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超4600万 养老社保问题严峻_网易新闻
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超4600万 养老社保问题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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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1+1》日完成台本——老去的“农民工”！(节目导视)解说：50岁、60岁、70岁，他们为什么还要外出打工？55岁农民工 王思浩：现在在农村里面就八十来块钱吧。都在干活，还在干活呢，农村里七八十岁还有干的。解说：10年、20年、30年，打工多年，为何仍未得到安定生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经济学博士 任远：农民工群体的养老保障、社会保障问题就是非常严峻。解说：统计显示：全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超过4600万！《新闻1+1》今日关注：老去的“农民工”！主持人 董倩：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今天是劳动节，那么劳动节我们就来关注劳动者，首先我们先听一群劳动者他们都说了什么。农民工 黄德祥：当初来的时候还没有感觉，现在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点感觉了。农民工 王思浩：现在在农村里面就八十来块钱吧。都在干活呢，还在干活呢，农村里七八十岁还有干的。主持人：接受采访的两位农民工，现在在上海的一家建筑工地在做工。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说到这个年龄的问题，就在4月29日，就是前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就是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几个数字，在2.73亿农民工里面，50岁以上的占到了17%，那么具体到数字超过4600万，这是50岁以上的。如果把41-50岁这个年龄段也算上的话，那这个年龄段的比例是26%。乘起来的话就是7千万，40岁以上所有人都加在里面的话，那也就是近1.2亿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那么他们这么大的岁数，还在工地或者说干着非常艰苦的工作为了什么？另外，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去工作的话，他们的权益需要怎么样去保障，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中老年农民工群体。解说：在酷暑，在寒冬，在城市的街头，在建筑工地，在一些仍然存在着重体力劳动的工厂，他们正在老去，已经老去。50岁、60岁，有的甚至超过70岁，他们，被媒体称作“高龄农民工”。这对父子，来自江苏，打工地在上海。儿子王荣做电工，父亲王思浩已经五十多岁，因为没有手艺，还在做搬砖、运水泥的重体力活。农民工 王荣：我感觉做建筑这行，也真是挺累的。(父亲)头发白了，眼角的斑纹也有了。解说：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已经开始印刻衰老的痕迹，但是，在他们的工地上，像王思浩这样，超过50岁的农民工，竟然占到了一半。这些高龄农民工们，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农民工 黄德祥：当初来的时候还没有感觉，现在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点感觉了。解说：那么，在中国，年龄超过50岁的外出打工者，究竟有多少？前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7395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超过了4600万。有媒体报道，有些高龄农民工，为了更容易的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证留在工地；有的，不断地走进理发室将自己的白发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补充体力获打工资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农民工 王思浩：包吃了，还可以吧，我们就是老板规定的19块钱一天，都是有专门的食堂。做好了送过来。解说：在大城市从事体力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和在老家种地相比，收入上毕竟还有很大差别，甚至可能会翻番，这应该是许多高龄农民工，为何还要拼体力外出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王思浩：现在在农村里面就八十来块钱吧。都在干活，还在干活，农村里七八十岁还有干的。解说：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群体，正在持续扩大：2009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12.2%，有2803万人；2012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15.1%，达3969万人；2013年，全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5.2%，数量超过4000万人。2014年，比例增加到了17.1%，超过了4600万。主持人：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这个制度是从2008年开始调查，然后公布的。到现在7年的时间。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7年都发生了什么变化。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16-20岁的农民工所占的比例是6.5%。而7年之后，2014年降到了3.5%，那么21-30岁这个年龄35%降到了30%，31-40岁这个年龄，23%到22%。应该说这就叫做青壮年农民工，31-40岁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在稳中有降，下降的最快的是16-20岁。那么我们再看这是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比例中有一个上升比较快的一个群体。41-50岁的农民工2010年的时候显示比例是21%。到了2014年，比例上升到了26%。那么再看这个一个群体增幅也是很快的，50岁以上当时2010年占比12%，到了2014年占比17%。那么我们再形象的看一下，也就是说这些年它们的增幅，应该说是在稳步增加，而这样的一个前提发生背景是什么呢？2010年-2014年农民工的数量虽然说是在增长，但青壮年农民工的数量是在降低的。在掌握了这些数字之后，我们接下去请教一位专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张翼研究员。张先生，刚才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极端，16-20岁这些年的降幅非常大，6.5%到3.5%。50岁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极端，增幅非常大，12%到了17%。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极端的变化？张翼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越是年龄小的群体，它的人口共计总数也在降低。越是年龄大的群体，他的出生年龄段里面人口数量占的比重相对比较多一些。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教育结构有了扩张，年龄小的群体进入学校学习的人数增加了，所以导致16-20岁之间的这个群体的农民工每年都处于下降的状态。但是城市里的需求它是增长比较快，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老年或者中老年农民工的数量就增加的比较快。主持人：张先生我理解您这个原因是主客观的原因都有，那么客观需求是因为整个中国人口都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阶段，所以不得不去使用这些中老年农民工。但是我们站在主观的角度想一想，假如我有选择，那么谁愿意到了老还去工作，而不是选择在家里面去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您怎么看待这个主观的原因，他是不是没有选择才必须出去？张翼：应该说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状态。在农村里面他们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但是这一部分农民工他正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一个年龄段。对于孩子他们要抚养，要供给他们上学。对于老年人，他们要对自己的父母亲尽孝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必须到城里面来打工。主持人：也就是说虽然从客观来说这是一个进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但是从主观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无奈的因素在里面？张翼：是这样的。主持人：好。那么我们刚才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曲线的变化，中老年农民工应该说他们辛苦劳作几十年之后，本来应该进入到人生的秋季，就是收获的季节。但是他们却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却不得不再次打工，是什么造成了他们这种没有选择的状况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解说：这是三年前，新华社记者刘杰在陕西农村拍摄的一组照片，这些空椅子代表着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员。这是三年前的陈荣英，当时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如今，三年过去了，陈荣英，还是一个人留守在老家，丈夫冷庆洋，今年已经52岁，在哈尔滨的一个工地上做工。陕西省石转镇双联村村民 冷庆洋：白天干一天，干12小时，晚上又加班，加到早晨的7点。慢慢撑吧。吃住不行，吃不饱。拿点钱到外面买零食吃。记者：每个月三四千的工资都怎么花呢？冷庆洋：花一千多，剩下的自己存着。解说：冷庆洋说，他还得继续干下去，爱人陈荣英，也已经习惯了一年见一次的日子。和陈荣英一样，留守在家的还有扬大会，她的丈夫从3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如今，小陈已经变成了老陈，她的丈夫陈代前，今年已经58岁，还在西安打工。记者：快60岁了，为什么他一定要出去打工？陕西省石转镇双联村村民 扬大会：三个娃娃还没有成家，大的30了，想着家里还是负担大，我们只有一栋房子也不够，他只有出去打工，娃娃他们要讨老婆。记者：在家种地，或者在家附近不能找到工作吗？扬大会：现在地被人家征了，征了一年也没有多少钱，我们这里山上有野猪，远一点的种了有种无收，他的计划，他就干不动，干到快75。解说：陕西省的双联村，山多地少，经济落后，有一半多的村民，常年在北京、广州等地打工，其中，有不少是50岁以上的老人。陕西省石转镇宣传干部 汤昊：双联村总人口(打工)估计要占到(总人口)60%、70%吧。里边应该有个20%、30%在50岁以上。很多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主要是像建筑或者隧道这一块，比如说劳动保障这块，各类保险这可能有的不是那么十分齐全。政府这一块要想办法发展产业。解说：劳动强度大，健康风险高，维权意识差，福利保障相对较弱，这些，都是困扰高龄农民工的问题。2013年7月，高温酷暑中，郑州72岁的环卫工靳春波，在清扫马路时中暑去世。记者之后采访发现，当地绝大部分环卫工，都是50岁到60岁之间的临时工，连一纸劳动合同都没有。去年11月，兰州一些高龄的环卫工人，竟然被要求签订这样一份承诺书，承诺工作期间产生的一切人身损害，都由本人承担，此事被报道之后，迅即引发舆论关注，这样一个有些残酷的要求，也被相关部门马上叫停。但是，即使面对种种风险，即使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高龄农民工，还是要选择继续外出打工。冷庆洋：再干个五六年吧。想家也没办法。扬大会：(我们)团聚的日子很少，有时候就是到逢年过节回来，有两个年头春节就不在家，(他)都在外面。(我)还是太寂寞了。主持人：这就是中老年农民工现实中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从2011年开始，我们国家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按照里面的一个细则你注意看，就是年满60岁，累计缴费，这个费就是养老保险费，这个保费，满15年，以后就可以按月领取，60岁以后享受相应的待遇。政策是个好政策。但是根据前段时间的调查，在武汉还有南宁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是0。接下去我们就请教一下张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数字，为什么有了这样一个政策是去保障养老金落实的，为什么不去上这个养老保险，为什么？张翼：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他想尽可能的降低人工成本的开支，毕竟这一块占到整个企业人工成本的20%左右。第二个，农民工自己也不愿意交养老保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这8%的钱转变为现金拿回家去接济家用，或者是接济当前在城市上自己的生活用度。第三个原因，有一些零工不知道怎么样去参加养老保险。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之下，再加上经济的波动，以及农民工在就业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今天在这个企业打工，明天在那个企业打工，可能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城市打工，另外一段时间又转移到别的城市打工，导致出现的这个断裂使得到现在为止真正能够拿到养老保险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主持人：张先生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让你用今天的钱去保障你的未来，为什么你只看到眼下，不看到长远呢？这个问题怎么看？张翼：因为当前眼下的压力大于对未来的筹划，虽然说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增长，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增加，以及在城市生活过程当中的生活开支的增加，导致农民工拿回家去现金的收入，就是钱越来越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让自己的老人安度晚年，就不得不牺牲当前对未来保险的开支。主持人：刚才咱们说的是被这个政策，就是没有享受到政策的这群人，那么他可能说是享受不到这个政策对他们来说门槛有点高。另外一群人就是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人，多缴就能够多得，那为什么有些农民工他们并没有采取多缴这种方式，而是能少缴就少缴，这是什么原因？张翼：刚才谈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影响就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险的缴费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整个保险缴下来，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加起来达到43%左右。如果是企业把所有这些保险交齐的话，那么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于农民工来说，他拿到这个钱现金的当前的欲求就大于对未来保险的欲求，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宁肯是少缴就少缴。在前面一段时间，尤其是在退保的大潮的过程中，我们说绝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在年底都把养老保险退掉，然后拿回现金拿到家里去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现在真正能够享受到养老保险的人数我们就特别理解到是非常少的。主持人：张先生稍候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问题给您。所以说到这儿，并不是说农民工他们的目光短浅，或者说他们的见识短，等等。恰恰不是，他们恰恰是做了深思熟虑的思考，他们恰恰是做了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在众多要解决的问题面前，他们只能牺牲自己，不考虑自己的保险。好。我们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解说：过去几个月，深圳市社保部门，被接二连三地告上法庭。原告，就包括照片中的这几位。他们在达到退休年龄，却发现无法领到养老金后，一纸诉状，把深圳市人社局告上了法庭。退休女工 肖叶青：我这些都是行政诉讼，这些都是法庭的判决书，已经输掉了。记者：(诉讼)输掉了？肖叶青：是。解说：这位是当事人之一肖叶青，在她身上，有着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深深烙印。生于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跟随打工大潮南下深圳。直到2006年，肖叶青所在的服装厂，才给工人统一办理了社保。肖叶青：这里才交了七年零八个月。解说：在深圳工作20年后，虽然工作的稳定性让他们看起来与城镇职工无异，但在退休的节骨眼上，他们却因为没有缴满足够年限的养老保险，而面临养老难题。肖叶青：虽然我们是外来工在这里打工，也生活了二十多，辛辛苦苦的已经付出了，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养老，我们干吗不可以在这里退休呢？解说：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深圳非户籍人口已达到726.21万人，那一年，《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深圳的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才开始被覆盖到国家的社会保障网下。但是，这也意味着，在近年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工里，将有一大批人因不满15年缴费年限，而无法领取养老金。张展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研究员：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可能因为过去的制度框架他还没有资格来参加，或者就算参加了也是刚刚参加。年限比较少。解说：在深圳拿不到养老金，这些老工人们，或者是无计可施，或者是认了命，回到农村。像肖叶青这样，只能把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钱转回原籍，参加家乡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肖叶青：像我们在外面买的是职工保险是不是，转回农村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对于我来说拿的那个钱还没有买的那个钱多，至少我们很不划算的，解说：此外，由于农民工有较强的流动性，而我国直到2009年才出台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可跨省转移。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地方未能执行这一办法，这也让不少农民工，不得不中断社保、甚至弃保。张展新：那么高龄农民工回到家乡，不能因为他们在城里的打工经历，而面临参保困难。各个地方有很多变通的办法，中央政府应该敦促地方政府，通过补缴，就是要参照当地老年职工的参保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让一部分在城里打工已经多年的，但是离15年缴费期还有一定差距的，通过补交来获得城市养老。主持人：对于那些已经老去，或者说正在步入老年的这些中老年农民工来说，他们遇到的养老困境有一部分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困境并不是说现实情况就没法解决，就必须得去忽视他们。怎么办？接下去我们继续连线张翼先生。张先生您看对于那些刚才我们在短片中也看到了，在现实中也大量存在有这么多年纪大了还在工地上做着非常艰苦，非常危险的这些活计的老头，甚至老太太，他们怎么办，就没有办法了吗对他们来说？张翼：我想现在可以通过这样几个改革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必须改革现行的缴费率比较高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使得企业的社会统筹这一块从20%降到12%，或者在别的降低幅度我们可以来研究。那么使农民工自己缴的这一块降到8%，使得老年的农民工或者中年农民工有这个信心来缴养老保险。第二个办法，就是把这个城镇里面交的养老保险，能够与农村的居民养老保险进行对接，使得农民工能够非常顺利的把城镇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转回到家乡的居民养老保险里面去，增加他对未来的收入。第三个方面，我想还是要加大劳动执法检查的力度。主持人：非常感谢张先生。应该说老一辈农民工他们一辈子都在付出，我们整个社会亏欠他们的不少，甚至太多。当他们劳作了一辈子，我们真的不能再亏欠他们了。
本文来源：央视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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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农民工老去：何所依，何处去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孔令君
摘要：年华逝去，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困局，正进入大众视野。
在深圳，李秀梅第一次知道农民工也可以“退休”，是2011年12月。
那个月，同在一家五金厂的娘家大婶年满50岁，厂里给她多发了1个月工资，按手印签收；她隐约想起自己交过几年养老保险，可一问，缴纳年限不够，可终究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退了几千元钱，回家。
从那时开始，李秀梅留了个心眼，每年厂里都有三五人退休，绝大多数人的养老保险没达到《社会保险法》规定的“累计缴费满15年”，因此也没法“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于是还有人自嘲，“打工能还管一辈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了退保。
至今为止，李秀梅所在的“千人大厂”里，大伙唯一知道的“成功退休案例”，是一位湖南籍的男主管。却也不是顺风顺水的，他退休时养老保险缴够了10年，在老家又有一点人情关系，于是转回老家某单位“挂靠”继续缴费，如今已快满15年，马上能领到养老金了。年纪大了，每个月还能有一两千元，在老家农村，是招人羡慕的。
这个“案例”在厂里广为流传，毕竟，五十岁来岁的“老人”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9%，且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那么，近些年退休或正考虑退休的农民工，大约是5000万人的群体。其中不少是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务工、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农民工”。
李秀梅已是其中一员，前几个月，她满50岁退休，谨遵娘家大婶每个月打电话来的叮嘱，她去社保站查了自己的养老保险，她第一次发现社保站离工厂很近，只要两元钱公交车费，可周围的人从没想过要去。
某种程度上，她代表了“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尴尬。她发现自己从1996年到深圳工作，2004年起工厂给她买了“当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养老保险，如今已缴12年零4个月；麻烦的是，她想补缴2004年之前的养老保险，或者延长缴纳期限，补齐15年的期限，可究竟怎么做？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她，实在是四处打听也难以操办的事。
相较而言，李秀梅目前的情况已是幸运。她儿子打来电话：“妈，没有养老金就算了，回家我养你。”但李秀梅不甘心回家，一是在城市工作了20年，难道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有一份养老金？二是不愿意给子女增加负担，“养儿防老”只是退路；三是她还寻思着再找不限年龄的工作，近段时间她听说了“延迟退休”，心想五六十岁的农民工若能延迟退休几年，可能养老保险就缴够年限了……
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提出的延迟退休政策，在实施上会小步慢行、逐步到位；区分对待，分步实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此前也称，方案已经初步成型，将在今年拿出，并向社会征集意见。
在“二孩”全面放开、“延迟退休”方案将出之时，我们关注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退休。毕竟，人口老龄化，事关发展全局。
难缴满的15年
今年6月，肖生解在深圳的出租屋里反复认真地读《社会保险法》，想要争取补缴自己的养老保险。 孔令君 摄
如今五十六岁的农民工群体中，养老保险缴满15年的，并不多。毕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的普遍观念是“干一天算一天”，养老保险，是新鲜到难以触及的东西。
比如肖叶青，若不是10年前工厂老是“无故”给她放假导致挣不到钱，她也许至今都接触不到“养老保险”这个词。当年她和工友们集体去问老板“放假的原因”，原来是为了应付“上头检查”，没有缴纳社保的员工不能到车间去。她似懂非懂，但她知道，与每月放假减少的收入相比，自己缴纳一点社保不算什么，于是肖叶青才有了买社保的契机。
想不到，等到她2014年退休，问题又来了。她从2006年缴起，尚不满8年，何况15年……如今，工厂也倒闭了。对已经52岁、文化程度不高的肖叶青来说，进退两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能有意识缴纳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实在少见；即便是近几年退休的农民工，要顺利缴满15年，至少也需在2000年前后开始缴纳养老保险才行，还要排除期间“工厂倒闭换工作”，“有事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的各种状况。
类似的尴尬，近几年集中出现。
记者在深圳见到肖生解的时候，他正在考虑回老家。他63岁，26年前来深圳时还是壮年，如今老了。租来的一间小屋子挤着一家五口人，儿子儿媳的工资“自身难保”，孙女在附近的幼儿园，每学期要5000多元费用，还要吃喝，肖生解喃喃着。
2010年，他在工厂门口的宣传摊位上看到《社会保险法》的文件，才意识到自己从未交过一分钱的社保。于是他给厂里提交了申请书，老板态度挺好，说你过3年就退休了，缴了没用。可是，到了2012年12月，肖生解即将退休的时候，发现月工资被扣了128元社保。不是说不缴了吗？去问老板，老板说如今规范了，每个人都必须缴纳社保。没多久，肖生解生病入院，被鉴定为尘肺职业病，如今虽然过了退休年龄，工厂还给发着工资，至于缴纳了那几个月养老金怎么办？退，补，还是转？该怎么做，老肖不懂，心中犹豫。
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深圳一家公益组织的社工苏媛，也是从2011年开始，陆续收到工友关于养老保险的求助，于是访问了在深圳郊外生活的500位工友，其中300多位是打工超过10年的中老年农民工，而他们工作的工厂，平均建厂20年，都是“千人大厂”。问卷调查结果是，超过半数的工厂只为部分员工缴纳养老保险，接近八成的工厂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购买养老保险。
一直在进步的法规
也有特别顺利的。
早在2003年，深圳就有了第一位退休农民工，他叫郭锦钊，从1987年在某宾馆做保安和客服人员，整16年。幸运的是，宾馆一直给他按时缴纳养老保险，2003年退休时他每月能领到养老金700多元。当年事曾被媒体报道，郭锦钊自己都没想到：“能像城里人一样拿退休金养老。”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7年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养老保险退休基金统筹，郭锦钊是第一批。
深圳市社保部门曾在2007年首次通报，220名农民工享受深圳养老保险待遇。到2010年，这个数字是320人，人均养老金为1500元。但是，人数与当下数千万正退休的农民工群体相比，实在太少。
不过，我国在养老保险统筹上，一直在进步。以农民工数量较多的深圳为例，1989年，深圳被确定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后来借鉴了新加坡经验，1992年在国内率先创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能与统筹账户相结合；1995年深圳颁布规定，允许外来农民工离开时可以退保……
2010年，国家出台《社会保险法》，其中第十六条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肖生解一直珍藏着当年从宣传摊位上拿来的这份文件，在第十六条下，重重地画了黑线。
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法规。比如《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分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大问题已解决，小问题依旧在。
比如李秀梅、肖叶青和肖生解想要补缴十年前乃至更早的养老保险，则困难重重，一些工厂倒闭了，还有些工厂因为转型升级，早已搬出了深圳；即便工厂在，老板愿不愿意帮你补缴，还是未知数……
另外，《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还规定，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市社保机构投诉、举报。投诉、举报超过两年的，市社保机构不予受理。因此，当肖叶青和肖生解要求算“陈年旧账”时，社保部门常以“超过两年时效”，不予受理。
也有法律专家向记者分析，社保部门考虑的或许是社保基金的安全问题，若大批劳动者现在要求以5年前甚至10年前的标准缴纳，即便加上滞纳金，金额也偏低；但若企业不肯补缴，劳动者只能自己全额补齐养老保险和滞纳金，对肖叶青而言，这可能是至少数万元的费用，是否“合算”，需要仔细考虑。
肖叶青心底不服，为补缴养老保险的事，2014年她曾对深圳社保部门提起行政诉讼，一审败诉，她不服上诉，后再次败诉。因此，她也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诸多工友看到电视节目后，才想起来要查一下自己的养老保险。
肖生解也为此打过官司。前两年，深圳至少有11个官司涉及农民工养老保险，或是行政诉讼，或是民事诉讼状告工厂，仅有1例胜诉——去年6月，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定，社保局以劳动者投诉已超过两年的查处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原告的补缴申请属使用法律错误，依法予以撤销。
去年2月，时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在沿海城市，曾有的企业出现过打工早的农民工退休时候要求企业补缴养老保险的集体劳动争议。经过当地政府和人社等有关部门的调查进行了妥善解决，企业和劳动者依法分别补缴，参保人相应地提高了养老保险待遇。针对有的企业没有如实缴纳社保费的问题，政府部门将加大对企业的监察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缴费，引导农民理性维权。
总会老去的年轻一代
很难说，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金困境，谁该负主要责任。毕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部分政策法规相对滞后，而思想观念，也许更慢一步。
在记者的采访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年轻一代农民工缴纳养老金的观念，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淡漠。当地一位社工讲起近年来当地一家大工厂的倒闭，在补偿方案中，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一次性经济补偿，而放弃了社保的补缴追缴。
李秀梅在跑了好多次社保站之后，总用“过来人”的语气劝家人，无论什么形式的养老保险，哪怕自己出钱，也买上一份。肖生解的爱人，1997年来深圳，如今也老了，没缴纳过任何养老保险，老肖总在感慨，老家湖南那个村子里，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外出打工者，个个都没养老金，聊起来，有些悔意。但相比而言，老李和老肖的儿女们，依旧没有缴纳社保，一部分是老板不给缴；一部分是和父辈一样的“不知情”；还有不少人觉得，缴了没用，不如多拿钱。
“人人都要老的，我们老年人的今天，就是年轻人的明天。”陈世芳说，她和老李、老肖一样，都在为了争取补缴养老保险，熬在深圳。她羡慕老家村里的邻居，如今最能拍胸脯的说法，便是“我每月有900元养老金，不指望儿子媳妇养我”。这话她不敢说。
纪录片《老无所依》截图
除了骄傲的邻居，陈世芳老家大多数的老人，参加过“新农保”，如今每月大约能领70多元钱。
而更让他们感慨的是，如今儿子、女儿都在外头打工，哪怕生病或者出了大事，也赶不回家。但话说回来，陈世芳自己在深圳15年，回家的次数也寥寥无几，一次是父亲出意外，还有两次是儿子结婚和孙子出生，连女儿出嫁都没回去。
她想，如今若指望着回老家“养儿防老”，估计是靠不住了。
但也未必，记者曾多次采访在长三角打工的阜阳农民工。他们大多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工资日结，只买意外保险。只要问起养老，对方便会讲起同样在外打工的、已经“出息了”的儿子们，要么读了大学，要么开了超市。在他们的观念里，自己打工赚钱给儿子们结婚盖房，自己老了自然也要靠儿子们养，至于未来的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似乎一时间顾不上了。
《老无所依》主创人员王为和钟宇平（左）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困境，其中还包括90后。一位汕头大学的应届毕业生钟宇平的毕业设计，便是一部《老无所依》的小纪录片。透过镜头观察老李、老肖和老陈的时候，钟宇平也会想起自己的父母，同样在外打工，却似乎从未提起过养老的问题。但他也相信，总会好的，都会有的。
题图来源：影像传媒网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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