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比如下一首，对仗与声律安排十分严谨，却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痕迹：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还以组诗、排律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组诗，五律和七律都有。如五律组诗《秦州杂诗二十首》，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最为成功的组诗是七律，《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

　　排律，盛唐其他诗人数量不但少，而且篇幅也较短，多是六韵、八韵的短篇排律，最长的也不过是十韵。杜甫将排律一体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一是篇幅加大，多在三十韵以上，有长达百韵者。二是格律严谨，中规中矩，很少有失粘、失对之处。三是有章法变化，使长律一体更加成熟，富有表现力。杜甫也将排律发展到了极致。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可以说，整个律诗到了杜甫手中，才最终建立完美的范式而集其大成，为后世律诗立规矩，开辟道路。中唐以后，律诗的总量就占有中晚唐诗总数的一半左右，律诗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诗体。（以上论杜甫律诗的贡献部分参照葛景春《唐诗成熟的标志——论杜甫律诗的成就》与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再次是他风格方面的多样性。

　　他的风格虽说这样多采多姿，但也和所有大家一样，有一个主导风格，那就是沉郁顿挫。宋、明之后，人们都公认这一点。对这四个字，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主要的意思应在诗歌的感情方面，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而且蕴含着一种厚积的力量；但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激昂的感情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这就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特色。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感情又产生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等到“入门闻号洮，幼子饿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时，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难以自制了，但又是没有激烈发作，而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

　　风格的多样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杜诗还有其它的风格。萧散自然，是杜甫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自然的特色。他在浣花溪草堂期间，这类诗特多，如《水槛遣心二首》、《江亭》、《漫成二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遣意二首》等等，都是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产物。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见76页），写得从容优雅，让人神往。（杜诗风格这一部分参照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最后要说说杜甫在语言方面“转益多师”，自铸伟辞。

　　他曾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表示要广泛地学习，不管是今人还是古人，好的语言都要学习，引为同调。

　　黄庭坚这样称赞过杜甫：“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此话影响深远，以至于后世许多杜诗的注本形成以诗注诗、以经注诗的风气。杜甫的语言确实有很多是学习古人的结果， “字字有来处”说法虽然过于夸张，但许多字词都是有来历有典故也是事实。中唐刘禹锡有一次读老杜《义鹘行》,以为其中“巨颡拆老拳”句无据。以后他读了《石勒传》，看到“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句，十分惊讶，感到老杜即使运用俗语，也有来历，“无一字无来处”并非虚传。

　　可贵的是，老杜之“无一字无来处”并非机械模仿，抄袭古人，而是像黄庭坚所说的那样，“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意早有来由：《孟子》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句；《史记?平原君传》有“君子后宫婢妾被绮毂，余梁肉，而民衣褐不完，糟糠不餍”句；《淮南子》有“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餍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绵绣”句。杜甫把它们锻造为这么精警的名句，赵翼说：“此皆古人久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便觉惊心动魄”（《瓯北诗话》卷二）。

　　杜甫不仅广泛学习别人，自己也讲究锤炼。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记载了这么一个典故：

　　宋朝泉州人陈从易偶得一本杜集旧本，遗憾于文字多有脱误。翻看《送蔡都尉》诗，有“身轻一鸟×”句，最后一字脱失了。就与几个客人试着补出这一字，有说“疾”，有说“落”，有说“起”，有说“下”，究竟该用哪个字，难以确定。后来找到一善本，原来是“身轻一鸟过”。陈从易觉得只有这“过”字精当，其他字都不妥贴。于是对老杜的炼字更加叹服，以为后辈诸君虽一字亦不能到。

　　为什么说“过”字精当呢？原来这句子是描写一将军骑马飞奔过眼前的，只有“过”字才能表现这迅捷发生在眼前的动态，而“落”、“起”、“下”都不是水平方向的运动，“疾”字失于抽象，都不妥贴。

　　精妙的语言，使得人们一读老杜的诗就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印象，比如他两首《绝句》中的一首：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是杜甫流寓成都，重回草堂后写的。这时杜甫的心情比以往都开朗愉快，因此诗写得轻快自如，诗画合璧，尤其在语言上更是流畅自然。诗中有声响，有色泽，声调清新，韵律和谐；颜色鲜明，画面明快。语言如行云流水，各种修辞手法运用灵巧，自然天成。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评杜甫的成就时曾说：“大概杜有三难：极盛难继，首创难工，遘（gòu,遇）衰难挽。” （《诗薮》内篇）这话的后面，还进一步说明“三难”的具体意思：“子建（曹植）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继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

　　胡氏所说，符合实际。当时开元诗坛盛势已去，“李白逃到天上，王维、裴迪逃入山林，高适、岑参则爽性逃归静默”，而大历诗人还没有上来，在这样的衰颓之时，他“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细心观察它，解剖它”，集其大成，伐山导源，从而“成为唐诗一大宗派”（引自苏雪林《唐诗概论》），发挥了“砥柱其间，唐以复振”的作用，进而成为百世师，厥功甚伟。

　　杜甫生前身后是相当寂寞的。他生前几乎对所有的盛唐名诗人都作了热情的赞美和中肯的评价，但却没有一个著名诗人称赞过他，只有几个诗坛以外的人，如严武、任华、郭受、韦迢远等，赞美过。“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他死后，据为他编《杜工部小集》的唐人樊晃说，杜甫的诗仅流行于江汉之南，不为陕西以东人所知，而且所传诵的，都是戏题之类，竟不知杜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当时几本出名的盛唐诗选本，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国秀集》，竟没有一首杜诗。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可能是杜诗所体现的美学风范和当时主流派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开元天宝诗人激赏的是气象高华，风神俊逸的篇章，看重抒情诗，讲究兴象玲珑，意境渾融；而杜甫却重在写实叙事，讲究沉雄勃郁，骨力遒劲，更重要的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与主流不是一个路数。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伟大诗人的价值是无法漠视的。杜甫的人格魅力与诗歌艺术并没有湮没，相反，随着时代与诗潮的发展，在后代产生了巨大的共鸣与反响，声誉日隆。

　　最早自觉地接受杜诗影响的是中唐的一批诗人。有这么个传说：诗人张籍敬服杜甫，曾取杜诗一帙，焚为灰烬，然后调进蜜膏，频频饮服，说：“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易了吧。”这当然是小说家之言，但却生动地反映了中唐诗人学习杜诗的强烈愿望与要求诗体变新的风气。

　　中唐元稹、白居易等人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发动了著名的的新乐府运动，就是学习杜甫的结果；李商隐的忧事伤时之作，晚唐皮日休、罗隐、杜荀鹤等人针砭时弊，伤悯民瘼的篇什，都是继杜之嗣响。

　　杜诗的各种体式、各种笔派，也对后人影响很大。宋初的孙仅说：“公之诗支而为六家：盂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 （《读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不但如此，唐代大诗家，如韩退之专学杜诗之奇险，白乐天专学杜诗之平易，李义山专学社诗之感叹时事，皆能自成一家。可以说，后人称道的中晚唐诗坛“百花齐放”、“秋花晚香”的局面，与杜甫不无关系。

　　也就在晚唐，人们给杜甫戴上了“诗史”的桂冠。他的诗开始被选入唐人诗集，宣宗大中十年（856），顾陶编成《唐诗类选》，选入三十首杜诗，列为篇首，尊其为唐诗坛第一人；二十四年后，韦庄编《又玄集》，也以杜

　　宋代是学杜和杜学最兴盛的时代，杜诗的地位更高了，一方面人称“三百五篇以后便有杜子美”，取得与诗经相比配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蔡宽夫诗话》），形成超越文坛的广泛流传。从北宋中叶到南宋，二百年中，杜诗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的盛况。

　　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特别喜欢杜诗，元人方回道：“山谷诗宋三百年第一人，本出于老杜。”不仅是他一人之诗出于老杜，以黄为首的宋朝有名的江西诗派奉杜甫为不祧之祖，精心揣摩研究杜诗，学习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语言艺术，借鉴“平淡而山高水深”、“以理为主”的追求，都学有所成，形成学杜高潮。

　　不仅是在诗艺方面，更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成上，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南宋爱国将领李纲曾说，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等到亲历兵火丧乱之后，再诵其诗，如出其时，就像是说到心上去了，然后才知其语之妙。爱国诗人陆游非常敬佩杜甫，称颂“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更令人瞩目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囚三年，悲愁难抑，仿杜甫《同谷七歌》作《六歌》抒怀；又作《集杜诗》二百首励志。

　　明末清初，又一次出现学杜评杜高潮，人们正式给他戴上了“诗圣”的桂冠。

　　从默默无闻的诗人，到“诗史”，到“集大成者”，到“诗圣”，杜甫在诗歌史上的至高地位终于被确立了，前后约六七百年。

　　“诗圣”，不同于前面那几个称号只指一两个方面的特点，它是个综合性的称谓，其内涵既包括他的完美人格、醇厚的伦理风范，也包含他精深的诗歌造诣、承前启后的诗坛地位。在明末清初那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诗圣给了饱经忧患的人们许多的慰藉和共鸣。许多卓有成效的诗人几乎都学杜，从杜诗中取得精神力量。

　　二十世纪的杜甫研究随着文化思想、社会思潮的变化虽出现过波折，但总的来看，杜诗的传播与研究更加广泛深入，与时俱进。七十年代后，更呈现出全面繁荣、精彩纷呈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一百余部，论文两千五百余篇，其数量与密度在历史上可能是罕见的。

　　这时期人们又给杜甫奉上更多的桂冠，最重要的是“现实主义诗人”、“人民诗人”。

　　千余年间，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崇杜、学杜之声不绝嗣响，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广泛的影响，早在十三世纪，杜诗就已经流传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十九世纪起，杜诗又被翻译成欧洲文字介绍给西方人，并受到西方汉学家越来越大的关注。在美国，杜甫的声誉与日俱增，著名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思认为，杜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性诗人，某些方面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优秀，至少是更自然，更亲切。在俄国，杜诗被许多著名大学列入课程。……

　　杜甫不仅是一位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伟大诗人，而且被公认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一九六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首都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将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第二年，在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世界文化名人”这一桂冠把杜甫的荣誉从国内推向世界，从诗界扩展到文化领域。

　　闻一多在前一世纪二十年代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唐诗杂论》)

　　第八章 “气骨顿衰”——大历诗

　　安史之乱全国人口锐减七成，《资治通鉴》载：“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江南略好些，但也不堪重负，人们无法生存，“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广德元年（763）安史叛乱结束了，但从那之后的几十年时间，民生没有多大改善，宦官弄权，藩镇割据，外族侵凌不断，唐王朝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玄宗之后的几个皇帝，肃宗软弱，代宗平庸，德宗猜忌，任用的又多是元载、卢杞之类的奸臣，没有人能整治朝纲，挽狂澜于既倒。

　　诗坛也笼罩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一下子黯然失色。诗人们蒙受着难以言表的身心痛苦，死神又频繁地关照诗界，著名诗人相继谢世。在战乱中成长而现在已步入中年的一批诗人，开始成为诗坛的活跃人物。他们刚从高巅跌落到满目疮痍的谷底，噩梦醒来，心里一片迷茫慌乱，失去了盛唐士人的昂扬精神。刘长卿有一篇《小鸟篇上裴尹》写道：“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以小鸟自况，和李白的大鹏形象、杜甫的凤凰形象相比，已看不到扶摇直上九万里的磅礴气概与刳心沥血救济苍生的深广情怀，剩下的只是一个满怀绝望与痛苦的弱小生灵的哀叹。这就是大历士人的精神状态。

　　中唐前期大部分时间是在代宗大历年间，后人因称之为大历诗。刘长卿是大历诗风的代表性人物。

　　大历诗人有少量作品存留盛唐馀韵，也写民生疾苦，但大量作品表现的是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一种清雅高逸的情调。诗歌创作由雄浑的气概转向淡远的情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正像胡应麟所说，“诗至钱（起）、刘，遂露中唐面目”，“虽有风味，气骨顿衰” （《诗薮》）。诗歌的发展，开始了一个转折的时期。

　　不过，“气骨顿衰”只是中唐诗歌面目的一方面，中唐诗歌还有另一方面面目，那就是诗派林立，百花竞放。

　　中唐诗歌的题材与风格，不再像盛唐那样比较一致了，盛唐那时，社会相对安定，诗人们得以纵情游览，广交朋友，并没有形成明显的社交层面上的作家群体区分，他们呼吸着同样的昂扬向上的时代空气，生活经历极其相似，诗歌创作上更多地表现出共同性，而田园山水与边塞之区别也不是绝对的，任何作家都有这两种题材的创作．只不过主要倾向、主要成就稍有不同而已。而现在，诗人们跌落之后，再不能按照过去的套路作诗了；杜甫虽是开山伐源的百世写实祖师，但在当时还远未被众人接受，诗坛缺少一种主导诗风；大家又生活在不同地域，生活环境千差万别，因而诗歌的内容、处理的方式以及诗歌的功能就发生了分化，各种诗风自由发展。就在这大历时期，已经形成多个诗风不同的诗人群体，主要有写实诗人、台阁诗人、江南地方官诗人、方外诗人以及韦应物等特殊诗人，我们从下面各节观赏他们的不同风貌吧。

　　一 写实诗人（元结、《箧中集》诗人）

　　前一节曾说过，杜甫生前身后是十分寂寞的，不过这并不是说他都没有同志，当时还是有些人欣赏、赞美他的，比如任华、樊晃等人，此外还有些人和他同调写实，比如元结、顾况、戴叔伦等。胡适把后者称之为杜甫的同道。

　　元结（719～772），字次山，武昌人 ，不仅与杜甫一起写实，其人生道路也与杜甫有些类似。他也像杜甫那样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显赫家族，其十二代先祖元遵是北魏常山王，其父元延祖曾两度出任地方小吏。青少年时代，元结与杜甫一样，曾到各地漫游，也有过“裘马颇清狂”的日子；和杜甫一样参加过那次李林甫操纵的 “野无遗贤”的科举，一起落第，不过杜甫此后未曾登第，而元结天宝十三载（754）登进士第。

　　安史乱起，他也像杜甫那样举家逃难，一度成为流民。杜甫往北逃，他是往南逃，先后避难于猗玗洞（今湖北大冶）、瀼溪（今江西瑞昌）等地。

　　杜甫因进献“三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元结因上献《时议》三篇，得见肃宗，乾元二年(759)九月，被授予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此后，他的仕途就与杜甫大不一样，他比杜甫顺畅多了。

　　元结到山南东道任后，迅速地招募唐、邓、汝、蔡诸州义军，坚守泌阳，阻遏史思明叛军南侵，保全了十五个城池，成为安史乱中罕见的一方英雄。由于战功卓著，先后迁官监察御史里行、水部员外郎，充荆南节度判官，并一度代摄荆南节度使职事，后又任道、容二州刺史。政绩都好，成为一时循吏。代宗宝应、元年（762），元结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官，退居武昌樊水。

　　他与杜甫一样有过接近底层老百姓的经历，所以，也和杜甫一样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写有许多表现生民疾苦的诗。他的《悯荒诗》写于天宝五载，《系乐府十二首》写于天宝十载，是盛唐时较早的新乐府诗。《悯荒诗》是诗人见了淮阴一带水灾，便托言采录“冤怨时主”的隋代民歌，谴责帝王的穷奢极欲。诗里有云：“更歌曲未终，如有怨气浮。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这种愤怒情绪和大胆思想，在当时是少见的。《系乐府十二首》有多篇一方面对官府的横征暴敛作无情的揭露，另一方面对苦难中的老百姓寄予无限的同情，如下诗：

　　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凄。

　　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

　　出门望山泽，回头心复迷。何时见府主，长跪向之啼。

　　诗中贫妇哭诉，庭前田地被逼税的官吏践踏成蹊了，穷苦使她感到“抱中儿”还不如“山下麂”。她想逃进深山去当野人，又不忍抛弃这个苦难的家（推想她的丈夫已经被征兵或逃进深山去了），幻想能遇见州府的长官，向其哭诉，看还有没有一线生机。

　　元结任道州刺史时，不到五十天，就收到上司两百多道催逼税赋的符牒，严词责令立即上交，否则加罪处罚。

　　道州（原舂陵旧府）安史乱前有五万多户，元结到任时剩下不到四千户，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根本无力纳税进赋。他了解了这实际情况后，便写了下首诗表达自己的志意：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

　　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先说自己的两难处境：“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然后叙说道州的实际苦状：“州小经乱亡，遗人（民）实困疲。”“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所以他是“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但是“ 邮亭（驿站）传急符，来往迹相追。 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诗人笃行守分爱民的正道，不惜抗诏获罪，毅然决定缓租。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最高统治者能体察下情，改变现状。

　　后二年，有西原少数民族的乱军打入永州，道州虽然就在邻近，却因为地小人穷没有再来。元结感慨系之，写了下一首诗: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诗意主要是说：“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 ”指出“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 “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

　　当官而不执行上级指令，反倒为老百姓诉苦，骂上级不如賊，其为官为诗都很少见。杜甫给这两首诗以很高评价：“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夸奖《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两诗可与秋月争光，每个字都与华星同辉。

　　元结在乾元三年（760）任职监察御史里行时，随身携带的书箧中多是些失意士人的或者说他的同道者的诗。这些诗反映了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他将这些诗编辑成了《箧中集》。所收的作者有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诗二十四首。在集序中说，这七人“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流露出为穷者立传之倾向，同时给这些诗人以极高的评价，说他们是“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己溺之后”。《箧中集》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如孟云卿唱道：

　　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馀里，贫贱多是非。

　　张彪的《北游还酬孟云卿》：

　　忽忽望前事，志愿能相乖。衣马久赢弊，谁信文与才。

　　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

　　他们的诗敏锐地写出盛唐背后或者之后衰败的气象，有的表现得很消沉，比如孟云卿的《古挽歌》写道：“薤露歌若斯，人生尽如寄。”

　　赵微明在《挽歌词》中说：“原下荆棘丛，丛边有新墓。人间痛伤别，此是长别处。旷野多萧条，青松白杨树。”于自身的沉溺中，体察到社会的黑暗面，不仅充满悲怆，有的甚至怀着阴暗心理。他们对社会采取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

　　徘徊宋郊上，不见平生亲。独立正伤心，悲风来孟津。

　　大方载群物，生死有常伦。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

　　（孟云卿《伤时》）

　　《箧中集》其他诗虽然题材不一，但也多是反映衰败的现实，所表达的生活态度与盛唐诗人完全不同，盛唐诗人即使是抒发失意之感，也拥有追求，充满希望，而《箧中集》诗人只能说是一种苟且偷生，自哀自怜。

　　元结与其朋友的诗语言朴实，不讲究艺术形象，限制了感染力。

　　略后一些时期另外还有一些出名的写实诗人，如戴叔伦、戎昱、顾况等。戴叔伦有《女耕田行》，戎昱有《苦战行》等篇都是比较有名的作品，（顾况此类作品更多，待后再叙）。他们与杜甫一起形成一股写实的潜流，波澜不惊地推动着若干年后“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二 台阁诗人（钱起、韩翃、卢纶等“大历十才子”）

　　代宗时，汾阳王郭子仪第六子郭暧（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之驸马，拜驸马都尉、试殿中监，封清源县侯，宠冠外戚），一日盛会京城名流，命各文士即席赋诗，升平公主帷后听赏。

　　酒未三巡，校书郎（从九品）李端诗就先成了，有“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句——东汉荀彧性喜香气，常将衣服薰香，若去他人家坐一下，坐处三日有香气。三国时魏国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 魏明帝曹叡疑其傅粉，大夏天，赐给他热汤饼。何晏吃喝之后，出了大汗，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人们这才信他是自然白。另有传说何晏常傅粉，后以“傅粉何郎”称美男子。李端这两句诗说郭暧也像荀彧、何晏那样令人怜爱，不解烦愁。众人齐声称赞妙绝，郭暧夫妇十分高兴，准备嘉奖；但有人不服，认为这可能是宿构的。李端风度翩翩，才情过人，宽和地笑道：“请赐新韵，愿再赋一诗。”名诗人钱起也在场，站起曰：“请以起姓为韵。”李端略一沉吟，便再成一诗《赠郭驸马》，其中“新开金埒看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句，借王济用铜钱在射箭场砌起一道围墙的典故以及汉文帝赐给男宠邓通一座铜山并允许他自己铸钱之事，恭维郭家有钱。众人叹服。郭暧大出金帛名马赐之。这一会，李端擅场，独占鳌头。

　　大历年间，京城这样的诗会不少，据《国史补》载，另一诗会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公之巡江淮之会，钱起擅场。

　　当时，尽管战乱甫平，国步维艰，但朝廷上早已开始歌舞升平，享受“中兴”之乐了。在下层僚吏中，有一批富有才情的诗人，应时而起，趋走高门，陪从游宴；即席赋诗，点缀风雅。最出名的是“大历十才子”，上述李端、钱起、韩翃就在其列，此外还有卢纶、吉中孚、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等人。他们阿谀逢迎，粉饰现实，在酬唱赠答中施展才华，沽名争价，成为台阁交际中一道风景线。他们还有大量的送行诗，尤其是钱起、郎士元的送行诗是当时的一种时尚。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记：“自丞相以下，更作出牧，二公无诗祖钱，时论鄙之。”就是说出京做官，没有钱、郎二人作诗相送，就会被人看不起。当然，这些诗仍多是“苟悦权右，取媚薄俗”（《中兴间气集》序）之作。

　　十才子的出现正是大历诗风“气骨顿衰”的新趋势。《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说：“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元）天（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薄），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

　　但他们都有良好的艺术修养，写诗技巧熟练，风格清空闲雅，韵律和谐流利，留下了一些短小而意味隽永的佳作。而在气象上，钱起、卢纶、韩翃等人尚有盛唐余韵，“前辈典型，犹有存焉。”（《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

　　钱起（720？—783？）吴兴人，唐玄宗天宝九年进士。传说，他上京赶考途中，夜宿京口客店，晚间难以入眠，在客舍中独吟。“遽闻人吟于庭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犹如天人作语，钱起一惊，出来视看，哪里有人，眼前不过清风明月而已。是谁在吟诗，莫不是鬼怪？

　　到京城尚书省应试，考题发下来，钱起一看，是“湘灵鼓瑟”。审题之后，思如泉涌，笔下清新致远。写到末尾，脑海里自然冒出那晚在客店里的情景，遂将那句无意间觅得的天人之语，作为落笔之墨。

　　主考官李暐独具慧眼，在众多的试卷中发现了钱起这末尾一联，“击节吟味久之”，以为绝唱，说：“此必有神助之耳。”于是，钱起荣登金榜。但以后几年他却沉迹下僚，晚年官至司封郎中、考功郎中。

　　钱起是大历十才子之首，诗作不少，但真正出色的篇章不多，其胜处就在局部或细处。即如这首《湘灵鼓瑟》，是唐代三百年省试诗之翘首，但其妙处也只在尾联：神女不见了，只有余韵随着回声在青山绿水间缭绕、回荡，空灵得让人产生不尽的遐思；而前八句堆砌了许多同义词：苦、凄、清、怨、悲，无非是要表达琴声的悲哀，描写不够有变化。一般人得知钱起，多是出于这两句诗。他另有“渔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九日宴浙江西亭》），“四野何山同远色，千家砧杵共秋声”（《乐游原晴望上中书李侍郎》）等句也写得好。

　　韩翃，字君平，南阳人，少负才名，有一首曲子词很有名：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关于这曲子词，孟棨《本事诗》和许尧佐《柳氏传》记载了一段生动的，也有可能是真实的故事：

　　天宝年间，韩翃羁滞长安，与李生相善。李之爱姬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慕翃之才，甚属意焉。李生遂慷慨将柳氏赠翃为姬，并解囊资助三十万玉成二人婚事。翌年，翃得登第，遂归昌黎省亲，暂将柳留长安。适逢安史之乱，两京沦陷。为避兵祸，柳剪发毁形，寄居法灵寺。时翃已被淄州节度使侯希逸辟为书记。及肃宗收复长安，翃便遣使密访柳，携去一囊碎金并写了这首《章台柳》赠之。柳捧诗金呜咽，遂答赠一首：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不久柳遭番将沙吒利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翃随希逸入觐京师乃知其事。后肃宗得知，乃下诏，断柳归翃，夫妻终得破镜重圆。

　　韩翃还有另一个更闻名的真实的故事：

　　韩翃中进士后历任幕府之职，后罢官归府闲居将十年。大历十四年，韩翃赴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幕府任职。这个时候韩翃已经比较老了，他的同事都是新晋进士，这些刚刚成名的小青年，不大看得上韩翃这老家伙，甚至把他的诗称作“恶诗”。如此不得意，韩翃大多数时间都托病在家闲居。

　　他只有一个知己，是一个姓韦的巡官，对他很赏识。

　　第二年，唐德宗即位，改年号为“建中”，韩翃的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

　　一天午夜时分，韦巡官突然叩门贺喜，称唐德宗已经钦点韩翃任驾部员外郎兼知制诰。

　　所谓“知制诰”，也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专门负责起草诏书，一般都是特意挑选文采出众者充任。韩翃很惊讶，转而平静地对韦巡官说：“你肯定弄错了，哪有这样的好事啊？”他年纪一大把了，年轻的时候都没人重视，哪敢企望突然时来运转？

　　韦巡官解释，他刚看到邸报说，制诰一职长久缺位，中书省两次拟定人选上报，德宗不肯用。前几日中书省再请明示用谁。德宗批曰：“与韩翃。” 中书省一查在籍官员的名册，发现有两个韩翃，究竟是哪一个呢？无奈，只好再次请示。德宗又批道：“‘春城无处不飞花’，此韩翃。”韦巡官说：“这岂不是你的诗句吗？”天明，李勉与僚属也都来祝贺。 （《新唐书?卢纶传》和孟棨《本事诗》有相同记载,后者记之尤详。）

　　“春城无处不飞花”是韩翃的一首流传很广的七绝的首句，全诗如下：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⑴。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⑵。

　　注：⑴“飞花”，杨花柳絮。“御柳斜”，形容御园杨柳枝飘拂之态。唐朝宫中杨柳最多。 ⑵寒食节虽然禁火，但最后一天傍晚，皇宫可以得到皇上特别恩典，挨门挨户传赐火烛，缭绕的轻烟，散入附近的豪门贵族之家。皇上宠幸的近臣（所谓“五侯”）一般都住在皇宫附近，他们自然最先沾沐皇恩。

　　“春城无处不飞花”写意

　　寒食是古时一个大节。从清明节前三天开始，全国禁烟火，吃冷食，故名寒食节。为什么要禁烟火呢？原来古代是靠钻木取火的，很不容易，因而用火后要留火种，就是把烧剩的木炭埋在草灰里，要用时再用纸媒点燃。这火种习惯上只保留一年，到寒食节，三天不用，让它熄灭。清明节再钻新火，大约取新生旺盛之意。全国上下，不论官民，在寒食节清明节里都放假，郊游，宴会，娱乐。直到唐宋都这样。

　　韩翃这诗看起来似乎简单平常，不太起眼，但却得到唐德宗的激赏，竟赐予要职，这是什么缘故呢？

　　当时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德宗即位亟盼改变这局面，恢复盛唐大一统的承平气象。韩翃这首《寒食》正是承平气象的诗意再现。作者写天下寒食，却着眼于皇宫气象，客观地描绘出两幅皇家引发的天下寒食图：白天春城的飞絮图、傍晚祥瑞的轻烟图。第一图象征皇恩浩荡，无处不在；第二图象征皇权的祥瑞与特权的荣耀，并暗示五侯家近水楼台，得沐皇恩最多。两幅图画巨细相容、虚实相生，共同构成雍容闲雅、富赡雄浑的气象和多层开放的诗意。

　　正像俞陛云所说:“二十八字中,想见五剧（皇城）春浓,八荒（天下）无事。宫廷之闲暇,贵族之沾恩，皆在诗境之内。以清丽之笔写出承平景象，宜其一时也。”（《诗境浅说》）

　　皇帝的制诰一般要求在温文雅正之中体现皇权的威严和皇恩的浩荡,《寒食》诗恰恰让德宗读出了这意韵。德宗可不是因为文学爱好一时喜欢上韩翃的，这是文学品位的选择，深思熟虑的政治决定。

　　韩翃因此诗取得大历十才子中最高的官位。

　　卢纶（约748-约798），河中蒲州（今山西永济）人。安史乱起，南下居鄱阳。大历初屡试不第，后经人引荐先后历阌乡尉、密县令、赵应令，贞元中为河中军判官，后官至户部郎中。

　　卢纶在军中十余年，因多军旅诗，其代表作为五绝《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其中二、三两首名闻天下：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两诗都写动态，有如剪辑的影视画面，把握住了内涵最丰富的场景与动作，用“没在石棱中”与“大雪满弓刀”两个镜头极好地表现非凡的勇力与不避风雪的坚毅。

　　《和张仆射塞下曲》 其二

　　卢纶在大历十才子中代表着另一种风格，稍具浑雄之气。

　　从上举几首诗可以看出，大历十才子的诗虽说不再像盛唐诗那样风骨端翔、真体内充，但却空灵淡远，追求韵味，发展了王孟诗派清新淡远的诗风，但总体看，大历十才子“苟悦权右，取媚薄俗”之风太盛，“气骨”难免“顿衰”。

　　三 江南地方官诗人（刘长卿、张继等）

　　“自中原乱，士人率渡江。”（《新唐书》） 再加上仕宦、贬谪等缘故，大历年间，一大批地方官诗人集聚于江东，形成另一个人数众多的诗人群体。中唐诗论家、诗僧皎然曾评论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

　　这些诗人的青少年生活是在开元、天宝的盛世度过的，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安史之乱后，他们从恶梦中醒来，却又陷落空虚的令人不能不忧伤的时代里，生活和心理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到大历年间，社会相对安定了，他们痛定思痛，暮然感到自己的无能和衰老，失去了盛唐士人昂扬的精神风貌，于是“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纵情山水，在玩赏山水中迷失人生。

　　他们的诗作尽管还残存盛唐余韵，不像人格卑猥的台阁十才子那样“苟悦权右，取媚薄俗”，但情绪低沉，虽有风味而气象衰飒，有情无性，追求浮华的诗歌风格，在艺术上过于雕琢，不免渐露中唐面目。因而皎然批评“诗道初丧，正在于此”。

　　比较起来，他们与大历十才子还有更大的不同：十才子诗作很少有反映个人生活以外的内容，而江南诗人对时代生活有一定的反映，战乱、民生疾苦是他们吟咏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刘长卿的《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用很简练浑括的笔墨，吟出安史乱后荒凉雕敝的景象：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楚国苍山古，幽川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此外，刘长卿还有《疲兵篇》、《送李中丞归襄州》等诗，或写久戍边塞不得归家的兵士，或写被罢归乡里的老将，具有浓重的时代投影和较丰富的现实内容。

　　不过，江南诗人写得最多的还是山水诗， 储仲君教授将刘长卿称为“秋风夕阳的诗人”，准确地把握住了以刘长卿为代表的这一诗群的精神风貌、诗歌特点。

　　提起刘长卿，先说他的一个风趣的故事。

　　一次诗人们在乌程（在今浙江省）开元寺聚会，出名的女诗人李季兰也来了。

　　李季兰是当时女冠的翘首，风姿俊美而带须眉英气，作诗、写字、弹琴都很出色，性格与生活相当开放，与当时一帮才子诗人、僧道隐士往来密切。她有情人，是有名的“茶仙”、“茶圣”陆羽（字鸿渐）。但她去访诗僧皎然，言行还是很大胆。皎然有诗记这件事：“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从中可以想象李季兰当时的情态。

　　刘长卿也与会来了。他和陆羽、皎然都是好朋友，当然与李季兰也很熟悉。李季兰知道他有小肠疝气病，就借用一句陶渊明的诗来打趣兼问候：“山气日夕佳？”（《饮酒》其五）——疝气这早晚可都好啊？（“疝”谐“山”。）刘才子可不简单，马上也用陶渊明的诗回了一句：“众鸟欣有託。”（《读山海经》）——那重鸟儿有所托，高兴着哩。（按，疝气病者肠子下垂，阴囊涨大沉重，常用布兜兜着。“众”谐“重”，“託”通“托”。）举座大笑称绝。

　　刘长卿字文房，世居宣城，生于洛阳。生卒年都不详，有说生于718年，有说生于726年；卒年大约在787-791间。可以肯定的是，他很长寿，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天宝年间连试不第，直到天宝末年才中了进士。之后，避乱江南，任长州尉、海盐令，未几受诬入狱，乾元元年（758）谪南巴（今广东电白附近）。以后他回到江东，历任殿中侍御史、淮南转运使判官，移鄂岳转运留后。不料他的上司索贿未得而反诬其贿。后因监察御史“秉公处理”，只贬为睦州司马。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载云：“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

　　他的诗歌活动主要在大历时期，应该看他是大历诗人。

　　为什么称他“秋风夕阳的诗人”呢？吟几首他的代表作就体味出来了：

　　寂寞江亭下，江枫秋气斑。世情何处澹，湘水向人闲。

　　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扁舟如落叶，此去未知还。

　　这是他第一次被贬，途中于江西余干写下的。江亭是该县东山岭羊角峰上的干越亭，时已季杪（miǎo梢），亭下江枫飘零，秋色斑斓，夕阳辉耀，关山重重。这么热烈、阔大的背景中，一只孤雁在江中太阳照不到的沙渚上低飞，尤显孤寂寒瑟。景象苍秀衰飒，作者更感身世凄凉，前途茫茫，于是说：“扁舟如落叶，此去未知还。”

　　刘长卿两次横遭贬谪，不平之气每于诗中可以见到。如“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登干越亭作》），“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江亭》）。他二次贬官后曾在常州义兴赋闲一段，下一名诗就作于此：

　　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

　　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古路行无客，寒山独见君。

　　野桥经雨断，涧水向田分。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

　　山村原本就荒凉，夕阳返照之时，更显孤寂；暴雨肆虐，落叶飘零。皇甫侍御相约来访，可是诗人看过好几次了，古路上都无行客。迟暮之时，在另一个方向，寒山之上，出现了皇甫的身影——野桥冲断了，涧水漫到田间，他是绕道来的吧，真叫人喜出望外！诗人不由得感动地长叹：“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

　　诗人虽遭二次贬谪，但此诗气调并不柔弱，含蓄蕴藉，不着痕迹，却深含感慨，洋溢热情。

　　上举两首刘诗，一诉身世凄凉，一抒同病友情，都没有直写，而是借景语发之。他爱写山水，曾说“风景随摇笔，山川入运筹”（《湖南使李留影辛大吏》），经常描绘的是那些衰飒、萧条的景物，用白描的手法，淡秀的笔触，点染出一幅幅清冷孤寂的图画，除上两诗外，他如“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敕恩重推使碟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游休禅师双峰寺》），“孤云飞不定，落叶去无踪”(《洞庭驿逢浙州使还》)；“众岭猿啸立，空江人语响”(《浮石濑》)等，诗人都让这些寒山落日、秋雨苍苔、孤云落叶、空林旧垒、孤雁哀猿，替他倾诉人生的凄楚、前途的暗淡，或者宣扬超尘绝俗、忘却世事的禅理等等。艰难时世的忧患意识融入个人不幸的身世感受里，复杂的生活感受融入优美而略带衰飒气氛的景物之中，形成一种苍秀清婉的风格，具有诗情画意，十分动人，但已带有衰世萧条凄凉的韵味。称他为“秋风夕阳的诗人”，原因大约即此。

　　他甚至把这类诗写得十分疏阔淡远，深刻的意旨蕴含在浅淡的话语之中，不尽的韵味留藏在清妙的意境之外，令人千古回味：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风雪夜归人”写意

　　这是一幅寒山夜宿图。全诗文字省净而意境幽远，弥漫着一层冷漠寂寥、衰飒萧瑟之气。

　　头两句，诗人用时空叠加的方式突出“远”与“贫”两个感受。后两句只说柴门犬吠，主人冒着风雪夜归了，没写半字感受。难道真没有感受？前面那么简单的景物，诗人都有“苍山远”、“白屋贫”的深刻感触，这深山“风雪夜归人”，不平常的景象，敏锐的诗人怎么会无所触动呢？

　　——他大约是要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的。

　　也许，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感到自己这一生就像诗中人，都在远游，所走之路就是这样的漫长坎坷，所遇环境就是这样的贫寒险恶；也许，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么个 “风雪夜归人”，经历着无数凄寒劳苦——诗题“主人”两字似多余，大约就是为了让读者产生这类联想，而不必去分辨“主人”还是“诗人”。

　　明唐汝询《唐诗解》评价此诗云：“此诗直赋实事，然令落魄者读之，真足凄绝千古。”

　　刘长卿以后又擢升为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所以有称其为“刘随州”的。不过他命运多舛，没多久就遇上叛乱，随州被攻陷，他只能弃城出逃了。此后任些闲职而终。

　　他还有个著名的称号，叫“五言长城”，虽是他自许的，却也合乎实际。你看前举诗都是五言绝、律，他留世诗五百多首，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五言诗；不但多，而且好，前人有评：“清词妙句，令人一唱三叹”（宋荦《漫堂说书》），“工于铸意，巧不伤雅，犹有前辈体段”（《唐诗别裁》）等等，比喻为攻不破的“长城”并无过分。

　　长卿诗以情韵胜，缺点是题材不够广阔，承袭较多，但他“能以苍秀接盛唐之绪，亦未免以新隽开中晚之风”（贺贻孙《诗筏》），“实溽暑中之一叶落也。”（《载酒园诗话又编》）

　　江南地方官诗人，还得说说另一位，此人诗不多，生平也不太详，但是他有一首诗却是绝唱，千百年来家喻户晓，蜚声海内外。他是张继（？——776），南阳（今属河南）人，大历年间任检校祠部员外郎为盐铁判官。其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羁思客愁，竟夕不寐，这是常见的主题，为什么独独此诗是绝唱？大约是因为那意境是由疏密错落的众多朦胧意象——“月”、“乌”、“霜”、“江枫”、“渔火”、“愁眠”形成，冷寂疏阔，特别感染人，而夜半的钟声又平添了一种弘远、一种肃穆、一种沉重。于是，客愁由凄苦而隽永，姑苏城外的寺桥山水也平添了千古风情，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寻愁者。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与《枫桥夜泊》都是很优秀的成熟之作，浓重的寂寞感，冷落的衰飒气象，带有大历诗特有的情思韵味。

　　四 方外诗人（皎然等）

　　唐至大历，君臣上下妄佛者日多。失去理想日益消沉的士人们也喜寄意释迦，栖身山林，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僧、道诗人群体，翻开大历诗人集，可以频频看到属于这一群体的诗人名字：皎然、灵一、灵澈、清江、太易、法照、护国、惟审等等。

　　他们不仅人多，而且与世人颇多来往。他们以诗会友，交往范围非常广泛，许多著名隐士如秦系、朱放、张志和、张潮、于鹄、陆羽、刘方平、章八元等人几乎可以算是这一群体的成员，江南地方官诗人与之关系也很密切，著名的似道似娼式的人物李季兰也与他们有来往，德宗时期的贞干之臣颜真卿，也是他们的朋友。除了日常交往之外，以皎然为中心的这个诗人群还举行大规模的诗会活动，这类活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778），颜真卿在皎然的家乡湖州担任刺史的时候，颜氏组织文士修订了《韵海镜源》一书，同时唱和联句，切磋诗艺。第二次是贞元五年（789）前后，皎然结束在外地的游历，回到湖州，自己组织唱和。这一群体——以皎然为首，在当时颇有影响，不容忽视。

　　皎然（720-844？），俗姓谢，字清昼，一说名昼，湖州（今浙江长兴）人，自称谢灵运十世孙。幼年出家，从灵隐寺戒坛守直律师受戒，于毗尼道，尤所留心。后又“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及中年，又专意于禅，“谒诸禅祖，了心地法门”。

　　他还好饮茶，悟得“三饮得道”。曾与另一名诗僧灵澈、茶圣陆羽同居吴兴杼山妙喜寺，为莫逆之交。

　　前文介绍过他与女冠李季兰的故事，那是年轻时的事。现在他更潜心佛典，此外，留意篇什，雅好吟咏，说是“万虑都尽，强留诗道，以乐情性”。赞宁《高僧传》称赞他“文章隽丽，当时号为释门伟器”。在古往今来的诗僧中，他诗名最高，其诗以山水、宗教为主要题材，多送别酬答之作，也写过一些描写边塞和恋情的诗，情调闲适，语言简淡，清淡自然，多写幽境。下一首比较出名：

　　移家虽带郭⑵，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天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⑶，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注：⑴陆鸿渐：即陆羽。曾授太子文学，不就，后隐居苕溪。有《茶经》传世。 ⑵带：近。郭：泛指城墙。 ⑶扣门：叩门。

　　《寻陆鸿渐不遇》写意

　　陆羽的新家，虽说是靠近外城郭，但通向他家的野径已经进入桑麻地了；篱边虽然种了许多菊花，但秋天了，还未开花。扣了老半天的门，连犬吠都没有。探问西家怎么回事，回答说，进山去了，每天都要到太阳西斜才归来哩。陆家环境与行踪，显现出主人翁的生性疏放不俗。全诗四十字，清空如话，别有隽味。高人逸士的襟怀和风度，正是莫逆的缘由。

　　前半写陆羽隐居之地的景，后半写不遇的情况，似都不在陆羽身上着笔，而最终还是为了咏人。这也正符合禅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旨。

　　皎然出名的诗不多，仅上举一首入《唐诗三百首》。他主要价值在他的《诗式》诗论上。

　　《诗式》共5卷，最初可能只是一些评论古今诗歌与讨论作诗体式的札记，贞元五年（789年），经前御史中丞、湖州刺史（或云湖州长史）李洪提议整理而成完整论籍。既是皎然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的结论，也是皎然以其美学观点，对“两汉以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的诗歌创作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它是一部我国较早出现而又较为完备的一部探讨诗歌艺术的专著。

　　贯穿全书的美学理想就是自然，主张诗作要“语与兴驱，势逐情起”，自然抒发自己的感情，反对刻意于形式，为文而造情。

　　《诗式》还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诗歌的审美特质。认为诗的旨味“可以意冥，难以言状”，所以读者赏诗，也应该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但见性情，不睹文字”。

　　由于皎然的《诗式》对于诗歌创作和品评的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所以深得后人的好评。如元辛文房的《皎然上人传》就说皎然的《诗式》、《试评》“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唐才子传》卷四）。明人胡震亨在对比诸种诗话以后也说“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

　　五 自成一体韦应物

　　“实溽暑中之一叶落也”，这句话用来形容韦应物（约737-792？）也很恰当。韦应物原也是盛唐“溽暑”中人，安史乱后其变化巨大，只看两首诗就可知道这“一叶落”前后情况：

　　第一首，《逢杨开府》，是韦应物中年时回忆年轻时的作为：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韦应物十五岁就一表人才，以门荫入宫为三卫郎，服事唐明皇。此诗说自己当时倚仗皇帝的恩私，像个无赖子弟，在里巷中横行不法，家里窝藏的都是些亡命之徒。早晨就捧着赌具和人家赌博，夜里还去和东邻的姑娘偷情。司隶校尉就是看见了，也不敢逮捕，因为我天天在皇帝的白玉阶前站班。骊山上的风雪之夜，侍卫皇帝在长杨宫打猎的时候，我是一个字都不识，只会饮酒放浪的青年。顽钝而痴呆，什么也不懂得的。

　　这样一个无赖、顽痴，以后却变成另一种人了。我们吟他二十多年后的一首诗：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

　　直方难为进，守此微贱班。开卷不及顾，沉埋案牍间。

　　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

　　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与还。

　　这是大历十二年（777）他四十岁任京兆府功曹摄高陵宰时，写赠朋友三原县尉卢某的，发牢骚说，为人耿直方正就难上进，只能守着这低贱的官班了。连读书都没有时间，整天沉埋在案牍之中。兵祸不断，徭役赋税丝毫不见减轻，去催逼吧，辖下的灾民实在可怜；宽减吧，我们自身就要招致祸患。所以我是日夜想着退隐而去……

　　苦恼与矛盾的诉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心忧民瘼，身勤吏职的有良心的官吏形象。中年以后，韦应物有不少诗句都表达体恤百姓之情，如“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昔日的轻狂少年转变成一个忧国忧民的循吏了。

　　怎么变的呢？原来安史乱起，他流落四处，避难三年，肃宗乾元元年（758）回长安，有感于身世之巨变，下定决心，入太学求学，四年折节读书，修身养性，痛改前非。代宗广德元年（764）进入仕途，从初仕到归休，一直都在重复着仕——隐的循环。而每一次循环又都回归佛寺。看下面的图示，破折号前列出他各阶段所任的官职，破折号后是各阶段隐退闲居之地：

　　玄宗侍卫——武功宝意寺

　　洛阳丞——同德精舍

　　河南府兵曹参军——同德寺

　　京兆府功曹、高陵宰、鄠县令、栎阳令——善福精舍

　　尚书省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永定寺

　　显然，读书与佛教是他转变的最大缘由。

　　他“历官一十三政，三领大藩 ”（《韦应物墓志》），往往宽征减税，简政养民；殚精竭虑，悉心治理，多有政绩。他为官清廉，任滁州刺史与苏州刺史离职时，两袖清风，竟都凑不足返京路费。

　　不仅转变成循吏，还变成超俗的居士，中唐李肇称：“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

　　在唐代，他还被看为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