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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集《故纸堆里的真相》（已签约）
下面是本书的一些样章
第一辑& &书生豪气也干云悲悯是一泓温情的静水非常喜欢一个词：悲悯，就像喜欢《诗经》里对女人的一种描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我看来，真正的悲悯其实就是心灵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所谓悲悯，就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对地位不如他的人的一种出自内心的同情、怜悯、帮助，它是一个人的博爱精神的体现。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道文学大师沈从文，却未必知道“湘西王”陈渠珍。其实，在沈从文的成长之路上，陈渠珍功不可没。1922年2月，沈从文来到陈渠珍的部队当兵，先是参加参谋处的文件缮写，后来又做了陈渠珍的书记官，其主要职责是整理陈渠珍的书房，深得陈渠珍的喜欢。年轻的沈从文非常向住外面的世界，不甘心在军营中度过自己的一生。1924年9月，他向陈渠珍提出自己想离开部队另谋发展。陈渠珍虽然舍不得放走这个可爱的部下，但还是痛痛快快地同意了，他对沈从文说：“你到那儿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他给沈从文提前发放了三个月的薪水，一共二十七块钱。沈从文怀揣着这笔钱走出了湘西，走向了全国和世界。陈渠珍当年在湘西绝对是一个人物，他虽然名义上只是陆军34师的师长，实际上湘西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对一个小士兵的愿望那样看重，并尽心帮助，体现出他的悲悯之心。大教育家蔡元培也是深具悲悯情怀的。<font face="仿宋_GB年1月，北大学生向校长蔡元培先生写信，反映学校工友何以庄谦逊好学、文理通达，只是因家中贫寒失学，建议他量才录用。蔡元培对此事很重视，经过考察，他发现何以庄确实不错，破格将其调入文科教务处工作。因何以庄的事情，他又想到工友中可能还有类似的情况，于是决定开办工友夜校，并请师生授课。”日，蔡元培在北大月刊上发布《校长告白》，宣布了开办工友夜校的决定。4月14日，校役夜校举行了开学典礼，230余位校役着长衣佩花朵走进了大学教室。他对门房老刘说：“一校之中，职工与仆役，同是做工，并无贵贱之别。不过所任有难易，故工资有厚薄之分。像何以庄既然文理精通，我们就量才录用。今后夜校开班后，如再发现人才就再录用。民国初年，国人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身居高位的蔡元培却能处身设地为工友们着想，给他们办实事，无法不让人动情。悲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非易事，它只能来源于那些宽广的胸怀。生活中有一种人，自己有利益，他们会冒着炮火往前冲；自己无利益，他们生怕多付出一滴汗水，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悲悯情怀。只有像蔡元培那样，懂得“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道理的人，才会时时将心比心，视他们的渴望为自己的欲求，也才会认真考虑自己可以为底层的人们做些什么。悲悯是一泓温情的净水，当所有的上位者都愿意营造这样的净水，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永远不谢的春色。 蔡元培的“绝招”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某次，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也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三年后写出了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念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学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俗套滥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请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来到北大，以至10年后才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梁漱溟、陈独秀、胡适后来都是牛皮兮兮的学界人物，被人称为这个那个大师，然而，他们最初进北大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草芥”一类。然而，蔡元培却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唯才是举，硬是让这几个人一步步变成了北大的名师。蔡元培能识英雄于草芥，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蔡元培进北大之前，该校是典型的老爷学校，学生不在乎读多少书、长多少德智，只在乎谋取一个做官的资格，他们带着听差，拥着美女，招摇过市。同学相交，也是看家庭背景，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场上相互有个关照。蔡元培既然想彻底改造这所学校，自然会千方百计去访求各类有真才实学的人，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就有相应的学历、资历。在本事与资格之间，蔡元培毅然选择了前者。俗话说：“廉生明，公生威”，蔡元培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将公字永远摆在第一位，从不谋取不道德、不合法的私利。就拿他引进的这三个人来说吧，陈独秀算是旧部，曾参加过他组织的针对晚清高官的暗杀团，但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考虑的不是这层关系，而是其办《新青年》的影响和沈尹默、汤尔和的推荐。梁漱溟、胡适跟蔡元培没有故交，蔡元培邀请他们出任教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学科上缺少相应的教学人才，蔡元培觉得两人堪当大任。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学历、有资望者的负面观感，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做领导大抵都知道人才的重要，蔡元培比一般高校领导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一般性地延揽人才，而是识英雄于草芥，将潜在的牛人挖掘出来，并给他们一片播种、开花、结果的土地，让他们自由地成长。一般领导只能做到顺时势，而蔡元培在顺时势的同时，还能知人心！他深深地明白，人心才是一所大学最好的资源。 潘光旦的“变”与“常”人必须懂得权变，如果我们面对的世界已经白云苍狗，你观察、探究它的方法依然故我，必然会干出刻舟求剑之类的傻事；人也必须知道守常，所谓守常，就是将常识、规则、良知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我们平时所谓“固守本分”、所谓“坚持原则”，其实就是“守常”。 在知变与守常这方面，著名学人潘光旦先生非常让人尊敬。潘光旦在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诸方面都很有造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以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见识超拔名闻天下，因此进入清华大学执教。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为了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维护基本的教学秩序，清华大学校方在公开的场合都是反对学生上街、请愿的，导致学生强烈不满。某次学生围攻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清华旧制，教务长是校领导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抓教学的副校长）的潘光旦，指责他向宪警提供了学生名单，并抢走他的双拐，让他“金鸡独立”（潘光旦年轻时因打足球负伤失了一条腿）。校长梅贻琦不得不出面解释。其实，这完全是学生的误会，潘光旦从不干伤害学生的事。钱伟长后来回忆说：潘光旦平时很能讲道理，但因为他站在校方立场，讲完道理后学生很不满。学生气哼哼地离去时，潘光旦会留下当时正读研究生的钱伟长，告诉他一句话：“你们听了就过去了，学校并不是完全反对你们的，不过外头不要宣传，我们做缓冲的人。”“我们还得对上头，对南京讲话”。潘光旦对搞学生运动的人经常嘴里讲处分而实际上不兑现。在钱伟长的印象里，潘光旦只开除过两个学生会主席，都是开除以前先把他们安排好了，走了再公布，贴个名单对付南京。在军警包围清华园时，他甚至允许一些非常激进的学生藏到他家天花板上。然而，潘光旦的权变有个准则，就是他内心并不反感某种行为，假若内心不能接受，他一定会断然拒绝。<font face="仿宋_GB年，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想让两个儿子到清华旁听，写信给清华教务长潘光旦，潘光旦没有答应，他回信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1949年，潘光旦又碰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但他同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在日记中记载说：“与沈衡老（沈钧儒）谈起其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循其孙之清，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仅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潘光旦日、11月9日日记，见《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98、9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几个月后，沈钧儒的孙子又携信去找潘光旦商量旁听的事情，潘光旦极力劝说沈家不要再动这方面的脑筋，尽管此时他已经卸下教务长的职务。大学是以正式生为主体的，这方面规矩比较多，假若有人开后门，很可能立即闹得沸沸扬扬，而接收旁听生之类的事，虽然学校内部也许有些规定，但外界不会太关注。换句话说，如果大学中人在旁听生上做做手脚，并无多大风险。潘光旦却“不以善小而不为”，宁可得罪权贵，也要守住大学规章与心中的公平理念，这种对“常”（规则、理念）的执着真的让人感动！其实，即使是潘光旦的权变，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出其“守常”的一面。就说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对南京政府的阳逢阴违吧！他不是逢场作戏，不是邀买人心，更不是耍阴谋，也没有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而是始终贯穿一个理念：尽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些热情却不免有几分冲动的青年人，给国家、民族留下一些爱国种子。无论权变还是守常，都以内心的良知和社会的远行为基本刻度，这是潘光旦的人生哲学。他之所以赢得清华人出自内心的尊敬，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与这种人生哲学不无关联。 “在山”常作“出山”想 国文人大都喜欢指点江山，他们不需要谁的邀请，也不在乎谁的反对。1932年5月某天，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陶孟和、蒋廷黻、任鸿隽等人在一起吃晚饭，席间大家谈到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蒋廷黻主张办一个刊物，因为某些原因，当时未能深议。一个星期后，这帮朋友又聚集到了一起，蒋廷黻再次说出自己的想法，丁文江则进一步建议办刊之前，大家先募集相关经费，商定每人捐出月薪的百分之五，积累到千元左右再出版杂志，得到在座诸人的赞成。几个星期后，捐款到位，数额高达<font face="仿宋_GB元。5月22日，一份全新的时政评论刊物《独立评论》横空出世。为了保持刊物的独立精神，杂志规定筹资时不接受党派和富人的捐助，这些知识分子深知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刊物一旦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思想难免缺钙。同时为了减轻刊物的经济负担，该刊声明所登文章不支付稿酬。& &《独立评论》对弊政抨击的火力是导弹级的。<font face="仿宋_GB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抓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独立评论》发表文章为陈独秀辩护。傅斯年就在文章中指出：此案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若陈氏是在苏区被捕，他只是一个现行犯，事情就简单多了。现在他是在租界被捕，并且他早被第三国际开除党籍。陈独秀在参加反清讨袁革命、发起新文化运动、伦理改革等方面都有功于社稷，他认为民国政府应给陈独秀“一个合法的公正的判决，不可能徒然用一个‘反动’的公式率然处分。”胡适、翁文灏等人也认为陈独秀与工农红军没有什么联系，要求将陈独秀付诸司法审判而非军事法庭处置。《独立评论》同人的意见终于说服了蒋介石，蒋介石表态：陈独秀此案可交由法庭公开审判。1933年3月，日军策划占领承德，胡适内心非常愤怒，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以后》一文，批评蒋介石不分轻重剿匪误国，抱怨其缺乏必要的准备，对他推卸国土沦丧责任的言论深表不满，蒋介石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胡适的批评，却屈尊北上保定，约胡适、丁文江等人见面，商讨对敌之策。1935年，国民党政府屈从日寇的压力，成立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委任29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在人事、财政、税务等诸方面均具有相当独立性。政治学家张熙若在期《独立评论》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批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缺少国家观念，宋哲元派人去杂志社封门抓人，胡适找到有关方面人士才解除刊物停办的危机。从<font face="仿宋_GB年创刊到1937年北平沦陷后被迫停刊，《独立评论》一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有一点始终没变：不接受社员之外的任何捐助，创刊人没有从中获取利益，所发表的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亦从未支付稿酬，这些无报酬的文章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会来稿。一般而言，文人创办刊物、发表文章不外乎两个动机，一是求名，一是求利。《独立评论》能否给创刊者、撰稿人带来利益的事前面已经说了。至于名誉，《独立评论》的发行量不是特别大，就算一个人每期都在上面抛头露面，也未必能获得怎样的声名。主办者和撰稿人的另类可想而知。民国是个乱世，乱世对普通人的直接威胁是使他们不能平平安安地生活，对文人的威胁除了这一点之外，还使他们不能称心如意地从事自己心爱的专业技术工作。文人比一般人更盼望国家强大、政府争气、社会秩序良好。不要报酬甚至倒贴钱办刊写稿，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中国传统文人一般自我期许较高，觉得自己观察问题透彻、深刻，能警世、醒世，总是希望统治者虚心纳谏。代表知识分子的儒家主张入世，并非一定要士人去做官，直接参与某些政治顶层设计，也包括给统治者出主意、成为帝王之师这方面的意思。民国文人普遍熟读四书五经，不可能不受到此种观念的影响。民国文人又大多出国留过学，栉过欧风沐过美雨。西方文人那种批评社会、监督政府的理念也会水到渠成地深入他们的灵魂。两条思想之河一合流，民国文人特有的天下情怀和批判意识自然横空出世。在大义面前，分红、稿酬等小利无足挂齿。 “出山要比在山清”，是《独立评论》创始人之一丁文江的名句，意思是一条小溪流出去比躲在山里还要清沏，其实也隐喻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那就是：“在山”（隐居不仕）常作“出山”（干预现实）想。
将“我”抽出来“五四”启蒙时期，钱玄同称得上是新文化阵营中火力最猛的炮手之一。他极力提倡白话文和新道德，反对文言文与旧伦理。为了提倡白话文，甚至偏激地鼓吹过“废除汉字”，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在谈到华夏的道德时，他说：“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钱玄同思想上极其前卫，行动上却非常保守。他的婚姻是哥哥包办的，但他从来没有弃妻另娶的念头。妻子身体不好，他总是细心照料。有人劝他纳妾，他也严词拒绝。对于自己身上的这种“矛盾”，钱玄同解释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头上，祖缠父，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要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钱玄同的操守实在为人敬重！他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目的是要给一个民族造就新的未来。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巴，推进新文化运动，他敢于将一己之利抽离出来，不惜牺牲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将“我”抽出来，有时需要抽离的是生死之虑。日，法军利用天降大雾的机会兵分三路再次进攻镇南关。68岁的统帅冯子材大喊：“各位兄弟，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谁是英雄好汉，谁是孬种软蛋，镇南关前分个明白。老夫今天就将老命拚在这里，你们统统跟我上。”接着他不顾他人拦阻，从部下手中夺过一把长茅，带头冲向敌阵。统帅奔向了最前线，士兵们个个奋勇争先，长茅杀折了换成大刀，大刀砍钝了，抢过敌人的刺刀再杀……打得法国侵略者晕头转向、抱头鼠窜。镇南关大捷也因此成为晚清少有的一次胜仗。仔细想来，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将“我”抽出来，首先需要的是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如果仅仅为了个人利益，钱玄同大可像传统的士大夫一样嫖妓娶妾，不必去提倡什么新文化运动；冯子材也只需坐在舒适的指挥部里，以军法督促基层官兵直面敌人的刺刀，无需直接面对死亡威胁。然而，当一个人选择了对苦难的承受，选择了以个人的痛苦换取他人与社会的舒适，他也就变得无所畏惧。将“我”抽出来，也反映了某种非同一般的眼光。钱玄同与冯子材都是内心有目标的人，他们的自我牺牲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为了促使更多人的警醒与进取。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着他们自我牺牲的价值。钱玄同之后，新文化、新道德风起云涌；冯子材之后，镇南关始终屹立在祖国的版图。人是因为背负自己而沉重的，学会了适时抽出一个“我”字，我们就可以身轻如燕地抵达生命的远方。 晏阳初的三次感动1989年，美国时任总统乔治.布治致电家居纽约的晏阳初，祝贺他99岁生日。贺词说：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舞。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同行的楷模。布什对晏阳初的评价并非过誉。晏阳初是中国20世纪非常杰出的平民教育家与乡村建设家，一生致力于对下层民众的教育工作和乡村建设，他先教民众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教育”，希望他们成为“新民”。1922年，他刚从美国归来，即发起全国性的识字运动，并在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将长沙分成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游行、散发传单，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1923年，他在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出任总干事，再次在全国广泛开展扫盲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成果最著名的是河北定县实验。<font face="仿宋_GB年，晏阳初与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等一批志同道合的读书人来到定县。晏阳初一副农民打扮，整日身穿土褂、扣着毡帽，骑着毛驴走村串户。为了拉近跟农民的距离，从不抽烟的他，会接过农民递给他的旱烟管猛吸，还夸说“味道不错”。他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识字、学科学，改良农业技术，创办农民报，设立广播电台。在留下来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定县大多数乡村搭有露天舞台，北平上海的艺术家们纷纷来定县表演科学短剧。晏阳初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开办实验农场，为当地人引进优质棉花和鸡蛋品种，帮助农民组织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等多方面的经济活动。晏阳初重视卫生教育，他创建了农村医药卫生制度，在乡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城设保健院。他训练助产士，并对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他还帮助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在晏阳初的努力下，当时的定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1949年，晏阳初离开大陆，不久离台赴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他致力于向全世界推行自己的平民教育理念，在他的帮助下，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欠发达国家都推行过类似的计划。晏阳初的所作所为贯穿了一个“善”字。这种“善”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与晏阳初早年的三次感动有关。1903年，晏阳初还是一个13岁的少年，做垫师兼乡医的父亲把他送到了内地教会创办的华英教堂读书。在教会学校，他学会了唱歌和运动，更结识了对他一生很有影响的人——姚明哲牧师。姚牧师是英国人，也是这所西学堂的校长，他一人教数门功课：英文、数学、地理……他原本是测量员，因为反感当时一些来华传教士趾高气扬、瞧不起华人，于是放弃本业，从事神职，想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姚牧师从不对学生啰嗦地讲说《圣经》，只是以慈爱和蔼的态度与学生共同生活，细心照顾他们的一切，晏阳初对姚牧师的为人极其敬佩。此次感动使晏阳初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好人，干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晏阳初的第二次感动来自于姚牧师引介的传教士斯图尔特。晏阳初最初担任是斯图尔特的翻译与助手。在工作中，斯图尔特发现晏阳初非常勤奋好学，决定推荐晏阳初到香港深造，并且不顾路途艰难，陪同晏阳初从成都转重庆经上海，最后抵达香港。从斯图尔特身上，晏阳初感受到的是一个人的牺牲精神，晏阳初后来回顾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基督的牺牲自我，以德报怨。”“与他一见，关系到我今后的生活与思想的发展”。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就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去一战的法国战场，那里有20多万挖战壕、救伤员的华工，晏阳初做起了这些华工的翻译。翻译之余，他替华工写家信。后来请他写家信的人越来越多，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因此创办了华工识字班。晏阳初在教华工识字方面动了许多脑筋，他先是在班上亲自教会一批人，然后又让这批人去教尚未识字的学生，循环往复，希望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取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为了扩大华工识字的成果，晏阳初创办了《华工周报》。某日，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大意是这样的：“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365个法郎。”华工辛苦工作三年，只得到了365个法郎的报酬，然而为了支持晏阳初办报，他居然将这笔非常珍贵的钱捐了出来，晏阳初自然感动不已，他说：“我在法国，原想是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这次感动让晏阳初树立了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平民教育事业的志向。晏阳初的三次感动是不同的人给予的，它们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却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使受到感动的人行善的目标越来越清楚、行善的决心越来越强大。善往往需要引发。
为这个世界清洗灰尘1955年初，时任上海市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元化正坐在武康路“一百弄”的家中与一帮朋友纵情谈笑，突然一位同僚叫他去市文委谈事情，他一到单位，立即被宣布隔离审查。王元化之所以遭到这样的厄运，是因为他与胡风“关系密切”。抗战胜利后，王元化与胡风在上海相识，当时王在党内的直接领导认为胡风“有政治问题”，王元化觉得缺乏证据，两人打了嘴战。后来，王元化主持的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胡风的两部作品，出版社建立之初，因为朋友介绍，王元化还举荐过日后被认为是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张中晓。隔离审查后，王元化每天干的活就是日日夜夜被审问，无休无止写交代，很多事情本来清清楚楚，在刻意构陷之下变成了这样那样的疑点，怎么解释都没用。四个看守与他住一间房子，不分昼夜地监视他，随便说句什么话、做件什么事都可能引来他们的出口不逊甚至人格侮辱。几个月后，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上海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亲自向王元化交代了有关“政策”，换上某些人，早就顺竿往上爬了，王元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的机会，他说：“我不能证实，就不能随便说别人是反革命。”因为王元化的“不识抬举”，他后来被开除党籍，行政直降6级，直到1957年2月患上心因性精神病才被放回。被政治运动整得死去活来，王元化并没有从中学会吸取“教训”，说话、行事依然心直口快。1970年，王元化被下放到上海郊县劳动改造。某天，上海作家协会（当时叫“文化四连”）造反派开会斗争夏衍的秘书李子云，进行到最后，班组“天天读”的负责人作所谓“总结”，他说：我警告你们全体牛鬼蛇神，不要翘尾巴，翘尾巴是没有好下场的。话音未落，王元化突然站出来说：“报告，我不但有翘尾巴思想，我还想翻案。”王元化的话将大家都吓懵了，一时鸦雀无声。王元化不管这些，继续大声发言：“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我一直思想不通、不服。我一直等着翻案机会。这几年我埋头研究莎士比亚，我又担心我对马克白斯、李尔王、奥赛罗的分析被怀疑为自己不满情绪的流露……”不等王元化将话讲完，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痛击翻案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元化”等等，现场一片混乱，接着又是对他不断的抄家、审问，弄得他又一次犯了心因性精神病。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学大师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设“随想录”专栏，巴金深刻反思“文革”、痛砭时弊、忏悔自我的文字，踩痛了一些人左的尾巴。上海某高层人物授意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找借口撸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回答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王元化“认死理”、不畏权势的性格，打上了鲜明的家庭烙印。王元化的父亲王芳荃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学校派王芳荃前往美国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清华，王芳荃一生疾恶如仇、宁折不弯。有个例子很能说明其性格。1928年清华大学在校长罗家伦主持下大搞所谓“政训”教育，王芳荃极为不满，立即辞职，远赴东北大学任教。王元化的母亲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精通英语，喜欢文学，也极有见识。所有这一切，都给王元化以重大的影响，王元化从小说话、做事就不喜欢拐弯，而是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当然，从深处说，王元化在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时依然坚持说真话、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更因为他具备一种超脱常人的目光。中国有两种读书人，一种人也读书，也做所谓的“学问”，但他们读书、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谋取官位、金钱、虚名等等个人的好处，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知识对社会的价值，不关心自己的存在能否增进社会的幸福；另一种人读书、做学问，主要是想明白一些道理，用自己领悟到的东西为公众服务。他们并非完全拒绝物质，但与物质的所得相比，他们更看重灵魂的安适、内心的自由，更执着于读书人羽毛的是否洁白。他们活在肉体的生命里，更活在高蹈的心灵天空中。王元化属于后一种。“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这是索尔仁尼琴的名句，真话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这个世界清洗污浊的灰尘。
谦虚是一种自省央视10台《大家》做过一期周年特别节目，对一年来采访过的那些杰出的老人作了一个回顾，特别摘取了主持人采访丁肇中、彭桓武、陈省身等大科学家时的情景。主持人问试验物理大师丁肇中：有人说您是一个少见的天才，您自己怎么看？丁肇中回答：不是。主持人又说：您很有天分，对不对？丁肇中说：不，我只是刻苦而已。主持人采访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彭桓武，问他：你觉得自己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起过怎样的作用？这位曾获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老人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两弹一星就象一栋房子，我是大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节目最后，是主持人采访数学大师陈省身。主持人问：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您的老师、几何学大师嘉当，陈省身回答：“我，我不超越他。嘉当是超越不了。……他的数学能力绝对比我高。”丁肇中、彭桓武、陈省身这些人物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丁肇中曾经发现了J粒子，刚刚四十岁就荣获197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彭桓武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为我国的军事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陈省身是20世纪世界最杰出的几何学家，他以对高斯.邦尼公式的证明、对纤维丛几何理论的贡献获得沃尔夫奖（被称为数学家的诺 贝尔奖），在世界数学界享有盛誉……这些人如果想在电视上炫耀一下自己的天分、成就，大概没有谁会反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人却一个个那么谦虚、平和。我们习惯于把一个人的谦虚当成美德。一个人有了不凡的成就，在言谈间把自己放得很低，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懂得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值得我们赞扬。古往今来，歌颂人的谦虚、虚心的文字汗牛充栋，我们的学校教育也特别强调一个人要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我们唯独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成功者的谦虚是出自做人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内心对自我的认知？在我看来，谦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自省。一个人越是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成就非凡，他的眼界往往越高，对世界无限、人生有限的认识越深刻，他想做的事与能做的事之间的冲突越尖锐，也越能感到自己做的那点事微不足道。因此，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谦虚的行为，在当事者看来，自己不过是说了真话。想起一个笑话。一位学生问老师自己何时可以取得学位,老师说：当你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时，可以得到学士学位；当你认为自己有所不知时，能够获得硕士学位；当你感到自己一无所知时，你会被授予博士。这位老师是非常聪明的，他用调侃的方式阐释了一个道理：人对自我缺失的认知与其知识、能力成正比。这大概是伟人大抵谦虚的一个重要原因。谦虚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一种反馈，是我们的生命抵达更高层次的一片钥匙。学会谦虚吧，学会了它，我们也就学会了怎样在飘泊不定的人生之海上撑稳自己前行的船只，学会了如何让生命一步步走近世界的深处。
第二辑&&文人羽毛洁如雪 一只蝴蝶可以改变一个世界在清朝最后的落日里，秋瑾被杀绝对是一个大事件。不是说，清廷杀害秋瑾技术难度有多大，涉及的面有多广，事实上，清政权最喜欢制造政治犯，杀的人比黄河的沙子还多，草菅人命早已是一种习惯。我的所谓“大”，是指这个事件激起的强烈反应出乎统治者的意料。从清廷这方面来看，他们自然会觉得有一千个理由处死秋瑾。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加入三合会，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反满言辞无比激烈。<font face="仿宋_GB年6月，她又在上海正式加入以暗杀清廷官员为重要目标的光复会。<font face="仿宋_GB年初担任大通学堂的监督（校长）期间，购买枪械，组织学生训练，还与徐锡麟密谋7月初在浙江、安徽两地共同起义。按照清律，哪一样都足以砍头。他们只是没有想到，以前那个他们随意可以杀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皇权政治下，处理其他案子，官员也可能七嘴八舌，但处理政治案历来是上下一心的，因为官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政治犯们想改变现状，也就等于改变某种利益格局，它会让每个官员都产生危机感。而在秋瑾案中，负有“守土”之责的山阴县令李钟岳却千方百计想保护秋瑾，他先是在执行上级抓捕秋瑾的命令时磨磨蹭蹭，意欲让秋瑾师生逃走。不得已搜查秋瑾罪证，他事先问明秋瑾住处，故意不查抄秋瑾所居小楼。秋瑾被捕后，他奉命提审秋瑾，稍加讯问之后，他便令文案将程毅等7人带到公堂审问，自己破例设座请秋瑾坐于椅上，还拿来食物招待秋瑾，两人对谈一阵，李钟岳让人取来纸笔给秋瑾以作笔供，秋瑾在纸上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后不肯再写，李钟岳也不勉强。有人将此事密报绍兴知府贵福，贵福大怒，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罚，反而待若上宾？”李钟岳答：“均系读书人，且秋瑾又系一女子，证据不足，碍难用刑。”当日深夜，贵福收到浙江巡抚手谕，要求立即斩杀秋瑾。贵福召见李钟岳，让其执行。李钟岳据理力争：“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李钟岳知道此事无可挽回，不得不到狱中将秋瑾提出，他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吾意，幸谅之也。”说完潸然泪下。接着李钟岳又问秋瑾有何要求，秋瑾与之相约：一，准写家书与亲友诀别；二，临刑不脱衣物；三，勿以首级示众。除了第一条因为时间上来不及，不好同意，其余两条李钟岳都痛快地答应了。在对待像秋瑾的问题上，官员内部出现了分裂，民众更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李钟岳因“庇护女犯罪”被革职，绍兴百姓数百人乘船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恋恋不舍。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李钟岳在山阴为令时廉洁自律、珍惜民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千方百计保护秋瑾。秋瑾遇害后，她的结拜姐妹吴芝瑛、徐自华不顾个人安危，将其义葬在杭州西冷，并立碑纪念。吴芝瑛还在上海寓所万柳堂建悲秋阁，供奉秋瑾遗像，并写下两副挽联：“叛家庭，反清满，一腔血，一身胆，雪剑鸟枪侬革命；埋侠骨，送英灵，一坯土，一把泪，斜风冷雨我悲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志未酬，香已消，秋风秋雨山阴道；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妹荣归，姐耻在，切齿切骨万柳堂。”吴芝瑛、徐自华的行为自然会被清廷的奴才们视为大逆不道，御史常徵就上奏朝廷要求惩办吴、徐。不久，清廷果然下旨：平墓毁碑，拿办吴、徐。清廷此举早年别人也许觉得天经地义，这次却引起轩然大波。民间物议沸腾，苏浙一些人士则纷纷上书为吴、徐辩护，指出“朝廷律令，固无不许掩葬罪骸者”。与吴芝瑛有过交往的美国友人麦美德女士也为之抱不平。当时清廷正准备欢迎美舰访华，特地制作了数千个银杯作为礼品，<font face="仿宋_GB年10月20日，麦美德在天津出版的英文报纸《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现在清廷正促使“一个仗义女子由病院而入牢狱待死，尊重女权的美国军官是不会收受纪念银杯的”，文章还配上了吴芝瑛的大幅照片。迫于中外舆论巨大的压力，清廷被迫收回成命。气象学和心理学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经典阐释是：“一只流域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的一场。”意思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秋瑾案也是这样。秋瑾被杀之前李钟岳据理力争，被杀之后老百姓以支持李钟岳、吴芝瑛、徐自华等人的方式对清政府“不依不饶”，都鲜明地反映了民心向背，民心向背使毫无人权概念的清廷生出了恐惧之心。仔细想来，秋瑾一案之所以激起民心的“蝴蝶效应”，原因只有一个：底层民众（包括个别有良知的基层官员）受清廷的窝囊气实在太久了，人心已经思变。清政府丧权辱国，每订一个国际条约，就要让底层民众多坠一次生活的地狱，而皇家统治者又不甘心自愿退出历史舞台，连温和的变法都推三阻四，在底层民众看来，秋瑾主张革命也在情理之中。底层民众也许未必个个有秋瑾舍生取义的胆量，但他们却可以在秋瑾精神的感召下，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做一些过去不敢做的事情。一只蝴蝶可以改变一个世界，那些动辄以权势压人者几人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呢？ 《京话日报》的“知己”晚清社会有点儿怪，一方面政治糜烂、民生凋敝、时局混乱；另一方面以监督为天职的报业相当繁荣，《苏报》《中国日报》《京话日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申报》《时报》《大公报》《日日新闻》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纸媒。晚清的报纸以民营为主，它们大多不是慈禧和清廷的“喉舌”，革命派报纸固然经常闹得慈禧暴跳如雷，即使是《京话日报》等维新派报纸也未必让她省心。《京话日报》是官宦子弟彭翼仲变卖家产、典当衣服于1904年8月创办的。办报伊始，彭翼仲就定下了两条规矩，一是让报纸的语言彻底通俗，以便文化不高的普通市民看得懂；二是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1904年10月，《京话日报》发表文章揭露英国殖民者在南非虐待华工的罪行，还将华工的悲惨生活编成小说《猪仔记》，配上图画连载数日。小说发表后，英国公使向清国外务部提出抗议，要求《京话日报》停登此类小说。受到压力后，彭翼仲在报上发表了题为《本报忽逢知己》的长篇评论。文章说：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件事上他本来很犹豫，只因为早些时候亲眼看到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惨不忍睹，受到刺激，才下了决心，他讽刺道：“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彭翼仲决定面见英使，英使派人与之见面。彭翼仲说：当初清英订约，规定英人在通商口岸招聘华工，现在英人却在通商口岸之外招工，这不是不守信用吗？至于报上披露的华工被虐待，假若不是事实，请向报馆出示公函说明。如果三日不见来函，仍将继续刊登。结果英国人没有来函，不过，清国地方当局出了告示，禁止英国人违约招工。同年11月中旬，《京话日报》又在“紧要新闻”版刊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文，里面有这样的文字：“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路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看到自己国家的阴暗用心被《京话日报》凿破，德国公使恼羞成怒，他拿着报纸找到清国外务部，表示强烈不满。清政府外务部没有直接处理这事，只是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翼仲亲访德国使馆，说明自己报所载的文章，都是从上海某某报纸采摘而来，不过是将其从文言翻译成了白话，“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在《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一文中，彭翼仲嘲讽英德两国公使说：“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功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皇权时代，皇亲国戚是老虎、豹子，谁也惹不得，彭翼仲偏偏不信这个邪。日，《京话日报》在“本京新闻”里揭发了那王府的一桩丑闻：王爷下令将某小妾活埋在王府后院。报纸经过一番调查，确认此事为王府管家长九所为。长九这个人善于培植势力，一向专横跋扈，王爷也常受其挟持。《京话日报》派记者采访了20多次，有记者甚至深入王府查勘现场，获得大把活生生的资料，不久，该报又接连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五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并配发评论，老百姓对那王和长九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长九怕了，提出在报上刊登否认活埋事件的付费广告，信中还夹杂了一些威胁恫吓的语句，彭翼仲将其来函全文披露，并郑重声明《京话日报》的报道完全真实。长九惊恐不已，只得畏罪潜逃。从刘青松的《天朝的天窗》中读到上述三则故事，我为彭翼仲“只为苍生说人话”（柏杨语）的新闻良知而深深感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我们的社会能够在民国时代形成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共识，那些最先觉醒的新闻知识分子功不可没。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晚清暗无天日，面对《京话日报》这种“放肆”的媒体，慈禧为何“心慈手软”？庚子事变后，清国有三种势力：保守派、维新派、革命派。对革命派及其报纸，慈禧是坚决打击的，杀人、抄馆无所不为。但对于维新派及其报纸，慈禧有一定的顾忌，她知道维新与革命求变之心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在一个想维护皇权、君主立宪，一个想推翻皇权、实行共和，而且维新思想在大臣中颇有市场，如果自己的做法过于激烈，后果会非常严重。换句话说，在与代表社会良知的报纸的搏奕中，慈禧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却并不拥有民心。晚清报纸背景的复杂也加剧了慈禧的犹豫不决。清国的报纸有本国人办的，也有外国人办的，有办在华界的，也有办在租界的，慈禧可以管制清国人办的报纸，但管不了外国人办的；管得了在华界办的报纸，管不了在西方租界办的。《京话日报》虽办在华界，但它随时可以进租界，就算不受英德等这些国家的租界欢迎，搬进其他国家的租界一点问题也没有。皇权维护的是一己、一家的利益，不管它外表如何张牙舞爪，其本质是虚弱的。
民国记者也很逗民国记者敢讲话，一看到非正义的东西就忍不住揭露一把，然而，民国记者并非时时硬碰硬，有时他们也采取幽默风趣的方法，对官僚们冷嘲热讽，用今天的话说，他们的文字“很逗”。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清明节，时任湖南省代省长的何姓军阀到长沙岳麓山为其母扫墓，这本是官员的私事，报刊是否发消息应该由它们自己作主，然而，其时的湖南当局强令境内各报宣传，并规定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引起报界强烈不满。长沙一家报纸将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表面看与规定的标题字数相符，语意也差不多，实际上将中国人熟悉的一句国骂嵌了进去，于平淡中见愤怒。抗战胜利后，人心思定，但蒋介石政府不顾民意，悍然发动内战，新闻界对此非常反感。当时一家报纸套用《论语》里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给一篇文章取了个题目，叫《战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讽刺蒋介石政府不关心国计民生，只热衷于打内战的丑恶行径。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当局一周之内竟让报纸停刊两次。另一家报纸替被停刊的报纸打抱不平，发表评论声援，题为《报而时停之，不亦乐乎》，让当局尴尬不已。当年的蒋介石当局喜欢操控舆论，尽管在内战战场上频频失利，却频频制造假的胜利消息，它的御用报纸曾多次刊发贺龙被活捉击毙的消息。某次当局又令湖北、湖南的报刊刊登《匪首贺龙昨被活捉击毙》，有家报刊的编辑觉得当局太滑稽可笑，将标题改成《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击毙》，嘲讽之意溢于言表。报刊一出生就与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报刊办得好不好，不在于新闻人如何自吹自擂，而在于读者买不买帐。读者买帐，报纸有了发行量，有了纷纷而来的各种商业广告，它才可能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才有发展壮大的机会；读者不买帐，报刊就没有发行量，订报款与商业广告无法开支运营成本，报刊就很难坚持下去。民国报纸出现上述种种标题，确有求新求异、吸引读者的因素。民国报刊“很逗”的标题，也与当局对言论的打压有关。军阀政权虽然也在法律上载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这样的字样，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也从来不准备真正实行，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著名新闻人，就曾死于军阀的枪口下，成舍我也是死里逃生。人的脑袋只有一个，有时候记者一方面想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的不同观感，另一方面又担心当局打击报复，意在言外的调侃也就应运而生。民国记者的“逗”，其实也是血性的一部分。 鲁迅的“群”生活鲁迅一生视写作如生命，不倦工作，原因之一是，他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供养着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font face="仿宋_GB年以前，鲁迅尚有在教育部做处级干部、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晚期十年，一切家用和人情开支全依赖他的一支笔。在一般人看来，生存压力巨大的鲁迅一定是疏于交际的。其实不然，鲁迅一生既有精彩的私生活，也有丰富的群生活。鲁迅日记尽管记得非常简略，但里面依然有着大量的人际交往的内容，比如收到谁礼物、和谁游玩、与什么人喝茶吃饭、给谁回信等等。我统计过鲁迅<font face="仿宋_GB年1月的日记，31天中超过20天有工作之外的应酬。1日日记云：“ 晴，大风。例假。上午徐季孙、陶望潮、陈墨涛、朱焕奎来，未见。杨仲和馈食物，却之。午后季巿来。往敫家胡同访张协和，未遇。遂至留黎厂游步，以半元买‘货布’一枚，又开元泉一枚，背有‘宣’字。下午宋守荣来，未见。晚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16日日记载：“晚顾养吾招饮于醉琼林，以印二弟所译《炭画》事与文明书局总纂商榷也。其人为张景良，字师石，允代印，每册售去酬二成。同席又有钱稻孙，又一许姓，本部秘书，一董姓，大约是高等师范学堂教授也。得蔡谷清母讣。闻季巿来过，未遇。夜得宋子佩信，十二日发。写《舆地纪胜》中《绍兴府碑目》四叶。”30日日记说：“许季上之女三周岁，治面邀赴其寓，午后往，同坐者戴芦舲、齐寿山及其子女四人。”鲁迅晚年的交际是否少些呢？非也。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萧红给鲁迅总结过一张作息时间表。鲁迅先生每天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开始陪客人，陪到五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还得在一起喝茶，有时前面的客人还未走，后面的客人又来了，鲁迅只好继续陪下去，陪到晚上8点、10点、12点的情况都有。到了下半夜，所有人都睡下了，弄堂里的市声消失了，鲁迅才开始读书、写作，一直要工作到第二天家人全部起床，他才会去睡觉。人不是一个孤岛，不可能完全不跟别人发生联系，鲁迅的一部分交往就是因为生活与工作的需要发生的，比如他托朋友打过官司，请熟人给北京的家送过生活费；与几个志趣相投的人办过《语丝》、《莽原》；去外地旅游，还托学生订过旅馆……鲁迅虽然自从写出《狂人日记》之后就名满天下，但他一向不高己卑人，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如何给青年人回信，怎样对待早逝的画家朋友陶元庆就知道了。鲁迅乐于与人交往，也与他的作家身份有关。作家需要源源不断的题材，鲁迅虽然幼时经历过“由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生活，但成年后在事业上比较顺利，做师范学校的老师、教育部官员、大学教授、自由撰稿人，收入较可观，与真正的底层社会有一定的隔绝，同各方面人士交往，可以弥补其阅历的不足。比如通过萧军、萧红，鲁迅获得了东北沦陷区的一些资料；通过冯雪峰、瞿秋白，鲁迅了解了苏区和红军的一些情况；通过殷夫、柔石，鲁迅明白了身处白区的革命者的生活……可以肯定，假若没有大批的品质纯正的朋友围绕在他身边，鲁迅对民族和国民性的剖析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清醒而又深刻。文人一般看重精神生活，在乎心灵的舒展，好的朋友可以分享你的快乐，共担你的忧伤和痛苦，鲁迅一生虽然屡屡与人构怨，但他同样渴望友谊的鸟语花香。事实上，鲁迅也确实交到了一些非常聊得来的朋友，比如许寿裳、郁达夫、瞿秋白、萧红等人。有次他甚至手录过前人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给瞿秋白，由此可见鲁迅对真纯友谊的看重。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将鲁迅看作是一个没有饮食男女之欲的人，一个飘浮在空中的天才，我们很少想到傲骨铮铮的鲁迅同样离不开一个“群”字。倒是鲁迅先生自己一贯清醒，他曾写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自况。 鲁迅正是在“群”中成为杰出作家的。 鲁迅的温热最近一些年，“反思鲁迅”成为潮流，有人说：鲁迅的性格过于激烈，缺少必要的迂回；有人说鲁迅智商很高、情商不高；有人说：鲁迅整天坐在亭子间里，没怎么与外界接触，有心理问题。其实，真实的鲁迅灵魂是温热的。许广平很爱鲁迅，还曾在文章中大胆表白，鲁迅有段时间一直犹豫不决，原因是他有一个名义上的妻子，担心与许广平结合，社会舆论攻击自己。然而，两人通了一段时间的信后，鲁迅觉得自己放不下许广平，他给许写信说：“想来二十日以前，总可以到广州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时当能设法，我想即同在一校也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其对爱情的态度使我想起一个成语：飞蛾扑火。鲁迅事母极孝，给母亲的生活费总是按时寄到，母亲爱读通俗小说，鲁迅千方百计为之搜罗。某次，胡风去看望鲁迅，见鲁迅正捆着一包准备邮寄的书。鲁迅告诉胡风：这是《啼笑因缘》，寄给母亲的。又补充一句：“她的程度刚刚能读这种书”，接着又开了个玩笑：“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鲁迅极其看重兄弟之情。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掏钱买下八道湾，与母亲、二弟周作人一家共住，与周作人决裂后，善良的鲁迅不是将周作人一家赶走，而是自己另觅住所。晚年他定居上海，每个周六的晚上是他与三弟周建人约定的相聚时间。周建人夫妇当时有三个女儿，每次带一个来鲁迅家，一般都是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带孩子先到鲁迅家，周建人下班后再从商务印书馆直接来。有时周建人来晚了，鲁迅总要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趟，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直到周建人来了才放心。周建人来了以后，兄弟俩就上楼去聊天，王蕴如则在楼下帮许广平做饭。晚饭，许广平会烧几个广东菜，炖只鸡，有螃蟹的季节总要吃螃蟹。兄弟俩总要喝一盅酒有说有笑。晚饭后上楼吃点心、吃水果。谈谈天下大事、风土人情，也谈小时候绍兴的事，谈到有趣的地方就哈哈大笑。常常谈到11点多钟，电车已经没有了，鲁迅就去叫汽车，预先付了车钱，将他们送回家。对亲人情深意重，对朋友也非常关心。瞿秋白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经常危险四伏，只要遇到麻烦，瞿秋白首先想到的就是到鲁迅家避难。这样的避难一共有四次：第一次是<font face="仿宋_GB年11月，住了约10天；第二次是<font face="仿宋_GB年2月上旬至月底；第三次是同年7月下半月，住了几天；第四次在一个多月以后，又住了几天。有几年，瞿秋白在党内遭人排挤，经济上很拮据，鲁迅千方百计帮助他。<font face="仿宋_GB年8月，鲁迅将《二心集》和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4篇短篇小说一起交合众书店印行，但合众书店只想出版鲁迅的著作，不愿出版瞿秋白的译作。鲁迅只好把《二心集》的版权卖给该书店，书店才同意鲁迅的要求，《二心集》因此成为鲁迅著作中惟一出售版权的。<font face="仿宋_GB年11月，鲁迅将自己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交付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此集共收10篇小说，其中2篇是瞿秋白夫妇翻译的。书稿刚寄出，鲁迅即拿出60元给瞿秋白。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期间，两人合编《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付给瞿秋白，自己一文不取。<font face="仿宋_GB年7月，为了在经济上帮助瞿秋白，鲁迅请瞿秋白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稿子刚进北新书局，鲁迅即致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说“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书一印出来，鲁迅立即给瞿秋白支付了“编辑费”200元，其中一半是自己垫付的。鲁迅善待过的作家远远不止一个瞿秋白，柔石、殷夫、胡风、肖军、肖红、冯雪峰都曾得到过鲁迅这样那样的帮助。鲁迅对下层人士特别宽容。鲁迅一向不在意衣着。某次，他去华懋大厦拜访史特沫莱。门丁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势利地说：“走后门去！”这类饭店的后门通常是给“下等人”走的。鲁迅绕到电梯前，开电梯的看了他一眼，说：“走楼梯上去！”虽然遭受了明显的歧视，鲁迅依然态度平和，他真的一层一层地爬楼梯去见史特沫莱。人的感情是人性的一部分，只要是正常的人，他就会在乎亲情、爱情、友情。然而，像鲁迅那样对感情如此执着的，并不多见。鲁迅为什么这样在乎情感？原因很简单：他从小丧父，寄居外祖家，饱受各种歧视；成年后又经历了二弟周作人毫无理由的翻脸，感情上更是大大地受了一次伤。心理学上有个定律：一个人缺乏什么就会在乎什么。鲁迅既然在感情上有那么多缺撼，自然特别在乎温情，自己也愿意首先向他人付出温情。“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鲁迅的名句，它充分地反映了鲁迅的情感观。 有一种情感隐在《背影》里读散文《背影》，总为朱自清笔下的父子深情所感动。作品里的父亲无疑是个好父亲，儿子都二十岁了，北京也去过好几回，可是当儿子又一次回京，父亲还要从扬州来到南京送他。临分别时，又撑着胖胖的身子为儿子买桔子。儿子呢，在文章中时时流露出对父亲的感恩与牵挂，也算是个孝顺的儿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写《背影》时，朱自清正与父亲朱鸿钧打着“冷战”，两人的关系僵到了不能再僵的程度。事情说起来其实很小。1917年，朱自清家遭受了两个比较大的变故：一是父亲朱鸿钧做徐州榷运局（烟酒公卖局）局长时，续娶了一房姨太太，这在当时那个社会本来不算怎样一回事，但老家宝应的潘姓姨太太不干，跑到徐州大吵大闹，结果将朱鸿钧的“差使”闹没了；二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朱鸿钧刚丢了差事，朱自清的祖母又恰恰在这个时候过世，家中为办丧事很花了一笔钱，古钟、碧玉如意、郑板桥的手迹等值钱的东西都典给了当铺，还借了不少外债。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危机，朱自清不得不从北大提前毕业，出来工作。<font face="仿宋_GB年朱自清赴扬州八中执教，朱鸿钧凭着自己与校长的私交，让其将朱自清的薪水送到家里。朱自清对父亲的做法非常不满。在朱自清看来，家中经济状况不佳，作为长子的他肯定负有责任，何况他的老婆孩子也住在家里，需要开销。但父亲不能将他赚的所有薪水都控制，毕竟他是一个成年人，也有自己的支出，不能每用一分钱都跟父亲去要。但朱鸿钧却不这样想，朱鸿钧觉得儿子是自己生的，读书也是自己供的，现在他成年了，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在家庭经济的非常时期，将其薪水“统筹”一下没什么不对。父子俩争来争去没有个结果，在父亲执意领走自己薪水一个月之后，朱自清愤然辞职。朱自清走了，朱鸿钧夫妇就将气撒在儿媳武钟谦身上，他们甚到说出“朱自清走了，你也可以走”的绝情话，善良得不知自卫的武钟谦只好带着孩子回到冰窖似的娘家，天天看后娘的脸色，直到三个月后，朱自清将她与孩子接到杭州。朱自清也尝试过改善父子关系。<font face="仿宋_GB年暑假，朱自清携妻儿回过一次扬州，朱鸿钧先是不让他进门，后来在家人劝解下，准他进了家，却不跟他说一句话，几天后，朱自清只好带着妻儿悻悻离去。<font face="仿宋_GB年暑假，朱自清又回了一趟扬州，父亲的态度依然没有多大改变，在长诗《毁灭》里，朱自清将其称为“骨肉间的仇恨”。<font face="仿宋_GB年某日，朱自清看到武钟谦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想着她在朱家所受的种种委屈，很觉得对不住她，于是写了一篇《笑的历史》，在文章中用一个小媳妇的口吻说了一番心里话：“几时让我再能像‘娘在时’那样随随便便，痛痛快快的笑一回呢？”朱自清本来只是想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愧疚，父亲却认为他将“家丑外扬”， 更使两人的关系势同水火，后来朱自清干脆不回扬州了。然而，血脉间流淌的亲情是很难人为抹去的。晚年的朱鸿钧虽然不肯向儿子认错，却时时牵挂着儿子，他以问孙子消息的名义和朱自清书信往来。<font face="仿宋_GB年10月的一天，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收到两年多“不相见”的父亲自扬州寄来的一封家信。信中提到：“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父亲的信让朱自清深深自责，他蓦然回忆起8年以前父亲在南京浦口车站送自己上学的情景，心中产生无限感慨，于是提笔写下了《背影》。朱鸿钧当时并没有看到儿子发表在报刊的作品。<font face="仿宋_GB年，朱自清弟弟朱国华收到开明书局寄来的《背影》散文集，发现其中有这么一篇文章，连忙将书拿给父亲看。朱鸿钧那时已有些行动不便，他慢慢挪到窗前，戴着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背影》，读着读着，浑浊的老泪弹然而落，双手不由自主地抖动。由于这篇文章，父子俩和解了。仔细想来，亲情应该是世间最浓烈的情感，它可能撕裂，可能受伤，可能使你欲哭无泪，但它心里永远装着你，即使脸上对你冷若冰霜，后脑上也时时睁着一双关注你的眼睛。因为亲情，朱自清写出了《背影》；也因为亲情，朱鸿钧走出了家长威严的樊篱。
巴金内心的一轮明月最近重读了一遍巴金的《随想录》，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被书中那种自我忏悔的氛围深深感染，巴金自责为了活命不惜将一只全家人喜欢的小狗送给医学院做解剖，痛心当年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悔恨曾经的自作自贱……巴金说：因为那些年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其实，巴金当年对别人的批判远比文坛其他一些人温和得多。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是世界著名的左翼人士，<font face="仿宋_GB年他发表《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萨珂、凡宰特在美国所受的不公正审判公之于众，赞美两位受难者的人格、精神。这部作品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欢迎，<font face="仿宋_GB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此书。<font face="仿宋_GB年，美国曾将世界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判处死刑，激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愤怒，法斯特此书正好适应了这种愤怒的情绪。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同一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出来，世界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上出现了变化，法斯特亦在其中。<font face="仿宋_GB年2月1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出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法斯特是世界著名人物，他的退党影响巨大，因此立即招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声讨。巴金以前对法斯特是非常欣赏的，法斯特倾心赞美的两个人曾是巴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这两个人的被逮捕，巴金还曾给美国当局写信抗议，对法斯特事件，他本来想保持沉默。然而，没想到《文艺报》偏偏向他约稿，在那个年代，拒绝官方背景的报刊的政治性约稿，后果不堪想象，不得已，巴金只好写了《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在文章中，巴金这样说：“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兰德、萨珂与凡塞蒂（即凡宰特）都是些诚实的人。……”受命批判，文字里却时时透露出辩护之情，文章发表之后自然招来一些“左视症”患者的强烈指责。1967年6月26日，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派人到上海逼巴金写下了一份有关严文井的材料。严文井时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巴金的材料里虽然也有对严文井的“揭露”、“批判”，但“揭露”、“批判”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构不成多大的杀伤力。巴金的材料这样写：“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font face="仿宋_GB年11月我们同访日本，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人活在世上，需要吃饭、穿衣、住房，需要体面、荣誉，因此，在非常时期，讨好手握社会资源的当权者成了一些人惯常的嘴脸。巴金一生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即使在新政权成立后也是如此。物质资源不受制于人，精神上自然也有了较多的独立性，对受命批判的作家手下留情，就是这种独立性的某种曲折的表现。巴金年轻时留学法国，深受卢梭、左拉等人关爱弱者、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观念的影响，急人危难的事一生不知做过多少，而现在，要他去批判别人，特别要批判生活在同一政治圈的人，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悲悯之心。他一方面想让自己过关，不太可能完全不去“揭露”、“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想让别人过关，因此，他的“揭露”、“批判”往往火力不足、焦距失准。悲悯始终是巴金内心的一轮明月，他在那个非理性时代的温和，他后来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都是这轮明月照耀的结果。 & & 冰心的风云气1957年，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登了冰心的一个访谈录，访谈录里冰心的两段话颇能说明她当时真实的思想。第一段话是：“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象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最残酷的是，又要他活着，要他教课。不应该那么做。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是我们的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没有了。”对当时盛行的热捧斯大林之风，冰心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在国外的时候，从报纸、传记、秘闻录、电台广播，知道了许多斯大林的事，回国来却见把他捧为圣人。直到他死了，赫鲁晓夫一揭发，才知道了比我原先知道的更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我们中国也吃过他的亏，为什么他死了，叫全体同学等着他死？有的学生听到死讯还昏厥过去。那个时候，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许多人没见过斯大林，也不了解斯大林，写了多少纪念文章。真是可笑。我的女儿把魏巍的文章抄在了日记本上，现在翻开一看，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讽刺。”印象里，冰心不是一个尖锐的人，她总是高举着爱与美的哲学，其《超人》《小桔灯》《繁星》《春水》等作品经常歌颂大自然、母爱、友谊，充满着浓郁的风月气。然而，在上述访谈里，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冰心的风月情调，而是她不惧政治风险、敢说真话的风云之气。在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敢这样直接对高层提意见的凤毛麟角。冰心对残酷斗争、个人崇拜的反感首先源于她受过的中学与大学教育。冰心一生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她在北京就读的贝满女中就是一所典型的教会学校，该校有个传统：周日，非学生也要学习圣经故事，然后一起参加。1923年在燕京大学（冰心最初入的是协和女子大学，后该校并入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更是在一位牧师家里受洗归主。基督教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宽容。而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与这些东西格格不入，冰心自然会生出不满之心。冰心是在一个军人家庭成长起来的。她的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来创办烟台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1913年又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司长。此君有非常强烈的家国天下情怀。有个细节冰心记得很牢。童年时一个夏天的黄昏，父亲带着冰心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漫天红霞，冰心请父亲谈谈烟台的海，父亲告诉她：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都是很美的，但被外国人占领了，“其它的北方港岸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是我们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冰心从小就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不受人欺侮。冰心厌恶当年的肃反扩大化与个人崇拜，原因之一就是她认为这样的政策，会使她一直敬爱的国家“丧失元气”。“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作为一个作家，冰心自有她的杰出之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冰心更像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以自己的正直和理性照亮着众多沉睡的心灵。 & && && && && & 仗义是风雪中的玫瑰台湾作家林海音不仅在创作上非常有成就，大陆一部著名的电影《城南旧事》就是根据她的同名小说集改编的，同时她还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和出版人。她早年在北平编过《世界日报》，后来到台湾编《国语日报》、《联合日报.副刊》，再后来又编《文星》、《纯文学月刊》，主持纯文学出版社。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的林海音口碑极好，她最引人注目的性格就是仗义。在编辑《联合日报.副刊》的时候，林海音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一个叫钟理和的作者，觉得他的文笔不错，思想也有深度，就着意栽培他，钟理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林海音编发的。不料，钟理和因病英年早逝。得知消息后，林海音写了《悼钟理和先生》一文，发表在次日的报纸上。《联合日报》是一份影响很大的报纸，林海音的文章发表后，读者源源不断地寄来悼文和捐款。林海音废寝忘食地为钟理和编书，请人设计封面，联系印刷。又借款印书，终于赶在钟理和百日祭时将新书摆到了供桌上，满足了钟理和生前的心愿。为纪念钟理和，林海音又多方活动在钟的家乡美浓建立了“钟理和纪念馆”。写到这里，您一定认为林海音跟钟理和交情非浅吧？错了，钟理和只是林海音的作者之一，他们通过信，却从未谋面。张昌华的《曾经风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作家沉樱晚年生活非常贫困，全靠煮字疗饥。实在写不动了，她致信林海音，请林给她出最后一本散文集。林海音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但沉樱手中没有原稿，文章都是散佚在旧报刊中。林海音不厌其烦，请人搜集整理，又给友人写信征集沉樱早年给朋友的信和照片，合编成《春声集》，抢在沉樱临终之前印了出来。所谓仗义，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全力帮助别人。仗义需要悲悯精神。一个人心中只有自己，自己或小家庭过好了，就心安理得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样的人是不会仗义的。唯有心里记挂着别人的疾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周围的人获得美好生活的人，才会去体察别人的心情，理解他人的渴望，也才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手相帮。仗义更需要看轻得失。一个人做好事总想着回报，不叫做好事而叫做生意。真正的善者不会考虑自己这趟好事做下来是亏了还是赚了，他瞩目的只是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林海音帮助钟理和与沉樱，从时间、精力、所获得的回报等方面看，她绝对是亏本的。她唯一“赚”的只是自己的心安，只是自己对友谊的执着。在别人得意的时候，你送他一束硕大的玫瑰，并不代表你有多善良；当别人遭遇难耐的风雪，你哪怕只给别人一朵小小的玫瑰，也足以慰藉其孤独的心灵。仗义其实就是这样一朵风雪中的玫瑰。
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偶尔从杂志上看到一幅漫画，觉得妙不可言。一只小猫神定气闲地坐在河边的礁石上，耐耐心心向河中伸着钓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半点浮躁的表情也没有。画上有句子云：“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小猫钓鱼当然只是个寓言，纵观尘世，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小猫吃鱼，却从来发觉小猫可以钓鱼。不过，如果我们走出表象的泥潭，深入漫画的寓意层面，我们就会明白漫画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做什么事都应该抱着一种散淡的心境，追求过程，而不要过分在乎结果。我的老家湖南双峰出过一个花鸟画大师王憨山，这位十年前已逝世的老画家就颇具钓鱼小猫的心态。王憨山在花鸟画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他的画作既有质朴清新的泥土气息，又具粗犷雄浑的霸气，境界高迈，余味无穷，多次在长沙、北京、广州、南京、深圳、台湾等地展出，反响强烈。他还出版过《王憨山画集》、《论王憨山的写意花鸟》、《憨山世界》及大型画册《王憨山》。作品《群雀图》入选《中国百年画展》，《大吉图》《麻雀图》入选新世纪出版的中学美术教材。反映他生平的电视专题片《花鸟画家王憨山》曾在全国各地及国外播放。王憨山先生是<font face="仿宋_GB年出生的，早年求学于南京美专和杭州国立艺专，师从国画大师高希舜、潘天寿等，在中学教过书，在双峰文化馆做过美术专干，<font face="仿宋_GB年56岁不到，就提前病退。病退之后，他回到老家双峰龙田乡（今走马街镇）保丰村，天天与青山绿水、花鸟虫鱼打交道，有感触便拿起自己手中的画笔。他在绘画上很有自己的见解，提出过“二分写字，二分画画，六分读书”、“墨要给足，色要给足，给足才有力量”的艺术主张，他能从平凡中发现奇趣，从尘俗中窥见人生真谛。有幅画是描绘青蛙的。五只青蛙在水中悠闲地游着，只只神情各异，画上诗云：“自醉山居蔬食饱，无事开门闲看蛙”，诗画相得益彰，彼此补充，诱人想象。另有一幅画，两只小鸡仰望着空中垂下来的一只蜘蛛，挖空心思想得到，却又无计可施，王憨山配了这样两句诗：“排闷不须千日酒，些须得失看鸡虫”，一画一诗，意境无比开阔。然而，王憨山却是一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人。他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因为生性耿直，得罪了人，过了10年非常憋闷的生活。病退后虽然勤奋创作，画了许多高品位的美术作品，但一直不被外界知晓。王憨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管外界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只是凭着内心的热爱去创作。机会终于来了，经好心人牵线，<font face="仿宋_GB年，王憨山在长沙举办了第一次画展。那次画展特别成功，人们被王憨山画中那种独特的用色用线方式、那种世间少有的意境折服了，有的画当场就被人买走。此后，他一发不可收，短短十年时间，跃居中国杰出花鸟画家的行列。仔细想来，一个人坐在生活的河流边，想要钓取成功的鱼儿，是需要一些精神作为铺垫的。你必须有可能失败的心理准备。小猫虽然勤奋，眼睛无时无刻不盯着河面，但鱼儿是否上它的钩，绝对是一件不确定的事。聪明的小猫懂得给自己制造一种良好的心态：我认真钓鱼，如果鱼没有来，我也无怨无愧。王憨山先生不也是这样吗？他从年轻时开始画画，画到了60多岁，依然没有看到成功的影子，他未必就敢肯定自己晚年一定会成功。只是他热爱绘画，从内心里希望把这件事坚持下去而已。当然，既然伸着钓竿，主观上总是想成功的。小猫蹲守在小河边，一次两次没有钓到鱼，八次十次总有可能钓到。王憨山先生虽然不是幸运的人，但他在63岁那年也赢来了命运的转机。抱着“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这种处世态度的人，并非完全不在乎成功，只是他们懂得事物成功的规律，知道有些事急不得，你必须把该做的准备做充分，能做好的事都做好了，成功也就不请自来。所谓“苦心人，天不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是的，鱼什么时候来是鱼的事，关键是当鱼到来的时候，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钓竿能够最大限度地引鱼上钓。 让心灵真诚到赤裸如果要列出世俗学问的排行榜，我想“做人学”应该名列第一。官场中人不说，一般人对“做人”技巧同样非常热衷，交际类书籍的持续热销可为明证。不过，在世俗的浊浪中，我相信有一个人不会以面具示人，不屑日夜琢磨如何讨别人喜欢，这个人就是黄永玉。最近央视10频道《大家》做了一期有关黄永玉的节目，其中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当主持人问及当年黄老被红卫兵一次抽了<font face="仿宋_GB鞭，他如何想时，黄永玉居然立即“斥责”：年轻人真不懂事，被人家那样打，我又不能还手，还能想什么？二是节目里面讲到黄永玉的画价一般是6万元一平方尺，画价随心情而定，心情好价低，心情不好价高，黄永玉微笑着表示认可。按照内心的准则真实地生活，是黄永玉一贯的性格。他办画展从来不请人剪彩，<font face="仿宋_GB年在北京举办的个人画展是个例外。那一次，他请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个花农，“文革”时期，在黄永玉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朋友送花给他，“别难过了，看花吧”。一个自行车装五六盆花送来，有吊兰和绿菊花什么的，春夏秋冬，一直在送。黄永玉说：“你别来了，我是‘反革命’要影响你。”他说：“不怕的，我家三代贫农，都是栽花的。”后来他们一度失去了联系，黄永玉苦心找了他两三年，才找到。请朋友剪影，还特别叮嘱他，愿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剪了就算。想起黄永玉在京郊别墅万荷塘给自己树的铜像：五短的身材，赤裸着身体，左手提着腰间的遮羞布，右手端着大烟斗，浑圆的秃脑袋上支楞着两只硕大的扇风耳，两眼眯到一条缝，大嘴咧到了耳朵根。生活中的黄永玉不就是这样一尊让心灵真诚到赤裸的铜像吗？他不习惯世故、不屑于圆滑，更不愿给人一丝一毫的城府，心里想的、嘴里说的、手里做的永远和谐统一。我不相信黄永玉学不会一些国人热衷的太极拳式的做人“技巧”。黄永玉的生活阅历极其丰富，他<font face="仿宋_GB年凤凰模范小学毕业，<font face="仿宋_GB年就读厦门集美中学，初中二年级离校，以后自学美术、文学，做过瓷器小工，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学工作，演剧队见习队员，民家教育馆馆员，电影编剧，报社投稿人；人又绝顶聪明，写诗获全国新诗一等奖，写散文一版再版，画画更是名满天下。如果想玩虚情假意，谁能玩过他？皇帝的新装永远不只皇帝才穿，一个人非要象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小男孩子一样一一指出来，别人肯定会反扑。真诚是人人呼唤的，但有些人之所以喜欢真诚，只是为了让他看穿你，便于他利用你而已，如果你真诚到说话、行事一无所忌，尤其是因此损害到他的“自尊”、利益时，他马上变脸。象黄永玉一样按照内心的准则做人处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极了。然而，生活要靠真才能支撑下去，一个人有心向真，生活中的城府、世故、圆滑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的日子才会拥有更多的春天与阳光。
秀才人情有人说：“秀才人情一张纸”，他们觉得读书人太精明，精明的人往往长于利害得失的算计，算来算去，那份人情味和温情没了。在我看来，一个人人情味浓不浓，其实并不取决于其读书的多少，而取决于其个人品格。一般人固然有重人情的，读书人同样有人情味非常浓的。著名出版家范用就是一个极重人情的人。戏剧家陈白尘一直想出一套文集，逝世后，其妻子金铃希望替他完成这个愿望，找到陈白尘早年的学生范用。范用当年在江苏镇江穆源小学读书，陈白尘其时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在范用身上花了不少心血，光是杂志就给范用订过好几份。已经退休的范用一直铭记着老师这份恩情，曾在电话和信中，多次嘱咐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位负责人，请求出版社对老师的文集予以关照。因为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没有动静，金铃很着急，范用有次去看望她时，再次提到了这件事。范用一边安慰师娘，一边表示自己会想办法促进此事。陈白尘文集出版的事引起了江苏省有关部门的重视，范用离开南京不到一周，经多方协调，出版社正式接受了《陈白尘文集》，并签约。当江苏文艺出版社这位负责人将消息告诉范用时，范用在电话中激动地说：“我代表陈先生所有的学生感谢贵社”。这位负责人后来才知道：范用回到北京后，正在多方邀约陈白尘的老友、学生们集资，为陈白尘出文集。还有一个故事更使人难忘。陈白尘写有一部《牛棚日记》，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和独特感受，金铃抱着出版社的退稿找到范用家，当时范用被车撞断腿骨正卧着床。范用强撑着身子，从师娘手里接过了那部稿子，花了很多力气，让《牛棚日记》见了天日。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陈白尘生平与创作展览”，腿伤还没有好利索的范用拄着拐杖赶到展览厅，让他儿子抱着大包刚从印刷厂里取出的《牛棚日记》送给与会者，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范用后来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要拄着拐杖送过去，是想“亲手交给师母”，“这是对她最好的安慰”。曾以《一千八百担》《风雪夜归人》享誉文坛的吴祖光先生也极有人情味。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工资被大幅度削减，再也雇不起佣人，他打算辞退家里蹬三轮车的老何。老何离开时，吴祖光不仅将家里的三轮车送给了他，还赠送了200元钱给他养老。要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20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它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4个月的工资。吴祖光的大度是出了名的。“反右”前，周扬、田汉等人一个劲地动员吴祖光提意见，吴祖光不过是说了这些人也想说的话，结果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些人依然安然做官。新凤霞很气愤，在背后骂他们是骗子。吴祖光说：“他们也是读书人，对解放后如何建设国家、对待知识分子心里也不明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吗？谁都没有经历过。他们后来不也自身难保，恨也没用。”新凤霞单位一个造反派头儿，抄家时，将吴祖光一块欧米茄高级手表偷去了。查“五.一六”分子时，这人倒了霉，被军宣队隔离审查。做了亏心事，总怕鬼敲门，这个造反派为高级手表的事向新凤霞求情，新凤霞想听听吴祖光的建议，吴祖光说：“一块表就给他戴吧，反正表是人戴的，我戴他戴都一样。”他希望新凤霞到军宣队面前替那个人说话，就讲此表是自愿送的，不要再逼他。范用、吴祖光的秀才人情真的是一块牢不可破的钢铁！范用是要报恩，不想愧对老师几十年前那份疼爱；吴祖光则是生性宽厚，总是习惯性地向别人支付善心。在这样的人情面前，冰冷的石头也会开出温柔的花朵。人不是一个孤岛，总要跟周围的人发生各种联系，你善待别人，别人也会善待你，当整个社会变得温暖、人性，我们生活于其中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就道理就像一条鱼生活在水里，水很清沏，氧气才会充足，食物才会干净；水很肮脏，那么鱼享用到的一切自然是污浊的。一个人体现出人情味，向社会支付善心，其实就是要保持自己面前的这一片“水域”，让自己和子孙后代获得美丽的生活。“秀才”读了那么多书，比一般人更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一个“秀才”想像范用、吴祖光让别人品味到自己浓浓的人情味，需要一份大气。范用也好，吴祖光也罢，他们的付出都是以损害自己为前提的，范用损害的是自己宝贵的时间、精力，吴祖光损害的是自己的金钱和报复敌人的机会。然而，为了内心那份善意，他们始终无怨无悔。中国历来有以士为师的传统，我觉得读书人的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担当，也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一个是社会教化，即象范用和吴祖光一样在个人道德方面做他人的表率，使社会尽可能变得温暖、人性、光明。做好了这两方面的工作，“秀才”也就变成了元气充沛的读书人！
第三辑&&大风起兮云飞扬袁世凯的“媚下”皇帝老儿当道的年代，做领导的往往习惯性地谄上。所谓谄上，就是取悦上级和比自己牛气的人。上级掌握着“密考”（秘密考察之后向皇帝报告）下级和分配相关资源的权力，牛气的人在权势者面前有足够的“话份”（说话的机会），做领导的敢得罪谁？但对于下位者（下级及职位、地位不及自己的人），领导们常常会本能地轻视，原因很简单：下位者不能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利益，领导懒得费这个神儿。与其时许多领导不同，袁世凯一方面谄上，凡是比他地位高的，比如当年的吴长庆、后来的荣禄和慈禧太后，他都能搔着他们的“痒痒肉”，喜欢钱的，给人家送钱；喜欢肉弹的，给人家送美女；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媚下，千方百计迎合下位者的心思，给人一种知情重义的印象。我们不妨从几个小故事讲起。北洋将领冯国璋是袁世凯倚重的部下。因为镇压有功，<font face="仿宋_GB年袁世凯保举其为补用知府。 1901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军政司，下设兵备、参谋和教练处，又任命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袁世凯做民国总统后的某天，突然吃到一个红烧蹄膀，立即嘱咐侍从送一碗到冯国璋府上，交代说：“大总统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让将军尝一尝。”有时早上吃个奶酪，觉得味道不错，也要吩咐下人送一份到冯国璋家里。对下级“情深意长”，对其他职位比自己低、权力比自己小的“弱势者”也不例外。庚子事变（1900年）某天，张勋与袁世凯一起去颐和园，张刚进门，为慈禧太后兼办支房（帐房）的太监马廷宾立即迎了出来，招手让张入自己的住室，张勋说：“宫保还在后头呢！”马廷宾于是在院子里等待袁世凯。袁世凯一到，立即跪单腿向马廷宾请安。太监是个为人瞧不起的职业，有清一代，从无大臣给太监请安的先例，何况此时的袁世凯已居正二品要职，马廷宾的感激可想而知。袁世凯还懂得“善待”失势者。翁同龢当年因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被慈禧放逐，朝堂内无一人为之说话。转道天津，时在小站练兵、平时与其关系并不密切的袁世凯，手书一信，并附赠不菲的银票，托亲戚带给翁同龢，翁同龢当即感动得老泪纵横。袁世凯是个脑子非常活络的人，从不做亏本买卖，为何在社交方面逆一般的利益逻辑而行？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袁世凯的精明。谄媚下级是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非常注意培养军队对自己的绝对服从，那时新军各营部供奉着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士兵回答：“吃袁大人的饭！”问：“咱们穿谁的衣？”答：“穿袁大人的衣！”问：“咱们为谁出力？”答：“替袁大人出力！”对一般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抓得这样紧，培养军官之忠诚自然会更加用心。取媚比自己职位低、权力小的人，同样是想让这些人为己所用。晚清时袁世凯确实权势熏天，但他的权势来自慈禧太后，太后高兴，可以给他权势；太后不高兴，可以让他一无所有甚至脑袋落地。而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欢袁世凯，与李莲英等太监有心帮助他关系极大。依礼制，清代大臣召对，都得埋头跪地，不能抬头看皇上和皇太后，袁世凯自然无法观察慈禧太后的喜怒。袁世凯与李莲英约定，召对时，袁世凯看李莲英的双脚，李双脚叉开，表示老佛爷喜欢听这样的话，可以多说；双脚并拢就是太后不高兴，最好立即闭嘴。有李莲英第一时间做“间谍”，袁世凯自然“应对无不称旨”，慈禧对袁世凯也无形中生出了信任之心。太监都是各管一摊子事的，李莲英有李莲英的用处，马廷宾也有马廷宾的用处。讨失势者欢心，则与皇权政治的随意性有关。皇权下的得志和失势变幻不定，今天皇家统治者不喜欢一个人，可能让他失势；明天有个什么事需要他了，又可能使他得志。退一万步说，就算某个大佬在仕途上一蹶不振，朝堂里依然有他的旧部、学生、朋友，他个人失势并不等于整个集团失势，在大佬败走麦场时献上一点尊敬，日后很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袁世凯是晚清民初最大的枭雄，有段时间被社会各阶层的人视为“共主”。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枭雄，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治事之才；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有一双穿透别人肺腑的眼睛，能将各种官场之人的心思看明白，有针对性地进行“攻心”，使自己上有可靠的背景，下有足够的“群众基础”。 用来看的道德与用来做的道德独裁者都有两种道德，一种是用来看的，一种是用来做的。用来看的道德可能金碧辉煌、娓娓动人；用来做的道德污浊不堪、让人不齿。1923年，蒋介石先是忙于与各派军阀交战，8月份，又受孙中山的委托，随一个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工作忙碌之余，蒋介石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身份，他给儿子蒋经国写了不少信。日，蒋介石在信中说：“你5月1日的一信已收到，但有五字写错即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后遇有写错的字，虽落笔已发觉，亦应写个完全，再为抹去。”9月14日，蒋介石从莫斯科给儿子寄信云：“你现在的学业不知比上半年有多少进步，我很系念。要文章写得好，总须名词记得多。尤其是双个字的名词，如人类、品行、生活、空气等等，平日留心地看，做文章的时候，随笔可以写出来。”除了在学业上进行指导，蒋介石对儿子的品行也非常关心。<font face="仿宋_GB年10月31日，蒋介石又一次从莫斯科来信，叮嘱儿子说：“一个人第一要遵守规则，就是要自己‘道德高尚’。这个道德并不是拘拘谨谨束缚不动的，只要守着一切规则，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帮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