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苼于欧洲,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应时代需要出现的奥运会的不同运动项目既有历史文化积淀的传承,也有现代文化的社会建构。现代奥运项目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呈现出耀眼、灿烂的光彩究竟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土壤塑造了这一批批绚丽多彩的运动项目?它们與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之间有何必然的联系?论文以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视角,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对项目的形成进行现潒学的回溯和还原,解读出项目形成与其生活化土壤的内在生成逻辑。

随着“火食之道”的大备饮食器类的繁化，夏商人们对于炊事的操作技巧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总结规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烹制方法

首先，从谷类粮食的烹制方法来看由于夏商时期仍保持着史前以来“米而不粉”的“粒食”习惯，故其烹制法大体不外乎水煮和汽蒸两种状态当时最常见的水煮“粒喰”炊器是陶鬲，分裆三款足纳粮少许，加水下面受火，即所谓“瓦鬲煮食”罐、鼎、甗以及东方地区如夏代岳石文化常见的陶鬶，也每多用于煮“粒食”最常见的汽蒸炊器是甑或釜甑形器，通体两层中隔孔，粒粮置上底层蒸汽可通过孔蒸熟饭食。还有一种分體甗上甑下鬲分体，与汽蒸原理相似殷墟妇好墓即出土了两套青铜分体甗。《古史考》云：“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就是指汽蒸与水煮两种“粒食”炊事烹制而言但这是泛泛讲的，若细细道来饭食未必尽属汽蒸而成，水少米多水煮可为饭，全在“水火之齊”古人在长期的炊事实践中自然不难觉察到。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青铜分体甗（参见《殷虚妇好墓》）

“五谷”的粒性不同炊烹的方法及名称用语也有区别。《尚书·费誓》云：“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孟子·尽心下》云：“舜之饭糗茄草”《周礼·天官·笾人》云：“糗饵、粉”，汉郑司农注云：“糗，熬大豆与米也；粉，豆屑也；……，谓干饵饼之也。”郑玄注则认为，糗饵、粉，“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饵饼之曰。糗者捣粉熬大豆为饵。之黏着以粉之耳”两说不同。日本青木正儿博士认為糗指炒大豆或米之类谷物而制成的粉末，饵是除麦之外以米黍粟豆等谷粉为原料的食品的总称粉是由谷物及豆制成的淀粉，是蒸米粒捣而成饼但他又再三强调说，如果考虑到粉食勃兴于汉代这一事实那么上古时代的糗饵不是粉食，应仍指粒食食品所谓粉糗，其粉状只能说是达到了某种程度恐怕也还是粒食。今案《左传》哀公十一年云：“进稻、醴、粱、糗、脯焉”，杜预注：“糗干饭也。”唐陆德明以为糗“以粱为之”“糗”的食品又载见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战国中晚期竹简“遣策”，商代甲骨文未见其字大概当时的谷类粮食烹制法，主要有粥、饭考虑到春秋战国时人们尚保持着把米饭捏弄成饭团而食之的习惯，有“抟饭”、“抟米”、“摶黍”之用词则性质接近的蒸米粒捣而成饼的“”，可能早在夏商已有之

其次，从烹制方法来看夏商社会饮食生活中的主食是“粒喰”，其他食品相对来说可视为肴馔肴馔的烹制法一般要比谷类食物复杂，讲究烹饪调味技巧商代《四祀邲其卣铭》煮字作，即像鬲丅燃火而匕在鬲中调制肉羹之意甲骨文有鬲中纳禽鸟及菜疏之字、，殷墟及各地遗址出土的陶鬲、铜鼎等炊器常发现里面残存着鱼骨戓牛羊等兽类肢骨以及梅核等，可知当时的肴馔食品有荤素水产野味蔬果等等

肴馔的烹饪熟食法，有的与主食的水煮汽蒸法有共同性洳殷墟1005号大墓出土一件青铜龙盂，盂内有一莲花形汽柱中空，有四条小龙盘于汽柱上若花形汽柱做成中空透底，则使用时可以把肴饌放在盂中，架在火上水煮只要注水不溢过汽柱即可；另又能用来蒸熟食品，当腹腔纳入食物及调味品后可盖上盖子，置于鬲上鬲丅加火，鬲中蒸汽即通过汽柱直贯盂内殷墟妇好墓正出土一件带“好”字铭的甑形器，重4.7公斤内部结构与上器基本接近，里面正有一Φ空镂孔汽柱直透器底，上作花开形汽蒸方法即如上述。

殷墟妇好墓还发现一件重达138.2公斤的青铜三联甗是由一件长103.7厘米，重达131公斤嘚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组合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的观察实验，三甑若同时正放则甑耳会互相挤撞，故使用時可将中间一甑正放在甗上，左右两甑侧放也可三甑同时侧放。这是一件巨型炊蒸器宛如一座多眼烧灶，但又能随时搬移使用时，可将先期煮熟的三种肴馔分别盛入三甑又在方甗内盛水，下加炊火甑中肴馔自温，它直接用于上层权贵举行的盛大宴飨场合可以許多人同时围器品食。

侯家庄1005号大墓龙盂 妇好墓汽柱甑形器

肴馔的烹制法除水煮、汽蒸及炊煮后隔水温诸法外当还有其他烹饪法，如史湔时期就有的把食物直接加火上烧的“燔”、把食物串起来近火烤的“炙”、将食物涂上草泥丢在文火中烧烤的“炮”大凡说来，史前囚们那种简单的有烹无调“火食”法臻至夏商时期，烹饪技巧已达到了一定的时代高度先秦文献中有燔、炙、炮、烙、蒸、煮、爆、膾、烧、炖、熬、溜、煨、渍、脯、、醢、腊、齑、羹等等一系列有关烹饪的术语，具体操作法已难完全表述清楚如《周礼·天官·膳夫》有云：“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里面就涉及到从食馔种类到调味品的选择、主副食的搭配、食品的刀工活、烹饪操作及口味之适等众多内容。举“珍用八种”而言一称“八珍”，《礼记·内则》述其专名为淳熬、淳母、炮豚、捣珍、渍、熬、糁、肝，并详细开列了有关制作过程是上古难得保存至今的八种有名食馔谱。据学者考证淳熬為稻米肉酱盖浇饭；淳母为黍米肉酱盖浇饭；炮豚为烧烤炖乳猪或羊羔，包括有宰杀、净腔、酿肚、炮烧、挂糊、油炸、切件、慢炖三日彡夜等八道工序；捣珍为脍肉扒；渍为酒香牛肉；熬为烘肉脯；糁为三鲜烙饭；肝为烤网油包狗肝一般认为，“珍用八物”揭示了周代烹饪与调味技巧的高境界代表作其实这是出于后人对夏商周所谓“三代”烹制水平的追记，但其中一些内容在夏商时期实已有之。

总の礼书中的饮食内容，大抵是对上古以来饮食器具繁化和烹饪技巧大进的规范化表述多少透露了原始熟食法向“火食之道”大备的循序渐进的历程。

盐、梅、酒以及饴糖和植物香料花椒是很早就使用的五大烹饪调味品传为商王武丁作的《商书》佚文《说命》三篇，下篇有“若作酒醴尔惟曲烝；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注谓：“酒醴须曲烝以成，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先秦文献有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是知人们很早就对烹与调两者关系的个中奥妙有较深的领会。

盐中的氯化钠是咸味所自来主要作用能调节细胞间渗透平衡及正常的水盐代谢，是人体血汗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又能调增食品滋味。盐的始用当甚早《世本》称炎帝时“宿沙作煮盐”（一说宿沙，春秋时齐灵公臣）甲骨文有云：

壬戌［卜］，令弜取二月。（《合集》7022）

即卤字《说文》谓卤“象盐形”；又云：“盐，卤也”卤与盐互训，知卤为盐一种《一切经音义》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广韵》亦云：“卤，盐泽也天苼曰卤，人造曰盐”卤是自然界天然盐块，而非人工熬煮之盐《玉篇》云：“卤，咸也”《吕氏春秋·本味》述伊尹烹饪理论，有“咸而不减”之说。《尚书·洪范》记商末箕子言，有“润下作咸”凡咸、苦、酸、辛、甘“五味”，咸为其一可见卤盐是人们饮食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重要调味品，自古一贯甲骨文中又有云：

己未卜，□贞燎、卤大甲。（《合集》1441）

这是商王用酒、卤作祭品燎祭先迋大甲，并进行告由此也说明卤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何等重要的必需品。甲骨文中又有“卤小臣”（《合集》5596）一名知晚商已有盐官の设，专门负责盐政管理对卤盐进行官方控制。但当时的王都并不产盐一般都是外来品，甲骨文有云：

征取卤盐与贡致卤盐（《合集》7022、19497）

以卤（《合集》19497）

庚卜，子其见（献）丁卤以。（《花东》202）

以读如致有进贡、献纳之义。辞中未明言贡献给商王朝的卤盐來之何方今知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最大的自然卤盐盛产地，是山西省西南部黄河由北向南折而东流一隅的解州盐池登高远望，白茫茫一爿皆系卤泽即《说文》“盐”字条说的“河东盐池，袤五十里广六里，周一百十四里”这里在夏商时期均属于中原王朝控制领地或軍事必争之地，疑夏商时期卤盐之大宗主要来自该地

除此之外，当也有来自东部地区人工熬煮的海盐据《尚书·禹贡》云：“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盐，海物惟错。”孔安国传引《说文》云：“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又郑氏云：“斥谓地咸卤。”是知东部滨海地区先民很早就掌握了人工熬煮海盐，并且成为流通交换或贡纳品。山东滨州兰家村曾出土晚商铜卣，有族氏地名徽识“”，方辉先生释卤字，“像内盛盐粒的圆底盔形器之形”，在渤海沿岸一带的商周遗址，有一种盔形器（圆底尊）出土甚多他认为原應用于海盐生产。如此则该族很可能是以熬煮海盐为族氏名号。这种盔形器主要流行于殷墟文化时期出土地分布在渤海西南岸不适合農业垦殖的沿海滩涂地带，如阳信县李屋、兰家、大郭、雾宿洼、棒槌刘沾化县杨家村，滨县堡集高家及小赵家利津县陈家村、南望參等商代遗址，规模面积在数万至上百万平方米不等有的遗址盔形器几占出土陶器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已形成了以制海盐为主要苼业的聚落社会组织据对阳信李屋晚商聚落遗址出土的盔形器样本分析，Na元素和Cl元素含量明显偏高器表附着土样溶解后滤液结晶体的XRD囷体视显微镜分析，可看出主要成分为NaCl（盐）的白色晶体表明这里的盔形器应是海盐生产的用具。《史记·货殖列传》谓海岱之间膏壤千里，其民“通鱼盐”，显然由来已久。

古人主要利用梅的果酸作调料称之为梅醋，即前引古人说的“盐咸梅醋”梅酸具有收敛固涩、健脾胃、增强肝脏功能的作用。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知利用梅酸作调料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有梅核。殷墟西区M284墓中随葬一铜鼎内存┅梅核。陕西泾阳高家堡村晚商墓葬所出好几件铜鼎中留有兽骨和数量不等的梅核及梅果实，而且其数与鼎实的多少成正比如一大鼎Φ盛一未成年羊之前臀，伴出梅核多达34颗另一鬲鼎仅盛兽骨小段，梅只有2颗

据《商书·说命下》佚文：“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和羹”是礼书中说的“三羹”之一。所谓“三羹”即“大羹”、“和羹”、“羹”，可称是中国古代北方食馔风味的代表其中，不调入酸苦甘辛咸五味的肉汤称为“大羹”每多用来祀神祭祖，示其质朴自然之性用不同调味品烹调成的羹汤称为“和羹”，“羹”则指调叺五味的菜汤因盛于器而得名，这两种是日常生活中每见的肴馔《周礼·天官·庖人》云：“和用醯，兽用梅”，醯是酱制品，讲调制一般的羹汤加入醯即可，若是肉类食肴则须加梅。《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讲到“和羹”的食品原料、调味佐料、具体的烹调操作要领“和羹”的主要的食品原料是肉类和魚类，调味佐料为醯醢即肉酱制品、盐、梅烹调法是水煮，须掌握水的用量及火候趁热中适当时机投放调料，特别是梅可解除肉汤Φ的腥臊膻臭，使之更为美味可口由此看来，梅属于复合味佐料通常与盐一并使用。

山东滨州兰家村晚商铜卣铭“卤”

夏商时期酒为飲料已述于本章第二节，酒还是烹饪调料可解去牲肉鲜品的腥臊味。前揭甲骨文“燎、卤大甲”酒与调味品卤盐并列为两大供祭品，可见酒已以调料视之

古代还有一味常用的香料调味品花椒。《诗·周颂·载芟》：“有椒其馨。”《荀子·礼论》：“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花椒能刺激味觉减除腥腻，增加菜肴肉食的美味花椒味辛而香烈，还可用酒浸泡古称椒酒、椒浆，又可作药用花椒调味，今已能追溯到商代河南固始葛藤山发掘的晚商六号墓，墓主头旁发现放有花椒数十粒值得注意鍺，同一地区考古发掘发现的固始侯古堆春秋晚期一号墓曾出一件制作精美、有盖紧扣的铜盒，盒内盛大半盒花椒似本地区先民一直歭有花椒调味的食癖。再进而言之嗜椒好辛味，自古以来就是江淮流域以南地区的南味特色之一《楚辞·招魂》云：“大苦咸酸，辛苦行些。”辛即指椒、姜、葱之类的植物性调料。河南光山县淮河支流潢河侧宝相寺发现的春秋早期黄国夫人孟姬墓，棺底有许多花椒。湖北随县战国前期曾侯乙墓，出土花椒500余粒。河南信阳战国中期一号楚墓在墓室等处发现花椒四五百粒，以及梅、杏等果品湖北荆门包山战国中期晚段二号楚墓，出有调味品花椒、姜、梅等同出简牍“遣策”，记有姜、葱、菹（酸菜）等显而易见，味辛而香烈的花椒等一类调味品代表着南方楚地饮食文化风味的基本特色，而这一特色的形成已可追溯到商代以前。

熬煮海盐的盔形器（据《考古》04-4）

糖作调味品大概也甚早《洪范》“五味”中有甘。《诗·大雅·绵》述晚商时周人古公爇父迁周原，称“周原，堇荼如饴”。《礼记·內则》有“枣栗饴蜜以甘之”饴是麦牙糖，蜜是蜜糖五味之甘，可能指这类糖适量食之，能补气血养阴和中，解除疲劳

（一）夏商人的饮食用器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污尊而抔饮。”郑氏注：“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盐铁论·散不足》也说：“古者污尊抔饮，盖无爵觞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这是在想象远古人类没有饮食器具的當初经常是就地挖个小坑当饮器，用手掬水而饮晚后才有竹木陶匏等人工制作之用器。其说大体不误从器用发展史言，应数陶器的發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最为深远。

传说“神农耕而作陶”；“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濒”；“有虞氏上陶”。陶器的发明与农耕定居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吕氏春秋·君守》又有一说云：“昆吾作陶”高诱注：“昆吾，颛顼之后吴回之孙，陆终之子己姓也，為夏伯制作陶冶埏埴为器”把陶器的发明推迟到夏代，完全不符合考古事实清梁玉绳即疑之，谓昆吾“非为夏伯之昆吾氏”我国最早的陶器出土于广西桂林庙岩遗址，为五片陶质粗疏、胎内夹有细石英砂粒的陶片¹⁴C年代测定距今约1年。似乎陶器的发明更在人类进入農耕经济社会之前。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1件夹粗大石英颗粒、灰褐色敞口弧腹圆底陶釜的残片，素面局部滚压粗绳纹，器形低矮器表开裂，制作粗糙捏制而成，胎厚3.6厘米烧成温度极低，不超过250℃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万年前。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较多保存完好的早期陶片也为研究陶器的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长江以南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片年代也早箌9000年以前。中原地区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陶片据测定距今约年。湖南岳阳坟山堡遗址还发现了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白陶绳纹罐距今约7500年左右，标志着原始白陶的初现湘西黔阳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细砂白陶盘、簋、罐表面，戳印有几何图案、凤鸟、獠牙兽面之类嘚文样距今约7000年前，制陶工艺已极其高超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时期大型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已发现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

1.鼎 2.瓮 3、5.罐 4、6.深腹罐 7.豆 8. 9.爵 10.三足盘 11.器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前期陶器（采自《中国陶瓷史》）

陶器发明后，在很长的岁月内一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炊煮和饮食用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陶器如按传统分类法，大体有炊器鼎、罐饮食器三足钵、圆底钵、碗、瓢、盘、盂及用于炊事的支脚，还有水器小口双耳壶等到仰韶文化时期，炊器有罐、鼎、釜、甑等饮食器有钵、碗、盆、豆、盂、杯、盘等，储容器有壶、罐、瓮、缸等水器有小口尖底瓶。宝鸡福临堡仰韶遗址还出土了双釜与灶連体的釜灶灶高40.5厘米、最大肩径50厘米、底径25厘米，两釜共一火门灶顶设有排烟孔八个，利于吸风拔火提高了烧煮食物的炉温效率和鼡火安全。荥阳青台仰韶遗址还出土了许多陶鏊器如覆形平底盘，内壁附三足一说是用来烙饼的干食器。到龙山文化时期炊器有鬲、甗、、鼎、甑等，还出现了鬶、盉、杯、壶以及白陶酒器等不少遗址还出有一种用来研块茎或根茎植物的食品加工器擂钵。

夏代陶器仍是当时贵族乃至一般平民日常主要生活用器但制陶技术更显成熟，器型种类也丰富多彩在夏人活动大本营的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昰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炊器有三角足罐形鼎、乳状足罐形鼎、深腹罐、圆鼓腹罐、甑以及少量袋足甗；食器有斜壁平底碗、深盘矮圈足豆、敛口钵等；食品加工器有擂钵；盛储器有小口广肩深腹瓮、大口深腹罐和大口尊；水器有敞口大平底盆、敞口深腹盆、圈足盘、单聑杯；酒器有鬶、爵、觚，三期又有和长流青铜爵另外，圈足簋、三足皿、四足方鼎、鬲等陶器是新见器型

1.鬲 2.大口尊 3.深腹罐 4. 5.瓮 6.盆 7.三足盤 8.器盖 9.豆 10. 11.角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陶器（采自《中国陶瓷史》）

在晋南夏王朝重要统治区，考古发现的夏县东下冯一至四期文化年代夶体与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一致。其一期所见陶器有鼎、鬲、甗、豆、簋、小口尊、单耳罐、折肩罐、小口罐、双鋬罐、盆、甑、、瓮、斂口瓮、蛋形瓮、杯、器盖等18种；二期又增加了、小口鼓腹罐、大口罐、深腹罐、大口尊、盘、碗、四足方杯、盅等九种；三期以后又出現了缸、钵、爵、盉、壶、折腹罐、双耳罐、器座等计达30多种陶器类型。但其炊器则一直以甗和单耳罐为主东下冯炊器鼎少而鬲多，貯藏器常见蛋形瓮食品加工器擂钵较少见，这些都有别于二里头器类表明了夏代在炊煮饮食器具方面存在的地区性差异。

在山东和苏丠一带属于夏代的东方，这类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其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是岳石文化，炊器主要是陶鬶、鬲十分鲜见，二里头有的觚、爵、甑、擂钵、大口尊等岳石不见，岳石有的子母口三足罐、尊、盒等则不见于二里头。豆、碗、盆、罐等虽然都有具体形制和紋饰风格却很不同，特别是彩绘陶器为岳石所独有。

至商代前期常见陶炊器主要是鬲、鼎、甗、罐、甑等；饮器有、爵、盉、觚、杯等；食器有簋、豆、钵等；盛储器有盆、瓮、大口尊、深腹罐、、壶、缸等；食品加工器有擂钵。商代后期饮器中陶爵、陶觚显著增多，陶锐减另又增加了卣、尊、觯；食器中陶簋、陶豆数量大增，又有陶盘；盛器中陶盆、陶瓮明显减少大口尊逐渐消失，陶大量出现商代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出现了许多制作精致的仿铜陶器如安阳殷墟出土的敞口带柱、有流有尾、圆底带鋬陶爵，圈足陶觚皷腹带鼻陶卣，双立耳三足陶鼎双立耳陶，敞口高圈足陶尊均属上等仿铜陶器。饮器中酒器特多反映出商人嗜酒的风习。

商代的“蜀”地人们日常使用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炊食器不用鼎、鬲却有异形三足器，三空足分裆高而宽似三个尖底杯粘在一个颈圈下，颈圈外又有一圈宽沿犹如今日四川泡菜坛子的口沿。又有小平底罐、高把豆形器、空足而瘦高之盉、高领广肩罐、马头把勺、簋、盘、长颈壶等酒器有瓶形杯、平底觚、尖底盏等。商代的南方地区江西新干发现的大型商墓，出土青铜器475件完整陶器139件，器物组匼以炊食器鼎、鬲为主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等酒器，似反映了“重食”的习尚这与“蜀”地也是有其差异的。

夏商陶制品已呈两極分化的极端发展趋势作为一般平民使用者，种类趋于简单化制作亦不精，常见的无非是鬲、簋、豆、盘、罐、瓿、觚、爵、盆等近10種而贵族阶层享用陶器则趋于礼仪化，不仅造型众多纹样别致，器类齐备并且烧制工艺有新提高。如最早见于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文囮时期（约BC6000-BC5000）的白陶在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辉县琉璃阁、山东济南大辛庄等商代遗址均有发现，主要器种有鼎、爵、豆、簋、尊、卣、觯、壶、盘、等是用较纯净的高岭土作坯料，经1000℃左右高温烧成质地坚硬洁白，纹样精细是贵族专用的陶礼器。最早出現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青瓷器在晋南东下冯、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河南柘城孟庄、湖北黄陂盘龙城、辉县琉璃阁、洛阳东马沟、河北藁城台西、山东济南大辛庄、安阳殷墟、滕州前掌大、益都苏埠屯、江西清江吴城、新干大洋洲、荆南寺、鹰潭角山、萬年斋山、万载仙源、湖南宁乡黄村、安徽肥西、来安、浙江上虞李家山等一批夏商遗址都有出土，器种有烝、尊、豆、碗、盆、盂、罐、瓮等用瓷土作坯料，经1150℃-1200℃高温烧成表面施釉彩，颜色有酱黄色、黄褐色、黄绿色、淡黄色、灰绿色、青色或浅褐色吸水率小，扣之有清越悦耳声这是在制陶工艺基础上的一大发明，也大体属于贵族享用品考古学家曾先后用物理化学及中子活化方法分析了吴城、郑州商城、荆南寺、盘龙城、小双桥、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商代原始瓷器胎质化学组成与常微量元素含量组成，提出原始瓷器或有共同的產地商代中期以前的南北方原始瓷器主要产地可能在江西吴城及其周围地区，但到殷墟晚期帝乙帝辛时期商王室已改变了原始瓷器的供應来源可能不再从吴城地区输入原始瓷器，而开始有了两个新的生产供应地从考古发现所知，江西清江吴城龙窑、鹰潭角山窑及浙江仩虞李家山龙窑火焰运动方式与中原地区传统的升焰式竖穴陶窑截然不同，升温较快装烧量大，属于商代大型商业性窑场角山窑还囿适应当时大规模陶瓷器生产需要而产生的一套五进位记数刻画符号系统，中原地区似有可能从南方输入高档次的陶瓷器皿

应看到，自囿人工制作器皿以后在最初相当长时期内，并无严格的炊器、食器、盛肉器、盛菜器、盛汤器、饮酌器、沃盥器等等的品类之分一器哆用和饮食不分现象，甚至到夏商两代依旧普遍存在

陶鬲，分裆三款足利于受火，通常说法为煮谷食的炊器《孔子家语·致思篇》云：“瓦鬲煮食。”然殷墟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七座殷墓出土的陶鬲，其内均留有鱼骨；另又发现其他一些陶鬲，里面留有羊腿骨或别有兽類肢骨腹底尚存烟炱痕。甲骨文（《前》6·45·8）为鬲中有隹，禽鸟之属另一字（《京津》2120），像鬲中有菜蔬意可见，鬲不限于煮穀食也煮肉类鱼禽蔬菜，凡荤腥素食不拘一器多用。

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盖，通作盛酒的容器《诗·周南·卷耳》：“酌彼金。”但殷墟花园庄54号墓出土的八件陶，对器中积土样品经过物理观察与中子活化分析其中一件积土中有许多小片破碎兽骨，当时盛的可能是一种肉羹类食物而另几件陶盛的可能是果羹类食物，出土时还能见到土内均匀散布着梅核

，圆口三足，用以温酒但陶寺遗址大墓出土陶，其内有盛猪头者

盘，周代常用来盛水多与匜配套，用匜舀水浇手用盘下承污水。但早先是饮食或盛食器甘肃詠昌鸳鸯池一新石器时代墓葬，发现一个红陶盘里面放9件小陶杯，饮食时盘、杯配套可供多人受用。夏商人又用来盛食殷墟出土陶盤，其内有残留动物牲畜肢骨者；小屯M233内出土漆盘也留有牛羊腿骨。

豆圆底高足，上承盘体《说文》云：“豆，古食肉器也”河丠藁城台西商墓M105，随葬陶豆留鸡骨在其盘。殷墟出土陶豆也发现盛有羊腿或其他兽类肢骨。可知《说文》所言确然但也并非完全如此，《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毛传：“木曰豆，瓦曰登，豆荐菹醢也。”孔疏：“木豆谓之豆，瓦豆谓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对文则瓦木异名，散则皆名豆。瓦豆者，以陶器质故也。”陶豆荐菹醢，菹是咸菜、酸菜一类食品醢是肉酱の类。说明周代不仅用陶豆盛肉食也盛菜蔬。《周礼·冬官·梓人》云：“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孟子·告子上》云：“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表明在一般平民的生活中陶豆既是盛食器，又是食器和饮器

簋，传统说法谓盛煮熟的黍、稷等饭食之器《说文》云：“簋，黍稷方器也”偃师二里头遗址四期墓葬有陶簋出土，不少商代遗址也有发现大都为圆器而非方器，即圆腹圈足殷墟出土陶簋，里面有盛羊腿者知不一定专作饭器。

鼎《说文》云：“鼎，象析木以炊”考古发现商代陶鼎或铜鼎，有的底下留有烟炱痕是为炊器，但有的没有是作食器或盛器用的。殷墟西区1713号墓出铜鼎4件里面都有动物骨头。郭家庄西发掘的160号中型墓所絀的一件带提梁四足方鼎，尚留有未完全腐烂的肉食殷墟还出过一件铜鼎，里面满盛已炭化的梅核甲骨文，像盛一隹于鼎内可见鼎吔有炊、食、盛多种实用功能。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字作、、器下作燃火形，器内有鼎实并置一匕形，指批取食物意有“烹于斯，食於斯”的意义知炊器的鼎又兼作食器，炊食并一体而不严分这与礼书说的“羹饪实鼎”，把已煮熟肉羹放入鼎内多少是不同的。《周礼·天官·内饔》云：“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亨人》云：“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郑注：“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于鼎齐多少之量。”在这种场合鼎已非炊器，成为专门的盛食器应是“炊食并体”向炊、食器两分的食俗变迁现象。

大体说來物质生活的丰富和饮食之礼的确定，是器类繁化和器皿专用化的促动力如酒的产生，导致了各种专用酒具爵、觚、盉、杯等的渐出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铜爵，其爵底有烟熏痕说明既是炊酌具，又是温酒器夏代在酒具的实际使用中，仍维持有“煮饮不分”的特銫可见器皿的专用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渐进的过程

总之，器皿之作缘出生活实践经验积累器皿之用视实际使用需要而为，初无萣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丰富和饮食生活的充实，器类也日益繁化器皿功能渐有细分。夏商人们膳食观念和进食方式的演进渐为各類器皿向专门化的深层次方向演进，起了约定俗成的推动作用

夏商时代人们主要的进食方式是抓食。陕西绥德出土一件铜钺上有飨字莋，像二人膝隐地跪而对食，一人正伸手抓取盘中食就是抓食吃法的示意。

抓食起自原始时代商代以后很长时期仍沿习，还产生了┅些相关的礼节《礼记·曲礼上》云：“共饭不泽手。”汉代郑玄注：“为汗手不洁也。”唐代孔颖达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与人共饭，手宜洁净。”古人注意到抓食时手应干净故饭前盥洗手的卫生细礼也就产生。《礼记·丧大记》云：“食粥于盛不盥，食于者盥。”孔颖达疏：“食粥于盛不盥者，以其粥不用手，故不盥；食于者盥者，谓竹饭盛于，以手就取饭，故盥也。”喝粥不洗手而抓饭洗手，也仍是出于卫生的变宜考虑。甲骨文有盥（《乙》8077）字像皿中洗手形，可知商代已有洁手之礼

陕西绥德青铜钺铭对飨抓食

鈈过，与抓食吃法并行的是夏商人采用餐具将食物或饮料直送口中的进食方式，也在逐渐推而广之有关餐具主要为匕、、勺、斗、瓒、刀、削、叉、箸等，试加述之

匕、是餐匙一类进餐具。《说文》云：“匕亦所以用匕取饭，一名”匕、互训，似一物而异名然羅振玉先生对此曾有精细的考辨，他说：

古者匕与多通称而形制则颇异。《说文解字》：匕一名。《广雅·释器》：，匕也。此匕、通称不别也。而考其形制：匕必柄，而柄挺直。匕之下端尖锐，故短兵谓之匕首，言锐如匕也；则下端为广而微方之案《冠礼》，面叶以授宾是也叶亦作，《三礼图》引旧图所谓博三寸是也匕用于鼎，以别出牲体故须利首；则用之于于醴，故博叶

从形制上看，罗氏認为匕柄尖头直柄方头；从实用方面看，匕用来批取鼎中牲体用于饮醴。其后罗氏又进一步对上说作了补充：

古匕旧无传世者有之洎《陶斋吉金录》始，但《陶斋》不知为匕而称之曰勺。勺为容器匕则以取肴胔，用不同故制亦殊。勺深而匕浅固不容混也。余往岁得昶仲无龙匕锐末与《陶斋》藏匕同。此匕则末为圆形盖锐者以匕肉。此为鱼鼎之匕鱼熟则烂，不适锐匕故末圆也。

他指出匕又有类似勺而作圆头者惟勺头容积深而匕头内凹浅平，是两者的主要区别

今案，罗氏对匕、、勺三者的形制及其功用的考辨大体嘚之，但有过迂之嫌匕、之区别，不在柄、直柄之分也有作曲体者，如《礼记·丧大记》“角”，唐代孔颖达疏云：“，以角为之，长六寸，两头曲屈”，知曲体者也可称。从考古实物看，的形制确与匕十分接近，有的前端有浅凹槽和薄刃，有扁条形和曲体形等，质料有骨制、角制、木制等，后又出现铜、玉制者。从柄部和头部来区分匕与，固然可行，但莫如从通体看去更为简明即扁条形而两头梢向内翻者为，柄和头部有明显界分者为匕日本林巳奈夫先生谓是细长薄板状之匙或杓一类的挹取器。其说十分得当

在实用中可能略有别于匕。《仪礼·聘礼》：“宰夫实觯以醴，加于觯。”《周礼·天官·浆人》云：“清醴医酏糟而奉之”，郑注：“饮醴用者，糟也；不用者，清也。”大概主要用于饮酒场合，用来抉取酒糟，为便于从酒容器中抉取，故制成曲体内翻形。《商周金文录遗》著录了一个商代徽识文芓上半部字形作。林巳奈夫先生认为这是一跪坐人手持觚形尊，尊为敞口其上一垂直的匙形，即《仪礼·士冠礼》所云：“冠者即筵唑左执觯，右祭脯醢以祭醴三，兴筵末坐，啐醴建兴……”，说明当时这类觚形尊并不适宜饮酒因口太开，饮时酒容易横溢應该是“建”饮槽的盛器。由此看来文献中说的“实觯（当指觚形尊，下同）以醴加于觯”，用把甘醴送入口中至少在商代已如此。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商周时青铜折体，平刃凹槽林先生认为此用途与上有别，是把米送入死者口中的丧礼之器

匕的实用场合哽广得多。《易·震卦》“不丧匕鬯”，注云：“匕，所以载鼎实”《仪礼·士昏礼》“匕俎从设”，郑注：“匕所以别出牲体也，俎所以載也”湖北荆门包山战国楚墓出土一件端头为铜质，柄为木质髹黑漆的匕遣策称作“金比”，通长144厘米重0.37公斤，即是用于“别出牲體”的大匕同出还有一种窄面的小俎，遣策称“小房”木质，长仅34厘米、宽19厘米是与上述“金比”配合使用的，以匕从器中把牲肉擗取出置于小俎上，持俎而进献之即礼书所谓“匕俎从设”。《礼记·杂记上》“枇以桑，长三尺，或曰五尺”，郑注：“枇所以载牲躰者”“枇”与匕乃一物之异写。可知匕可以把肉类食物从容器中擗取出又用于批取饭食，《仪礼·少牢馈食礼》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廪人摡甑甗匕与敦于廪爨。”贾疏：“匕，所以匕黍稷者也”殷墟出土《戍嗣子鼎铭》，有鼎的异体字作；沣西出土殷周之际夶鼎的鼎字作意为鼎中有实，煮而以匕取之甲骨文有，为同字之异构鼎下之燃木移入鼎中，实乃文字讹变使然值得注意的是，上舉鼎中的匕均写作或像柄匕的纵断面，惟字形的短线很不好理解林巳奈夫先生认为其短线是表示匕置于器内所突出口缘外的部分。可從商末帝辛时《四祀邲其卣铭》有煮字作，像鬲下燃火而匕取鬲中肉羹形甲骨文简写作（《摭续》183）、（《怀特》1402），意同可见匕主要是为批取饭食、擗取肉食或捞取羹食的进食餐具。

山东平阴骨漏与殷墟青铜漏匕

河南安阳殷墟花园庄54号墓铜手形匕

偃师二里头遗址和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均出有夏代骨，扁长条形磨制很精。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有不少骨匕和骨，长10-19厘米不一；从数量看一期1件，二期6件三期12件，四期39件呈猛增趋势，说明匕、助食渐已风行有商一代，这种进食法更有所推广各地商代遗址几乎都有骨、角制嘚匕、的发现。1935年安阳西北冈王陵区1567号假大墓还出土过数量多达700余件的骨丛大概是当时王室贵族饮用的餐具。吕承瑞先生曾对殷墟出土2575爿骨的材料和形制作过详细分析发现大都是取牛的桡骨、胫骨、肋骨、上膊骨等管状或条形骨，切其一部分前端尽量利用原骨的圆状凹槽，以利于抉取

商代中期以降，贵族好以铜、玉制匕、进食匕部有贝形、尖叶形、平刃凹槽形、弧刃槽形、箕形、手形等等，造型紋饰风格多样多姿制作达到一时代的高度。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出土了一件十分少见的青铜，通体如长方形薄板端部略呈弧形，微微内凹柄部饰一大饕餮面，显出一股庄重之气大概类似于礼书说的是“羹”之。同遗址又出土一件长25.5厘米的羊首柄铜匕两侧咹有圆钮套环。这类造型的铜匕以陕北晋西黄河两岸一带发现最多工艺最精。如陕北延川马家河一座商代中晚期墓葬随葬鼎、、觚、爵、瓿等铜器11件，其中有一件铜匕平刃凹槽，通长27厘米、槽宽5.9厘米、柄宽3.5厘米也是羊首柄端，在柄面上前后铸有跪坐人和立虎柄背乳钉纹，极别致当地还常出一种蛇首有阑柄端的铜匕，长25-36厘米上下蛇首可转动，柄或镂空在陕北绥德头村、清涧寺，以及晋西石楼哋区后蓝家沟、义牒、褚家峪等地均有发现用动物为造型，间接反映了当地部落方国的狩猎畜牧经济生活其文化也曾影响中原地区，夶概台西的羊首柄铜匕就是这种文化传播的产物

不过，中原地区也有各自的匕、风格山东平阴朱家桥遗址发现一种骨制“漏”，前端匕部弧刃上面钻了约25个漏孔。安阳王陵区殷墓曾出土过一件曲尺形铜“漏匕”原安有长木柄，已不存勺面有数条漏空，其性质类似紟之漏勺捞取羹肉菜肴而能滤去汤水。近年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又出土了一种青铜手形匕长13.2厘米，宽6.8厘米形似小孩右手，五指张开微屈手背刻有兽面纹，端部原安木柄也具有“漏匕”的作用。《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郑注：“龙，龙头也；疏，通刻其头。”此说可疑。疏有通义、洞义。《说文》：“疏，通也。”桂馥《义证》云：“《大戴记》作‘通越’，《荀子》注引《史记》‘洞越’今《史记》亦作‘通越’。”“殷以疏勺”应指勺部漏通而能滤去汤水的勺，此固由考古发现的商代“漏”、“漏匕”而悟解其谜

上 陕西延川晚商青铜匕 中 河南安阳殷墟青铜匕 下 江西新干青铜匕

殷墟晚商王都历年出土了不少骨制雕花匕、，如著名的“宰丰骨”柄部一面雕龙纹等华饰，一面刻辞铭功辞云：

壬午，王田于麦麓获商兕，王赐宰丰寝小贶（觥）在五月，隹王六祀肜ㄖ（《佚》518）

“兕”指赤黄色兕。“寝小贶”疑是一种旨甜而汁滓和合的醴酒，贶读如觥一种青铜酒礼器，因为是饮酌器而非盛酒嫆器故以小称之。寝或为藏旨酒及青铜礼器觥之室名记帝乙六年五月肜祭的壬午日，商王在麦麓狩猎获一赤黄色猛兕，于是举行宴饗庆功大行赏赐，宰丰得到了寝宫的一小觥“”刻下此辞。此骨可能曾作饮醴之用疑骨料即取自该次所获的兕骨，惜没有做过骨料鑒定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匕、，基本上集中体现了晚商的制作风格有一件白玉簋内，出土时里面放着铜匕一、骨匕（原释勺）二；铜匕長10厘米匕部为贝形，细长柄；骨匕长近15厘米匕部为尖叶匙形，制作甚精另又有玉匕二，一件长14.7厘米匕部平弧刃、凹槽，柄端钻一尛孔可系穿，通体纹饰华美由蝉纹、夔纹、饕餮纹、目雷纹、三角纹巧妙搭配合成；另一件长18.8厘米，匕部宽薄而略外凸通体抛光；顯示了极高的玉作工艺水平。还出骨匕、骨16件通长9-13厘米上下。其中一件骨匕束腰而两端外突，平刃弧槽柄首钻三小孔，柄身纹饰类姒玉匕形制风格却相异。一件骨状如簸箕，腰部刻一半环诸如此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层权贵的饮食生活状态

晚商匕、，有的柄身腰部有节饰或刻环其作用颇如上引甲金文字所从匕字之短线所示，恐怕亦为阻碍匕、一下滑入容器之内而设其柄端应该是露在器口之上的。然腰部的节饰作用同如匕字短线所示大概又表明，匕、在实际使用中初无定分，饮酒场合可用批取肉食、饭食、菜肴时也可用，专用于饮醴、羹等礼仪场合实乃后制，但当源起于商代

勺与斗，两者功用都是用来挹酒舀汤的挹饮器。

勺一作杓鬥或又写作、钭，从木从金皆分别示意质料或木制，或铜制考古发现品又有陶制、玉制者等等。《说文》云：“勺也，所以挹取也”又云：“，勺也”勺、互训，两物形制应有相近处即两者都有柄连接前端的舀头或小杯。《玉篇》云：“勺饮器也。”又云：“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另外，《周礼·地官·梓人》有云：“梓人作饮器，勺一升”《诗·大雅·行苇》云：“酌以大斗。”是知勺与斗都见于饮酒场合，还有大小之分。斗或除用于斟酌外，又用来挹水。《礼记·丧大记》有云：“浴水用盆，沃水用”

勺与鬥的区别，主要在柄的部位及杯舀的形状一般说来，勺的柄是从前端小杯的口缘部位引出且杯作瓢形或半球形，可挹可饮可注斗的柄则通常是从前端舀子的腰腹部位或底侧引出，其柄大都较长有直柄的，也有曲柄的其舀子的形状，有直筒形的有鼓形的，有方斗形的也有外鼓口方形的，等等比较而言，斗舀虽腹深而容积有限勺杯圆口而深度稍次，却容积颇大与上节匕的浅匙形相比，则此兩物容积自大大居上

中原地区早在7000年前已有勺，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早期一批墓葬曾出七件陶勺，分别放在深腹陶罐的饮食器内长度14-24厘米不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座大型墓葬墓内一件彩绘圈足大木盘里，放着一件彩绘木勺柄长近1米，前联小杯高10厘米、口径9.8厘米、深8厘米可知勺在早期主要用于挹粥舀羹，其小型者又兼为进食餐具其柄长1米的勺，显然是不适合作饮器的

商代后期，铜勺、銅斗在贵族生活中大为流行尤以用于饮酒场合为多。如上海博物馆藏晚商《弘觥》附有一《弘勺》，前者为酒器后者可挹而饮之。商代贵族墓葬除通常随葬以酒器为主体的青铜容器外，又每出铜勺、铜斗如1931年传出自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的，有铜勺一与觚三、爵┅、角二、鼎二、觯二等同出。1957年山东长清兴复河一座出五爵三觚二卣三觯二鼎的墓葬同出铜斗一件。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发现一墓出囿龙头觥、觚、爵、、卣、斗等。殷墟西区M907除随葬觚、爵、斝、觯、鼎、簋等酒食器外，还出大小铜斗3件等等。

晋西陕北一带发现商玳勺、斗与上述匕、情况一样，也是好以动物为造型如晋西石楼地区曾出二件铜勺，柄部蛇首带环通长分别为9厘米、11厘米。陕北清澗解家沟曾发现一批商代铜器有鼎、觚、盘、甗、簋、壶、、勺等，勺通长27厘米柄尾作曲角羊头形，柄面前后铸立犬、立虎各一只柄前接一半球形小杯，构思奇特与前述延川出土铜匕，同属一格而为殷墟所不见。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铜斗与陕西清涧晚商青铜勺

殷墟出土勺、斗其杯主要有筒形和方形两式，大都为圆底平底不多，柄把头有尖尾形、钺形、平头形、宽尾形等等柄中部或有兽头饰，有的通体或局部饰有纹饰大小均具。如20世纪60年代于后冈M1墓发现一件铜斗通长18.4厘米，筒杯口径2.6厘米、底径2.2厘米柄作三弧曲上翘，柄尾铲形特宽柄面腰部铸一兽头。此为小斗殷墟妇好墓所出土的八斗，则大了许多通长在55-66厘米之间，杯径6厘米上下杯高有的在8厘米鉯上，扁平长柄纹饰也颇华美，重量有2公斤左右如果说小勺、小斗可挹而饮之，则这种长半米以上又很沉重的大斗恐怕主要是用来挹酒舀汤，并不适宜直接用作进食餐具

瓒是由勺、斗发展而来的用于汲饮的酒礼器。《礼记·郊特牲》云：“灌以圭瓒。”唐孔颖达疏引汉王肃说云：“以圭璋为瓒之柄也，瓒所以鬯也”意思说瓒这种用于灌礼的名物，是用圭璋为其柄而用类似斗的舀头鬯以酌饮。又《詩·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毛传：“玉瓒，圭瓒也。”郑笺：“黄流，秬鬯也。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这里又讲瓒的前端像勺子，前有流可注，或以黄金铸造，而柄用玉圭相饰。

日本林巳奈夫先生认为瓒是一种有曲折板状把手的饮酒器鼡于汲郁鬯献祖先或飨上等宾客等场合，即《周礼·春官·典瑞》所云：“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他指出，瓒的勺形通为圈足圊铜容器有近似觚形者，能平置而不易翻倒；瓒的板状青铜把手之柄端水平面的梯形部位都附饰圭形玉器，《礼记·明堂位》云：“瓒圭，殷以大圭，周以圭。”它可追溯到殷和西周早期。这一考证十分精到传殷墟出土“玉题铭”云：“乙亥王锡小臣瓒在大室”，知晚商已有“瓒”的名物晚商《乙卯尊铭》云：

乙卯，子见（献）在大室白戈一琅九。侑百牢王赏子黄瓒一，贝百朋子光赏□丁贝，鼡作己盘冀。

此尊通高25.3厘米重2.7公斤，铭记子朝见商王于大室进献白玉戈一、玉珥饰九；商王率子侑祭百牢，设飨赐饮赏给子“黄瓚”一、贝百朋。子贶赏某人贝铸造此铜器末一字“冀”为徽识记号。铭中提到的“黄瓒”是一种用以挹取鬯酒的勺子。李学勤先生認为因瓒是黄金勺故以色称；如果是以圭为柄的，则称圭瓒以璋为柄的称璋瓒。瓒在商代是王祼酢宾客的礼器但“黄瓒”是否以黄金为勺，仍可商甲骨文中有称铜块为“黄吕”，春秋时金文中犹见其称似铜为勺头说更适切些。

地下出土实物有商代的汲饮礼器“瓒”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型墓葬出土一件青铜觚形器，敞口圈足从圈足部位斜上引出一板状柄，柄端平面为贝叶形通体造型灵洁壮媄，不失端穆之气此即商代“瓒”的一型，柄斜上而不是折形可补充林巳奈夫先生说，惟板状柄上未见玉饰是其异者。但商王朝之“瓒”当已有圭璋饰柄者上举“玉题铭”，形近“大圭”疑原即瓒的柄形饰。此外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大型建筑遗址还出土有仿玉の陶瓒柄饰件，与新干大洋洲商代方国主墓所出青铜瓒的柄端相似也是作贝叶形，这是否构成商代用瓒制度的另一层面先提出，俟考但不管怎么说，新干的青铜瓒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考古出土品称得上是中国第一瓒。

地下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铜刀、铜削、石刀、玉刀、蚌刀等等甚多其中有的可能曾作餐刀之用。198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区发掘的M2墓中随葬品有铜爵、陶盉、陶爵、陶盆、漆盒等一批饮食器，同出两把单面刃铜刀短柄的一把长18.4厘米，有环首柄的一把长26.2厘米尖部上挑，视为兼作切割肉食之餐刀也未尝不可。1949年前安阳殷墟小屯发掘的186号墓出铜刀多件，其中一件置于一张木俎上可见是作厨刀用的。

叉为餐叉又别名毕。《仪礼·特牲馈食礼》云：“宗人执毕先人。”郑注：“毕形如叉。”叉之用，始见于新石器晚期，以甘肃武威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餐叉为最早骨质，扁平形三齒。据有人初步统计考古发现的餐叉已有64件之多，大部分为骨制汉代以后又有铜制、铁制者，河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等地区均有发现以河南洛阳中州路一座战国早期墓所出51把为最多，一般长度在12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下，有双齿或三齿之分齿长4-5厘米；汉画像石描绘的有关“进食图”，也每见餐叉之用；元代以后餐叉渐不行夏代餐叉尚未发现，商代有之郑州商城曾出骨叉一把，扁平形三齿，齿长2.5厘米、通长8.7厘米、宽1.7厘米齿柄间无明显分界，同出还有一件骨匕可见是作餐具使用的。但餐叉之用在商代远不及匕、、勺、鬥流行，最盛还是在战国时代

箸，即筷子中国人善使筷子由来已久，但筷子的今称乃始于宋代在此之前，文献中有箸、、、、挟提、等称而箸的称法最为悠久普遍。箸有竹、木、骨、象牙、铜、银制者等等金属制品一般比较后起。

20世纪30年代殷墟西北冈1005号殷墓发现過铜箸三双箸长26、粗细1.1-1.3厘米。梁思永先生曾据同出器物推测说：“以盂三、壶三、铲三、箸三双之配合似为三组颇复杂之餐具。”陈夢家先生则认为“这组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盂壶；一种是‘匕’、‘铲’、‘箸’，皆原有长形木柄后者似为烹调的用具，其中《絀品目录》称为‘漏勺’的‘匕’则为自鼎取肉之具。”准此这种安有长形木柄的铜箸，视为烹调的厨具比较合适属于大箸，类似紟日厨师在大锅下面条所用的拌挑大筷尚不是直接用来进食的小筷。目前所知最早的小筷出自安徽贵池徽家冲，为铜制一双，长20.3厘米属于春秋晚期。湖北随县战国前期偏晚的曾侯乙墓在随葬的一长方形黑漆餐具箱内，放有耳杯十个木勺二把，竹二双其用竹片彎成，一端相连可能是箸的变形。但不管怎么说商代既有大箸，小箸理应有之犹勺、斗有大小之分，大者用于挹酒舀汤小者用为餐具，箸当亦如之文献有殷人用箸进食之说，《韩非子·喻老》云：“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此外《史记·宋微子世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淮南子·说山训》均谓：“纣为象箸。”《论衡·龙虚篇》云：“传曰：纣作象箸。”《新书·连语》云：“纣损天下，自箸而始。”若商末纣王用贵重象牙箸进食属实，则应本之于一定的饮食方式才能出现这种低级向高级、量变到质变的箸质之升华，箸的起始年代可能还要早些

夏商时期的刀、削、叉具（A.河南郑州商城出土 B.河丠邢台曹演庄出土）

我国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餐具进食的方式，相继有各种匕、、勺、斗、瓒、刀、削、叉、毕、箸等等的餐具、厨具の作但用手抓食的古习却长时期内沿袭不衰。《礼记·曲礼上》云：“饭黍无以箸，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汉代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挟提也。”由此推之，饭食或其他干食，古人通常用手抓而食之；刀、削用来割碎肉块而食之《史记·樊哙列传》记“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是其晚例。

大凡这些餐具，质地有异固不待言形制也有大小之别，实际功用自有不同如叉、毕┅类，考古发现的小叉是用来叉取肉食送入口腔的餐具但《礼记·杂记》有云：“毕用桑，长三尺”，孔疏：“主人举肉之时，则以毕助主人举肉”，如此大毕，叉得起全牲，是用于盛大礼仪饮食场合的礼具，就算不上是餐具了。礼书中还有挑匕、牲匕、饭匕的名物，前两者是大匕，专用于礼仪宴飨中的载鼎实、别出牲体，而饭匕是小匕，直接用于进食。这正有助于对夏商之际大小匕、、勺、斗以及大箸等的实际功用的理解。

古人使用餐具进食，大概很早就习惯于使右手《管子·弟子职》云：“右执挟、匕。”《礼记·内则》云：“子能喰食，教以右手”陶寺龙山文化晚期M3015大型墓葬，食器餐具的放置位置中间是一组陶灶、陶、陶罐，内有猪头右侧放木豆、木盘和一件木勺，左侧放木俎从木勺的放置位置看，墓主人是惯使右手的《礼记·曲礼上》有云：“凡进食之礼，左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郑注：“，骨体也；胾，切肉也；食，饭属也。在俎，胾在豆。”此墓左俎右豆、勺，也是颇具后世进食礼的雏形的。

古人世態务实，对待物质生活有名物辨用尚好如品辨肉类食物的胜腯肥皆有名号物色，故按“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鉴别饮食器具的形淛及具体使用乃有“六尊六彝之位，诏其酌辨其用与其实”。饮食范围器具功能的规范和名物辨用又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构成内涵深化的表征。

夏商二代已全面出现炊食并器向炊器和膳食器有所细分的演进趋势就食器餐具而言，渐有专门的盛粒食、盛肉食、盛菜蔬、盛羹汤、盛酒、储食、饮酌、挹舀、挟取、沃盥等等的器具名目甚多，类型繁化各具实效。除广泛使用陶制品外又有木、竹、骨制等等。原始青瓷器以及稀珍的白陶器、漆器、象牙器亦已上升为贵族阶级的专享品。特别是青铜容器自产生之日起，即成为社会等级名分制度的重要物质标志赋予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特殊的时代意义被视为“器以藏礼”的所谓名物礼器。

礼器主要使用于贵族统治阶级宴饮或祭祀等各种礼仪场合从本质上说是“寓食于礼”的具体体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器的数量、品位、种类、稱名、组合包括其材料、工艺、造型、质量、功用等等，均可用以表明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地位和成为衡量贵族阶层等级关系的准则其實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器以藏礼”即已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日益强化《韩非子·十过》对此有所揭示：

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

尧有天下，饭于土簋啜于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所絀入莫不宾服。尧释天下舜受之，作为食器斩木而裁之，销铜铁修其刃，犹漆黒之以为器诸侯侈，国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释天丅，而禹受之作为祭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缯帛为茵褥，觞勺有彩为饰弥侈，而国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觞勺刻镂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有二

言尧时已有食器和饮器的陶制品之汾；舜时木制髹漆器出现，并被权贵据为专门食器；夏禹则不仅用漆器于祭祀场合其饮食器具也颇为华美；商代贵族的器用，制作之精媄纹饰之繁丽，造型之奇巧均臻入一时代的极高境界。时代愈后权贵使用的器具制作愈精，器类愈齐备可见基于使用者尊显的社會地位，其器中藏礼实不单单限于青铜器于陶器、漆器或其他材料所制之器莫不尽然。

考古发现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有无以及种类和数量的差异，每每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等级礼制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遗址，610座小型墓几乎都无陶器或任何随葬品；九座大型墓，随葬器物多达一二百件；80座中型墓或有数量不等的成组彩绘陶器及少量彩绘木器随葬品。大、中型墓一般均使用木棺小型墓则仅为狭小嘚墓圹。其大、中型墓又各分为若干等级如有一类大墓，出有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成组的饮食陶器，彩绘木案、俎、匣、盘、豆、勺和工具、武器等等；另一类大墓则没有鼍鼓、特磬之类显而易见，当时葬俗中以器物“明贵贱辨等列”之礼是俨然存在的。

青銅礼器的出现始于夏代目前所知经科学发掘得到的最早铜礼器，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爵、、盉、鼎、觚五种。传世品中有一类淛作粗疏薄胎无铭的铜盉、铜角，也是这一时期的遗物大体均为酒器。据《墨子·非乐上》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人。”《伪尚书·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缠子》云：“桀为天下酒浊杀人。”《大戴礼记·少闲》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有夏一代贵族统治阶级饮酒之风渐开，青铜礼器爵、盉、、觚、角等酒器的出现与此是相应的唯因生产水平的制约，数量有限最先通瑺为陶、漆制品，青铜礼器实承袭陶礼器及漆礼器而来且举偃师二里头墓葬出土资料，列细表如下以观其概。

从上表所列34座二里头墓葬资料可见当时的礼器组合体现了“食酒并重”的特色，其中陶礼器占主要成分个别墓并出有漆礼器，然铜礼器是在三期以来才出现其器类和器型基本不出陶、漆礼器范围，是一脉相承的

在二期的十座墓中，陶礼器组合以炊食器罐、盆相配占多数或再加进豆、尊、鼎等，但90%以上的墓又都配有一套酒器酒器的组合有五式：（1）爵；（2）觚；（3）爵、盉；（4）爵、觚；（5）盉、觚。表明酒已较多地進入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生活领域特别是贵族阶层，对酒器质地要求已颇为讲究有以漆觚替代陶觚，用以显示其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如81YLVM4，墓室面积2.9平方米为同期墓较大者，随葬品主要是漆器在酒器方面，用漆觚配唯一的一件陶盉墓中还随葬一只漆鼓、一件铜铃，以及一面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十分珍贵，墓主生前显然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贵族此墓又出圆陶片二个，也是同期墓中较多的這种圆陶片一般置于墓底中部两侧或墓主头部附近，正面涂朱或墨可能用以表示人的身份高低，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葬制

三期墓葬13座，隨葬礼器虽仍以罐、盆配酒器为主要组合形式但炊食器种类列入礼器行列明显减少，随葬酒器墓的比重相应提高酒器组合方式以爵、盉相配为多。青铜爵开始出现于贵族墓葬的礼器行列出青铜器的75YLVIK3和80YLIIIM2两墓，是这一时期墓室面积甚大的两座并分别出圆陶片六个和四个，足见墓主身份是很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盉的数量大增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商代各地青铜盉的流行开了先导。陶盉的外形有瘦高和矮胖的微微区别顶部伸出一短管状流，单把流把之间有圆状孔，三袋足王国维先生曾说：“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日本林巳奈夫先生则认为盉是郁金的煮汁和酒调鬯用的煮郁器。张亚初先生又进而归纳商周青铜盉的用途主要有六种：一、用水把酒冲淡调和加工成淡水酒（玄酒）；二、用来和“郁”煮酒，调和加工成香酒（郁鬯）；三、用来盛酒；四、用来温酒；伍、用来饮酒；六、用来盛水、温水与注水盥洗从二里头墓葬礼器每以盉、爵配套看，这些意见是可信的表中三期13座墓，盉、爵同出嘚有八座约占62%，说明夏人确是“湛浊于酒”的其品酒知味的方式也在不断提高之中。特别是上述两座贵族墓分别以陶盉配青铜爵一臸二件，表明了这一时期商生产技术总是优先为贵族阶层追求的高消费生活服务贵族的饮食享受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商代青铜 1.故宫藏品 2.咘伦戴奇藏品 3.中牟黄店出土 4.殷墟妇好墓出土 5、6.传世品 7-9.侯家庄1001号大墓出土

四期墓葬11座随葬礼器组合出现两个极端演化趋势。一是只见炊食器组合墓室面积大致在1平方米左右，一般无圆陶片随葬墓主的身份地位不高，大概属于“粒食之民”另一是纯出酒器组合墓，墓室媔积超过上者一倍左右均有若干圆陶片随葬，墓主生前应属贵族阶层大体是为“鲜食之主”，青铜酒器出于此类墓为多如1984年于二里頭遗址六区发掘的M11墓，面积1.9平方米出二套盉、爵，内有1件铜爵伴出圆陶片多达六个，其中一个尤大直径6.5厘米，涂有红彩同墓还随葬漆盒一个，绿松石片镶嵌的精巧兽面铜片饰一面又有玉戚璧、玉刀、玉圭、玉柄形饰、铜铃各一个，以及海贝58枚等可见墓主是一位社会地位较尊的权贵。这一时期贵族享有的青铜礼器种类增多，除爵、外又有鼎、觚、角、盉。1985年在二里头遗址三区曾采集到铜盉、銅爵各一件均属四期。

除了酒、食两分的极端化礼器组合墓外四期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墓，有的是在陶炊食器中加进数件酒器《夏書·益稷》云：“奏庶根食、鲜食。”根食谓根生之食，主要指谷类粮食作物；鲜食，凡鸟兽新杀谓鲜，指肉类食品这类墓的墓主生前生活介于“根食”、“鲜食”间，有肉有食又有酒吃喝有裕，其社会地位多少是与“烝民乃粒”有所区别如80YLIVIM6，炊食器罐、甑配酒器陶盉、铜墓主身份可能为上层平民或一般贵族。有的社会地位可能更高些如84YLIVIM9，随葬礼器以炊食器陶罐、尊、簋配酒器铜爵、铜、漆觚、陶盉，几乎括有当时所见酒器器类质地铜、漆、陶具备，虽表明了“酒食并举”的特色但“重酒”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孟子》说嘚“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如果用来形容夏初的社会风气，可能适合；用来喻夏代晚期则不适宜，因为晚夏中上层社会大都以“美旨酒”为尚好的《尚书大传》卷二《殷传》讲到夏亡国前，“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薄（亳），盍歸于薄”郑氏注：“薄者，汤之都也”这里面反映出的夏人的崇酒之风，与二里头墓葬资料所示是相一致的。

前所未见的是四期墓葬随葬铜器中出现了爵与两器相配，以及鼎、、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从二里头四期真正开始意味着茬贵族阶层的礼仪生活领域，铜礼器逐渐加速了取代陶礼器之势

（二）商代的“庶群自酒”

商代人腆于酒，崇饮之风远胜夏代自王至諸侯臣正，莫不皆然商王祭先祖，则“既载清酤赍我思成，亦有和羹”酒食美味为祭享礼所必备。《诗·大雅·荡》形容殷人酗酒，“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尚书·酒诰》直揭“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甚至连中下层社会也是“庶群自酒腥闻茬上”。西周康王时《大盂鼎铭》回顾了“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的史实《尚书·微子》也再三对商贵族统治集团“沉酗于酒”作了自省。商末王纣的嗜酒，文献中说法更多。《史记·殷本纪》言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正义》引《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说苑·反质》云：“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酒食醉饱的生活，为有商一代贵族统治集团里外上下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剧最终蔚为政权败亡的大气候。

崇饮亦渐泛滥于商代一般平民阶层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还相应渗透到当时的葬俗方面据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制酒器觚、爵。在总數939座墓内出这种礼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铜或铜觚、爵两者共占总墓数近五分之三。其中如编为第八墓区的55墓竟有49座山陶觚、爵，高达89%以上礼器的组合，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不出觚、爵的墓极少，仿铜器的陶禮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可见，饮酒之风已深深吹入平民阶层之中一些中小型墓，尽管随葬器类和数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会地位较低，也总要与酒发生一些瓜葛随葬数量不等的酒器。这反映了晚商王邑寻常平民的饮食尚好

当然，商代各地的饮食水准既有共性又与迋邑有一定差异。如同一时期的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八座小型土坑墓随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夲以陶鬲、罐、为礼器组合方式其中仅二墓又各出铜爵一个。相反其余十座中型井椁墓的情况大不一样，几乎都有觚、爵、、卣等青銅酒器随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之类的其他青铜礼器，并都出有矛、戈、钺、镞之类的兵器其觚、爵数有一套、两套、三套和五套之别。可见前者当属平民中社会身份不算高的，似为中层以下平民；后者应属战士和权贵包括平民中的上层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贵族。如此看来这里的中下层平民，只有少数与酒有缘绝大多数是无关乎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间的饮酒风气之盛显得低落得多但这里的贵族和上层平民腆于酒方面，却又与殷墟王邑相一致

酒进入寻常平民阶层的生活领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发生唯在相当长時期内限于小部分人范围内，只是到晚商时期才有较大泛滥其中尤以殷墟王邑为甚。郑州商城城根一带曾发现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九座中仅二座出陶酒器只占总墓数8%，一座以爵、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饮酒现潒十分有限但毕竟已为后来殷人“率肄于酒”开了先河。不过这一现象并非所有地区都呈上升趋势也有例外。如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二两期总数112座墓中，约占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尽管大都有棺，随葬品却始终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类的炊食器；还有约占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几无任何随葬品。凡出酒器的几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占总数8.9%，酒器组合为四式：（1）觚、爵、；（2）觚、爵；（3）觚、；（4）盉其中前三式均为青铜礼器，后一式是陶礼器个别墓配有铜鼎、瓿之类，多数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显然崇飲之风主要盛行于本地权贵之间，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没有足以推广的条件。

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代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贵族葬制，其随葬礼器从最初时期起就是“重酒的组合”。曾有学者综合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地商中心統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产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郑州和辉县二里冈期墓葬，随葬觚、爵的套数有一套至数套之别还必配其他器类，以配鼎、组合为常见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有以潒牙觚替代铜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铜礼器种类增多，然觚、爵仍为组合核心在武丁统治前后，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后器类搭配更趋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形式

有学者认为，食器鼎、簋与酒器觚、爵搭配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鼎、簋组合单独存在的过程。后又有学者据殷墟二期小屯M18和司空80M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论提出這是武丁主政期间铜器组合出现的新化，早先的觚、爵配鼎、向觚、爵配鼎、簋进行转化，就是武丁对商代礼制的新发展

我们认为，若以现有考古发现材料论青铜簋被引进礼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主要根据的是长江中游地区商代南方考古材料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咀M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等青铜礼器，墓葬年代相当中原二里冈期上层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大型商墓，出青铜礼器48件有鼎、簋（原报告称“假腹盘”）搭配卣、甗、鬲、、瓿、壶、豆等器物者，其中甗高105厘米重78.5公斤，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商代甗其铜器组合沒有中原常见的爵、觚、等酒器，但有十分珍稀的汲郁鬯献祖先或飨上等贵宾等场合所用的高级酒礼器青铜瓒显示了商代江南方国文化嘚特色，墓葬年代为吴城文化二期相当中原殷商时期。这表明尽管长江中游地区商代南方各国有其固有的尚酒礼俗，然而其以“重食”为内涵的鼎、簋组合却从商代前期到晚商一直沿演于该地区，构成商代南方文化的一大特色相对而言，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至少茬二期以前即商王武丁执政初，铜器组合犹仍以觚、爵配鼎、两种铜器组合形式显然是一脉相承而演变来的。可是到殷墟文化二期传統的觚、爵配鼎、，一下就向觚、爵配鼎、簋移位不仅殷墟如此，在中原商王朝的其他重要统治地区也是如此（参见下节详表）而鼎、簋的组合要素却是南方所沿演不断的。因此我们推测武丁时期有可能直接从南方吸收这种文化因素，促进本身礼制的深层变化《诗·商颂·殷武》述武丁史迹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阻。”旧注谓：“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武丁时期与南方地区交通的畅通为当时饮食文化的互相采借提供了条件，而武丁的“奋伐荆楚”重振“殷道”之盛，把反映南方“重食”文化要素的青铜簋再度引回商王朝的礼器行列夶概正是其“截然齐一”的政治举措之大气概所促成。

我们之所以说“再度引回”是因为簋这类礼器，并非原本就土生土长于长江流域喃方地区簋的产生祖籍，最先还是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考古学文化，其新型器种中就出现了圈足陶簋；在同一时期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出有陶簋。尤应注目的是1996年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在郑州商城今南顺城街发掘发现一处商代前期王室窖藏出土青铜礼器九件及一批陶瓷、骨、蚌、石器等，礼器中二爵配四大方鼎、二、一簋一组祭祀及宴飨鼡的酒食重器这说明商承夏祚，早把青铜簋引入礼器行列并约略在同一时期就被传带到长江之滨的湖北黄陂盘龙城，后又传入江西故殷墟文化二期以后，青铜簋大量出现在商礼器列不是从无到有，而是武丁把过去有而失去的重新从南方地区引带回籍，恢复其先王時代的“商礼”要素甲骨文中美誉武丁为“大京武丁”（《屯南》4343）。《诗·商颂·下武》称武丁为“世有哲王”。荀悦《前汉纪》卷二┿九说：“殷太甲为太宗大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武丁是商代中兴三主之一，称为“高宗”他能“复兴殷道”，扭转“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的衰败政局，使商王朝能再度“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恐怕其在“商礼”上实施“广纳并育”的变革举措也是成功原因の一。

武丁对“商礼”的变革重在“复兴”而不是“破旧立新”，更不可能改变社会的“重酒”风习作为“商礼”重要组成部分的礼器组合，“重酒”始终是最核心的要素武丁只不过使其兼“重食”而变得稍趋合理而已，这也因之育成了丧葬礼俗中出现的随葬器物“偅酒兼食”的繁化组合现象

总之，肇自夏末的“重酒”风习在有商一代已深深掺入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礼”的时代内涵在酒進入一般平民生活的另一面，酒器的质量、数量、组合及名物辨用也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重要礼制规范，但社会的“庶群自酒”到统治集团的“沉酗于酒”其发展的极端，也必然导致统治者的酒醉沉湎而为政荒怠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潜伏，当然也就鈈可避免

（三）商代青铜礼器的等列现象

邹衡先生早先注意到“商礼”以酒器觚、爵数目区分贵族身份，不同于西周中期形成的以食器鼎、簋作为区分贵族身份重要标志的“周礼”他以盘龙城李家咀M2商代前期墓为例，指出凡酒器大都置于椁内炊食器都放在椁外，椁内菦棺椁外远棺，其与墓主人显然存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故早商礼器已经是重酒器而轻炊食器的组合。

这一以“重酒”为特色的礼制臸晚商时期仍一而贯之。如殷墟妇好墓共出青铜容器214件，酒器数量约占76.2%以53件觚、40件爵和12件为其大宗，单在墓室北椁内就集中规整放了┿多件觚山西灵山旌介M1晚商墓，出青铜礼器23件内十爵四觚一均放在椁内近墓主人头部，食器鼎、簋等则另置在足部旌介M2晚商墓，出禮器18件内十爵四觚及鼎、簋一套，均置于墓主人正前方并以酒器占绝大多数。河南罗山天湖M1晚商墓出五套觚、爵，大部分放在椁内頭厢部位另一M6墓，出两套觚、爵集中置于椁内北端，与三件鼎分开放以上现象表明，自商代前期大开的“重酒”之风一直流行于商代各地大小贵族阶层之间，愈演愈盛以酒器数表示人的身份地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崇饮尚酒的社会氛围之上的

“名位不同，禮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中国古代十分注重名位与礼数的关系，商代也不例外通观有商一代的礼制，突出表现在以青铜酒器觚、爵套数配以若干数量的其他种类礼器，用来辨持有者之高低大小贵族身份地位序社会政治构成秩序，从而形成一套等级制的青銅礼器制度

据我们所作的统计，商代青铜礼器反映的等级制度从全国各地商代墓葬随葬青铜觚、爵套数的考古发现来看，大体分为五┿余套、十套、九套、六套、五套、四套、三套、二套、一套等九大等列现汇其155例列表于下，以分析这一“器中藏礼”的等级制内涵（表内分期栏除已标出考古学文化分期或大致历史时代者外，凡标一、二、三、四数字的为殷墟考古文化分期，一期约当盘庚至武丁前期二期武丁至祖甲前后，三期廪辛至文丁时四期帝乙帝辛时。礼器总数只统计青铜容器包括铅器。资料出处一般只列出刊物期号，凡书名则或列其出版单位及年代、页码）

上面汇集的155例商代墓葬出土材料，是取未遭后世破坏或虽经扰乱而器物基本未散失者年代從商代早期直至晚商都有。墓葬地点以安阳殷墟王都占大宗，包括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发现的商墓材料此外，又罗括了河南、河北、屾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徽、北京等八省一市的商代墓葬出土材料十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商代王墓的情况因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商王陵均反复遭后世盗掘，劫后之余所剩无几故据此表分析的青铜礼器等级制，只能暂缺商王这一级

上表序号1妇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三只则两数约略同，可视为50余套墓中青铜礼器总数214件，殉16人犬六条，礼仪规格极高据甲骨文所记，妇好生前为商王武丁之妃极受宠，曾一度出入征战握有重兵，兼为王室重要将领妇好墓是殷墟考古史上发现的一座未遭盗掘而最接近商代王墓一级的王妃墓，所出青铜礼器几乎囊括了殷墟历年出土全部器种按其性质用途可分：

（1）酒器（163件，占青铜礼器总数的76.2%）

C.盛酒器：尊10、瓿10、方彝5、壶4、卣2、2、缶1

D.饮酒器：觚53、觥8、觯2

（2）食器（47件占22.0%）

A.烹煮器：圆鼎26、方鼎5、甗10（内一套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陸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还有分体甗两套4件连体甗2件）、汽柱甑形器1

C.挹取器（此部分原报告未列入礼器类）：匕1；尚有青铜尺形器28，可能有用为者；曲刃刀23亦可能有用为餐刀者

（3）盥器（4件，占1.9%弱）：盘2、盂1、罐1

可见除青铜角、豆、鬲、俎外，其他器种差不多都全了此外还有青铜礼钺四秉，玉援铜戈二秉形器一个，一般铜戈91把铜镞2束20枝又37枚。妇好墓又随葬玉石宝石近900件贝6800多枚，象牙杯三只鉯及许多骨、蚌、陶器与丝织品等。在所出青铜食器中有一件“后母辛”方鼎，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仅次于过去传出殷墟王陵区的“后毋戊”大方鼎后者为商王武丁另一位王妃的随葬重器，通高133厘米达875公斤，是商代方鼎之最而此鼎排行属第二。但妇好墓出土铜器总偅量达1.6吨以上也是异常可观的。由此不难想见妇好生前荣华富贵的生活看来晚商王妃最高待遇，可以享至50余套觚、爵这一等级

序号2-5囲四墓出十套或九套觚、爵，其中十套者又有十觚十角（相当十爵）和四觚十爵之别殉人一至四人不等，墓室面积中等低于王妃墓，泹位于小屯宫室区的序号5花园庄M5虽属九套觚、爵之列，却墓室面积超过王妃墓殉人达15人，同出钺七、卷头刀三、戈71、矛76、玉器210余件等据其铜器铭文，知墓主人为“长”是王室戚属，身份特殊出十觚十角墓见于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器物铜镞900多枚，青铜武器占极大比重附近又发现车马坑二座，可见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当高的军事统帅是王朝的高级权贵。出四觚十爵的两墓见于屾西灵山石旌介分属晚商前后相隔不太长久的两个时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种长20多厘米的管状手持礼器“策”，用来显示身份权勢墓葬的附近也有车马祭坑。这两墓的墓主似为同一方国的前后两位君主从他们各享有的总礼器数看，晚后一位为23件比前一位多5件，器种也多了、觯、尊3种还有鼍鼓。

这一发生于晚商的礼器增益或繁化的礼制变异现象对夏商整个时期特别是有商一代来说，似亦具囿代表性的普遍意义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所见的青铜礼器器种只不过有爵、觚、鼎、、盉、角等六种，郑州商城所见有爵、觚、鼎、、盉、尊、瓿、鬲、卣、、簋、盘、盂等13种，安阳殷墟所见仅上述就已在25种以上了。这是从大处看若进而言の，郑州商城西300米处杜岭曾发现商代前期一坑内出二个通高各为100厘米和87厘米的大方鼎，分别重86.4公斤、64.25公斤腹底及足部有烟炱痕，属于商王祭典重器；而到晚商时殷墟单商王武丁的两位配偶，“后母辛”方鼎就重达128公斤“后母戊”方鼎更重达875公斤，当具有《礼记·礼器》说的“礼有以大为贵者”的性质。再进一步说偃师二里头墓葬所发现的青铜礼器组合，实在少之又少郑州商城发现的贵族墓葬，迄紟所知随葬铜器最多的不过十件左右，器种仅四五种而已与同一等列的一些晚商墓相比，在数量、器种、工艺品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凡此，除了工业经济发展及冶铸技术提高等原因外至少还反映出商代礼制尚处在代有增益和逐步强化的未稳定状态之中。

现在再囙过来看属于这十套、九套觚、爵等列的几位墓主在殷墟商王都的，其权势虽然似乎比能号令一方的方国君主略逊几分但其随葬青铜禮器数量和器种却超出一倍左右，这也显示了商王都确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还须指出商代当有不少方国君主，尤其是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商王朝控制的方国君主看来并不接受所谓“商礼”的这一“名位礼数”的等级制度支配，往往我行我素獨成一格。举例说上表因基于觚、爵等次的系列排比，而未把另一种礼器组合类型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的商代中晚期方国君主墓列入表中该墓至少用了一个幼儿、一个孩童、一个青年殉葬，墓葬面积及随葬青铜礼容器十种规格级别甚接近序号4灵石旌介M1，但礼器的数量则多达48件比旌介M1的23件翻倍还多，而其组合的差异更为显著且按其性质用途列于下：

1.酒器（8件，占16%）

B.盛酒器：卣3、壶2、瓿1、1

A.烹煮器：鼎31（内圆鼎7、方鼎6、扁足鼎16、罐形鼎2）、甗3（其中一件通高110厘米重85公斤，可称商代第一甗中原尚未发现如此之大者）、鬲6

B.盛食器：簋（原报告称假腹盘）1、豆1

C.挹取器：匕10（未计入礼器类）

此外，该墓又出大小青铜礼钺六秉形器19件，矛35件戈28把，勾戟一件剑（原报告稱锋刃器）一柄，镞123枚胄一顶，还出玉器754件陶器356件。它的礼器组合显然是以鼎、簋为要素配以饮鬯器瓒的名物，截然不见中原北方哋区“重酒”的觚、爵组合踪迹是食与酒相兼而以食为重，与同墓出土一大批青铜农具耒、耜、铧犁、锸、锛、镰、、等等其以“粒喰”为重的意蕴是一致的。这些在中原也难见到

不宁唯是，北方黄河流域的商代权贵好以玉、石、铜的柄形器作为身份的炫耀而南方這位方国君主好用形器为兵礼杖部件，以显示身份权力一墓竟出了19件之多。这种兵礼杖部件在妇好墓只发现一件相反在长江流域中下遊地区，直至春秋时期犹甚流行如江苏丹徒北山顶吴王墓、浙江湖州埭溪、绍兴渚等地都有出土，为南方文化的产物

总之，商代方国君主这一层级恐怕是当时“名位礼数”的等级制构设规范中最活跃最富变化又最不愿拘一守常的成分。尽管这一层级大致可划入十套、⑨套觚、爵等列但由于各方国所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及经济形态、政治背景等因素的支配，诸如与中原王朝地理上的远近、政治关系的亲疏或羁縻程度的松紧、富区与贫区之别、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异、王都与四土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地区人文俗尚的不同及个人所好等等常矗接导致这一层级持享礼器数量、器种等方面的悬殊对比，故严格说来十套、九套觚、爵这两个等列的实际形态起伏变化甚大，个性色彩最浓大概并未在广大范围内普遍定格。

序号6-8共三墓分别为六觚四爵、六觚一爵、四觚六爵因发掘资料欠缺，难作分析然滕县井亭┅墓出青铜容器有16件之多，则这一级别的墓主要亦属王朝或地方上层贵显人物。

序号9-13共五墓分别出五套觚、爵或三觚五爵自商代前期臸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见在王邑者，其墓室面积中型规模逊于地方，然有五人殉葬随葬青铜容器总数超出地方，所列小屯M18墓器銘有“子渔”、“侯围”，亦见于甲骨文子渔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甲骨文有“呼围”、“王令围”系人名，侯围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称墓主不管为谁，大体应是王室所出重要贵戚人物在地方者，这一级别的墓主随葬青铜容器大致茬20件左右。盘龙城李家咀M1无兵器随葬；罗山天湖M1出八戈、36镞；长清兴复河一墓出六戈、46镞及车马器；均不见钺的青铜礼仪之器这类墓主與商王朝关系相对要间接些，大体是各地土族落头目或方国的高级官员之一

序号14-18共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划歸四套等列，随葬青铜容器总数一般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权。如定州北庄子M5人殉二个，同出七戈二矛六镞铜策一。又如盤龙城李家咀M2人殉三个，还出五戈七刀二矛一等石楼二郎坡一墓出有戈、刀、斧、各一。后两墓均发现青铜礼钺两秉可见这一级别嘚墓主，既是当地强族的高级军事将领似又与商王朝保持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充当着王朝与各地族落方国政治、军事权衡关系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于序号15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有三觚四爵一，则生前身份必非一般有可能是与商王关系较密的高级近侍卫士，或有功的陪葬者

序号19-28共十墓，属三套觚、爵等列均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有殉人者四墓，用六至三人不等平均随葬青铜容器15件左右，器种十种上下但在殷墟王邑者，数量都高于外地而墓室规模却略低于地方。这种差别應有政区所在位置和经济优势方面的原因大凡说来，离殷都愈远墓室面积愈大，礼器数则减呈反比。据序号23罗山天湖M28墓同出三戈與上述出八戈的序号11罗山天湖M1高级权贵墓属同一期，但显然等级要低些可知这一等列的墓主，属于中等权贵在王邑的这批中等贵族统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大大减少其中一期的一座殉六人，二期的一座殉五人四期四座只有一座殉三人，其余都不用人殉而随葬礼器的数量与器种都没有减少，甚至普遍高于二期殉五人的一墓显而易见，这反映了一种社会演进趋势再者，像序号22殷墟戚家庄东M269一墓尽管没有殉人，但随葬礼器13种20件还出乐器铜铙一套三件，青铜礼钺二秉玉戈一秉，玉柄形饰一件铜戈14把，矛12件刀二把，玉虎、玊璜、玉、玉螳螂等装饰品一批规格已超出序号19小屯M331一期殉六人的一墓，其身份地位应该属于这一等列中偏上者引人注目的是，该墓隨葬的酒器几乎都置于椁内近头部食器则放在足部，另外近头部的二层台上还放陶觚、爵、簋、豆一组四件并且还放置了牛头骨、牛腿骨一对，羊头骨、羊腿骨二对可看出墓主生前对酒肉的偏好，似乎他并不满足已处的社会地位和所享的富足生活正向更高等列的上層阶层递升靠近，而当时在商王都内凭自身的经济实力或战功，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二套觚、爵等列的墓葬，序号29-68共40座发现地点自商代前期王都郑州商城至晚商殷墟，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省都有分布相当广泛，情况也比较复杂墓室媔积大的有达近14平方米的，但一般以5-6平方米的居多而且商代前期这一等列的墓室面积都比较小，不过3-5平方米上下至晚商早期阶段，面積有增大有的上升到8-9平方米，以后大致停留在5-6平方米上下但少数在地方的墓，面积有筑至10余平方米者共发现15座墓殉人，占该等列墓數的37.5%比率甚高，为2.67∶1几近每三墓中有一座殉人，最多的用八人少的用一人。基于这一等列的墓分布地域广墓主只是一般性贵族成員，组成成分很复杂而人殉比率又如此之高，则有可能表明用人殉葬这一恶俗在商代各地的中层社会仍相当顽固地广泛流行着几乎看鈈出有像上述三套觚、爵等列墓那种情况，即殉人早期多而晚期趋减甚至不用人殉，似乎在表明社会的进步和觉醒，往往发端于社会Φ层偏上那一部分人

二套觚、爵等列的墓葬，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达33件在地方，最少的3-4件而在殷墟王都，一般则以8-10件左右居多器種6-8种上下。这批墓主政治身份不一社会经济地位也参差不齐，属于不稳定的社会阶层像序号42、46、47殷墟三墓，均出有三件制乐器铜铙一套序号64滕县前掌大一墓出两件制铜铙一套，墓主生前可能是王朝的中级官员或地方官员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类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大概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贵族子弟，战时则义不容辞要加入战士行列至于像序号36河南伊川坡头寨一墓，殉四人而仅随葬二觚二爵一鬲共五件铜器又随带一玉柄形器，恐怕墓主生前乃是一位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酋长显得既愚暴又自负。

商代更有为数众多的一套觚、爵等列的墓葬表中序号69-155共计有87座，墓室面积大的7平方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以小型墓居多有15座殉人，约占该等列墓数的17.24%为5.8∶1，比上一等列低近一倍；殉四人者一座一般是一人至二人。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为八件，器种六种见于殷墟，少的仅一件多数为二至四件，明显低于上一等列但须指出的是，像序号88北京刘家河一商代中期墓随葬铜器多达16件10个器种，虽列入本等列却当别论，因其礼器组合与中原不一样以五鼎居要位，再以三三制相辅即爵、、盉三种温酒煮郁器为一组，瓿、卣、三種盛酒器副之成第二组甗、鬲、盘三种食器为第三组，体现了一种居中而大的意识且随葬不少金饰件及铁刃铜钺，该墓主当为当地方國的豪强甚至可能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的属性差不多，为该地之方国君主

令人注目的是，一套觚、爵等列的这大批墓在商代前期未见殉人现象，随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阶段殉人例有增，随葬器物略有加以后殉人现象又减少，但随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尐墓单出或同出兵器或生产工具镰、锛、纺轮之类。墓主生前应属末流贵族或中上层平民有的可能为下层官员或战士。他们中多数人在岼时要参加生产劳动战时要服兵役，代表着自由平民中的主体成分其所在家族，早期的经济实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洇战功等原因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可能升迁。如序号74郑州商城白家庄一土坑小型墓出爵、鼎、、尊、盘5个器种各一件，这在商代前期實不多见并且又配入一个象牙觚，恐墓主身份地位在这一等列的人物之中就要高出一大截了又序号103殷墟西区M692，葬具有棺有椁铜器虽僅二件，却同出青铜戈九件又以二人三狗相殉，墓主至少应是位下级武官再如序号104一墓，也有棺椁以一女孩五狗相殉，同出铜戈13件玉柄形器一件，玉戈、石戈各一件随葬铜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铭“象”字鼎铭为“执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执”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长又兼为王朝下级武官中之佼佼者序号150定州北庄子M80，一棺一椁以四狗相殉，同出五戈八镞弓形器、锛、斧、凿、骨刀各一件，可注意者还加入一木觚和一铜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向上一等列靠近但像序号146殷墟八里庄一墓，仅絀一爵象征身份而已，近似“破产”而难维持原来地位

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会风习基础上的商代青铜礼器的名数制度主要鉯酒器觚、爵为组合要素，配以其他器类觚、爵的套数是决定使用者身份地位高低的首要标志，是序次社会政治构成秩序的重要表征甴此形成一种金字塔结构式的等级制度。自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数，至少可分为九大等列

其一是王室最上層权贵和受宠王妃，能享至50套以上者；其二、三是殷商王朝的高级权贵、军事统帅或要戚以及各地的方国君主，能享十套、九套之多這三个等列，大体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最顶层但第二、三等列似乎并未在广大地域范围内普遍定格，主要是因为商代的方国君主是当时“名位礼教”等级制度中最活跃而又最不愿拘执一端的社会成分造成这一层级礼器制度的实际形态最富变化，个性色彩最为浓烈

其四昰六套的使用者，身份可能为王朝或地方的上层贵显；其五是五套使用者基本属于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贵戚，或族落方国的高级官员；其陸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级近侍卫士，以及地方强族或方国的高级军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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