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科学界的深思:中国为什么没有数学界诺贝尔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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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诺贝尔奖的思考
姓名:武成
中国,本是一个文化古国,有着自己的文化底蕴。自然,一时间接受不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诺贝尔奖则是西方技文、化所的象征,所以中国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适应。但是中国会跟着全球化的大部队,努力吸收西方的的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进科技、文化。
诺贝尔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在硝化甘油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日,诺贝尔在意大利逝世。逝世的前一年,他留下了遗嘱,设立诺贝尔奖。该奖于日世界环境日之际首次颁发。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出,将部分遗产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
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5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所以诺贝尔奖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相当于体育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在体育界的影响,甚至更大。所以,如果有一个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是值得高兴、值得庆祝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科学文化传统,而每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传统也都有其精华与糟粕的部分。一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传统,对于本国创新能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获得诺贝尔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我国历史情况看,科学文化传统有不少好的方面,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确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之处。这也许是我国冲击诺贝尔奖中的一个不够有利的因素。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但对于我国科学文化传统上的不足和缺陷,应客观地认识并正确地对待。
我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有名的“贞观之治”,盛唐时期仅吸引来长安的日本留学生就达五六百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和谐、求是等思想,对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也有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举世公认。谈及中国科学史,不能不提到一个英国人,他就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37年,他招来了3位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后来成为我国研究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的主要负责人)、鲁桂珍和沈诗章,他们的聪明才华令李约瑟惊叹不已,并开始向往有着古老文明智慧的中国。他当时已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却努力学习中文,在后半生不惜放弃自己的专业,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他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在元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对科学技术不重视,多少年流传的说法都是把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置仅高于要饭的。长期的科举制度严重干扰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最近四五百年,特别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不仅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而且与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使得中国积贫积弱。在世界发展的洪流面前,中国明显地落后了!
从世界科学发展看,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才100年左右的时间。那时,科技革命已经在欧洲蓬勃兴起,诺贝尔奖已开始吸引世界的目光,而我国还基本上没有现代科技,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所大学。有人统计过,那时懂得微积分的全中国不超过10名。100年间,中国饱经沧桑,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前,世界列强对中国的蹂躏,无休止的战乱动乱,带来至今难以抚平的创伤。
我们往前看一看古代中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比较。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理论比较接近。中国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结为阴阳、八卦及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腊人则认为是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四因”,实质上都是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实物演变发展而来的。但发展结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并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形成了自然科学理论;而我国则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终究未形成以有控制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推理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技术。
从中西方文化传统比较看。西方文化倾向于具体、精确,表现为严密的逻辑思维,有良好的求异、求新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表现为直观的、类比的形象思维方式,思维缺乏逻辑和数学的传统,模糊而不求精确,而且功利主义比较严重,不够注重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导致了科技缺少应有的地位,并且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的影响最大。儒家文化的保守性,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国300年来不易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思想的“守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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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诺奖对中国科学界意味着什么?
一提到中国的任何问题,人们都习惯于从体制上找原因。而屠呦呦在文革时期研究成就获得诺奖,给了人们认真思考的机会,科学素养的普遍缺失,才是中国科学发现真正的障碍所在。
北京时间2015年10月5日下午5点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来自中国的女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科学家美国的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的Satoshi mura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过去曾有过很多华人获得科学类诺奖,但他们一般是属于非中国籍,只有李远哲生长在台湾,而大陆则无一人获奖。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国家学习研究所获得的成果,另外也有如莫言等获得非科学类的诺奖,但这类诺奖地位和名声远不如科学类的诺奖高。因此,屠呦呦此次获奖可以说对中国来说是突破性的,它无疑具有众多获奖本身之外的意义和价值。
一、信心上的突破
此次开创性的获奖,作个不一定完全恰当的比喻,类似于荣国团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对中国人信心的支撑。在荣国团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前,中国人身上背负的是“东亚病夫”的恶名。但从此之后,尽管经历了很多波折,中国的体育事业持续上升,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天作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的地位是无人质疑的。在过去很长时间,每年到了诺奖季节,中国人的神经都会经受一次强烈的刺激和煎熬。“中国人何时能得诺奖?”的追问几乎成了一个魔咒般缠绕的痛苦问题。非中国籍华人的获奖在带给“中国人”一定荣耀的同时,带来更多的却是“钱学森之问”的折磨。非科学类的和平奖更是对中国的莫大讽刺而根本就不被接受。即使莫言所获的文学奖,也并非让中国完全接受。而今屠呦呦在公认是公正和客观的科学类奖项上获得诺奖,有一扫中国人在此问题上心头阴霾的作用,并且使中国人从此具有了获得诺奖的信心支撑。此后,再得更多奖项就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了。如同在今天体育赛事上,中国人对成堆地拿世界冠军已经没太多感觉了,未来中国人对诺奖的感觉强烈程度会随着获奖数量的增多而减少。
二、再谈钱学森之问
只有当中国真正拿到一次科学类的诺奖后,再来讨论钱学森之问时可能底气就会更足一些,并且会更加平心静气。在中国成功实现诺奖上零的突破之后,再来谈为什么中国获得的诺奖级别的科学成就不多的问题,寻找原因也会更加客观一些。
在过去,人们一提到这种问题时,往往马上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问题。如果在经济发展、房地产等领域一上来就习惯性找体制原因的话,事情可能还稍微靠点谱。但如果对于科技创新问题,其原因这么容易找到的话,事情可能早就解决了。一个人们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的细节是:屠呦呦所获奖的青蒿素的发现,起因于60年代末东南亚疟疾的横行,在中国政府推动下成立了解决此问题的523项目组,屠呦呦是该项目组的组长。此项目1969年初启动,至1971年10月4日成功提取出青蒿素。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正是现在最受中国人诟病,被认为是中国全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大灾难的文革时期。是不是太出乎意外了?如果要找体制的原因,难道说屠呦呦的获奖证明了文革有利于科技创新吗?我们当然不会得出这个结论。但要从体制上说事儿的话,当时的体制真不能说是科学研究多么大的有利因素。反过来说,在今天单纯去找体制的原因同样有隔靴搔痒般不着边际之感。
三、中国院士的标准之问?
屠呦呦至今不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而那么多院士却没有得奖。如果屠呦呦所作的研究成果是几年前作出,她没有获得院士资格不算什么。但她所做出的成就是44年前的事情,这就不能不让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科学界对科学的评价标准,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以至整个国际科学界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我们并不想说获得诺奖的都一定要是科学院的院士,尤其当所获成果较快获奖时更是如此,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体现出这种差异,对中国科学和人类事业做出公认伟大贡献的袁隆平等长期不能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格,都一再体现出了这种偏差,问题何在?这才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人深思的问题。这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问题”等可以解释的。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如果中国对科学认知标准出现重大偏差的话,就会误导人们努力的方向,问题就不是评选院士是否公平合理的事情了。
四、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
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就如同体育有其自身的规律一样。如果我们不按这种科学内在的规律去行事,就不能获得最有效的科学成就。不可否认,中国整个教育界和科学界几乎天天在讲科学,但对“什么是科学?”这个根本问题,以及“科学内在的精神和规律是什么?”等最基本的问题认识是存在严重缺陷的。这种缺陷甚至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们、以及中国科技部等相关政府机关中都严重存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根本所在。屠呦呦的获奖只是证明了,只要人们按照科学的规律去做事,无论体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是什么,都会获得相应的成就。如果人们从体制、经费、经济发展水平、甚至一些个人的私心、保守习惯等等各个方面去找原因,或许都能找到似乎存在的阻碍要素,但事实上,一切不良习惯的普遍存在只是因为你没有建立良好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去批评不良习惯是没用的,你必须告诉人们良好的习惯是什么,并能够用良好的习惯去充实人们的行为。
五、近代科学的素养
我们仅从一些案例来简单谈下近代科学的素养问题。近代科学是以在古希腊科学数学和逻辑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实验和测量而形成的。因此,数学和测量思维是近代科学素养两大最重要的基础。有人作过统计,科学类的诺奖有一半是德裔获得的,原因何在?如果我们能了解到德国人在厨房里是如何做饭的,就知道原因何在了。他们在厨房里有大量的天平和量筒,锅和杯子上大都有测量水容积的刻度线。他们的厨房俨然实验室一般。如果他们的科学素养已经如此地深入到厨房,也就知道他们科学家的科学素养有多么普遍了。科学研究之所以能突破大量前人的认识,是因为科学的这两大工具所具有的强大威力。
通过数学的推理,科学家们往往推导出自己都无法接受,甚至终身难以接受的结论,但却不得不正视。如普朗克对自己提出的量子概念长期后悔不已,爱因斯坦终身都无法接受自己做出重大贡献的量子理论呈现的概率特性。
科学的测量和实验也往往获得意外的结果,并成为重大创新和重大发现的契机。严格以测量结果为依据得出结论,而不是受自己的立场和喜好影响,是科学能够不断突破的关键。德裔美籍科学家彭齐亚斯在还是一个雷达工程师的时侯,当他在把雷达天线朝向天空进行维护时,意外发现存在一个很微弱的微波背景噪声,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大概齐”、“差不多地”处理一下,以为只是有什么干扰等就放过去了。但他非常仔细地检查过整个雷达设备,甚至清除掉有可能成为“电介质”的雷达天线上散落的鸟粪之后,认定的确接收到了一个空间的信号。后来得知宇宙大爆炸理论后,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证明这一理论关键性的微波背景辐射的信号。经过长达一年的仔细测量后,获得了较宽波段的3.5K微波背景辐射测量结果。他因与威尔逊一起证明宇宙大爆炸理论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获奖的还有苏联科学家卡皮查(Pyotr L.Kapitsa,))。的确有很多人因错失极为微弱的测量信号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如脉冲星周期自转信号的发现,曾有人收到过相应的信号,但却只是认为属于意外干扰而放过,因此而后悔不已。
欧美因为长期伴随科学成长而在其科学界普遍具有深厚的科学素养。这种科学素养是作为一种潜意识、潜规则和文化要素存在,并不是显在地体现在已经发展成熟的科学知识中。因此,即使科学常识和科学知识接受得再多,如果没有专门接受科学素养的培育,也将无法发挥出科学巨大的发现能力和创造能力。中国人的确普遍缺少科学素养,这种缺乏并不仅仅广泛存在于民间,在科学界,甚至最顶尖的科学院院士中也广泛存在。因此,深入地研究科学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并且进行科学素养的广泛培养,才是解决中国科学界发现能力,以及科技和产业界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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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哪些中国科学家与诺奖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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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哪些中国科学家与诺奖擦肩而过?
■本报记者 张显峰 科技日报记者 高博 陈瑜   北京时间10月5日,还在国庆长假中的中国人的“朋友圈”,被一条从天而降的喜讯刷爆。   从瑞典传来的消息称,中国本土女科学家屠呦呦和其他两位外国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位85岁的女科学家因为40年前发现青蒿素和治疗疟疾的新型疗法,终于终结了中国人关于诺贝尔科学奖的百年之憾。   如果不是屠呦呦,面对诺贝尔科学奖,中国人仍然只有长长的惋叹。中国曾经有多项科学研究那么接近诺贝尔科学奖,却又遗憾地失之交臂。   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颁错了?   此前,中国科学家曾有过一次最接近诺贝尔奖的机会。这就是1979年钮经义代表人工合成胰岛素团队竞逐诺贝尔化学奖。   人工合成胰岛素是与两弹一星齐名的震动世界的科学成就。在1966年4月举行的华沙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上,中国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新闻,成了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的中心话题。   不久后,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尤里斯教授来到中国参观了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对在场的中国科学家说:“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   但这一“惊讶”最终未能化成诺贝尔奖章。落选原因我们无从得知。毕竟,用诺贝尔奖研究者杨建邺教授的话讲,诺贝尔奖的评定本身也有许多问题,应该获奖的好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奖。任何人或任何成果都没有百分之百获得诺奖的把握。   不过,中国学者的成果发表较晚,削弱了它本该具有的影响力,也许是最大的遗憾。中国学者率先取得胰岛素拆合实验的突破后,由于要求保密,他们并未及时发表成果。杨建邺说:“中国的小组比别人精密一些,但是比外国迟两年发表。这当然会影响评定。”   1959年,中国科学家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过程中,邹承鲁教授领导的实验组曾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就――把天然胰岛素拆成A、B链,再重新复合,得到了活性恢复到原活性5%―10%的产物。这证明胰岛素的结构信息存在于其一级结构中。   1961年,美国科学家安芬森发表了一项理论意义类似的、相对简单的工作――氧化被还原的核糖核酸酶肽链复性、结晶。他用尿素变性天然核酸酶A,并能复性。这一成果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人工合成胰岛素史专家熊为民说:“如果在安芬森提出‘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发表成果倒是有可能竞争诺贝尔奖的。可我们的结果发表得比他晚了不少时候。”   其实在复合A、B链,得到5%―10%活性的产物后,研究者曾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成果。为了吸取拆开工作未及时发表的教训,中科院生化所曾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要求尽快发表这一成果。然而,基于保密考虑,为了避免外国科学家利用这一发现首先完成胰岛素的合成,“上书”最终未获同意。   举世称赞却无缘诺奖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给中国科学家拿诺贝尔奖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和时间。   这被认为是一项完全符合诺贝尔设奖宗旨的“造福人类”的世界级的重大成果,既有科学上的重大突破,又有技术上的重大发明,但至今难以问鼎诺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副局长明廷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杂交水稻可能因为纳入不到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领域而不能获奖,但至今也没有人与诺贝尔基金会联系和交涉。”   此外,上世纪80年代由赵忠贤领衔的科研团队在超导研究方面与美、日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相比毫不逊色。但迄今国际上先后有5次10人,因在超导领域的重大研究发现获得诺贝尔奖,而赵忠贤则一直“置身局外”。   “未能获奖的原因很多。”明廷华认为,“一是与评奖中某些西方科学家可能存在对中国内地科研实力的低估和偏见有关。二是与国内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有关。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人认为,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奖金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以致对诺贝尔奖长期持拒绝的态度。而且有关部门和单位不热心促进。”   遥遥领先却半途而废   作为好朋友,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恒花秀武曾这样打趣已故科学家王淦昌:你已经走到诺贝尔奖的门槛上,差一点就跨进去了。   也只能用“打趣”来形容了。   本来有望成为中子的发现者,但德国老师轻视了这个中国青年的建议,使王淦昌留下了“终身遗憾”。   1942年,王淦昌提出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用K电子捕获的方法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这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按照该建议进行了K电子俘获的实验,测量了反应后粒子的反冲能量。   “王淦昌―艾伦实验”是世界上第一个比较确切地验证中微子存在的著名实验。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中微子存在,也为费米理论提供了坚固的实验基础。   杨振宁和李炳安在合写的《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文章中,称赞王淦昌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极有创造性的文章,在确认中微子存在的物理工作中,此文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   然而,最终因此折桂诺贝尔物理学奖(1995年度)的并非艾伦,也非王淦昌,而是另两位美国人莱因斯和佩尔。1956年,他们在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测量到了中微子。   物理学是实验科学,诺贝尔奖要授予真正从实验中测量到中微子的人。但持续的抗日战争,造成国内政治动荡。王淦昌有时间阅读和研究中微子,但要从实验中验证结果却成了奢望。而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有了很大功率的核反应堆,这也为从实验上测到中微子提供了可能。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中国科学家在领先的情况下半途而废,别国的科学家接着做下去,获了诺贝尔奖。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准备与日本同行合作引进质子衰变实验。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试验,中日两国高能物理学家兴趣浓厚,积极性甚高。但在中国一方却未得到管理单位的支持,而日本的科学家独自进行试验,取得了科学上的重要发现,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另一个例子,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医师首先发现了用痢特灵或抗菌药物治疗胃溃疡的疗效。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研究,就会弄清胃溃疡的发病和治疗机理。尽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但终究因与经典理论和传统治疗方法明显违背而不得不终止了探索工作。而澳大利亚两位医学博士却沿着我们已经探出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进,最终弄清了胃溃疡的发病和治疗机理,于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两件事直到今天都很值得深思。”明廷华说,“对于重大探索性的科研工作,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应该果敢支持;在科研工作中,违背经典理论和传统方法,不能进行理性质疑,在事实面前必不敢挑战,这是永远做不出原始性重大科研成果的。”   “诺贝尔奖不是计划出来的”   诺贝尔奖设立100多年来,获奖的科学家已达500多位,有获奖人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了30个。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屠呦呦之前一直缺席。从事科技管理工作40多年,亲历了我国科技事业曲折发展历史的明廷华,坦言自己“有些遗憾”。   但他认为应该理性看待这些遗憾。“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诺贝尔奖,从根本上来说,是以雄厚的经济、科研实力为基础的,而且是科学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虽然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诺贝尔奖不一定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科研实力就强,但经济、科研实力强,科研功底雄厚,自然就会获奖或获得较多的奖。”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欧美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基本垄断诺贝尔科学奖的局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明廷华说。   屠呦呦终于了了国人一桩心事。但明廷华提醒说,不应把诺贝尔奖或在多长时期内获得多少个诺贝尔奖作为科技发展计划的目标,诺贝尔奖不是能计划出来的。   “不必把诺贝尔奖看得太重,但也不应漠不关心。”明廷华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在改革机制体制、增加投入尤其是改善基础研究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上多下功夫,下苦功夫,摈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浮躁浮夸。这可能才是通往世界科学之巅的真正“捷径”。   (本文根据原载于日《科技日报》文章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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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中国本土科学家获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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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对中国,意义何在
  据统计,平均一个国家在建国后30年就有第一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中国成立50年了,为何竟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戴上这顶科学皇冠?
  1999年,毋国光、陈佳洱、杨福家和朱清时四位院士一起提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紧接着经济学家何炼成就此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如今,“中国需要诺贝尔奖”成了中国人共同的呼声。
  诺贝尔奖对中国科学家的意义有多大?赵忠贤院士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得奖的意义在于鼓励大家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原始创新。诺贝尔奖对人类有重要的影响,在这些方面,中国科学家也应该做出应有的贡献。
  赵忠贤院士强调,诺贝尔奖并不是唯一的科学标准,并不能把它当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因为大量工作———探索宇宙规律———必然要进行科学研究,但不是所有的研究取得了成果就能拿到诺贝尔奖。获奖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认为从事科学研究不得诺贝尔奖不行,这就不对了。
  ■中国科学家为何没获“诺贝尔奖”
  中国科技馆馆长、科学史专家王渝生介绍,中国科学家具有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甚至可追溯到建国前。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有20年代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30年代赵忠尧的正负电子湮灭早期实验、40年代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铀核三分裂的发现、1965年人工第一次合成了胰岛素结晶。
  不可否认,我国曾多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赵忠贤院士认为,从科技史的角度讲,中国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是有原因的。1901年颁发了第一次“诺贝尔奖”,而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进北京,从此往后的半个世纪,中国都处于战乱和列强压迫之中,总体上说,基础科学研究没有什么重大的发展。解放后,在科技上有了很大发展,但改革之前处于封闭的状态。对我国来说,有很多问题,经济、科学、国防,这时主要科技成就是“两弹一氢”的研究,这一领域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在1965年人工第一次合成了胰岛素结晶,但是,毕竟还很少。改革以后,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特别是近年来,又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赵忠贤院士认为,建国后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有很多原因,从客观上讲,十年“文革”期间,国际上科技高速发展,而我们对基础研究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这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和积累;从主观方面讲,我们原始创新型基础研究比较少,在改革之初,在原始性创新科技强调得不够。
  ■百年中国科技史,给人何种启示
  杨振宁教授说,诺贝尔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评选的方法和成绩,我不认为是正确的。关于物理、化学和医学这些方面,中国大陆到现在还没有人获诺贝尔奖。这个原因非常简单。第一是没有足够多的经费。今天,不论是做生物、物理或化学研究,设备是非常贵的。中国现在渐渐上来了,可是与先进国家最好的设备相比还差一截。第二个原因是学术要有传统。学术传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使年轻人知道哪个问题是值得去做的,哪个问题容易有发展前途。中国科学的传统一时还发展不上来,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赵忠贤院士说,一个实验室、研究所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非常重要。要注意积累,发扬传统,不断培养年轻一代。在20年代,索默菲没有拿到诺贝尔物理奖,但是索默菲实验室却有七个学生都拿到该奖,这就是因为索默菲实验室的学术传统影响到了下一代。我想,在积累和传统方面都做到了,不断有年轻人发展起来,更多的重大的原始性创新科技就会出现,有人获奖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中国科技与国际水平有差距原因何在
  据1996年统计数据,中国科研开发经费只占GNP的0.5%,相对于发达国家(美国是2.45%,日本是2.9%),不但比例低而且绝对数量少,如果按人均则更少,甚至不如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无疑是严重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一大因素。
  谈及产生差距的原因,我国著名科学家赵红州教授认为有四点: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甄选机制。
  杨振宁认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的落后。但他也逐渐乐观起来,他认为中国科学家做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级工作的条件正在成熟。他说,两年前,也就是中国大幅度增加科学家薪金之前,我研究了10所最好的大学正教授的年薪,算下来人均还不到2000美元。两年来我看到政府给他们增加了许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觉得中国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级的工作。
  中国科技与国际水平存在差距,这恐怕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当近代科学兴起之后,中国却出现落后了,而在700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世界上一直走在最前列。中国科技的兴盛与衰落的原因难道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吗?
  赵忠贤院士在谈到中国技术史时说:“在文化上,我认为儒家文化抵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儒家文化也有其精华,在培养人的修养、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方面是先进的。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机制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
  ■中国科学家要拿到“诺贝尔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巴丁教授在同一领域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他在访问中科院物理所时,曾半开玩笑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讲了获得诺贝尔奖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第一是努力;第二是机遇;第三是合作精神。
  赵忠贤院士说,这些方面对中国科学家来说很重要。他所说的“努力”,不仅指勤奋,还指要选准方向,全身心投入,这样才能做出原始创新成果。他所说的“机遇”,还包含着所选的工作的意义大不大,有的虽然工作完成得很漂亮,但是意义不一定大,也不可能得奖;他所说的“合作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讲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人的特点也许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中庸,不太允许标新立异,虽然大家都知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做起来就困难了。今后我们要学会容忍标新立异,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时要有安定、自由的环境和稳定的支持,为科学家创造能全身心地投入研究的条件。
  真正的科学家的快乐是通过解决一个个科学问题来享受的,虽然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些,但他不会要求太奢侈的条件,当前最需要的是稳定的支持。吸引那些热爱科学、有科研素质的人才从事科技工作。如果能够贯彻江总书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精神,中国科学家做更多更大原始创新工作,得奖的几率就会增加。
  ■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得“诺贝尔奖”有什么有利条件
  中国农业科学家生物技术研究所刘德虎研究员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才优势。在国外,几乎所有著名的研究室里都有华人,甚至一些在国内我都看不上的学生,到了国外,不知怎么就成了人才了。
  中国有人才,这当然是第一要素。杨振宁认为,要说优势,我认为就是中国具有得这个大奖的人才条件。杨振宁切身感受到,在西方教书的人接收了很多中国学生,大家都认为中国学生质量最好,可以说中国教育工作已成功地供应了大量科技人才。
  要想在科技方面大大发展,中国这样的人才是不成问题的。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政府对教育非常重视,中国的年轻人非常勤奋。杨振宁认为,过去,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是经济落后,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本土离诺贝尔奖已不是遥遥无期,而仅一步之遥!
  ■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得“诺贝尔奖”有什么不利因素
  赵忠贤院士认为,对中国来说拿到国际大奖的不利因素是,中国科学家参与国际活动太少。过去不先进,人家有成见,还需要了解我们。作为基础研究,与国际接触、交流,尤其是与世界一流实验室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国际间交流不够,原因往往是由于经费不足。刘德虎研究员说,一些科学工作者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去前要先写信给人家,看人家愿不愿意给你提供来往机票、食宿等经费。这就像“要饭的”一样,花自己的钱理直气壮,干吗不花自己的钱?因为一年一个项目经费只一二十万元人民币,你去国外开会,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一去一回,科研经费还会有多少呢?按项目进行投资,项目申请必须写得非常完备,但是作为原始创新科技,又有谁能看得那么细、看得那么远、看得那么准呢?如果能先写出结果再进行创新的话,那不任何人都可以创新了吗?
  有专家认为,现在有的项目投入不算太少,但是,还要避免分散,应该把钱集中在真正献身科学又有科学素养的人身上,鼓励他们的好奇心。现在的评估体系不是把资金投资给科学家身上,甚至出现了该拿钱的人拿不到钱的现象;申请专利的体系跟不上,对已有科研成果的保护不力;科研的连续性不够,不断地申请,科研过程不断地被打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中国科学家离“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
  中国多少年能够拿到这个奖?杨振宁说,假如经济增长快,还不止一个中国人会获“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而且中国领导人对科技发展的速度有很殷切的要求,对研究工作的投资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诺贝尔奖与中国擦肩而过的机会毕竟太少了。赵忠贤院士说,如果对个别事件做估计这很难。但是从整体水平来说,中国要拿诺贝尔奖,需要更多原始性创新科技。
  任何一个原始创新科技都不是凭空出来的,不仅需要前人的研究作为基础,也要不断地产生新的观念,不断进行总结,才能挖掘出来。真能在前沿问题上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会有重大原始性创新发现。
  刘德虎研究员认为,关键不在于人聪明不聪明,而在于环境怎么样,只要科研环境改变了,中国科学家一定能拿到“诺贝尔奖”。最基本的还是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真的做出成果了,别人不了解的会了解,有成见的会改变。
  ■中国哪些科技领域最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
  专家认为中国在高能物理、生物科技等领域具有问鼎诺奖的水平。丁肇中说,中国在高能物理方面的成就与贡献是世界一流的,中国高能研究无论理论还是实验,其水平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他特别谈到了他和中科院高能所、电工所以及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合作的探求宇宙暗物质的实验。这一研究一旦获得突破进展,当然是具有获诺奖水平的。该实验设备已于1998年在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上飞行,获得了许多数据和成果,这是世界上公认的。而且参与这一研究的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陈和生,正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博士生。
  此外,高能所专家与意大利合作在深岩洞寻找暗物质的研究也备受国际瞩目。一旦他们的研究能领先美、日完成,则必获诺奖。据悉,截至199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已五次授予粒子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中国是少数建成原子对撞机的国家。在粒子物理学研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科院同志信心十足地介绍,高能物理所有不少科研课题是世界一流的,一旦研究成功,中国科学家将获得不止一项诺贝尔奖。
  在生物科技方面,中国人类基因组工程负责人杨焕明博士不止一次说,基因研究不光拼技术,还拼资源,而中国的生物资源丰富。在这片资源的沃土上,随时可能结出生物科技的奇葩。
  中科院动物所从事的克隆大熊猫胚胎实验一直令外国科技同行羡慕不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实验材料。在中国,由于生物资源丰富,中国科学家可以做许多外国科学家想做但没有条件做的研究。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有望形成中国生物科技的异军突起。杨焕明说,在基因研究方面,中国已形成了上游基础性研究与下游功能研究兼备的完整科研队伍。中国是世界上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仅有的六国之一,发展速度已位于世界前列,从长远看,中国有追上美、英等国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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