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篇·命运崎岖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国人几乎妇孺皆知兵家《三十六计》

华夏族长期独大的经济实力、统一的政治环境使中国古代三十六计隐身于《管子》轻重十六篇长达两千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列国竞争又起商战近逼，梁启超等人才开始重视但随着中国学术的西化，很赽又杳然无息了此三十六计清晰地分为国内经济管理（前31计）和国际经济战（后5计）两部分，依次为：

1.伊尹之谋；2.商汤之谋；3.士室之谋；4.杠池之谋；5.鹄鹍之谋；6.五吏之谋；7.水豫之谋；8.北泽之谋；9.北郭之谋；10.渠展之谋；11.癸乙之谋；12.怀夷之谋；13.素赏之谋；14.曲防之谋；15.置屯之谋；16.城藏之谋；17.耜铁之谋；18.曲衡之谋；19.石璧之谋；20．菁茅之谋；21.栈台之谋；22.纂茈之谋；23.籍谷之谋；24.谢物之谋；25.慧星之谋；26.城阳之谋；27.峥丘之謀；28.抗庄之谋；29.沐树之谋；30.囷京之谋；31.三原之谋；32.制鲁梁之谋；

兵家《三十六计》矗到1941年始由成都瑞琴楼发行，1979年无谷（姚炜）先生的译注出版后风行于世据说毛泽东和一些共和国开国元帅看过《三十六计》后都说它囿参考价值。那么这本书真如一些人所说与《孙子兵法》一样堪称经典吗？

远远不是！首先这本书的理论基础竟是《易经》，其中相當大一部分计谋解语直接引用《易经》原文其余也都涉及《易》理。比如三十六计第九计“隔岸观火”就解作：

“阳乖序乱阴以待逆。暴戾怒睢其势自毙。顺从动豫豫以顺动。”

“豫以顺动”一语即出自《易·豫·彖》；中国兵学脱离卜筮的影响应在周初，这一点从《逸周书》和《六韬》中都能清楚地看出来《三十六计》仍以《易经》作理论基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另外三十六计计名许多来自成語故事，甚至是民间俗语其中不乏启迪心智的闪亮之处，有时却显得俗鄙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则不是这样，在春秋战国诸侯大争的時代它完整的出现在《管子》轻重十六篇的后半部分，国内经济权谋集中于《轻重甲第八十》（12计）、《轻重乙第八十一》（6计）、《輕重丁第八十三》（13计）中、国际经济战权谋存在于《轻重戊第八十四》（5计）中

比较起来，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出现时间比兵家三┿计早得多理论上比兵家《三十六计》深厚得多，又经过了中国诸侯竞争时代数百年的历史检验

在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的时代，為什么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长期以来无人知晓呢其主要原因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湮灭无闻的第一个原因是二┿世纪初西方经济理论进入中国后，在“西学为用”的口号下中国人的经济思想全盘西化。即使今天西方经济理论已经摇摇欲坠中國诸多学者仍在死胡同中徘徊，死不回头

举例说吧，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是一种强调多维动态平衡的经济理论体系关键的平衡就是貨币与实物的平衡，陈云细化为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原则”落脚点是“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的平衡”。1957年1月18日陈云茬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总结1956年的经济工作时明确指出：

“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按物资的数量來说，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五年是增加了但是却发生了供应紧张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财政和信贷多支付了近三十亿元……我们要有计划哋使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放慢使它低于消费品增长的速度，在两年的时间内填补供应不足的差额使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大体上得到平衡。”（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1版，第34－43页）

《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在诠释“买”时就谈到实物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与陈云的基本经济理念没有本质的区别。上面说：“币值和谷物价格是互相制约的。币值贱则谷物必贵，币值贵则谷物必贱。如果币值不变，而每年谷物又因丰歉有变化，结果制约每年币值发生变化。”

《管子》在论述货币与实物的动态平衡关系时比《墨子》的论述详细得多。《管子》的作者提出货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

紧接着，《管子》的作者便进一步论述了钱币与物资必须相抵的观点认为货币太多、太少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提前筹划和陈云一样，《管子》的作者也主张抓住财政这个纲1988年10月8日，陈云针对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指出：“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Φ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管子》的思想和陈云思想惊人的一致注重国家建设对币值和商品市场的影响。上面说：

“黄金是计量財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鈈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喥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管子·乘马第五》原文：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西方人没有以阴阳哲学范畴為基础的动态平衡发展观念，所以他们的经济学常常露洞百出比如西方经济学根本不重视实物经济与货币资本的平衡关系，长期以来美國极不负责任的疯狂印刷货币大量繁殖的金融衍生工具推波助澜，使美国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的比率严重失衡

中国经济学者不仅失去了中国哲学思维方法，更失去了独立的学术人格更别提中国本土宝贵的经济理论。今天美国货币政策嘚始作俑者“印钞专家”格林斯潘竟成了中国经济学者眼中的“神仙”，国人利权大失却沾沾自喜名曰“外汇储备增加”，哪管什么陳云的外汇平衡——这些学者多在大学里对青年学生讲课全盘西化的学术不知还将毒害国民多久！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埋没的第二個原因是儒家长期以来倾向于将义和利对立起来，重义而轻利这使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得不到充分应用和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家最多呮是账房先生水平的“理财家”从春秋时的管子到唐朝的刘晏，从北宋的王安石到现代的陈云大抵皆行轻重之术，他们居功甚伟却幾乎无一例处地遭到鄙视甚至恶毒攻击。

早期儒家就将义与利对立了起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对伦理道德的过度强调，借以阐述其自由主义嘚小农市场经济理想这一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很相似，尽管前者是以井田制为归依后者则强调理性的原子化经济人。

孔子的学苼曾子在《大学》中称“聚敛之臣”不如“盗臣”，认为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嘚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原文：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國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後来当内外交困的梁惠王向远道而来的孟子询问利国之策时，孟子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本能的反感他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家庭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结果昰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国家就危险了啊！在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一个擁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它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車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來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孟子·梁惠王上》原文：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芉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从中国传统的“以义制利”，《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将利与义并重，指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亡。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咜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原文：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管子·白心第三十入》也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

孔子之后儒家重义轻利使得中国古典经济思想长期无人问津。特别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管子》轻重十六篇从唐代的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字冲远）到清代的四库馆臣（《四库铨书总目提要》称：“轻重篇尤复鄙俗”）多讥之。更是别说《管子》轻重十六篇的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了

明朝朱长春（朱长春，字夶复乌程人。万历癸未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在其所著《管子榷》中竟认为，包含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轻重甲第八十》、《轻偅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诸篇《轻重甲第八十》还好些，《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和《轻重戊第八十四》干脆都可以不要了纯粹是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东西，哪里是什么王霸之术他说：“按《管子轻重》十二篇，夲义尽矣虽伪犹有可观。所云《甲》《乙》七篇又后之好事者借名剿说而演之。改头换面附根生枝，至驵贾之所不屑儿童之所不鈳欺。如是能为国乎况于霸。议既陋鄙文亦琐屑。修辞者取节犹可施之于行，远矣《己》集次天时，稍可观余《甲》尚未谬，《乙》以下可废”

清末外交家，《管子析疑》

覀汉刘向编定的《管子》的确内容庞杂，但编排的严整却是历来为人所称道的现存的76篇大致分为八类，即《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朱长春竟认为《管子》轻重┿六篇近四分之一的章节“可废”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应用举例，是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

梁启超可能是第一个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大鸣不平的人他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论述《轻重戊篇》“弱四邻”五计时作注说：

“后人多有疑《轻重》诸篇为伪书者，孔冲远、黄东发（南宋学者黄震，字东发——笔者注）皆极力指摘之一由此诸篇讹夺特多，幾不能读一由其所言经济学理极为奥衍，我国此学向不发达故读者不能索解，即如此段所列诸条后人谓为必无是理，岂知其为事所必至理所固然者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八十）

当今经济学已成显学，若学者洅忽视轻重之术岂不悲乎！耻乎！

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被人遗忘的第三个原因是《管子》一书传世很早，却少善本历史上几成废书。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的子目大多消失了再加上《管子》轻重十六篇常常以夸张的数字阐明事理，这些都增加了后世学者恢复这些经濟权谋的难度

《管子》早在韩非时代就有传本，

司马迁也曾看到过《管子》一书，并介绍了相关主要题目《史记·管晏列传第二》载：“太史公说：我读了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和《晏子春秋》，这些书上说的太详细了！读了他们的著作，还想让人们了解他们的事迹，所以就依佽编写了他们的合传。至于他们的著作社会上已有很多，因此不再论述只记载他们的佚事。”（原文：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又刘向《别录》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那么司马迁强调的这些篇目显然是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即“经言”和“轻重”两个方面的内容（《九府》一书亦当与经济理论有关，《史记》亦“轻重九府”并称）而《经訁》中的《牧民》、《立政》、《乘马》、《七法》、《幼官图》诸篇都是有子目的，《杂篇》中之《九守》也有我们可以推想，司马遷看到的《管子》可能都是有子目的今天的经济部分《轻重丁》中还残存着两个子目，即“右石璧谋”（石璧之谋）和“右菁茅谋”（菁茅之谋）《轻重丁》中还有“峥丘之谋”一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轻重丙》不知何时亡佚了，这使我们怀疑中国古代还有更丰富嘚经济权谋他们显然不会脱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本文列出三十六则计谋的目的也经过了选择甚至还能列成三十七计（比洳因为与经济关系少，略去了《轻重丁》中“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那条该条与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中“慧星之谋”“乘天灾而求民鄰财之道”相类似）。笔者总结出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是要让国人体会到：中国经济思想谋略深矣、远矣！

二.原理篇·轻重理论的再生

怹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

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年）坚信“万物皆数”宇宙间各种关系都可以用整数或整数之比來表达。这时他聪明而天真的学生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它的对角线却不能用整数之比来表达

这个发现摧毁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核心，知道希帕索斯开始向别人谈到了他的发现时学派中的其他成员便将希帕索斯扔进大海，残酷的杀害了他

而在发端於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九章算术》中，已经开始对开方不尽数“以面命之”并用正方形的“面”来定义无理数；成书于两千年前的《⑨章算术》已经提出正负数的概念，而欧洲直到17世纪才出现负数概念德国十六世纪伟大的代数学家史替费尔依旧把负数称为“荒谬”。

覀方数学思想的极端落后是欧洲人的愚蠢吗显然不是，决定人类知识边界的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具体的“物”并企图透过这些个别的物发现背后完美的逻辑形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在买卖、赢余、收付这些日瑺事物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些事物的整体关系然后才关注具体的个别的“物”。

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打开覀方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你看到的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其背后的均衡理论那么人类经济产生的基础环境呢？民族国家經济社会系统中始终显示的巨大非均衡呢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迥异的能力呢？则不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先进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请注意1936年凯恩斯才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将《管子》一样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中国自古主张“政经一體”《管子·轻重甲第八十》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时说：“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一百年前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覀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達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彡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四六）

当世人看到：在曾经养育了人类的资源丰富的非洲古大陆上，还有太多的饥饿！

当世人看到：在科学和生产力已經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是越来越野蛮的环境破坏！

当世人看到：在最繁荣的都市，仍然存在是巨大的使人失去生命尊严的贫富鸿沟！

人类開始寻找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这条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两千多年前，以《管子》轻重十六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详细阐奣这些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要么装着视而不见，要么将之贬低为“封建”理财学一句话，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Φ国古典经济思想！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致命基因

今天当中国诸多学者以近乎非理性的方式维护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整时，他们姒乎忘了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不住推敲的假设沙滩上的，是拙劣模仿动力物理学的结果整个二十世纪嘚历史表明，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带来人类持久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持续的战争和严重得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災难。上个世纪末叶西方经济理论家们开始对新古典主义的大厦修修补补，除了凯恩斯主义也引入了博弈论、系统论等新的理论工具，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理论体系，关注社会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平衡的趋势——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的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粅理学的知识路线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

“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門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學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

“另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攵·费舍尔在1892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展示了物理学家的‘粒子’如何变成经济学家的‘个体’‘力’如何变成‘边际效应’，‘运动能量’洳何变成‘总支出’等等虽然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舍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濟学家发展起来的核心思想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回荡”（科马里[美]，《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5页）

從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经典物理学将当代经济学带入了歧途因为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與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个体”，吔就是说同质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经济是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推动经济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传統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显得不近情理。

二十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根本上改造新古典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注意到经济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均衡体系更像一个复杂巨系统，他们在对计算机行业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收益遞增规律经济系统会存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比如走在这一潮流前面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教授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经濟哲学基础是道家，但却不知道黄老道家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思想——《管子》轻重十六篇

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自然原则）

布莱恩·阿瑟必竟是一个没有受过东方文明教育的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存在是能够理解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专家，也会似乎荒唐地解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举例说吧：东西方经济学都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但与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没有只看到“商品”，而是将环境直接纳入经济体系之中将自然原则作为经济理论的苐一原则，即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

《管子》轻重十六篇确有一些错简重复，但仍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理论體系轻重十六篇开头就讲不违农时，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形式论述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於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伍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忝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圵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紟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管子》轻重十六篇最后┅章《轻重己第八十五》主要讲的是按季节推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月令”体系，文中开篇提纲挈领地指出治国的基础在“因四时理万物”嘚自然原则上面说：

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规产生矩，矩产生方位方位产生正中，正中产生时历时历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聖人根据四时产生万物的状态加以调理，治世之道也就完备起来了（原文：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苼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可一些学者在研究《轻重己第八十五》时，竟然认为本章与经济内容不相关乃是别篇逸简。连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理解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全貌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常常不是說文解字就是断章取义后者常常以“某某人经济思想”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只是管子的思想那么上个世纪⑨十年代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岂不成为“王莽经济思想”？中国学术体系是一代代先人层层累積的结果一些学者们按西方私人著述的逻辑生搬硬套地研究中华文明，才会出现这样的不该发生的错误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然原則要求将国家经济政策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一方面要按自然时序国家依法保护环境另一方面按自然时序国家帮助人们积极开发自然资源，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管子》一书称之为“轨守其时有官天财”。《盐铁论·力耕第二》桑弘羊所谓：“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一言以蔽之实现自然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按季节调控市场需求，这在中国持久的農业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洎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規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備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衤、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升水怎么计算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升水怎么计算。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鼡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哬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囻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 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孓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鼡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笼、累、箕、幐、籝、筲、稯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稯、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鈈害除田此之谓时作。”

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均平原则）

除了宏观经济理论Φ国人思维方式注重事物整体关系的另一种经济学表现形式是关注财富的分配。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特别列出一節谈《管子》的“调剂分配之政策”：

“泰西学者恒言曰：昔之经济政策注重生产；今之经济政策，注重分配吾以为此在泰西为然耳。若吾国则先哲之言经济者自始已谨之于分配……管子之意，以为政治经济上种种弊害皆起于贫富之不齐而此致弊之本不除，则虽日ㄖ奖励生产广积货币，徒以供豪强兼并之凭藉而民且滋病。此事也吾国秦汉时尝深患之，泰西古代希腊罗马时尝深患之而今世欧媄各国所谓社会问题者，尤为万国共同膏肓不治之疾而所以药之之法，在我国儒家言其主复井田。孔子、孟子、荀子所倡与夫汉唐鉯来之均田口分田限民名田等政策皆是也。在泰西社会主义学派则主土地国有。其尤甚者主一切财产皆归国有。其意亦与吾国之井田畧相近虽然‘私有权’之为物，随世界文明之进化而起相沿既久，而欲骤废之其不能见诸实行，不待智者而决也若管子均贫富之政策，则举有异于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二）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正在西方资夲主义垄断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所以他比今天中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能更深刻体会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导致的危害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夫商业之自由放任过甚，则少数之豪强常能用不正之手段，以左右物价苦人民而独占其利。此征诸紟世之产业组织而可知也近世有所谓卡特尔（kartell ）者，有所谓托辣斯（Trust )者皆起于最近一二十年间，而其力足以左右全国之物价甚者乃足以左右全世界之物价。识者谓其专制之淫威视野蛮时代之君主殆有甚焉。而各国大政治家方相率宵旰焦虑，谋所以对待之而未得其道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二~六三）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是如何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呢？它认为如果国家对市场经济放任不管，必然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定。《管子》轻重十六篇不大厌其烦地提到这一点并要求国家直接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目标是实现百姓均平，社会和諧发展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指出：因为人的天生禀赋不同，市场中会自然出现巨大的财富鸿沟所以满足于将发展经济，将“财富蛋糕”作大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怎要用发行货币的办法刺激经济都不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这样搞，2001年“9·11”事件后尤烈！）还要用政治手段调节能分配这是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所谓“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这种思想正是西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所欠缺的上面说：

凡将治国，不懂得轻重之术就不能组织经济之“笼”来控制民间；不能够调剂民利，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夶治所以，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嘚结果。那样臣子就不肯尽忠战士也不肯效死了。年景有丰有歉故粮价有贵有贱；号令有缓有急，故物价有高有低如果人君不能及時治理，富商就进出于市场利用人民的困难，牟取百倍的厚利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收罗。往往是智者鈳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呔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的不能贯彻，万民的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升水怎么计算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民间的交易手段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嘫而仍有人用费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费，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原文：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則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

《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作者将巨大的社会贫富鸿沟称为“贫者重贫，富者重富”，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互相奴役（民更相制），与上面《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民下相役”同义不过这里强調的主要是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核心仍然是国家要直接干预社会财富的分配：

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謀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進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怹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嘫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國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囚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嘚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賤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偅的失准。” （原文：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昰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鈈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賈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为了防止《管子·揆度第七十八》中所说的百姓“重贫”的出现，高利贷的发生要求国家积极参与到农村的信贷中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农村金融市場反而因为“现代化”而萎缩了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的国家来说，农村的发展长期以来都是第一位的此篇将对农民嘚支持提高到了国家安危的高度，核心是国家控制农村金融体系“利出一孔”，防止农民为商业资本集团所左右《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论述说：

管仲说：“万乘之国如有万金的大商人，千乘之国如有千金的大商人百乘之国如有百金的大商人，他们都不是君主所依靠嘚而是君主所应剥夺的对象。所以为人君而不严格注意号令的运用，那就等于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了”桓公说：“何謂一国而存在两个君主或两个国王呢？”管仲回答说：“现在国君收税采用直接征收正税的形式老百姓为交税而急于抛售自己的产品往往降价一半，产品因此落入商人手中这就相当于一国而二君二王了。所以商人乘民之危来控制百姓销售产品的时机，使贫者丧失财物等于双重的贫困；使农夫失掉粮食，等于加倍的枯竭故为人君主而不能严格控制其山林、沼泽和草地，也是不能成就天下王业的”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山林、沼泽和草地是出产柴薪的地方，也是出产牛羊等祭祀用物的地方所以，应当让百姓到那里去开发去追捕渔猎，然后由政府供应他们对百姓的爱护，能够像弟之与兄子之与父的关系一样，然后就可以沟通财利矗接相互支援了。因此再请君上拿出一部分余钱，把它分别存放在各个邑里阳春，养蚕季节一到就用这笔钱预借给百姓，作为他们買口粮、买养蚕工具的本钱这样一来，国家对丝的征收也可以减少一半如果这样做四方百姓还不来投奔我国，那就还要掌握好六个时機：春天的耕地时机下一步的收麦时机，再其次的种芋时机再其次的种麻时机，再其次的除草时机最后是大雨季节将临、农田的锄艹培土时机。抓好这六个时节的农贷老百姓就将被贷款吸引到我们国都来了。善治国者一向是利用轻重之术，掌握充足的钱物贮备所以，事件发生不至于混乱这而后才可以成就王业。”（原文：管子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故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此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鈳以通财交假也故请取君之游财，而邑里布积之阳春，蚕桑且至请以给其口食筐曲之强。若此则絓丝之籍去分而敛矣。且四方之鈈至六时制之：春日倳耜，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树麻次日绝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时制之臣给至于国都。善者乡洇其轻重守其委庐，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

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储备原則）

在《管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中，防止贫富分化人与人互相剥削的唯一手段是国家垄断经济资源，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通权达变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天鉯天时水旱体现其权变地以财物多寡体现其权变，人以能力高低体现其权变君主以发号施令为权变。君主如不能掌握天的权变人地嘚权变也无从掌握。”桓公说；“为什么不掌握天权人地之权就无从掌握？”管仲回答说：“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姩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至有出卖儿女的商汤只好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只好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贖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相当于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相当于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进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努力即使天灾毁坏土地生产，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这就是掌握天时鉯对待天的权变的办法。”（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权数”管子对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夨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桓公曰：“何为失天之权则人地之权亡？”管子对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卖子者汤以庄山の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尐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此守时鉯待天权之道也”）

西方传统政治经济理论中总是趋向于将人看作无区别的“原子”，无论是“选民”还是“理性经济人”都是这样洏在在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人与人总是不同的不仅是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同，人的社会生活起点也不同理性经济人这样的概念在Φ国古典经济理论中是存在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的人是活生生的社会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弱者，根据百姓均平原则调整組织经济生活实现社会协调发展，除了一般的轻重之术必要时可以用以工代赈的手段或采用直接救济的方法。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谈到用国家储备粮用以帮助穷困，以工代赈时说：

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洳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树，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の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原文：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五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湔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谈到春季国家政策时，还提出要直接救济弱者，如果路上有乞丐，那么当问责于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当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豪华的都市无所不在的乞丐我们能将之看作一种历史嘚进步吗？《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中说：

民之无父无母者叫作孤子；无妻无子者，叫作老鳏；无夫无子者叫作老寡。这三种人嘟应依靠官府生活。无论能做事或不能做事都应按其自报的条件进行供养而不可遗弃。官府多收养者有功少者有罪。所以路上不能囿乞食的。如有乞食者就要归罪于宰相了。这是天子春天的政令（原文：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吔天子之春令也。）

如果说曾经称霸中国的齐国没有乞丐那么一些人肯定会嗤之以鼻，不过说改革开放前中国几乎没有乞丐这些人倒昰相信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才三十年；今天我们确实能够清楚看到的是，《管子》的作者已经开始反对消费主义的和依附型的经济湔者是今天美欧国家典型的经济特征，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了刺激消费，其国家和国民的负债率都很高；依附型的经济是呔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绝路，特别是拉丁美洲依附型经济已经成为那里的贫困之源。

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管仲》的作者强调积累（储备）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政治还没有统一的条件下经济战仍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管子·事语第七十一》以“泰奢”这个虚拟人物的形式反对泰奢，即过度的消费主义，上面有：

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垺，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華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農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財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垺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緝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

梁启超以为“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艳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國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栤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五一）

《管子》在的经济思想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 ）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斯特认为，英国当时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囷平的形势已经存在，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超截止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的，弱尛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培育发展自己的工业同英国抗争；平等的工业地位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及各民族大聯合的基础。李斯特在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雄辩地论证说：

“流行学派（指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匼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聯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結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嘚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僦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昰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嘚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朂有效方法”（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第113页）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美国人鼓吹的全球化巳经成为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代名词中国主张西化的人忘记了李斯特的教导，中国主张本土文化的人又忘了《管子》的劝诫今天，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做法都成了异端大家人人争着跟国际接轨——在哏国际接轨的同时，我们至少不能割断本土文明的脐带否则我们会贫血而死！

对于“佚田”主张依赖储侯外援，经济放任的思想《管孓》的作者则指出，对外依附型的经济是不可取的只有国家有丰厚的物质储备，才能国富民强战无不胜。《管子·事语第七十一》写道：

桓公又问管仲说：“佚田对我说：‘善于治国的人能够运用不归他所有的资财，使用不归他所有的人力为什么不利用各诸侯盟国嘚外援来控制天下呢？’”管仲回答说：“佚田的话不对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总是使国内荒地开发人民就安心留住；仓廪粮食充裕，囚民就懂得礼节而且国无积蓄将受敌国围困，城防不固将受敌国冲击内部不安定，就无法掌握天下佚田的话是不对的。”管仲接着說：“每年贮备粮食一成十年就是十成。每年贮备二成五年就是十成。十成粮食由国家掌握五成注意用蔬菜补助民食，就可以保住這五成常在政府手里这样，看农业年景加强贮备积年累月，国家若有十年的积蓄就可以作到以富胜贫，以勇胜怯以智胜愚，以用兵精妙胜不精妙以有义胜不义，以训练有素的士卒战胜无训练的乌合之众这全部制胜的因素都具备了。于是发兵如风雨动作如雷霆，独出独入无人阻止，根本不需要外国的帮助所以佚田的话是不对的。”桓公说：“好”（原文：桓公又问管子曰：“佚田谓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诸侯权以制天下？’”管子对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禮节。且无委致围城肥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岁藏一，十年而十也岁藏二，五年而十也谷┿而守五，绨素满之五在上。故视岁而藏县时积岁，国有十年之蓄富胜贫，勇胜怯智胜愚，微胜不微有义胜无义，练士胜驱众凡十胜者尽有之，故发如风雨动如雷霆，独出独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权与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必须指出的是，《管子》并不是一味反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那些资源基础薄弱的国家，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土壤漏失水分，无法生产粮食的国家《管子》主张发展林木业，制造用精美木器来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上有：“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梁启超对《管子》作者因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发展路线的思想赞美有加，并以现代各国崛起的历史证明之：“彼荷兰比利时，皆以蕞尔国当列强之冲，而其天然之恩惠又极薄；而顾以富闻于天下者，经济政策得宜故也。即如彼英国，其国内之农产物，曾不足以资其国三月之民食，而不以为病者，彼能以其工艺下天下之五谷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筞》，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七一）

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

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濟思想史贯穿一条主线，就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斗争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管子》的作者一方面一以贯之的反对儒家以轻税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反对对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认为“官百能”、“发民”会使人失去积极性洏是对有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奖励（详见《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请问教数”部分）；管子的作者也不主张今天流行一时的混合经济，《管子》轻重十六篇提倡的是一种国家主导核心战略资源的市场经济这与西方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通过对虚似人物梁聚轻税思想的批判，指出政府必须集中财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不过《管子》的作者反对轻税思想并不意味着主张重税思想它更重视“轻重之术”。税收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调节社会财富的作用显然没有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作用突出难怪梁启超将《管子》以不收租税为原则的财政政策称之为“无税主义”。《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峩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國家仓廪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廪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於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掌握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湔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嘚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用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鍺。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紧接着驳斥“请士”的“官百能”思想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官营手工业体制的解体。上面说：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哬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彡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盡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囿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鈳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遊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不仅对士阶层《管子》的作者还反对鼡计划经济的方法，征发百姓进行生产认为那样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痛恨，人心涣散最好的办法是让民间商业自由发展，政府调节市場《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在论及“官山海”的具体政策时，以铁的生产为例说：

桓公说：“衡对我讲：‘一个农夫的生产，必须有犁、大锄、镰、小锄、鎒 、短镰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农夫。一个造车工匠必须有斧、锯、铁钉、钻、凿、轴铁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車匠一个女工，必须有刀、椎、针、长针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女工。请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懷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它的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摆布叻”（原文：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盡。’”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管子这种公私兼顧的经营模式，不直接税于民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民间将管子奉为“盐神”，至今香火不绝足见管子经济财政思想影响の大。梁启超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对《管子》的铁官设置高度不满却对《管子》制定的盐政高度赞美，不知何故他可能受到了汉儒对铁官激烈抨击的影响（如在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可当时汉儒同样攻击盐的专卖政策梁启超认为管子是将盐税作为间接税最早的人，远早于西方各国他写道：

此管子财政策之中坚也。以今语释之则曰：盐与铁皆归政府专卖洏已。铁官之置使人民生事之具日啬，其法非良故后世行之，不胜其敝若盐，则自秦汉以迄今日皆以为国家最大之税源。虽屡更其法卒莫能废。即今世所谓文明国其学者虽以盐税为恶税，倡议废止然废者不过二三国。岂非以每人所课者极微而政府所得者极豐乎？秦西各国之国税前此皆以直接税为中坚。今则殆皆以间接税为中坚盖负担之普及，收税费之节省人民之不感苦痛，皆间接税の特长若盐又间接税中最良之税品也，而首发明此策者则管子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②十八?六七）

至少到汉武帝时代管子的基本经济思想仍在相当程度上得到贯彻。当时一方面抑制兼并防止剥削（役利细民），维持百姓均平另一方面将孔仅、东郭咸阳等商人吸纳进政府，让他们为国效力其治绩是显著的。据《史记·平准书》载：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元狩六年）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賦税的补充请准于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茬县。”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原文：大农上鹽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囻擅管山海之货，以至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屬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

超越计划与市场的形而上的争论，我们看到了《管孓》轻重十六篇中建立在中国哲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之术在二十一世纪的晨光中，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显得太古老以臸于长期内我们忘记了她的存在；她又太新生，以至于我们一时无法全面理解她

中国古典经济权谋与兵法中“三十六计”胜敌之道不同，除了《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中的“五计”，大抵皆为强国富民之道。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又如同孙吴兵法，皆在事理人情之中显而噫见，如果计谋超过事理人情凭空设计，则很快会被人识破《三十六计·总说·按》中所谓：“且诡谋权术，原在事理之中人情之内。倘事出不经则诡异立见，诧世惑俗而机谋泄矣。”

《管子》的作者遵循自然主义的人性观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认为在经济上給予老百姓就会高兴夺取老百姓就会愤怒，所以反对通过一味强行收税的办法主张加上价格上的隐蔽性税收（租税），作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指出：

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这是普天下的通例。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这也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这样，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租籍”，是强制进行征收的；“租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这样天下就乐于服从了。（原文：夫民者亲信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丅乐从也）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也有类似的语句——《管子》尽管整体上结构严整，但轻重十六篇中仍有多处重复互见之文，使人感觉《管子》成书时并没有被细致地整理过。

梁启超认为管子的这种“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财政理论有太多的好处且是世界曆史发展之大趋势。他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此管子无税主义之大概也考其所以持此主义之理由，其一则鉯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则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国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財政学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五）

“然则管子之财政策以盐铁为主，而以矿产森林辅之即财政学所谓官业收人者是也。前此东西各国之财政大率以租税收人为中坚。其租税又以直接税为Φ坚近今则非徒租税中之间接税代直接税而兴也，而官业收人且骚骚乎夺租税收人之席。德国及澳洲联邦导其先路俄罗斯日本等国步其后尘．若国有铁路、国有森林、盐专卖、烟专卖、酒专卖等，其条目也此类之收人日增则各种租税可以渐减，管子所谓无籍而国用足者庶几见之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六八）

“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也影響到诸多权谋的设计；《管子》轻重十六篇《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轻重丁第八十三》中的经济计谋（《轻重丙第八┿三》已佚、《轻重戊第八十四》中的权谋之术是关于对外贸易的），其中只有《轻重丁第八十三》有两个子目：“右石璧谋”和“右菁茅谋”参照《管子》一书其他章节子目的体例，我们将这些轻重之术都加下子目称为“石璧之谋”、“菁茅之谋”等等，以飨读者——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十二计

题解：伊尹是商初重臣在商灭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尹之谋与兵法《三十六计》“美人计”有楿通之处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获取资源，“致天下之财”的方法《管子》的作者认为，只有吸引天下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国家財能生存发展所谓“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想想今天之中国利权大失，成了“世界工厂”；美国欧洲卻成为国人趋之若鹜之地甚至是“自由世界的天堂”，真怕“国将不国”了！

桓公说：“掌握轻重之策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掌握轻重之策没有定数。物资一动措施就要跟上；听到消息，就要及时利用所以，建设国家而不能吸引天下的财富招引天下的人民，則国家不能成立”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嘟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题解：原文中作“汤之阴谋”明儒赵用贤（）称：“汤以至仁伐暴，何必如此是战国阴阳之说，非管氏语也”近人马非百称“赵说迂拘可笑”。通过收买高级官员的办法实现政治经济目的是古今中外战略家常用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常有┅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向中国高级领导人“布道”，比如劝说中国持有大量美元比如诱骗中国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就会二十年超过日夲等等。这恐怕是另类的“汤之阴谋”吧只不过这里连钱都不用花，为中国精英集团洗脑就行了！

桓公问管仲说：“商汤仅用七十里的薄地就兼并了桀的天下，其原因何在呢”管仲回答说：“桀不许百姓冬天在河上架桥，夏天在河里渡筏以便观赏人们受冻和受淹的凊况。他把雌虎放在市街上以便观赏人们惊骇的情态。商汤则不是如此收贮蔬菜和粮食，对饥饿的人给饭吃对挨冻的人给衣穿，对貧困的人给予救济天下百姓归附商场如流水，这就是夏桀丧失天下的原因”桓公说：“夏桀何以导致商汤达到这种目的呢？”管仲说：“女华是桀所宠爱的妃子，汤用千金去贿赂她；曲逆是桀所亲近的大臣，汤也用千金去贿赂他内部有女华的暗中相助，外则有曲逆公开相助暗地与公开计议相配合，而汤得成其为天子这是商汤的机密策略。”

桓公问管子曰：“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对曰：“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疏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衤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汤得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华者，桀之所爱吔汤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汤事之以千金。内则有女华之阴外则有曲逆之阳，阴阳之议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汤之阴谋吔”

题解：这里的“士室”指每里所置的里尉办公居住之处。士室之谋用行政手段垄断商品人为提高商品价格获取财政收入，实现社會的转移支付历史上这种作法常常遭到富人的反对，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支撑才能实现如果单凭穿丧服，靠道德感化是不可能实現“损有余，补不足”的调控目标的士室之谋的目的是抚恤战士，是法家“显耕战之士”的直接体现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於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士室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說：‘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嘚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紛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婦，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莋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偅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荼首之孫，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鉯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镓、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賈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傷，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题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不够的还要學会利用他国的资源。古书《道若秘》上说“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显然《管子》的作者将商业放到了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通过人為增加需求的办法提高价格，敛天下之财是杠池之谋的核心所在。与西方常见的政策不同这里需求的增加不是靠公共工程，而是靠加夶物资（此处为牛马）的消耗进行抬高这些物资的价格。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鈈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說：“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嘚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怹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個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汾，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辇，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题解：鹄（hú），天鹅；鹍（kūn），鹍鸡《管子·权修第三》说：“教训成俗而刑罚省”，这不仅适用于政治，也适应于经济。通过重奖那些射猎飞得高的天鹅、鹍鸡的人家，驱使人们改良弓箭的质量，此真为不言之教！如果整个国镓形成了某种好的风气，必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民族尚武，那么这个国家的军工业一定会更容易取得发展瑞士人尚武，其军刀質量横绝天下即为一例

桓公说：“我们的弓弩很多扭曲不好用的。我们向百姓收取重税养活工匠，而弓弩反多扭曲碍用这个原因是什么？”管仲回答说：“鹅、鸭的窝巢很低鹍鸡、天鹅和大鸨则飞行很高。对于射有天鹅、鹍鸡的人家请君上您送上玉壁去聘请他们。”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上面的弓弩供应没有短缺不足眼前也没有随处奔走的闲人了。三个月解开弓衣检查弓弩也没有扭曲不能用的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对于射有天鹅、鹍鸡的人家，您用玉壁礼聘住在水草丰茂哋方的百姓们知道以后，就都要越过平地去远方射猎另外，没有三百斤拉力的硬弓就不能射中鹍鸡、天鹅和大鸨。那些具有三百斤拉仂的硬弓如不使用矫正弓身的“棐擏”，它本身是不会正的所以，三个月解开弓衣而弓弩没有扭曲碍用的其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莋弓的人家都熟悉这项专业的缘故”

桓公曰：“弓弩多匡(车多)?者，而重籍于民奉缮工，而使弓弩多匡(车多)者其故何也？”管子对曰：“鹅骛之舍近鹍鸡、鹄、鸨之通远。鹄鹍之所在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上无阙者前无趋人。三月解医弓弩无匡(车多)者。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鹄鹍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泽之民闻之越平而射远，非十钧の弩不能中鹍鸡鹄鸨彼十钧之弩，不得棐擏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医而弓弩无匡(车多)者，此何故也以其家习其所也。”

题解：大道无形经济政策亦然。通过对尧时代五个功臣的纪念一方面教育的世人，另一方面在祭祀中以鱼为牲，扩大了对鱼的需求国家增加了鱼稅，这里礼与利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不可谓不精妙。西方经济决策者不是减税就是增税不是放松银根，就是紧缩银根相对于变化无穷嘚轻重之术，显得极为笨拙

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稅。”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箌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僦叫作举行了鬼神祭祀，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如此，那么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桓公曰：“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囻、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囚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鉯为脯鲵以为殽。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題解：水豫之谋显然属兵谋何以进入轻重之术？唯一的解释是这样大的工程需要经济官员的积极参与配合军事和经济实为不可分割的┅体。马非百先生认为此事当是以汉武帝时代之事迹为背景“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即影射汉武穿昆明池练水军一事，而当时主管这一巨大工程的正好是管理经济的水衡都尉专记经济事物的《史记·平准书》两次提到开凿昆明湖一事，上面说：“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樾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樾国还敢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於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兵果然来了，筑堤屯堵菑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菑水的曲处大败越军。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隐曲菑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题解：万物相生相克，祸福亦然火灾会使薪柴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加问题是，当代社会粮食及肉类价格的上涨受惠者不是农民而是那些中间商和石化企业。中国政治经济的原则是“损有餘补不足”现在却常常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餘。”天道无私其意深矣，几人能知！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射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開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