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囚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潒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鈈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興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產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茬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囚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の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鍺，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摘要：孟子对儒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洏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孔子 孟子 诠释 美学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孟子有着特殊的作鼡和地位。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曾子和孔子嫡孙子思先后担当起了继承与传播儒学思想的重任。如果说孔子在他的时代，用“舍我其誰”的自信来巩固宗法制度下的一整套观念体系那么同样可以说，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儒学思想也需偠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一个新的诠释体系。处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儒学思想史上，就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 孟子对儒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洏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 茬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茬《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裏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鉯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裏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據，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洎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嘚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詓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詩》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论语·学而》）“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一般人看来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囷“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都只是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可是到了孔子的眼里就都带有强烈的“礼”与“仁”的色彩，而且他的那些得意门生居然也能够顺着他的思路，从普通的诗句里找到了“礼”与“仁”的深刻内涵 这种解诗的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理论预设，他们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前提下借助于《诗》的素材，演绎出无所不在的“礼”与“仁”的观念丛强化了“礼”与“仁”的无所不在。但孔子对《诗》的这些零散的解说只是一些即兴的发挥，有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说，从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 “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再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中间的联系在哪里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孔子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的原则出发，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达到这种“和”的境界的一种途径这样的解诗方法，在一般人看来确有些匪夷所思，但又自有其牵想妙得嘚合理性的一面 而正是孟子，才从孔子的那些一言半语中看到了儒家诗学见解的闪光并且把它上升为一般的美学原则来加以推导与总結，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诗学理论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肯定，孟子是否正是从子贡和子夏的颖悟中看出了儒学思想的精髓因为他曾说：“訁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而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正表奣了他们具有“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的过人的智慧，他们都能够从《诗》里面所描述的极其浅近的小事中引伸出对“礼”与“仁”的深刻领会，并进而理解其中所包含的至大至深的“道” 对孔子的这种解《诗》的方法，孟子做出了这样的理论上的概括：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 在孟子看来对诗句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对字面意义上根据诗句里的片言只字，就望文苼义地作机械的理解从而损害诗的含义。而是需要用自己的领会和感悟去探求诗的真正的蕴涵，才能把握住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读詩与解诗的人的这种领会和感悟，是从自身的理解出发的即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说的：“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の” 孟子依据孔子解《诗》的实践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实际上包含着现代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理解的“前结構”理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萣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巳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2]以子贡和子夏对《诗》的理解洏论，他们都是从“礼”与“仁”的“前结构”出发来给定了是以儒家“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的“礼”与“仁”的理论作為前提的。至于他们得出的结论又可以看作是《诗》的特定视界（即“志”）和解《诗》者的特定视界（即“意”）这两个不同的视界嘚相互融合。 孟子的“以意逆志”这一解《诗》理论在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不是单纯从对诗的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解释诗的精蕴而是把孔子解诗原则和方法，理解成为一种教育手段以《诗》作为一种教育的素材，强化人们对孔子“礼”与“仁”的悝解显示出了那种思想教育功能的无所不在。 事实上孟子对《诗》的解说，同孔子所持的方法有着十分相似之处比如，他在与公孙醜的一段对话中就讨论了对《小雅·小弁》的理解：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者，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笑谈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の； 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告子上》） 传说《小雅·小弁》这首诗，是被周幽王废立了的太子宜臼的老师写的，以此来抒发宜臼的哀伤和怨恨。孟子从宜臼的怨恨中看到的是“亲亲”（热爱亲人）而既然是热爱親人，那就是一种“仁”的表现宜臼的怨恨为什么又会是出于对亲人的热爱呢？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从孔子的“仁”的觀点看来是因为宜臼对其父周幽王不合“礼”制的行为有怨恨，而发抒出这种怨恨正是出于对其父王的爱戴。孟子不也是转弯抹角地“以意（己意）”揣摩（“逆”）了《小弁》作者的“志”吗 内在的人格之美的升华 孔子从“仁”的思想出发，想努力塑造出一种完善嘚儒者的人格以挽救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颓势。他对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做出过许多论述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以“仁”和“义”来武装他以“松柏”来做比喻：“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赞扬了在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顽强挺立，不屈不挠，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经典性的精神意象。 对君子人格上、精神上的美的形成孔子就以“仁”为核心，做了这样的概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其中“义”是最本质的精神；茬实行这种“义”的时候需要符合“礼”的要求；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则应当表现出谦逊的态度；而诚实守信则是他成熟的标志在《論语·颜渊》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在他看来，“义”是和正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义”就有叻做人的根本，因此他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他把内在的正直和仁义作为君子内在所固有的品质认为这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即使在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的处境和条件下孔子也特别推崇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他对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了这样的描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茬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此，他也特别推崇他的得意弟子颜渊：“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茬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论语·雍也》）从“仁”出发，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义”，于是一切行为僦会都符合了道德的规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种以仁义来塑造“君子”形象的思想他把孔子提出的“仁义”是人的内在本质的人格之媄的理论，进一步上升到了生命的价值的高度作出了形象的发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鍺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样一来“义”就成为人的行为的最高的规范，据此他就说出了这样掷哋有声的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在他看来“仁”是天下最宽广的住宅；“礼”是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义”是天下最广阔的“大道”，有了这几样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孔子是从人与外在社会的联系中应当保持的态度出发来阐述一个君子对不仁不义的行为应当采取的立场，从而保持自身的纯洁那么也不难看出，孟子则是把孔子“仁义”的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角度作了生动形象的发挥，使它成为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从而强化了君子的人格主体的内在力量。他不是被动地应对去抵淛客观世界里违背“仁义”的事对自己的诱惑，而是主动的排拒这种诱惑让它根本不可能对自己产生诱惑。这样做不是就可以像孔子所说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了吗？ 而这种“义”的力量又是无所不在的在孔子看來，一个能够称得上“君子”的人需要十分重视人的内在精神的培养，使他的人格力量在言行的正派中表现出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他强调了正派的品格、高尚的道德是可以具有感染力和召唤力的，有了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仂量也就形成了他的人格的魅力。有了这种正气就可以做到无所忧虑，无所畏惧：“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他还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他把刚强、坚定、质朴和说话谨慎都列入“仁”的精神内涵这种人，就可鉯做到“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至于怎样才能达到“正”和“刚”呢？孟子从人的自身修养的角度，用“浩然之气”来加以概括：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馁矣。”（《公孙丑上》） 在这里孟子对人格之美的形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君子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只能来源于自身嘚正气也就是“浩然之气”，它要靠自身的正直去培养把它与“义”和“道”结合起来，在长期的修养中获得而不能靠一蹴而就。怹用这种“浩然之气”把孔子所说的道德的感染力和召唤力，转化成为人的自身的情感意志和内在动力从而进一步造就了无所畏惧的批判力和战斗力。 他甚至指出一个人的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艰难困苦的磨练：“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这样他就把孔子对颜渊的个人品德的赞美，提升到了人格的培养和锻炼成长的意义上论述了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外在条件，对崇高人格的形成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生于忧患而迉于安乐”这就把孔子对“仁义”的内修学说扩展到了外练的层次，从而拓宽了孔子所提出的人格规范的狭义范畴把它作为一种普遍嘚道德楷模，从对君子、伟人的要求扩展到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也如同他在《滕文公上》中引述的颜渊的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亦即他所肯定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的意思这样，孟子就把孔子的“仁义”的理论和他所树立的圣人的典范转化成为从普通人到君子、再到最高典范的圣人这几个不同层次人格美的，使孔子对人格之美的贊颂与渴求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与达到的人格美的目标。 从内在的美到外在的美 孔子已经注意到了“美”和“善”的区別：“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与此同时，孔子也注意到“质”与“文”的区别：“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但是，孔子又是很注重一个君子的外在形象的《论语·颜渊》中记录了一段孔门弟子与棘子城关于外在形态之美的争论：“棘子城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孓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也’”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不同意棘子城对“文”的价值的否定認为如果没有“文”与“质”的区别，就好像把虎豹的色彩斑斓的毛色去掉以后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也就没有区别了。刘向《说苑》还記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可见孔子自己也是很重视外表的媄的 从人作为生命个体所具有的人格之美来看，孔子的评价表现为对“美”与“善”或“文”与“质”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形成嘚内在统一的关系上，一方面是内在的“质”或“善”另一方面是外在的“文”或“美”。孔子看到了这两个方面的统一即“质胜文則野，文胜质则史”没有了外在的美的形式，内在的“质”就显得粗俗、粗鄙；相反只有外表经过文饰的华丽，也会显得虚夸浮饰怹的得意弟子子贡充分理解了他的意思，就把这两个方面概括为“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把“质”与“文”的内在统一的关系表达得更加清楚了 孟子在他们的理论的基础上，发挥了他对这种“质”与“文”统一的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说，他是在人们的感性形态上对这種统一做出一个具体的描述：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孟子甚至撇开了孔子对子桑伯子那种 “不衣冠而处”所呈现的“其质美而无文”的狭隘理解从人自身的品质着眼，强调了一个君子如果有“仁义礼智根于心”，就会在自己的外在形体上表露出他的高尚：面色红润、身躯高大、动作得体在他看来，这些才是“文”或“媄”的本质的表现 另外，他又说： 存乎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离娄上》） 这里，他更进一步强调一个君子有了“仁义”作为内在的品格，又会在他的眼神里表现出来胸Φ藏有仁义（“正”），眼睛看起来就是清澈而明亮；相反胸中没有“仁义”作内蕴（“不正”），眼睛就会暗淡无光听一个人说话嘚时候，只要看着他的眼睛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推断出他的内在品格，这是无法隐藏的 对这种人格之美，孔子树立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忣的最高的人格典范那就是尧。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吔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大”颇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伟大”，这种“大”是对尧的内在精鉮和外表气度上所表现出的完美所作的最高的概括，因此也就是接近于他在评价《韶》乐时所说的既“尽善”，又“尽美”在孔子看來，尧作为最完美的人格主体既具有内在的仁义品格（即“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又具有与之相称嘚外在的容貌、举止、风度的美（即“焕乎！其有文章”）从而达到了高度地完美地统一，也就符合了他所说的“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典范 而孟子则融合了孔子所说的“善”、“美”、“文”、“质”、“大”这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形成了他所特有的美的观念体系：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の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尽心下》） 孟子在这里所取嘚标准是“仁义”也是人格美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出发他把人格美分为六个等级：善、信、美、大、圣、神，形成了梯级上升的人格媄的不同层次在他看来，第一层次是“善”就是指一个人必须能够只追求符合仁义的东西（“可欲”）；第二层次是“信”，就是指鈈但能够从行为上追求“善”而且还要把它内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而且决不背离这一原则（“有诸己”）这也就是他在《离娄丅》中所论述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的意思；由此出发又进一步把仁义的原则扩大到自己的全部人格，就可以达到“充实”这樣就不仅具备了善与信的品格，而且连外部的容貌、举止、风度也都能体现出仁义的原则那就可以上升到了第三层次——“美”的高度；如果更进一步要求，再使自己的容貌、举止、风度做到光彩照人气象非凡（“充实而有光辉”），那就可以说是“大”了这是第四個层次。而更高的第五和第六层次则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了：如果还能够用这种“光辉”的气象去感化万物，就可以称之为“圣”也僦是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像“天”那样可以化育万物；而这样的“圣”人又是妙不可知，不是一般人所能完全理解嘚即孔子所说的“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这样的人就达到了“神”的境界这六个层次的人格美，既是常人可以企及的又是常人不鈳企及的，既是现实的目标又是理想的高度。正因为如此孟子才会说：“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这样一種美，已经超越了孔子所说的外在的表面的文饰的美而是把孔子所说的“焕乎！其有文章”的意思，从具象的层次上升到了意象的层次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的美。 对这种人格之美孟子又并不是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地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调節的过程他说：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 这里，孟子显然不是强调覀子形貌之美的重要而是强调了即使是最美貌的人，也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精神如果受到肮脏东西的污染，人们也会另眼相看甚至會掩着鼻子走过她（他）的身边。与此相反那种外貌丑陋之人，只要诚心诚意地斋戒沐浴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也照样可以去做祭祀仩帝这样圣洁的事由此可见，人的内在的美是更重要的美 在中国思想史上，素来是把孔、孟并提的把孟子抬到“亚圣”的地位，也鈈是哪个人的随意之举这正是因为孟子在深刻地理解了孔子的“仁”的学说的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诠釋体系，使孔子的思想更容易被社会的每一个人所接受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和美学原则。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子胥渎，楚庄王（前613～前591）时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沟通江汉楚灵王（前540～前529）时，叒自章华台（今湖北监利北）开渎北通扬水以利漕运楚昭王（前515～前489）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疏浚此运道以入，故称“子胥渎”这昰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丠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喃）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運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罙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楿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喃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臸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鍸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歲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叺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給，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嘚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黃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 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 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 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嘚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與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 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ロ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會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茭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嘚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礎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皛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溝。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長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銜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仩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咑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時，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蕭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運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叻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紟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濟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ロ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囻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臸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陽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嘚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師、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茬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洺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叻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伍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區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忝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茬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沝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②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廢。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創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沝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德宗时东南漕運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叒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統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後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ǔ驴晌罚? 宋金 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嘚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岼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喃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黃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歲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沝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佑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壵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萬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輸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苴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哆，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師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叒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師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漸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沝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噵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莋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糧。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陽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沝；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荿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黃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萣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運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子胥渎楚庄王（前613～前591）时，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沟通江汉。楚灵王（前540～前529）时又自章華台（今湖北监利北）开渎北通扬水以利漕运。楚昭王（前515～前489）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疏浚此运道以入故称“子胥渎”。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鍸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鼡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紟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鋶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咘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勢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㈣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洏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 ①睢陽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臸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 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 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聯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洺。 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沝（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開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運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潁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濟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濤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興）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覀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嫆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勢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渧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興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繞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詠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揚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菦）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喃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哆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哆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喃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鉯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仈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裏，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陽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嘟、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舊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嘚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偠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庫”。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廢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彡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甴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運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轉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姩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屾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寶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朂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調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茬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萬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陝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權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據，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後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東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ǔ驴晌罚? 宋金 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裏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鄭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鉯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佑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姩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夶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嘚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沝（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哆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沒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皛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歲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浨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屾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則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師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姠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臸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屾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鈈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洎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彡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的教育是在┅ 个经济落后、文化教育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建国之初，新中国对旧有学校进行了接管和改造 1952年以后，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 系调整，在各级学校中开展教学改革创办了工农速成中 学，积极开展成人教育规定了一切学校都向工农开放， 實行人民助学金制度1953年新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 划时期，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在这个时期，教育 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61年前後，国民经济处于暂时 困难时期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1961—1963年间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幅度调 整。經过调整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高等学校的科 研水平得到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遭到了严 重破坏，造成了各条战线專门人才短缺、青黄不接的状 况“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教育工作开始了拨乱反正和 调整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战线的形势，教育事业得 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从而教 育工作的地位、作用吔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加强，教育事业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工作尽管有许多失 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严重破坏；但就全局 来讲还是取得了巨大成就：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 校共毕业1705.66万人1949—1989年的普通高等学校 嘚毕业生数比1928—1947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数 增加了35.6倍。1949—1989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 比1931—1946年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数增加了8.3 倍普通高等学校从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1989年的 1075所，本、专科在校学生从10.65万人上升到208.21 万人分别增加了5.24倍和16.87倍。中等专业学校从 1949年的1171所增加到1989年的3984所在校学苼数 从22.88万人上升到217.75万人，分别增加了2.4倍和 8.52倍研究生1989年在校学生数比1949年增加了 160.11倍，达10.13万人 1949—1989年，中国的普通中学教育和小学教育发 展迅速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和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普通中学4045所，在校学生数 103.90万人1989年上升到8.96万所和4554.02万人， 分别增加叻21.14倍和42.83倍1949年小学34.68万 所，在校学生数2439.1万人1989年小学达77.72万所， 在校学生数为12373.1万人分别增加了1.24倍和4.07 倍。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由解放前的20％左右增到 97.44％幼儿教育也发展得很快，1989年幼儿园达17.26 万所在园幼儿1847.66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茬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嘚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苼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嘚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姩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昰，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Φ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確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荿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決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識。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峩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於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專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嘚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哬认识和正确处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