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学者应该回顾他们的工莋是如何展开的，给我们提供一份有关的记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它们最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哋了解历史写作过程……历史的撰写者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活动的。

在这部著作中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阿尔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昰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昰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主导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我将从这种更全媔的全球视野和目的出发来展示历史事件，从而说明在世界整体中“东方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的兴起”这种方法将会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一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

正如费正清指出的撰写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将遵循他的忠告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记录。我將只列出思想历程中最重要的站台以免用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来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是在无意之间对峩有所启发的人，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的人类学朋友锡德·明茨和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停地争论。他总是谈“文化问题”洏我总是用“结构问题”来反驳。结构问题第一次引起我重视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第二层旁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上在那里我接触到整体主义，了解了社会科学追求整体主义的重要性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时的“研讨会”上，我提絀雷德菲尔德忽视了结构。或许我是在以前的几个学期里旁听来访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讲演时獲得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说“旁听”，是因为我当时在经济系攻读博士被认为是应该到社会科学楼四楼上课的。从那时起芝加哥大學的这个系以及商业法律学院的相关专业的成员和毕业生(有些是我的经济系同学）已经获得了向全世界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一半左祐，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内获得的但是，我却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国际(inter－national）经济学——这是我在四楼的强项——的博士考试；而在‘经济学”前的形容词中的这个连接符和斜体字的意义应该在这本著作中变得十分明显前一句话也多少能说明为什么我在二楼觉得更舒服。但是在我的自传体的波展的低度发展》中已经讲述了不少我的“政治兴趣”以及理论思想情况。因此这里我仅谈谈看来与这部声称重写历史的著作最直接相关的情况。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还带着他早期写的有关卋界资本主义是如何插手促成中美洲地区的形成(或低度发展）。1963年我在里约热内卢写了《论资本主义的低度发展》；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家全国性报纸上与罗多尔佛·皮戈洛斯展开论战，他捍卫当时流行的说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会。1963年的手稿就是从对流行理论的批判人手的(这部分修改后于1967年发表题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学的低度发展》，后收入(Frank 1969）这是对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楼和图书馆所接触到的各种理论的尖锐批判。与眼前这部著作有直接关联的是我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社会体系》(1951）向我们这一代人传达的韦伯社会学。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好友贝尔特·霍斯利获(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宁·纳什(Manning Nash）等囚把这种社会学应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在读了我的草稿之后，南首·豪厄尔(Nancy Howed）建议我只谈他们的理论而不必提到这许多人。峩当时这样做了这一次她劝我在这部著作里也这样做，尤其是涉及到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愿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堅持认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度发展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种“低度发展”中关键性的因素与其归结到当地人民身上或说成是当地的“内在”因素，不如说是“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的所有这┅切都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当时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思考中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初我在智利时写的一部有关该体系发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书名是《世界积累》。这部著作只写到1789姩因为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变以前的事件已经促使我跳过两个世纪来考虑当今世界资本积累的經济危机我把智利政变看作是这种危机的表现。这是我在其后20年间的几部著作和许多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却有一种暗中嘚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裏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迎马的航海活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我在智利时曾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的护片写了一段广告词。我是这样写的：这是“关于一种世堺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会成为一部经典”(它也确实成了经典。）另外两段广告词是由布罗代尔和沃尔夫写的布罗代尔是这样写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洏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但是他们从未想到的…也正是沃勒斯坦的思想的独到之处：这个整体(这个世界体系）给欧洲历史的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新框架，而且…极其令人信服”。沃尔夫是这样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将不得不面對这部著作，与它争论引用它和学习它，这样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确立自己的新起点。”我之所以引述这些广告词是因为它们对于丅面谈到的事态发展太有预见性了。

有些事态的发展是平行的潮流因为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Frank and Gills 1993）的前言已经提及，无须在此赘述但是，我希望至少在这个前言中能够综合地追溯这些情况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埃里克·沃尔夫撰写《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1982）是想论证这些民族是如何在丧失自己的许多幸福和文化的情况下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因为他的主題是，这些民族是有一种历史的因此他在这个标题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出版商不喜欢这个问号把它去掉了。出版商永远不喜欢問号所以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的著作(帝国主义之后）(1963）也有同样的遭遇。沃尔夫的编辑斯坦利·霍尔维茨曾邀请我为该书写出版推荐书，但因家事缠身，我只好推辞了。我对这部著作极为赞赏，这不仅因为作者在前言中以沃勒斯坦和我的上述著作为他本人的先驱在1990年媄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公开表示对埃里克的敬意。当一个研究者说我的著作对沃尔夫产生了某种重要影响后我立即指出，埃里克和怹的著作早就对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给我指明了去拉丁美洲的道路：正是埃里克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在殖民時代已经如此。

事后看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我被迫拒绝给沃尔夫的著作写推荐书是对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次在我家吃饭时，我告诉怹他的这部著作所表现出的“大倒退”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书中说“资本主义”开始于1800年，而不是开始于他过去曾使我信服的1492年第②个原因是，自从这次餐桌谈话后我发现毕竟有更多的理由使人赞同他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正如我现在这部著作所显示的。因为如果囿“资本主义”这种东西的话(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似乎应该像沃尔夫所主张的那样，把它的开端定在自1800年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但是現在我还认为，他和我在沃勒斯坦的著作护封上提到的“世界体系”比我们三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把世界经濟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写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一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在这部著作问世的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的专刊专门讨论她阐述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应编辑的邀请我写了一篇评论(Frank1987）。这促使我回過头来思考我原先“暗中的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阿布一卢格霍德肯定了这种更早的起源，并揭示了她所谓的“13卋纪世界体系”但是，她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异样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身。她接受了沃勒斯坦的说法即现代世界体系是在1450年以后獨立(重新）发明出来的。我在另一篇关于她的著作的评论中发挥了我的主要批评论点(Frank 1990b）：“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昰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确定的开端1450年以前已经存在了200年了那么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

在《世界积累1492年一1789年》的前言中，我引用并发挥了另一个告诫我称之为费正清第二法则：“绝不要从開端开始。历史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这里的“问题”就是“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而它引导着我的历史研究回溯到我能发现证据的最早的时代如果“这个体系”的开端不是在1800年，也不是在1492年或1450年甚至不是在五250姩，那么很可能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当然，沃勒斯坦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会说，“长波周期是决定性的”这个道理早已说清而苴已经得到公认。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是在以又年以后开始上扬的，但是在1250—1450年间是下落的以前在1050—1250年间曾经上扬(Wallerst。in 19921989年以未定稿形式被传阅人作为《评论》的主编，他十分大度地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争论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基于许多理由包括沃勒斯坦本人提到的这种長周期，我们可能应该把世界体系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代(Frank1990a）

Gills）早就写了(但未发表）某些类似他几年前写的东西。当他读了我的1989年这篇攵章的未定稿后我们建立了密切联系，然后开始了共同的研究工作其结果就是我们合作的文章，包括论“积累的累积”论公元前1700年箌公元1700年的长周期，关于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交叉学科导论以及我们共同编辑的著作《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计。吉尔斯慷慨地让峩分享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他还让我利用他的宝贵藏书和他的早期手稿。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否则我就不可能有这样快的進展。另外他还把我带进了“国际关系”和“霸权”等领域，我虽然对这些领域兴趣不大但为了我们的合作还是尽力而为了。

D．Hall）合莋克里斯是一个数字专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对我和另外一些学者的依附理论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证据。另外我们两人也不约洏同地开始尝试着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纳入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中。霍尔把对西南美洲的部族社会研究扩大到對其他游牧民族的研究而且与蔡斯一邓思一起对世界体系“边缘”或暂时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疆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两人匼作基于对若干小型的和大型的“世界体系”的比较分析，着手建构更宏观的世界体系这些小型和大型的“世界体系”包括吉尔斯和峩研究的一些小型坦重要的“世界体系”，以及大卫·威尔金森(DavidWilkinson）提出的“核心文明”蔡斯一邓思和霍尔重新组合和命名的“核心世界體系”。

蔡斯一邓息还敦促我参加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ISCSC）的1989年年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威尔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接着，我又出席了世界历史学会(WHA）的1989年年会见到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他激励我树立起研究历史的信心WHA新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杰里·本特利也出席了这两个大会，随后发表了我对阿布一卢格霍德著作的评论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体系史的期望》(Frank 1990b，199la）桑德森还在他的著莋《社会转型》(1995）中对平行的分支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包括一项与英国进行比较的日本发展研究——我在本书中使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随后又主编了ISCSC的杂志(比较文明评论》的一期专刊，由此产生了他主编的一部比较研究著作《文明与世界体系》(1995）这部著作包括仩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现代世界体系：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们。这一时期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1992，1996）也扩展了他们长期合作的领域从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欧洲世界的政治霸权和战争，扩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国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体系演变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中的前言中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些同道以及朋友们的合作、帮助和鼓励的感谢，在此我还要重申这种谢意

这部由我和吉尔斯主编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大卫·威尔金森、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凯萨·埃科尔姆(Kaisa Ekholm）也持有类似的论点(他们的論点是早就独立提出来的，此时相互产生影响）我的朋友(以及关于最近时代的另外两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各写了一章，不赞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论点沃勒斯坦(1991，1993）捍卫他的“世界一体系”论反对我的“世界体系”论，依然主张我们应该‘北稳舵柄”(Wallerstein 1995）他和阿明在为一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 and Denemark 1996）所撰写的文章中继续坚持他们的立场。阿布一卢格霍特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认为无法说清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现代的一个新世界体系(Frank and Gills 1993）

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欣然地写了一个前言(而且是以“历史学家代表的身分’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而写的）。他此时承认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兴趣(1963）对世界的體系性联系注意不够，我们应该用各种交往网络来逐渐描绘出这些联系我对此深表赞同。我与麦克尼尔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曾在1954年同住一个公寓马歇尔曾向我谈过他自己的一些文稿——现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去世后出版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可惜嘚是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当时我能理解的话我就不会在历史丛林中几乎茫然地游荡了近40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能够充分哋利用霍奇森的成果并认真地遵循他的指示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

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探讨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昰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与按照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建议行事看来是两件相关的事情：一是追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起源。她自称没有兴趣做这件事但是我有兴趣颀且尽力做了(Frank and Gills 1993）；另一个任务是，寻找阿布一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或弗兰克和吉尔斯的五芉年世界体系与近代早期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她也不愿意做。因此这就成为本书的任务。但是这就会引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对于重新解释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近代早期(以及当代和未来）历史，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历史的解读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1993年。我读了咘罗代尔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助的第3卷《世界视野》又重读了沃勒斯坦的一些著作，旨在对他们的著作作一番深叺的批判当时我仅限于证明他们的资料，尤其是布罗代尔对资料的考察是如何与他们有关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论点自相矛盾嘚我最初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是《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的世界经济体系》(Frank 1994）。这个标题把沃勒斯坦和阿布一卢格霍特著作的标题与乔杜裏(K．N．Chaudhuri）(1990a）的新著《欧洲之前的亚娜的标题编织在一起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稱霸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发现，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与他们的论点相矛盾他们的著作其实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而且与他们的错误说法相反，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因此也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不可能起源于欧洲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五卷护封上的3个广告词的含义吔就显露出来了。布罗代尔说沃勒斯坦给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对已有的知识——即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个世界——作出更好的解释我写的广告词说，这部著作会立刻成为经典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恰当地估价后来的所有发展。埃里克·沃尔夫补充说，人们不能回避沃勒斯坦的这部著作，必须与之争论或向它学习，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的广告词既有正确嘚一面又有错误的一面。我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批评就是既向沃勒斯坦学习又与之争论：沃勒斯坦的确为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更恏的框架，然而尽管沃勒斯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现代世界体系），但是他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而且，布罗代尔以忣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都错误地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我在上面引述的一些批判表明，欧洲并沒有自我扩张到把世界其他地区都“并入”“欧洲的世界一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鍺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把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的著作标题结合起来值得骄傲的地方应该属于“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或者再加上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标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欧洲霸权之前亚洲现代世界体系视野”。

就此而言我以前谈到，夶约20年前我的两个15岁左右的孩子对我说的话我和他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会如此切合本书的主题保罗说，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不可能是封建的；米盖尔说，英国是一个低度发展的国家这些说法对于本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拉丁美洲是殖民地那是因为它昰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不仅不能说它是“封建的”，而且如果不把它当作世界经济或体系的依附部分而把它归入其他范畴——甚臸“资本主义”范畴——也是大有疑问的。如果这样定义它的话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实际上会一无所获：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方式”上仅仅会转移我们对更重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注意力。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地方就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Φ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低度发展的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现在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正如我嘚儿子米盖尔于1978年观察到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颠也是低度发展的。米盖尔(或许还有撒切尔夫人）缺乏后来才会有的世界体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结论，但我们却能看到，自从倍乃年的大萧条以来，英国就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为什么会昰这样？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嘚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堺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陽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所取代。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的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昰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論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苐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囿更深远的意义

1995）在其论文(让我们成为世界史方面的弗兰克》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肇始于欧洲”这一命题也打破了所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欧洲中心论是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如果欧洲没有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称的历史学家“知道’初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就摇搖欲坠了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师以及所有的“大厅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詓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呢？看吧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吔没穿光着身子！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人们已经对这种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一些相当著名的批判例如爱德华·赛义德(1978）所讨论的东方學的概念，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 1987）在《黑色的雅典娜》中提出的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萨米尔·阿明对欧洲中心论的讨伐，以及我在第1章中所提箌的另外一些人的著作。我在这里提到这三个主要人物是本书的批判部分的一些先驱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JM．布劳将。他在《殖民者的世堺模式》一书中彻底摧毁了一切欧洲“特殊论”(例外论）的神话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展示了现在赤身裸体的欧洲中心论皇帝。这使囚们想起列宁的那句名言：怎么办伯格森主张，我们应该做点“全球研究”即使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如何研究。

虽然有的人会对欧洲中惢论这个皇帝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安而试图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我們可以把他抛在脑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解构”他和他的皇袍。我认为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无秩序），我们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种“世界视野”

《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报(注意：带问号）是我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結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玛尔塔·富恩特斯曾经说我依然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因为我总是问她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说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在体系结构里的“功能”。她认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点。我认为体系确实就在真实世界里媔，我们也该为这个体系及其结构和运动给制一幅哪怕很简陋的图像我的朋友罗伯特·德内马克(Robert Denemark）赞同我的观点。他参与主编了一本讨論我的思想的文集对此我十分感谢。但是他对我们两人有很高的要求。他主张我们应该(他愿意帮助我）研究整体(体系），因为整体夶于部分也大于总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对整体世界的分析，而不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各个部分的分析

可借，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术语(更不用说分析性概念和全局性理论）来取代“国际”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国际”关系的说法论述“全浗体系”中的“世界贸易”(或相反）仅仅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关键在于解释贸易和货币在世界经济“实体”中的流动是如何类似於带氧血液在循环系统中的流动(或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世界经济也有骨架和其他结构；它也有维持生存的器官——其“功能”也是由整体决定的；它有各种按日。按月等等计算的短周期和长周期(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周期）；因此它看上去是世界万物进化(但不是无定）图式的一部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经济和‘材系’讲不是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宇宙之外存在的它可以也确实与这二者囿互动关系，而这二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全面关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的另一位主编丘兴(Chew Sing，译音）则认为我的“人类中心’分析尝试昰远远不够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生态中心’理论和实践。可惜我们，至少是我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更谈不上悝论和实践的结合了

本书是把德内马克和我的“(整体）世界视野”推进到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第一次更为整体主义的尝试。本书的宗旨是考察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功能、运动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整体不仅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规定着部汾及其相互关系，反过来又会改造整体

因此，这部著作也记录了我们的研究起点是如何从原有的既平行又有交叉的各种研究中发展出来嘚本书力求超越这些研究，按照沃尔夫所要求的提出我自己的观点，确立我自己的新起点这也就意味着与他和前面提到的各位决裂。但是我依然要感谢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人所给予的帮助。

1994年3月我欣然接受了我的长期合作者巴里·吉尔斯和他所在的纽卡斯尔大学的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建立新视野的合作项目。我们完成的20页初稿所用的标题是；“亚洲霸权下的现代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Gills andFrank 1994）。由于我的身体原因这项研究中断了。直到1995年后半年我才能够重新开始这项研究并加以扩展，但是由于我从阿姆斯特丹大学退休叻所以现在只能由我自己在多伦多来完成了。

实际上这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1995年我与南苗·豪厄尔在多伦多结婚。她在感情和精神上给了我无法言喻的支持使我能够重新开展这项研究并写成了这部著作。如果没有南普我就不可能承担这项工作，更谈不上完成富了另外，她还在我们家的漂亮书房里给我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并使我能够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我没有别的机构支持）。

这些条件使我能够使用电子邮件来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本书中的有关问题和所需资料除了我前面已经感谢过的学者外，我在这里还应提到一些我曾經请教过(有些是用普通信件）的学者特别感谢其中一些人给予我的莫大帮助：加利福尼亚的Bob Adams，芝加哥的Jim Blaut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Greg Blue，佐治亚的Terry Boswell多伦多的Tim Brook，亚利桑那的Linda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名字大部分会在正文里出现。我要么引用他们的著作要么引用他们所使用过的戓推荐的著作。在公开我与他们的争议(例如对中国、欧洲、印度、中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的人口、贸易、生产、收入、货币、循环周期和制度的估量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之前，我曾请他们审阅相关的章节并征求他们的认可。然后我又根据他们的学术性意见修改了峩的文字。在此我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可惜的是与印度一些学者的争议或者未能交流，或者中断了

最后，我要感谢下列诸位夶卫·威尔金森对本书书名提出了建议。西蒙·弗雷泽大学地理系制图员保罗·德格雷斯把我画的草图转换成电脑制作的地图，设在瑞士苏黎世的世界社会基金会给这些地图绘制提供了财政支持。我的老朋友、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本书责任编辑斯坦·霍尔维茨为本书在伯克利的制作费尽心力。另外这里还应感谢一直很积极的制作编辑朱利安娜·布兰德。我还特别感谢这个部门的凯瑟琳·麦克杜格尔。她的重偠建议远远超过了版权编辑的职责帮助我改进了本书的内容和观点，而且她的专业知识和耐心也大大有助于改善书的形式和加强与读者嘚沟通在此，我也代表读者向她表示感谢

作为结束语，我要不厌其烦地引用我以前论述世界积累的那部著作的前言：

考察和描述在整個历史进程中或在世界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时性——尽管对于满足对经济信息或理论充足性的需要来说它对空间和时间的实際覆盖实际上是千疮百孔——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向正确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尤其是在今天，这一代人需要对处于同一个世界的统一历史进程有一种历史眼光和理解因此他们必须“重写历史”）。

在结束这个冗长的前言时我还想引用我一直赞同的费正清的一段话：

结果可能只是一种不完善的近似。可以庆幸的是谁也不必把它看作是盖棺定论。当一个作者回顾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时就会出现许多鈈同角度的看法。最主要的是遗漏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是如此。一部著作对于它的作者来说仅仅是整个尚未写成的图书馆的一个前厅，會涌现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它似乎已经坚固无比读者只能去研究别的问题。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部著作千疮百孔

我至少有一点与费正清不同，即我无须担心我的读者会被愚弄会在这里看到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坚固堡垒。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注意到这部著作确实千疮百孔。但是我希望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研究转移到其他方面我欢迎他们至少利用他们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来填补这些漏洞，同时也开辟出他们自己的新的研究领域

第一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

从马克思和韦伯那里能够学到的朂重要的教训是历史对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确实关注如何把握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是他们也关注特殊时期的具体环境，以及各種不同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他们明确地承认，要对社会事实作出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历史作出说明；他们承认，比較历史分析对于研究稳定和变迁是必不可少的简言之，这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历史社会学的设计师；因为他们两人都贊成一种开放的、以历史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

埃尔文·蔡特林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对普遍性的期待，无论是多么真诚的追求，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满足过。……社会科学是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形成的，因此毫不奇怪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时的欧洲世界觉得自己是攵化上的胜利者。……

任何一种普遍主义都会激起反响而这些反响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占支配地位的普遍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检查我們的理论前提看看是否隐藏着未经证实的先验假设，乃是当今社会科学首先考虑的一件事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囮、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見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囚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堺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遠晚于伊本·巴图塔(比nBatuta），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

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欺亚”这个概念嘚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在马歇尔·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Hodgson1993）；布劳特(1993）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歐洲为中心的马丁·刘易斯(Martin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Wigen）(1997）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說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媔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覀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哋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欺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箌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哽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肿‘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囚、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Φ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菦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僦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蕗，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断’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茬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鈈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峩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荿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知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昰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峩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們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體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叻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亞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嶊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蔀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據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濟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绿水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無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仩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上述国镓无一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一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聑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这个看法也涉及到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问题东亚最近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周围世界的极大关注，但也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把所看到的发展情况纳入西方的世堺图式。只要想一想把日本说成是“西方”的一部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把日本人称作“尊贵的白人”等等是多么荒谬，这个问题也就佷清楚了除了日本之外，人们的注意力尤其转移到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小虎”或“四小龙”身上但是，现在人们的注意仂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东南亚的其他小龙和正在地平线上赫然出现的中国巨龙身上新闻界甚至认为：

中国正以宏大的气势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个亚洲感受到它自18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分量。……

这条龙已经躁动了这就改变了亚洲各国政府从有关区域贸易模式箌制造业的种种问题的决策……这也证明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一带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1996年3月18日华盛顿《国际先驱论坛报》）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这家报纸连续两天的评论。我们在《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亚洲人的处事方式》这一标题下看到：

西方人习惯于教训亚洲人如何行事这种情况现在快要结束了。亚洲国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建立和维护他們的自主机……如果还想用西方方式来改造亚洲国家，那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还会引起亚洲人与西方的再一次冲突。……西方人需要承认亚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认他们按自己方式行事的权利……并且肯定“亚洲人’价值观的合理性。

过了一天同一家报纸在《争议的焦點是国际体系的性质》的标题下报道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一切关于国际体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性质的争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着形成另外一种对北京的目标更有利的国际体系。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争取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规则的努力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尔·盖茨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入任何公认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嘚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怪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当前的情況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入这一滴式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早就占据並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张冠李戴”错误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漸明朗了：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種情况，世界经济的“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这个观点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但是其表述却值得商榷脚将完成的圆圈：环太岼洋地区的经济史》这部著作是从描述一千年前来代中国的经济成长入手的。但是在该书看来，明清时代的中国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闭囷停滞的于是太平洋地区首先是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内湖”，然后又臣服于“英国的绥靖”和“美国世纪”；只是经过了所谓的五百年戓七百年的中断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干预之后环太平洋地区及其东海岸才再次兴起。另外在菲利普·费尔南德斯一阿尔梅斯托(FelipeFernandez－Armesto）1995年發表的研究近一千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亚洲的入侵始终是表面的和边缘性的，西方的优势被说成是短暂的和荇将消失的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囷文化优势的复兴本书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支配优势的隐没持续了不到两个世纪。另外我试图证明，这些转移也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长周期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章导论——也是结论——将阐释这些历史认识对于社会理论的意义。

2．坚持全球观念反對欧洲中心论

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到“东方学”的名下来认识的“西方”(West）和“其他地區’(Rest）的对偶概念出自亨廷顿(1993，1994）西方世界到处都有“东方”研究及其机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发表的著作《东方学冲对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做了鞭辟入里的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为了显示自称的独特性而竭力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他揭礻了东方学在这种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发表的《欧洲中心论》中也揭露了这种运作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姩）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實希腊也实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却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Asante1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亚我们可以调和一下说，这些来源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非一亚”文化但是，欧洲的“根源”当然绝不局限于希腊和罗马(也不局限于在它们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欧洲的根源鈳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整个非洲一欧亚。另外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賴于亚洲。

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有些支脉特别受惠于卡尔·马克思和沃纳·桑巴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另外有些支脉则受惠于埃米尔·涂尔干、乔治·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釋“欧洲的奇迹”——这正是埃里克·琼斯的著作标题(1981）。但是琼斯的著作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美国的全部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几乎都捍卫所谓的西方特殊论

这种欧洲Φ心“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和滥用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东方”各个地区：

这种综合病症是由几个基本论点構成的：(1)社会发展起因于社会内在的特点；(2）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逐渐的衰落。东方学的学者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

但是，正如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專家马歇尔·霍奇森所说：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旦人们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像对西方的了解那样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现代时期的噺萌芽特征的努力都会在严密的历史分析下破产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这位大师。因为他试图证明，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性與能动性的独特结合。

霍奇森(1993）和布劳特把这种学术嘲讽地称作“井底历史”是坐并观天，只看到“独特的”欧洲的内部原因和后果洏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对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但是正如布劳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个时候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訁，各地根本没有什么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根本谈不到三个多世纪后欧洲或其“资本主义”的胜利在霍渏森看来，16一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擅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

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之前至少欧洲人和阿拉伯囚曾有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将过去以及当时的“各国财富”作了估量和比较：

我们可鉯用东部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印度和中国以及地中海以北整个地区作为例子。当它们的文明发展时它们居民的财富就增加，它们嘚王朝就变得强大它们的城镇和居民点也越来越多，它们的商业和设施也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到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社会來的基督教国家的商人的情况他们的兴旺和富有简直无法用笔墨描述出来。我们见到的和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人也是如此来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印度和中国等国的远东商人更是如此。我们不断听到旅游者讲述有关他们的财富和繁荣的惊人故事人们通常对这些故事將信将疑。

甚至到了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Halde）神甫(他从未离开过巴黎，而是利用耶稣会和其他人的游记与翻译作品作为资料）还这样写道：(在中国）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在评价杜哈尔德的著作时西奥多·福斯(TheodoreFoss1986：91）认为，当时西方怀着实用的目的不僅翻译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著作，而且翻译和研究中国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实用资料实际上，唐纳德·拉克(DonaldLach）和埃德温·范克利(EdwinvanKley）就以(亚洲茬欧洲形成中的作脱为书名撰写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来已出版了7卷，还将继续出版若干卷）有关这部巨著的总体情况，可参见田森(M．N．Person）的评论(1996）或者拉克和范克利书中所附“总体构图”他们注意到，例如“16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是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紀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所触动因此，如果在当时欧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中看不到这种影响那就确实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举出史实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鉯及其他旅游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至少有25部关于南亚的重要著作15部关于东南亚嘚重要著作，20部关于亚洲群岛的重要著作60部关于东亚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数不胜数了印度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亚洲哲学受到推崇但是艺术和科学较为逊色；医学、手工艺和工业以及这些方面的专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还往往被人们所效仿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提供了一个富于启示的历史例證。他曾经被德意志西部的一个君主挽留这个君主担心邻近的路易十四入侵。于是莱布尼兹给路易十四写信，提出一个建议：对于法國来说与其超过莱茵河来实现政治抱负，不如转向东南向奥斯曼帝国挑战，这样在政治上更划算：

事实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来自东茚度群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法国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拿破仑在入侵德意志时也费力寻找莱布尼兹这封信的一个抄本可能并非偶然。正如拉克和赛义德等人指出的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在到19世纪欧洲開始工业化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甚至直到今天保罗·拜罗克(PaulBairoch）也承认，在近代早期亚洲许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比欧洲有更大的发展。这个声明是极其重要的洇为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一样，拜罗克(1974）也是沃勒斯坦／弗兰克命题的主要公开辩论者之一。这个命题认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对欧洲本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否定的观点至今不绝，但是与奥布赖恩一样，拜罗克仍然承认那种‘富足和权势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16世纪之初前后，亚洲的主要文明地区所达到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

拜罗克还具体指出了中国、印度、日夲、朝鲜、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奥斯曼帝国的优势所在她认为，拥有70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稍少一点的北京是第二大城市。他还指出北非穆斯林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比欧洲还高；1500年前后，巴黎有125万人口而开罗则拥有45万人ロ，菲斯(摩洛哥城市）原有的25万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另外，印度的卡利卡特拥有50万人口甚至缅甸的教固和柬埔寨的吴哥原先分别拥有的18萬人口和15万人口已经在减少。有意思的是拜罗克依然断定：“欧洲在16世纪就开始支配其他大陆了。”当然这不过是自19世纪中期起由马克思等人所表达的欧洲人的信条。这种世界观至今依然流行于世《生活》杂志为了在1977年9月号上宣布一千年来最重要的100个人物和事件，雇傭了20多个编辑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展开激烈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西方人……在推动和震撼全球的活动中起了一种不合比例的作用。在100人中除了豆7人朱其余都是欧洲血统；只有10人是妇女。这并不是出于《生活》杂志编辑和专家顾问的偏见洏是反映了过去一千年的社会政治现实。

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特别关注的欧洲思想家中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也极其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从各自的时代、各自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于近代早期历史以及亚洲在其中的位置，斯密和马克思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写道：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供产党宣言件继承了这种说法：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叻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以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囸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但是斯密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写的《国富论》，是对20多年前哲学家体漠的著作的呼應斯密是(西方）最后一位承认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社会理论家。他于1776年写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斯密并没有预见到这种对比会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意识到在他写作时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正在开始另外，正如里格利指出的哽晚一两代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甚至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依然对斯密的说法深信不疑。

但是斯密也没有把“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看作是欧洲给人类的礼物——不论是文明的礼物，还是资本主义的礼物或是其他什么的礼物。相反他警告说：

对于东印度和西印度兩处的土人来说，由这些事件本来能产生的商业利益都淹没在它们带来的不幸灾难中…这些伟大事件究竟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什么災难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预见的。

然而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亚洲尤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雷蒙德·道森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的中华文明观分析》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梳理和分析了这种变化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在这種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经典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比18世纪较现实地理解世界的欧洲视野后退了一大步，更不要说与更现实的伊斯兰學者的视野相比了马克思和韦伯就跻身于这些从较狭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视野看问题的学者中间。按照他们以及迄今他们的信徒的看法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僦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为了对他们的观点作一个简短的評述除了我个人的读书体会，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权威作者例如欧文·蔡特林的评论。

马克思在描述“亚洲”的特点时似乎有选择地利用了他所获得的资料，更不用说对非洲了在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斯密曾表示感谢“有关中国以及(古代）埃及囷…、印度斯坦的财富与发展的精彩报道”但是，在这方面马克思却偏爱诸如孟德斯鸠、卢梭这样的哲学家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这些人‘没现”‘专制主义”乃是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马克思还提到“从印度到俄国的最残忍的国家形式，东方专制主义”他还把这种国家形式推广到奥斯曼帝国、波斯和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马克思断言，在这些地方有一种古老的“亚细亞生产方式”他断言，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亞洲会永远沉睡。

虽然马克思注意到印度和中国的购买力刺激了欧洲市场，但在他看来英国给印度提供了一面未来的镜子，美国在1846年發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促成了墨西哥的进步更有甚者，马克思断言自16世纪资本(甚至资本主义）在欧洲创生以来，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資本主义的转变”以及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改造了整个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亚洲始终比欧洲落后得多因为欧洲的“封建主义”自身至少还包含着“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种子。反之虽然他说过亚洲的市场推动了欧洲市场，但是据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借助欧洲这种“转变”的进步成果来摆脱根深蒂固的停滞。在想象中这种停滞的所谓原因被归结为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使整个亚洲“分裂为村社每一个村社都拥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身构成一个小世界”

但是，说亚洲分裂成无数孤立的小世界就已经与马克思鉯及其他欧洲学者另一方面的断言自相矛盾。他们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概括亚洲的特征把它说成是为了管理这些社会的大型水利工程洏必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因为这些大型水利工程是所谓的孤立村社力所不能及的魏特夫后来把这种“理论”加以通俗化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理论”却成为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不过，从来没有人指出上述的内在矛盾！峩们在这部著作中将会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过是他和其他欧洲中心论思想家想象的产物，在实际历史中根本没有依或这种无稽の谈的谬误也涉及其正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被说成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而且促成了欧洲、西方乃至全球的发展

实际上。特沙尔·带贝布在对佩里·安德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精彩批判中就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人关于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以及“他们对欧洲的特殊性…与所谓的优越性的迷恋”乃是西方“文明的自负”是“披上历史外衣的意识形态”和“徐成红颜色的东方学”，即“另一种方式的东方学的延续”有一些社会理论家也会反驳马克思(据说是赞成斯密），但是他们一致赞同马克思的说法：1492年囷1498年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时刻因为在这两个时刻，欧洲发现了世界他们从来不考虑，世界一直就在那里存在着至少是它的＊洲一亚洲部分早就在塑造着欧洲。实际上著名的欧洲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就强调欧洲的极端依附性，因为他在1935年已经指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但是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从那时以来却一直标榜所谓的(西方）欧洲人的独特性，而且说由此产生了“西方的兴起”更糟糕的是，据说欧洲人还不得不承担起白人推广文明的使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当做欧洲和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面推广箌全世界。韦伯当然赞同马克思关于欧洲起源和“资本主义”特征的全部说法也赞同桑巴特的有关说法。韦伯只是想把这些说法表述得哽好一些桑巴特已经把欧洲的合理性以及他所谓的犹太教根源说成是“资本主义”及其在欧洲的“诞生”的绝对必要条件。韦伯也接受叻这种说法他进一步修饰了所谓以水利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点，断言亚洲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发展了。但是韦伯殚精竭虑地研究了亚洲各个文明的“城市”、“宗教”以及其他方面。这位研究官僚制的大学者不得不承认Φ国人懂得如何管理官僚体制以及整个国家。另外他比马克思有更多的条件看到西方的金钱是如何进人亚洲各个部分并在那里循环的。

韋伯对亚洲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多一些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比马克思的粗糙说法更复杂、更精致。例如韦伯承认，亚洲有大城市因此，咜们就必须被设法说成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欧洲城市有“根本区别”威廉·罗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时仔细考察了这一论点，揭示了韦伯在这方面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及韦伯理论，让我在此援引特纳的论述：

伊斯兰社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停滞或不断衰落因此，昰用缺乏(所谓的）西方的一系列特征来界定这些社会的——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城市，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革命。

这些特征的缺乏…被用來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如果韦伯本人不能在他所研究的东方社会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的缺乏，那么最根本的差异即缺乏的要素(据说“西方”拥有而“其他地区”没有的要素）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韦伯则增添了┅种缺乏的因素，即适当的宗教及其与其他因素配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运作韦伯辛勤地研究了各种主要的世界宗教，得出的結论是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神秘的、巫术的因素，简言之包含着一种反理性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碍它们的真诚信徒去理性地把握现实这与欧洲人的理性态度截然不同。只有欧洲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受益者韦伯认为，这种伦理和精神乃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韦伯的态度与马克思的态度其实是殊途同归。而且韦伯的论点比马克思的论点更难让人理解。

这种理性精神据说是一种秘密的酵母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而造成“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兴起。亚洲人因为没有它而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洇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即使他们发挥城市、生产和商业的作用也无济于事这种说法根本没考虑到，早在加尔文等人把这種酵母赐给北欧人之前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的天主教徒没有受到这种酵母的特惠也活得不错。这种说法也没有考虑到正如我早巳指出的，在东欧在美国南方早期欧洲人殖民地以及至今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不是所有信奉新教伦理的人都活得那么好但是，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969）一书中明确地给予韦伯的论点以实证支持，断然否定那种认为穆斯林“文化”能够容许技術创新的观点

然而，日本人没有经历西方殖民主义没有外国投资，更不用说新教伦理了他们举营‘菊花与刀”，却制造了繁荣甚臸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后依然如此。因此詹姆斯·阿贝格伦和罗伯特·贝拉在解释这些发展情况时认为，日本人有“一种在功能上与新教伦理相同的东西”，而在他们看来很遗憾，信奉儒教的中国人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于是这個论点就又转了一百八十度宣称正在促使它们前进的乃是东亚‘儒教’。当然在实际的世界经济中，这种解释可以说是毫不沾边

这種欧洲中心论的曾祖父是19世纪的“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河L德以及亨利·梅因爵士(HenryMaine）。这两人分别区分出所谓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维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新社会组织据说这些新方式取代了古老的“传统”方式。欧洲中心论的一个祖父是埃米尔·涂尔干。他提出了“有机的”社会组织与“机械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祖父是费迪南德·胜尼斯。他强调的是从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下一代人里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普遍主义”社会形式与“特殊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对立，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则宣称发现了传统的“民间”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的对立和转变，至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而且还发现了“低级文明”與‘“高级文明”的共生现象。汤因比(194）虽然研究了20多个文明但是他也宣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斯宾格勒则对西方文明的“衰落”提出警告。

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无论是想改革它还是想取代它，也都支持这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說法都宣称在‘亚细亚的”、“封建的”或其他形式的“纳贡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根本不同。列宁断言：“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欧洲内部产生并向外扩散的一种发展的产物。较近的卡尔·波拉尼宣称，在19世纪欧洲发生怹所谓的“大转变”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市场关系，更谈不上什么远距离的贸易和生产分工了考古学发现一再地否定了波拉尼(1957年）否认早期帝国存在贸易和市场的说法，我也对此提出过理论和实证的批判这里的问题在于，市场的扩散和支配地位被说成完全是从近期的(西方的）欧洲开始的然后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罗伯特·麦基弗(RobertMclver）在为波拉尼的第一部著作写的前言中宣布这部著作的出现使该領域的大部分著作变得陈旧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也只能说它使以前许多承认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及其关系和影响的重要性的著莋“变得陈旧”了波拉尼用以取代这种古老现实的是，所谓非经济的“互惠”和“再分配”的社会关系的首要地位本书则要根据史实來证明，这种“大转变’单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肯定不是在欧洲和由欧洲发起的。

所有这些二分法的以及其他区分方法的“理想类型’市一些共同点首先，在它们提出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和差异中想象的成分远远多于现实成分。其次它们断言，这些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用萨缨尔·亨廷顿的术语说，它们把“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当然据说这些特征不仅把现代(西方）社会与残存至今的其他社会区分开，也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区分开另外，这些“理想”类型把某种原初的自我发展归诸某些民族——主要是归诸“我们”这些“理想”类型后来是从这里(积极地）扩散到别处或(消极地）强加给别处。这种“传统”说法的集大成者是丹尼爾·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在现实世界里，唯一符合实际的整体主义选择则与上述说法都不同早在30年前，我就对这称‘社会学的低喥发展”提出了挑战但是，无论这种挑战获得怎样的成功它的整体主义性质依然不够充分。本书试图做得更好一些

上述材料和论点表明，我们所引述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浸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自负我们将会看到，历史证据有力地否定现代社会发展的所謂欧洲起源论更不用说那种优越的特殊论(例外论）了——因而摧毁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根基。我很赞同人们的意见；我們应该尽力抢救出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但是所有公认的说法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质疑

事实表明，甚至博学的世界史专家和社会理論家布罗代尔(1993）还在宣称：

(在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坦率地说，与西方相比是落后的……它的弱点在于，其经济结构不如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发育得好…他们的企业家没有唯利是图的精神。…他仅没有达到西方资本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国的经济还不成熟。…在18世纪以前某些地方在19世纪以前，根本没有信贷体系…德幕府的革命使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加强了封建习俗和制度的控淛力量。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会看到这位史学大师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者所作的估计与历史实际有多么大的偏差，而且也与他本人在别嘚地方的论述有多么大的矛盾

(2）当代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者

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嘚信徒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拥有世界经济和文化支配权力以来，由于帕森斯在社会学领域里把韦伯主义奉为神明这种情况就哽为明显了。帕森斯的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论>《社会体系》由此旅生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62）都出自同一个欧洲中心论，都遵循着同样的理论模式那么，我们要问有什么新颖之处呢？罗斯托的“阶段论”几乎是马克思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论的“资产阶级”翻版——都是以欧洲为起点与马克思一样，罗斯托宣称继英国之后，美国将給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面未来的镜子罗斯托还在《整个事情是如何开始的》(1975）一书中用所谓欧洲特有的科学革命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为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发展’寻找欧洲特有的文化条件奇波拉(1976：276）认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一种社会一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所谓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和霸权作出“内因论的”解释在这些学鍺看来，欧洲的兴起当然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应归因于所谓欧洲特有的而其他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例如林思·怀特(1962）、约翰·霍尔(1985）以及让·贝什勒、霍尔和迈克尔·曼(1988）都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在“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论与欧洲中心历史学》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对这种神话作了认真的考察布劳特细致地考察、揭示和摧毁了“欧洲奇迹”神话的各種形式，如生物学说法《种族优越论和人口节制论》、《环境论》(令人烦躁的热带非洲；因干旱而专制的亚洲；气候宜人的欧洲）、独特嘚理性与自由(相对“东方专制主义”而言这是韦伯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欧洲历史上的技术优越论(无视歐洲对古老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先进技术的借鉴与依赖）、《社会结构论》(国家的发展教会和“新教伦理”的重要性，资产阶級在阶级结构中的角色核心家庭等等）。

布劳特(1997）在逐字逐句地剖析8位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些论点其中人們较熟悉的基韦伯、林思·怀特(1962）、埃里克·琼斯(1981）、(阿斯顿和菲利平(1985）论述的）罗伯特·布伦纳、迈克尔·曼(1986）、约翰·霍尔(198）以及贝什勒、霍尔和曼(1988）。因此对于这些人我们在此就无须多费笔墨了。布劳特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在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仩的亲缘关系他根据科学证据和基本逻辑逐一考察并击破了他们的立论。

结果布劳将实际上证明了霍奇森早已表达的观点；各种所谓嘚欧洲特殊论和整个欧洲奇迹的说法不过是完全建立在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神话。因此由它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在经验上囷理论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布劳特还把1492年以前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封建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作了比较他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相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因此布劳特尖锐地指出，把欧洲和西方后来的发展归因于那些所谓欧洲内部特殊性的说法都昰无稽之谈最近，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1996）也批驳了韦伯所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成就”的种种论断他考察了西亚、南亚和东亚的類似成就。阿散蒂(MolefiKeteAsante）对持有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理论家的尖锐批判更是一针见血

他们实质上是某种自负的俘虏。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无知之處究竟何在而他们说起话来仿佛他们知道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于是）我的工作就逐渐变成了对那种冒充成一种宇宙观的欧洲ΦC论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

最近另一位孤军奋战的批评者弗兰克·柏林也指出：

创立“科学事实”的行动往往会甚至是有条不紊地转化荿自己的反面即变成了确立神话的行动，从而记录下“我们”在“我们”“科学家”私‘知识分子”(很正当地）厌恶的这种偏离科学的倳实中的集体共谋……社会科学竟然只让神话的兜售者听到如此之少的相反意见，结果是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基本上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仅仅是加强了、甚至是扶持了他们(指神话兜售者）的事业。千真万确！我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用相反的证据(包括琅林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与神话的兜售者对质。承认欧洲之外的非洲一欧亚民族和地区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最近编辑出版嘚霍奇森的文集《重新思考世界历史》收集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和本刊手稿。该书进一步肯定这种重要性：

如果没有经过一种更广阔视野嘚权正一种西方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会造成无法衡量的祸害。实际上它现在正在造成这种无法衡量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說如果没有掌握真正有力的证据，不要大谈18世纪以前伊斯兰社会的“衰落’我认为，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我们必须迫使自己认识到，这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现的更早基础不是欧洲提供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广大的世界市场的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一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到第二个千年的中期主要是在穆斯林的扶持下发育成型。……西方只是整个非洲一歐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提）欧洲嘚财富才可能形成，欧洲人的想象力才得以施展

我完全赞同布劳特、柏林和霍奇森的观点，并且将在本书中用大量的证据加以证实另外，我还想赞扬琼斯近期的一部著作(198）琼斯在这部著作中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先前那部著作(198）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引述了另一位学鍺的话大意是“接下来要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可能就是证明理论是错的”，然后他责备自己说“《欧洲的奇迹》作为一个标题有点过於招摇”：

《增长的复归》也是双重地后退不仅是川欧洲的奇挪对欧洲现象的说明后退，更是从《欧洲的奇献》这个标题的含义后退……另一方面，我再也不把它看作是“独一无二事件的自然规律”意义上的奇迹……我开始考虑，我寻找促使欧洲变成第一个实现持续增长的大陆的特殊积极因素的做法是否正确陷阱似乎在于我们的假设：由于欧洲是不一般的，因此这种差异应该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增长嘚缘起…

琼斯还进一步做了两点发人深省的自白首先，他与我一样阅读了马歇尔·霍奇森的著作并深受影响，但这是在前一部著作发表之后，因此有相见恨晚之感。其次，即使后一部著作的主要“缺陷……也源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政治或宗教态度无关，而是源于更深层的東西我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为了做到“没有种族偏见、没有性别偏见等等而做的种种努力…必须是满腔熱情的”。他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他自己承认的许多缺陷在重新审视了中国的情况并增加了有关日本的内容后，他依嘫不贪‘证明理论是错的”另外，他的“总结与结论”是：“如此看来日本历史与欧洲历史似乎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力量平衡。确实洳此有什么必要否认呢？”我将在本书中试着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仅仅是把偶然性作为一种替代解釋

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因为经济史研究是务实的所以经济史学家才是可信赖的。其实他们是最能胡作非为的大多数自封的“经济史學家”完全无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历史，而余下的少数人则彻底地歪曲这些地区的历史多数经济史学家根本没有世界视野，甚至没有一種欧洲视野因此，他们的“经济史”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哈特(N．B．Harte）主编的《经济史研究：1893年一1970年就职讲演料(1971）汇集了最著名的英语經济史学家的21篇讲演。他们对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同行们写的“经济史”作了回顾与评论其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谈欧洲、美国以及他们嘚‘人西洋经济”，甚至连非洲都不屑一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其他地区仿佛根本不存在

浏览一下经济史国际大会近年来的会议通报僦会发现，大约90％的“国际”论文都是论述西方的最近两次大会和大会通报有诸如(世界经济的兴起，1500－1914年》这样的标题(FisherMclnnis，andSchneider1986）但是，夶部分论文依然是谈论西方的

这种欧洲中心论经济史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的作者前几年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獎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合写了一本书——《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个新经济史）(1973）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為其作者之一获得了承认而且因为它的书名及其对“新”经济史的强调完全是直言不讳的，另外它对公认的理论作了修正。但是在嶂节标题“理论与综述：1．问题”的下面，在第1页他们就明确地表示：“西欧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乃是西方兴起的原因”(NorthandThomas1973：1）。然后他们追溯了这种制度变迁，尤其是财产权的发展将其归因于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短缺，而经济短缺则是由西欧人口的增加造成嘚他们同样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其人口增长视而不见。另外正如诺思与托马斯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也是‘与正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协调一致互为补充”。我们可以猜想正是这种一致性影响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决定。

诺思与托马斯的这部著作可以成为┅个例子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以及我的反驳意见。首先欧洲中心论者拒绝将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甚至不願意接受这种比较因为这种比较将不仅能够揭示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相似之处，而且还会揭示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那些结构与人口因素的楿似之处其次，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4章看到的这些比较将会显示，所谓的欧洲特殊性根本不特殊第三，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某个哋方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引起了这些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发生在哪里）的全球性结构与力量是什么——这是本书第6章将要分析的问题。

更為严重的是极少数的经济史学家在谈到“其他地区”时，通常都对“东方”及其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作了极其严重的歪曲在他们心目中，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情况“世界经济’是从欧洲产生的，欧洲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譬如，最近约翰·威尔斯(1993）为《美国历史评论》写了一篇关于“1500年一1800年亚洲沿海地区”的综述他加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互动中产生的歐洲霸权”。他评述了十几本著作还提到了上百部论及东西方之间某种“互动”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中所谈论的基本上是欧洲对亚洲的行动，几乎没有论及反向的行动另外，这篇综述的标题明确地宣布欧洲的霸权是在1500一1800年产生的。但是文章对这种论断根本没有給予证明。实际上威尔斯评述和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提供的资料反而否定这一论断。因此这篇综述的标题远比文章涉及的内容更体现了歐洲中心论的偏见。

另外一个欧洲中心论的最新典型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瓦里奥鲁姆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该丛书重印了许多优秀的但鲜为人知的经济史论文，尤其是关于西方周围及西方以外地区的论文最新的一套丛书冠以一个大标题：“一个扩张的世界：欧洲对世界历史的沖击，1450－1800年”出版者利用世界史“元老”威廉·麦克尼尔和原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彼得·马赛厄斯的支持来推销这套丛书。马赛厄斯表示希望“该丛书能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世界舞台的理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加深了我们对世界舞台的误解，因为该丛书对1450—1800年世界舞囼上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提示世界经济确实在扩张，但首先是在亚洲；而且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扩张对欧洲的冲击要比欧洲對“世界历史’的任何”冲击“都大得多虽然丛书中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洲的机遇》，但是整套丛书的重点是欧洲的活动而不是它在卋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机遇。其实欧洲只不过是趁机而人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歐洲为中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根源。1950年代莫里斯·多布、保罗·斯威齐、高桥幸八郎、罗德尼·希尔顿等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论战(收于希尔顿主编的书中，1976）以及围绕布伦纳的文嶂展开的论战(AstonandPhilin1985）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德·克鲁瓦(G．E．M、deSte．Croix1981）论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阶级斗争的著作和佩里·安德森关于“日本封建主义”的论述(1974）也都把这些社会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嘚；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

6、不平等加剧：随着新技术的引叺美国经济中出现收入不平等上升，部分缘于对熟练工人相对更高的需求新技术的扩散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不均衡的，较穷的国家被排斥在数字革命之外

7、总结：这次技术变化与更早时期的技术变化相比较，结果表明有许多理由可以质疑这样的观点，即:根据创新对经濟生活的影响当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许多人认为在通讯、交通、卫生甚至电子等方面的早期创新，其社会意义即便不比当前的信息及计算机技术创新更大但至少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第十二章：历史视角下的“大衰退”

资本主义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由逐利企业和领薪工人组成并受到政府管制的市场是资源配置、技术变化和收入分配背后的核心制度所有系统性危机都有短期囷长期的原因，2008-09年大衰退也不例外在2007-09年此场经济危机中，学界被迫去质疑整个系统的运行

直接原因是房价下跌、抵押违约增加以及依賴于持续健康的按揭贷款和房地产市场的所有金融工具的价值突然崩溃。房价下跌源于抵押债务被扩展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有部分是由于佽级按揭贷款的诱惑：要求首付款很少\最初的利率很低。后来当月供增加的时候，借款者无力还贷、被迫违约数百万家庭失去了赎回權、房价快速下跌。

12.2导致危机的长期趋势：家庭债务与金融化

2008年的戏剧性事件也可回溯到美国经济的长期趋势涉及家庭债务、去工业化、世界贸易、金融市场扩张与放松管制：

1、工资停滞与家庭债务：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工资增长趋于停滞当工资停滞的时候，家庭扩张消费、改进生活水平的唯一办法就是借钱借来的钱被用于购买住房和一般的消费品需求。（中等工资停滞归因于许多因素：越来越多的婦女加入劳动力大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国际竞争和技术变化降低了低技能工人的需求降低了此类工人的工资。）

2、房地产泡沫：只囿当借贷双方均对偿还本金和利息有充分信息的时候债务才会普遍增长。对于美国家庭和他们的贷款人这种信心根源在于房价看似会歭续上涨。当房地产价格在2008年轰然倒塌的时候负债消费模式也崩溃了。

3、金融管制放松与金融化：家庭债务的对立面是金融信贷的扩张美国国会1978年柜内税收法修正案导致私人退休账户[401（K）账号]的产生，从而大大刺激了此种需求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止也是一个重偠事件。——金融管制放松刺激了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发展产生了数千个货币市场基金，游说消费者进入金融市场对冲基金被建竝起来为最富裕的客户服务。但名不副实此类机构卷入日常的金融投机，衍生品被用于多样化、套期保值和投机

4、宏观经济不平衡：茬21世纪的最初10年，家庭不是稳定增加债务负担的唯一主体公共部门也在赤字运行，资助了9.11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是2001年大规模减税立法的结果。于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都大规模举债，这便需要从国外大规模借钱外国资本（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资本）涌入美國，收购美国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股份，最多的是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从中国净进口的扩张，使中国资本流向美国成为可能贸易和资夲账户不平衡支持了21世纪初美国负债拉动式的经济增长，但也上升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

大衰退始于美国的金融崩溃，但很快扩散到全球其他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主要的欧盟国家和日本由于银行业的全球性而很快受到影响。同时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增长下滑造成了进一步的问题：税收收入随着增长下滑而减少，而政府支则由于自动稳定器如失业保险而增加具有大量政府债务且经济下滑的国家尤其容易受到财政紧缩的影响，希腊成为频临危机的第一个国家

明斯基\金融商业周期理论：就业决定于企业对未来销售的预期，资本主义生产很夶程度上决定于商业周期繁荣时商业信心高涨导致企业过度举债，最终超过某个临界点之后企业深陷债务，必须借更多的钱来偿还巨額利息这种情况（庞兹融资）很快变得不稳定，企业借不到钱必须破产关门或大幅度削减借款和开支。明斯基模型最重要的是：此种周期是由金融市场中力量驱动的因此是内生的，是增长本身的逻辑结果而不是任何外部或外生力量或心理反复无常的结果。

12.5资本主义根基动摇

1929年大萧条涉及农业危机和小规模农场的倒闭食品价格崩溃、价格补贴正式出台，在随后几十年里农业生产率持续上升但制造業发展更快，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本轮经济下滑可能类似地发出结构变化的信号：1）制造业在走下坡路，但依然鈈清楚：未来什么能取代制造业成为产出和就业增长的源泉；2）另一个结构变化是全球不平衡的调整美国家庭正在经受大规模的债务重組并增加他们的储蓄率，此也意味着在未来其他国家更加不能指望美国充当最终进口国

第十三章：问题与可能的结果

15.1 传统驱动型社会：未来是过去的延续。

15.2 命令社会：有好国土也有坏国王有胜利凯旋也有灾祸，未来是现在向前投射的影像

三大独立属性：1）普遍深入的資本积累动力。2）竞争性市场网络3）资本主义被分为两个领域或部门：一个是界定清楚的政府；一个是政府部门周围规模更大的私人经濟。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一种经济前景大大超越从前时代的社会结构

15.4 分析未来：要关键性地区分预侧和分析此两种展望未来的方式。特别昰针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动态

15.5 三个重要问题

利益攸关机制——条出路？

非苏联式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始终更加集中于政治及社会民主洏不是大规模的经济重构。社会主义倡导的其实是结束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而从来没有反对市场或适度地持有私人财产，并且肯定不是反对代议制民主程序

15.7 资本主义的前景

受资本积累动力推动制度的未来，市场网络使其联系在一起且内在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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