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帐下“四大金刚”之一，成为开国第一少将
在1955年授衔时，十大元帅中，以朱德居首；十大大将中，以粟裕为尊；上将、中将，则以萧克、廖汉生为第一；那么，开国第一少将是谁呢？ 此人名叫解方，吉林东丰县人。而且，解方将军早在国民党军中就曾官至少将，因此又称“双料少将”，在近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解方早年求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毕业时，力压日本军界群英，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因有反日活动，被校方降为第三。回国后，解方迅速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名列帐下“四大金刚”之一。 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起初，杨虎城还有些担心：如果兰州的51军按兵不动，将功亏一篑。但张学良说：“有解方在，保准万无一失。” 果然，当51军参谋长刘忠于举棋不定的时候，解方毅然举起义旗，极大地支持了张学良的西安事变。 在我军中，有不少人有“智将”之美誉，解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彭德怀称为“小诸葛”。 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奉命攻打长春，敌军困兽犹斗，企图突围。第一兵团司令萧劲光、政委肖华、参谋长解方商量对策，因敌军实力不容小视，如果倾巢出动，很难抵挡，最后解方提出了一个“梯次反突围方案”。即将包围圈分成三个梯次，第一梯次消灭一部分敌人，放行一部分；第二梯次再消灭一部分，放行一部分；到第三梯次，再全部歼灭。 此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敌军突围的难题，层层筑坝，层层分解，司令萧劲光拍案叫绝：“老解就是有办法！” （图：彭老总旁边即为总参谋长解方）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总司令为彭老总，总参谋长即为解方，足见毛主席和彭老总对他的器重。而解方也不辱使命，将敌我双方的实力琢磨得一清二楚，每次战役打响前，彭老总都会听听他的意见，否则，绝不会贸然开战。 1951年8月，彭老总准备打响第六次战役，当时解方正在外地，彭老总就专门给他发电报，问他适不适合开战。解方想了整整一夜，最后回电说：“当前敌人已有强大纵深的强固设防，又是现代的立体防御，是不可小视的。如我们以现有力量和装备进行攻击，其结果有三：一为攻破了敌阵，部分歼灭了敌人；二为攻破了敌阵，赶走了敌人；三为未攻破敌阵，而被迫撤出战斗。不管哪一种结果，伤亡和消耗均会很大，尤其后者对我是很不利的。相反，如敌离开他的阵地，大举向我进攻，我以现有的力量和装备是可以将其打垮，而求的部分歼灭的，代价也不会很大。” 彭老总看后，果断地向毛主席请示，停止发动第六次战役，从此由运动进攻战转为阵地防御战，积小胜为大胜。 到了1953年，美国人觉得实在打不下去了，于是重新坐下来跟中国人谈判。但美国人又觉得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实力那么强大，只是陆军打不过中国的志愿军，如果让了步，就太委屈了，于是就抓住这一点，想让中国人先做出让步。 中方谈判代表即为解方。解方一听美国人开口，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于是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 （图：解方与朝鲜代表南日将军，在去跟美军谈判的路上） 但美国人还是不服气，说：“我们只是陆军输给了你们，如果把足够多的海军和空军都运过来，我们相信一定能赢下这场战争。” 解方爽朗地笑道：“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 这一番话，让美国人哑口无言了。其实美国人自己心里也知道，战争绝不是简单的军事实力对比，即使把海军、空军都运来，也不一定能打败极善于用兵的中国志愿军。 最后，无奈的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只得同意签字，并留下了那句名言——“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众所周知，彭老总脾气暴烈，动不动就爱训人，挨过他训的人不计其数，但对解方，彭老总却一直尊敬有加，终其一生也从来没有训过他一句。 有一次，造反派想批斗解方，说他是旧军人出身，底子不纯，彭老总大怒，高声说：“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彭德怀，还有朱老总、贺龙、叶剑英，哪一个不是旧军人出身？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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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就、可以释”能”、“迎”之意解。会、可以释”合”之意。可以认为:一言不含能合打起来。”就会”一般都是通俗口语。用”会”使语句繁叙。”他两只要一言不合就打起来。”语句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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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随着岁月的流失，上了年纪的人越来越关注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把近年里发表的一些文章汇集起来组成一篇。这些文章有的是内部人士所写，有的是敌对派学者所写，有褒有贬，有对有错。请读者在阅读时自我分析。但总的对比之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任何政党都是犯过错误的，但也会改正错误。如果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善于改错的国家，那么我们就能正视这些不光彩的过去。当然，历史更多的时间是光明、美好向上的，人类不能因为自己年幼时的浅薄和狭隘，而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所以，今天要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对自己党史的研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代取得新的成绩和胜利。]
文革中一些中共高层政治人物的命运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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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124219.aspx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1】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2】
　　　由此看来，朱德在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 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3】。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4】。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和]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和]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5】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和]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7】。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和]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和]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做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和]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
历史解密：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他俩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此番定论一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切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主席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免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信中这样写道：“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就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作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1965年，毛泽东为何突然召见被关了6年的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彭德怀分手。直到一九六五年彭德怀去四川“大三线”，彭一直寄住在北京西郊挂甲屯的吴家花园。这段时间里，背后长着“反骨”谁都“难团拢”的大将军，日子过得相对平静。党内上层的一些事情，彭不仅插不上手而且连嘴都插不上了，己经是一只没有什么力量的“死老虎”。
&&&& 一九六五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己经暗地里派他的亲密战友和夫人江青秘密地在上海，安排布置姚文元炮制批判文章《评新偏历史剧〔海瑞罢官〕》。尽管当时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可能连姚文元都不很清楚，但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彭德怀。 这边已经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了。然而，每天种菜养花侍弄地的彭将军是听不见那一来一去很可怖的声音的。挂甲屯离上海太远了，和近在咫尺的中南海同样离得太远了。
&&&&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彭德怀突然被从前的老战友当时的伟大领袖召见。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可能不仅彭本人没有想到，党内的一些高干也不可能想到。虽然我们无法看见被困已久或者说已经委屈了六年的彭见到毛时的神情，也无法了解两个人见面后都说些什么。但从一些档案和资料以及回忆文章上可以了解到，毛的这次召见让彭仿佛重见天日。 如果重现毛、彭当年见面时的情景，不知道今天的编导们该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镜头?
能够想到的是：毛、彭热烈握手，令人感动的相互问侯，毛虚怀若谷坦荡豁达的领袖风范。面对一个当年激烈反对过自已的人，一个当众骂娘，几十年“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人，一个“里通外国的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反党集团的头子”，领袖的问寒问暖一定会让今天的一些人感动的热泪盈眶。
&&&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 十三日这一天，中南海的丰泽园里，彭德怀可能非常激动。毛泽东的一些话让谁处在彭当时的地步，可能都会激动。 “昨天下午接到你的来信，高兴的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谈谈吧。” 毛泽东的这段话提供了这样几方面的信息：一是彭在这一年又一次给毛写了信，只是不知道彭在信里都说些什么。但肯定不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那样言辞激烈了。二是毛泽东接到信后很高兴。估计情况看到一个让人头痛的老对手服了软，心情可能很好。三是在场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人，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不久后将遭到沉重打击的人。 毛泽东接下来的一段话就更有意义了。“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 这段话的核心是恢复名誉。 如果这时彭德怀激动的还没回过劲儿来，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又发话了：“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的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毛的这番话尽管没有完全承认当初彭是对的，但在当时己经很不容易了，毛不是轻易认错的人。
&&& 为了让彭更放心，毛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积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分柝一下毛的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的话就是党的政策。我反对你时你就得下台，谁说也不好使。我高兴了让你重新工作，谁反对同样不好使。至于说“知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己经是一种威胁了。毛的话在当时谁敢不同意。彭不就是不同意毛的做法，才一撸到底一关就是六年吗?&
&&&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接到彭的来信为什么高兴的睡不着?
三年前，彭也给毛写过信，为什么就石沉大海了呢?而时至一九六五年，毛为什么突然召见了彭，而且还让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陪着，一谈就是五个多小时呢? 此时，这四个人都不知道毛在上海的一系列背后动作。而且毛还数次亲自批改姚文，文章的矛头就是对着他面前的这个人一一中国*内的“海瑞” 一边是偷偷摸摸暗中布置批彭文章，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一边是嘘寒问暖，花言巧语。这些是很让人迷惑的。至今还有人对这段历史高谈阔论，大讲毛是准备为彭平反的，毛是虚怀若谷的，只是受了“四人帮”的欺骗。事实真是这样吗?以毛的雄才大略和洞察秋毫的政治精明，一些党内的“老对头”都不得不服气。几个乳臭未干摇笔杆的娃娃，以及那个政治泼妇就能蒙蔽得了吗?毛不同意批彭，姚文元长着几个脑袋敢如此大胆?
&&& 一九六五年的一些事情，一是没有为替毛辫护的人留下一点制造谎言的空间。二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一、当年放彭去大三线，真是准备为其平反，恢复名誉吗? 二、毛对彭是虚怀若谷，坦诚相待吗?
三、毛为何一面准备批彭，一面又安慰彭? 四、为什么让刘、邓，彭真陪同? 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今天看来，毛当时内心深处的主要敌人早已不是挂甲屯里的彭德怀了。他的主要敌人正是陪同毛召见彭的另外三个人。一个是他曾钦定的接班人，但现在已经不听话，还敢顶嘴的刘少奇。一个是开会离得远远的，而且还想让毛“好好休息”的邓小平。另一个就是“针插不进，水不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掌门人彭真。
&&&& 一九六五年，刘少奇在中共党内还是很有影响的。而“反右”、“大跃进”、“三年大灾荒”，让毛的威信一落千丈。很多党内的高干己经对他敬而远之，不然，毛也不至于发表一篇文章跑到上海去搞。从当时的形势看，倒刘，毛还不是胸有成竹。虽然盘算了很久，但心里还是没底。刘能不能一下子打倒?刘会不会联合党内的势力起来对付他?西郊挂甲屯里的那只“死老虎”会不会重新虎啸?最让他担心是刘、彭合手。因为刘曾说过让彭重新出来工作。如果在刘的手上让彭出来，无疑是刘在抽毛的耳光。 恰恰这个时侯，接到彭的来信，毛能不高兴吗?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召见彭，真是一箭四雕。一是将刘、彭分开。二是安抚住彭。三是凸显毛的大度。四是稳住刘、邓。其中最狠的一招是分开刘、彭，以便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
&&&& 只有这样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彭就被重新揪回北京惨遭政治*。 可怜的是，直到这时彭还是没弄明白自己问题的实质，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揪来北京未宣布罪名，这是我六十几年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我工作上的缺点不少，革命方法上也犯过个别错误，但我问心无愧。在任何风险危机关头上，我没动摇过，我诚不知要我交待什么罪行……”&
&&& 这里可以看出彭的糊涂了，离近一点，他不如国民党的陈仪，离远一点，他不如明朝的那个真海瑞。真海瑞把皇帝看得透透的，上疏时早把棺材准备好了，而彭将军当年没等下山就己经投降了，只是毛泽东没像优待国民党的俘虏那样优待他。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彭又给毛写了一封信。信在最后说：“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但不知毛泽东这回还会不会高兴的睡不着了?很可能这会儿的毛泽东连看一眼彭信的兴趣都没有了，因为这时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己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彭己经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聂荣臻林彪关系揭密
&&&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
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
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东一下台，不外乎朱德、彭德怀上台，他们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到了那时，就不是总司令指挥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总司令了。
可是光用自己的名义写信，觉得份量轻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严词拒绝。聂荣臻劝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狂妄的林彪，哪里听得进半句。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5月11日夜，毛泽东看了林彪的信十分恼火，心想：“简直利令智昏，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他拥护彭德怀也不是真心，是想让彭德怀当曹琨，他自己作吴大帅。”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委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和林彪。在讲到军队内部问题时，毛泽东话锋一转，面色十分严肃地说：“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他最近提出了“不走琴背而走琴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央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琴弦，谁还愿走那个琴背……战士有这种想法，不奇怪，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林彪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毛泽东望望低着头、面色苍白的林彪，痛斥道：“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毛泽东对林彪是厚爱的，批评时总带着长辈对晚辈的口气，和严师益友的语态。一方面是语言上的严厉，一方面又是行动上的宽容甚至纵容，不断地给林彪委以重任，这个狂妄“无知”的“娃娃”终于在温都尔汗给毛泽东来了个彻底的亮相，走向了毛泽东对他的期望的反面。&
1936年5月，中央调林彪到红军大学当校长，任命左权任一军团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仍任政委。分别前，聂荣臻和林彪互相征求了意见。红军东征时，十五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再加上他们是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都不多。那时，毛泽东打电报来，要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到下边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下面的同志也都反映有困难，有的连队也不充实，编制不全。聂荣臻当时也想不拨或少拨一点，后来就打电报给毛泽东，请求免拨。5月14日的大相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军团的主要缺点是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林彪却一声不吭，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
现在，林彪要走了。聂荣臻觉得事情反正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看他在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成绩，就没有向他提出来上面说的事情，这也是聂荣臻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的一贯做法。不想林彪对过去的事情并非既往不咎，而是耿耿于怀。林彪对聂荣臻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聂荣臻回答说：“你这个说法不对。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我们之间争论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你现在要走了，现在又扯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还是等以后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庐山真面目&
事实上，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扯的问题的确扯几天也扯不清，因为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充分暴露出来。&
延安整风时，贺龙的爱人薛明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革”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时，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作了检讨。罗荣桓很讲原则，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拒绝。&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文革”期间，林彪终于有充分暴露自己的性格“原形”并且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
聂荣臻等一大批老同志和林彪都有原则分歧，也逐渐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和信任，聂荣臻等元帅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培养，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一名，这事实上已经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说三道四也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个人野心借“文革”之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批老帅就难免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日，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将矛头直指聂荣臻元帅。从4月1日起，应该发给聂荣臻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聂荣臻对秘书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4月7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真相，并要求面见毛泽东。10日，周恩来要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泽东在聂荣臻写来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文革”期间，毛泽东经常这样亲自站出来，用自己这把“老骨头”来担保一些老同志，仿佛一个上了年纪的父亲，面对自己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操起棍棒要打自己多年来的老朋友的儿子，只好无奈地站出来以自己的身价担保，这是何等地纵容啊！这种纵容由来已久，本身就是一个谜团，成了林彪唯所欲为的一种保护伞，同时，它为聂荣臻等一批老帅看清林彪的真面目设置了一层弥漫的烟雾，至少也从客观上延长了看清其真面目的时间……
政治元帅聂荣臻
&&& 一旦问起聂荣臻元帅，老人们的嘴巴都变得不那么利索了，有的因为激动，有的因为难言之隐，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一两句能够说的清楚的人。龙书金老人说：“聂帅老谋深算。”刘忠老人说：“聂帅政治思想强，人也儒雅，儒雅中透着政策。”黄荣海老人说：“聂帅是一言难尽的，说起他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杨绍明转引杨尚昆老人生前的话说：“用毛主席的原话评价就是，聂帅一生唯谨慎，叶帅大事不糊涂。”
我试图用老谋深算或者谨言慎行来形容聂荣臻，但是，都不能很好的评价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帅，所以，我选择了政治元帅这个题目，多少能够表达出我自己的一点感受。
十大元帅中说到政治元帅，首先要想到罗荣桓，他是毛泽东亲定的我军政治工作的榜样，而聂荣臻虽说也做过很长时间的政治委员的工作，似乎还没有谁把聂荣臻和政治完全划等号，似乎这个政治元帅叫的有些唐突了，然而，我们不妨慢慢的在聂荣臻的人生轨迹中寻找政治元帅的注解。
聂荣臻参加过我党早期的三大起义中的两个，三大起义泛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这三次起义几乎囊括了开国的十大元帅的发仞。而一身参加两次的在十位元帅中也只有聂荣臻一个人。根据《周恩来年谱》披露，周恩来曾经向党中央亲自建议允许聂荣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以后中央组建七人成员的中央军委，聂荣臻担任参谋长，这位少共出身的聂荣臻还曾经是中央特科的主要成员，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聂荣臻在十大元帅中是公认的人缘最好的一位，罗荣桓虽也说是长者，但是，晚年和林彪的冲突是有目共睹的，以致于林彪公开讲：“林罗要分家。”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说：“聂帅在军内就像陈云同志在党内一样。”
唯一曾经和聂帅关系比较紧张的是陈伯达，据说这也是一个讹传造成的，文革中，聂荣臻和叶剑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半开玩笑的说：“我们这也算是糊里糊涂的进来，将来是不是要糊里糊涂的出去呢？”叶剑英问他为什么叫“也算是”，聂荣臻讲了他在顺直省委工作的一段往事：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
这件事本来是聂和叶之间的闲聊，不知道什么原因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