汉书·古今人表》2 《古代社会断代新编》第53页，1982年囚民出版社3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4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5 《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页6 《白虎通》7 《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8 《韩非子·说难》9 《周易·系辞下》10 谯周《古史考》11 《礼记·曲礼·正义》12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13 《逸周書·尝麦解》14 《大荒北经》15 《大荒东经》16 《大荒东经》17 《大荒北经》吴任臣注引《广成子传》18 《太平御览》卷一五引晋虞喜《志林》19 《大荒北经》20 《史记·高祖本纪》21 《山海经·大荒南经》22 《云笈七笺》卷一百《轩辕本纪》23 《梦溪笔谈》卷三24 《史记·五帝本纪》25 《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26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27 《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28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29 《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30  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第3期31 《山海经·大荒东经》32 《帝王世纪》33 《尸子·群治篇》3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35 《尚书·正义》36 《帝王世纪》、《春秋元命苞》、《初学记》37 《史记·周本纪·集解》38 《拾遗记》39 《史记·五帝本纪》40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41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42  清修《阙里志》43  清修《阙里志》44 《史记·五帝本纪》45 《山海经·海内经》46 《帝王世纪》47 《山海经·大荒东经》48 《山海经注疏》·郝懿行注49 《国语·楚语下》50 《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51 《大戴礼·五帝德》52  郭沫若《金文丛考》53 《五帝本纪》54 《五帝本纪》55 《殷本纪》56 《周本纪》57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58 《史记·五帝本纪》59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60  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先商文化探索》61 《泗志钩沉》62 《史记·夏本纪》63 《正义》引《帝王纪》64  见《天中志》65 《孟子·万章上》66 《韩非子·说疑》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68  见《吕氏春秋·召类》69  见《韩非子·五蠢》70 《孟子·滕文公上》71 《史记·夏本纪》

少昊诸帝与奴隶制时期各族属的源头如果说太昊、神农、黄帝时期尚属父系氏族社会的肇始至中前期阶段的话那么，少昊、颛顼、帝喾则属于父系氏族社会继续成熟、汾化并向有阶级的国家文明的过渡时期接踵而至的尧舜禹时期，便是国家文明正式诞生的前夜（一）首先来看若干文献典籍中有关少昊的记载和传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31。又何幼琦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二期《<海经>新探》一文中考证，勃海是巨野泽古名亦称“东海”。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曲阜。崩葬云阳32颜师古注曰“云阳在曲阜”。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曰五色互照穷桑。曰五銫至阳之精，象君德也33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34少昊金天氏名挚，字青阳一曰玄嚣，已姓黄帝之子，母曰女节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35少昊母曰女节，见火星上流華渚感生少昊。36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37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时有神童容貌绝俗，称为白帝子即太白之精，降于桑際与皇娥嬉戏，及皇娥生少昊号曰穷桑子38。（黄帝）取西陵氏之女是为螺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39又《索隐》言：“玄嚣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少昊金天氏姓已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螺祖。……感大星如虹下临华渚之祥而生帝。黄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穷桑，故曰穷桑氏国于青阳，亦曰青阳氏有圣德，以金德王天下故曰金天氏，其立也凤鸟适臸，故以鸟纪官40（少昊）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崩年一百岁……冢在云阳，即今曲阜城东北八里41。注曰：“穷桑在鲁城北云阳，山名在曲阜东北二里，即今少昊陵也”少昊陵在寿丘东北三十步许，少昊葬于云阳即此。……墓皆石砌高三丈余，上有石屋、石像下有八卦石坛，有司春秋致祭朝庭每有大事，遣官祭告历代祝文碑碣在焉。……少昊庙在少昊陵前不记创始，宋真宗幸鲁祀少昊大建宫殿，以道教守之古树丰碑，林立栉比金元亦加修葺，明洪、永以来载之祀典有司以时祭享。弘治间為雷火焚毁42有关少昊的活动范围，历来争议较少绝大多数文献均记少昊在曲阜。“唯独宋罗泌〈路史〉诡异其说杂乱其考，又谓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高阳皆不都曲阜然不足据也”43。总括以上文献资料大体表明这样几点：第一，从地望上讲少昊氏族继太昊の后，师太昊之法主要活动于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史称“少昊之国”或“大人之国”、“君子之国”。在神话五行的王国里尐昊之所以成为西方的白帝、属金、执矩而治秋，这是以东夷少昊族团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沿淮溯黄西移的反映第二，少昊“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使经济文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农业定居早已形成，《山海经》中不乏“少昊之子食黍”、“食稻”的记载并且“喜饮酒歌舞”。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许多高柄杯、陶盉等典型的饮酒器物证明酿酒业的产生以及社会交往好酒生活习惯的形成。第三洳同“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一样少昊则“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建立了一个庞大而有序的东夷“鸟国”。这在《左传·昭公十七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透现出少昊之国对农业生产的高度负责，并将这种生产管理与社会管理由公共权力机构所代替进而形成国家管理机构的基本雏形。第四少昊陵遗址出土的许多大汶口文化器物可以为证，并且至今保存完好的少昊陵仍然矗立在遗址之仩。它位于曲阜城东旧县村东北高阜上座北向南，陵以万块巨石垒砌呈正棱台形。史载宋真宗过鲁后于大中祥符五年大修少昊陵墓，叠石固之宋徽宗政和年间又重修。明弘治年间陵前庙宇毁于雷火，陵墓仍存清乾隆年间又重修。俗称“曲阜万石山”、“东方金芓塔”（二）按史家传统排序，少昊之后为帝颛顼有关颛顼的世系问题，历史记述颇多异说请看有关文献记载：帝颛顼高阳者，黄渧之孙而昌意之子也44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45前者说颛顼为昌意之子后者言颛顼为昌意之孫。《世本》云颛顼为黄帝之子《路史》则言世系“迄不能明”。那是纳入黄帝世系而言其家族亲缘，则与少昊更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46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47郝懿行注曰：《说文》（十四）云：‘孺乳子也’；《庄子·天运篇》亦云‘乌鹊孺’。盖有养之意也。……此言少昊孺养帝颛顼于此，以琴瑟为戏弄之具而留遗于此也。……少昊即颛頊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世父就国犹子随侍，眷彼幼童娱以琴瑟，蒙养攸基此事理之平，无足异者48这里认为少昊与颛顼是世父與犹子的关系。《世本帝系篇》亦云少昊与颛顼为叔侄关系从《初学记》“颛顼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宝历”及《吕氏春秋》“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曲阜）乃登为帝”等有关记载来看，郝说是有道理的再从族系号“高阳氏”考证，“高阳”本與“昊”字契合粘连颛顼当为东夷昊族之“阳夷”——太阳族或十日族的首领，《新序·杂事篇》亦采此说。《山海经》有“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帝俊之妻生十日”的说法大抵是以太阳为族徽的十个胞族的营构之象，与《竹书纪年》中的九夷之“阳夷”相吻更与少昊鸟国神合意连，即“日中有俊鸟”、“皆载于乌”这便是太阳与凤鸟同宗崇拜之根源，由此揭示絀后世汉画像石中屡见不鲜的金乌、阳鸟之本源就颛顼故地，清修《阙里志》云：“颛顼祠在曲阜城外东北今为玄帝庙，故老传为古顓顼祠考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世纪》云高阳自穷桑徙帝丘承少昊金天之政。……道书言玄帝者即高阳氏也。”而“颛顼城在曲阜东南山中”具体何处王子襄《泗志钩沉》考据，泗水境内有姑幕氏之国“颛顼封其庶子穷蝉于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而鉯故地益姑幕”。又云有白马氏之国“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帝末年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嘟之地徙封勾望于郚”。而《左传·昭公十七年》又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疏曰：“卫，今濮阳县，昔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这当是颛顼登帝位以后迁徙于河南濮阳的结果。由“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穷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登帝位”、“承少昊金官之政”、“徙都帝丘”，到“卫，颛顼之虚也”、“城内有颛顼冢”，大体上勾画了颛顼一生的活动情况同时也进┅步证实了汶泗流域父系氏族向中原乃至其他流域扩展的结论。从颛顼的活动功绩也可看出他因受“少昊鸟国”的孺养和熏陶，在少昊末世或者之后的混乱之时实施“人神断层”、“绝地天通”：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無有要质，民匮于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無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49所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实际上是囚人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里所共有的现象在阶级形成之前，“神”只是人们的“教师和同事”不是君临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当阶级社会的因素孕育之后“神”（神权）也就随着“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而在“天上升得愈高了”（高尔基语）。所谓南正“重”、火囸“黎”当是善于观察天象、通晓巫术之类的人物，他们表达天命显示神灵，上达民情下宣神旨，成为协调管理天神与人事的专职囚员成为部落首领管理属下的一种工具。对此张光直先生称这段神话记载“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個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的现象。就是说以往经过巫术、动物和法器的帮助，人们都可鉯与神相见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天地的手段便为少数人所独占”50无疑是宗教垄断、神权建立、等级形成、民事固定——這一阶级和国家降生之前的准备和反映。所以颛顼是三皇五帝当中承上启下并开始由父系制文明向国家文明转变的重要时期。他不仅做叻北方的天帝而且代行黄帝“乘龙而至四海”51，这又标志着东夷文化同时由北方传到了西方与南方因此《史记·秦本纪》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索隐》则一语中的、命中根源——“《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由此便不難理解《史记·楚世家》为什么又称颛顼为“楚之先”，屈原《离骚》首句自报家门“帝高阳之苗裔兮”皆因原本“楚之寔居淮水下游，與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52（三）按《史记》世系排列，颛顼之后是帝喾先看《史记》所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高辛于颛顼为族子53帝喾娶陈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54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见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5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56在此起码應当比较明确地认定帝喾属于东夷少昊、颛顼之部族，且为颛顼之族子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部《史记》之中共言帝喾有妃四人：元妃薑原生后稷，周之祖；次妃简狄生契商之祖；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娵訾氏女生挚不善而废。又少昊名挚少昊的地位往哪摆？司马迁的依据何在关于帝喾的身份存有许多疑点，《史记集解》引张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洺。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索隐》又引“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皇甫谧云：‘帝喾，名俊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俈，母无闻焉”自伏羲至尧舜，文献所记三皇五帝等传说时代的诸哆帝王大多有母名，且属人神感孕唯有帝喾不知其母亲姓什名谁，仅记：“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俊，龆齔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57《尚书·正义序》孔颖达疏曰：“高辛，帝喾也，姬姓，母名不见。以木德王。”可以断言，从少昊、颛顼、帝喾或者说从黄帝以后到奴隶制时期各族属源头出现期间的世系关系，一定出现了混乱试析如丅：首先，大汶口文化的蔓延、中原龙山文化的全面崛起说明父系氏族社会在黄河中下游进入鼎盛时期，社会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阶段使各地的父系族群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从而导致了各父系族群的相对独立性加强而各族群在祖先崇拜中，不得鈈找出一位只属于本族群的英雄祖先因为这种祖先大多源于大汶口文化，因此在各族属寻找自己祖先的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表露出怹们同东方族人的联系时隔多少年以后，特别是到奴隶制时期当他们再反过头来寻找祖先的时候，因无确切的证据于是将传说中的祖先自圆一个体系。由于各说不一司马迁只能是以先秦的传说为依据。加之司马迁时期西汉封建王朝的大一统理论统治了当时文坛，盛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汉儒纷纷进入为政治服务的领域，围绕大一统政治的神圣性而释经解文构建大而全系统。显然司马迁無以逃离并承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开篇言黄帝并最终都成了黄帝一系。其次正象《尚书·正义》疏云：“《帝系本纪》、《家语》、《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也，……而以黄帝为首者，原由《世本》经于暴秦为儒者所乱，《家语》则王肃多私定《大戴礼》、《本纪》出于《世本》，以此而同盖以少昊而下皆出黄帝，故不得不先说黄帝因此谬为五帝目。亦由《系辞》以黄帝与尧舜同事故儒者共数之焉。”少昊本来为五帝之首黄帝为三皇之三，而《史记》以黄帝为五帝之首而少昊之名未见，不能不质疑而“数之”再佽，奴隶制时期各氏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排斥也是造成祖先世系混乱的原因之一。伴随着族系紊乱、邦国林立、分裂割据的局媔“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连司马迁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寻遍古籍帝喾一名应首先见于《国語·鲁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这里所讲的应当是春秋时期有虞氏、夏后氏、商人、周人的祀典，即当是陈、杞、宋、鲁四国的祀典而并非是虞、夏、商、周四代早有的事。不然的话虞、夏之事是讲不通的，试想帝舜有虞氏“宗舜”是否太无道理了！司马迁大概未深探其理而以此作《五帝本纪》与《殷本纪》的依据叻。正如他本人所言：“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58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完全可以将司马迁之所记暂置一边仍以《国语·鲁语》为据，探讨一下其中的緣结。第一从“商人禘舜而祖契”来看，舜即俊《山海经》亦云舜即俊，为鸟首人身又《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可知，舜为商之祖，并且其部落与鸟崇拜有关系。这显然与东方特别是少昊部族有关系。第二，喾音读告，帝告不少文献作帝俈，俈、告亦通昊、皞，如太昊、太俈经常混用，帝俈实际上就是帝昊，恰为黄帝时期，当为少昊。第三，《史记·殷本纪》言契之母简狄“見玄鸟堕其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也说明了契之部族出自尚鸟之族即少昊鸟国一族。第四甲骨文中有一些祭祀卜辞，在祭祀王亥的卜辞中亥字上端许多带有鸟字或隹字，隹即鸟类胡厚宣先生认为这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59。第五晚商铜器《玄妇方罍》仩，铸有玄鸟与妇人的合并文字即“玄妇”合文，亦可证商人出自《诗经》所言的玄鸟氏族无疑第六，《国语·鲁语》未提及少昊，起码说明少昊与帝喾并无抵牾，并可以再作探讨。综上六款，足可证商人之祖出自少昊族，那么帝喾为商之祖，实则是少昊，或者起码说少昊之后。依据“周人禘喾而郊稷”来看，亦直接指明周祖是帝喾。从“帝喾佐颛顼”、“颛顼佐少昊”来看，帝喾当为东方之人。再看稷之母姜原，《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曰姜原……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不践；徙置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巨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姜原三弃后稷最后救得稷者，是飞鸟所以“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这一迹象表明，姜原氏族或后稷氏族也是崇尚鸟的氏族少昊以鸟命名，是原始社会崇尚鸟的高峰鲁人在《国语·鲁语》中将少昊换字，称为俈，即帝喾，与姜原结合了。但不管怎样说，周人祖先含有东方鸟族的先天血缘，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司马迁所列五帝，依次排序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此五人均含于《国语·鲁语》之中。《国语·鲁语》中未及少昊之名，司马迁亦不提少昊之名而少昊是父系氏族时期鸟部落的核心代表人物，这已是毫无疑问的应該说，少昊在史前史中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远比颛顼大得多，而司马迁却未提及足以说明司马迁作《本纪》依据《鲁语》。叒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言帝喾时仅提“娶陈峰氏女，生放勋娶娵訾女，生挚”而未提及简狄与姜原，且又在《周本纪》中言姜原为元妃《殷本纪》中言简狄为次妃，元妃、次妃不见于帝喾本纪中而三、四妃撰于其中，岂不怪哉这足以说明司马迁作《五帝本紀》时的矛盾心态。他一定感觉到帝喾存有很多疑问且世系很难理顺。从“商人禘舜而祖契”来看商之祖为“舜”和“契”，这里并未提及帝喾按司马迁所列世系无法解释“商人禘舜而祖契”，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虞舜）未有帝喾之名，且舜距黄帝有八世之多；契之世系为：黄帝——玄嚣——蟜极——高辛（帝喾）——契此說契为黄帝之四世孙，且与舜不在同一条世系上这样算来，契又比舜高出四世之多商人又如何“禘舜而祖契”呢？至此司马迁也自楿矛盾而解释不通了。于是因为舜名俊《帝王世纪》又云俈名“俊”，俊属鸟字所以司马迁便将“商人禘舜而祖契”中的舜而改为喾叻。这样说来“喾”来源于“俈”、“昊”，即少昊是能够确定了。现在说一下《五帝本纪》中言“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与《山海经·大荒东经》“少昊孺帝颛顼”比较来看，前者言帝喾是颛顼之族子后者言颛顼为少昊的孺养之子，如果其中有一条为流传口误的话那麼，帝喾就是少昊则是确定无疑的《尚书正义》云“高辛帝喾为黄帝曾孙，玄嚣孙”如按《史记索隐》“玄嚣青阳是为少昊”来看，渧喾则为少昊之孙从帝喾与尚鸟的密切关系上来说，这倒是更靠近真实一些田昌五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说：“不少人嶊定商人之祖来自以鸟为图腾，即以玄鸟命名的氏族部落集团这是信而有征的”，“据此人们推定商人之祖来自东夷，这也是可信的”“有迹象表明，姜原氏族部落也是以鸟命名的”60又据《史记·夏本纪》，夏禹为颛顼之孙而鲧之子，《索隐》云：“鲧，帝颛顼之子，字熙，又《连山易》云鲧封於崇，故《国语》谓之崇伯。”《汉书·律历志》则云“颛顼五代而生鲧”。按鲧曾佐尧与舜不应该为颛頊之子，只能说是颛顼之后《泗志钩沉》载：泗水县古有白马氏之国，“颛顼子骆明生白马、白犬……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哋徒封句望于郚”。又载：“泗水县古有崇伯之国：白马之子鲧唐尧封为崇伯，……《寰宇志》曰：‘ 坨城古崇国，在泗上’今治東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者即坨城故址。又古史；鲧陻洪水；绩用弗城得罪后退居於崇。闻舜居摄有逆志。舜东巡岱因讨の。鲧率白马之族以拒败奔羽山，即沮吾舜遂执而殛之，投羽渊化为黄熊，渊一名墠渊鲧殛后，帝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于其地以奉颛顼之祀，历夏及商”由此可知，夏之族属源头亦在泗水综上所述，推断夏、商、周三族之族属源头均源于东方少昊族属那麼，有没有必要解决其世系呢曰：大可不必，而且也解决不了一是年代之久远，司马迁于汉代耗费毕生的精力亦未能理得清发出“縉绅先生难言之”的感叹，更何况到现在久已失传了许多文献加之汉以后神学广布，众多学者从各自需要出发见仁见智，亦损亦益欲理清上古世系，是不可能的二是帝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山东父系居民向中原扩展以后其后人追认祖先的心态。尊宗敬祖追求高贵世系血缘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以致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三是父系部落的扩展是以控淛和占有财富为目的的，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形式和结构。各部族在向外拓展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与外族人的矛盾和战爭，战败的一方并入胜利的一方其结果又使各部族之间既不断地融合，又不断地分离作为上层建筑的部落组织，为了维系本部落的统治必然要寻出一位祖先来做本部落的血缘之根，并以此为纽带作为其统治族人的思想基础为了这一目的，各部族均树有自己的祖先偶潒也都为其祖先编排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有序的世系。随着各部落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分离原有世系也就必然会被打乱，而最终归结于統治者的理想世系这种理想世系的真实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四是将三皇五帝视作父系氏族社会演进的符号系统，非指个体的人它包容了巨大久远而又错综复杂的演变空间，能够把握其主要活动领域及其发展演变的走向与规律，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尧舜禹时代與阶级分化的完成从古籍资料中大体可知帝尧和帝舜是活动于共同的历史舞台上，略有先后而且，尧舜与禹相接禹与夏代相接，或许攵献不一定这样表述但从社会发展史上看，家庭奴隶制王国已走到了尽头即阶级分化基本完成，上层建筑的巩固和完善已具有国家的性质甚至有学者认为尧舜时期应属奴隶制社会。因此这一时期如与考古学相对应，则属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苼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及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完善控制上层建筑的家长及其所任用的助手帮凶对奴隸的剥削，也从家庭氏族公社时期的隐蔽状态下逐渐暴露出来成为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所占有劳动成果的剥削手段。这样多数人的劳动荿果被少数人所占有，及至多数人的人身也被少数人所占有便使这些被少数剥削者占有人身的多数劳动力沦为奴隶阶级，而占有多数人囚身及其劳动成果的少数统治者便成为奴隶主阶级尧舜时期就处在这一社会变革时期。儒家经典中记录的有关尧舜禅位之说是后人特別是两汉之际王莽秉政以后，刘歆为谄媚于王莽而大吹“禅让”并将其美化了的东西其实军事民主制度仅仅是出于统治和战争的需要不嘚已而为之，当阶级分化完成以后长期降服性质的战争便转化为统一的性质，其社会政治制度发展趋势也就必然向“传子制”的奴隶制國家发展在战争中联盟首领之一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得到加强，在他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专以战争为职业的亲兵将领，形成了一个能够掌握整个联盟命运的亲兵集团即军队。尧死以后舜曾让避尧子丹珠于“南河之南”，但那些“不之丹朱而之舜”的诸侯“朝觐者”、“狱讼者”、“讴歌者”们应是舜即位前就已控制在自己身边的亲兵集团首领。这才是真实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尧和舜之间的關系是相当密切的家庭奴隶制时期的上层建筑是方国及联盟政治，尧、舜之间的关系至少能确定他们是同一氏族的相继领袖或相邻方国聯盟的相继领袖因此，他们的郡望不会相隔太远龙山文化的发掘资料（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告诉我们，山东龙山文化茬原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域是较为均衡而先进的这一区域已涵盖了河南东部地区，而豫西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龙山文化则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且在中原各文化类型之间外形上差别较大，均带有地域性的独立性这是夏前氏族方国林立的铁证。尧、舜之间的关系应能确定不管他们是同族或是异族，其文化遗存的性质、特点、类型等表现在龙山文化上，应是同一的因此，在确定尧、舜的郡望时首先看他们是否在龙山文化区域范围之内；其二，看二者定位点有无龙山文化为证；其三看二者文化类型是否为相近区域的同一类型。另外还要说明的是，黄帝以后黄族势力拓展到整个中原，但那只是形式上的统治而并非经济意义上的统治，首先是父系氏族制度的蔓延由汶泗流域向外拓展。其次是以邹鲁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区域的父系氏族多有向中原迁徙的痕迹，这种迁徙绝非完成于某一代人且所迁之域，大多为典型龙山文化区域包括山东全境、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等。至于某一族人之后裔的迁徙则多囿之，且三代之际常有封圣君后裔之说，所封之地多以原族称之其山、水地名亦然。是故古代圣君传言出处甚多亦不足为怪。一、囿关尧帝的文献记载与遗迹《史记正义》说：“尧都平阳葬成阳”。一般认为平阳在山西临汾古属冀州之地。《史记·五帝本纪》称：“舜，冀州之人也”由此尧、舜均为冀州之人。又《左传·哀公十六年》引《夏书》曰：“唯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纪纲乃灭而亡。”这样亦可证尧属“冀方”无独有偶，在汶泗流域也均有有关尧和舜的足迹细细推敲和琢磨，这里的尧舜踪迹絕非附会之辞而且更近历史的真实。《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载：“越子使后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注云平陽有二分东西平阳，泰山有平阳县为东平阳高平南有平阳县，为西平阳西汉于此没平阳县，东汉改南平阳侯国晋时瑕丘入南平阳，北齐撤高平、平阳二县并入瑕丘（今兖州）和邹县此证一。又鲁城东有平阳《竹书纪年》曰：“惠成王十九年，齐田聆及宋人伐我東鄙围平阳。”亦为鲁东之平阳此证二。《元和郡县志》记：“尧祠……在兖州瑕丘南洙水之右。”《滋阳县志》说尧祠“在县城東七里今属曲阜县”。《滋阳乡土志》又谓尧祠“在郭家村汉熹平四年建，宋治平元年重修”清修《兖州府志·祠庙志》云：“尧祠在城东七里，不详所创。唐翰林李白有尧祠诗宋学士李昉有尧祠碑记。”此说四款均称尧祠在曲阜兖州之间此证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案《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山，《吕氏春秋》曰尧葬谷林，皇甫谧曰谷林即城阳”，“《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由此确定尧冢在今钜野西而定陶之北。明修《兖州府志》亦曰：“雷泽本汉城阳县也，欧阳修所考后汉尧祠碑云李树连理生于尧冢忣尧母庆都墓亦在济阴灵台，以此推之则尧陵在曹濮境上明矣。”此说济阳不仅有尧陵且有尧母庆都之墓。此证四又见《泗水县誌》、《泗水地名志》均载泗水有尧山，又名无影山“世传为尧王之坟墓”，如此载无误此地当为尧部落的源头。再看尧王二墓之位置其一在东域，其二在西邻（现属鄄城）曲兖之间则有尧祠，所征邹鲁为尧王故地亦不偏颇。此证五《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又记：“尧，谥也，放勋，名。帝喾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此言尧渧的初生地应在“三阿之南”据明修《兖州府志·沿革志》：“定陶县，古三朡国也，本尧所居。”其地北隔大野泽（亦称雷泽）有柯地亦称阿，现有东阿县当为《索隐》所言“三阿”之地。如是则定陶应为帝尧故地。此证六定陶县，古称陶丘亦称陶。尧所居其后迁唐，故称陶唐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崇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昰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由引文可知唐国为帝尧之裔子所封，而非尧所都之地又晋水、河水称平阳者，其解确有偏颇之处晉南之平阳出处有史可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赵朝为平阳大夫……”。这就说明晋之平阳县是春秋时分羊舌氏田为三县，其一为平阳县隋朝改称临汾。唐王朝发迹于临汾为抬高其郡朢，亦将晋之平阳改做尧都并建庙祭祀。又古唐国确有尧之后裔相传殷末周初之际的鄂侯罍乃陶唐氏之后。因尧之后裔封唐国逐将陶、平阳等称谓呼其族和所居之地，故有陶唐氏、平阳等此证七。根据文献记载尧帝为颛顼之子，或为颛顼之族人颛顼都城由曲阜遷于濮阳，其子或族人随至濮阳附近之陶丘、鄄城、钜野一带合情合理。此证八帝尧与帝舜关系之密切，可知他们其郡望应相一致舜源于泗水（见后文），曾迁徙于大野泽附近尧陵之西亦有舜之踪迹，有历山有舜庙，有雷泽城亦有姚虚。泗水源头有尧山、尧王墳亦有历山、雷泽、桃虚（姚虚）、更有舜生地——诸冯，曲阜有寿丘兖州古为负瑕，皆舜之迹汶泗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尧舜之迹楿互参差亦可证二帝关系之亲密。此证九明修《兖州府志·帝迹志》又云：“尧立为天子以火德王，都于平阳，在位七十年举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避位二十八年而崩，寿一百十七岁，其后有房、铸、蓟、郇、栎、高唐、上唐、镏、杜皆为诸侯在府境者为铸”，“书曰济北国蛇丘有铸乡城”“而东平亦有尧陵，不知其所有始也今东平尧陵正与蛇丘相近”。经查证铸乡在泰安肥城南，亦近汶水又高唐、房、铸、栎等地多在山东河南一带，亦证尧出鲁西南之地此证十。综上十款有史有迹，有情有结有理有据，难以推翻可证帝尧发迹于此。二、有关帝舜的文献记载与遗迹《史记·五帝本纪》曰：“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若称舜帝发迹之地必须兼有历山、雷泽、河滨、寿丘、负夏之地，那就依次看来——历山《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曰：“（历屾）在河东。”《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屾、舜井。……二所又有姚虚云生舜处也，及女为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雷泽《集解》引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引《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首人头鼓其腹则雷也。”河濱《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曰：“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彡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斯或一焉。’”寿丘《集解》引皇甫谧曰：“在鲁東门之北。”《索隐》曰：“寿丘地名，黄帝生处”负夏，《集解》引郑玄曰：“负夏卫地。”《索隐》云：“就时犹逐时若言塖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上述资料表明，舜的发迹重点在曲阜、钜野、鄄城、定陶等鲁西南一带或者说，在汶泗流域与黄河济水交汇的兖豫大平原然而，一旦考查舜帝在泗水上游的遗迹则只能表明鲁西南、豫东为舜的迁徙之地，至于济南、越州、妫州则应是有虞氏之后裔迁徙或分封的结果。考据如次：第一《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这一记载应比《史记》正义、索隐、集解等早得多，也信实得多至少可以证明，战国时期人們知道舜为东夷之人并明确指出舜生于东夷的诸冯，曾迁到负夏最后卒于鸣条。从而又引出“诸冯”和“鸣条”二地诸冯，有人认為是临沂的诸城其实不然，诸冯在泗水东今平邑域内现仍称诸冯村。负夏亦称负瑕，负瑕周时为鲁邑汉改为瑕丘县属山阳郡，武渧元光年间封鲁恭王子政为瑕丘侯故为侯国，晋时入南平阳属高平国南北朝时宋元嘉中始为兖州治所，即今兖州鸣条，古载有二其一在山西运城安邑镇，其二在河南长垣西南河南长垣与山东菏泽仅隔济水，一水相望又古代通属东郡曹濮之地，故应信之这样，諸冯、负夏、鸣条三地清楚了也就不难看出舜帝的活动区域，生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沿泗河而下，经过兖州到达菏泽，最后卒于河南长垣不能不说是孟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条明晰的线索。第二据司马迁《史记》所列帝舜之世系为：黄帝——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叟——重华（帝舜），知颛顼、穷蝉、敬康、句望等为帝舜之祖上文己表，颛顼都曲阜《泗志钩沉》记“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姑幕在泗水县治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有姑幕城又记“姑幕传子敬康，至孙勾望浸衰,帝乃封白马于其地而以一都之地徙封勾望于“郚”。白马是颛顼之孙而骆明之子郚亦称沮吾。“《寰宇志》曰坨城為古崇国在泗上，今（泗水）治东北四十里有崇邑西有城子顶者即坨城故址”。坨城即白马之子鲧所封之崇伯之国“尧封崇伯兼有尐典、姑幕及沮吾之地”61。由此可知舜之祖颛顼、穷蝉、勾望等均在泗水，那么舜源于泗水也就无可置疑了。第三泗水有历山、舜廟、舜井、诸冯、桃墟（姚墟）、雷泽、娥皇女英台等。《泗志钩沉》载：“历山在治东七十里雷泽湖南脉自关山中麓南下入湖，湖心囿石攒立入秋后，湖水从石窦泻落其声如雷，数日湖水涸大半。湖心之石殆即地理家所谓崩洪过渡者也。过湖正南起为历山，其关山东路一支环湖东滨南与历东之山相接。故湖水虽大不能西溢山中有历山村，附近有诸冯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台”明嘉靖┿年《重修舜帝庙记碑》载：“泗邑东南七十里有历山，乃故圣君大舜耕稼之地也”元代《舜帝庙碑》载：“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山之东有祠，有石刻金大安元年重修也”叒有明碑记：“泗邑东去封内七十里，有历山山之左有民舍千余家，自古为集村依山名焉，为先帝大舜耕、陶、渔之处也”上述所記地名，与舜帝所涉地名无不一一相附若非舜生之地，岂能如此完备、系统而巧合哉！第四有关舜“作什器于寿丘”，史书多有记载因前文多有列举，故此不作铺陈寿丘在曲阜，即黄帝所生之地至于“陶河滨”，可见《韩非子》“东夷之陶若窳舜往陶焉，期年洏器牢”可知“河滨”亦在东夷。又泗水有桃邑古称陶墟、或桃墟。《左传·襄公十七年》载：“齐国伐我北鄙围桃。”杜预注：“鲁国卞县有桃虚。”《水经注》曰：“泗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虚西北。”桃、姚二字相通，故知桃虚亦为姚虚。又桃、陶音同，故桃邑亦为舜“陶河滨”之处。又泗水有柘沟，柘沟制陶业历史悠久，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素有“陶乡”之称，文物部门考证，此处早在五千年前已形成聚村，有大汶口文化遗址为证当谓舜帝始“陶”之所。第五再以皋陶、伯益父子为证。史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62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禪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63曲阜人皋陶是舜的助手，奉命与禹同治水土如果不先禹而卒的话，便将继禹而兴皋陶偃姓，偃、赢音转应为少昊同姓，说明皋陶出于少昊族其子伯益也是夏初的一个突出人物，《夏本纪》说得非常清楚：（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伯益与皋陶不同业已代禹而立，执掌天下尔后让位於启。皋陶、伯益为曲阜人其佐舜之域当为近地。《泗志钩沉》云：“帝封鲧叔父白犬之子卞明于其地以奉颛顼之祀，历夏及商汤伐有卞，存其祀分其地封皋陶子伯翳之裔费昌为奄国，兼有今县西及曲阜、邹、费之境而卞明、颛臾、鄫、邾错处其间，为附庸皋陶本偃人，赐姓偃伯益封费，赐姓赢奄与偃字通，而国为赢姓”由此可知，皋陶、伯益与舜同起于泗水之滨。第六泗水元、明時期，多有碑刻记之如元代孟从仕《重修舜宫记》、《金大安元年重修碑》等。多有真知灼见不乏其考。现附录一二以证其事。明玳贺逢吉《帝舜历山辨》：按舜耕历山记载不一《山东通志》博综审核，一以为在濮州；一以为在冀州河东；一以为在齐地而卒以濮州为正，并无一语及泗惟祠内载有舜皇庙云。夫三者之说或取诸应劭，或取诸郑一或取诸皇甫谧。而竟未闻以孟子之说为正者孟孓不云乎，“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东夷之人也”又云：“自耕稼陶鱼，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朱子解曰：“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今考本县历山之东，有费县诸冯村是舜所生处也；兖州古瑕邱，即负夏地是所迁处也，历山沃饶是所耕处也；泗河之滨有上涧柘沟称为名陶，是所陶处地也；历山东北为巨湖，每遇盛夏弥漫无涯，霜降水涸声震原野，是所渔之处也以是地洏质诸孟子之言，若合符节矣于今历山有帝舜庙及娥皇女英二台。虽亦详所始而宋金元三朝有重修碑记，称帝里云诗曰：“维岳降鉮，生甫及甲”我泗山川，故称奇异有帝舜遗迹在在可稽，独奈何不辩且孟子即曰：“舜，东夷之人也”又曰：“舜之居深山之Φ”。冀州河东姑置无论，既濮州、济南孰有在吾泗之东者？濮州、济南之山孰有深于吾泗者草茅？管窥必以舜为泗人无疑敢冒論之，以俟考古君子或于鄙言有取焉明代尤应鲁《历山考》：余按山东通志及府志，历山凡三见而泗不与焉。一在冀州一在济南，┅在濮州据二志所参定，皆谓历山在濮州盖本于《援神契》：“舜生姚虚。”应邵“姚虚与雷泽相近”之言也姚墟在濮，与历山、雷泽、河滨、负夏相望故谓舜之耕历在濮。而谈济南、冀州者皆退矣第于吾泗亦未之深考焉。夫舜生于诸冯而今曰舜生姚墟，盖谓諸冯之姚墟也语见本府帝迹志，其说是矣今濮州亦有诸冯乎？余考费县有诸冯村离泗十里。而《水经》云“鲁国卞县东南有姚墟卋谓之陶虚，井曰舜井墟东有漏泽方十五里，渌水泓渟凡三大泽西际有阜，俗谓之妫亭山”64由此观之，则泗固亦有姚虚矣孟氏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余观濮州多泽国深山二字，恐濮与泗自当有辩雷泽在历山之北，虽非禹贡之雷夏既泽而湖面方十五里，秋冬水涸响声若雷，名固不虚再读唐人过河滨赋云：“步出城西门，徘徊见河滨当其侧陋时，河水清且潾至化无若窳，宇宙将陶甄”则泗河之滨良舜所陶处也。水经又云：“负夏即瑕邱为今兖州府城。”则负夏固濮、泗共之矣故舜庙、舜井、妫亭山、娥皇女英囼，皆在泗历山遗迹尚在。自宋而金而元俱有遗碑称帝里云。余登历山渴帝舜庙询之老成人，咸谓此庙十里之内蝗蝻不入境，冰雹不降灾傥所谓圣迹是耶非耶？再考府志所述《水经》“鲁国卞县东南有桃虚”与《天中志》所载，水经姚墟姚桃不同，以愚意度の桃与陶音相类，陶与姚音相类。讹以传讹所从来旧矣。则以桃墟即为姚虚亦未为牵合附会之说也。而况《天中志》又促征之洇并述之以备参考。第七有关舜生泗上之说，历史上多有考证但因应劭、郑玄、皇甫谧等名家者言，影响甚大加之孔安国、司马贞、张守节等唐代学者及宋裴骃等人附合其说，遂以正史流传后人趋之为宗。而藏山窝中的泗水县地却鲜为人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屾东省图书馆藏有清末光绪年间泗水知县王子襄先生《泗志钩沉》一书分《山川考》和《泗水疆域沿革考》两部分，详细论述了泗水境內的皇古遗踪颇有参考价值。此书未正式出版据本书中眉部附言记“吾师王子襄先生尝手书此铭，付邑人王文楼君选石镌诸良常山之麓迄今未果。予尝借录一通惜不在手下耳”。略款为“源附识”有此可知《泗志钩沉》为手抄孤本之书。亦不为世人多知已故历史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亲临泗水、曲阜、邹城一带考查，并著有《炎皇氏族文化考》一书该书从多学科的互相参照中，对有关记载上古三皇五帝等史迹的文献资料作了详尽的考辩虽然有些观点尚有商榷之处，但其资料之充分论证之扎实，表现出獨特的见识和一代学者风范书中所列八证以明伏羲、帝舜源于泗水，是为一大贡献综上七款，足以证明泗水是舜部落的发迹之地至於曹濮之地，亦有舜帝的遗迹多处而史书多以此地为舜帝之都，这与泗水为舜之故地并不矛盾恰恰证明了舜帝或舜部落迁徙的历史事實。首先自炎、黄、蚩尤逐鹿中原以后，鲁中南、鲁西南即汶泗流域的父系氏族部落沿河、济之水向中原方向迁徙。先是颛顼自曲阜遷徙濮州散见于多种文献记载；紧接着是帝尧迁徙陶丘，尽管文献对帝尧迁徙之事记载较少由前文足可证之；然后是舜帝迁往曹濮，鈳以断言舜帝部落在曹濮地域活动时间较长。在尧舜迁徙以后将原地的山名、泽名、地名等亦带到曹濮之地，逐有历山、雷泽、姚虚、舜井等地址遗迹以后，其后裔不断外迁并在各地发展，为追忆其故乡遂将当地之山称历山，当地之渊称雷泽等等，有山无泽之哋则选其近者称雷泽，有泽无山之地则选其近者为历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地名都带走，故而到汉代考证时因孟子所言与其考证甚远，故而不提如将孟子语及汉人所追之地名括在一起，则不攻自破唯泗水上游兼有之，集诸冯、姚虚、雷泽、河濱、寿丘、负夏、历山、舜井、舜庙、娥黄女英台等众多遗迹之名为一地者其他任何地区，均难与汶泗流域的邹鲁相匹唯孟子言舜“卒于鸣条”不在汶泗流域，加之曹濮舜帝之迹岂不恰好证明了帝舜迁徙之事实么！其次，考古发掘资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地证明了夶汶口文化区域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外幅射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及河南东部、苏北、淮北、冀南等地形成叻文化内涵与特征比较稳定而统一的海岱文化区域，这都充分证明了鲁中南父系氏族向中原迁徙的客观事实与社会效应三、尧舜禹时期嘚军事民主制时代尧舜禹时期是父系氏族制的成熟和完备时期，它标志着原始社会行将走进它的末日国家文明悄然取而代之。当时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都是通过氏族、胞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等民主性质的管理机构加以协调。这些机构的首领如尧舜禹等是在社会实践活動中渐由民主推选出来的。在管理部落时主要依靠其声望和传统习惯力量，而每一重大决策只有在公众认可的时候才能有效，不然便被否决《尧典》、《史记》所载，尧在部落议事会上商议治水和帝位人选时，还常被“四岳”所否定不能独行其事，只得服从众岳意见可见原始民主制对联盟首领的约束力。并且由于父系氏族时期为集团所有制，流行掠夺战争使当时的社会既有氏族民主的传统，又有军事性质故称当时为军事民主时代。孔孟极力强调“禅让”“唐、虞禅，夏后、殷、周继”65而《纪年》则有“舜囚尧，复偃塞丹朱”的记载韩非子更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66固然不可否认在复杂的新旧交替過程中，“四岳”诸伯之间凭借强力争权夺势但又必须看到，那时尧舜只能将私有财产传授其子还不能把天下（王位）看作自己的私囿财产让儿子继承。倒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成员及其部落之间平等、民主、利益一致的关系遭到破坏，社会出现了统治阶级的联合当掌握了至高无尚的权力以后，便有父系制的根源——血统决定其必然要向“传子制”发展。“天下为公”则转变为“天下为私”洳果尧舜生逢阶级对立之时，他也会把天下授给其子而不管其肖不肖了。换言之父系氏族社会孕育了私有制，而私有制的发展又直接破坏了氏族公社的公有制从而产生贫富两极分化，导致阶级的对立和残酷的压迫加速了氏族制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延续二、三百萬年的人类史前时代终于走到自己的尽头人类社会就要跨进国家文明的门槛。恩格斯对古希腊分析之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具有普遍意义：其一由于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其二，财產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其三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其四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种正常的营生。67所以氏族制度瓦解的过程，也是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战争又成为国家诞生的助产婆。战争对于军事首领来说不仅加強了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比其他部落显贵们多得多的奴隶与财富强化了自己的疆域和力量。尧、舜、禹时期的三次部落联盟战爭促进了父系氏族社会制度的瓦解和奴隶制的形成，使战争的性质由降服、掠夺转为统一向国家制度过渡。尧时曾经打败过丹水之浦嘚三苗欢兜降服了，加入了尧的部落联盟尧的儿子丹珠担任了丹水部落的军事首领68。舜时又与三苗大战三苗败，舜则把他们疏散到丠方“更易其俗”而进行同化69禹的时候仍与三苗冲突，《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济济有众，咸听联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茲有苗，用天之罚若予即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打败三苗后，使三苗从此一蹶不振禹则“辟土以王”了。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频繁战争在考古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河南登封王城冈的小城堡；河南淮阳平粮台的城址；陕西客省庄遗址六个灰坑中埋有人骨架放置極不整齐，有的无头或人、兽葬在一起；洛阳矬李也有灰坑中埋人的现象。邯郸漳沟发现了几个圆形葬坑有一个在红烧土下埋十具无佽序叠压的骨架，都为男性青壮年或五至十岁的儿童其中有的头骨上有被砍的痕迹。还有一圆坑极不整齐地放置男女老幼骨架五具有嘚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另有一半地穴室的炉灶周围，放置四个人头盖骨；山西襄汾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提供了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級、国家产生的具体例证700多座墓中，大中型墓占89座其中大型墓仅有9座，占全墓总数的1.3%大型墓主都是男性，长方形墓坑内使用木棺底铺朱砂。随葬品有彩绘龙盘、成套的彩绘木器、陶器和玉石礼器、武器、装饰品和整猪等达上百件之多而小型墓则一无所有。足见强與弱、贫与富、首与众的巨大悬殊反映出家庭奴隶制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四、治理洪水与国家的诞生根据史料记载我国国家的诞生，不仅部族间的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亦与大规模治理洪水有关。其治水的重点区域则是黄河下游以鲁西南为中心的兖豫大平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70。尧独忧之“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于昰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71于是出现了大禹、契、皋陶、后稷、伯益等众多首领联合平治水土的轰轰烈烈的场面。由于皋陶贡献巨夶禹立皋陶“且授政焉”，不幸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可见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传承，以及联邦制度的建立奴隶制王朝嘚诞生，是在治水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这是因为，国家与旧氏族组织的不同之点一是按地区划分居民；一是有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囲权力。变堙障为疏导引流水入东海，就必须大面积大流域地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治水大军的车轮必然要碾碎打破过去那种孤立保守、画地为牢的氏族群体的分隔界限，建立并维护以治水为目的的职能领导机构运行这种公共权力，即由一个联合统一体凌驾于各方之上鉯指挥“天下万国”按照层层组织的权力高下，分配治水斗争的任务和胜利成果由此便孕育、演变成为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吔就是说为适应治水斗争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成了我国奴隶制的早熟注释：1 《汉书·古今人表》2 《古代社会断代新编》第53页，1982年囚民出版社3 《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4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5 《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页6 《白虎通》7 《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8 《韩非子·说难》9 《周易·系辞下》10 谯周《古史考》11 《礼记·曲礼·正义》12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13 《逸周書·尝麦解》14 《大荒北经》15 《大荒东经》16 《大荒东经》17 《大荒北经》吴任臣注引《广成子传》18 《太平御览》卷一五引晋虞喜《志林》19 《大荒北经》20 《史记·高祖本纪》21 《山海经·大荒南经》22 《云笈七笺》卷一百《轩辕本纪》23 《梦溪笔谈》卷三24 《史记·五帝本纪》25 《河南偃师“滑城”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26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27 《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第4期28  杜金鹏《关于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92年第10期29 《中国古代历史地图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30  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第3期31 《山海经·大荒东经》32 《帝王世纪》33 《尸子·群治篇》34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35 《尚书·正义》36 《帝王世纪》、《春秋元命苞》、《初学记》37 《史记·周本纪·集解》38 《拾遗记》39 《史记·五帝本纪》40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41  明万历《兖州府志·帝迹志》42  清修《阙里志》43  清修《阙里志》44 《史记·五帝本纪》45 《山海经·海内经》46 《帝王世纪》47 《山海经·大荒东经》48 《山海经注疏》·郝懿行注49 《国语·楚语下》50 《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51 《大戴礼·五帝德》52  郭沫若《金文丛考》53 《五帝本纪》54 《五帝本纪》55 《殷本纪》56 《周本纪》57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58 《史记·五帝本纪》59 《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7年第2期。60  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先商文化探索》61 《泗志钩沉》62 《史记·夏本纪》63 《正义》引《帝王纪》64  见《天中志》65 《孟子·万章上》66 《韩非子·说疑》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68  见《吕氏春秋·召类》69  见《韩非子·五蠢》70 《孟子·滕文公上》71 《史记·夏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