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国家基金申请指南 科 研 处 二○○六年十二月 目 录 面上项目 1 数理科学 3 数学科学处 5 力学科学处 6 天文科学处 7 物理科学一处 8 物理科学二处 9 化学科学部 10 化学科学一处 12 无机化学学科 12 分析化学学科 12 化学科学二处 13 有机化学学科 13 化学科学三处 14 化学科学四处 15 高分子科学学科 16 环境化学学科 17 化学科学五处 18 生命科学部 18 生命科学一处 21 微生物学学科 21 植物学学科 22 生命科学二处 23 生态学学科 23 林学学科 23 生命科学三处 24 生物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科 24 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学科 25 细胞生物学学科 26 免疫学学科 27 生命科学四处 28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学科 28 生物医学工程学学科 29 生命科学五处 30 生命科学部六处 31 畜牧兽医学与水产学学科 31 动物学学科 32 生命科学七处 33 预防医学学科 33 生理学与病理学学科 34 生命科学八处 35 生命科学九处 36 药物学与药理学学科 36 中医学与中药学学科 37 生命科学十处 38 地球科学部 39 地球科学一处 41 地球科学二处 42 地质学（含环境地质学） 42 地球化学 44 地球科学三处 45 地球科学四处 46 海洋科学 46 极地科学 47 地球科学五处 48 工程科学和材料科学 49 材料科学一处 52 材料科学二处 53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53 有机高分子材料学 54 工程科学一处 55 工程科学二处 56 工程科学三处 58 工程科学四处 59 工程科学五处 60 水利科学与海洋工程 60 电气科学与工程 61 信息科学部 63 信息与数学交叉类项目 64 信息科学一处 65 信息科学二处 66 信息科学三处 67 信息科学四处 68 管理科学学部 69 管理科学一处 72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72 管理科学二处 73 工商管理学科 73 管理科学三处 75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75 重点项目 76 数理科学部 76 数学科学处 77 力学科学处 79 天文科学处 79 物理科学一处 81 物理科学二处 82 化学科学部 86 化学科学一处 87 化学科学二处 87 化学科学三处 87 化学科学四处 88 化学科学五处 88 生命科学部 88 地球科学部 92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100 材料科学一处 101 材料科学二处 101 工程科学一处 101 工程科学二处 102 工程科学三处 102 工程科学四处 102 工程科学五处 103 信息科学部 103 信息科学一处（申请代码F01） 103 信息科学二处（申请代码F02） 105 信息科学三处（申请代码F03） 107 信息科学四处 108 跨科学部交叉重点项目 109 管理科学部 109 管理科学一处 110 管理科学二处 111 管理科学三处 111 人才项目 11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13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 114 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116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117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118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119 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类型简介 120 国别（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120 合作研究 121 在华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121 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专项（含“两个基地”专项） 121 国别（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122 亚洲、非洲地区、国际组织 122 美洲、大洋洲及东欧地区 124 西欧地区 125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126 中德科学中心合作项目 126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127 专项项目 128 数学天元基金 128 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 129 附 录 130 序 21世纪是科学发展的非凡时代。科学前沿的不断推进，孕育着划时代的科学发现，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面貌。基础研究是推动这场科技革命的重要引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为我们展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国基础研究正以更加进取和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科学事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必将在推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进程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 从1986年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走过了20年的历程，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坚持支持基础研究不动摇，发挥了科技创新的源头作用。我们运用国家投入的约180亿元资金，择优资助了10万余个项目，孕育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促进了学科均衡协调发展，推动了基因组学、纳米科技、量子光学等新兴学科和

大的扩展过程。当《尚书》上出现“中国”时，仅仅是西周人们对自己所居之地(关中、河洛地区)的称呼，亦即指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到东周时，周的附属地区也可以称为“中国”了，“中国”的含义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膨胀，“中国”成了列国全境的称号。秦汉统一以后，更从政治上加了一层有力的保证，并把不属黄河流域但在中原王朝政权统辖范围之内的地区都称为“中国”，“中国”一名终于成为我国的通用名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则成了专指我们国家全部领土的专用名词，不作他用。
“中国”一名虽然早在3000年前已见于历史文献，但它原先只是一种地域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到清代，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例如汉朝，正式国号是“汉”，匈奴在与汉朝交往的官方文书中也称“汉”，而不称“中国”；又如唐朝，正式国号是“唐”，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政权与唐会盟的盟文中称唐朝为“唐国”或“大唐国”，日本则称中国为“唐土”。其后如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国号分别为“宋”、“辽”、“金”、“元”、“明”、“清”，而不叫“中国”。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上，署的国名都是“大清”。不过，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已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当时和传教士有交往的一些士大夫，也已用“中国”来称呼自己的国家。这时的“中国”，显然已是指称与外国相对的有自己主权与疆域的国家。
“中国”之名最早出现在外交文献上，是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名以战败国的身份多次登上过国际舞台。清政府外交文书中使用“中国”一词，往往包含着一种传统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一词的字面含义一一中央、中心、天下之中的国家，理解为Central Empire，当做一种尊称而乐于使用。但西方人对“中国”一词的理解，只是表示一个特定的国家即China而已，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
“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China)。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中国”的别名，除上述的“华夏”之外，还有“中华”、“九州”、“四海”、“神州”等称呼。“中华”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最早出现了“中华”一词。随着历朝版图的扩大，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均统称为“中华”，泛指全国。唐人韩偓有诗云：“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已把“中华”与“外国”对举。所以，中国也简称“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称“华侨”，外国人赴中国叫“来华”，均出典于此。
“九州”之名，起于战国中期。当时列国纷争，战火连天，人们渴望统一，于是产生了区划中原的思想萌芽，因而《禹贡》中便有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他古籍如《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中也有九州的记载，可列表对比如下：
虽然各书中具体州名有所差异，但记载的均为九州。传统看法以为《禹贡》是夏制，《尔雅》是商制，《周礼》是周制。实际上，州成为政区是在东汉后期的事。后代的州越分越多，越分越细，辖区也越来越小，但中心地域大致相当于战国时代“九州”的范围。所以“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称，一直沿用至今。
上古先民曾以为，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境为东、西、南、北海所围，因而曾自称“四海”，称国境以外为“海外”。“四海之内皆兄弟”即为此意。战国中后期的齐国人邹衍，受到海外交通的启发，大胆地提出了大九州说。他认为，《禹贡)中的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同样大小的州共有9个，但不过是裨海环绕的小九州；这样的小九州共有9个，组成大九州；大九州四周为大瀛海所环绕。所以，“神州”只占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后代的事实虽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假说，但“神州”之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不过，中国历代虽然有自己的国名，也有美丽动人的别称，却从来不以自己的国名或别称闻名于世。历史上，外国人对“中国”、“中华”、“神州”等名称是感到陌生的，他们常常用另外的名称来称呼中国，“支那”就是其中最为流行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叫法。
古代印度、罗马等帝国的人，均尊称中国为Cina、Thin、Sinae。世界史上各文明古国如伊朗、希腊，许多发达国家如英、法、德等国，几乎都用它或与之音近的名词称呼中国，译成中文即为支那、希尼、震旦、至那、脂那(后四种都是“支那”的异译)等。这些名称都是“秦”的外文对音。原来，秦自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声威所及，已名扬中外。当时中国北方、西方的国家和境内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等，均称秦朝人、秦国人为“秦人”，以后又泛称“中国人”为“秦人”。这种称呼直到晋代人们还在沿用。“支那”即系“秦”之音转，是从强大的秦国、秦朝而来的。①
“支那”是译音，各国文字有不同拼写法，拉丁文作Cina，意大利文作Sina，法语写作Ia Chine，英语、德语作China。至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称呼中国为“支那”，大概是从佛教经籍中吸取了这个名称，因为佛教典籍中常常出现“支那”这个词，如慧苑《华严经音义》说：“支那，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法云《翻译名义集》也说：“支那，此名文物国”。二者的意思是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这一思维发达、文物昌盛的国度。这已是对“支那”一词的另一种解释了。不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支那”一词成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
俄罗斯将中国叫做“契丹”，显然是另有来源。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武力强盛，控制着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围地区，铁骑所至，所向无敌，而当时刚刚兴起于东欧平原的斡罗思(“俄罗斯”的古译)人，初闻东方惟有契丹，所以俄语里至今称中国为“契丹”。
打开地图，我们中国的疆域就像一只引颈报晓的大公鸡，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① 或以为从“丝绸”之“丝”读音而来，也有人认为源出“瓷器”(ddIn)或闽南话的 “茶”。
目前，我国疆域东起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处，西止帕米尔高原，北起“北极村”漠河，南达南沙群岛曾母暗沙，东西逾60个经度，南北跨49个纬度，拥有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大陆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目前陆上与15个国家毗邻，自东而西、自西而南依次是：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又与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苏丹国隔海相望。
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圣疆域，是我们的先民长期开发、生息、经营的硕果，也是历史上各兄弟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已经失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21年外蒙古又从中国独立出去(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因此今天中国的领土已经不能反映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实际情况。我们要讲中国的历史疆域，应以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一一清朝所达到的最为稳定时期的疆域为基本范围。具体而言，就是今日中国的版图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这一范围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先后属中原王朝管辖，有的曾由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早巳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把中国的历史疆域定位在这一范围，并不是因为它的广阔，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疆域发展的最后结果。事实上，这一范围并非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历代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缩，有的王朝，其版图比我们所定位的历史疆域要大得多。
下面我们就以上述范围为基础简要论述一下中国历史疆域的演变。
商朝是我国有确凿可信历史的最早王朝。商汤之前国都迁徙了8次，自汤至盘庚又迁徙了5次，最后迁到了“殷”这个地方(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又叫殷朝，也可合称殷商。当时，商王朝把东起泗上(今山东西部泗水流域)、西到河南(今河南伊、洛河流域)的大范围平原地区称作“邦畿”，也就是商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在邦畿外围，为方国的管辖区，方国是王室统治下的臣属之邦，集中分布在当时的黄河下游两岸，如土方、舌方、鬼方等。殷商王朝极盛时期的疆域，西起今关中西部，东达今山东滨海，南抵淮河，北至关塞(今河北、山西北部)，包有整个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不过，商朝疆域内的土地未被完全开发，荒山野林普遍存在，村邑散布在辽阔的大地上，显得十分稀疏。在众多的村邑、方国之间，散布着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甚至是无人区，所以在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只有敌方侵犯村邑、农田时才引起商王重视的记载。从这层意义上说，商朝疆域像是一张由村邑和城邑组成的网，即网状疆域。
武王灭商后，建立了西周，定都丰镐(今西安市西南)。丰镐附近的渭河平原是它的心脏地带，称“宗周”。周公旦辅政时，平定了东方的管、蔡之乱，特地在伊、洛河流域修筑了洛邑、王城，作为西周王朝镇抚东方的重镇，称为“成周”。宗周、成周连成一片，合称王畿。王畿是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周天子在王畿之外征服的广大地区采用“封邦建国”的手段，即大规模地分封同姓、异姓诸侯，作为天子的藩屏。相传从武王开始到成王、周公旦时期，先后分封了71个诸侯国。分封诸侯在当时对维护西周的统治起到了促进作用，因而西周势力南抵长江以南，西至甘肃，北达华北平原北部，东止山东半岛，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过，大小诸侯只对天子负有进贡的义务，它们之间还有不少不服从诸侯统治的其他部族，存在着一些管不到的地区，因而西周的疆域并没有连成一片。
前770年平王东迁后，历史进入了东周时代，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春秋之初，王畿还比较大，约有今河南省西北部跨黄河两岸的方圆600里之地。后来，有的赐给了功臣，有的作为采邑分给了卿大夫，有的被少数民族攻占，有的甚至为诸侯侵占，至春秋末期王畿已所剩无几，东不及虎牢，西不及崤函(崤山和函谷关)，南至伊、洛二水之间，黄河以北仅有今河南西部，方圆不过一二百里之地，比一个普通的诸侯国还小。诸侯中出现了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无宋襄公、秦穆公而有吴王阖阊、越王勾践)。
齐是东方大国，定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临大海、西枕黄河。约有今山东泰山以北全部和河北东南部地区。晋国疆域起初很小，经过连年的战争，地盘四处扩展，首都也从绛(今山西翼城)迁到了新田(今山西曲沃)，从而拥有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的广大地区。秦本系小国，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①，成为西方大国，但疆域最大时只是东拒潼关、南至秦岭、西人陇东、北止今延安附近，其地远不及晋、楚辽阔。楚是春秋时代土地最为广阔的大国，先后统一了江汉、淮河流域的各方国部落，拥有今湖北全省，地跨豫、陕、川、皖、赣五省各一部分的地区。吴国拥有今江苏大部、上海市、安徽和浙江的各一部分地区，定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越国位于吴国之南，定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初时拥有今浙江大部和江西一部分，前473年灭吴后尽有吴国故地，其地盘扩展到了今山东东南部，成为一个东方大国。当时，郑、曹、宋、卫、鲁、杞、许、陈、蔡、邢、中山诸国，介于齐、晋、秦、楚、吴各国之间，战争使这些小国的土地日益收缩，有的还成了别国的附庸。在这些大小诸侯国之间，还散布着许多少数民族部落，杂居着一些蛮夷戎狄之邦。
总的说来，春秋时期周王室虽然式微，天子权力被架空了，但是列国疆域加上周天子王畿，还是比西周疆域拓展了许多。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既成事实，但史学界通常把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
战国时，在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的范围之内先后出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而此时的周天子，局促于伊洛一隅之地。前440年周考王封弟于河南(今洛阳市西)，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西周国之后，王畿更加缩小。周天子威信扫地，比一个普通诸侯还不如，前256年终于为秦国所灭，灭前的王畿仅有七座城邑而已。
秦国是后起之秀。战国之初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商鞅变法后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它东侵韩、赵、魏，北灭义渠，西兼汉中，南并巴蜀，逐步攻取楚地，拥有今陕西全部、四川东部、甘肃东南部以及山西、河南、湖北三省的部分地区，疆域险固，进可攻，退可守，成为日后统一六国的资本。楚都于郢(今湖北荆州市纪南城)，灭越后扩地至浙江，灭鲁后势力深入山东南部，又遣将军庄矫人滇，一度控制今云南滇池附近地区，拥有今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战国中期国势最盛，是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曾经围魏救赵、攻楚灭宋，疆域比春秋时略有扩展。燕国春秋时不见经传，定都于蓟(今北京市西南)，战国时强大起来，拥有今京津二市、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地区。韩是七国中最为弱小的一国，初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后迁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灭郑后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拥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及山西南部地区，山地多，平原少。赵国初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后迁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东灭中山，北破林胡、楼烦，极盛时拥有今山西中部、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和山东一隅，北至河套，傍阴山筑长城，成为北方强国。魏国初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曾败秦、齐诸国，向南攻取郑、宋、楚大片土地，拥有今河南东部和山西南部等地区，境内多系平原，无险可守。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开发程度的加深，战国时国与国之间的“隙地”(无人区)越来越少，国界线也越来越明确；同时，杂居于内地的戎狄次第为各大国兼并，逐渐融合到华夏民族中来。战国时代中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甘肃以东的黄河流域全部、四川以东的长江流域大部，北起辽宁、内蒙古南部，南至五岭，东到大海，较之春秋时代广阔得多了。
(2)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在统一六国前后，秦始皇并不满足于获得这些国家的土地，而是进一步向周围地区扩张。秦军灭楚后，进入今浙南、福建，征服了当地越人政权，置为闽中郡，治冶县(今福州市)。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逐匈奴，次年在河套地区置九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又将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前214年，秦始皇派史禄开凿了灵渠，然后南下攻取陆梁地(今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在西南地区，秦军向西、向北扩张到今大渡河以北和泯江上游，占据了邛、笮、冉、駹等少数民族的地区，又向南开通了五尺道，从今天四川宜宾延伸到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一些据点。这样，到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帝国已经拥有北起河套、阴山和辽河下游，南至今越南北部和两广地区，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辽阔疆域。能够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
战国时期，匈奴已在蒙古高原崛起，河西走廊聚居着乌孙、月氏等族，西域地区存在着数十个以绿洲城郭为中心的小国，青藏、云贵高原某些地区分布着一些羌人部落。这些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并没有被秦朝所征服。
汉代疆域以汉武帝时最盛。在西北，汉军收复了一度被匈奴攻占的“河南地”，修缮了蒙恬所建城塞。前121年，霍去病率大军北出，俘匈奴浑邪王之子，不久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朝遂有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先后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金城五郡。此前，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又彻底击败了匈奴在西域的军事实力，汉朝控制了天山南、北。汉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它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辖境包括白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西域初有36国，后增至50国。汉朝一般不干预这些城国的内部事务，但掌握着它们的军事权和外交权，必要时朝廷可以直接废立它们的君主。正因为如此，西域也是西汉疆域的一部分。东汉时，“丝绸之路”数度被匈奴切断，朝廷先后派班超、班勇出使、经营西域，123年改置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对西域的管辖权。
在西南，前130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士兵向南开疆拓土，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市西南)，日后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上的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族邦纳入了汉朝统治，置越崙、沈黎、汶山、武都、群柯五郡；灭昆明夷后又新置了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县东)。于是，西汉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了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东汉明帝时，哀牢夷内属，朝廷为设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市东北)。这样，东汉时的西南疆域不但包括了云贵高原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的东部。
在东北，前109年汉武帝用兵卫氏朝鲜，次年灭之，在那里设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东汉时迫于滅貊、马韩的压力，放弃了玄菟郡的全部和乐浪郡的一部分，辖境内缩。
在东南，汉武帝派兵解散了当时建立在今浙江南部和福建的瓯越、闽越政权，把越人北迁到江、淮之间，当地几乎成了无人区。
在南方，秦末、汉初在今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有独立的南越国。汉武帝时，南越国王同意归汉，但丞相吕嘉反对，并杀死国王、发动叛乱。于是汉朝兵分南路南下，于前111年攻占南越国首都番禺(今广州市)，活捉吕嘉。汉朝在南越旧境设置了九个郡，其中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在今广东、广西，珠崖、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均在今越南境内。
当然，汉朝并非一直都保持着最大疆域，实际上后来在局部地区有所收缩，边境地区的政区如沈黎、汶山、临屯、真番、玄菟、儋耳、珠崖等郡先后撤销的撤销、内迁的内迁。不过汉代疆域的主体是稳定的。
秦汉时期，匈奴已成为一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国家，与中原王朝多次发生战争。后内部分裂，南匈奴降汉，北匈奴在东汉时被击败而西迁。大兴安岭、西辽河流域为鲜卑、乌桓人的天下，后乌桓降汉而南迁，鲜卑占领了整个蒙古高原。乌孙摆脱了西域长史府控制而独立。青海湖地区居住着先零羌，青藏高原上有唐旄、发羌等部族。黑龙江流域直到日本海沿岸有夫余、肃慎、沃沮等部族。高旬丽兴起于鸭绿江流域，公元3年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以后就向朝鲜半岛中部发展而迁出了中国。台湾岛当时被称为“夷洲”，岛上人民与大陆已有往来。海南岛被称为“朱崖洲”，与大陆的来往依然很密切。
东汉灭亡后，历史进入了三国分裂时期。从那时起直到589年隋灭陈的400多年间，中原地区只有过30多年的短暂统一，边疆地区则不时变换主人。有些边疆政权扩展了自己疆域，以后又成为中国以外的政权，因而实际缩小了中国疆域；但也有些边疆政权迁入中原后，将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与中原合在一起。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少数民族就多，虽然汉武帝已在那里设置了郡县，但中央政权的行政控制往往只限于政区的治所周围和交通沿线。诸葛亮曾七擒孟获，终于将南中地区(相当于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二省)纳入蜀汉版图，疆域有所扩展。西晋设置的宁州(管辖今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直到南朝梁时始终存在，并由朝廷委派官员前去治理。梁武帝时侯景之乱爆发，宁州刺史奉命救援首都，离开治所，当地豪族乘机而起，脱离梁朝，于是周围的部族纷纷自立。从此，在今四川长江、大渡河以南，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已不再有南朝的郡县存在。
在南部，西汉疆域最南端是日南郡象林县(治所在今越南岘港南)。192年，当地人建立了林邑国，脱离汉朝，因而汉朝的南疆从北纬14°退到了北纬16°一线。三国时，林邑又向北扩张，吞并了西卷县(治今越南平治天省广治)，推进到北纬17°。大约在南朝后期，林邑又向北占据了原日南郡其余的三个县，南朝疆域的南界退至北纬18°。
在朝鲜半岛，东汉末公孙氏占据乐浪郡，向南发展并设置了带方郡(治今朝鲜黄海北道沙里院之南)。公孙氏和后来的曹魏、西晋还基本上控制了今朝鲜北部北大峰山脉以东地区。不久，高句丽崛起，日益强大，到西晋末年完全占据了乐浪郡，同时南方的马韩政权也吞并了带方郡。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正式政区的历史从此结束。高句丽继续向西侵夺属于前燕、后燕的辽东、玄菟二郡(时玄菟郡迁治今沈阳市东)，404年还从北魏手中夺取了辽水以东之地，427年它迁都今朝鲜平壤，中原王朝与高句丽划辽水而治。
与南方汉族政权和东北朝鲜半岛上的疆域收缩相反，此时的北方中原政权在局部地区还有所扩展。
三国初的北部边疆，大致退到了今桑干河、吕梁山、黄河、六盘山一线。西晋八王之乱以后，匈奴、鲜卑、羯、氐、羌、乌桓等少数民族乘机突破长城，攻人中原，先后建立了十六国①，其中匈奴人建立的汉、前赵，羯人建立的后赵，鲜卑人建立的前燕、后燕，氐人建立的前秦等政权，先后占有黄河流域的全部或大部，它们把原来中原王朝的疆域和自己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有的还吞并了其他的北方部族，因此中原政权的管辖范围比东汉后期、三国、西晋都扩大了。例如前燕吞并了鲜卑的宇文部，北部边疆增加了老哈河流域，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旧疆。在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到六镇起义前夕，它的北界达到了秦汉故土，阴山一带还扩至阴山以北，超出了秦汉旧域。
十六国时期，聚居在湟水流域和黄河上游的吐谷浑兴起，向南扩张到今四川松潘一带。以后吐谷浑被打败，羌人进入今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北周王朝又驱逐了这里的羌人，置宕昌等郡。这是中原王朝在当地首次设立的正式行政区划。
东汉后期对西域的控制一度中断，此后西域长史府也时置时废，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不仅如此，割据西北的地方政权还第一次在西域设置了正式政区。327年，张氏前凉置高昌郡，辖有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该盆地是通向西域的孔道，一直是中原政权经营的要地，所以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政权，高昌郡始终存在。439年，北凉为北魏所灭，高昌独立，460年建立了高昌国。高昌国直到640年方为唐朝所灭。
① 实际上不止十六个国家(政权)。
隋朝国祚虽然短促，却于589年统一了全国，并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建立了正式政区。在北方，击败突厥，使其分裂为东、西二部，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五原、定襄二郡的北界已接近今中蒙边界。在西北，隋从突厥手中取得了今新疆哈密地区，置为伊吾郡；又灭吐谷浑，于609年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此四郡辖境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南起昆仑山脉，北至库鲁克塔格山脉，基本上是以前从未设置过正式政区的地方。在西南，隋设南宁州总管府于今云南曲靖市。在南方，陆地上灭了林邑国，置为冲、农、荡三州(后改比景、象浦、海阴三郡)，其中最南之地已在西汉日南郡之南；海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海南岛重归大陆政权，这要归功于当地俚族首领冼夫人。南朝梁、陈虽已在海南岛设置了崖州，但实际上并未能有效地控制，而冼夫人对隋朝的效忠，使隋朝顺利地行使对海南岛的管辖权，因而在她去世后就能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临振三郡，从此以后中原政权对海南岛的行政管辖再也没有中断过。
盛唐时期的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630年，唐灭东突厥，实际控制区达到贝加尔湖以北，设置政区的北界也已超出了今中蒙国界。唐灭高昌后置为伊、西、庭三州(辖今乌鲁木齐以东的新疆)，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设置安西都护府。又曾打败薛延陀、西突厥、铁勒，攻百济、灭高句丽，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从而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置了六大都护府，它们是：(1)安东都护府。669年置，治今朝鲜平壤市，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后内迁辽东，又进一步迁至辽西。(2)安南都护府。679年改交州都督府置，治今越南河内市，辖境包括今云南东南部、广西边缘直至越南中部河静、广平省界。五代时独立为安南国。(3)安西都护府。640年置，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后移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辖境扩大到西至咸海的广大地域，后渐有收缩，安史乱后退到葱岭以东。(4)北庭都护府。702年分安西都护府置，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统辖天山北路东起今巴里坤湖、阿尔泰山、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安史乱后辖境丧失。(5)安北都护府。始称瀚海都护府，669年改此名，辖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686年移置于今内蒙古。(6)单于都护府。663年置，称云中都护府，次年改名，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辖境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698年并人安北都护府。
如上所说，大唐盛世的国威所及，不仅包括了内地设置的300多个府州，而且容纳了六大都护府辖地，北起贝加尔湖以北，南达越南中部的北纬18°，东至库页岛，西临咸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的疆域有这样的广阔，因为它从来没有同时管辖过这样的范围，而且到达最远点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例如唐朝控制碎叶以西至咸海地带仅限于661年至665年的4年间，而那时还没灭掉高句丽，东部边界仍在辽河一线。中唐以后，大食东侵，与唐以葱岭分界，吐蕃乘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和西域大部分地区，六大都护府撤并的撤并，内迁的内迁，唐末的疆域比盛唐时缩小了许多。
唐末失去的疆土，分别被当时的边疆政权如回纥(占据今蒙古高原)、吐蕃(占据今青藏高原)、南诏(占据今云南地区)、渤海(占据今中国东北北部、朝鲜北部和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所占，不过这些边疆政权均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同样，虽然五代处在分裂时期，但不管是梁、唐、晋、汉、周，还是南方九国，抑或北汉，都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它们的疆域共同组成了当时中国的范围。因此，下文将要讲的北宋、南宋、辽、金、西夏，以及其他一些边疆政权，只可看成是在更大范围内中国内部的分裂时期，所有这些政权均是当时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的辖境共同组成了当时中国的疆域。
五代时期，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契丹人迅速崛起，926年攻灭渤海国，后又向西征服了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向南取得了后晋“儿皇帝”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定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947年，改国号为辽。辽朝稳定时期的疆域，西起阿尔泰山，东抵库页岛，北至蒙古高原北缘，南与西夏、北宋、高丽为邻。
北宋的统治地域不出唐末五代十国旧疆，拥有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河流的中下游地区，西以今成都平原、黔西与吐蕃、大理为邻，东、南至海，北接辽和西夏。北宋统治者一直努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直到北宋灭亡前四五年才勉强成功。但后来连北宋首都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也被金兵所侵占。
1114年，女真完颜部起兵反辽，次年建国号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市南)，并于1125年灭辽，1127年又攻灭北宋。金朝全盛时，拥有今东北全部和华北平原，西邻西夏，南以黄河与南宋为界。但当时黄河频繁地决口、南移，最后黄河夺淮人海，所以1141年宋金索性议定以淮河为界，西部则以大散关分界。陆游名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所指即此。与北宋相比，南宋疆域的北界大大南缩了，不过西南边界和南部并没有什么变化。
北宋与辽、南宋与金分别先后占据了北方和南方，而在当时中国范围之内还同时存在着西夏、大理、吐蕃、黑汗王朝和后来的西辽政权。西夏系党项人李元昊所建，占有今宁夏、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和河西走廊地带，首都设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大理国是南诏的延续。吐蕃当时没有统一政权，但周边地区也无力入主青藏高原。黑汗(喀喇汗)王朝系中亚楚河流域的葛逻禄联合西迁的部分回鹘人所建，定都八刺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东南)，11世纪时的疆域包括今新疆西部和中亚两河(锡尔河、阿母河)流域，1140年归人西辽。西辽是辽朝宗室耶律大石于1124年率部西迁时所建，先后占据了西州回鹘和黑汗王朝旧地，后定都于虎思斡耳朵(今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最大的疆域大致包括了今天新疆的全部、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海、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北至今天蒙古国西部，1218年为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所灭。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政权间的界线是当时中国内部不同政权间的界线，而不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界线。它们所占据的区域都曾经是中国历史疆域的一部分，只不过后来又有所变化。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军事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先后发动过3次西征，并多次南攻。1218年灭西辽，1227年灭西夏，1234年灭金，1254年灭大理，不久征服吐蕃地区，1279年又灭宋，70余年间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无敌手，从而建立了庞大的蒙元帝国和四大汗国。这些被征服或占领的地区并非都属元朝的疆域。例如今新疆天山以北部分已分封给窝阔台汗国，阿母河行省后被并人伊利汗国，设在今伊犁河流域的阿里麻里行省后被并人察合台汗国。
元朝稳定时期的疆域是：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最北界曾达北海(今北冰洋)。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王氏高丽成为元朝附庸。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锡金、不丹以及缅甸东北部、泰国北部等地。全国共分为1个中书省、10个行中书省，青藏高原地区则属宣政院管辖。与汉、唐极盛时期的疆域相比，元朝疆域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朝代。
明朝的北方疆界比元朝收缩了许多，但在东北方面的统治有所加强。1392年李氏朝鲜建立后，鸭绿江成为中、朝界河。1409年，明朝在今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辖境包括今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北至北山(即清代外兴安岭，今名斯塔诺夫山脉)以北，后又征服苦兀，辖境扩大到库页岛。奴尔干都司设立后，朝廷曾10次派遣宦官亦失哈前去谕慰当地部族，在都司城西南的山上建筑了永宁寺，并在寺前立碑。《永宁寺碑》是中国拥有主权的明证。在西北地区，明朝疆界止于嘉峪关，关外的今新疆地区不在明朝版图之内。在西南，明朝在今西藏设置了乌思藏都司、朵干都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今西藏始终是明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南部，1407年明朝出兵安南，将其与内地一样置为交趾布政使司(省)，下辖17府、47州、157县，同时设都指挥使司，下辖11卫、3所；1427年，撤销该省，明朝重新承认安南的属国地位。同时，明朝还拥有今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各国北部的一小部分地方。
明朝疆域之外，今新疆大部、帕米尔高原和巴尔喀什湖、塔什干以东地区为别失八里(亦力把里)国所有。今内蒙古和蒙古国为鞑靼、瓦剌所据，明筑长城为界。瓦剌强盛时，不断越过长城南侵，1449年在土木堡一役中还俘获了明朝皇帝(英宗)。后鞑靼分裂，瓦刺也西迁。
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改国号大清。1644年清兵人关，占领北京，接着分兵攻打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和明朝残余政权。到1659年清兵占领云南、南明桂王逃往缅甸为止，除闽南一隅外，清朝已拥有明朝的全部疆域。
蒙、藏关系当时已相当密切。在宗教上虽然西藏的黄教(喇嘛教格鲁派)统治着蒙古，但在军事上蒙古和硕特部占领并统一了青藏地区，并于17世纪末归附清朝。于是清廷册封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雍正初年以后又设驻藏大臣，并确立了达赖、班禅转世的金奔巴制度。这样，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也得到了确立。
当时，台湾为郑氏政权统治。1683年，康熙帝出兵平定台湾，将宝岛收归中央政府。1696年，康熙帝亲征雄极一时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将其打得落花流水，于是清朝将整个蒙古高原纳入了中原王朝版图。1757年，乾隆帝派清军攻人伊犁，彻底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两年后又平定了大、小和卓木叛乱。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天山南、北从此全部纳入了清朝版图，清朝统一中国的大业宣告完成。
清朝与俄罗斯的边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中确定以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界。在1727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及其支流开拉哩河(今海拉尔河)相交处，经恰克图(今属俄罗斯)西至沙宾达巴哈(今俄罗斯萨彦岭西北)的中、俄两国中、西段边界走向。．
清朝全盛时期的疆域分为26个一级行政区，它们是：内地18省(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辖区和内蒙古的盟旗。尽管有些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涉及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重大问题已经完全由朝廷掌握，这样的统一范围和程度是以往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统一的秦帝国开始，经过近两千年的经营，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东起库页岛，西尽帕米尔高原，拥有1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
西方列强东侵后，侵占了中国部分地方。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葡萄牙人早在1553年就以贿赂的方式在壕镜澳(今澳门)建立居留地，1849年后葡方又拒交地租，1887年签订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允许葡人“永居管理”澳门。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
鸦片战争中，英国占领了香港岛。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又以九龙半岛南部割归英属，1898年中英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租给英国，租期99年。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 ．
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是沙皇俄国。它占领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乌第河以南待议地区。1858年，俄方通过与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强行割占黑龙江以北直到外兴安岭的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则划为中俄共管，仅规定瑷珲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归中国所有。清朝中央政府当时拒绝批准这个条约，但两年过后，清政府在中俄妇匕京条约》中不仅被迫承认《瑷珲条约》，还进一步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1864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攫取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81年签订的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俄方虽将伊犁还给了中国，但据此而另定的几个边界议定书，沙俄又割占了斋桑泊东南、霍尔果斯河以西等地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92年，沙俄出兵非法侵占了帕米尔高原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00年，沙俄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占的土地，比英、法、德、意大利四国面积之和还要多。
英、法、日本还利用其殖民地保护国来蚕食中国边疆的领土。例如，拉达克本为西藏阿里的一部分，1840年前后为克什米尔所占，1846年英国吞并克什米尔后，拉达克被并人英属克什米尔。又如1885年法国吞并越南后，法国多次与中国交涉划分中、越边界，结果中国云南南部的乌得、孟乌二土司被划人了法属越南。再如，日本通过1895年的《马关条约》，占据中国台湾、澎湖列岛长达50年，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中国收复。
此外，1913—1914年间，英国人炮制出非法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伏笔。1921年外蒙古的独立，又使中国减少了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清朝政府的愚昧落后和腐败无能，是导致近代以来中国国土沦丧的主要原因。
华林甫，男，汉族。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地理学博士后。
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博陆公社向红大队第七小队（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运河镇博陆村）。今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背景：小学就读于博陆公社中心联合小学（校址在慧日寺，班主任分别是胡为勇老师、陆高农老师、祝丽华老师），初一、初二就读于博陆中学（班主任分别是胡福祥老师、俞亚萍老师），初中、高中毕业于临平中学【初三在班，班主任是周程老师；高一在班，班主任是吕锦华老师；高二在班，班主任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陈良泰老师】。1982年以浙江全省文科第十一名的成绩、第一志愿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班主任分别是吴浩坤讲师、赵克尧副教授）。1986年夏天本科毕业，即考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为邹逸麟教授。1996年9月，考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职)，仍师从邹逸麟教授，1999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1989年7月硕士毕业，即来到位于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五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学研究室工作。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十一年，1990年赴陕西商洛山区基层锻炼，1991年为助理研究员，1997年评为副研究员。1999年3月聘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室主任，至2000年10月因赴华东师范大学做博士后而辞去研究室主任之职、离开中国社科院。自2000年10月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为刘君德教授。2002年9月博士后出站，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先在历史系工作、2005年10月转到清史研究所工作至今，一直负责人大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之责。2006年秋天，赴台湾省台北市任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一个学期。
职称职务：助理研究员（1991年），副研究员（1997年），教授（2002年，原为四级，2012年晋升为三级），博士生导师（2005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都学会理事。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专家组成员。民政部中国地名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历史分会会长。
地理考察：全国34个省级政区，足迹所及28个。到访过大小国家十八个，最北到达了北极圈以内（挪威Bod?），但向南尚未跨越赤道。
荣誉奖励：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4年8月，第二次获谭其骧院士禹贡基金会“优秀青年论文奖”；1999年1月，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博士生期间（1996～99年），荣获复旦大学研究生“壹等奖学金”；1996年2月，获谭其骧院士禹贡基金会“优秀青年论文奖”；本科时，被评为复旦大学校级“三好学生”（1984～1985学年）。
（分为专著、学术论文、学术动态、科普与书评、学术资料整理五类，共138项）
1．《中国地名学源流》，独著，37.0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2002年重印。2010年再次重印。这是笔者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地名学源流》（批准号：94CZS004）的最终研究成果。书评见《学术界》2002年第5期。
2．《中国地名学史考论》，独著，18.1万字，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列入中国史学会的“东方历史学术文库”，2002年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3．《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独著，38.0万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3月。
4．《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独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年3月。这是笔者独立承担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传统中文舆图专题研究》（批准号：04BZS021）的最终研究成果。定价4200元。书评见《地理研究》2011年第1期、《历史地理》集刊第二十六辑。
5．《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1.5万字，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7．《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3万字，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囯地图考释》，1.5万字，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
9．《论先秦时期我国地名学的特点》，1.3万字，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0．《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1.7万字 ，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6年第11期。
11．《论应劭、圈稱的地名学贡献》，0.7万字，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7年第2期。
12．《略论<华阳国志>的地名学成就》，0.4万字，载《西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6年第5期。
1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名学成就》，2.5万字，载《历史地理》第14辑（1998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14．《论郦道元<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1万字，载《地理研究》1998年第2期。
15．《论唐代的地名学成就》，2.1万字，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7年第4期。该文于1999年1月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修订稿已收入《纪念史念海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
16．《<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研究》，1.6万字，载《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9年第8期。
17．《略论敦煌文书的地名学意义》，0.5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18．《<通鉴·唐纪>胡注地理正误》，0.5万字，载《历史地理研究》第二辑（1990年）。
19．《<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1.3万字，载《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20．《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1万字，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1997年9月25日出版）。
21．《简论<元一统志>的地名学价值》，0.5万字，收入《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22．《郭子章及其<郡县释名>述论》，1.3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23．《略论<通鉴注商>的地名学价值》，0.3万字，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4期。
24．《略论吴卓信<汉志补注>的地名学价值》，0.4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25．《论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3万字，载《历史地理》集刊第15辑（1999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26．《中国古代地名学理论的初步探讨》，1.7万字，《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27．《唐河中府始置年代辨正》，0.3万字，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8．《点校本<元和郡县志>指瑕》，0.2万字，载《书品》1997年第3期（1997年9月出版）。
29．《<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正误》（浙江省部分），0.5万字，载《书品》1998年第6期。
30．《唐代两浙驿路考》，0.8万字，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31．《中国古代地名渊源解释发展原因的分析》,1.2万字,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
32. 《唐诗研究中的地名正误》，0.4万字，载《中国诗学》第六辑（由蒋寅研究员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33. 《“钱塘”辨证》，0.2万字，《杭州研究》1998年第2期。
34.《（中国）历代五金生产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2.5万字，载邹逸麟教授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第七章第五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
35.《三峡地区的历史自然灾害》， 敝人撰写2.0万字，载陈可畏研究员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之研究》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全书26.7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36.《论中国地名文化对朝鲜-韩国半岛的影响》，1.5万字，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季号。
37.《略论中国地名文化对越南的影响》，1.1万字，载《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
38.《清代考据学派的地名学贡献》，3.5万字，刊《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2辑（总第66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1期摘录。
39.《中国自治区宜改名自治省》,0.5万字,《中国方域》2001年第3期。
40.《中国县级政区通名宜划一》,0.6万字,《中国方域》2003年第1期。
41.《市辖区名称存在的问题》，0.5万字，《上海地名》2001年第2期。
42.《中国直辖市通名改革研究》，1.2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43.《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转载。
44.《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讨》，第一作者（与成崇德教授合作），《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5.《中国政区通名改革刍议》，收入《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12月。
46.《<嘉庆重修一统志>陕西统部的编纂过程》，1.2万字，收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50～269。齐鲁书社，2001年10月。
47.《档案所见<嘉庆重修一统志 >贵州统部的编纂过程》，1.1万字，收入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一辑），页421～434。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
48.《道光年间<一统志>各省定稿进奏时间》，《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
49.《“中国”名称考》，0.2万字，《北京日报》2000年9月18日。后收入《史家谈古论今》第130至133页，同心出版社，2001年8月。
50.《重庆直辖市简称“渝”的商榷》，0.2万字，《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51.《简析<历代国都图>的古都学价值》，《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6年第五卷第1期。
52.《<隋书>郡县封爵研究》，0.5万字，载《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
53.《<隋图经>辑考》，收入《2004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4月。
54.《唐亩考》，0.6万字，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2年第3期。
55.《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4万字，连载《中国农史》1990年第2、3期。该文于1996年2月荣获谭其骧院士禹贡基金会“优秀青年论文奖”。硕士论文一部分。
56.《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2万字，载《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硕士论文一部分。
57.《唐代粮食作物分布与自然环境制约》，1.2万字，载《历史地理》第12辑。硕士论文一部分。
58.《论唐代宰相籍贯的地理分布》，1万字，载《史学月刊》1995年3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21《中国古代史（一）》1995年第7期。
59.《<括地志>辑本校读》，0.5万字，载《文献》1991年第1期。
60.《<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写作年代考》，0.3万字，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61.《<姓氏录>写作年代考》，0.6万字，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62.《唐代的地名整理》，0.4万字，《中国地名》1991年第3期。
63.《我国历史上的地名避讳》，0.3万字，《地名知识》1992年第2期。
64.《我国古代的双附郭县》，0.4万字，《中国方域》1993年第6期。
65.《简论我国的单名县》，0.4万字，《中国地名》1994年第2期。
66.《慈溪地名探微》，0.2万字，《中国地名》1995年第5期。
67.《盛弘之<荆州记>述略》，0.3万字，《中国方域》1996年第4期。
68.《梁份评传》，0.6万字，收入谭其骧院士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69.《<滇黔赴京驿站册>初探》，0.7万字，载《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
70.《西湖珠光照杭州》，0.5萬字，臺北《歷史月刊》第75期（1994年）。
71.《英国档案馆收藏的近代中国舆图》，《地图》2005年第1期。修改稿收入黄爱平、黄兴涛联合主编的《西学与清代文化》（论文集）页454-464。中华书局，2008年1月。
72.《關於<皇朝地理志>的幾點初步認識》，臺北故宮《學術季刊》2007年 春季（第24卷第3期）。
73（1）.《隋唐<圖經>輯考》（上），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7期（2007年5月出版）。
73（2）.《隋唐<圖經>輯考》（下），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8期（2007年11月出版）。
74. 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地名学贡献，载《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1页至第6页。
75. 近两年清史地理研究点评，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
76. 地名：政治的晴雨表，载《中国地名》2008年第2期，页42-44。
77. 新修《清史·地理志》的学术理论与编纂实践，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78. 关于编绘《清史地图集》的建议，载《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4月。
79.《括地志》辑本二题，《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研讨会论文集》（第112~1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80. 东汉军事地理三论，《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94~20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81. 十幅晚清广州舆图解读，载《图说城市文脉——广州古今地图集》（第62~71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1月。
82. 清前期“属州”考，载《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上册，第169~21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
83. 清直隶省地理沿革考辨释例，收入《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506~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84. 《大黄江圩兵防舆图》绘成日期之考证，收入周长山等主编《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7~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85. 论杨守敬考证《隋书?地理志》的成就与不足，载《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
86. 《本草纲目》释地八说，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7.《199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1.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2年第2期。
88.《1991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0.8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2年第12期。
89.《199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1.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4年第1期。
90.《1993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0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4年第1期。
91.《1994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
92.《1995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2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8期。
93.《199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1.2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9期（1997年10月出版）。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8年第1期。
94.《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与辛 德勇先生合作），1.2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7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8年第9期。
95.《1998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述评》，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1期。
96.《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进展》（第一作者 ，与 曹树基教授合写），1万字，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9年）。三联书店，2002年5月出版。
97.《200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1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9期。
98.《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述》，0.2万字，《光明日报》2000年11月10日第五版。此文在网上被多处转载。
99.《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1.2万字,《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3期。
100.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就》， 1.1万字，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01.《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葛剑雄教授合写，第二作者），4万字（敝人撰写2.4万字），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02.《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与葛剑雄教授合写），收入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三十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
103.《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与葛 剑 雄教授合写），2.0万字，载臺灣《漢學研究通訊》2002年第4期。
104.《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0.6万字，《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
105.《二十世纪的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辑。
106.《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9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K9《地理》2006年第1期收录。
107.《二十世纪正史地理志研究述评》，《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2期。
108.《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经济地理》2006年第5期。
109.《隋唐五代政区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8期。
110. 历史地理研究（学术评论），收入陈高华、张彤主编《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第三章第11节（第216~22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111. 中国历史地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学术评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期。敝人为《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召集人之一，拙文系该组论文之一。
112.《钓鱼岛主权属中国》，署名“天良”，2000字，载《历史学习》1995年第9期。
113.《清朝历史上的八级地震》，刊于《 光明日报》2008年6月22日第七版。
114.《地名史话》（列入“中华文明史话丛书”），10万余字，署名“林頫”，1994年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月才出版。臺灣盜版係由名為“國家”的出版社於2004年11月印行。
115.《插图本中国地名史话》，齐鲁书社，2006年1月。
116.《银色巨龙——长江》（与卫家雄先生合作），10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8月；《长江史话》（与卫家雄先生合作，“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之一），出版社、出版时间同前。
117.《社会历史博物馆》（中国虚拟博物馆丛书之一），主编和全部文字（16万字）的撰稿人，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18.《天下奇观——钱塘潮》，2000字， 收入复旦大学《旅游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
119.《我国省市自治区名称、简称的来历》，署名“天良”，1万字，连载于《历史学习》1994年第8、9、10期。
120.《中国历代王朝名称与地名》，署名“天良”，4000字，《历史学习》1995年第1、2期。
121.《唐代的一首地名诗》，1500字，《地名集刊》1991年第1期。
122.《遍地宝藏——自然资源篇》（与太太薛亚玲女士合作），13万字，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9月。
123.《植物与中国地名的变迁》，0.7万字，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30日。
124.《帝王心境在地名上的折射》，0.2万字，载《寻根》2000年第2期。
125.《“中国”名称和中国历代疆域的演变》，1.7万字，系林甘泉先生主编《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二十五讲》之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126.《与<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榷》，2000字，载《读书》1985年第7期。
127.《<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简介》，1500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2期。
128.《<绍兴师爷>简介》，1000字，署名“少鹏”，《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
129.《<两湖平原开发探源>简评》，1000字，署名“天良”，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130.《古地图的精品——介绍<中国古地图精选>》，1500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4期。
131.《<东北历史地理研究>简介》 ，署名“吴越” ，0.3万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6期。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91《中国地理》1999年第8期。
132.《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收获——评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与冯季昌合作，第二作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33.《<西域地名考录>序》（ 该书由钟兴麒先生编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134.《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合著（第三作者，合作者为：刘君德教授、冯春萍博士、范今朝博士），敝人承担12.5万字（全书43.9万字），《行政区经济与政区改革》丛书之五，2002年5月，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135.《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华林甫编），49.7万字，已由学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郭强副编审），2002年11月重印，2005年10月增订版。该书书评见吴松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半世纪回顾》（《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1日第7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3辑第97～98页）。
136.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历史地理卷》（葛剑雄、华林甫合编），40万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责任编辑：漆咏德博士）。此书由导论、选文、索引三部分组成，前两部分系合作完成，索引（3.5万字）系华林甫独立编纂。
137.《〈隋书·地理志〉汇释》（华林甫、赖青寿、薛亚玲三人合作编著），80万字，系谭其骧院士主编“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之一，计划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董龙凯、张利）。
138.承担史为乐研究员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浙江部分撰稿，约15万字，200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获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历史学奖。
① 以上除第44、94、96、101、102、103、116、122、132、134、136、137、138十三项系与别人合作之外，其余所有的研究成果均系本人独立完成。
② 此目录尚未包括敝人编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文化图组、军事图组的若干图幅（ 待出版）。
③ 拙作关于1990年度、1991年度、1992年度、1993年度、1994年度、1995年度、1996年度、1997年度共八篇历史地理学学术动态文章，被译成韩文，刊载于韩国《文化历史地理》年刊第8、9、10、11号上（1997～1999年）。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12:20:07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但它出现并形成一门现代的学科却是在这个世纪里。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2]。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半月刊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由此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3][4]。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了。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5]。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6]。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7]。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以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8]。
历史地理学界多数人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中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谭其骧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故有学者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9]。
改革开放后的22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的时期。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80年起出版）出版了十六辑，以其学术水准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重视，进入世界上主要学术图书馆的收藏；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本学科唯一定期的学术刊物（季刊），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57期。在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协调下，已召开了十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培养的数十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已成为各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和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有的研究人员。
对学科理论的探索已经不限于学科整体，九十年代已深入各个分支，如对历史政治地理[10]、历史城市地理[11]、历史农业地理[12]、历史民族地理[13]、历史社会地理[14]、历史医学地理[15]、历史文化地理[16]、历史科技地理[17]、绿洲学[18]、历史地图编制理论等[19]，都有论著问世，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综合性的学科成果体现在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历史地图研制（详见下述）。
其次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30年代臧励龢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曾经是检索历史地名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流行数十年，但也越来越适应不了实际的需要。谭其骧、章巽等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在《辞海》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增补。由于这三种工具书中地名的定点都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根据，质量可靠，是目前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浙江、广东、湖南三种[20]。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收录地名的数量和释文质量方面都将有巨大进步。
第三是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11种[21]。作者中的史念海毕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涉及各个领域，他的著作以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邹逸麟、马正林积数十年经验，在重要的分支都有建树，其著作成一家之言，陈代光、施和金也不乏个人的创见。其他作者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和领域都很有限，有的刚入门，他们的书一般都是以编选概述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质量良莠不一，个别作者选择不当，或对成果的出处和资料来源没有作必要的说明。以中国历史地理学涉及领域之广、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大而言，即使个人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写出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创见、都达到高质量的概论。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22]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23]，由各个分支的专家分别撰写，集众人之长，是当时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了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更具权威性。区域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至少已有5种专著问世，涉及黄淮海平原、河西走廊、荆楚地区、东北地区、苏北地区[24]。
跨19、20世纪的学者如王国维、杨守敬等都不乏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杨守敬（1839－1915年），称得上是乾嘉以降沿革地理成就的集大成者，但毕竟没有能发展成历史地理这门新的学科。而自称“只开风气不为师”的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虽然不以历史地理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却以其开创历史地理研究之风的杰出贡献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祖。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他的三位学生谭其骧（1911－1992年）、侯仁之（1911——）和史念海（1912－2001年）都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三个研究中心。谭其骧、侯仁之都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标志着他们的杰出成就和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获得了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公认。
二、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人文地理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在我国为虽然一直没有形成，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但对人地关系的论述和研究却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先秦哲人已经对人地关系有所论述，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附录的《域分》、《风俗》中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文现象，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25]称得上16世纪的人文地理著作。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在50年代后却被列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而被禁止，并完全仿照苏联在自然地理外只设经济地理一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当代人文地理受此厄运，历史人文地理便只能胎死腹中，只有其中的经济部分得以幸存。建国后30年间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产业分布和地区开发等方面，其中以侯仁之对北京城、史念海对关中及黄河流域的产业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但在那时经济地理本身受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本身的过分干预，历史经济地理也难幸免。而且就大多数研究历史时期经济状况的论著而言，基本上还都是经济史实本身的考证和复原。
改革开放使人文地理在中国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历史人文地理也得到蓬勃发展，在短期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在20世纪末最后的十多年间，开辟了一个个新的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聚落地理、语言地理、社会地理、民族地理等，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扩大了范围，加强了定量分析，运用了新的方法。
1990年，当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时，谭其骧就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26]。
这是因为，首先，历史自然地理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今天还有遗迹存在，可以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或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复原，而历史人文现象绝大多数是无法用实地考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只能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来再现。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谓得天独厚。历史人文地理的资料准备阶段主要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资料加上严密的考证，再结合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是高质量成果的可靠保证。
其次，与自然现象相比，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要快得多。例如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几百年、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自然景观，却很难找到历久不变的人文景观。如果说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适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适用时间要短得多，因为现状很快会成为历史，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的中国更是如此。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以往，所以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对象比自然地理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
最后，人文地理现象也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了解或研究今天中国的人文地理现象绝对离不开对昨天的人文现象的了解或研究；而且由于人文地理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比自然界复杂，个性多于共性，因而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模式或方法。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需要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其他学科或其他国家的成果所无法取代的。
以下就各分支的具体成果，作一简单概括：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和地名考证
这些方面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自乾嘉以来从未间断，最易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运用。虽然并不一定需要新的方法，主要只能依靠文献资料，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是弥补资料不足、判断记载是否正确的重要步骤，对于边疆和偏远地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以往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一般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在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缺乏从事记载和研究的人才；交通的困难又使中原学者视为畏途，即使在太平盛世也鲜有人至。故对边远地区的记载要么完全付诸阙如，要么仅仅根据道听途说加上主观臆断或附会前人陈说率尔立论。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边远地区文化有了较大进步，进行实地考察也不再有什么大的障碍。80年代陆续进行的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修纂对政区沿革、山川变迁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这些工作往往还未摆脱“群众运动”的遗风，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动员人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专业队伍根本无法企及的；而且以当地人研究当地，便于实地考察，容易发现历史记载的不实部分，只要方法得当，实事求是，完全可能取得空前丰硕的成果。
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也给历史地理学者以巨大的帮助，其中考古学的作用最大。20世纪间对一系列古城、聚落、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使历史地理学者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史料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史料的错误，有的改变的后人的误解。有了这些坐标，还可以对相关的其他地点的确切位置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推断，如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27]、唐代含嘉仓的发掘等。另外，考古所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就给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的政区、地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迄今为止对考古成果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这固然与历史地理学者重视不够有关，但一些考古成果长期不能正式发表则是主要原因。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承乾嘉余绪而补《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28]。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29]，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30]，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31]。
在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到郡县制[32]、侨州郡县制[33]、路制[34]、府制[35]、行省制[36]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37]、州县等第变迁[38]、当代政区改革[39]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40]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41]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42]。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43]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44]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45]，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还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46]。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47]。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就远非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极限。专业研究人员太少，其中受过良好的历史地理训练又通晓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少，对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还必须不断充实和修正。
不过这还不是历史疆域研究的主要困难。关心这一领域的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尽管汉文史料十分丰富，但对中原王朝及整个中国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进展；尽管近代的史料和档案更加丰富，但对清代疆域的研究却往往只是对旧说的注释，甚至是在维持自相矛盾的陈说；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能够与学术界公开见面的却并不多。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多事之秋，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际形势下，历史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但从50年代以后，继续混淆历史和现实、学术同政治的界限，将历史疆域的研究同现实政治和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并列为禁区，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分支的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现象已有很大改变，但尚未完全消除，以至学者视为畏途，某些方面后继乏人。只有将这一领域的禁区彻底开放，实行真正的学术自由，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产生高水平的成果，才可能给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众多的研究成果，使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两种错觉：
一是认为沿革地理发展了那么多年，现在又有那么多人在从事研究，该研究的课题都有人搞了，今后不会再有大的成就。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对前人和已有成果的盲目崇拜，对历史资料的盲目信从。实际上，行政区划和地名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朝代中的某一年代无论是多么有代表性，也不能等同于整个朝代的不同阶段。迄今为止的记载和研究大多只限于某些年代，而其中又有不少错误，当代人的记载也在所难免。明清方志中的沿革部分大多互相抄袭，陈陈相因，讹误百出。不了解这些情况，一味迷信成说，不作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只能增加新的错误。前人的工作远没有做完，何况还有大量课题无人问津！
一是认为既然沿革地理是传统的旧学，历史地理学才是发展方向，再研究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就缺乏意义。实际上，虽然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却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其他分支的基础。就像我们从事当代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普通地图一样，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地理分支学科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当时的普通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