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诊所App
扫描二维码
安装春雨诊所App
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
关注春雨医生公众号
小程序 春雨医生+
扫描二维码
无需下载快速问诊
小程序 企业版
扫描小程序码
无须下载，直接使用
很累，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长高？
提示：疾病因人而异，他人的咨询记录仅供参考，擅自治疗存在风险。
我今年15岁，现在在学徒，在做沙发制造，很累，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长高（男，16岁）
您好，平时有做重体力活吗？
比如说扛沙发床
现在身高多少呢？
现在在学徒，以后应该经常
家里父母身高，高吗？
那身高合格啊
我就是怕我做这门工作以后不会继续长高了
您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可以打打篮球，饮食注意营养均衡
那我能不能继续做这门工作
工作对您的身高影响不大，能不能继续做要看您对这个工作的兴趣爱好！
扛沙发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吗？
嗯嗯，谢谢了
您的身高现在已经是同龄人中正常的身高了，您15岁还会有长高的空间！
工作要注意自己的承受力呢，勿劳累！
不客气，祝您身体健康！
猜你感兴趣
中医科 医师
银川市中医医院
扫码关注医生,
方便随时咨询《活着》的读后感10篇_读后感_文章吧
当前的位置: >
　　《活着》是一本由李玉霄 / 王崴，的平装，本书：49.80元，：270，特从上的一些的，对能有。　　《活着》读后感(一)：zz 李玉霄 马三立 　　一、引子 　　1993年，一向的马三立地对的一生作了：我是个人，是上的虫。 　　事于约请马三立写一篇的。时隔多年，这份已杳无，只在天津市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借机将自己的一生道出：“我这一生，总是更多于……我论，更不是穷命。我认为不是，是生在的，就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的，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的，而是泰斗、，甚至可以归为了。但是，据老边的，对于赠予的这些，对于这些，老人一向的是，拒而不受。 　　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还是位家：参加的慰问，给讲，到说相声，子女办，和一起巡逻，帮助维持，市政协参加的，等等。 　　可以，每当这位瘦瘦高高、的老人一，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如堵、潮起的。所以，至少从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或者说还有一些。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笔者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的：更多的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呆在自己的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最为老人的马志明最深的是，“是用做成的”，否则，无法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之、甚至；建国后了10年，壮年时却被打成，自此整整20年；待到七十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 　　难怪笔者到的都要在夸赞马三立的相声说得好的，还要为他抱憾；难怪这位晚年终得“”的老人会在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我这一生，逆境更多于顺境。” 　　现在，这位自称为“普普通通老艺人”的老人躺在了上，再也不能登台了。在天津市总门诊楼八层的一间里，他从年初躺到现在，薄薄的下面，几乎看不见他枯瘦的。 　　二、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艺庭。迫于，他的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在老北京的、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相声，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鼓楼卖艺，艺名“小恩子”。恩培收的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成为相声史上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磁实，深得恩培的，后来和师父的萃卿成家。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的是她，在1917年迁居天津后病逝。为了给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带着10岁的马桂元住到相声的，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丁氏，与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丁氏的，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在燕乐戏院说相声，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津的“三不管”南市“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在同样求学不成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地了天津汇文，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周）为师。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属于“下九流”，不如“”，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行当。马德禄原指望说相声马桂元、马三立两个读书取得，，但这一先后落空。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交不起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局刘连群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一事。据说，半个多以后，马三立对一位的提起当年时，，：“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的书，多的，多少，都保存得整齐，象新的……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更为。 　　三、漂泊江湖 　　师门，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开始品尝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师父周德山，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词准、准（、语调、等）、准，最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严，高，马三立稍有，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直到他已经是的老人时，依然如此。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似乎给他留下的更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马三立，看到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地的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哥哥“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马三立成了家。之后，中的就接连。先是哥哥染上吸的，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 　　的，二十的马三立难以，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要接济，刚会说话的马敬伯（后成为相声）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卖艺。大凡旧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至极连外出也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去不了外县，就坐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坐在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舟车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之一。在他晚年的一份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按照火车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小村镇、、，是演出，、书场、路旁、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大的，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和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俭省到了可怜的。”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戏园子骗钱，地痞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的往往是。 　　不是他怕事，而是作为的艺人，他也只能，甚至是偷生，他只能在路上背诵“终益己，强暴必有灾”之类的旧式的时候，寻找到一点。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都约他前往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之时，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的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了。为了霸占技艺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甫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上、更上层楼的当口，而剧团给他的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反串其中的。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累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节，的，当卖一空。春节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却不像过年的，勉强买几斤，早早的熄灯睡觉了。我在这中，流着，听着外边的，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四、右派 　　这之后，马三立很快鹊起。 　　1947年，他登上了被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一样”的；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也就是在这一年，家里添置齐了，过年时孩子们穿上了新，老伴甄惠敏第一次穿上了；过年了，马三立买来红纸，写上“，毛万岁”，上贴上了。 　　自此之后近十，马三立，。新，新社会，新，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们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让我们有了，有了正式，，每月都有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的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工作不的“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是因为由起初的4个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了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 　　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子都不想回来了。”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会是一时的想法，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他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知道内情的马志明说，老爷子是伤心失去了一个好伙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给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祸端的《买猴儿》，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还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结束后，马三立作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上班第一天，领导对他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马三立马上明白，自己虽然摘帽了，但还是右派，今非昔比了。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用马志明的话说，老爷子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动辄得咎的马三立再一次逆来顺受。曲艺团里设置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20场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场，而马三立的指标是每月必须演出60场，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假，剧场不停电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别人大把领钱时，演出最多的马三立还要被扣钱，对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多年以后，旧事重提时，马志明直言不讳：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会钻营。我爷爷外号是“相声公司”，他傍“万人迷”，“万人迷”盖洋房了，我爷爷什么都没有。到我爸爸这儿，他把这一点发扬得更厉害。 　　五、寻常晚景 　　平反以后，年届古稀的马三立和王凤山搭档，将《西江月》、《文章会》、《开粥厂》、《卖挂票》等众多拿手绝活再度搬上舞台。尤为难得的是，老人在无人捧哏的情况下，又积毕生之功，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检查卫生》、《八十一层楼》、《追》等等。 　　这些小段一方面融合了传统相声讽刺、幽默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又带有马派相声的特色，有着浓郁的市井气息，因此，一经推出，历久不衰，形成马三立艺术创作上的另一高峰。 　　也许是看淡了，也许是更清醒了，即便总是要被掌声包围，总是要被前呼后拥，历经磨难的马三立对纷至沓来的荣誉和光环总是要保持距离。在掌声中，在人群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是大师，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艺人，是个热爱相声、喜欢钻研相声的老艺人。” 　　在传统相声的精髓未被充分汲取即被曲解以及业内风气已经日趋庸俗的背景下，这位老艺人的节操不能不令人感喟再三： 　　“几年以来，我在剧场、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处演出，都是通过咨询委员会领导下达的任务或义务演出。得到的礼品有相册、花瓶、镜子、钢笔架等等。有的演出，什么也没有。给民进、武警、政协、人代会、、外环、平房改建、居委会、焊条厂、油墨厂等单位演出，没有礼品报酬，一分钱也没给。北京笑星约我一星期，没经过组织联系，我婉言谢绝。打来长途，约我去香港、新加坡，吃住全管，报酬给港币，我回答暂时不去。他们又来挂号信，提些待遇，我没给回信。贵州某单位组台演出，约我坐飞机去，寄来一千元演出费。邮递员让我盖章取款，钱我不收，请邮递员按地址退回。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是五个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儿童节我必须赶场，最少要去三个学校讲话、说故事，报酬是戴红领巾。 　　我去八里台南边的养老院，慰问演出。我连说四段小笑话，老爷子、老奶奶们乐的高兴极了。爱听，不让我说了，怕我累着。我回答，不累，只要你们高兴，心情愉快，我可以多来几次。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子，称我三哥。他说，您也到这地方来吧，这里的孤老户、老大娘很多，能搞个对象。想用美人计骗我。 　　我参加居民委员会的义务值班巡逻，戴红袖箍儿，在楼群、路口转一转，防匪防盗，维护治安。每月我轮班两次。不管是风雨冬夏，我决不缺勤。查一查各户的门锁，还有门前的自行车上锁没有。监督路口的车辆停车，交警就不敢让我在路口值班，因为有我，堵塞交通。” 　　在一份大概写于八十年代初的思想汇报中，马三立十分细致地描述过多年来自己的真实一面：“二十年来，我是见人不主动说话，见人不主动握手。事事寡言，不闻不问。内心总有自卑感，一直不肯去亲友家、同行家串门聊天，也不参加任何人的合影照像，避免人家小看我，歧视我。”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这当然又是一段令人心酸的描述。但是，可以告慰老人的是，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就在去年，天津市民投票推选出10个地方名人，要在海河边上为他们树立雕像，供后人瞻仰，最后，他们把最多的票投给了这位为他们说了一辈子相声的老人——马三立。　　《活着》读后感(二)：zz 李玉霄 于建嵘 在行走 　　他放弃赚钱的律师职业，回归当年的誓愿——研究中国农民 　　他和贫寒无所依的农民泪眼相对；他和一呼百应的“农民领袖”结为好友；他记录下“上访代表”的冤情中的每一个点滴；他与县乡干部们掏心窝子说话一起喟叹；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底层社会黑恶之徒。 　　于建嵘完全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学者模样。 　　头发蓬乱，衣着随便，特别爱说话，一坐下来，就会聊个没完，所以嗓子总是哑的；又爱笑，未曾开口就笑眯眯的，一双眼睛藏在眼镜后面，固执而热情地盯着你，用湖南乡音问你“是不是啊？”，然后，自己就把身子往后靠了，半自嘲半得意地接着笑；隔一会儿，右手指就会捏着镜片把眼镜往上推一推，所以细看上去，右边那只镜片的一角总是灰蒙蒙的。 　　家人不在北京，吃饭穿衣自己解决，在他的单位中国社科院，就有了个笑话：于博士只穿一条裤子。在他北京通州农村的院子里，说起这个段子，他又笑了起来：哈哈，其实我是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牛仔裤，换着穿。 　　但是，只要他静下来，便笑意全无。所以，网络上于博士的几张照片，总是那一头乱发、黑边眼镜、热切认真的眼神，忧国而忧民。 　　就是这位不修边幅的于博士，6年前，只身一人，夹着一个破包，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依次走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前后历时20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一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 　　虽然他的单位是中国社科院，但是绝大多数时间，他不在北京，而是出没于全国各地的村镇和厂矿。他因此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而不是学院派。 　　也正是由于这样不停地在村落和乡镇之间穿行，在矿井和上访村之间辗转，于建嵘所涉及的每一领域，必触及问题的真正所在，创见迭出。在大量而长期的田野调查之后，他提出农民的反抗是以法抗争，农村的黑恶势力已经侵蚀基层政权，农村危机的实质是体制危机；对于多数人呼吁赋权的信访制度，他的观点也是一针见血：信访制度已经不是防火墙，而成了一块“遮羞布”，应当改革乃至彻底革除。 　　据此，有媒体称他是“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学者”，说他的论著是“用脚写出来的”。他郑重地反复地纠正：“不，我是用心写出来的！” 　　岳麓山上的誓言 　　1966年夏，“文革”开始，于建嵘4岁。他的父亲，战争年代的地下党员，很快被工厂造反派“揪”了出来，被诬为“土匪”，“打倒在地”。随即，除父亲一人准许留在祁东县城以备批斗外，其余5口人一律下放永州农村。 　　妈妈带着于建嵘兄弟姐妹4人来到几百里外陌生的永州农村，遭到冷遇，就连带来的被褥也竟然被人偷走。无奈之下，母亲只有扶老携幼返回祁东县城，然后再被驱逐下放，再返回，折腾反复，处处被拒。颠沛流离之中，5口人的命根子——户口丢了，而且一丢就是9年。 　　直到现在，每当忆及童年生活，一向豁达的于建嵘依然痛苦不堪：“我们那时候是比农民还苦的黑人。我们是黑户黑人，我们当了9年黑人。” 　　没有户口，意味着失去基本的油粮布供应，一家人的生存陷入困境。走投无路之下，母亲去粮站拉板车，粮袋中残留的以及地上洒落的碎米，她都小心翼翼地扫集起来，带回家。“吃垃圾米”，是于建嵘难忘的童年记忆。 　　于建嵘7岁时，父亲托关系把他送到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 　　“我要上学了，可是没有衣服穿。妈妈从粮站捡来麻袋布，染成黑色，请一位裁缝做了件上衣。出不起钱，就找了个盲人裁缝，结果两个口袋一个缝在里面，一个缝在了外面。不过，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我那个班的班长和我住在一个街道，她的父母是唱样板戏的，很红。她知道我是黑人，没有户口，上来就问：你怎么到我们教室来了？跳上桌子命令同学把我拖出去。我两手死死抓着桌板，哭着不愿意离开。我的衣服撕烂了——我从来没有穿过服啊，就是为了上学才做的衣服……” 　　屈辱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43岁的于建嵘说，这是让他刻骨铭心的一幕，他至今都无法说服自己原谅那个班长。 　　“你受过苦，你就能够知道受苦人的滋味”。对底层穷困人群的感同身受，于建嵘自幼年时就开始了。 　　1977年，父亲获得平反，4个月后旋即去世。1979年，于建嵘考入湖南师范学院政治系。拜80年代思想解放、读书热方兴未艾之赐，于建嵘在学校和湖南省图书馆吞食中西政治学、法学著作，因此而逃学，又因逃学而得绰号“幽灵”。 　　同窗好友王立成(现湘潭市总工会副主席)现在还记得，当年于建嵘曾经给中国社科院寄过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他说，于建嵘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文科大学生，对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对这些宏大的社会命题，兴趣浓烈 ；闲暇时间，他常做的就是和同学一起去爬岳麓山，讨论时事、畅谈理想、梦想未来。 　　就在1983年毕业前夕，于建嵘、王立成和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做出了一番非同寻常之举。 　　一天傍晚，3个青年学生又一次来到岳麓山上的黄兴墓前，共同起誓：此生无论如何，都要立志研究中国3大阶层：于建嵘出身于工人家庭，研究农民；王立成来自农村，研究工人阶级；那一位同学父母都是干部，则研究知识分子。 　　对于建嵘而言，这个寻常傍晚的不寻常立誓一举画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多年后，在被媒体、同行、学生问及为何从事三农研究时，他的回答就是：少年立志。 　　随即，于建嵘被分配到衡阳日报。第一年年终评奖，他经手的报道占全报社获奖数量的三分之二。但他很清楚，以自己的性情和志趣，终究不适合机关党报。两年后，他主动辞职，做起了律师。 　　此后8年，于建嵘先在衡阳，后在海南，一直以律师的身份谋生。8年下来，他的收获大抵是两个：一是衣食无忧，钱不再成为一种负担；二是律师的职业使他得以继续充分地浸淫于底层社会，底层百姓的苦乐悲欢继续在他面前日夜上演。 　　于建嵘坦承，当初选择以律师为业，主要的理由是解决现实生存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辈子律师，哪怕这个职业再赚钱。我也从来没想过一辈子只是赚钱”。 　　他买了车，有了房子。生存问题已经解决，幼年的底层挣扎开始浮现于眼前，青春年少时的誓言一次次在耳边响起。“我不能忘记曾经受过的苦难。”他决定退出律师行业，回归当年立下的誓愿：研究中国农民。 　　此时已是1993年末，距离岳麓山黄兴墓前的立誓已经整整10年。 　　重走毛泽东湖南农村考察之路 　　年届而立，青春不再，没有单位，远离校园，不曾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就职，这就是1990年代初期的于建嵘，一个热诚的但又是业余的三农问题爱好者。 　　显然，他的治学之路不会平坦，但同时，丰富的底层经历和局外人的身份，恰恰给他提供了回归学术的另外一种可能。 　　他开始了“游学”，而且一“游”就是4年，1994年始，1997年结束。 　　这是一种很少会有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律师，不再挣钱，只身一人，拿出积蓄，全国各地到处跑，以民间三农问题研究者的身份，拜访专家，请教学者。目的只有一个：开阔眼界，提高学养。 　　1997年，在武汉，于建嵘结识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并且考上了徐勇的博士研究生，机会终于眷顾这位梦想不灭的理想者。 　　曾经的党报记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执业律师，当年海南淘金大军中的一员，有了这样的阅历、这样的人生积累，于建嵘无法认同“学院派”的坐而论道。两年苦读之后，他的选择是重走毛泽东当年湖南农村考察之路，对湖南农村的历史与现实再作考察。 　　这是一种类似于游走四方的田野调查。当然，在于建嵘看来，一切自然而然，再也正常不过： 　　“我就是夹个破包，装着不像个博士，走到一个村子，先在路边的小饭店吃碗饭，或者到小卖部买点东西，和老板搭上‘关系’，再通过他和村民联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来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记下来，有感觉了就住下来呆几天，聊完了再接着走。” 　　从1999年5月开始，于建嵘就是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车搭车，无车步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下去，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走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这种苦行僧式的日子，持续了近两年，个中甘苦，《岳村政治》附录的《衡山调查记事》中有若干片断，可以略见一斑： 　　“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鸡鸣三遍，尚不能入睡……用电话与王立成详谈农民利益及其保护问题……天未亮，用冻得红肿之手，赶制了《中国农村问题调查》(农户经济状况卷)50份。 　　“早上6时许，天还没有亮，就顶着雨雪，开始了县城之行。天黑路滑，在赶往车站的路上，掉进了一个大泥坑，裤子撕了一个大洞，搞得像个泥人，公共汽车司乘人员说我一身是泥都不准我上车。最后只有高价坐上一部小四轮，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在9时半到了衡山县城，稍许休整，就冒雨到县委……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逝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到欠了这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实证主义、直面现实、在田野中做学问，使于建嵘能够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和不能言，在这样的姿态面前，感到汗颜的又何止书房中的学者？ 　　回到绍庄(岳村)去 　　2000年元旦，在4次“漫游”衡山县之后，于建嵘将考察重点放在衡山县，放在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从历史上看，衡山县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当年国民政府的“乡村建设”实验县，对分析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有着特别的意义。 　　而白果镇绍庄村，则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协会“岳北农工会”的发祥地，1923年，这个小村落即已见证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风潮。 　　按照学术研究中的通行做法，于建嵘给这个不足七百人的小村庄取了个学名“岳村”，自此，他与它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绍庄村让他完成了《岳村政治》。这部45万字的专著先后获得湖北省第3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3年度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5届优秀科研成果3等奖，以及湖南省第7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比获奖更重要的是，对衡山县农村社会和绍庄村持续不断、脚踏实地的考察，让于建嵘“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中国”。 　　他和贫寒无所依的农民泪眼相对；他和一呼百应的“农民领袖”结为好友；他记录下西西弗斯式的“上访代表”的冤情中的每一个点滴；他与县乡干部们掏心窝子说话一起喟叹；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底层社会黑恶之徒的横行。 　　在《岳村政治》后记的开头，于建嵘写道： 　　“我将这篇博士论文献给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绍庄村的乡亲们。我所描述和研究的正是他们近100年来走过的可歌可泣而又艰辛无比的历史。真切地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为此，我还将长期地关注他们，并将他们的幸福和安宁作为自己研究的最主要的精神动力。” 　　绍庄村是于建嵘看中国的第一扇窗，绍庄村也见证了中年于建嵘的圆梦——他们已经结下了深厚感情。于建嵘这样自述《岳村政治》的写作情景： 　　“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像在梦境一般地回到衡山，回到绍庄村。有时好像不是我在讲述绍庄村的故事，更像是绍庄村山山水水在向我诉说中国农民那多灾多难的历史。……我还是应该继续走出书房，回到绍庄村去，回到那个让我日夜困惑的中国农村去，去度过旧世纪的最后几天，去同他们共迎新世纪的到来。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日，于建嵘带着书稿坐火车从武汉到了衡山县，本想直接去绍庄，没想到一下子病倒7天。康复后已是2001年的1月2日，他推掉朋友开车送他的好意，坚持坐公交车再步行，走到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村子中去。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要像一个外出归来的农民一样，用最省钱的方式，坐着破烂不堪的老爷车，到那偏僻但美丽如画而贫困得近似破产的绍庄去。 　　“差不多半年没见的乡亲们，见到我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围了过来，一句句‘回来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的确，我回来了，回到了这个让我以心血和时光为代价来研究和思考的乡村。” 　　安源煤矿第一位下井博士 　　2001年7月，于建嵘博士毕业后，到了北京，视野大了，机会也多了。随着《岳村政治》的出版，以及《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H县调查》等一系列触及农村最敏感问题论文的发表，于建嵘开始屡屡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演讲。 　　这个时候，湖南人的辛辣火爆、律师的能说会道、底层浸染的质朴印记，在于建嵘身上，显露无遗。概括起来就是：能说，敢说，说真话，为底层说话。 　　中国政法大学某位系主任盛情邀请他去演讲，这位系主任谆谆告诫讲台下的学生，因为体制原因，法官违背良心办案，无可厚非，没有办法嘛。于建嵘“啪”地一下打断了，他指着坐在身边的教授大声说：“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们这些人。什么叫有良心没办法？！就应该提着乌纱帽去保护这个良心！做不到这个就是没有良心，就不配做法官！”台下的学生们哗哗鼓掌！ 　　在北京大学，一个学生提出“如何教化才能让农民提高思想意识”，于建嵘痛痛快快地顶了回去：“农民不需要教化，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你们懂得更多!” 　　在今年初的一次讲演中，有位听众提出老百姓有清官思想，于建嵘当即反驳： 　　“为什么不想到官员的清官意识？喊冤告状是谁的传统？动不动批个条子，动不动批一下，显示一下，这才是根本！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当官的太想批示呢？你怎么不想想那些当官的应当说这个事情我没有权力处理，是法院的事情呢？！你怎么就认为老百姓的水准就是差？关进牢房的贪官污吏时常说什么‘把自己放到普通百姓的标准’，笑话！这显然是把很多丑陋的东西嫁祸于普通民众。” 　　当一位听众说“农民问题的研究也有风险”时，于建嵘脱口而出：“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说真话，一个学者最大的风险是说了假话。” 　　从考察湖南农村与“农民领袖”密切接触时，于建嵘就开始关注信访制度。到北京后，他“重操旧业”，在北京上访村扎下根来，并且以湖南某高校教师的身份到教育部体验式上访。当然，这次“暗访”，他只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就被“喝斥”出门。不过，他关于信访制度的研究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来自底层，重归底层，这既是于建嵘的人生轨迹，也是他的治学路径。他认为自己解决了学者的最大难题：生存依附。在书房里，他把那张律师证书张贴得很是显眼，还时常笑言，大不了再回去当个律师。这当然是句玩笑。早在当年考察湖南农村时，他的目光就已经投向了萍乡安源煤矿，那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与湖南农民运动发源地的关系千丝万缕。 　　日，他第一次进入安源煤矿，到2003年，他已经访问了近千名煤矿工人，并被工人们称为“矿长”。这位戴着眼镜的“矿长”手脚并用，在水深火热的煤井中爬到了最老最大也是条件最差的总平巷采煤面，成为安源煤矿第一位下井博士。“我不下去，怎么能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于建嵘现在的目标是要写出两本书，一本是关于农民的依法抗争，其中将汇集6年来他一直跟踪的10位“农民领袖”的跌宕故事；另一本是中国工人阶级现状研究，其后附录的《安源实录》会将不为人知的井底世界公之于众。 　　他说，“我要写出他们的苦难、抗争、无奈和心中的希望”。本刊记者 李玉霄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活着》读后感(三)：zz 李玉霄 王海 我完全是个正常人　　记：这次在南宁的举止失常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沉默)……简单地说，正常人都有发火、发泄的时候吧。发泄的原因是津成的事情。津成的事情取得重大进展以后，我的气可以发了，所以我就显得很兴奋。一兴奋就变成工作狂，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赶着干完，几夜没睡觉，结果身体累垮了。 　　那天(20日)跟门童借10块钱付出租车，门童说没有钱，我借了90分钟还是说没有钱，这个时候我就太愤怒了。 　　记：是在国际大酒店吗？ 　　王：对。借了90分钟没借到钱，你这个酒店是怎么服务的？这不是骗我吗？你可以有钱不借，但也不应该说没钱。 　　记：当时你从深圳过来时身上就没带现金吧？ 　　王：没带现金。出租车费都欠着呢。 　　记：那在国际大酒店借钱是个爆发点了？ 　　王：是个爆发点。别人喝醉酒可以摔暖壶，我发泄一下摔了桌子，到了派出所打坏了个门，打坏了一块玻璃。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我完全是个正常人。 　　记：那你当时包括后来在派出所时神志都清醒吗？ 　　王：我的神志都是清醒的。就像两口子打架，也会打个狗血淋头，不过因为我练过武术，我练硬气功的，所以我发怒就可能和别人不同。别人发怒可能打个暖壶，我发怒可能要打烂一扇门，或者撞坏一辆汽车，但是我从来没有用暴力对付社会，也从来没跟人打过架，我是奉公守法的。前段时间津成给我造成的压力太大，我确实被冤枉了。 　　记：《当头棒喝》里面用了“黑吃黑”、“谍中谍”、“算计与反算计”这样的词句…… 　　王：我们打假不计较手法，任何计谋我们都利用，关键是你要打假，而且你要把假货打下去。因为手法、计谋都只是工具，关键看你怎么用。 　　我们不怕坏人，不怕假货，但我们怕冤屈、怕误解，尤其怕好人对我们的误解。 　　记：年初另外几个民间打假人士的“割袍断义”对你的心理有没有消极影响？ 　　王：那几个人无所谓，在我眼里他们没有资格跟我做对手，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我学的。我的竞争对手是国外的大型商务调查公司。那几个人怎么表演都是学生反老师，徒弟反老师，情有可原，每个人都有功利心嘛。 　　记：他们说你登在《中华质量万里行》上的那篇访谈给他们购假索赔带来被动，当时你说个人购假索赔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王：那篇文章没有完整表达出我的意思。我原意是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把个人购假索赔当作一个事业来做，我只是想达到启蒙、教育消费者的目的，让消费者知道买到假货有“退一赔一”的权利。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是成立调查集团，通过专业化的打假途径，让造假者无处遁形。 　　记：造假集团以后会不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王：造假者在完成原始积累以后，首先会寻求社会依附力量，寻求保护，或者搞什么部门推荐，等等。这方面，津成就是一个典型。 　　记：以前有没有遇到像津成这样的对手？ 　　王：詹氏集团吧。詹氏集团的造假规模和人力资源都远远大过津成，但是最后还是被我们打败了，卫生部下文取缔性病游医。 　　记：你打假打到今天，也应该知道，实际情况是，造假的一方也在“升级换代”，势头更加猖獗。这是为什么？ 　　王：这是一些中国商人缺乏商业道德的表现。作为商人，起码应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但不少中国商人没有，很多中国人也没有。 　　我们外部约束机制也太落后了，不能跟世界上先进国家比。我们经常跟外国商会打交道，感觉我们比人家要落后一百年。我们有些法规制度简直就是鼓励违法乱纪。比如骑车违章罚款五元，但早上班可以多拿十元。按照犯罪经济学或违法经济学的观点，这样的制度就是纵容违法犯罪。 　　还有司法腐败，这是事实。当然这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有时候不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而是约束机制、管理机制的因素。 　　记：不是法官个人原因产生的司法腐败？ 　　王：首先缺乏一种对法官的监督机制。我去做法官，肯定也是个坏法官。因为个人是靠不住的。(南方周末 记者 李玉霄)　　《活着》读后感(四)：生活和活着　　有外国评论说：中国人活着太累，有太多的负担了。 　　我会想，真是这样的吗？再看看我们的国情，有很大一部分真的是这样的。 　　往好的方面想，我们活着，一定有它好的一面，中国人传统的勤劳，耐劳吃苦，爱岗敬业等好的精神品质，难道就变质了吗？ 　　我们的人性中还有多少？ 　　书中记录的一个个故事，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中国人的很多方面，有好有不好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 　　但正因为这种人性的复杂性，才会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同学催生了更多问题。 　　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不能只是把这些都推掉了说因为历史问题，因为国情是这样难以改变就变得无动于衷了，我们不能这样。 　　生活和活着从来都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即使没有结果，我们也应该尝试努力试着去解决，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阿门！　　《活着》读后感(五)：zz 李玉霄 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2003年，杨显惠结集出版《夹边沟记事》，翻开了一段尘封了40年的历史。 　　夹边沟农场 　　1965年，19岁的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四连小宛农场，上山下乡。小宛农场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被解除劳动教养的右派。就是在和他们的闲 　　谈中，杨显惠知道了“夹边沟”：就在5年前，酒泉境内一个名叫夹边沟的劳改农场，三千名右派，大面积死亡，死得很惨，死到最后只剩几百人……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只能养活四五百人。但当时，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至于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靠种田养活自己，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夹边沟的饥饿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右派可以借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他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土豆，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土豆统统吃光，“都吃得土豆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土豆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被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土豆疙瘩吃！ 　　夹边沟事件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地委书记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由于死亡太多，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 　　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1年10月，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右派被遣返。（《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5期李玉霄文）　　《活着》读后感(六)：活着与逃离　　看完钱理群对鲁迅作品分析后，我特别想知道面对现在一个经济总量排名第二、老百姓生活水平排后的国家，先生怎么看；面对网络上下的“爱国”言行，面对15岁参加高考拿到省状元的孩子网友预言低能、书呆子，彻底无视别人的努力，面对《小时代》大批的拥趸……先生怎么看？ 　　有这么脑残的好奇心，是因为我从各路专家中找不到像鲁迅那样敢说，并有批判能力的智者。专家们或者说了很多没立场没观点的废话，无需承担责任；或者说的是有违常理的屁话；或者是博人眼球的厥词；或者就是明摆着拿人好处的不要脸。他们我更脑残。所以，我庆幸中国有鲁迅，担心只有一个鲁迅，害怕鲁迅活到今天选择沉默或者移民。 　　当然我还是乐观估计形势了。鲁迅会有选择吗？ 　　《活着》这本书（非余华作品），展现的是目前不同地区中国普通人活着的状态。尽管编辑尽量让困顿当中的人看起来乐观、有意义，可是还是在眼眶潮湿的同时看到：田园生活下遮掩的老无所依的哀伤，徒劳地底层挣扎，福利与户籍制度百出的漏洞，被城市化冲击的亲子关系，善于遗忘历史轻易被煽动得丧失理性的民族特性，只有物质追求，空留灵魂在空中飘荡的一代人…… 　　无论是住房狭小只能挖出地下标间的退休煤矿工人，养牛为生的高原纳西人，两年无休的海上生活才能养活一家老小的捕鱼者，没有编制需要自己解决生活和工作困难的民办教师，还是失独老人、临时工……强劲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必须固化于一种职业，一种生活方式。 　　门罗在《逃离》创作中是多敏感而残酷：逃离是很难成功的。不是源于我们缺少勇气，是因为我们渺小到逃离之后必须面对新的逃离，永远要适应蝇营狗苟的生存，逃无可逃，只能妥协。 　　阶级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不同于蜂房里的蜂，在分工、财产、地位和相应的权力与享受上有明显不同，而且这不同并不取决于付出，只系于出身，出身于不同的地域、财富或者权力。这又是不文明的。因为我们尚未发展到那样一个文明水平：坚守自己的梦想，只是出于喜爱，人人没有物质之虞。阳光均衡洒在每个人身上。无论生老病死都不愿和这个国家分离。很久以前人们就把这样的希望概括为“乌托邦”。 　　感谢编者在追求正能量的同时没有做成另一个《感动中国》。 所以我看到活着，看不到逃离。 　　那么，如果鲁迅活着呢？也许就被犬儒或民粹的网友扔板砖砸死才算甘心吧 。他逃不开自己的使命感。 　　像这本书一样引用《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那段话吧：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时就死去了，……此后的余生则要在模仿自己中渡过，……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我说，不是，是更无耻地更堕落地活着，甚至无法重复自己二三十岁的样子，无爱无恨，无思无想，无作无为！　　《活着》读后感(七)：zz 李玉霄 电视湘军的绝代双骄 　　在湖南广电一幕一幕戏剧般的嬗变背后，魏文彬（左）长袖善舞，高歌猛进，欧阳常林脚踏实地，孜孜以求
　　从1993年开始至今，已经13年。
　　13年前，魏文彬43岁。那一年3月，他就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兼党组书记。那时候，省厅和省电视台还在长沙市动物园附近的一座大楼里办公，那是座老楼，破旧而且拥挤，拥挤到省有线台只能去租省气象局的房子。办公条件差，还经费紧缺，为了创收，省电视台甚至在郊区开了一座砖瓦厂。
　　从1995年到现在，已经11年。
　　11年前，欧阳常林42岁。那一年1月，他成功竞聘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一职，此前他的身份是省电视台国际部(也称对外部)副主任、华夏影视制作公司总经理，行政级别是副科级。在同事心目中，这位沉默寡言的常德人的主要工作是凭借与琼瑶的良好关系，以出品人的身份，代表湖南电视台，参与拍摄系列琼瑶剧。
　　13年前的5月20日，魏文彬上任两个月之后，成功拿下长沙东郊、浏阳河东侧的一块2000余亩荒地，随即，200台推土机开了进去。在魏文彬极富煸动力的号召下，省厅和省台的干部职工、编辑记者们紧随而至，放火烧山，义务出工，为的是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广电中心。在工地旁边，有属于魏文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双靴子、一只手电筒、一顶安全帽。根据他的描述，他经常是脱下靴子直奔机场，或者是从机场直奔工地。
　　11年前的12月18日，湖南经视试播成功。台长欧阳常林所拥有的资源，是魏文彬交给他的100万元启动资金，自己“组阁”的权力；他的任务是办好经视，做一条“鲇鱼”，去刺激省台。随着“幸运3721”(“快乐大本营”的前身)等一系列栏目相继出场，经视迅速火爆三湘四水，收视率稳居全省第一。靠2800万元贷款筹建、近乎白手起家的湖南经视，头一年创收3000万元，第二年6000万元，第三年突破1个亿。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魏文彬一手主导的湖南广播影视改革拉开了大幕，而挑大梁的正是大器晚成的欧阳常林。由此，这一对黄金组合开始了十余年的默契合作。
　　从市区的局促老楼到现在两千多亩的影视基地；从默默无闻的内陆省台，到现在卫视频道连续44个月稳居省级卫星频道收视率之冠；从火爆一时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到席卷全国、乃至蔚然成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超女”热潮；从1998年摄制播出《还珠格格》创下超过五成的收视纪录，到打破央视独播、首播境外连续剧的不成文垄断“规则”，一举买断《大长今》的内地独家播映版权，再创收视新高狂赚数千万元；从中国传媒第一股“电广传媒”成功上市，到买断金鹰电视艺术节永久性承办经营权；从全国第一家卡通频道“金鹰卡通”上星，到创办全国连锁购物频道；从1992年的4亿家底、5450万元收入，到现在的70亿总资产、经营创收超过10亿元……
　　在这一幕一幕戏剧般的嬗变背后，魏文彬长袖善舞，高歌猛进，欧阳常林脚踏实地，孜孜以求，硬是在一个盛产肉猪和稻米的省份，将默默无闻、毫无特色的湖南电视台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广播影视集团，缔造了一个完整的电视湘军神话。
　　只需经过短短的接触，就可以发现魏文彬和欧阳常林性格的迥异。在两人同时出现的场合，魏总是昂首挺胸，端坐于主席台，神采飞扬；欧阳则大都位于其侧，盯着一个地方，表情平静，平静得看不见内心的一丝波澜。
　　在湖南广电中心大楼里，近万名员工，特别是那些各大频道的“道长”们，提起魏文彬，没有谁叫他魏局长或者魏总，绝大多数人都叫他“老板”。
　　“老板”年过五旬，头发略卷，身形中等，一身精气神。“老板”早年是文学青年，后来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写了小说获了奖成了作家，然后干了广播，进而做电视，由新闻部主任而副台长、台长，1993年成了湖南省当时最年轻的厅长。
　　虽然居于高位，却不失激情和感性。在频繁前来考察的党政要员面前，他一遍一遍地阐述传媒为何以及如何产业化；在员工心目中，他是一位绝佳的布道师，如永动机一般，长年不歇，虽然“每个季度会换一个关键词，换个角度进行布道”，但主旨还是灌输他的“大广播、大电视、大宣传、大产业”理念，鼓动他们放眼全国，走出湖南，甚至放眼世界，走出中国。
　　而在采访者面前，这位年逾五旬的掌门人坦率真诚，口无遮拦。他会直接承认参评高级职称的动机是为了便于告退之后写书教学；他甚至会超过采访者的预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和妻子分居、离婚的家事和盘托出；他毫不隐瞒自己对默多克、雷石东等国际传媒大鳄的“妒忌”和不服气，坦言他和其麾下的电视湘军的梦想，就是跻身其中。
　　而欧阳常林，作为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兼湖南电视总台台长，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践行者。熟识他的人士对他的评价是，“低调，永远的低调”。不过，因为极为出色的市场判断，以及极为坚决的执行力，虽然很少接受采访，他的“经营强人”称号还是不胫而走。
　　对于这一对性格迥异的将帅组合，生活频道总监张华立戏言，他们是湖南广电的“绝代双骄”。至于为何他们如此默契，除了共同的理想之外，则是缘于各自内心深处的“霸蛮”。
　　正是因为“霸蛮”，因为永不言弃，永不言败，他们才在行政积弊深重的广播电视领域，在甚为促狭的行业环境中，闯出了一条通途，为全国观众提供了本土所能提供的最精彩的娱乐。本刊记者李玉霄发自长沙 图/姜晓明
　　《活着》读后感(八)：zz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11月8日，记者节。
　　在我们看来，这一天的意义不仅是可以上街庆祝，也不仅是可以因此多领到一笔特别奖金。在这一天，思考一下什么是记者，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记者，将有助于我们的职业获得更多尊严。
　　你可以不当记者，但是如果当了记者，你必须是个好记者。〈南方周末〉这样教育它的记者。于是，这份报纸一度成为了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报业孤本。
　　在这个记者节，我们萌生了这样的念头——追踪寻访南方周末走向鼎盛时期的骨干记者，他们在南周的光辉岁月，他们的个人变迁，他们对时代与新闻的思考......以他们这个群落的历史，来述说转型期中国的故事和中国新闻的演进。他们虽然现在大多已不在南周，甚至有些已经没有在媒体，但是他们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符号意义，却历久弥新。而他们的困惑与尴尬，也逼视出性格与时代的矛盾。 　　作为与南周有着近似定位与追求的区域新兴媒体，我们无意于以此攀龙附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印记，试图复制是愚蠢的。我们仅仅作为记者，以这些文字向那些优秀的同行致敬，并对个人新闻价值观，做一次提醒和梳理。
　　感谢10余位受访者认真回答我们的问题。同时，由于时间与资源的局限，我们遗漏了很多重要的采访对象，谨此致歉。
　　一群记者和他们的时代
　　——寻访南方周末黄金一代
　　重庆时代信报记者田间 吴鹏 黄大赛 杨冰
　　《南方周末》前著名记者——现任《南风窗》总编陈菊红，写了一篇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文章——《离开》。在文中她这样写道：“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
　　正是在这些金子般的日子里，一群追求理想的人，带着一张报纸，走入了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
　　“南周”记忆
　　１９９５年，这个年头是南周的第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南方周末》是一个以刊登文摘稿件以及娱乐八卦新闻为主的报纸。
　　但是《南方周末》又不同于一般的文摘报，渐渐有了一些大特写和纪实文学一类生猛的稿件。当时，它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真正的记者，名叫朱德付。
　　朱德付，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自1988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踏入《南方日报》后，就一直在中国报界赶路；到《南方周末》，是他进入报界最初的一段履历。其后在《南方周末》“官至”编委、新闻部主任的朱德付日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当初进入“南周”纯属偶然。当时的“南周”还是一份娱乐化的文摘周报，报社当时安排几个年轻人进去，无非是想让其做得更娱乐化一些。谁知这些年轻人不安份，他们觉得在那么如火如荼的改革年代里尽编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新闻”，很没劲。
　　“南周”的内容及作业方式就此转型，从过去一张靠裁裁剪剪拼凑而成的娱乐小报，迈向一份自采自编为主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跨过１９９５年的门槛，从此便开始了这金子般的日子，一群自称为“雅典公民”的新闻理想者，开始在“南周”旗下聚集。
　　前南方周末记者，后来成为国内著名报纸发行人的谭军波以其职业经理人的思维，将2001年前的南方周末分为清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左方时代，北大毕业的左方是有着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意识的领导。他奠定了《南方周末》的精神基调。
　　第二阶段，游雁凌时代，即转型期。从一份文化生活报转型为综合性大型新闻周报。发行突破100万，广告收入几千万。在全国形成了真正的影响力。
　　第三阶段，江艺平时代，即鼎盛期。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产品最成熟，广告过亿。《南方周末》成为南方报业乃至全国报业的“黄埔军校”。
　　谭军波说，那些年，值得珍记的事件很多，如连载《文革十年史》一文差点令报纸停刊，发行过百万，90年代初扩版成功等等。
　　孙保罗，前南周主力记者之一，在接受本报的采访时说：“这样的日子，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应该是1995年到2001年吧。在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里，那张总令人有点那么牵挂，或爱或恨的报纸，带着一群人改变了命运，也开始走向她的宿命。” 　　当记者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南周当年著名的法制记者郭国松正在北京给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演讲，“面对那些满脸青春如我等当年的年轻人，我忍不住给他们读了一段《南方周末》1999年的新年祝辞：《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郭国松说：“今天在这里读到这样的语言，我仍然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谭庭浩，1991年夏天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当时的南方日报社，历任《南方周末》“人与法”版记者和编辑、“阅读”版编辑，2001年，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
　　谭庭浩告诉信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的‘南周’，更像一个家庭作坊，很有家的温馨。现在，每当我回想起‘南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毕竟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人而言，第一份工作就能够遇到一个没有人事纷争、能够畅快淋漓做事情的媒体，确实是种幸运。加之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中国还是一枝独秀，一篇稿子发出去，洛阳纸贵的时候很有个人成就感。”谭庭浩说。
　　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就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帷幕。
　　人才聚集 　　“南周”转型期，也是“南周”人才大引进的开始。
　　1996年9月，“南周”扩版，报纸稿的源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就通过招聘，欲将全国各地的优秀记者收归旗下。
　　杨海鹏，1999年被招聘入“南周”记者队伍，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说，“因‘南周’当时积累了一些资本，并要找全国最好的记者，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新闻人的大聚集。”
　　曾任一版编辑的方三文在“南周”成名之后，被他故乡福建武平的一个热爱《南方周末》的大学生称之为“巨大的传奇”。而方三平说，自己最初加入“南周”时，也有一个这样的“巨大的传奇”在诱惑着他，“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孙保罗加入的时间与方三文差不多。临上去广州的飞机，他被父母逼着吹了个头并且穿上了件西装，这身打扮更象“一个县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大家见了，露出忍俊不禁的表情。但是就是这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因为“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第一次到广州报到，沈灏用摩托车接上他，在五羊新城的小街里飞快穿过，到一家酒店聚餐。便很羡慕沈灏的摩托车，后来知道那是公家的。
　　孙保罗回忆说：“我还记得2000年新年的一天，开完周会，在报社的走廊上的公告栏里，我看到了一封信，信旁边贴着一个手工做成的扇面。信的大意是：我从你们的文章里知道，你们是一群为民请命，不畏强权，铁肩担道义的好记者。我知道你们经常面对各种引诱、压力、威胁，甚至是凶狠的报复，但是作为一个80高龄的老人，我尽管很想，却无法拿着武器跟在你们后面去保护你们，保护你们就是保护这个社会的良心……我无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情，只能够在这个自己做的扇面上写下你们的名字来祝愿你们健康幸福。”
　　“在一排熟悉的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站在那里，热泪横流，因为感谢上苍，我这一生终于有了可以值得自豪的最珍贵的奖励。”
　　比方三文幸运的是，孙保罗坐到了陈菊红的对面。“刚到广州的时候，新闻部办公室共五个人，陈菊红是唯一的女性，而我就坐在她前面。我在外面采访，有事找领导或者编辑，总是她先接电话。而这个人最后成为了我的妻子，现在成为我儿子的母亲。”
　　余刘文1997年10月份离开《成都商报》，谈及离开的原因，余刘文说，一是“个人感情问题”，其二是自己老想做大稿。他曾经花了42天采访，做了一篇《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引起的官司的深度报道。不过日报的生产流程显然不能经常让它的记者花上40多天去做深度报道。
　　到周末以前，余刘文实际上只看过两次《南方周末》。决定去是因为看到一个由沈灏、孙保罗、方迎忠等做的一个三峡截流的专题，标题是《美丽的三峡我的家》。“当时全国99%的媒体的三峡报道基本都是一个调子，只有南方周末说‘NO，我还有些其他的感觉和想法’。这种感觉俘获了我。”余刘文说。著名杂文家鄢烈山看过他写的吴宓的报道，给当时的主编江艺平说：“不错不错。”第一次出差回来，江艺平就拿来合同说：“签字吧，小余。”
　　比方三文、陈菊红等稍晚，李玉霄是1999年正式进入《南方周末》的。当1997年《南方周末》黄金时期开始的时候，李玉霄还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而李玉霄对《南方周末》“感兴趣”，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是小平逝世那期，我的印象最深。”李玉霄说。
　　1998年毕业，李玉霄来到南方周末实习，1999年正式成为《南方周末》记者队伍的一员。
　　1988年，杨海鹏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年的老师，之后还做了4年的法官，在法院研究室工作。
　　由于研究室还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所以杨海鹏经常与媒体接触。
　　“我觉得他们写得还没有我写得好，待遇还比我高，所以我就进了报社。”杨海鹏说。1993年开始，杨海鹏到《上海青年报》做了四、五年记者，之后便参与创办《申江服务导报》。一年之后，加盟南周。 “南周为青年的我带来很多欢乐，可以实现年轻人那种游侠梦，也包括我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这对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大帮助。”
　　一个象征
　　提起“南周”这一时代，不得不提起的一个人就是江艺平。提起江艺平，老“南周”人总是不吝赞誉之辞。陈菊红在《离开》一文中写道：“江艺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温和，亲切而纯净的，具有桃李不言的诱惑力。”
　　“江艺平非常有才华，她和丈夫用文言文探讨国学问题，其文采和思想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她很低调，无为而治，每一个编辑记者都可以和他当面讨论稿件得失，甚至忙的时候她可以去当编辑的校对。”余刘文回忆说。
　　人们惯常称江艺平时期的《南方周末》为“江艺平时代”，李玉霄立即否定说：“不应该这样说，我们一般叫她江艺平老师，提起江老师，想到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她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感染力。”
　　说起江艺平的亲和力，李玉霄举了几个例子，在电梯里，出电梯时，江艺平肯定主动让别人出去；在楼道里与江艺平面对面走过来，距离四、五米的时候，就会发现，她肯定有一个细微的“让”的动作。
　　至今一个细节让李玉霄清晰记得，在１９９８年实习的时候，李玉霄与从菜市场回来的江艺平相遇，江艺平拎着菜告诉李玉霄，《南方周末》决定吸收他进记者队伍。
　　另一个重要的人钱刚，时任南周副主编，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亦是“南周”一代人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每个人都在自由烂漫的开放。南周人是理想主义者，也都是一些散漫的、晚上不睡觉的家伙。陈菊红在〈〈离开〉〉中写到：摄影记者方迎忠，办公桌以乱著称，基本上是一座小山。你跟他要图片，他就说，我有，但要找。你急，说看你这里这么乱，什么时候找到。他就说，乱不怕，你们千万别动，谁一动，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所以当你看到那小山不见了，那猫在小山后面的平头也不见了，叫人半天也愣不过神来。
　　陈菊红为了编辑内部刊物〈〈马后炮〉〉一直工作到深夜，为的是第二天的周会上大家可以人手一本。
　　“我的同事方三文和连清川像两个游魂一样突然在12楼晃出来，帮我把它们订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五羊新城的“一品轩”吃了粥。回来的时候，天都有了亮光。”陈菊红写到。
　　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出差，“我一年只有一个多月在广州”，方迎忠说。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氛围很好，但是也经常争论。尤其是半年业务讨论会上，经常拍桌子，不过一下来马上就好了。
　　“后来有人说南方周末派系林立，我不承认，《南方周末》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余刘文接受采访时为自己曾经的团队正名。
　　他们的新闻时刻
　　朱德付：6年追踪刘秋海事件
　　朱德付是《南方周末》从一张娱乐小报转型为新闻周报的第一个记者。就是这位“第一个记者”，在南周的岁月中创下了诸多当时新闻界乃至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他操作过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桩新闻报道“刘秋海事件”（前后跨度6年），他离开南周后其他记者还接着进行了追踪，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说他是“为民请愿第一人”。四万多字的长篇特稿《寒梅苦争春》，在两个月内连续刊发完，这在当时的中国报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南方日报》在国内首开新闻连载之先河，以《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为题在25天时间内将这篇特稿与《南方周末》同步刊发。一时间，引得南方甚至全国洛阳纸贵。
　　谭庭浩：“人与法”成了“第二个头版”
　　谭庭浩初入南方日报社，适逢《南方周末》由4版扩至8版，于是，与同期入驻的新人一起被派往了南方周末，“那时的《南方周末》还是一份文化性、副刊性很浓的报纸，‘人与法’是扩版后新增加的版面，决定尝试一下自己专业外的领域，就选择了做‘人与法’的责任编辑。”
　　谭庭浩与陈朝华其实是轮流做编辑和记者，名字写前面的，才是当月真正的责编，另一个则在外面跑新闻，下个月二人轮换。90年代，法制报道开始在中国呈星星之火，当时《南方周末》的“人与法”，也多是“一些男盗女娼的故事”，可读性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是这个第五版的“人与法”，被做成了当时“南方周末的第二个头版”，
　　1995年下半年，“人与法”版出现了后来颇有影响的“西窗法雨”栏目（第一二期名为“西窗法语”），每期一文，一直到日才最后结笔。“文章‘一正’并不是我，而是当时中山大学法学系的一位年轻教授，他是学西方法律史的。”以西方的法眼看中国的现象，对那个时代的法律意识有很好的社会启蒙作用。不久，花城出版社就将“西窗法雨”结集成册。
　　余刘文：很多黑暗超出我的想象力
　　到《 南方周末》后不久，余刘文就扳倒了昆明恶霸孙小果。孙是昆明黑社会的老大。强奸轮奸案发后被捕。他的势力太大，养父母都是市、区公安局的主要领导，亲生父亲更不得了，在军界位高权重。这样的背景下，具体办案的警察很难熬。如果不是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案子很可能办不下去。采访非常难，昆明市检察院一些负责人很抵触。最后所有内幕捅开以后，他们都锒铛入狱。原来他们帮孙小果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只判了三年，而就在判刑以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余刘文如此叙述他当时的险象环生：“ 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这条消息很快在市公安刑侦支队得到证实。
　　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结果电话里传来娇滴滴的一声──‘先生，要不要服务？’”
　　还有一篇《生者》给人印象也很深。四川泸定县某乡的一个派出所民警赵林，在街上开枪射杀9个村民。9个人里，70岁以上的两个，50岁以上的四个，孕妇一个，青壮年只有两个。起因很简单，杨家在村里杂货店里欠了600元钱没还，双方发生争执。杂货店老板就找来赵林帮他出气，赵骑着摩托车来到正在赶集的街上，用手枪对杨家人进行点射。被射杀的9个人中，只有一个杨老太太手中握有一块沱茶，其他人空无一物，但是四川某些报纸居然报道说，当地执法环境恶劣，民警开枪是不得已。
　　余刘文前后去采访了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已经有招呼不准报道了。于是没法正面报道案情，而是以报道事发后的死者余孤的方法，写出了这篇叫《生者》的报道。赵林最后还是被枪毙了。
　　余刘文说，我见过的黑暗确实太多。即使这样，有些事情仍然超出你的想象力。
　　郭国松：“买我的人头”绝对是谣传
　　在郭果松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感压力的一次采访是在山西运城遭遇的。因为报道假渗灌问题和当地政府报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的事件，他曾经连续5次去山西运城采访，一次被人跟踪到所住的运城大酒店，监视其行踪。另一次是高勤荣案件开庭时，郭果松被挡在法外，后来，当地某要害机关的人士几次打电话给郭，说是要抓他，让他赶紧离开。他说，凭什么抓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见郭果松坚决不肯离开，他又打了几次电话，其中一次口气很严厉地警告我：“在这里，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坚持到庭审结束，才与北京来的律师一同离开。后来，为推动高案的解决，郭果松又秘密去了运城一次。
　　郭国松说，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新闻界至少有两个知名度很高的记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有人要出20万或者50万买他的人头。我对这种说法一向嗤之以鼻！身为记者，一切行踪都是公开的，住在普通居民区，又没有保镖，手无束鸡之力，如果真有人出此恶招，哪里用得着几十万？所以，我虽然确实有过被威胁的经历，但我从来都是一笑了之。
　　孙保罗：我在贵州被“斩立决”
　　在加入《南方周末》前，孙保罗便因“报道了贵州省的负面新闻”被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后因腐败而入狱）列为“不受贵州欢迎”的人。
　　孙保罗说，有人说我在贵州的报道与权力对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是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就是按照调查性报道的方式做了几篇报道而已。刘方仁被激怒，主要是我做的《贵州现象》、《让混混干部也下岗》，文章里把贵州基层政府机构的臃肿、低能、无为的情况暴露得很彻底。所以他们给我扣上“破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破坏贵州改革开放形象”两顶大帽子。他们给我的打击报复是摧毁性的，到周末前我是某中央级通讯机构驻贵州分社电视社的新闻部主任，被“斩立决”，扫地出门。他们甚至派人沿着我曾经采访的线路，调查我的黑材料，如果有问题就要“办进去”。
　　孙保罗还记得他和郭国松到长沙采访传销大本营，被一群狂热的传销人员围堵在出租车里，高喊把假记者拖出来。他们报警，可是对方让他们找当地的警方报案，而他们可以看到穿着警服的人就在包围的人当中。尽管电话已经被挂断，他们还在大声装着通话：“防暴队已经出动了？到哪里了？”
　　这些经历给孙保罗的感触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另外一边去谨慎地注视着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象发出质疑的喉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但青春和热血可以把这种危险的斗智看作刺激的“冲浪游戏”。一代人乐此不疲，引以为豪，造就这张报纸神话一样的孤本。
　　方三文：谁说城市没有贫民窟？
　　方三文接受采访时很低调。他说，惊险和传奇在我采访的经历中从没出现过，尽管我也很希望它们出现。至于难度，倒是始终存在的，找不到核心消息源，找到消息源他不肯说，这是最让人苦恼的。
　　而事实上，无论是蒲田游医、广州火车站整治等调查稿件，还是追踪民工潮、福建因学费上涨而上不起学的同胞姐弟、可可西里野牦牛武装反偷猎队的报道，方三文都为读者留下了揭露邪恶、关注弱势群体、为弱者代言的深刻印象。
　　就在城市市长们宣称城市没有贫民窟的时候，方三文在对北京郊外大都市边缘人群进行真实细腻的描述后，发出了“这是不是贫民窟？”的质问；就在一些“专家”为教育产业化鼓吹的时候，一篇《两份沉重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上涨的背后是什么？》引人深思。
　　赵世龙：我是那只跳得最高的跳蚤
　　现在国内的新闻界，是十个手指捂跳蚤，谁跳的高，就捂谁。赵世龙可能是跳得最高的跳蚤之一。正是这只跳蚤曾经爬上过三峡大坝亲手摸到了大坝裂缝；曾经登上洗脚城楼顶进行偷窥式采证；曾经潜入地底，趟过南丹矿难中无边的大水；曾经揭出了“长州戒毒所强卖戒毒女为娼案”的天大丑闻。
　　赵世龙回忆说：“为了写《三峡大坝开裂》，我爬上三峡大坝。当时的三峡公司领导班子正要换届，而三峡大坝出问题是上一届就出了。所以当时我去之前，三峡公司就已经有了一个新闻吹风会。就是说假如若干年之后，三峡公司出了事情，那也是上一届的事情。我去报道这件事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都谈过三峡的事情，说三峡的事情不能出问题，三峡工程是关乎千秋的大事。我当时把握到了一个大的走向。所以才能报的出来，报出来没有捅什么大篓子。”
　　“《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那是我自导自演的。当时我想，要揭黑就要揭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
　　“记得当时我光着膀子在某洗脚城楼顶上拍了三天三夜，终于让这起丑闻曝光，确定203名考生作弊并被取消高考资格，嘉禾县各类教育全国统一考试考点资格被取消，包括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教育局长等19人被“双开”、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或给予行政处分。”
　　李玉霄：灾难记者的生命意识
　　由于鸡西矿难、焦作录像厅失火事件等重大伤亡事故的报道，人们谈起李玉霄总喜欢用“灾难性报道记者”来称呼。对李玉霄的工作，南方周末副主编钱刚曾说：“别人写死人人数十从政府报告里面抄的，而李玉霄是自己去数尸体数的。”
　　但是李玉霄认为，自己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是巧合，不是可以偏向这类稿子，对于曾经作过的报道，李玉霄自己的评价是：“还行，还能放得住。”
　　在李玉霄认为，对突发性重大伤亡事件的报道，一是要贯之以南周理念，即对生命的珍视，其次就是要对事故的原因进行推究，找出偶然中的必然。
　　李玉霄印象最深的是对焦作录像厅的报道。焦作的一个录像厅在放黄色录像时将卷闸门锁上了，结果由于暖气燃烧失火，７４人全部被活活烧死。
　　“事故发生后清理现场，一开门，呼啦啦一大堆烧焦了的人骨头向门口扑倒而来。”李玉霄回忆说：“这些人是在找出路。这种失火，人是可以跑出来的，但是因为是在放黄色录像，所以老板只有锁门，结果没有人活下来。”
　　李玉霄发现，死者中大部分为民工，所以他的采访就从录像厅转移到民工工地上了。他给一些民工扛行李，到工棚里陪他们聊天，了解了民工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一面。一些刚到城市打工的民工，由于没有住处，只有花两块钱去看录像，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并且，李玉霄发现这个录像厅用的椅子时当地开人大会议退下来的旧椅子，这个录像厅老板与当地政府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方迎忠：凌晨3点是拍片子的最好时间
　　方迎忠在《南方周》6年，几乎没有光明正大的对着采访对象去拍，都是以偷拍为主。他说，我们常常都是被新闻封锁的对象，几乎没有用过正式记者证去采访。比如洛阳大火案，方迎忠和李玉宵联袂出手，但是各做各的，不在一起住，也不一起采访，怕的是被当地有关部门一锅端。拍完以后，不敢去冲印店去冲。
　　在河南采访艾滋病村，到上蔡县一个村进行调查。村里封锁得很厉害。采访了两三家，匆忙的拍了一些片子，翻拍了一个死亡名单，就听说村干部追过来了，要抢相机。方迎忠与文字记者一通猛跑上车，才脱离险境。
　　“朔州假酒案，我们是最早报道的。大年初一，山西一个朋友告诉了我这条线索，我拉上郭国松一块去。从太原再到朔州要过一个大山，下大雪，非常冷，零下几十度，车差点翻到山底去了。到朔州后，没有地方吃饭（春节饭馆关门），没有地方睡觉（都满了）。当天拍完就返回太原。大年初四，独家报道出来了，震撼非常强。”
　　6年下来，方迎忠最大的体会是：重大事件发生后，不能睡懒觉，凌晨3：00—4：00是最好的拍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封锁没有那么严，容易进入现场。几个空难和洛阳大火案都是这样拍到的。
　　我们是“雅典的公民” 　　一份报纸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并固守的
　　我们试图为整整一代的“南周”的记者们画一个群像。这批“南周”的元老们曾参与缔造了这份报纸上世纪90年代后至本世纪初的辉煌。
　　在一纸风行20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群与“自由而又负责”的新闻界理念最为接近的记者群。一位在2003年离去的“南周”人说： “我们本是雅典的公民”
　　如果探究处于上升期的“南周”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处，我们能够发现，在每一个“南周”人的心底，事实上都有着一座圣殿，它以宪政精神为基座、公理道义为立柱，并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那是他们的纪念碑，无论离去的，还是健在的。
　　侠客、扒粪者、揭黑记者、代言人、青天……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精神气质。
　　自由的灵魂 　　从1995开始，《南方周末》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郭国松为了调查列车上的不法行为居然被列车员毒打一顿；李玉霄多次深入突发事件现场，已经成了一个“灾难记者”；杨海鹏，受到温岭黑帮的数次威胁；寿蓓蓓，跑到山西采访艾滋病，被人跟踪，笔记本都被迫扔掉了，凭着记忆把稿子完成；赵世龙，寻找驼峰航线旧飞机差点命丧云南；尹鸿伟在“金三角”屡次遇险。
　　这样的孤胆英雄的故事在“南周”已经有了太多太多。不做歌功颂德的伪劣报道，高度警惕权力和市场——这些理念正是《南方周末》的灵魂。
　　南周人骨子里的理想主义，是否会造成这些南周人不肯妥协现实的冰冷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这张报纸可能更应当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郭国松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写到：每个人都是有理想的，理想可以被视为一种高度、境界，没有理想的人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直到现在还很关心这个媒体和当初的那些记者。
　　职业新闻人 　　郭国松说他反感一种类型的记者，并且不愿意别人把自己和他们归为一类。
　　郭国松说：“我不是揭黑记者。我只是一个调查性报道的记者，或者说是在法律报道领域有所专长、有所思考的记者。”
　　另一位记者孙保罗则用“职业新闻人”来定义和当年自己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们：在我看来，职业新闻人至少具备这些特质：自由的灵魂、独立的智慧、职业的信仰、专业的手段、生存的技能、平和的心态。这些特点可以使他们在媒体进入产业化时代，既保持对资本运作的不排斥的专业态度，还可以坚持新闻人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尽管总是在剧烈的冲突中。所以可以称得上职业化的新闻人，对其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将自己定位为时代的单纯的记录者，还是把自己定位为时代的代言人或者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赵世龙，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些记者喜欢把自己带进新闻，他们是好记者，但是我要说他们不够职业。我去采访商洛艾滋病人的时候曾经给过钱给那些家庭，但是我后来不这样干了。因为我只是一个记者，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给钱的方式来解救所有的家庭，我的职责是，把这件事情忠实记录下来，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没有钱，这本是国家应尽的职责而不是记者的职责。
　　当有人问赵世龙，为什么你在当年报道〈〈湖南嘉禾高考舞弊案〉〉时，在一家洗浴城的楼顶蹲点三天三夜，将考生们作弊的事实拍摄下来，而不去及时制止和揭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出名？
　　赵世龙举了这样的例子：一些美国国家地理的记者去拍摄非洲的狮群围攻羚羊的场面，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枪的，但是他们就是那样很冷静的拍摄着狮子活活的把羚羊咬死的场面，为什么？他们后来说，我们不能破坏这样的场面，因为我们拍摄的是自然的场景，如果开枪，那么我就破坏了这样的生态链，我在湖南拍摄考场作弊案一样的道理。如果我破坏了这个多年来形成的科场生态链，那么就坏了大事了。要揭黑就要揭的彻底，既然当时湖南嘉禾已经是黑透了，从教育局到考生都是一致的，我没地方检举也不可能检举。我去郴州教育局检举的话，就象到爹那里去告儿子也行不通的。
　　平民精神 　　“《南方周末》的记者大多是小城镇出身，都是苦孩子，对普通人有深深的同情。”这是杨海鹏对‘南周’大部分记者的描述。
　　曾为南方周末首席财经记者的外滩画报主编陈涛也曾说，《南方周末》曾经的一批记者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生于农村或者小城镇，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过不幸的童年。
　　也许，正是这样的出身是成为《南方周》“为弱势者代言”立场形成的内在原因但显然，这还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共性。
　　余刘文说：我是江西农村人，我的出身使我对底层人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不幸的童年我不认可，我的童年是金色的。我们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主要还是长大以后受到的教育和熏陶。80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解放的时代，一些国外的哲学思潮和理念涌入中国，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影响很大，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和新闻创造力，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从新闻的渊源来说，受中青报《冰点》的影响很深。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采访对象的认可与尊重，也很看重内部的评论，因为大家都是高手。
　　不过赵世龙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小城镇人”的特点。他说：我出生在小城镇，但是在长沙长大，我们家还是华侨，我伯父在海外，我们家在1947年就曾经花了3000银圆在长沙买了花园洋房。我小的时候上的是长沙最好的小学。父亲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后，我们家也没过过苦日子，伯父常常寄回来侨汇券和港币，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在友谊商店买到一般人买不到的东西。
　　“南周气质”的养成，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样的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余刘文回忆起“江艺平时代”的南周：南方周末 的很多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从左方——江艺平——钱钢，都秉承“可以不说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的报训，以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平民立场，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定要想到那些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而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周末的这种价值观非常强大，每一个人都高度认同，内部也经常有争论，但是不是观念之争，不是意气之争，只有方法论的争论。采访中见过的黑暗太多。不过见过的黑暗再多，也不能改变个人的价值观。南方周末的记者都有一种大爱在支撑自己——我们为什么愤怒，我们为什么担忧，是因为我们对人，对百姓有一种爱。正是这种爱，让我们对很多事情保持批判态度。
　　入世情怀
　　对于《南方周末》的这段辉煌，朱德付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