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寰球炎夏，人类该如何应对气候变暖

日本的持续高温导致100名老人因酷暑丧生

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沃斯（TimWirth）选择在华盛顿史上最热的一天举行听证会，讨论的话题是全球变暖。沃斯听证会的效果超出预期，因为不仅华盛顿的气温高达39度，全球各地也是酷暑炎炎，非洲暴雨引发洪水、美国中西部大旱导致农田颗粒不收，欧洲粮食减产，而美国西部更是森林山火肆虐。为了让听证会更富戏剧性，沃斯参议员特意关上了听证大厅里的空调，在电视转播镁光灯的炙烤下，大厅里热得爆棚。

在这次精心准备的听证会上，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从事利用计算机模型研究气候变化的专家汉森（JamesHanson）作证说：二氧化碳的增加正在改变我们的气候。汉森的分析被全球各大媒体头条报道。

沃斯的听证会与汉森的发言放在今年夏天特别合适。但实际上，这场听证会发生在四十年前1988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40年之后，气候变化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今年夏天几乎是全球告急，雅典山火造成上百人丧生，英国和荷兰经历了自1976年以来有记录最干燥的夏季之一，日本的持续高温导致有100名老人因酷暑丧生。

在过去四十年，百年一遇的炎夏变得两三年一次，百年一遇的飓风，也变得两三年一次。1949年以来，上海只有四次台风登陆，今年就占了两次——台风安比和云雀，而且两次间隔不到两个星期。

应对环境变化的两条思路

美国科普作家曼恩（CharlesC.Mann）在《奇才与先知》（WizardandTheProphet）一书中，把解决因为人口激增和工业化带来的环保问题，总结为两条思路，一条喻为奇才，一条喻为先知。两者对人类面临的共同环境挑战都有清晰的认知，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却迥异。奇才强调对科学的信心，认为科学的方法能够不断解决各种新生的问题。先知则强调人类和其他成功的动植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快速的繁衍就会种下种族灭绝的因子，应该做的是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了解大自然的总体实力，也就是环境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从改变自己的习惯入手解决环境问题。

书中的奇才是布洛格（NormanBorlaug）。布洛格是技术乐观派的代表，也是现代“绿色农业革命”的开创者，是墨西哥高产耐病虫害的杂交水稻之父。在转基因技术发明之前，从1940年代一直到1960年代，布洛格整整20年在麦田里的亲力亲为，终于试验成功超级杂交小麦。这种小麦麦秆短小结实、高产、而且还能抵御当地最主要病虫害的小麦，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麦因为在墨西哥北、中、南三个地区都能够成长，而且磨出面粉的口感很不错，几乎成为墨西哥通用高产小麦的代表，并在墨西哥推广。

布洛格作为奇才怀抱了一种理想的情怀：一方面他对当地墨西哥农民的赤贫处境的同情，希望能够通过绿色革命的方式帮助大量的墨西哥人能够摆脱贫困；另一方面他对科学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推广科学方法，包括育种、灌溉和施肥，就能大幅提升农田的产量，满足急剧增长人口的食品需求。

书中的先知则是沃格特（WilliamVogt）。沃格特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创人。和布洛格相比，沃格特的经历更有戏剧性，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鸟类专家，1930年代沃格特被秘鲁政府请来研究沿海海岛上海鸟数量大为减少的问题。

因为受到南太平洋季风和水流的影响，秘鲁海岸几乎一毛不拔，降雨很少，外岛更是人迹罕至，之所以成为海鸟的天堂就是因为这一带海域受海流和冷流的影响，有大量的浮游植物，吸引大批鱼群，也就吸引了大批海鸟的入住。因为干燥少雨，海鸟的粪便在海岛上积累了一层又一层。随着农业的发展，化学家开始意识到粪便之所以是肥料，因为其中含有氮。秘鲁外岛上千万年积累下来的鸟粪一下子变成了天然富含氮的肥料，引来大批人来开采，运输到欧洲用于农业，秘鲁因此成为有机化肥发明之前最大的天然肥料供应商，贸易收入占秘鲁当年GDP的很大比重。

可是到了1930年代，海鸟的数量骤减。沃格特在海岛上住了几年，终于发现了整个生态变化的奥秘：每隔几年，干燥的秘鲁海岸都会在圣诞节期间迎来降雨，气候转暖，冷的海流被暖流所覆盖，浮游植物变少，鱼群也变少，大量海鸟无法在海岛附近找到足够的食物，越飞越远，有时候根本无法及时返回小岛。小岛上几百万幼雏因为没有食物而大批饿死。海鸟数量骤减是因为整个年度幼鸟的夭折。沃格特也是发现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变暖）给生态圈带来影响的第一人。1948年他出版了《生存之路》，提出了从自我做起，尊重地球的承载能力的环保理念。

奇才和先知，分别从个体和地球视角两个层面，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

站在个体层面，奇才推崇个人的自主性，认为只要合理去挖掘和适用科学和技术，没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人无法解决。站在地球视角，奇才则认为新技术层出不穷，人类完全可以胜任地球的主宰。

先知的观感截然不同。从个体层面讲，先知认为，除非每个人都减少消费，控制人口的数量，限制每个人的欲求，人类无节制地发展会对整个地球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人也会和历史上其他很多快速繁殖的动物一样，最终迈向自己的毁灭。而站在地球的视角，先知则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一定要尊重环境的局限。

两种观点在价值观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奇才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专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先知则选择更贴近自然，去中心化，自下而上从我做起地去组织。

曼恩写《奇才与先知》的宗旨，并不是要力挺某一方是解决未来环保问题的正确方式。相反，他不断在强调，奇才和先知双方都有他们的特点，而且可以说双方的观点是整体如何看待人与自然问题的两极。两者观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而且无论按照任何一方开出的药方，改变世界都需要时间。两者之间的争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事实的纷争——每一方都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而是价值观的纷争，而这种价值观的纷争主要集中在我们到底该怎么认知我们所处的这个地球，以及人类在地球上的位置。

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两项发明——汽车和电——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发电燃烧的煤和开车消耗的汽油，都在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科学家发现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全世界8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化石能源。

但是二氧化碳到底多大程度影响到了气候变化，科学家至今无法给出一个精准的答复。以电力和汽车开始被应用的1880年为界，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是0.028%，科学家从年两次在夏威夷的测试显示，两年间二氧化碳含量已经从0.0313%上升到0.0315%。

到了1988年，也就是沃斯听证会之后，气候变暖一下子成为了各方关注的话题，很多人都希望能预测，如果二氧化碳含量自1880年水平翻番，也就是上升到0.056%，全球气温到底会增加几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应该是这个领域内最权威的机构，2015年IPCC预测，如果二氧化碳翻番，全球气温将上升1.5-4.5摄氏度。问题是，这一预测和四十年前的预测没有任何改变。换句话说，四十年来，预测的准确度并没有提升。可问题是，气温上升1.5度和4.5度，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完全不同。

为什么气候这么难以精准预测？因为这是一个太过复杂的系统，即使以今天的算力，仍然没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可以准确地模拟气候变化。从今年台风云雀的走位就能看出这一点。即使在登陆前几个小时，各国的天气预报机构都很难准确预测云雀在上海或者浙江的登陆地点。

原因是影响气候的因素太多，而且初始因素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带来气候的巨变。一个常见的俗语叫“蝴蝶效应”，最初就是用来描述气候的多变。197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气候专家劳伦兹（EdwardLorenz）在一场气候会议上提问说：“巴西的一只蝴蝶蒲扇一下翅膀，会引发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么？”他的回答是，说不定。

劳伦兹在1970年代开发的针对气候变化的电脑模型也证明了这一点，初始变量的微小变化导致整个预测结果天壤之别。劳伦兹比喻说，就好像在纽博格林赛道做新测试，时速从100公里每小时仅仅加速到每小时100.01公里，结果测试花了一倍的时间。劳伦兹的结论，气候变化的随机性非常大。

对于劳伦斯的结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解读。气候变暖的担忧者认为，二氧化碳就是导致气候急剧变化的一个主要初始变量。二氧化碳的细微波动，会引发严峻的气候变化。另一类人则认为，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是一场并不知道未来风险的地球物理大实验，到底影响如何，恰恰因为气候的多变而无法预测。

不过不管如何，气候变暖的症候已经展现，极端气候就是一种表现。今年传播最广的一张照片是趴在狭窄冰块上的北极熊母子，北极附近地区出现了32度的高温，冰山融化，很多北极熊为了找一块栖身之地都不容易，这在哪怕几年前都是很难想像的。

根据IPCC的预测，气候变暖如果造成南极冰原融化，再加上格林兰和北极圈冰山消失，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9米左右。海平面上涨会带来多大损失呢？另一调研机构统计，如果水面上升9米，全球将有136座大城市被淹没，这些大城市现在已经有5.5亿的人口。威尼斯正在建设的阻止海面上升的堤坝，已经耗资61亿美元。如果每个沿海城市都需要修建类似的堤坝，成本将非常高。

气温上升本身也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根据芝加哥大学气候影响实验室（ClimateImpactLab）最新的一份预测，如果假设到2099年全球气温增加4度，即使算上经济的发展和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全球每年死于酷暑的人将达到150万人，比目前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125万人还要高。像西雅图这样发达国家的凉爽城市和开罗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热带城市受极端酷暑天气影响最严重。

全球变暖带来的灾害还有全球降雨越来越不平均，会有更多地方苦于干旱，而另外一些地方苦于洪涝，全世界也可能遇到威力越来越强大的飓风。因为天气影响而带来的粮食减产将更频繁，洪涝飓风灾害带来的传染病疫情也将更严峻。

先知和奇才提出的应对办法

解决气候变暖，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是一个抓手，煤炭和石油成了两个聚焦点。煤炭贡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46%，汽油占了33%。再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煤炭和石油还是有区别。使用煤炭最多的是火电发电厂，全球大概有1000多个大型火电厂，如果能控制住这些火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就大概能减少全球排放的至少三分之一。相反，汽油的使用要分散得多，大头是汽车，而全世界有13亿辆汽车，要为每台汽车去装上减排装置，太难。

煤炭贡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46%

以上的分析，很清楚是奇才的解决思路，找到问题，分析问题，找到切入点，然后挖掘技术解决方案。为火电厂减排还能起到“一石二鸟”的功效，因为烧煤产生的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隐患也非常高。

奇才提出的首要方法是鼓励大型火电厂采用碳捕捉和封存技术（CCS），在发电端就捕捉排放的二氧化碳并将它埋藏地下。问题是，目前CCS的技术仍然很昂贵，捕捉并封存一顿二氧化碳的成本在90到100美元之间，而且过程需要耗费大量能源。

奇才提出的另一种办法是推广核能。他们认为，相对于火电和太阳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核能电厂满负荷运转的比率最高，高达90%，火电站只有60%，太阳能最低，只有30%。不过核能虽然营运费用较低，但最大的挑战是初期资本投入太高，而且核废料的处理，至今没有特别稳妥的办法。全世界，只有法国主要依赖核电，但是即使法国核电发展也有些后继乏力。

先知看待全球变暖的角度完全不同，他们提出了“七不一可”的解决方案：对石油、汽油、煤油、天然气、燃烧植物、核能、碳捕捉都说不，只对电能说可，希望推动全产业电动化，而且大范围鼓励微电网的发展，自下而上推广，在社区和乡村的层面更好采用太阳能和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

另一方面，先知也提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让大自然发挥“碳捕捉”的功效。地球上曾经有过一段大气中二氧化碳比例比较高的时期，叫做石炭纪。这一地质时期恰恰是产生现在我们使用的石油和煤炭的时期。当植物开始可以光合作用之后，大量繁殖，也吸收了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大气的构成，为动物和人类的出现创造了“宜居”的环境。

如果我们能够重现石炭纪的功效，是否能有效吸收化石能源呢？这是先知们的思路。他们的宏伟计划就是在撒哈拉大沙漠和澳大利亚内陆这两个地球上最大的沙漠地区大面积植树，用于吸收二氧化碳。按照先知的计算，人类现在每年排放400亿顿二氧化碳，其中40%被植物吸收，如果沙哈拉大沙漠上种植抗旱的植被，每年就能吸收200亿顿二氧化碳，温室效应因此会被大大延缓。

先知重塑地球，依靠自然的力量抵抗人类工业化带来的外部效应，和奇才们依赖技术的碳捕捉计划一样，都有它的软肋，那就是投入太高。

问题是，对于一个至今仍然无法准确衡量和预测，只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议题，又有谁现在会愿意来买单呢？

重新思考人与地球的关系

气候变暖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很大程度因为它并不像环境污染或者人口激增造成的潜在粮食短缺那样，容易达成对问题的共识，因为有关气候变暖的不确定性太多。

气候变暖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

按照地球物理专家的说法，二氧化碳造成的气候变暖，无论预测的准确度如何，在地球物理的层面非常快速的发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类工业革命大规模发展迄今才200年，已经给气候带来了巨大变化。问题是，这种气候变化的速度，站在人类的角度来看，还是太过缓慢了，即使到了2100年，大气里的二氧化碳含量的确翻番，全球气温也上升了4度，带来了大量危害，我们这一代人都会在灾害发生之前死去，为什么要为这个未来的潜在危害而担心呢？

另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思考。按照IPCC的预测，如果到了210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翻番，全球气温变暖很可能在1.5-4.5摄氏度之间。如果把“很可能”翻译成三分之二的概率的话，这一预测其实是在说，未来气候变化有六分之一的可能性在1.5度一下，有六分之一在4.5度之上，剩下三分之二的可能性在1.5-4.5度之间。你会为这样的风险分布买单么？因为如果气温上升低于1.5度，给地球带来的灾害不会比现在的极端气候更严重多少。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琪琪妮丝姬（GracielaChichilnisky）就为此算了一笔帐，她按照未来折现率和可能的风险来计算，为了避免200年后的生态灾难，人类现在愿意投入只有几十万美元，还没有纽约一套房子值钱。哈佛的经济学家魏兹曼（MartinWeitzman）也提出了他的担忧，他担心环保专家会夸大风险，从而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了世人。”

著名哲学家舒弗勒（SamuelScheffler）对解决气候变暖的“前人栽树”难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认为，人类个人在预测自己个体的未来时，也许会像经济学家那样用未来折现率和风险定价的方式来推算当前是否值得投资，以及投资多少，但是当面临人类集体的未来时，他们的反应会截然不同。全球变暖就是这种关乎人类集体未来的议题。问题是，如何把人类集体的愿望——不希望地球因为全球变暖而变地难以居住——变成实际的可实施的计划。

曼恩在《奇才与先知》的最后，顺着舒弗勒的思路，问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不仅有生物的进化，也开启了思想的进化，而思想进化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进化的速度，这是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在200年给地球带来如此天翻地覆变化的原因。问题是，人类是否可能因为思想的进化，而避免超出大自然的供养限度而自我毁灭的命运？

依赖思想进化改变人类社会的例子不少，废奴就是一例。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黑奴价值3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只有50亿美元。显然，“自由平等”的思想打败了经济学的算计。

问题是，因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气候变暖就好像温水煮青蛙，缓慢、摸不着、在几代人之间改变世界，而改变的那个临界点却很容易被忽视，而一旦跨越之后后果可能无法挽救。我们也许有足够的想象力能看到可能的灾难，但是人类有足够的思想动力去推动变革么？

奇才认为，因为人有思想的进化，能够依赖不断地技术进步解决问题，因此人是地球当然的主宰。先知认为，因为人有思想的进化，能够更清楚看清地球的资源极限，也因此能抢在临界点之前理清人与地球的关系，回归自然。

怎么选择？在这个夏天，很值得思考。（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