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全文阅读 作者：吴祖光_牛宝宝文章网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全文阅读 作者：吴祖光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全文阅读 作者：吴祖光 《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由www.niubb.net集整理于网络，如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全文阅读页面。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 作者：吴祖光目录序?　　祭吴祖光文黄苗子?　　祖光是个男子汉新凤霞?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吴欢?　　回忆父亲吴霜??　　我的家庭?　　怀念父亲?　　永世难报的恩情?　　——怀念母亲?　　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　　——《新凤霞回忆录》后记?　　“回首往事”?　　——凤霞拟题，对她的永久怀念?　　“笨儿”吴钢学艺记?　　训子篇?　　快乐的女儿?　　从女儿说起?　　情系杭州?　　往事忆旧录?　　“永远抹不去的青春岁月”?　　——回忆孔德学校?　　三百年来旧查楼?　　——“广和剧场”的故事?　　偷钱?　　跳电车?　　我的自行车?　　溜冰的故事?　　职务和权力?　　东安市场怀旧记?　　五次票戏记?　　除夕思亲?　　宵禁解除之夜?　　释“一批影片禁止放映”?　　——致国民党的官僚党棍们?　　为审查制度送终?　　对文艺创作的一些意见?　　雾里峨眉?　　春来?　　“二流堂”真相?　　何以解忧?　　枕下诗?　　干校纪事(诗词二十首)?　　胡同生涯?　　三十年书怀?　　欧陆风情?　　半夜跌跤记?　　撞车记?　　承德蛐蛐闹夜记　　我的创作生涯?　　《凤凰城》始末?　　——二十岁写的头一个剧本?　　关于《正气歌》?　　记《风雪夜归人》?　　说说《林冲夜奔》?　　《捉鬼传》后记?　　对开明的依恋?　　《吴祖光剧作选》后记?　　《闯江湖》后记?　　我和京剧《三打陶三春》?　　“悠悠流恨似长淮”?　　——《吴祖光新剧集》后记?　　《牛女集》编集说明?　　电影从业十年　　我的编辑工作?　　话说《沁园春·雪》?　　《夜光杯》五十周年感怀?　　三月说《清明》??　　师友情谊深?　　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总理?　　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　　故人杂忆?——胡乔木与我的交往　　怀念老舍先生?　　哭赵丹?　　“秦娘美”?　　——记秦怡?　　六十年交情?　　——与曹禺病榻谈心?　　三十七载因缘?　　——小记丁聪兄?　　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演员?　　讨人欢喜?　　——怀念画家张正宇?　　潘汉年同志千古?　　苏三的沧桑?　　——怀念荀慧生先生?　　“哲人其萎”?　　——悼聂绀弩?　　永远记在心上的安哥儿??　　愤怒打官司为民伸正义?　　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　　一个“被告”的回答?　　——致“原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董事长?孙锁昌先生?　　“国贸”案结束感言?　　为老百姓说话我永远态度鲜明?　　——从“惠康事件”谈中国作家的写作权利&nbsp&nbsp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黄苗子祭吴祖光文祭吴祖光文????　　黄苗子　　呜呼祖光，你竟长眠，何不睁眼，看看苍天。天生你才，赋你正义，你爹你妈，育你教你。生正逢时，国是日非，鬼子来了，满目疮痍；你年十九，写《正气歌》，感动夏公(夏衍)，无愧神童。舞台之下，我认识你，嬉戏无猜，巴山夜雨。《江湖》闯荡，共《少年游》，歌哭无端，于国有忧。不朽之作，《风雪夜归人》，万人感泣，生死爱恩。胜利南归，充满希望，举目哀鸿，令人心丧!五子登科，民悲官喜，祖光祖光，拍案而起；笔伐口诛，为民喉舌，《嫦娥奔月》《捉鬼传》，权奸震慑。石破天惊兮，亿众欢喜，举国腾欢兮，红旗竖起。心系新邦兮，正义之子，热血盈腔兮，誓为国家人民效死!然而书生报国，毕竟轻微，不洗涤其脑袋，不劳动其四肢，何以为人民服务，而免于二流子之嫌疑?时暖时寒，乍晴乍雨，相煦相濡，凤霞爱侣；凤霞贤淑，惟你是忧：免开尊口，别无他求。而你品性难移，直心不死，路见不平，依然奋起，祸惹笔杆，颜遮帽子……冤案平反，再惹祸端，精神污染，又受牵连。乔木关心，登门拜访，“别再折腾，不如退党。”别人受侮，与你何干，保障人格，官司没?完……? 　　天地不仁，凤霞遽逝，翼折钗分，摧心涌泪，诗侧《枕边》，文凄灯际，丧偶之哀，感人心肺!呜呼祖光，晚景如斯，一旦无言，老年呆痴；平日滔滔，如今默默，天何言哉，暮雨萧瑟!四月九日，噩耗惊闻，传媒争报，天夺才人!天夺才人，吾失挚友!呜呼祖光，神明何有?彩凤披霞，迎你西天，比翼双飞，千秋万年。 　　噫唏噫唏，生正逢时，夫复何言，老泪如丝!哀哉，尚飨。&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新凤霞说：祖光是个男子汉（图）祖光是个男子汉????新凤霞祖光具有父亲的性格。我的老公公一生爱为人打抱不平，做官清正廉明，一生刚直讲骨气。祖光也如此，他在香港做编导，有优厚的待遇，1949年为建设祖国，回到北京，就明里暗里受到歧视。记得香港导演朱石麟被国家邀请回国观光，国家拿他当贵宾招待。他来我家吃饭，朱先生对我说：“祖光回来得早，我是没有什么羡慕的，就是你们这所四合院真好!”我说：“您回来这么大的举动，国家领导人邀请，专家接待，海外的艺术家太光荣了。”朱石麟说：“祖光不是爱国吗?早就回来了吗?要是他现在才回来，受到的招待要比我高多少倍哇!”50年代吴祖光是我们国家对这些忠实的知识分子太苛刻了，从50年代中期后就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从1957年祖光就挨整，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挨整，受尽打骂折磨，险些家破人亡。但他仍是爱国，不失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本分，说真话硬骨头。我在这方面更同情他，理解他，尊重他难能可贵的为人。 我跟祖光四十年的夫妻，从50年代就觉得，他是一位心口如一，对国家、对朋友、对亲人真诚的人。为什么有的人总是对他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机会就整他呢?像他这样无私的人有多少?把父亲留下的字画、古董，都是价值连城的古物哇!一分不取地捐献给国家；动员我把多年唱戏的戏衣全部捐献国家；把自己从香港带回来的钱，买了一所地段最好的坐落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捐献给国家，自己落得一无所有。这和那些向党要级别，要待遇，想尽方法争房子，还有那些发国难财，像老鼠一样偷偷地挖洞的人怎么比哪? 祖光这人也太真了，他就不会说一句假话，更不会顺情说好话。一个人对国、对家、对人、对事都公正无私是很难得的。我跟祖光这四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说受他株连，我受了不少罪，但我觉得我一生不冤枉嫁了一个男子汉!一个民间艺人戏曲演员，和这样的丈夫建立的这个家庭是幸福的! 祖光他1949年从香港回来，说心里话，很多的从领导到具体工作的干部，就没有拿祖光当成自己的同志，他们从定级别到各种待遇，都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见，这就是对知识分子历来的不公正，把好同志当成内奸。“文化大革命”也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当成内奸、特务、赫鲁晓夫打嘛。 1960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祖光在建国后都在受着不信任，也是文艺界说的：“不干事的整干事的，没有文化的整有文化的。”我们国家几十年的（https://www.xiaozongshi.com），不是很多无知识的整有知识的吗?把诚实的人整了。有的被整的人，为了应付领导，虚假地奉承讨好，领导说他是改造好了。真奇怪，培养了人们做奴才。顺情说好话，耿直惹人嫌。这些年国家搞运动，损失很大，更大的是人们总结了经验，少说为好，不要惹火烧身，睁开眼看热闹吧。可祖光他就不，看到不对就说，这里不好说到那里说，做人就是要尽到做人的责任!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全家也像全国人民一样，开心顺意，政治上彻底平了反。海外的亲友们，可以随便来往。过去是因有台湾的亲戚而受罪挨批斗，平反后，祖光应邀去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等，这在以前是绝对办不到的。据我知道，美国有几次邀他去一年、半年讲学，他都没有答应，也有不放心家里的原因。祖光好就好在对名利金钱不放在心上，他几十年如一日，坐汽车自己花钱，去医院看病检查身体，不报销、自己花钱。祖光做人，无论在中国人、外国人面前，他都是无愧的男子汉!是有骨气的男子汉![返回目录]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吴欢：“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图）“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吴欢爸爸吴祖光先生于日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八十六岁，日子竟然和妈妈新凤霞女士过世是同一天，那是在1998年的4月9日。 这种惊人的巧合，发生在这样两位大艺术家身上，所有亲朋好友都在问：“是真的吗?” 真的!确实是真的! 为此，连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觉得不可理解。太戏剧化了，我怀疑是否真有神灵在左右这一对惊才绝艺、旷古空前的神仙美眷。 “明月不常满，大海真能容。” 知父莫如子。在追悼会上，我突然有所悟，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属天作之合。妈妈去世后，爸爸从当年的神童才子，而后的睿智老人，突然变得沉默木讷，继而三次中风，不良于言。他一生遇到的世事沧桑，充满光怪陆离的变数，诡异奇谲的色彩，然大义之忍，并非不怒，怒而忍于大义，乃真贤人。 爸爸一生为家为国，有情，有义，有气节，有脊梁，更有一颗热烈纯良爱我妈妈的心，妈妈是他的命脉，妈妈离开了，使他完全没有了活力。妈妈去世的这五年，是爸爸无法生存的五年，其痛苦的程度远胜过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坎坷。他已无路可走，他的选择，只能是去找我的妈妈。日子是天定的，也是他冥冥之中接受的，并带有某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自杀色彩，体现了他“生正逢时，死不介意”的特殊品格。 4月9日也是在中午时分，爸爸命令自己一腔依然烈如岩浆地火般的鲜血，冲破了确已衰老的心脏，完成了一个大艺术家最后一次能够彻底表现人性的辉煌壮举。 大诗人邵燕祥先生有诗赞曰：“满怀忧患满头霜，大丈夫唯吴祖光，堪佩立言兼立德，生正逢时忆国殇。” 吴祖光于瀑布前在父亲去世一百天的时候，妈妈托梦给我，爸爸在天上已经和妈妈相聚，他离不开妈妈，他俩有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所以才有太多的恩爱，太多的情。妈妈让我放心，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圆满了，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们了，并嘱咐我不要调皮捣蛋，五十岁的人，该成熟了。 爸爸去世后，国内外无以数计的朋友们在各种媒体上写了大量纪念文章，在这里我要深深地谢谢他们。但我自己却一直没有写任何回忆的文字。这是第一篇，离爸爸去世，已整整半年了。 原因是我至今还固执地认为，爸爸依然在世，他并没有死去。然而，他终于不在了。人生是很主观的，有时对客观可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但客观就是客观。“吴祖光、新凤霞”已经化作无形随风飘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的形象已经在社会上被无限放大，并已变成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对非常伟大、非常经典的爱情符号，他们已经成为了人类极有象征意味的，永远的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充满诡异、变数的年代，曾经有过一对可歌可泣的艺术家夫妇，那就是我的爸爸吴祖光和妈妈新凤霞。 “贺家父永生霞光万道，喜先母长伴风月同天。” 如今，爸爸在20世纪30年代重庆时期的老朋友，八十四岁的常君实先生主编了这本《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命我写序，乃有此文。 爸妈的老友刁光覃、朱琳二位前辈的公子，刁小林仁兄成了本书的责任编辑。鄂力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出了力。 为此，我代表家人，深深感激常老和小林兄，也感激日后看到这本书的读者诸君。??日北京[返回目录]吴霜回忆父亲（图）回忆父亲???吴霜我是一个北京人，自幼生长在北京。我小时候的家就像是一张画，画里的每根线条我至今耳熟能详。那是北京的一所传统的四合院，地处东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后身一条闹中取静的胡同里面。我家的大门显得比其他人家的门大一些也宽一些。门前有两级台阶，踏上台阶推开一扇宽宽的大红门，会看到一条细细的洋灰甬道、二道门和青砖月亮门洞，然后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那就是我幼年时候的家。院子里花多，到花开时节，缤纷的花色伴随着蜂围蝶绕，十分的热闹。那时节最常看到的是一个倒背着双手徘徊在洁白丁香和粉红色海棠花之间的人影，那是我亲爱的父亲吴祖光。 我是在全家搬到这所院子之后出生的。我出生的那一天正当中国阴历的九月重阳节，日历上还标明：霜降。于是父亲用“霜”字为我取名。 不过我对父亲真正产生记忆是在我大约四岁的时候吧，那是他在当年的“反右运动”里成了有名的“右派”，被惩罚到千里之遥有“北大荒”之称的东北劳动了三年以后的事。那时的我在第一时间里就认出了他，妈妈指着父亲问我：他是谁?我愣了一下，当即笑了：他是爸爸!从此以后，我就成了父亲的心肝宝贝、牛皮糖、捣蛋鬼，死活粘在他身上再也下不来了。 小时候的我和其他孩子一样，十分好动，不知道疲倦为何物。父亲总说我整天地制造噪音，实在太过淘气了。但是后来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可以使我安静下来，就是画画。不知那是从哪里得来的一种灵感，小时候的我非常地爱画，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画，这段时间里我便成了一个不吵不闹的乖巧的天使。 1957年吴祖光与女儿吴霜我父亲那时十分希望我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坐在西房前那片大葡萄架下面的小石头桌旁画画，那个阴凉凉的石桌面可以降低我身上的温度，这使我觉得安逸，因而暂时地安静下来把纸弄笔几个小时。我的头发被妈妈揪成了一把马尾巴抓在脑后，上身根本光着，下身只穿了一条小裤衩，把一只脚抬起来放在石头桌上贪凉。 我小时候的画曾经被刊登在不少报刊上，登在儿童杂志《小朋友》上，还参加过儿童画展，被请去作书画表演，俨然是一颗画坛的“小星”。我果然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差一点儿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只差那么一点儿。如果我坚持下去，如果我在稍大一点儿之后得教于父亲的某位画家朋友，如果我继续这种兴趣进入一所专门的美术院校……但是没有如果，这些“如果”被后来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击得像瓷器落地一样摔碎了，碎得十分彻底，没留下一丝可能修复的希望。我的画家梦从此破灭，而父亲的愿望也被冲得无影无踪。整整十年的“文革”浩劫使我丢开了画笔，也丢掉了画画的兴趣，未来的画家是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面的。 岂止是一个小画家的艺术生命在那个可诅咒的年代被扼杀了呢?当年父亲为我种的那棵幼小的樱桃树也没有逃掉噩运。 家中的院子里有一块方砖破裂了，父亲说：“不用铺砖了，在那里种一棵樱桃，我要看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结果。”都说樱桃结果难，父亲买来一株树干只有竹竿粗细的小树，打算等几年之后看到它开花结果。我那时刚上小学，为这个新到来的“朋友”欢欣不已。 父亲说：“你喜欢吃樱桃，咱们把这棵小.樱桃栽在你门前，将来它结的果子都归你。” 我说：“那么它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出果子呢?” “听说过‘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吗?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你要耐心地等，它就会给你结果子的。” 当我终于等到了那棵细嫩的枝桠上抽出新鲜的绿色而为此兴奋不已的时候，乌云压顶的日子就来到了。那个平日里宁静清朗、朋友到来时笑语欢声的小院子在突然间变得昏暗变得风声鹤唳。每个人的心情时刻都像铅一般的沉重，整个国家犹如被魔影覆盖，还有谁会关心那棵微不足道的小树苗呢?我的那棵心爱的小.樱桃，在我的眼前日渐枯萎、变黄，最后成了一把干枝，被人们拔去?了……? 我的童年，有过美妙纯净，有过喜悦欢欣，但是因为突然间被染上了阴暗的颜色，和当时任何一个同龄的孩子一样，童年过早地离开了我，一去便再也不复返了。 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容易被战胜的人。他在“文革”的后期，从用来“改造”人灵魂的农村回到北京，发现我已经从一个半大鸡儿似的小皮丫头长成懂得把头发分出一层用剪子修出一片前刘海的十五岁姑娘了的时候，他决定对我进行另外一种塑造了。 他让我停止没日没夜把自己关在小书房里东一本西一本毫无章法地乱读书，又请来一位朋友，也是一位作家。那时，一般来说，凡是作家都失去了写作的权利。但是父亲或许有某种尖锐的预感，觉得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会像他一样用笔作为宣泄心灵的工具。他请这位叔叔教给我如何读书的要领，叔叔家里存了上千本图书，且分类清晰，古今中外俱全，我一时忘了修整剪得长短不一很不像样的前刘海，却一脑袋扎入了书堆变成了一只名副其实的书虫子。 读书是一件极端美妙的事情，尤其是有阶段有系统有分类地读书，从那时我才开始真正懂得如何读书。一个刚刚在长大的孩子，在对外界的兴趣当中会产生许多的排斥，不懂什么是他所需要抑或是不需要的，因此他要有学校，他要有教师。但是教条主义化了的教育又比比皆是充斥着一切地方使得教育变得枯燥乏味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在我的记忆当中却有那么一段幸福的少年时期，几乎感受不到外界打打杀杀的呼喊，体验不到视人为草芥的恐怖。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房间里，我坐在一张软椅中安详怡然地读?书……?那是循序渐进地被人领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的感受，那条道路像一条无尽头的通往光明之点的长廊。在一种浓郁的香味之中，你向前行进，呼吸的是具有特殊养分的空气……我在这样幸福的感受当中读了无数的书籍，学校虽然几乎停课，而我的课程却从未停止过。
三十年的时光就像风一样地刮过去了。 2003年的4月9日，八十六岁的父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失去了生命中最亲近的朋友。而我赫然发现，我自己也已经人到中年。我看到我的儿子就像自己当年一样，经常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观察着身边的一切，提出那些光怪陆离无所不及的问题。这时候，我就会想起父亲…… 父亲离去了，但是这个世界的脚步仍然在向前，一刻不停地继续行进着，生活中的一切按照自己的节奏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这正是生命的规律。 怀念父亲，就是怀念历史；怀念历史；为的是珍惜今天；而珍惜今天，是为了开创明天。回头看着父亲的脚步，我经常想对我的儿子说：宝贝，你的未来，还有这世界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日[返回目录]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怀念父亲?（图）天降王师壶浆迎，?江东父老望旗旌。?渡江五月惊奇略，?横海千军扫逆鲸。?三载鏖兵除暴政，?万民额手颂新生。?秦皇汉武都陈迹，?从此趋风毛泽东。? 1949年春，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由于国民党战犯集团暴露了伪装和平的真面目，拒绝在已经约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大军万帆竞发席卷江南，一举倾覆了祸国殃民的蒋家王朝。 身经满清封建帝制、民国肇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腐朽政权，半世为官做吏、历尽沧桑、心力交瘁的我的父亲——景州先生当时五十八岁，一年前辞去了南京政府的官职，闲居卧病春申江上，以书画为生。却在烽火声中的5月25日走出北四川路余庆坊的家门，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且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上面的这首七言律诗。吴瀛、周琴绮夫妇由于老一辈人死亡殆尽，今年高龄八十九岁的母亲身体已经十分衰弱，兼之极度耳聋，我已很难了解父亲青少年时期的情况了。在与父母亲共同生活的我的青年时代又没有想到做一些了解父亲上述情况的工作，因此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我只知道父亲生于1891年的春天，在他进入社会之前曾就读于当时“湖北方言学堂”，这个由张之洞创办的大学堂大概是中国最早专修外语的高等学校。父亲读的是英文专业，毕业之后他被任命到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县去做一个中学的英文教师。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这个第一个职业是听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杨晦告诉我的，他是当年辽阳中学我父亲的学生。 听到杨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去问过父亲：他在辽阳中学任教一年之后，和这个学校的校长发生了一场争论，一怒辞职。当时他的很多学生，包括杨晦在内都曾经极力挽留他，向学校当局提意见，表示要和这个年轻老师同进退。但是父亲坚决离校，一人来到北京。 那时是什么年代我不清楚，倒溯我的年龄，至少是我出生前的三四年，应是1914年以后。父亲到北京是来投奔他的舅父庄蕴宽先生。我的这位舅公是一位大人物，科举出身，历任军政要职，以为官严正，不畏权贵著称于时，并以诗文、书法名家。由于庄的援引，父亲进入了当时的北洋政府，开始了他一生的宦海生涯。 父亲的官运并不亨通，据我回忆中的印象，他工作认真，为人耿直，因此不免会触犯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乃至他的上级主管，因此升迁很慢，他在20年代做的最高官是京都市政督办公所的坐办，大概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府的第三、四号人物，相当秘书长，后参与创建北京故宫博物院，任接收代表和常委、《故宫周刊》主编，是抗日战争时期文物南迁的总押运官之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博界的开创者。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也可能是不准确的。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曾做过湖北民政方面的官吏，最后担任抗战时期以至日本投降以后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等职，在旧官场中，始终只是一个幕僚人物。 但父亲本是个不宜做官的人，他热衷的是读书、做诗、写字、绘画、刻印，并都有所成就。此外他最有兴趣的是收购古玩字画碑帖，他一生工资收入大部分都送给了古玩铺。我至今记得每年“三节”，即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古玩店伙计来家要账，在门房里坐了一屋子人，尽管还是客客气气，但由于要不到钱赖着不走的情景。甚至于有一年我和姐姐、妹妹、弟弟在学年开学时，竟由于父亲买古董把钱花光负债累累，连我们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只得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弄得我这小学生都觉得脸上无光。生性温柔善良的母亲对父亲从来百依百顺，但为此亦不止一次由于婉劝不成而生气、而哭闹流泪，弄得全家愁云密布，郁郁寡欢；但一家之主的父亲却依旧是家里的权威，依然大把花钱，从古玩店抱着破烂的古董、字画回家欣赏，毫无悔改之意。 因此，在他一生当中，他感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从1924年至1934年整整十年当中的故宫博物院的职务。这是中国人民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之下，一举推翻满清帝制，并将封建王朝的宫殿宝库向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开放，公诸于世的壮举。在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着中国有史以来的奇珍异宝、典章文物，历代书画篆刻、能工巧匠的稀世杰作。这对父亲说来具有无与伦比的迷人的魅力，从接收清宫文物的开始他就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开始他只是由于内务部的主管来兼顾故宫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后来甚至离开了自己的本职，以故宫为主要的职务了。但是他不可能预见到，这个故宫博物院，以它本身具有的特性注定了是一个不祥之地；一贯热情戆直乃至带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由于客观存在的种种难以预计的情况，如他自己所说，“由于帮助地位以至身被罗织，名列法网”，跌进了一个不深不浅，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哭笑不得的陷阱。 父亲的受冤受害，完全是由于为了他的一个“同患难而观点各异，亲而不信的总角之交”引起的。从天理人情而言，他的自幼相交的同窗好友易寅村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乃是一个薄情负义的朋友。但是父亲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由于易的受冤含恨，抑郁弃世，父亲在有生之年一刻也没有忘记为我们这位易伯伯申雪冤枉。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父亲为这件事还给新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写信呼吁。我们尊敬的董老必武同志还亲自登门来拜会过我的父亲。吴祖光18岁时与父亲吴景洲(左)为了申雪易寅村的冤案，父亲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念兹在兹，时刻不忘。这本《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是他在全国解放前一年辞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的职务、和腐朽没落濒临溃灭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以后，完成写作的对这所谓“故宫盗宝”冤案的详尽记录。 全国解放之后，父亲被陈毅元帅请去任命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怀着十分振奋感激的心情为这个本来可以安居休养的名誉职务热情工作和奔走着，却终于在一次因公外出时以脑溢血而病倒。他右肢瘫痪，语言困难，但依然不曾忘记对易案的昭雪；见到无论是生人熟客时，三言两语也要吃力地谈到故宫往事，家人对此拦也拦不住他。父亲卧病达八年之久，1955年，在他病倒五年之后，我接他从上海来北京同住，那时他虽然行动步履十分艰难，却仍用左手写字作画，吟咏诗词，表现了十分顽强的精神毅力。他一生富有同情心，忠于友情。1958年10月，在病榻上见报载他的老友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遇难，痛哭不能遏止，脑血管再度溢血，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于次年5月14日去世。 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我被“反右”之难，远戍北疆；闻听噩耗，申请返京奔丧而不获批准。因此在那年早春一个大雪满天的夜晚，离家北行拜别父亲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口齿不清，没有说话，但却是满脸笑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欢喜的，没有悲伤。 父亲的个人爱好——收藏以书画为主的古文物，直迄中风病倒以前一直没有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率领全家仓皇避难入川，万里征途之中他宁肯将衣物箱笼大量弃置，却精选一部分心爱的书画不辞艰险带在身边，尤其是他所谓“镇库之宝”的三幅大画：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黄石斋山水，都是用黄绫包裹的精工装裱，几乎是形影不离地带在身边，当然，经过这一转徙，文物损失惨重。然而到了四川之后，经过轰炸和多次搬迁，稍得安居时，他又开始逛古玩店，把旧字旧画、古玩玉器抱回家来。真是本性难移，顽固至极。待我把他接来北京时，他已经卧床四年，我和父亲商量，提到鉴于这一批古旧文物今后保管的困难，建议全部捐献给国家。他不暇思索，立即同意，并约请当时主管文物的郑振铎和唐兰同志来参观鉴定，将所藏二百余件古文物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他高兴地说：“交给国家，比我自己保管要安全得多了。”父亲一生历经三代政府，有如长夜行路，历尽坎坷，到他的晚年才找到他最信任的共产党的人民政府。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每日伏案挥毫，或写或画十分勤奋，尽管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著作出版计有：《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国国文法》，话剧《长生殿》、《蜀西北纪行》等。 他的最后遗作《故宫二十五年魅影录》，实现了他耿耿于怀、对含冤而死的亡友半生未了的心愿。这本书对当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经过有详尽、具体的描述，对国民党上层人物承袭过去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勾心斗角也有细致的刻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 父亲一生中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词和题画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至今在我身边只剩下从1946年以后的一本诗作了。 写这篇文章，勾起对逝世二十三年的父亲的无限哀思。1937年我初入世途，任职于当时的国立戏剧学校。因抗日战争起，迁校于长沙，父亲从武昌寄了一份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的文字材料，并写信给我，希望我用这个题材写一个话剧剧本。我以初生之犊的勇气，按照父亲的嘱咐写了我平生的第一个多幕剧《凤凰城》，并从此开始了以写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现在以这篇短文为父亲的遗作注解，也作为对父亲永远的纪念。??1981年11月北京[返回目录]永世难报的恩情——怀念母亲（图）日晚，我应邀去前门外广和剧场看一场来自东北本溪市京剧团的演出，临近结束的时候，一位后台工作人员在场边低声唤我到后台去接电话。 电话里听见儿子欢欢的声音，说：“婆婆去世了。” 我感觉一阵晕眩，伤心，悲痛，但更多的是惶恐和愧悔。娘的一生，历经灾难，苦恼远远多于欢乐；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应是最为幸福的日子里，从50年代“反右派运动”之后三年，以及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革”十年，娘所承担的苦难是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而究其灾难的根源，却完全是由于她的儿子——我。照老的说法，真正是“不孝儿罪孽深重”。 娘姓周，名景姚，嫁到吴家，改名琴绮，生于1894年，即清光绪甲午二十年，今年应是九十六岁了，出身于浙江杭州的官宦人家。留着胡子的清瘦的外祖父曾来过北京我家小住，那时我很小，但留有印象，而且是好印象。为什么是好印象呢?因为听娘说过，那时女孩子都要缠足，但娘的脚却没有缠成祖母那样的“三寸金莲”，而是接近于现代女孩的天足模样。原因是大人给她缠足时，稍一用力她就大声哭叫，而外祖父立即进行干预，才落得现在接近大脚的形状。娘是外公的第四个“最小偏怜”的女儿，于是得到比三个姐姐更多的怜爱。因此我也喜欢我的十分慈祥的外公，虽然只有很短时期的相处。 1962年吴祖光与母亲周琴绮摄于北京马家庙家中父亲弟兄三人，伯父行二，叔父行五，父亲行三是当中的一个。三兄弟出自江苏常州的书香世家，都是诗书的行家，尤其父亲是诗、书、画、篆刻的名家，因此交游十分广阔。他从二十几岁便来到北京扎根立业，北京古都著名的文化街琉璃厂书画古玩店的老人们至今还有人记得吴三爷是频频光顾的客户。由于父亲的交游，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客人在家里食饮亦是常事，因此母亲便常常要亲自去指挥厨师置办膳食。而我家还有最受尊崇的祖母是长年素食的佛教徒。祖母的素食则总是由母亲亲自下厨置办，从不假手于厨师的。 母亲的更重的负担是今天令人难以置信的。她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生过十五个子女，七个男孩、八个女孩。其中一女三男早年亡故，成长起来的七个女儿、四个儿子则至今健在；最大的姐姐已经七十六岁，最大的男孩则是我，今年七十三岁了。 这样一个老少三代，多子女的家庭中，母亲上有婆母，中有交游广阔的丈夫，下有众多子女，可以想见她的负担会有多么繁重。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日常的佣工除门房、厨师和服杂役的女佣、祖母和母亲各从南方带来一名丫环之外，经常还有两个到三个奶妈。因为婴儿不断出生，而母亲却不能亲自给孩子喂奶，事实上她即使能够喂奶也不可能喂这么多的儿女的。 娘给我留下的最美的品德是她对所有受雇佣工的友善关系。终其一生，任何人也没有看见过娘对她的佣人有过哪怕是丝毫的疾言厉色。她忙了一天下来，常常和奶妈、佣妇们坐在一起闲谈，是她很大的乐趣。我们家的两个来自南方的丫环都是在二十岁左右，由娘为她俩选定对象，像嫁女儿一样陪送了新制的衣物嫁出去的。年长一些的小珠嫁到南方，后来断了联系；年轻些的小玉嫁给在北海公园船坞的职工小陈，几十年来和我家像亲戚一般来往。两个女孩结婚离开我家时都哭得泪人儿一样不愿离去。对这么多的子女，娘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更不用说对更多的亲戚朋友了。我们家的亲朋也很多，父母亲有许多表兄弟姐妹，尤其是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姨和表姑们；这些女孩子有时在家里怄了气，常常跑到我家来找“三嫂”诉说委屈，娘就常常留她们住几天，消了气再回家。这个“三嫂子”是个最可亲近的人，在亲朋里是出了名的。 祖母是很有威严的老太太，在孙辈里最喜欢我，每天下学回家，都是祖母督促我做功课；此外还教我读唐诗，并且很多年和我睡在一床。她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媳，都在北京，本来是规定由三家轮流奉养，但是却和伯母与婶母都难以长期相处，都是接去不多时就又回到我家，最后终于长期在我家住下来终其天年。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在上海外滩租下一栋楼房，把父母亲和众弟妹连同祖母一起从南京接来住在一起的。 近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频，百姓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从祖母、母亲口里，我从小就听到过她们讲述当年所谓“长毛造反”的悲惨景象；而我们亲历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在这之前，由于父亲作为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而经受了后来轰动全国的“故宫盗宝冤案”，由于仗义帮助朋友而受到株连，最后带领全家老小离开北京出走南方。我至今记得母亲在举家迁徙，默默地收检大量行李家什的辛劳。父亲是一个出手十分阔绰，不会算计的文物收藏家，终年累月除去办公时间，经常去琉璃厂收买字画古董，为此长年负债，每年“三节”时候——即春节、端阳、中秋——债主盈门讨账，最多的是古玩商人，也包括粮店、裁缝，乃至书商、饭庄……经常在门房里坐满了要债的，弄得全家气氛紧张。这就联系到我前面所说，母亲从无疾言厉色，但有时痛苦得泪流满面，就是对父亲的大手大脚，漫无节制地收买那些字画文物的时候也是如此。父亲我行我素，是决不听母亲的劝告的，但因此却连粮店都欠了债，母亲苦口婆心也不见效，就只有以泪洗面了。 至今我还记得的是：学期开始，我们兄弟姐妹连学费都交不上，父亲只好写信给学校要求缓交。信都是由大姐吴珊交去的，大姐觉得太丢脸，只是对娘诉苦，噘着嘴。娘也只落得叹气，流眼泪，没有别的办法。 一到搬家，和后来的抗战时期的向西南大后方逃难，这些文物字画就成了更大更沉重的负担。照父亲的主意，什么都可以不带，也不能不带这些东西，尤其是几件所谓“镇库之宝”的字画更是紧紧抱在手里的，看来比孩子还重要。那时候，母亲是多么沉着、多么稳重!反而是一句怨言也没有。紧紧地保护着这些东西和她所有的孩子们——这一切都是她的宝贝。千山万水，千辛万苦，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四川，到重庆，到江安，又回到南京，再到上海……老人和孩子都健在，古玩文物保住了最名贵的。只有祖母，最后是由于年老而过世了。 1949年结束了全国内战，也结束了百年来祖国大地一片呻吟、血肉模糊的离乱生涯；新中国如旭日东升，满目祥和景象。我也怀着无限兴奋喜悦的心情，辞去香港电影编导的职务，应召回到离别十三年的北京，投入新中国的新兴电影文化事业的怀抱，从事“前人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并且在1951年和新凤霞结婚。1954年用我从香港带来的一点钱和少量借款，买了位居北京东城最繁华地带的有十八间房屋和满院花木的一所四合院。买屋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把年迈的父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做两老的终养之所，那时父亲已因高血压中风而卧床两年了。 把父母接来首都北京的头一件事便是劝说父亲把数十年长途颠沛幸得保全的一大批珍贵字画文物捐献给国家。因为这几十年全家大小竭尽心力才得保全的这批文物终于安全抵达从此获得平安、不会再生变乱的人民首都；可以说由于全家的努力，它们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几十年来父亲辛辛苦苦，不惜负债累累、竭尽心力收买保存下来的这批文物，其目的原不是为了居奇致富，而完全出于对祖国文物的爱好和珍惜。我没有想到，我想父亲也没有想到这批文物会是传给子孙后代的一笔巨大财富。因此我的建议一经提出，父亲立即点头同意，那时父亲说话已不方便，吐字十分吃力，但是头脑仍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只能斜倚在病榻上，但仍是热烈地欢迎了我邀来鉴定并欣赏这批文物的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父亲的老朋友郑振铎先生和唐兰教授。两位文物鉴定的权威人士十分兴奋地看完之后同时提出这一批贵重的文物如何计价的问题。我说这是无偿的捐献，不需要任何报偿，这是父亲和我早已决定了的。在过后两天由故宫博物院派人来将全部捐献件清点登记取走，出具收据共计二百四十一件，时间是日。 三十年后的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出版的机关报《人民政协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列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的文物收藏家、爱国人士、外国友好人士向故宫博物院捐献文物的情况，并发表了重要捐献者三十个人的名单，其中头一个名字吴景洲便是我的父亲。文中指出：这些人捐献的都是“一级品文物”。 回想起当年捐赠结束之后，全家都有卸下重担的轻松之感。其中感受最强烈的是娘，她在这转徙流离的十余年万里征途中打包装卸、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已经无从计数……而这一回她说：“这才是真正解放了。” 50年代是中国四亿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命运充满无限希望的年代。从百年的积弱转为强大，从举国大乱转为大治，展望前途一片光明。一百年来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幸福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无比兴奋，无法形容的幸福感，把父亲、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同时亦来迎接这样甜蜜温暖的新生活的。但是绝对不能预料的是这个新兴的国家为什么会对知识分子好像无法容忍，属于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地开始了：《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的批判，“胡风事件”的批判……还只是针对一些个人或少数人的批判，发展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就扩大为针对全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了。当然，“批判”知识分子的也全是知识分子。这里面，我是属于揪出来示众被批判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我竟成为全国戏剧界最为重点挨批的一个。开始的时候我完全糊涂了，完全不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是伟大的领袖发出庄严的号召，要求全国人民帮助共产党整风吗?要求大家对党提意见，指缺点，提建议吗?再三指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但是在种种的“诚挚”而又“谦虚”的动员之下提意见的爱党爱国人士，转眼间被提出了一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紧接着便被打成了“反党、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反右派”成为一个运动，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 按理说，就我一家而言，“右派”的比例不算太大，我兄弟姐妹十一人，其中长姐远在建国之前便去了台湾，十人中除我被打成“右派”之外，还有我的一个小七妹由于“反右”前在云南接待我的来访，从而传播过我的一些片言只语亦被株连划为“右派”。毕竟十人之中只占了二人。然而我是大哥呀!小弟弟小妹妹脱不了干系，其中一个被保送出国赴苏联留学的小弟竟被命令回国接受审查达数月之久，最后被清洗思想之后才得幸免。 但是最为悲惨的是我还株连了妻子。这个自幼从南方被卖到天津，在贫民窟长大，六岁学戏，十四岁成为主演，以其卓越的天赋，不数年征服了万千观众，名噪海内外的天才演员，在作为丈夫的我被打成“右派”之后，居然有一位中央文化部的副部长(刘芝明)召她去谈话，当面下令，要她与丈夫划清界限，离婚，便可入党，否则要“承担后果”。 然而连我亦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生来胆小怕事，照她自己所说的“旧社会怕警察，新社会怕干部”，连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头的新凤霞，这一回面对一位来自老区的主管部长、大干部竟自“不买账”，公然抗拒，不愿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在听到要把她的丈夫远遣边荒之后，竟说：“要等他回来。”“等多久?”“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等他二十八年。”副部长安得不怒?拍桌子，把她逐出办公室。 一路哭出中央文化部楼上长甬道的新凤霞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天去剧院上班时迎头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着大门的是一幅很大的漫画，画一个戏装的相府小姐抱着一个身穿中山装的吴祖光，满面流泪地哭喊：“我等你二十八年呀……”然后全院开大会批斗，宣布新凤霞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戴上了“右派”帽子。 但是剧院仍要指靠新凤霞演出卖钱。只要是新凤霞主演的剧目登出广告，立即满座。她不参加的演出，则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但是后台还要贴上大标语：“右派分子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每晚演出结束，场内观众热烈鼓掌，要求演员谢幕时，谁也不知道，他们热爱的新凤霞已经被“革命同志”勒令去打扫厕所或是清理后台、倒痰盂去了。 60年代初全家福，从北大荒回京在那以后，我被遣送到极北边荒的北大荒，没有期限，不知何日归来。妻子为避免不测的伤害——那些同台的演员、包括合作十多年的伙伴，一下子都换了一副敌视的眼光——在丈夫遣走之后立即搬到剧院去过集体生活了。 后果是什么呢?我的重病的父亲，三个年幼的子女，一座十八个房间的四合院，全副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 三个孩子，最大的吴钢，幼小时由外祖父母照顾较多，现在则由祖母照管了；二子吴欢则是出生不久便被送到上海由祖母代管抚养，正如我小时最受我的祖母宠爱而有几年受祖母教养一样，和婆婆感情最深；小女儿双双也全交给了婆婆；另外，还有一个女孩是我六妹的女儿能能，从小在我家长大的。于是母亲除要照顾病瘫在床的父亲之外，全部接受了四个孙儿孙女和外孙女的沉重负担。 我至今记得1958年初春，天气陡变严寒，大雪漫天，我被勒令远行北大荒。头一天的深夜，娘走进我们房间对我说：“你好好走，家里只管放心。我一定帮着凤霞替你看好家，等你回来。你放心，放心。一点也不要担心。” 娘重复地说着“放心，放心……”我有九个弟妹留在灾难频频的祖国大陆，但谁也没有我的灾难深重，都具备奉养老母的条件，但娘信守诺言，应付种种艰难，一步也不离开我家。 在我离家的三年里，凤霞单身住进无数双敌视眼睛的剧院，只在周末和节假日里回家匆匆探视老人和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呀?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在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 当然，很快对此就有了答案。据说号召大家对党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右派”原来是一种策略，一条妙计，叫做“引蛇出洞”。然而从此以后，万马齐喑，隐瞒真情，专说假话，再也听不到真话了。成了这样的状态，其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以后的三年，我被流放，凤霞被迫离家去做那受虐待、受唾弃但仍要承担主演繁重任务的可悲角色。我家的朱红大门上经常会被邻居涂上大字，什么“大右派”、“反革命”之类的侮辱性名词，甚至有人会来欺侮我家年幼的儿女……这一切沉重压力都压在母亲一人的身上。 三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孩子们都正在成长期，加上一个病残的老人；母亲不单是负重而且还要忍辱，这真是从何说起?但老人却一步步走过来了。 1960年底临近新年的时候，我闯关万里，居然“幸获”生还——因为有不止一个同时遣送北大荒的同难者就此埋骨荒原、魂归绝域，再也见不到亲人了。相比之下，我竟成了幸运者。 60年代初期那几年，我过了一段比较平安的日子。我于1960年底从黑龙江虎林县回到家里，与母亲、妻子、儿子、女儿终于团聚，但永远失去了父亲。三年以前大雪纷飞，走向北大荒万里征途的早晨，我身负行囊去父亲住室向老人告别时，老人根本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向他告别，他只是向我点头笑着。父亲的笑是他留给我的永远的回忆。 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她亦是用满面笑容迎接我的归来。她说：“我现在可以把凤霞、大牛(长子吴钢的小名)、欢欢、双双，还有能能都交给你了。” 1962年吴祖光、新凤霞和吴祖光的母亲周琴绮于北京马家庙家中接连几天，素来不多言语的母亲，坐下来便讲述三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孩子们的往事。譬如这个三年还是近代史上罕见的“灾荒”的三年，国家分配的粮食远远不够吃的，全家经常处在饥饿状态里。每个月发工资时，凤霞要从剧院里送钱回家住一晚再走。这时，当家作主的婆婆便细心地、几乎是数着粮食下锅。吃饭时总是先把凤霞的碗盛满，并告诉孩子们：“妈妈演戏非常辛苦，所以先要吃饱些。”然后才依着年岁大小分给每个孩子一份，最后留给婆婆自己的就是最少的一份。有一次小双双的碗没有端好，打翻在地上了，搪瓷碗没有摔破，但是米饭连菜汤全泼掉了，孩子们把地上的饭抓起来往嘴里送，顾不上地下有泥土……这真是一场惨剧，但现在却当做笑话来讲了。 饱经忧患的母亲永远是稳重的、宽厚的。过去的总会过去，没有抱怨，更没有愤怒。提到还没有完全好转的饥荒年月，母亲说：“早就听说外地灾荒的悲惨事，河南的一场‘荒祸’一个省就饿死了多少万人。比起来我们过的就是神仙日子了。”母亲又永远是容忍的、知足的，是典型的中国安善良民的性格。 正如母亲说的“过去的总会过去”，60年代的前半期确是比较安定下来了，老百姓的生活也在逐渐好转，社会亦好像走上了轨道。就我家说来，一场滔天大祸之后重获安宁何其可贵可喜!中国的亿万老百姓是最会满足现状的，“平安即是福”，即使是小小的平安亦会教人忘怀过去了的灾难。然而事情却总是向着人们的意愿逆施倒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竟出了一个阴毒凶险、集天下万恶于一身的女妖江青，并从而形成一个为祸十年的“四人帮”，把刚刚复苏的中华大地推落到万丈深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好河山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转眼之间，我又成为戴罪之身，人身失去自由，全家被抄得底朝天，屋顶被挖通，墙壁被掏破，地板也撬开，说是要搜出暗藏的电台和武器……年轻的学生变成了暴徒，住在近处的高干子弟几次随便出入我家顺手牵羊把喜爱的小物什拿走……我和妻子再次被拘押，一家重担又落到比“反右”之难时更加年迈的母亲身上。母亲不但要照顾孩子们，连被拘押的儿媳的一日三餐都要送去。幸而孩子长大了，已经十岁的小吴双居然能够从和平里乘无轨电车换公共汽车送饭到妈妈的拘禁处，而且还能以不卑不亢的气概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造反派红卫兵们。 谁也料想不到，这种恶毒专横、荒唐愚蠢、残酷暴虐、颠倒黑白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竟会延续了十年之久。 “文革”一开始我和许多同难者一样又失去了自由。除去其中的1969年得到约一年时间的自在逍遥之外，约八年时间被隔离监管，不准与家人亲友联系，更不用说相见团聚了。“四人帮”一伙无法无天，恣意横行以至于此，真不知道要把这个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 不幸中之大幸是妻子比我享有了较有限制的自由。这个为千百万观众热爱的演员在干什么呢?她每天上班是下到地底二十几米深的地方去挖防空洞；冰冷潮湿，挖地不止，竟是一直挖了七年之久。然而毕竟她得到了每日下班后回家的自由，周末亦可在家休息。这样，婆婆每天到了晚上或星期日干家务总算有了帮手，但只是担心她的儿子——我这个长期受审查者的安全。 母亲的十一个子女散处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除我之外也还有三个，但母亲由于我的所谓“政治问题”而形成的不尽灾难，坚守诺言不肯离开我家，长年独力支撑危局。在我们夫妻二人想到母亲的恩情和辛苦艰难就要感动落泪的时候，居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万难料到的事情。 远在南部边疆地区工作的四妹在我家生活上由于所谓的“政治”原因而长年陷入十分艰难困苦的境地时，致书给分布各地的姐妹兄弟，指出很久以来母亲与50年代起就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大哥住在一起，直至如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依然没有丝毫的政治觉悟!因此发出号召，警告姐妹兄弟们与老母划清界限，再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往来。 有这样一位阶级立场坚定，革命意志旺盛的同志出现在我们姐妹兄弟之间，应当是我们吴家的光荣吧?然而遗憾的是她的号召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多的同胞手足都和母亲，甚至大哥大嫂保持来往。谁能和大家最亲爱的母亲断绝关系呢?这或许是我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四妹夫的主张吧?但他们两口子似乎缺少战斗到底的决心，革命号召没起作用，也就罢了。 手足情战胜了“阶级情”，这亦使人不胜遗憾。接到信的兄弟不但没有响应号召划清界限，而且告诉了大哥这样的“阶级敌人”。他们可能想过：要和老娘划清界限，首先要让娘和大哥划清界限，但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四妹的革命号召落空了。 “文革”还在继续，迫害也还在继续。1975年由于我所在的静海团泊洼“五七干校”结束，我得以被解除禁闭回到家里，但是妻子新凤霞却由于长年在深达数十米的地下挖防空地道而患高血压病，虽然医院开具休假证明，她的剧院的女书记仍不准她休息，反而说：“我的血压比你还高，不是也不休息，还坚持工作吗?”于是到这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头一天接到任务，要到北京郊外的平谷县参加劳动，她忙着准备过冬的行装，母亲也戴上老花镜帮她缝制棉?衣……?第二天要出发了，清早起床，刚把行李整好时，一跤跌倒，急送医院，被诊断为脑溢血，住进了西四羊市大街的人民医院。 当晚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从来十分镇定的母亲悲不可抑，流着泪说：“凤霞太累了。我没有照顾好她……可是幸亏你回来了。” 此时此刻，娘居然说这样的话!任何时候，娘都具有无比强烈的责任感，这只有增加做儿子的惭愧。那年娘已经八十一岁，这样一来，原来凤霞能够分担的一些家务事又都堆到了娘的身上。 两个月后凤霞病况稳定了，出院回家，但是行动艰难，左肢偏瘫，已不能做任何劳动。这个在舞台上活跃半生，名满天下；加之生命力旺盛，生活能力过人，衣、食、住、行样样不须假手他人的好媳妇如今已经失去了全部能动性，连卧床、起身都要别人帮忙了。 两年之后，经过一次脑血管造影，凤霞的病被确诊为“脑血管不全栓塞”。人民医院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动手术不能保证安全，只得承认这个现实了。但这个病人具有十分顽强的意志，她学习走路，由于右肢完好，又坚持用这只完好的右手学习写作，拣回二十几岁时曾和公公与义父齐白石大师学过一段绘画的技法又开始作画，持之以恒，成为一名出版了十多本书的空前绝后的民间艺人、从文盲苦学成材的女作家和业余画家。 她的第一幅自己认为画得比较像样的桃子是献给婆婆的。 但是婆婆却显然日渐衰老了。在婆媳两个都卧病在床的时刻，同住在北京的六妹看到我家两代病人的负担，和我商量把母亲接去她家照料。于是母亲离开了我家。 时迁岁改，事情终于逐渐发生了变化。我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在1961年宣布摘掉的，但那以后的一长段时间里，叫做“摘帽右派”，显然还是“右派”。“文革”十年又被“审查”了十年，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以及老母都受株连。除在台湾的大姐外，其他九个弟妹亦大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和迫害。直到1979年，中央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文件“改正错误”。1980年再发布文件“彻底平反”。 从1957年开始，我被划为“反革命右派分子”至1980年“彻底改正平反”止，共为二十三年整。二十三年里我始终不理解我到底错在何处?从心底不能接受加在我身上的罪名。二十三年之后才真正明白，而且证实了：我没有错。 我受了二十三年冤枉，祸延全家，尤其是害苦了母亲。母亲于1982年病重逝世。“若可赎兮百其身”，只能留下终世的遗憾。在我这个小家的每一天危难的时刻，母亲寸步不离，受尽苦难。她假如住到其他任何一个子女家里都不会冤枉受这么多苦，但一言既出，历二十三年而不渝。而在她受尽疾病折磨的时刻，在她最终瞑目长辞人世和亲人的时刻，我却在剧场里看戏。闻讯赶到垂杨柳医院，亲爱的母亲永远不再回来了。 至今又是八年过去了。人生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终止。每一想到母亲，便难忍心中的苦痛和愧悔。这种心情是我虽然早在两年前便收到征文信，而自己也早就想写母亲却久久写不出这篇纪念文章的原因，因为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母亲的善良、宽厚、坚贞、仁爱和施加于我的永世的恩情。 唐代诗人元稹追思妻子写过三首“悲怀诗”。把他人怀念妻子的诗句移来怀念母亲或许是不敬的，但我对母亲却具有同样的感情：“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愿母亲在天之灵饶恕她负罪的儿子。??日北京[返回目录]爱妻新凤霞和她的书——《新凤霞回忆录》（图）?注释①《新凤霞回忆录》，新凤霞著，叶圣陶作序，常君实编辑，1980年8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凤霞的第一部著作。 1982年7月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还出版了新凤霞的第二部回忆录《艺术生涯》，艾青作序，常君实编辑。 注释②在我们的家庭里，避讳“可怜”这两个字。凤霞的自尊心特别强，尤其是在得病之后，她曾对我说：“假如你是在可怜我，你就给我走开!”我对她说：“你别多心。你会好的。我把你看做一个体操运动员，在一场竞赛当中受了伤；只不过伤势重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痊愈之后你还会登上舞台的。”事实上不止一个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并且是信心百倍地为她进行治疗的。可怜②的凤霞于1975年突患重病，不能转动，送医院抢救。不幸的是，医院当时把她所患的“脑血栓”误诊为“脑溢血”，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以致形成至今未能痊愈的左肢行动不便的后遗症。在三年之后，一次脑血管造影检查时才得到确诊，而现在患病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了。 和我相识的某一些女同志那样，凤霞对待生活心胸不够开阔，想不开，爱后悔。常常说：“我不该这样，不该那?样……”?得病的这四年多以来，更爱说：“假如我没病的话，我……”尤其在看戏的时候，看见同时代的小朋友、老伙伴仍旧活跃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受不了，就难受得要命；若不是我或孩子们在一边打岔、说笑话，扯开或是转移她的注意力，她便会流下泪来，活像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这尤其是晚上坐在屋里看电视的时候。 熟悉凤霞的人都能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她从来就是个一刻也不能闲着的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有很多的篇幅是写她幼小时在家里、在师傅家里、在前台后台、在工厂、在种种不同的场合里干各种劳动活的情况。在劳动上，她是个真正的多面手。除去她的本职工作演戏是十分繁重的劳动之外，她会做各种面食、烧菜——能为她喜欢的客人亲手烧出整桌的筵席；能裁剪、缝制衣服，从中装的丝绵袄到西装的外衣裤以至衬衫。又能织各式各样的毛衣，多少年来我和孩子们以及她自己身上穿的毛衣大都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新凤霞青年时代她从七八岁起，在戏班里演小孩戏、配角戏，从十三四岁开始演主角戏。旧社会的小评剧班一年演到头，除掉春节前的几天封箱之外，从来也不休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星期天还要加演日场，甚至在台上吐了血还满不在乎地继续演戏。 难以设想，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在黑暗的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从1966年开始竟被剥夺了演戏的权利。不演戏可干什么呢?她在深达十几米的地下挖了六年防空?洞……? 当然，若从1957年算起，她承受的折磨远远不止于此。即使是挖这六年防空洞的时节，我看她也还是安心和愉快的，没有感觉太大的痛苦。每天晚上回家，高高兴兴地提着买回来的蔬菜，进厨房做晚饭；因为这比前几年关在单位里不准回家，和后来自己可以回家了，而丈夫又一连几年不许回家、乃至生了重病进医院动手术也不许通知家里相比又强多了。 凤霞写的文章将收聚成册，并将出版回忆录了，这在我们家里说来可不是一桩小事。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三年以前，时间是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习作，题目叫做《过年》。文末有一段《编者附记》，说：
评剧名演员新凤霞，解放后开始学文化，去年已读完了初中课程。最近，她在休息中练习作文，写了一些生活回忆。这里登的就是其中的一篇。? 在这以后的第五天，即6月19日，凤霞写的第二篇文章《姑妈》仍在《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可能那时编辑准备发表的还不仅这两篇……但是谁都记得，这时开始了一个叫做“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我是首当其冲的受到批判者，跟着就株连及于妻子。情况迅速恶化，凤霞的写作虽然只是刚刚开始便被扼杀了。 凤霞从来不让她的手闲着，也表现在她的“写作”上；文章不写了，丈夫去了极北的边荒。这时尊敬的前辈老舍先生对她十分关心地嘱咐着：“你给祖光多写点信，写信也是练习文化，像作文一样，多写，祖光看了高兴……”因此，我在北大荒的三年，收到过妻子无数的来信，有时会一天收到好几封信。但是这所有的家信，在后来的又一场十年灾难当中，全部被抄个净光了。 凤霞不怕劳动，劳动从来就是她的本色，她也从来没有被劳动压倒过。既然不准演戏，甚至不许写信；毋宁说，劳动能使自己得到寄托，得到愉快。但是，更大的不幸袭来，一次新的迫害使她病倒，竟致连劳动而不可得了。 但是在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凤霞病在左肢，左手左脚举动不便，可是右半侧还依然是健康的。头脑十分清楚，口齿也照旧那么伶俐；所以她还能说，还能唱，用这个来教学生。还有一部分时间用于针灸和按摩医生的治疗以及散步，作为恢复肢体的活动锻炼。此外，她还画国画，画梅花、藤萝、南瓜和桃子……然而还有更多的时间怎样安排呢?我对凤霞说：“写文章吧。像你当年学文化交作业那样，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吧。” 凤霞听了我的话，提笔就写，写得这么多，这么快，她的思路就像一股从山顶倒泻下来的湍急的清泉，不停地流啊流……写得最多的一天我约略计算了一下字数，约一万字左右。我从事写作超过了四十年，也从来没有一天写过这么多! 凤霞的文化其实不到中学程度。加上她粗心，不细致，识字也不多；因此每篇文章当中都有大量的错别字，同音或近似音的假借字，甚至有她自己随手创造出来的十分潦草的只有我才能认识的字；也有重复繁琐的，需要猜测才能辨识的字和句子以及用画来代替的字……但是可贵的是她的深挚朴实的感情，对我说来是闻所未闻的传奇式的生活经历和她独具风格的语言，这都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她的写作范围极其广泛。写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她的学艺和卖艺生涯、演戏经验，她的同台演戏的伙伴，一些渺小的小人物和当代的著名艺人，贪婪的戏园老板、财主、恶霸；写旧社会，也写新社会；写地狱的黑暗，写友谊、良心和反抗；有血和泪，也有衷心的欢笑……但是由于她写的都只限于她个人的经历，每一篇文章都是她个人的亲身感受。所以也可以说，她的写作范围又是极其狭窄的。80年代吴祖光、新凤霞于北京东大桥家中 值得感谢的是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以及《海洋文艺》从两年以前便开始连续发表凤霞的文章。那时候虽然万恶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但是还不能设想我们国内的报纸和杂志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凤霞的文章是先给香港读者留下印象然后再引起国内杂志和报纸的注意的。近一年来，凤霞的文章在我们自己的报纸杂志上也不断地发表了，这对凤霞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对我说来，读了凤霞的大量文章之后才使我知道她的五十年生活经历是这样曲折、这样复杂、这样丰富多彩、这样充满了酸甜苦辣。1978年末，我写了一个话剧本《闯江湖》，就全是采用凤霞提供的素材。使我和许多看过这个剧本的朋友们都感觉到，把旧社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评剧艺人的血泪史用文字记录下来是有意义的。 香港三联书店和天津百花出版社将分别同时出版《新凤霞回忆录》，这是凤霞写出的回忆文章的一部分。她还将继续写下去，她脑子里留下的素材好像永远也写不完。 我和凤霞共同生活了约近三十年，其间曾被强迫离开约八年。但是，使我更多地了解她，却是在读了她所写的这些文章之后，使我认识了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一个新的世界，并且常常使我感动落泪。凤霞是在受侮辱被损害的贫民窟里长大的，但是像荷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坚贞，有骨气；在旧社会是这样，在新社会也是这样。同样是我所崇敬的老舍先生，在1961年，我从风雪三年的北大荒回到北京时，和舒师母一起对我说道：“凤霞得到了人们的尊重，她的心是金子做的。”凤霞告诉过我，她小时非常热爱和佩服的一位正直的弹弦子的老艺人瞎大爷，常给她和一群同年龄的孩子们讲古说书，讲忠臣义士、烈夫贞妇，告诉孩子们：“男学关云长，女学王宝钏。”当然，这是过了时的封建道德，可是忠实的凤霞却就是这么做的。凤霞常对我说：“你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批评我。常言道：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而现在，疾风知劲草，由于经过了严峻的考验，事实昭昭在人耳目，我得以无所顾忌地“当众夸妻”了。80年代末吴祖光、新凤霞于北京东大桥家中凤霞的一生过来不易，受过贫穷，受过冻饿，受过说不尽的欺侮折磨，但是她都能禁受。在最强大的压力和打击面前没有屈服，没有讨饶，没有流泪。然而她却受不得哀怜和同情，常常在人家安慰和怜惜她的时候便哭起来了。我想，经过了这十年灾难的同志们将都会理解和体验过这样的感情。而现在，噩梦一般的生活终于过去，我们应当高兴，像我们的老朋友画家丁聪告诉我的：“我给凤霞画插图，就是为了让她高兴。”他画的那一幅幅生动有趣，意味深长的插图，又岂止是使我们高兴而已。像诗人艾青对我说的：“给别人写序我实在没有时间，可是给凤霞写序我不能拒绝……”当高瑛夫人把艾青的序文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读着读着，流下感激的眼泪。这样，书店给这个识字不多、文化不高的民间艺人新凤霞出版回忆录，即使本来没有为了使她高兴的原因，但却真是会使她高兴，也使许多关心她的人高兴的。 最后我要提一下“关心她的人”。凤霞从1966年被迫离开舞台，后来又因病不能登台，至今已经十四年之久。但是多情的观众没有忘记他们心爱的演员，从1976年到现在的四年当中，有无以数计的不相识者通过来信、登门来访、寄赠药品和其他礼品、食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病人的深切关怀。尤其是近两年来她的两部影片《刘巧儿》和《花为媒》在全国重新放映，收到的观众来信就更多了，使病中的凤霞如同生活在澹荡的春风和温暖的海洋里一样。对这么多热情洋溢的来信是难以一一答复的，但对病人来说，这种珍贵的同情和友谊，可是最大的鼓舞。因此，这本《新凤霞回忆录》的出版也应是作为这个病人、一个最知道感恩的病人对无数的关心者的答谢吧!??1980年1月[返回目录]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回首往事”——凤霞拟题，对她的永久怀念（图）做了八十一年的中国公民，毫不夸张地说，我确实是饱经忧患、苦难备尝；也应说是祸福相依，尤其是和亲爱的妻子凤霞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四十七年——从1951年到1998年——将近半个世纪当中，虽然经受了多少年人为的摧残折磨，但终于是苦尽甘来，有一段堪称幸福的日子。就在我们准备较为安定地共同在一起走完这最后几年太平岁月的时候，在我的故里江苏常州，凤霞在十分难得离家远行的一刻，却在她深深感觉由衷幸福的春天傍晚，就要从常州大酒店，准备晚饭后出门看戏的时候，突发脑溢血，经抢救一周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她自己说的“常州媳妇”的家乡，永远离开了我!离开了她热爱的亲人好友和美妙人间。 由于事起仓猝，毫无精神准备，像是突然坠落万丈深渊那样，出乎意料，使我实在无法接受。 凤霞在常州市立第一人民医院抢救一周之后，永别人间，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是我万未料到，亦无从逆料到的。我亦无法设想，在召开追悼会的头几天里，家里接到各方来的唁电共计一百八十八份，使我至今没有一一看完，只在最后一份迟到的唁电——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转来一份江西省李坚女士的电报。由于只有这一份是最后送到我的手里，我就看到了，电文说的是：
从《文化报》获悉评剧大师新凤霞不幸谢世，悲痛万分。五十年代，她在昆明成功的演出，轰动西南。但谢幕时不能站到第一排。当时昆明市委赵增益书记亲自上台把她请到前排合影。后来在她的著作中还专门提及此事，并为我们寄来了大作。几次文代会中我们亲切交谈合影，记忆犹新，怎能如此早地离开大家，太遗憾。她平生为艺术作出的贡献将永存丰碑，盼祖光节哀保重。江西李坚。
近两年来我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很多事情，一过即忘，但是现在还能记得李坚女士就是当年昆明市委书记赵增益的夫人，电文中凤霞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在当时已持续了很多年。在我的记忆中，50年代中，上海一家大剧场曾邀请凤霞的剧团演出。中国评剧院领导安排了《志愿军未婚妻》一个新剧目，而且从外地调来一个女演员和凤霞共同担任同一个女主角，由两人轮换演出。这样的安排立即受到当时上海市长陈毅将军的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演上海观众都期待的《刘巧儿》?”剧院领导无从回答。陈市长责令立即将《刘巧儿》的一应服装、布景、道具立即运到上海，因广大观众都等待看这个戏。评剧院领导只得照办。而《志愿军未婚妻》上演第一场时即有大量上海观众询问今晚是哪个演员上台。剧场居然不作回答，观众就不买票，等到开演前半个小时，少数观众溜入化妆室看是谁在化装，看见是凤霞化装，立即票房爆满。反之是另一演员化装，便几乎没有人买票。到了这个地步，另一演员在这种压力之下，进退失据，终于只得罢演而回。这种怪事、蠢事，只有这样的“领导”做得出来，而这位女演员却是冤枉无辜讨来一场无趣而已。而凤霞在当时从上海写信给我，以至事后回到家里却以无限遗憾和同情寄予她的这位同她“争角色”的同行。看来任何人要想扮演与新凤霞“争戏、争角色”的任务都会注定了以一败涂地而告终。然而这应当怪谁呢?我看这些低能的“领导”首先得检查自己的愚蠢，然而这些蠢货却永远不会这么做。 凤霞在那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受到这样的待遇可是太多了，尤其到了那个灭绝人性、最残酷、最野蛮、最下流无耻的十年“文革”时代。以她的年龄和绝代风华加上自幼苦练成材的表演艺术功力，本应是在舞台上最辉煌亮丽璀璨绝伦的评剧明星普照人间的时候，但她却早被赶下舞台成为人人可以任意驱使、叱骂、奴役、欺侮的对象。从而在一次剧院正在演出的时候，她只不过是在担任前后台杂役的任务。而当时她由于高血压发作，难以支持而倚在墙角稍事休息的时候，评剧院的女领导恰好路过，厉声问她：“你不干活，靠在这儿干什么?”凤霞说：“我头晕。”书记问：“生病了?”凤霞说：“血压高。”书记又问：“血压高，量过吗?”凤霞说：“今天在院里医务室量过。高压二百，低压一百。”书记应答如流：“我高压二百二，低压一百二还照常上班呐。”她显得很仁义，说：“记住明天早晨下乡劳动，现在你就回去吧。” 那时我家自己购置东单北帅府胡同马家庙的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早在“反右”时便被造反派强占，我家已在和平里楼房住了多年。凤霞回到家里，尽管身体不适，但在晚饭之后仍然强打精神，缝一条薄棉被，找出一些换洗衣裳，我帮她打了一个小铺盖卷和一个装日用品的小提袋。她告诉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郊区农村劳动，不知何时回来，匆匆抓紧时间睡了。很快天亮了，她又匆匆起床，掂了掂铺盖卷可能是她背得动的分量，她说感觉头晕不舒服，但时间不多了，只得背起行李，然而就在迈步还没有走出卧室门口时便一跤跌倒地上。 当时真把我吓坏了，匆忙把她扶到床上，找来平时熟悉的出租车送到中国评剧院的关系医院北京人民医院，采取紧急措施，经诊断是“脑溢血”，住了约近一个月。记得是住院后第三天，那个女书记来看她，她根本不问病情，也没有任何问候，只对我说：“新凤霞的病只有住在人民医院是国家负担的公费医疗。假如你为她找院外的任何医生和医院，一切医药费用都由你们自己负担，剧院概不负责。”这几句话表达了组织上的“全部关怀”。 当时医院还检查出凤霞的左肢偏瘫以及左膝盖半月板的骨部外伤。这是当时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在“文革”初起时，北京文艺界在“文庙”大院里将京城文艺界的权威人物所谓“牛鬼蛇神”集中跪了一大圈，造反派手拿棍、棒、皮带头猛打猛抽，作家都被打得血肉模糊，遍身鳞伤。老舍先生就在被打一身伤回家之后，翌日早晨手拿一本毛主席著作离家出走到太平湖投水自尽身亡。可怜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我一样从“海外”匆匆回国，一腔爱国赤诚，一心报效祖国，写了多少热爱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的作品，最终落得这样下场，我不知道他下狠心赴水之前心里想的什么，这难道就是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革命成果吗? 而凤霞的左膝半月板的受伤，就是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北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的后果。凤霞告诉我，当时剧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一声“令下”，凤霞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却是一个姓刘的青年演员，因为条件不好，平时不得重用，凤霞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主要角色。刘见她看了自己，便更把她拉出来毒打，因此左膝盖便受了重伤，导致成为永久的左膝至左肢瘫痪，终生无法恢复。 老舍先生故世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悲剧、一大丑剧，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我至今记得当年我从香港满腔喜悦回归新中国时的热情，认为从此以后，我的祖国将一片光明，旧中国绵延长久的血腥和耻辱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一个光明璀璨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一个长年充满血腥和杀戮、迫害人民百姓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北京，我在新中国的首都与老舍先生重新见面时都有说不尽的喜悦之情。但是在回北京的许多人中我是一个迟到者，是由于我早已熟识的周恩来先生电报通知我，要我速来北京报到的时候，我匆匆结束了还未结清的一部影片的扫尾工作赶到北京时终于迟到了一天。在北京下车，见到来接站的是电影局派来的同志，我问其中原故，才知道我的工作已经安排：继续从事电影导演的职业。我表示我的志愿还是做我原来的编剧，我虽然在香港做了两年导演，并拍了四部影片，但电影导演的任务太过繁琐，早已使我厌倦，不愿再做了。和我谈话的电影局主管人陈女士断然说：“新中国的电影导演是一项光荣庄严的任务，参加新中国工作的人都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看来是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了。我这才开了窍，知道“服从组织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当时由于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崇敬，我也只得老实听话，一切服从了。 新凤霞演评剧《风雪夜归人》剧照，饰玉春到了电影局，头一个接受的任务是导演一部描写纺织厂女工的故事片《红旗歌》。由于我没有一点纺织厂的生活基础，几乎是拍了近一年，结果当然极不理想，是一个十足的失败作品：当时既无拍摄的价值，拍后亦无保留的价值。往事不堪回首，不说它了。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同事之间，工作也都比较清闲。当时北京轰传出了一位年轻的评剧演员新凤霞，以新编的《刘巧儿》一剧轰动京华，剧中“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的唱段在北京大街上、商店里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过路人、拉洋车的没人不唱。我住在西单舍饭寺电影局宿舍里，一些天天见面的同事由于知道我是从小生长在这里的“老北京”，很多人常要我带着他们逛逛老北京的热闹地方，在这之前我已同大家一起去过久负盛名的天桥，看到过杂技演员“飞飞飞”、说相声的赵蔼如。这时有人提到了来自天桥的评剧演员新凤霞，那时她已从天桥进入南城的中和戏院上演剧目《小女婿》。有人替我了解了一下，她的戏票很难买到，我便打电话找到一个我当年的中学同学盛强，正在大众戏院当经理，托他为我买了中和戏院当中一排座位，共十几张票，我请了电影局的全部编导同志，包括上海来北京开会的老朋友夏衍先生。看完戏大家同声说好，我同大家一起回到西单舍饭寺电影局。很久以后凤霞还记得，说等我到后台去看她，但我却怕打搅她休息而没有去。 回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凤霞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去了北京文艺界很多人，那时我常常见到从美国回来的相识已久的老舍先生，他是非常热心促成我俩婚姻的，我至今非常感念他。那次开会谈些什么我现在已记不得了，但由于老舍先生热心介绍撮合则终生不忘。我记得在开会休息时，老舍拉我去另一间屋里看凤霞。她坐在一个沙发里要站起来，我不要她起来，蹲下去和她说话，说了几句，只告诉她我的住址和电话，又要开会了，便匆匆走开，但已感到正如老舍所说她是非常真诚可亲近的。那时我因从香港回来不久，单身一人，寄住在东城栖凤楼一所西式的大院里，同住的有老朋友戴浩、音乐家盛家伦，好友黄苗子郁风夫妇，另一位音乐家邬析零夫妇，楼下有一组六间的大房间，原来空着，我介绍给好友原《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和夫人邓季惺的《新民报》总管理处了。我就住在其中一间房里，我自己又租下了一排六间西平房，因为有一棵很大的榆树，夏天树阴如盖，所以不受阳光西晒。但由于较长时间都空着，只由邓季惺代我买了一些家具空摆在那里，朋友马彦祥与京剧女演员燕铭结婚后借用去了。 建国初期的1951年，北京创办了一个属于文艺性质的杂志《新观察》，主编是两位女将——我的两个大姐郁风和戈扬。刚创办不久，就叫我给她们写一篇采访新凤霞的文章。那是凤霞声名鹊起，北京的广大观众无不为这个青年演员倾倒震慑的时候，也可能她们听说了老舍对我和凤霞的关怀所想出的选题的设计吧。我很高兴地接了任务，但我应当采取什么方式对她进行采访呢?我想到去后台不合适，去她家里也不好。依照我的习惯，我决定请她吃饭，但也不能冒冒失失去请，我就又想到曾经给我买过一整排戏票的老同学、大众剧场经理盛强，地方订在大栅栏附近一个著名的饭馆泰丰楼楼上的单间。凤霞比我迟到，她一来就说她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饭馆，是她的包车夫老何送她来的。盛强为我解释了为什么选在这里对她进行采访的原因，她高兴地接受采访，回答了提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我写得很拘谨，不敢放开，那是我当时有所顾虑，没有认识到她已达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的缘故。写那篇小文的日期是1951年6月。题目是《新凤霞与新评剧》，是我作为记者头一次对凤霞的采访。 由于新从香港回来，新凤霞又是轰动京城的评戏明星，非常引人注目的青年演员，我对和她交往是十分谨慎的，虽然老舍先生对我多次介绍我们两人是十分理想的一对，但是我仍是保持应有的礼貌。老舍要我常去看看她，她自己也表示希望我到后台去看她，但我还是没有主动地看完戏到后台。直到她有一次忽然打电话来，急急地说有事求我帮忙，我才骑车首次到她的住所。那时她住在前门外虎坊桥大街一所大房子的外院，是京剧世家迟姓的房产，陪她同住的是她称为二姨的善良中年妇女。看来她起床不久，身上还穿着粉红色的睡衣，但屋里几个花瓶都插满了鲜花。我是骑一辆英国罕波牌自行车去她家的，这辆车是我离开香港前买的，是一辆小跑车，轻便、漂亮，可能是北京城惟一的一辆，因为我在北京街头上常遇同路的骑车人，在我身后跟一阵，然后快骑几步又回头来看一阵，再后放慢速度和我并行，问我：“你这车是在哪儿买的?”当我回答：“在香港买的。”对方便不做声了。有的则说了一句：“咱们北京没有。”只是在三年以前我感觉体力渐弱，凤霞加严管我；上街必须叫一位小姑娘跟着我，我也不敢再骑车时，才把这辆被多年为我修车的东大桥有名的王师傅屡次夸奖是至今北京惟一的一辆英国小跑车，像过去说的“宝剑送烈士，红粉送佳人”那样地送给王师傅了。当年我告别香港买这辆车时，这辆漂亮的小跑车是挂在车铺的墙上取下来的，如今它还是挂到墙上了。当然它和人一样，比起当年亦是老了、旧了，失去了昔日光彩。 凤霞让我坐下，二姨倒茶给我喝，就出去了。凤霞对我说，是因为过两天全国青联开会，她在大会上被指定发言，但实在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不知从哪里说起，也不知该说什么，想来想去，只有找您帮忙。我坐下来，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对她说，我要回去想一想。这时我发现她不断地往手上、脸上搔痒，问她怎么了，她说因为院子里花多，芍药开了，招来很多蚊子，咬了一夜，后来点了蚊香才好。 我看了看她的里间屋的床位，便告辞要回去了。她送我出门，二姨也一同送我。回到栖凤楼，同院的黄苗子郁风夫妇赶来向我了解情况，他们对我是非常关心的，并且知道是老舍的热心介绍，一致赞美凤霞的美和聪明善良，预料我会很快结婚的，并且没有和我商量就径自去找马彦祥说：“祖光为了你和云燕铭结婚把房子借给了你住到现在。他自己就要结婚了，你应当把房子还给他了吧?”马彦祥把房子交还给我，我把寄存在陈铭德家早已买下的一批红木家具放到栖凤楼的房子里。60年代吴祖光与新凤霞头一次我去她家，凤霞后来对我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二姨急于要看到我的缘故。而我放在心上，一时也不能去怀的是她那脸上、胳膊上被蚊子的叮咬，我就立刻想起我有一顶从香港带回来的珍珠罗蚊帐，不正好给凤霞用吗?我在回去的路上买了一柄小榔头、钉子、铁丝、绳?子……?回去开箱子，把帐子找了出来，晚饭后又去了凤霞家里，把罗帐给她挂起来了。到凤霞家里去了一趟，我感到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演员，而且善良纯真，但在生活上却缺乏照顾自己的能力，像夜里被蚊虫叮咬成这样就实在难以想象。 文艺界这种讯息流传很快，没有多久便到处有人谈到我和凤霞关系的话，而且显然出现了反对的意见。意见是我是从香港来的，香港来的必然是生活浪漫，惯于花天酒地，玩弄女人，道德败坏，不负责任；看上了新凤霞这个美人，好一阵便会扔掉了。持这种意见的，都是一些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而且其中大都是所谓“领导”人物，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新凤霞的命运的。凤霞是北京市的演员，当然一切都得听北京的领导，她的直接领导就是当时的李伯钊同志，是北京文化界的权威人物，凤霞是当时北京最年轻最轰动的女演员，她的终身问题自然成为领导同志首要关心的问题。凤霞后来告诉我，这位大姐经常找她到家里，为她介绍过很多“进城”不久的中青年领导同志，而她对这些同志都认为不是她的理想，她惟一应付之策便是叫一声：“伯伯、大叔……”拉开距离，远远走开。她告诉我这是在“旧社会”学会的日常应付外界困扰的有效方法。当然假如遇见了真正的麻烦，这种方法远不够用。我至今记得当时有一次我也参加了的在中山公园召开的###，我的朋友画家丁聪——今年八十二岁，大我一岁却仍被人呼为小丁至今——在散会之际，走到伯钊大姐面前，冒冒失失地说：“我投吴祖光一票。”遭了伯钊大姐狠狠瞪了一眼，连我都怪他多话。北京市当时的文化局副局长曾有一次约凤霞夜戏散场到他家里谈话，凤霞应命去时，敲开房门，这位局长却是穿着绣花睡衣，拥着红缎子棉被，半坐半卧在床上嬉皮笑脸地和她谈话，凤霞转身便跑出房门。 由于当时凤霞遭受的各种压力和干扰，促使我们的婚礼作了隆重举行的决定，地点定在我幼年时便久已驰名，并且设在我家近邻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的大院和大厅，以鸡尾酒会的形式举行。这在1951年的当时是北京文艺界的一件盛事。我请来的证婚人是郭沫若。凤霞的主婚人是阳翰笙，我的主婚人是欧阳予倩，介绍人是老舍。茅盾、洪深、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京城文艺界的大师老友和我们的多位年轻朋友都来了。周恩来先生打电话说马上就来，但保卫人员出于安全的考虑，又接到电话通知，临时有紧急任务不能来了。过了几天周总理邀请我俩和老舍、曹禺两对夫妇到他家里晚餐，作为补报。那天凤霞剧团的朋友全部出席，而且来了一大伙天桥江湖卖艺的老伙伴，什样杂耍、曲艺、相声、武术、杂技演员，真叫做极一时之盛，我们都开心极了。 这显然是我的意外收获，真叫我满怀喜悦和幸福，和民间艺人的交往是我从小追求的目标之一，他们和我渊源有自，我将会从他们身上吸收到许多从知识分子那里难于得到的生活和知识的营养。 和凤霞的结合我当时认为是我一生幸福的开始，我满怀喜悦之情，认为我将永远这样幸福生活下去；以常识而言，这完全是应该容易做到的正常现象。过去旧中国，外侮连年，刀兵水火无法躲避，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未来只有平安欢乐，是肯定无疑的。1951年吴祖光与凤霞新婚，于北京东单栖凤楼家居门前1954年我用在香港做电影编导挣来的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面买下马家庙胡同的四合院的大房子，主要是为把我患偏瘫的父亲和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来终老天年。此外我也为了从小受苦的凤霞从此有一个长期安居的理想住所，这当然也是我俩永久的愿望，凤霞当然是非常高兴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又是北京当时最热闹繁华的王府井大街附近闹中取静的一条胡同里，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隔壁。我和凤霞婚后曾去上海探望过父母，两老都十分喜欢这个美丽温顺的儿媳。到了北京之后父亲依然从事书画，但只能倚仗左手活动。父亲当时便发现凤霞也能提笔绘画，原因是她从小唱戏，长大演主角，所有戏衣都需要自己置备，便在家和母亲一起自己剪裁刺绣，自己画花样，竟打下绘画的基本功。这大出父亲所料，非常高兴；尤其由于自己的十一个儿女中，竟没有一个学画的就越发高兴了。 说到凤霞学画应当提到在这之前，我住在栖凤楼的时候，那时我没有电影拍摄任务，无忧无虑，经常找寻快乐。有一次我在家请了一些客人，如前辈梅兰芳、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我的同行老友于伶、陈白尘和前辈书画家齐白石、于非?NFDF6?以及住在同院的盛家伦、黄苗子、郁风来我家吃晚饭。十多位朋友把我家客厅坐满了，齐白老是由他的看护人武则萱大姐陪同来的。齐老坐定后，我为他介绍在座的各位，他看见凤霞之后便目不转睛地被吸引住了，坐在一张大沙发里看着。武大姐在旁边推了他一下说：“不要老看着人家，不?好……”?齐老生气了，说：“她生得好看，我就要看!”凤霞走到面前说：“齐老您看吧。我是唱戏的，不怕看。”满屋子人全笑了起来。郁风站起来说：“齐老喜欢凤霞，就收她做干女儿吧。”凤霞立即跪在地下叫“干爹!”齐老非常高兴地收了这个干女儿，并且在一家湖南菜馆请了一次客。新凤霞在当年自家的四合院书房内以后我和凤霞多次去看齐老，齐老每见到凤霞都非常开心，有时有他的几个学生同在齐老家，常常要其他人回去，独留下凤霞教她一人，并且常常叫他最信任的裱画工人刘金涛陪凤霞同去，而且不止一次用身上挂着的钥匙打开常年紧锁的大柜，叫新凤霞随意取用他锁在柜里的大捆钞票，要她吃他放在柜里的点心。凤霞看见点心已经发霉生毛仍吃下一些，钞票从来不拿，她告诉干爹：“我有钱，您留着用吧。”齐老还领着凤霞去参拜他已故世的夫人挂在屋角廊檐上方的灵位，叫凤霞拜“干娘”。可惜凤霞演出十分繁重，不能常去跨车胡同齐家。我随凤霞去过几次，在老人的门房、清宫老太监老尹手里买过几幅老人的画，而很少直接去买干爹的画。那时齐老的画“润例”价格十元一尺，我花钱去买，怕老人不收钱，而老尹有些画，是老人平时不给他工资，只是一月给一张画作为工资。只有一次陈毅同志来我家，要我和凤霞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那幅画是三尺，我代陈毅付了三十元。我们辞别老人出来时，陈毅说：“还要给钱的啊?”我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音。 只是凤霞演出十分繁重，虽然干爹特别喜欢她，但她去得很少。干爹却几次到剧场看她的演出，而且戏散了仍坐在剧场外厅里等她一路送回家。 凤霞只是凭着干爹的几次教导和公公在家时很少的指点，在几年后受迫害致残后成为一个画家的。但是由于她的毛笔字太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要我写字才能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她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些画，等待我慢慢给她填补题字。她爱说的就是：“干爹说的，我画画，你题字。夫妻画难得：霞光万道，瑞气千条。” 凤霞在天津南市贫民区家庭长大，从小在“堂姐”家里学戏，受尽折磨和辛苦，第一个心愿就是把戏学好，挣钱养家，另一个心愿就是学文化、识字。开始挣点钱了，就只能买小人书看，她多么希望能识字，看印着文字的书。 住在栖凤楼时的另一件大事，是住在我们大院楼上一间大屋的好友盛家伦对凤霞在音乐，包括演唱方法和嗓音生理知识方面的帮助。家伦学贯中西古今，是国内极为罕见的音乐大师，又是著名的“鲁男子”，平日对女明星及名女人极漠视，不尊重，但对凤霞却十分重视、爱护，经常给凤霞讲课，教她演唱和用嗓的科学方法。凤霞十分认真地向他求教，甚至在夜戏演完还上楼找他长谈。家伦长年过单身汉的生活，一日三餐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我建议干脆请他下楼在我们家吃饭，还买了一块小黑板作为凤霞上课之用。凤霞向盛家伦学习的项目之一是识乐谱，但对此悟性甚差，我发现她始终学不会五线谱，即使最简单的简谱到老了也没有学会；正像我后来在电脑流行时，很早就买来一台，两位比我年轻的大家——叶楠和陈建功诚意地来教我，而我终于一点也学不会，把电脑出让了；近年才又买了一台，由照顾我和凤霞的两个小姑娘小白和小王用电脑为我两人打印文章。 凤霞认为她的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老舍先生为她安排的婚事，进了一个“满室书香的文化人家”。我在马家庙四合院的北屋靠窗下为她安置新购买的一个雕花嵌石的小书桌，旁边一个红木书架，买了一架书给她阅读。学习的书、古今中外的（https://book.niubb.net）（https://book.niubb.net）排满了一书架，看到她满心喜悦的样子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吴祖光、新凤霞与母亲周琴绮及儿子吴欢凤霞首先致力的是她的演出，创腔、排戏，其余的时间就是阅读，并且开始了写“作文”，作完了拿给我看。她进步之快使我惊讶，在这期间，她曾参加过大约半年官办的“六联学校”，是六个单位合办的一个为文化不高的来自农村的老干部提高文化的学习班，她也是非常认真，用功学习的。她的头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