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think 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或“智慧库”。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成立于1927年。作为美国著名的综合性政策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致力于对经济、外交事务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场相对中立，旨在充当学术界与公众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众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观点。该学会主要得到美国东部财团的支持，洛克菲勒财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许多重要成员系民主党人。学会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

成立于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东部财团控制。协会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务为宣传美国的外交政策，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力，并主办《外交事务》杂志，乔治·科南的“遏制理论”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其现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成立于1910年，以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并致力于推动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宗旨，是美国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技术力量。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中国研究由其总裁杰西卡·马修斯亲自领军。

成立于1981年，致力于研究债务及发展、全球化、国际金融及宏观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美国经济政策。2006年4月11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联合出版《中国：决算表》一书，讨论中国崛起和美国对策。

成立于1973年，是一个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团，是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机构。其理念包括主张小政府，限制政府开支和规模；捍卫个人自由；捍卫传统价值；强调美国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实力。其主要活动包括：每年公布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出版各类研究报告；发表成员的每周评论；筹办青年领袖计划。

成立于1943年，是美国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曾与布鲁金斯学会并称为美国华盛顿的“两大思想库”，有“保守的布鲁金斯”之称。该所主要得到摩根财团等东部财团的支持，与共和党渊源较深，共和党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后，许多重要官员纷纷加入该所，故舆论界又称它为共和党的“流亡政府”、“影子内阁”。近年来，有向中间摆动的趋势，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强。该所的高级研究员纽特·金里奇曾任美国众议院主席，在1999年还当选《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成立于1977年，其理念深植于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废止最低工资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等。其成员多为学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教育型的智库，研究领域覆盖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尤其以历史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为重点。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国在世界的角色、美国和世界面临的长远挑战等。威尔逊中心没有直接影响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议程和目标，主要以广播节目、公开会议、出版物、电子服务等形式影响社会公众。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成立于1919年，素以研究共产主义和反苏反共著称，有“右翼思潮的智库”之称。该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围绕着“战争、革命与和平”3个主题。其经费大部分由保守团体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宝洁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学的资助占总预算的15%。

成立于1989年，是与美国国会和政府联系紧密的自由派智库，专注于区域安全、跨国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并以浓重的军事背景为其鲜明特征。自1995年以来，史汀生中心加强了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海问题的研究。

成立于1962年，主要从事包括评估美国的政策风险，分析欧盟、东盟等地区性事务，研究国际安全与稳定以及建立国家长期战略等研究活动，是美国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素有“强硬路线者之家”和“冷战思想库”之称。定期出版物有《华盛顿季刊》、《华盛顿文集》和《重要问题丛刊》。

智库是由专家学者和知识人员组成的研究咨询机构,它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智库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的作用日益明显,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智库整体竞争力日益增强。美国众多一流智库中对国内公共政策制定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它不仅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之一,还是当前世界影响力排名第一的智库。学会有着一系列的研究中心,涉及社会、经济、外交、全球问题等多个方面,它们都有一个宗旨就是推动美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政府决策提供帮助,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学术界研究布鲁金斯学会的理论框架大部分是基于精英论和多元论,对本文研究布鲁金斯学会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在分析了布鲁金斯学会发展历史后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政策过程,对它参与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各个阶段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系统分析。在基于政策过程理论前提下文中第四部分对学会的影响力进行了评估,从媒体曝光次数、举行研讨会次数和观点被国会引用的次数三 

二轨外交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推手之一。参与中美二轨外交的行为体很多,其中智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因此,本文将研究主题确定为智库主导下的中美二轨外交,并着重讨论美国智库参与这一外交形式的历程、形式和影响。通过对相关资料梳理、总结,我们发现,美国智库参与中美二轨外交的形式包括双边和多边对话、双边和多边会议、代表团访问、学术交流以及访问学者项目等；这种外交形式为中美之间的敏感、复杂问题的讨论和交流以及两国关系的顺畅发展提供了平台,有助于参与人员建立个人关系网,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本文还以被《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评为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探讨了该机构参与中美二轨外交的方式、途径和影响,以使相关研究更加具体和深入。我们发现,布鲁金斯学会通过举办研讨会、邀请中国学者到学会做演讲以及设立访问学者项目等方式,积极地介入中美二轨外交；其开展的相关活动具有层次高、领域广、密度大等特点,实际效果也非常显著... 

Research,简称MPR)是一家综合智库,主要是为公共政策的新挑战和信息需求提供服务。MPR将研究、分析所得到的信息广泛用于指导政策领域的决策,关注的范围从健康、教育、幼儿教育和家庭支持到营养、就业、残障和国际发展。MPR提供的服务包括:信息收集和推广、数据质量认证、设计和实施评估、绩效管理、政策研究、快速循环评估、调查设计和数据分析、系统研究述评、为评估与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援助。MPR的业务遍布美国和世界各地,为联邦机构、州和地方政府、基金会、大学、专业协会和企业服务。MPR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他们都是资深专家,在深入创新项目评估、客观政策研究与解释、复杂调查设计与数据收集、综合性能测试与数据管理领域起引领作用。MPR的国家级专家所具备特点是:(一)客观其标准以证据为基础。在过去的四十年里,MPR赢得了严谨、卓越和客观的良好声誉。MPR获得这样的名誉是因... 

tank)又称“思想库”,主要指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和改进政策制定为目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智库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独立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外脑”,广泛地参与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战略竞争的重大公共政策研究和咨询服务,在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智库发展起步较晚,但最近几年,随着我国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提速,我国的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库”作用写进了党代会的报告,“智库”一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报刊媒体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智库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对智库问题的讨论,本文拟通过对美国智库的分析来描述我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并针对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关解决办法和措施等这几部分来对该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本文共分四个部... 

公共政策是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旨在选择实现一定目标所需要的最合适的措施和手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凸显、利益诉求多元、民众权益意识觉醒、信息化加速融合,这些都对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利益主体以及智库机构在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对于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工作的基本程序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我国政策制定大致包括以下程序:一是提出政策问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需要出台或修订的政策内容,一般来说,提出政策问题的主体为各级党委政府及所属职能部门。二是确定政策目标。一般通过党政机关及职能部门深入调查研究等方式了解掌握相关情况,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可行的政策... 

近年来，各种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兴起，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由于在不同领域内拥有专业性优势，“智库”在社会舆论场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在此情境下，一个新课题也随之产生: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如何与“智库”进行合作，并借由这种合作，拓展报道的深度和广度，在引领社会舆论中拥有更多“话语权”。自2010年开始，带着上述思考，浙江日报经济新闻部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亦名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初步进行了合作探索，并取得一些进展。从一次偶然报道到常态化合作机制与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合作，始于一次偶然的报道。2009年12月底，刚成立一年多的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在北京举行“浙江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研讨沙龙”，并邀请笔者参加。接到邀请后，笔者立即意识到这一“务虚”沙龙的新闻价值。一则，当时的浙江正在谋划“十二五”规划，急需厘清“十二五”期间浙江的发展重点;二则，一个更现实直接的背景是，与东部沿海其他发达省市... 

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社会迈入了全面转型阶段。此外伴随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普通民众的权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社会也逐渐形成;因此,社会环境的改变和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就要求公共政策必须要能够反映民众需求。同时,由于政府的决策管理系统在公共管理环境的日渐复杂下难以发挥其作用。因此,要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综合化、专业化、战略化以及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水平,就需要全面借用社会中的不同学者、专家以及咨询机构等外部智力。作为政府重要外部智力的智库组织,其主要目标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改进政策的制定以及影响政府的决策。现阶段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智库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进一步研究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非常有必要,分析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寻求促进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以利于全面发挥智库的积极作用,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本文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理论基础、研究...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9月政策简报刊登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杰弗里·巴德的文章称，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与中国密切接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础。如今，这一做法受到一些美国政策批评人士的攻击，他们寻求让两国“脱钩”（disengagement）。但主张中美“脱钩”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错误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9月政策简报截图

曾出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亚洲政策首席顾问的杰弗里·巴德认为，“脱钩”是从根本上放弃了大范围的互动与接触，改变的将是中美关系的长期基础。而美国国内并未就做出这种改变的成本和收益、风险和机遇进行过严肃的公共讨论。

作者指出，美国人需要明白，如果我们沿着与中国脱钩的路，朝着无节制竞争的方向走下去，我们不会看到冷战时期的局面再现，那时，美国率领一众决定加入我们的西方和民主国家孤立苏联。

巴德说，面对中国的崛起，很多国家希望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和我们一样，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经济上与中国深度纠缠。就算是那些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的国家，也不会拿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来冒险，亦不会加入一个重筑“竹幕”的任性举动。如果我们非要这么做，我们只能靠一己之力。

美国人应该想想，如果全球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脱钩，然后相互隔绝，最终变得互有敌意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脱钩的终点是敌意。如果我们试图对中国游客和学生、贸易和投资关上大门，我们会催生一代更敌视美国的中国人，一代更倾向采取对抗性做法的中国领导层。我们的竞争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将比美国公司更有优势；我们影响中国行为的能力——不管是在防扩散、反恐、网络行为和网络安全、在第三国的援助和投资标准等领域，还是在解决影响国际社会安全的国家间冲突和国内冲突时——都会遭到削弱，因为中国顾及美国意见的意愿将会减弱。

为什么在华盛顿支持脱钩的意见看起来已然占据上风呢？部分原因是许多在中美关系中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置身华盛顿决策之外，他们迄今认为，他们可以护住自身“一亩三分地”，而无需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大多数公司领导层仍然认为他们需要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但基本上都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仅在特朗普关税行动直接影响其企业利益的时候，才出来发声。高校领导层希望中国学生源源不断，既因为其承诺保持开放和高品质，也因为他们乐见中国学生带来的收入以及在中国发展的伙伴关系。他们会抵制政府对其决策制定的“入侵”，但跟商界一样，他们也不愿意冒头参与一场与中国有关的讨论。各州州长在招揽中国投资时百般热情，但各州在国会的议员却在指责北京。

当执意走上与中国脱钩之路时，华盛顿政策制定圈是否维护了上述这些重要选民的利益？这些选民是否有理由认为：不主动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依然能有效保护对其而言至关重要的特定利益？

对于这两个问题，答案无疑都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