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讲述｜贾平凹：什么样的故事，才是中国的故事？

几年前，我听到这样一句话：翻译就是世界文字。这话让我吃惊，可冷静一想，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没有翻译，从何谈世界文学呢？现在，中国政府、文学组织机构、中国作家对翻译的热情很高，希望要让中国作家的作品被更多地翻译出去，翻译得更好、更准、更丰满。而当下的中国，作家极其多，作品极其多。

在这么庞大的作家群和作品堆里，怎么去识别哪些是有价值的作品，哪些是意义不大的作品，哪些作品值得被翻译出去，哪些作品需要下功夫去重点翻译？我这样说着是容易的，其实做起来非常难。

别说翻译家，就是中国的文学专业人员也难以做到。

来源：2018年3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虽然对于一部作品的优劣高低鉴别，是自有一种标准和感觉的，好的就是好的，不好就是不好，它会口口相传，产生出影响。但是当不可能把所有作品都读过或无法从整体上来把握时，具体到某一部作品，常常是各人有各人的解读。

我的意思是，能多读些作品尽量去多读些作品，从中国文学的整体上去把握和掌控。当把豆子平放在一个大盘里，好的豆子和不好的豆子自然就发现了。要了解孔子，不仅要读孔子，还有必要读老子、荀子、韩非子等等，这样更能了解孔子。

在这种整体把握当下中国文学的基础上，就可以来分辨：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它的文学与西方文学有什么不同？与东方别的国家的文学有什么不同？它传达了当今中国什么样的生活？传达了当今中国什么样的精神气质？这些生活这些精神这些气质，在世界文学的格局里呈现了什么样的意义？

这样就可能遴选出一大批作品来。这些作品因作家的经历和个性不同、思想和审美不同，他们的故事和叙述方式就必然在形态、色彩、声响、味道上各异。如何进一步解读？我认为这就涉及两个问题，那就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社会。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我还是把它提出来。虽然这是非常大的话题，不可能在这里说清说透，我只能从文学的角度上粗略地谈一下我的认识。

说到了解中国的文化，现在许多文学作品包括艺术作品中，有相当多的中国文化的表现。但那都是明清以后的东西，而明清是中国社会的衰败期，不是中国社会的鼎盛和强劲期。

那些拳脚、灯笼、舞狮、吃饺子、演皮影等等，那只是一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是浅薄的、零碎的、表面的东西。元素不是元典，中国文化一定要寻到中国文化的精髓上、根本上。

比如，中国文化中太阳历和阴阳五行的建立，是关于中华民族对宇宙自然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这些看法如何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它的哲学观点？比如中国的儒、释、道，道是讲天人合一，释是讲心的转化，儒是讲自身的修养和处世的中庸。这三教是如何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构成和运行的？

比如，除了儒释道外，中国民间又同时认为万物有灵，对天敬畏。中国文化中这些元典的东西、核心的东西，才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性格。它重整体、重混沌、重象形、重道德、重关系、重秩序。深入了解这些，中国的社会才能看得懂，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才能搞明白。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性格、宗教和哲学，进而影响和左右着中国人的审美，形成了它的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我早年曾说过，我们的写作，要在作品的境界上向西方的文学学习，目光要盯住全人类的主流东西，而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又一定要是中华民族的东西。

我举了个例子，当我们没有乘坐过飞机，我们认为天是阴晴的，月是圆缺的，云是聚散的，当我们乘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层之上都是阳光，穿过任何一朵云，无论这朵云是导致着下雨或是冰雹雷电，穿过去，都是阳光。如果把阳光比喻为人类共通的东西，我们的作品一定要穿过这些云朵直至阳光处。而同时，我们是存在于某一朵云下的，即使这云朵在下雨下冰雹，我们也不必从这朵云下跑去另一朵云下，就在这一朵云下努力穿过去到阳光处。

这朵云是我们的生存环境，穿过，就是我们的表现形式。为了穿过我们的云层，我也曾经把我们的戏剧与西方的话剧做过比较，把我们的水墨画与西方的油画做过比较，把我们的中医与西医做过比较。

戏剧更多的是写意，话剧更多的是写实，水墨画更多的是线条，油画更多的是色块，中医更多的是综合，西医更多的是分析。我讲这些，大致的意思是，在解读中国故事时，不仅要看到这个故事是否传奇、是否热闹、是否精彩，更要看到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看它的思维、方法、语言是否是中国式的。

再说到了解中国的社会。中国是长期的农耕文明社会，又是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农耕文明使中国人的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封建专制又是极强化秩序和统一的。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多地广，资源匮乏，又闭关锁国，加上外来的侵略和天灾人祸，积贫积弱，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法制等等方面处于落后。这种积贫积弱的现实与文化的关系，使中国的精英们历来在救国方略上激烈争论。

上世纪20年代，一种意见是现代西方文化为科学，中华文化为玄学，所以它落后，所以要批判和摒弃；另一种意见是中华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愚昧不堪，不是我们的文化不行，是我们做子孙的不行。这种争论至今并没有结束。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它的经济得以极快的发展后，中国社会长期积攒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社会处于大转型期，秩序松弛，人变得浮躁甚或极端。改革越深化，问题越转向了政治、文化和体制。在这个年代，中国是最有新闻的国家，每天都几乎有大新闻。

所以，它的故事也最多，什么离奇的荒唐的故事都在发生。它的生活是那样的丰富，丰富性超出了人的想象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现象对人类的发展是有启示的，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经验，也给了中国作家写作的丰厚土壤和活跃的舞台。

之所以说这两点，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故事，无论是什么样的故事，它都离不开这两点。故事的好与坏、精彩或简陋，就看这两个问题表现得充分不充分，饱满不饱满。

我还要说的就是从这两个问题引发的我另外的一些认识：一个是什么样的故事才可能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再是从中国故事里可以看到政治，又如何在政治的故事里看到中国真正的文学？

在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里，最著名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达到国人历来共识的，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的，其文学性最高的是《红楼梦》。

它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是体现中国文化的标本。它人与事都写得丰富饱满，批判不露声色，叙述蕴藉从容，语言炉火纯青，最大程度地传导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气息。从读者来看，社会的中下层人群是喜欢读《水浒传》的，中上层人群尤其知识分子更喜欢读《红楼梦》。

我在少年时第一次读《红楼梦》，大部分篇章是读不懂的；青年时再读，虽读得有兴趣，许多地方仍是跳着读；到了中年以后，《红楼梦》就读得满口留香。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中国人推崇鲁迅。鲁迅作品中充满了批判精神，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在推崇鲁迅外也推崇起了沈从文，喜欢他作品中的更浓的中国气氛和味道。从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看，历来有两种流派，或者说有两种作家和作品。我不故意把它们分为什么主义。

我打个比喻，把它们分为阳与阴，也就是火与水。火是奔放的、热烈的，它燃烧起来，火焰炙发，色彩夺目；而水是内敛的、柔软的，它流动起来，细波密纹，从容不迫，越流得深沉越显得平静。火给我们激情；水给我们幽思。火容易引人走近，为之兴奋；但一旦亲近水了，水更有诱惑，魅力久远。火与水的两种形态的文学，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它们分别都产生过伟大作品。

从研究和阅读的角度看，当社会处于革命期，火一类的作品易于接受和欢迎，而社会革命期后，水一类的作品却得以长远流传。中华民族是阴柔的民族，它的文化使中国人思维象形化，讲究虚白空间化，使中国人的性格趋于含蓄、内敛、忍耐。所以说，水一类的作品更适宜体现中国的特色，仅从水一类文学作家总是文体家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而历来也公认这一类作品的文学性要高一些。

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历来是强烈的。当我们在挣扎着、反抗着、批判着这些东西时，我们又或多或少地以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来挣扎着反抗着批判着，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品格品质。

同时，中国国内的文学家和读者群，也在呼唤着、寻找着、努力创作着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从社会现实生活中萌生的有地气的有气味和温度的、具有文学品格的作品，不再欣赏一些从理念出发编选的故事。虽然那些故事离奇热闹，但它散发的是一种虚假和矫情。我的意思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这十几年里，几乎是全面学习着西方，甚或在模仿。

而到了今天，这种学习甚至模仿可以说毕业了，它正在形成和圆满着自己的品格和形象。多年来，中国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了不少，包括中国人的电影、电视等艺术种类，也有相当多的作品被介绍出去，让世界更多人知道了中国，了解了中国、关注了中国。

而我想，我们不但要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体制，更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中国社会基层的人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干什么、想什么、向往什么。

只有通过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入地细致地看清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在这样的作品里鉴别优秀的作品，它的故事足以体现真正的中国，体现出中国文学的高度和意义。

中国的主要民族是汉族。“汉”字如果用繁体字写，可以看出那是一个人身上捆绑了好几道绳索。这是说这个民族受的束缚多，说话常不用肯定语，但他的含义却在。

（本文摘选自《不过是岁月，变成了生活》， 周晓枫等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文汇读书周报》第1707号第三版“书人茶话”

（2018年4月2日发行）

一个发生在乱世时期的互为知己般的绝美爱情；

一部秦岭志，一部现代启示录。

“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谋图写作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春风送暖。继《人民文学》杂志2018年第二期首刊《山本》后记，《收获》杂志长篇专号（春卷）刊发《山本》全文，昨日，《山本》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正式推出。这是年逾花甲的贾平凹创作的第16部长篇小说。这部共42万字的最新力作，最初书名为《秦岭志》，贾平凹感觉与其之前作品《秦腔》有点重复，最终改名为《山本》。作品中，作家依旧把聚焦点投在身边的秦岭山，他生命中的秦岭，讲述陕西故事。

平凹最新力作《山本》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于4月1日出版发行。

长篇小说《山本》精装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为农民的儿子，贾平凹在西安生活了46年。他从商洛老家进入西北大学学习，到参加工作，长期生活在西安。可以说，西安到处留有他的足迹，无论寻访、陶醉、感念，直至动笔，西安的味道自始至终成就着他。

“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了，干不了几件事。当我选择了写作，就退化了别的生存功能，虽不敢懈怠，但自知器格简陋、才质单薄，无法达到我向往的境界，无法完成我追求的作品。别人或许是在建造大宅，我只是经营农家四合院。”贾平凹此前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及他的工作生活常态：“我现在60多岁，但生活节奏和三四十岁时是一样的，除了逢年过节和外事活动，每天早晨老婆把我送到书房，一直到晚上12时以后才回去……”

谈到近年来的写作，贾平凹说：“有人说我怎么年纪大了却越来越能写，我想这是阅历所致。我不主张人们称我为‘文坛劳模’。作家就是一个行当，我就是干这一行的。自己觉得还能写，就多写一些。”或许，在常人眼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书法家、画家，“鬼才”“怪才”“奇才”等美誉，已令贾平凹功成名就，堪称命运的宠儿。然而，对于创作的艰辛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至今，贾平凹仍在文学殿堂坚持着自己的创作方向，摄取属于自己的文学资源，用责任和生命在文学征途上为时代和社会立言——“我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话音果断而有力。

贾平凹与本文作者。（张小花摄）

“我庆幸这座城在中国的西部，在苍茫的关中平原上。其实，只有在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上才会有这样的城。我忍不住就会唱起关于这个地方的一段民谣：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贾平凹为《大西安印象》作序如是写道。他长期生活在西安，从这座城市深挖内核，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精品力作。自身的亲历和感受，淋漓尽致地融入了他的文学作品中。宣传西安，礼赞西安——就如其随笔集《老西安》，写得颇具情趣、独领风骚。他笔下的西安路边摊，妙笔生花，悦目赏心；他笔下的人物，更是精彩和厚重。他曾给西安作家夏坚德一书作序《丈夫的名字叫西安》，写得惟妙惟肖。

贾平凹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乡村和城市。从老家来到西安打工的刘高兴，是他的发小和同学，也是长篇小说《高兴》的主角原型。作品一方面讲述像刘高兴一样进城务工最朴实、最卑微的劳动者命运，礼赞打工者勤劳、正直、质朴的生活秉性；另一方面揭示“进城农民工”在繁华物质化的城市边缘、在城市辅道中的彷徨以及生存困惑。贾平凹笔下的《高兴》，隐喻着更多深层次的寓意。从《浮躁》《废都》,到《秦腔》《带灯》《老生》《极花》以及《山本》，在纠结的矛盾中，他对现实的热望、担当、使命和责任，他高度关注农村社会、关注草民命运，将这些触动和无言以对化作一部部长篇小说。

有人说，贾平凹写小说几乎一年一本。其实，他写《山本》就足足花了3年时间，自2015年开始构思，2016年底完成初稿，2017年底才修改完毕。与某些作家相比，贾平凹真正做到了潜心创作，“创作上我真的能静下心来写作，平时事情特别多，能不参加的活动尽量不参加。毕竟时间有限，尤其到50岁以后写长篇，一部长篇写三稿甚至四稿以上，这都不是从原稿上写的，而是从头开始写。年轻时写得快，改得少；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是觉得这样不满意，那样不满意，写得相对来说还是慢了一些。”为了完成创作，背后的付出只有作家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每年都要去许多乡镇或农村，在一种说不清的牵挂中了解百姓生活。因为不同时期的关注，就会产生不同的兴奋点，也可以为小说创作迸发出灵感。”身处中国社会的改革浪潮中，贾平凹能创作出如此丰富的长篇小说，是他对大时代下乡村生活与人们思想变迁中表露出来的问题洞察深入，情有独钟。深入生活，坚持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将自己对农村城市化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和怪相的思索融入每一部作品中。他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乡土小说还是市井小说，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都十分艰辛。

2017年，堪称贾平凹收获最为丰硕的一年。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掀起了热潮，呈“井喷式”增长：葛浩文翻译的英语《废都》、陈安娜翻译的瑞典语《秦腔》、吉田富夫翻译的日语《老生》、安博兰翻译的法语《古炉》《带灯》和意大利语《高兴》、胡宗锋和美籍留学生罗宾·吉尔班克翻译的英语《土门》等作品，相继出版。此外，德语《极花》、西班牙语《极花》《秦腔》、阿拉伯语《废都》和瑞典语《怀念狼》等作品也正在翻译之中。其中，长篇小说《高兴》荣获亚马逊亚洲文学排名第一、外国翻译文学排名第一、中国文学排名第一、Kindle所有图书销售排行Top100，贾平凹被亚马逊授予“海外最佳影响力的中国作家”；《极花》荣登由《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首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荣登2017年中国作家海外图书馆收藏榜首，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6个域外国家、地区的79家图书馆收藏，成为海外图书馆当年入藏最多的中国图书，贾平凹被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授予“优秀作家贡献奖”，被澳门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等称号。

贾平凹说，一个作家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作家的使命或者说文学志向就是关注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在创作中，作家需要全神贯注地付出所有心血，用生命去写作……“对于我来说，能力有限，但既然生存在这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是一个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的年代，自己就应该多写一些，把这个时代表达出来，以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我一直感觉自己身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总是希望把作品写得好一点。能不能写好，或者说能不能达到那种愿景，这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我内心还是希望能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来。”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是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的，都是收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首先得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感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大有饥饿感，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

每一次大型活动结束，著名作家贾平凹都会被大批读者围追堵截，脱身了又被挡住，脱身了又被被挡住，围得水泄不通。（摄影：杨贤博）

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

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初稿完成到2016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会是那么多呀！）就在屋里写作。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了，脚指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

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源和后现代源，承接过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站在此岸，泅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

说实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为何《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它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儿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哪是虫子和苔藓。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挂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秦岭的山川沟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读到了李尔纳的话：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头里，而非十字架上。《山本》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

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

一次去了一个寨子，那里久旱，男人们竟然还去龙王庙祈雨，先是祭猪头、烧高香，再是用刀自伤，后来干脆就把龙王像抬出庙，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们在家里也竟然还能把门前屋后的石崖、松柏、泉水，封为XX神、XX公、XX君，一一磕过头了，嘴里念叨着祈雨歌：天爷爷，地大大，不为大人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风调雨顺长庄稼。一次去太白山顶看老爷池，池里没有水族，却常放五色光、万字光、珠光、油光。池边有一种鸟，如画眉，比画眉小，毛色花纹可爱，声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叶寸荑，它必衔去，人称之为净池鸟。这些这些，或许就是《山本》人物的德行。

在秦岭里，可以把那些峰认作是挺拔英伟之气所结，可以把那些潭认作是阴凉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片的树林子，最能让我成晌地注视着。每棵树都是一个建筑，各种枝股的形态那是为了平衡，树与树的交错节奏，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呼应，使我知道了这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更使我懂得了时间的表情。这或许又是《山本》的布局。

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然能看到像《山海经》里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是，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另一种让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论是耳房或是草屋，绝对都有天窗，不在房屋顶，装在门上端，问过那里的老少，全在说平日通风走烟，人死时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山本》里，我是一腾出手来就想开这样的天窗。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著名作家贾平凹 （摄影：魏锋）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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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宇星 | 审核：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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