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的不是一辈子。吉10天早产几个月能活这句话是俄国作家是谁写的。

列夫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主要内容_百度知道
列夫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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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虎文化、虎画、虎画美学研究者。
《什么是艺术》(托尔斯泰) 何永祥--译 美学上所有的“美”的定义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认为“美”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是绝对“完善”的表现之一,而绝对“完善”是指观念、精神、意志、上帝。第二种认为“美”是我们得到的某种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快乐。接受第一种定义的有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和研究哲理的法国人库赞、如夫拉、拉维松等人,第二流的美学哲学家这里就不提了。现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也都赞同这种客观而神秘的“美”的定义。这种理解很流行,特别是在老一辈人中间。第二种对“美”的理解认为“美”是我们得到的某种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快乐,这种理解主要流行于英国美学家中间,但也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半人所接受,主要是比较年轻的人。由此可见,“美”的定义只有两种(此外不可能有别的结论),一种是客观的、神秘的,它把“美”的概念同最高的完善,即同上帝融合为一,这是一种幻想的定义,没有任何根据。另一种定义则相反,它是简单明了的、主观的,认为凡是讨人喜欢的东西都是“美”,我不给“喜欢”一词添加“没有目的、没有利益”等字样,因为“喜欢”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不计较利益。
一方面,“美”被理解为某种神秘的、很崇高的,可惜并不明确的东西,因而它包含着哲学、宗教和生活本身。例如谢林和黑格尔的定义就是这样,他们的德国继承者和法国继承者的定义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应当承认,按照康德和他的继承者们的定义,“美”只不过是我们得到的一种特殊的、无私的快感。这样“美”的概念虽然好像很清楚??可惜也不准确,因为它扩展到另一方面去了,即把由于饮食和接触柔软皮肤所得到的快感也包括在内,例如瞿渥和克拉利克等人就持这种看法。
的确,如果追溯一下“美”的学说在美学中的发展,那就可以看出,起初,即从美学初创时起,形而上学的“美”的定义占有优势。可是年代越近,那种实验性的、在最近几年来带有生理学性质的定义就越加明显,于是甚至出现了像维隆和塞利那种企图完全避开“美”的概念的美学家。但这种美学家成就很少,大多数民众和大多数艺术家与学者,仍坚持大多数美学著作对“美”所下的那种定义,即,或把“美”看成一种神秘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或把“美”看成一种特殊的快乐。
那末,在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个时代里,被人们用来给艺术下定义而顽强坚持的那种“美”的概念,实质上究竟是什么呢。
从主观方面来说,我们把使我们得到快乐的东西称为“美”。从客观方面来说,我们把外界存在的某种绝对完善的东西称为“美”。但是我们之所以认识外界存在的绝对完善的东西,并且认为它们完善,只是因为我们从这些绝对完善的东西的显现中得到某种快乐,所以,客观定义只不过是主观定义的另一种表示而已。实际上,这两种对“美”的理解都可归结为我们所获得的某种快乐。换言之,凡是能使我们喜欢而又不引起我们欲望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它美。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科学自然不会满足于根据“美”来给艺术下定义,即根据使人喜欢的东西下定义,而应探求一个普遍的、适用于一切艺术作品的定义,以便根据这样的定义来确定各种事物是否属于艺术范围。但是读者在我前面援引的美学理论的摘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定义是没有的。如果他能费心读读这些美学文集原著,那末,这就更加清楚了。想为绝对的“美”下定义的一切尝试,认为“美”是对自然的模仿,是适宜,是各部分的协调,是对称,是多样化中的统一等等……所得到的不外乎是以下两种结果,或者是什么定义也没有下,或者所下的定义只不过是指某种艺术作品的某些特点,而远远包括不了被所有的人当作艺术看待的一切东西。
“美”的客观的定义是没有的,现存的种种定义,无论是形而上学的定义或是实验的定义,都可以归结为主观的定义,而且,说起来也真奇怪,都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观点,凡是表现“美”的,就是艺术,凡是使人喜欢而不引起欲望的,就是“美”。许多美学家觉得这样的定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也是不稳固的。为了给这个定义寻找根据,他们问自己,一件东西何以会讨人喜欢,于是他们把“美”的问题转变为趣味问题,赫奇逊、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读者从美学史中或者从经验中可以看出,一切想为趣味下定义的企图都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而且我们找不到理由,也不可能找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件东西这个人喜欢而另一个人却不喜欢,反之亦然。因此,整个现存的美学并不在于可以向这种自命为“科学”的智力活动期待什么,即不是要确定艺术或“美”。假定“美”是艺术的内容、性质和法则,或者确定趣味,假定趣味能解决艺术问题和艺术的价值问题的性质,然后根据这些法则而把与之相符的作品称为艺术,把与之不相符的作品摈弃不理,而是要——承认某一类作品是好的,因为它们使我们感到惬意,——制定出一套艺术理论,把某一圈子里的人所喜欢的一切作品容纳进去。有这样一个艺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所喜欢的那些作品,菲狄阿斯、索福克利斯、荷马、提香、拉斐尔、巴赫、贝多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被承认是艺术,美学的见解也应当概括所有这些作品。在美学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的见解,这些见解并不是以我们衡量某一事物的好坏的某些法则为根据,而是以这一事物是否符合于我们所制定的艺术规范为根据。最近我读过福格尔特的一部很不错的著作。在讨论艺术作品的道德要求时,作者直率地提出,对艺术提出道德要求是不对的,为证明他的观点,他举例说,如果我们容许这种要求,那末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尔》就不符合优秀作品的定义。但是这两部作品既然都列入艺术的典范,那末,上述的要求就不对了。因此,必须为艺术找出一个也能适用于上述两部作品的定义。福格尔特把“重要”Bedeutungsvolles??的要求当作艺术的基础,用以代替道德的要求。
现有的一切美学体系都是根据这一意义组成的。人们并不给真正的艺术下定义,然后再看一部作品是否符合于这个定义,以确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人们只是把由于某种原因而为某一特定圈子里的人所喜欢的一系列作品认为是艺术,并想出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这些作品的艺术的定义。不久以前我在一部很好的著作——谟特的《十九世纪艺术史》中见到了一个关于这种方法的极好的例证。在讲到已被看作艺术典范的“拉斐尔前派”、“颓废派”和“象征派”时,作者不但不批判这种倾向,却反而竭力放宽自己的尺度,来容纳“拉斐尔前派”、“颓废派”和“象征派”。在他看来,这些派别是反对自然主义的极端性的合理反应。艺术中无论发生怎样的神志错乱,只要这种神志错乱一旦被我们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所接受,??就立刻会有人编出一套理论来,为这种神志错乱加以辩解,并使它合法化,仿佛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里,那过后就被遗忘、并未留下丝毫痕迹的虚伪、丑恶和荒谬的艺术都能被某些特殊圈子里的人们所接受和赞许似的。至于艺术的荒谬和丑恶可以到达什么程度——特别是当这种艺术被认为毫无缺点的时候,例如在现在,只要看看现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有些什么艺术活动就行了。
因此,美学中所阐述的、模糊地为一般人所信奉的那种以“美”为依据的艺术理论,只不过是把我们——某个圈子里的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喜欢的东西认为是好的罢了。
要为人类的某种活动下定义,就必须了解这一活动的意义和作用。要了解人类某种活动的意义和作用,首先就须根据这一活动的产生原因及其后果来考察活动本身,而不能单单根据它所给我们的快乐。
如果我们认为某一活动的目的只在于给我们快乐,因而只根据这种快乐来为这项活动下定义,那末,这样的定义显然是不正确的。给艺术下定义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正如那样认为食物的目的和用途是给人快乐的人们不可能认识饮食的真正意义一样,那些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享受的人们也不可能认识艺术的意义和用途,因为他们把享受的这一不正确的、特殊的目的加诸于艺术活动,其实艺术活动的意义是在它和其它生活现象的关系上。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吃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时,他们才会明白,饮食的意义在于滋养身体。就艺术来说也是这样。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艺术的目的是“美”,即享受时,他们才会懂得艺术的意义。把“美”或者说从艺术得来的某种快乐,看作艺术的目的,这不但无助于我们判定艺术是什么,反而把问题引入一个和艺术截然不同的领域——即引入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生理学的、甚至历史学的探讨。为什么某些人喜欢这一作品,而不喜欢那一作品,为什么另一些人喜欢那一作品等等,因而使得给艺术下定义成为不可能。正像讨论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吃梨而另一个人喜欢吃肉决无助于判定营养的本质是什么一样。讨论艺术中的趣味问题,关于艺术的讨论不知不觉地归结到趣味问题上,不但无助于我们弄清楚被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这一人类的特殊活动究竟是什么,反而会使我们根本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艺术使得千百万人为它付出劳动、牺牲生命,甚至丧失道德,艺术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现有的各种美学理论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艺术的目的是“美”,而“美”是通过我们从它身上得到的快乐而被认识的,艺术享受是一桩好的、重要的事。换言之,享受之所以好,就因为它是享受。因此,被认为是艺术的定义,其实并不是艺术的定义,只不过是用来替人们为这想象中的艺术所遭受的牺牲作辩解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替现存艺术中那种自私的享受和不道德的行为作辩解的一种手段。所以,说起来也真奇怪,虽然论述艺术的书堆积如山,但艺术的正确定义迄今仍未决定下来。原因就在于艺术的概念是以“美”的概念作为基础的。
如果把那影响整个问题的“美”的概念撇开不管,那末艺术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是最近的几种最易理解的、不以“美”的概念为根据的艺术定义,艺术是一种在动物界就有的活动,它是从性欲和对游戏的嗜好产生的(席勒、达尔文、斯宾塞);这种活动伴有神经系统的愉快的刺激(格朗特,阿伦),这是一种生理的、进化的定义。还有一种定义是,艺术是通过人类能感受的线条、色彩、姿势、声音、话语、情绪而作的外部的表现(维隆)。这是实验的定义。塞利的最新定义认为,艺术是“某种永恒存在的物象或一时发生的动作所产生的结果,这一物象或动作不但给产生者以兴奋的快乐,而且还能给一定数量的观众以愉快的感觉,而与当时所得的个人利益完全无关。”
虽然这些定义与那些以“美”的概念为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定义相比有其优越处,但它们仍然很不精确。第一种定义——生理的、进化的定义之所以不精确,是因为它所谈的并不是构成艺术本质的活动本身,而是艺术的起源。那种根据对人的身体产生生理影响而下的定义之所以也不精确,是因为在这个定义里可以包括人类的许多其它活动,情况同新美学理论中碰到的一样,它们主张缝制美丽的衣服,制造芬芳扑鼻的香水,甚至烹调都算作艺术。实验的定义认为艺术就是情绪的表达,这种看法之所以不精确,是因为一个人可以靠线条、色彩、声音、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他的这种表达可能并不对其他人起什么作用,这时候这种表达就不是艺术。
第三种定义,塞利所提出的,之所以也不精确,是因为“给产生者以快乐,并给观众或听众以愉快感觉,但无利可图的那些物象所产生的结果”,也可以包括表演戏法、体操以及其它不能算作艺术的活动;反之,许多可以使人感到不快的物象,例如诗中所描写的或舞台上所表演的阴沉和残酷的场面,却无疑是艺术。
所有这些定义之所以都不精确,是因为它们也都像形而上学的定义一样,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从艺术得来的快乐,而不是艺术在个人和人类生活中的效用。
要想精确地给艺术下个定义,首先就不要再把艺术看作享受的工具,而把它看作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如果这样看待艺术,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艺术是人们相互交际的手段之一。每一部艺术作品都能使接受的人和曾经或正在创造艺术的人之间发生某种联系。而且也使接受者和所有那些与他同时在接受、在他以前接受过或在他以后将要接受同一艺术印象的人们之间发生某种联系。
语言传达人们的思想和经验,是使人们结为一体的手段,艺术的作用也正是这样。不过艺术的这种交际手段和语言有所不同,语言被人们用来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艺术被人们用来传达自己的感情。
艺术活动所赖以进行的基础是,一个人用听觉或视觉接受他人表达感情时,能够体验到那感情表达者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笑了,听到这笑声的另一个人也高兴起来;一个人哭了,听到这哭声的人也难过起来;一个人生气了,另一个见他生气,自己也激动起来。一个人用自己的动作、话音来表达蓬勃的朝气、果敢的精神,或相反地,用动作和话音来表达忧伤或平静的心情,这种心情就传达给别人。一个人受苦,当他用呻吟或痉挛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时这种痛苦就传达给别人。一个人表达出自己对某些事物、某些人或某些现象的喜爱、崇拜、恐怖和尊敬时,其它人受到感染,也会对该事物、该人或该现象感到喜爱、崇拜、恐怖或尊敬。
艺术活动就是建立在人们能够受别人感性的感染这一基础之上的。
如果一个人在体验某种感情时直接用自己的神态或发出的声音感染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在自己想打哈欠时引得别人也打哈欠,在自己不禁为某一事情而笑或哭时引得别人也笑起来或哭起来,或是在自己受苦时使别人也感到痛苦,这还不能算是艺术。
艺术开始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个遇见狼而受到惊吓的男孩把遇狼经过叙述出来,以便在别人身上引起他所体验过的那种感情,于是他描写自己的经过,他在遇狼之前的情况、所处的环境、森林、他的轻松愉快的心情,然后描写狼的形象、狼的动作、他与狼之间的距离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男孩子叙述时重新体验到他所体验过的感情,并以此感染了听众,使听众也体验到男孩所体验过的一切——这就是艺术。如果男孩子从未看见过狼,但时常怕狼,他想在别人心里引起他的那种恐惧感,于是捏造出他遇到了狼,而且讲述得那样生动,以致在听众心里也引起了男孩想象中遇狼时所体验的那种感情,那末,这也是艺术。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或想象中体验到受苦的可怕或享乐的甘美,他把这些感情在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表现出来,使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那末,这也是艺术。如果一个人体验到或者想象出愉快、欢乐、忧郁、失望、爽朗、灰心等感情,以及这种种感情的相互转换,他用声音把这些感情表现出来,使听众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象他一样体验到这些感情,那末,这同样是艺术。
各种各样的感情——非常强烈的或非常微弱的,很有意义的或者微不足道的、非常坏的或者非常好的,只要他们感染读者、观众、听众,就都是艺术的对象。戏剧中所表达的奋不顾身、以及顺从于命运或上帝等等感情,或者小说中所描写的情人的狂喜的感情,或者图画中所描绘的淫荡的感情,或者音乐中以庄严的进行曲所表达的爽朗的感情,或者舞蹈所引起的愉快的感情,或者可笑的逸事所引起的幽默的感情,或者描写晚景的风景画或催眠曲所传达的宁静的感情——这一切都是艺术。
只要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能感染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
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而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能被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
艺术并不像形而上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某种神秘的观念、美或上帝的表现,并不像生理美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人们藉以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并不是情绪通过外在标志的表达,并不是惬意事物所产生的结果,最重要的——并不是享乐,而是生活中以及个人和全人类向幸福迈进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际的手段,它用同样的感情把人们结成一体。
由于人能理解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因此任何人都能够知道全人类在思想领域内为他所做的一切,能够在现在借着理解别人思想的能力而参与别人的活动,而且能够借着这种能力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和自己心里产生的思想传达给同辈和后辈;同样,由于人能通过艺术而为别人的感情所感染,因此他就能够体会到人类在他以前在感情的领域内所体验过的一切,能够体会同辈正在体验的感情和几千年前别人所体验过的感情,并能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如果人们并不能理解前人心里有过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切思想,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那末人们就好似禽兽或卡斯贝霍塞了①。
如果人们没有另一种能力——受艺术感染的能力、那末他们大概还会更加野蛮、而主要是,还会更加散漫,更加充满敌意。
因此,艺术活动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像语言活动一样重要,一样普遍。
语言不仅通过布道、演讲和书籍来影响我们,而且还通过我们用以互相传达思想和经验的一切语言来影响我们;艺术也是一样,广义的艺术渗透了我们的整个生活,而我们只把这一艺术的某些表现称为艺术——狭义的艺术。
我们习惯于把“艺术”一词只理解为我们在剧院里、音乐会上和展览会上所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以及建筑、雕塑、诗歌、小说……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在生活中用以进行交际的那种艺术的很小一部分。人类的整个生活充满了各种各种的艺术作品——从摇篮曲、笑话、怪相、住宅装饰、服装和器皿直到教堂的礼拜、凯旋的行列。所有这些都是艺术活动。因此我们所谓的狭义的艺术,并不是指人类传达感情的整个活动,而只是指由于某种缘故而被我们从这整个活动中分离出来并赋予特殊意义的那一部分。
人们向来都特别注意可以表达出从人们的宗教意识所流露的感情的那一部分活动,并把整个艺术的这一小部分活动称为真正的艺术。
古代的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就是这样认识艺术的。希伯来的先知和古代的基督教徒也是这样认识艺术的,回教徒在过去和现在也都是这样理解艺术的,现在的宗教人士也是这样理解艺术的。
人类的几位导师,如柏拉图,在他所著的《理想国》里、最初的一些基督教徒、严正的回教徒,以及佛教徒等,往往还否认任何艺术。
现代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只要能给人以快乐,就是好艺术,而以相反观点来认识艺术的人,在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艺术和语言不同,语言可以不听,而艺术却能使人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其危险性是非常之大。如把一切艺术都取消,人类所受的损失也远比容许任何一种艺术存在要小。
这些否定一切艺术的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否定了一种不可否定的东西——必不可少的交际手段之一,人类没有它就不能生活。然而我们欧洲这个文明社会、这个圈子和这个时代的人们容许一切艺术,只要它们为美服务,换言之,只要它们给人们以快乐就行。他们这样做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前,人们担心艺术作品中偶然会有一些使人腐化的东西,就索性禁止一切作品。可是现在人们只因为怕失去艺术给予人们的某种快乐,就袒护一切艺术。我认为后一种错误比前一种错误严重得多,危险也大得多。
①卡斯贝霍塞即“纽纶堡的弃儿”??是1828 年5 月23 日在纽伦堡市场上被人发现的,看起来好像有十六岁光景。他很少讲话,几乎连平常的事物都全然不知。后来他告诉人们,他是被幽禁在地下室里长大的,只有一个人去看他,但他看到这个人的次数也不多。——译自谟德的英译本注。列夫托尔斯泰一般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世袭伯爵,曾参加克里米亚战争。返回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庄后致力于农民教育。1862年结婚后,创作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1879年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后信奉和平主义,主张以勿抗恶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革。并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使家庭关系恶化,死于出奔途中。其作品多达45卷。名著还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戏剧《黑暗的势力》(1886)和若干短篇小说和评论
。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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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AS COMMUNICATION OF FEELINGLEO N .TOLSTOY艺术作为感情的传达
托尔斯泰《什么是艺术》 何永祥--译
美学上所有的“美”的定义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基本观点,第一种认为“美”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是绝对“完善”的表现之一,而绝对“完善”是指观念、精神、意志、上帝。第二种认为“美”是我们得到的某种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快乐。接受第一种定义的有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和研究哲理的法国人库赞、如夫拉、拉维松等人,第二流的美学哲学家这里就不提了。现代大部分有教养的人也都赞同这种客观而神秘的“美”的定义。这种理解很流行,特别是在老一辈人中间。第二种对“美”的理解认为“美”是我们得到的某种不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快乐,这种理解主要流行于英国美学家中间,但也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半人所接受,主要是比较年轻的人。由此可见,“美”的定义只有两种(此外不可能有别的结论),一种是客观的、神秘的,它把“美”的概念同最高的完善,即同上帝融合为一,这是一种幻想的定义,没有任何根据。另一种定义则相反,它是简单明了的、主观的,认为凡是讨人喜欢的东西都是“美”,我不给“喜欢”一词添加“没有目的、没有利益”等字样,因为“喜欢”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不计较利益。
一方面,“美”被理解为某种神秘的、很崇高的,可惜并不明确的东西,因而它包含着哲学、宗教和生活本身。例如谢林和黑格尔的定义就是这样,他们的德国继承者和法国继承者的定义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应当承认,按照康德和他的继承者们的定义,“美”只不过是我们得到的一种特殊的、无私的快感。这样“美”的概念虽然好像很清楚??可惜也不准确,因为它扩展到另一方面去了,即把由于饮食和接触柔软皮肤所得到的快感也包括在内,例如瞿渥和克拉利克等人就持这种看法。
的确,如果追溯一下“美”的学说在美学中的发展,那就可以看出,起初,即从美学初创时起,形而上学的“美”的定义占有优势。可是年代越近,那种实验性的、在最近几年来带有生理学性质的定义就越加明显,于是甚至出现了像维隆和塞利那种企图完全避开“美”的概念的美学家。但这种美学家成就很少,大多数民众和大多数艺术家与学者,仍坚持大多数美学著作对“美”所下的那种定义,即,或把“美”看成一种神秘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或把“美”看成一种特殊的快乐。
那末,在我们这个社会和我们这个时代里,被人们用来给艺术下定义而顽强坚持的那种“美”的概念,实质上究竟是什么呢。
从主观方面来说,我们把使我们得到快乐的东西称为“美”。从客观方面来说,我们把外界存在的某种绝对完善的东西称为“美”。但是我们之所以认识外界存在的绝对完善的东西,并且认为它们完善,只是因为我们从这些绝对完善的东西的显现中得到某种快乐,所以,客观定义只不过是主观定义的另一种表示而已。实际上,这两种对“美”的理解都可归结为我们所获得的某种快乐。换言之,凡是能使我们喜欢而又不引起我们欲望的东西,我们都认为它美。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科学自然不会满足于根据“美”来给艺术下定义,即根据使人喜欢的东西下定义,而应探求一个普遍的、适用于一切艺术作品的定义,以便根据这样的定义来确定各种事物是否属于艺术范围。但是读者在我前面援引的美学理论的摘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定义是没有的。如果他能费心读读这些美学文集原著,那末,这就更加清楚了。想为绝对的“美”下定义的一切尝试,认为“美”是对自然的模仿,是适宜,是各部分的协调,是对称,是多样化中的统一等等……所得到的不外乎是以下两种结果,或者是什么定义也没有下,或者所下的定义只不过是指某种艺术作品的某些特点,而远远包括不了被所有的人当作艺术看待的一切东西。
“美”的客观的定义是没有的,现存的种种定义,无论是形而上学的定义或是实验的定义,都可以归结为主观的定义,而且,说起来也真奇怪,都可以归纳为这样的观点,凡是表现“美”的,就是艺术,凡是使人喜欢而不引起欲望的,就是“美”。许多美学家觉得这样的定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也是不稳固的。为了给这个定义寻找根据,他们问自己,一件东西何以会讨人喜欢,于是他们把“美”的问题转变为趣味问题,赫奇逊、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读者从美学史中或者从经验中可以看出,一切想为趣味下定义的企图都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而且我们找不到理由,也不可能找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一件东西这个人喜欢而另一个人却不喜欢,反之亦然。因此,整个现存的美学并不在于可以向这种自命为“科学”的智力活动期待什么,即不是要确定艺术或“美”。假定“美”是艺术的内容、性质和法则,或者确定趣味,假定趣味能解决艺术问题和艺术的价值问题的性质,然后根据这些法则而把与之相符的作品称为艺术,把与之不相符的作品摈弃不理,而是要——承认某一类作品是好的,因为它们使我们感到惬意,——制定出一套艺术理论,把某一圈子里的人所喜欢的一切作品容纳进去。有这样一个艺术规范,按照这个规范,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所喜欢的那些作品,菲狄阿斯、索福克利斯、荷马、提香、拉斐尔、巴赫、贝多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被承认是艺术,美学的见解也应当概括所有这些作品。在美学文献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的见解,这些见解并不是以我们衡量某一事物的好坏的某些法则为根据,而是以这一事物是否符合于我们所制定的艺术规范为根据。最近我读过福格尔特的一部很不错的著作。在讨论艺术作品的道德要求时,作者直率地提出,对艺术提出道德要求是不对的,为证明他的观点,他举例说,如果我们容许这种要求,那末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尔》就不符合优秀作品的定义。但是这两部作品既然都列入艺术的典范,那末,上述的要求就不对了。因此,必须为艺术找出一个也能适用于上述两部作品的定义。福格尔特把“重要”Bedeutungsvolles??的要求当作艺术的基础,用以代替道德的要求。
现有的一切美学体系都是根据这一意义组成的。人们并不给真正的艺术下定义,然后再看一部作品是否符合于这个定义,以确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人们只是把由于某种原因而为某一特定圈子里的人所喜欢的一系列作品认为是艺术,并想出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这些作品的艺术的定义。不久以前我在一部很好的著作——谟特的《十九世纪艺术史》中见到了一个关于这种方法的极好的例证。在讲到已被看作艺术典范的“拉斐尔前派”、“颓废派”和“象征派”时,作者不但不批判这种倾向,却反而竭力放宽自己的尺度,来容纳“拉斐尔前派”、“颓废派”和“象征派”。在他看来,这些派别是反对自然主义的极端性的合理反应。艺术中无论发生怎样的神志错乱,只要这种神志错乱一旦被我们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所接受,??就立刻会有人编出一套理论来,为这种神志错乱加以辩解,并使它合法化,仿佛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里,那过后就被遗忘、并未留下丝毫痕迹的虚伪、丑恶和荒谬的艺术都能被某些特殊圈子里的人们所接受和赞许似的。至于艺术的荒谬和丑恶可以到达什么程度——特别是当这种艺术被认为毫无缺点的时候,例如在现在,只要看看现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有些什么艺术活动就行了。
因此,美学中所阐述的、模糊地为一般人所信奉的那种以“美”为依据的艺术理论,只不过是把我们——某个圈子里的人们——在过去和现在所喜欢的东西认为是好的罢了。
要为人类的某种活动下定义,就必须了解这一活动的意义和作用。要了解人类某种活动的意义和作用,首先就须根据这一活动的产生原因及其后果来考察活动本身,而不能单单根据它所给我们的快乐。
如果我们认为某一活动的目的只在于给我们快乐,因而只根据这种快乐来为这项活动下定义,那末,这样的定义显然是不正确的。给艺术下定义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正如那样认为食物的目的和用途是给人快乐的人们不可能认识饮食的真正意义一样,那些认为艺术的目的是享受的人们也不可能认识艺术的意义和用途,因为他们把享受的这一不正确的、特殊的目的加诸于艺术活动,其实艺术活动的意义是在它和其它生活现象的关系上。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吃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时,他们才会明白,饮食的意义在于滋养身体。就艺术来说也是这样。只有当人们不再认为艺术的目的是“美”,即享受时,他们才会懂得艺术的意义。把“美”或者说从艺术得来的某种快乐,看作艺术的目的,这不但无助于我们判定艺术是什么,反而把问题引入一个和艺术截然不同的领域——即引入形而上学的、心理学的、生理学的、甚至历史学的探讨。为什么某些人喜欢这一作品,而不喜欢那一作品,为什么另一些人喜欢那一作品等等,因而使得给艺术下定义成为不可能。正像讨论一个人为什么喜欢吃梨而另一个人喜欢吃肉决无助于判定营养的本质是什么一样。讨论艺术中的趣味问题,关于艺术的讨论不知不觉地归结到趣味问题上,不但无助于我们弄清楚被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这一人类的特殊活动究竟是什么,反而会使我们根本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艺术使得千百万人为它付出劳动、牺牲生命,甚至丧失道德,艺术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现有的各种美学理论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这些答案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艺术的目的是“美”,而“美”是通过我们从它身上得到的快乐而被认识的,艺术享受是一桩好的、重要的事。换言之,享受之所以好,就因为它是享受。因此,被认为是艺术的定义,其实并不是艺术的定义,只不过是用来替人们为这想象中的艺术所遭受的牺牲作辩解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替现存艺术中那种自私的享受和不道德的行为作辩解的一种手段。所以,说起来也真奇怪,虽然论述艺术的书堆积如山,但艺术的正确定义迄今仍未决定下来。原因就在于艺术的概念是以“美”的概念作为基础的。
如果把那影响整个问题的“美”的概念撇开不管,那末艺术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是最近的几种最易理解的、不以“美”的概念为根据的艺术定义,艺术是一种在动物界就有的活动,它是从性欲和对游戏的嗜好产生的(席勒、达尔文、斯宾塞);这种活动伴有神经系统的愉快的刺激(格朗特,阿伦),这是一种生理的、进化的定义。还有一种定义是,艺术是通过人类能感受的线条、色彩、姿势、声音、话语、情绪而作的外部的表现(维隆)。这是实验的定义。塞利的最新定义认为,艺术是“某种永恒存在的物象或一时发生的动作所产生的结果,这一物象或动作不但给产生者以兴奋的快乐,而且还能给一定数量的观众以愉快的感觉,而与当时所得的个人利益完全无关。”
虽然这些定义与那些以“美”的概念为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定义相比有其优越处,但它们仍然很不精确。第一种定义——生理的、进化的定义之所以不精确,是因为它所谈的并不是构成艺术本质的活动本身,而是艺术的起源。那种根据对人的身体产生生理影响而下的定义之所以也不精确,是因为在这个定义里可以包括人类的许多其它活动,情况同新美学理论中碰到的一样,它们主张缝制美丽的衣服,制造芬芳扑鼻的香水,甚至烹调都算作艺术。实验的定义认为艺术就是情绪的表达,这种看法之所以不精确,是因为一个人可以靠线条、色彩、声音、言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他的这种表达可能并不对其他人起什么作用,这时候这种表达就不是艺术。
第三种定义,塞利所提出的,之所以也不精确,是因为“给产生者以快乐,并给观众或听众以愉快感觉,但无利可图的那些物象所产生的结果”,也可以包括表演戏法、体操以及其它不能算作艺术的活动;反之,许多可以使人感到不快的物象,例如诗中所描写的或舞台上所表演的阴沉和残酷的场面,却无疑是艺术。
所有这些定义之所以都不精确,是因为它们也都像形而上学的定义一样,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从艺术得来的快乐,而不是艺术在个人和人类生活中的效用。
要想精确地给艺术下个定义,首先就不要再把艺术看作享受的工具,而把它看作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如果这样看待艺术,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艺术是人们相互交际的手段之一。每一部艺术作品都能使接受的人和曾经或正在创造艺术的人之间发生某种联系。而且也使接受者和所有那些与他同时在接受、在他以前接受过或在他以后将要接受同一艺术印象的人们之间发生某种联系。
语言传达人们的思想和经验,是使人们结为一体的手段,艺术的作用也正是这样。不过艺术的这种交际手段和语言有所不同,语言被人们用来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艺术被人们用来传达自己的感情。
艺术活动所赖以进行的基础是,一个人用听觉或视觉接受他人表达感情时,能够体验到那感情表达者所体验过的同样的感情。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人笑了,听到这笑声的另一个人也高兴起来;一个人哭了,听到这哭声的人也难过起来;一个人生气了,另一个见他生气,自己也激动起来。一个人用自己的动作、话音来表达蓬勃的朝气、果敢的精神,或相反地,用动作和话音来表达忧伤或平静的心情,这种心情就传达给别人。一个人受苦,当他用呻吟或痉挛来表达自己的痛苦时这种痛苦就传达给别人。一个人表达出自己对某些事物、某些人或某些现象的喜爱、崇拜、恐怖和尊敬时,其它人受到感染,也会对该事物、该人或该现象感到喜爱、崇拜、恐怖或尊敬。
艺术活动就是建立在人们能够受别人感性的感染这一基础之上的。
如果一个人在体验某种感情时直接用自己的神态或发出的声音感染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在自己想打哈欠时引得别人也打哈欠,在自己不禁为某一事情而笑或哭时引得别人也笑起来或哭起来,或是在自己受苦时使别人也感到痛苦,这还不能算是艺术。
艺术开始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有个遇见狼而受到惊吓的男孩把遇狼经过叙述出来,以便在别人身上引起他所体验过的那种感情,于是他描写自己的经过,他在遇狼之前的情况、所处的环境、森林、他的轻松愉快的心情,然后描写狼的形象、狼的动作、他与狼之间的距离等等。所有这一切——如果男孩子叙述时重新体验到他所体验过的感情,并以此感染了听众,使听众也体验到男孩所体验过的一切——这就是艺术。如果男孩子从未看见过狼,但时常怕狼,他想在别人心里引起他的那种恐惧感,于是捏造出他遇到了狼,而且讲述得那样生动,以致在听众心里也引起了男孩想象中遇狼时所体验的那种感情,那末,这也是艺术。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或想象中体验到受苦的可怕或享乐的甘美,他把这些感情在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表现出来,使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那末,这也是艺术。如果一个人体验到或者想象出愉快、欢乐、忧郁、失望、爽朗、灰心等感情,以及这种种感情的相互转换,他用声音把这些感情表现出来,使听众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象他一样体验到这些感情,那末,这同样是艺术。
各种各样的感情——非常强烈的或非常微弱的,很有意义的或者微不足道的、非常坏的或者非常好的,只要他们感染读者、观众、听众,就都是艺术的对象。戏剧中所表达的奋不顾身、以及顺从于命运或上帝等等感情,或者小说中所描写的情人的狂喜的感情,或者图画中所描绘的淫荡的感情,或者音乐中以庄严的进行曲所表达的爽朗的感情,或者舞蹈所引起的愉快的感情,或者可笑的逸事所引起的幽默的感情,或者描写晚景的风景画或催眠曲所传达的宁静的感情——这一切都是艺术。
只要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能感染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
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体验过的感情,而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语言所表达的形象把这种感情传达出来,使别人也能体验到同样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种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能被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
艺术并不像形而上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某种神秘的观念、美或上帝的表现,并不像生理美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人们藉以消耗过剩精力的游戏,并不是情绪通过外在标志的表达,并不是惬意事物所产生的结果,最重要的——并不是享乐,而是生活中以及个人和全人类向幸福迈进的进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种交际的手段,它用同样的感情把人们结成一体。
由于人能理解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因此任何人都能够知道全人类在思想领域内为他所做的一切,能够在现在借着理解别人思想的能力而参与别人的活动,而且能够借着这种能力把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和自己心里产生的思想传达给同辈和后辈;同样,由于人能通过艺术而为别人的感情所感染,因此他就能够体会到人类在他以前在感情的领域内所体验过的一切,能够体会同辈正在体验的感情和几千年前别人所体验过的感情,并能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别人。
如果人们并不能理解前人心里有过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切思想,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那末人们就好似禽兽或卡斯贝霍塞了①。
如果人们没有另一种能力——受艺术感染的能力、那末他们大概还会更加野蛮、而主要是,还会更加散漫,更加充满敌意。
因此,艺术活动是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像语言活动一样重要,一样普遍。
语言不仅通过布道、演讲和书籍来影响我们,而且还通过我们用以互相传达思想和经验的一切语言来影响我们;艺术也是一样,广义的艺术渗透了我们的整个生活,而我们只把这一艺术的某些表现称为艺术——狭义的艺术。
我们习惯于把“艺术”一词只理解为我们在剧院里、音乐会上和展览会上所听到和看到的东西,以及建筑、雕塑、诗歌、小说……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我们在生活中用以进行交际的那种艺术的很小一部分。人类的整个生活充满了各种各种的艺术作品——从摇篮曲、笑话、怪相、住宅装饰、服装和器皿直到教堂的礼拜、凯旋的行列。所有这些都是艺术活动。因此我们所谓的狭义的艺术,并不是指人类传达感情的整个活动,而只是指由于某种缘故而被我们从这整个活动中分离出来并赋予特殊意义的那一部分。
人们向来都特别注意可以表达出从人们的宗教意识所流露的感情的那一部分活动,并把整个艺术的这一小部分活动称为真正的艺术。
古代的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就是这样认识艺术的。希伯来的先知和古代的基督教徒也是这样认识艺术的,回教徒在过去和现在也都是这样理解艺术的,现在的宗教人士也是这样理解艺术的。
人类的几位导师,如柏拉图,在他所著的《理想国》里、最初的一些基督教徒、严正的回教徒,以及佛教徒等,往往还否认任何艺术。
现代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只要能给人以快乐,就是好艺术,而以相反观点来认识艺术的人,在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艺术和语言不同,语言可以不听,而艺术却能使人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其危险性是非常之大。如把一切艺术都取消,人类所受的损失也远比容许任何一种艺术存在要小。
这些否定一切艺术的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否定了一种不可否定的东西——必不可少的交际手段之一,人类没有它就不能生活。然而我们欧洲这个文明社会、这个圈子和这个时代的人们容许一切艺术,只要它们为美服务,换言之,只要它们给人们以快乐就行。他们这样做也同样是错误的。
从前,人们担心艺术作品中偶然会有一些使人腐化的东西,就索性禁止一切作品。可是现在人们只因为怕失去艺术给予人们的某种快乐,就袒护一切艺术。我认为后一种错误比前一种错误严重得多,危险也大得多。
①卡斯贝霍塞即“纽纶堡的弃儿”??是1828 年5 月23 日在纽伦堡市场上被人发现的,看起来好像有十六岁光景。他很少讲话,几乎连平常的事物都全然不知。后来他告诉人们,他是被幽禁在地下室里长大的,只有一个人去看他,但他看到这个人的次数也不多。——译自谟德的英译本注。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 () 俄国作家。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和《青年》()(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和《吉洪和玛兰尼娅》()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薰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导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我的信仰是什么?》()、《教会和政府》()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天国在您心中》()和《当代的奴隶制》()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短篇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 中篇小说《哥萨克》 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中篇小说《波利库什卡》 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忏悔录》 “人民戏剧”:《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活尸》等 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 长篇小说《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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