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81年离休以来,总觉得我这一生浪费很多很多,白白活了一辈子，老想补一点,于是办学校、养王鸽、编党史、修县志。办学、养鸽,虽然也取得一点效益,到底年老体弱,难有较大成就,老人写历史,可能优势较多些,将来贡献可能也大点。修县志虽然我也是发启人之一,参予两年后,觉得困难重重。一次参加省里召开的县志稿评会议,共评五部县志,评了五天,我感到百来位参加会议人的发言,都是在志书结构语言上高谈阔论,争吵不休,而对于志书的史料是否残缺,却绝无一词。我急得发了一言,批评只是“评了厨师,未评采购员”。漏了的史料,采购员没有办来的菜却不管。例如“宗族”一事,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础,如果对它一无所知,就等于没有认识中国社会。由于对中国深层次的封建文化没有深入的认识,于是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却是用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封建主义在批判它,结果越批越糟。再一个讨论的热点,就是大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写法问题,上面只划了个圈圈，说什么“事件要写清,宜粗不宜细,不影响党的形象”。很多人说,难以掌握,没有个底。

我深感“极左”思潮在修志上的严重性。非要相当高深的理论是难以写好这部历史的。自己虽然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却恰恰在这方面缺乏深入明确的认识,而修史对于修史人的“才、学、识”要求却非常高,　特别又是“识”,更为重要。一件事做错了,影响还是局部的,如果史写得不好,就将贻害既深且广。为了深入进行历史反思,在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影响下,我退出了县志编修工作,不求一时浮名,踏踏实实做一点学问,一面广收史料,一面探求理论,十余年来,积累了百余万字的史料,学习了社会发展的理论,直到最近两三年,才开始写起历史来,已经写成25种40余万字。现在分成两部分叙述:一、史料的收集整理,史料是基础,没有占有广泛而翔实的史料,修史将无从谈起。二、修史的理论探讨,解决史的禁区：没有理解社会发展的正确规律,就不能真正认识社会,即使个人有良好的愿望,也会事与愿违,结果不是一个字纸篓,毫无用处,就是误国误民,男盗女娼。中国自“五四”以来,搞了几十年的民主和科学,至今还要再启蒙,就是我之所以修史的目的,用社会发展观寻找修史的轨迹。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写历史的原因和想法。

常宁修一部80万字的县志,调动200多人,耗资数百万元,费时七、八年才成,而且还遭社会不少非议。以我年过古稀又患冠心病之一人唱独脚戏,又只月养老金500来元的微薄收入,挤在全部起居仅30平米的房间里,人力财力困难之大,犹如骆驼穿针。即使搞成了,要付印还得几万元的资金,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在极左的影响还如阴云密布,要想出版也是步履艰难。但是你要是真正忧国忧民,绝不能有始无终,半途而废,何顾个人得失安危。于是我一面学习探讨社会发展正确理论,一面积极搜集史料：国史、省志、府志、县志,固然必须查阅,也还比较容易查阅；档案,浩如烟海；族谱,失落民间；口碑,星散里巷,在在都要动手动脚,离休18年来,走乡串户,伏案抄写,积累了上百余万字史料,一一分类制成卡片,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物,一点一滴,都是从沙里淘金,特别是族谱,“文化大革命”一劫,已经难以寻找。十余年来,走遍城乡,总算找到60多册,除姓氏源流可以从开头谱序看到外,其它史料都是从每个人物的传记、寿序、墓志铭里的字里行间通读中发现后再摘抄出来。因此阅读量就大多了。我发现族谱里的历史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几乎是座民间“万有文库”,许多国史方志里没有的它有,有的它详细,像我写的《兵事》就比旧县志记的详多了。如尹氏、罗氏族谱里在民国七、八年就记了他们村民有被当时土匪捉到匪巢里去的真实纪录。常宁第一巡抚唐训方有关的事情,在唐氏谱里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国史方志都无法找到的。但是由于工作量非常大,我又怕那一天阎王爷叫了去,全功尽弃。 只有在有生之年争分抢秒,和阎王爷抢时间,因此我牺牲了离退休人的正常休闲时间,而且没有在职人员的星期天假期,就是逢年过节,也是伏案读写,我迷恋写史几乎是上了瘾,吃饭睡觉都要老伴催三再四,催得她不耐烦,我也不领情哩！我还没时间陪她看电视,玩麻将,更使她感到对我达到讨厌的程度。一年的笔墨纸张、用电、出访旅差、电脑维修、书报购置等等费用,少也得一二千元，都使她难以容忍,但是在我的精神感动下,她还是原谅、理解并给予帮助,使我不为一切家务操劳分心。查档案,在酷热的暑天,活像战场。搜族谱,逢人便问哪里有谱,活像名侦察兵,只要听说哪家藏有族谱,不顾城乡,我便赶到他家,有次听说大堡欧氏有人藏有宗谱,随即搭车赶到大堡,步行找了半天,才找到藏谱人家,已经精疲力尽,他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日子里,把家谱用油布包严,藏到瓦背缝里,每年端午,必定晒谱,晒谱那天,就叫家人放哨,一保就整整保了十多年。被他说起舍命护谱的故事感动,我忘记了疲劳,回到家里,发现欧氏谱里于清嘉庆创修族谱时,有三位老人,四下重庆,三上庐州,两返叙府,历时九年,才把墨谱造成,这一次我几乎就看到通宵。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矣。

为了减轻抄写困难,1996年73岁时,我下决心学电脑。记忆力是差了,学五笔字型打字,我在床头、书案、甚至厕所,把百多个字根抄贴在墙上,早晚背诵,一边上机练习,一个多月,公然就能在电脑上写文章了,电脑不仅输出又快又方便,3万多字,不要一个钟头就输出来了。而且在写文章时,修改极方便,上下段落还能随便移动调换。真是我的一位好助手。收集史料十余年,两年半写成25个题材50万字的历史,这中间还用电脑办了四辑《宜江诗选》。编辑出版了个人诗集《嘈嘈切切》,没有电脑先生这位“私人秘书”,我简直难以想像我的速度如此之快.有人笑我自找苦吃,我到愿意苦中求乐,每当写完一篇,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小时解出一道几何难题那样欢乐。

到底一人力量有限,为我精神感召,四面八方支援,有的提供史料,有的审查补充修改,有的评议忠告,感人肺腑。有时赞许啧啧,有时争议热烈。老朋友挑灯赶读,在职者百忙挤阅,有人每看一篇,即用书面详提自己意见,大家都有研究学术精神,绝无私人城府。当然其中也有人劝我不要白费力气,保养身体为重,也是出于真诚关心。台湾两位同乡,能把台湾原团级以上军官和新一代留学生、博士、硕士情况万里寄来。美国老友也能为我订正史料。北京、武汉、青海、广西、长沙、南京、广州、衡阳诸同乡,也都纷纷来信来稿,特别感人的,乡下农友竟有搭信就亲自把珍藏的家谱送到我家来者,如唐氏族谱,借来十天,因为资料多,我每天阅读抄录都来不及,我只翻书折角选取,请几人为我抄录,谁都乐意来做,工价不要说,连饭都不肯在我家吃,我买烟请他们抽,他们说,你又不抽烟,还买什么烟,硬是不抽我的烟,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但是乡下人送谱来,我一定买烟、打酒、留下吃饭、还给车费,所以我能有这点成果,没有这些热心人的支持,我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一）、关于修史态度问题

（二）、关于对社会主义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再认识问题

（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四）、怎样看待剥削问题

（五）、怎样看待农民革命问题

（七）、关于政治运动问题

（八）、对待毛泽东错误的态度问题

（九）、未来世界将由谁来领导问题

中国自古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所以历史的功能就很大了。古代名史家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书”,就是良史家的史德。所以修史的目的、方法和榜样在我国都有传统的标准。但是在实际上还是有“隔朝修史”的传统。一是当朝没完不好修,二是修史必有记有评,又怕触及当朝的统治者而冒风险。但是当今信息时代,硬要等到本朝结束才来总结经验教训,那又为时太晚了。所以汉朝名史家司马迁的史记,还是把汉代的历史写了进去,但是对汉高祖的为人还是用含蓄的方式巧妙地写了进去。例如他写高祖的残忍,在《高祖本纪》里举了个例,说的是楚霸王把汉高祖的父亲捉了推到阵前,烧了油锅,扬言要把高祖的父亲下油锅里去,刘邦上阵从容地对项羽说：“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办主任胡绳于1991年也写了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里面还是较为实际地反映了不少真实史实。说出了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写了共产党的失误。

有人说,写当代历史,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历史已经有了基本定论,大家照此作演绎就行了。但是胡耀邦说过：“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是只能作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了。”（见1986年11月16日《党史信息》）这话多么沉重！含义多么深沉！既然连有的老政治局委员也不太清楚,则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自然只是原则说说,而且只是“若干”,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可多着呢！至于地方历史,除了共性、一般性的东西外,还有许多个性、特殊性的东西,内容就更丰富多彩了。如果现在知情人还不说清楚,有许多事实,现在的老干部恐怕也未必清楚,至于后人就更难说得清楚了。所以地方史就要写出它的特殊性来,寓一般于特殊,才能更加丰富历史的价值。

至于“秉笔直书”问题,有人强调直书必须有它的“阶级性”,凡是有利于本阶级的就直书,不利于本阶级的就不能直书。我说此言差矣！什么叫做有利于不利于都没有搞清。难道只有成绩才能有利于,而缺点和错误就不利于吗？如果说执政党中央在某个特定环境特定时间为了大局需要从“策略”上考虑,在国家的全局利益的立场上需要有所选择,暂时少谈她的失误有它的必要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虑,往往缺点和错误总是伴生的,而付出了代价的教训,则更能有它的借鉴价值。当然修史不能有半点感情用事,如果带着个人恩恩怨怨的思想去修史,哪不但没有价值可言,而且修史者本身都会遗臭万年。真正修史者,必须有无限的事业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穷年兀兀,老死书山,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才能攻这个冷门。这就是我的修史观。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一文中说：“本文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纪录,再现那场旷古未有的劫难的真相。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是被压在这狂浪下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在接受它强烈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类最高贵的成份,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计数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尽管灾难已经过去,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笔者以为真实的“纪录”,才是认识的前题。也只有了真实的认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其实书写历史,并非笔者个人走在前头,早已有先驱们在做了。虽然常宁的历史也有人在写,但是多一双眼睛多一双手,却并非一无是处。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一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却因为政治护身符的被剥离而获得了一种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进而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增强了信心。他们自甘寂寞,苦对寒窗,解剖现实社会,构造真善美的世界,这些是人类精神的象征。社会主义学说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变异,很多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有的明明搞的是封建家天下，有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原始部落，偏偏都冠之以社会主义。”这种写史的勇气是应该学习的。

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那就是非不明。现在让我先谈谈个人学习反省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吧！

1998年第１期《新华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了弄清这个根本问题,思想解放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突破。”

文章说：“第一、破除某些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神话化的社会主义理论,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看作不食人间烟火、绝对圣洁无瑕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绝对平均主义和普遍贫穷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这种荒唐的社会主义观不破除,我们就迈不开前进的步伐。”

联系笔者参加常宁社会主义的几十年实践反思,再明亮不过了。社会主义最大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应是生产力的最大发展。而生产力的最大发展,无非是这么两条,一是充分调动普通劳动者的积极性,一是充分发挥智力型的创造性。可是解放后的前30年和后十几年相比较,人民公社这个世界上的超级大家庭,却又饿死了人。而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人是一样的人,地是同样的地,由于搞了个改革开放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制,人们的衣食住行就大大地改观了,还不是后者用政策把农民被绑着的手脚解开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而前者确是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了。

　其实前段不仅仅只是到人民公社才压抑了人的积极性,远在合作化时,农民新拿到“土地证”,笑口才开,余粮就全征了去,地还没耕到一年,“土地证”就已经宣布作了废……所有田土入了社,归了公。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脑子里还没转过弯来,产生点疑虑,发了点牢骚,就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斗得死去活来,1957年常宁8月14日,训练了17,000余人的队伍,大反“农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共批判斗争1,732人,拘留147人,判刑166人,被逼自杀20人,哪里还有积极性？再又马不停蹄更往前超赶,荒唐地叫喊,只要进到人民公社里,来个大跃进,“两个鸡蛋一杯牛奶”的共产主义就来了,一阵蛮干加盲干,有的水库修了不能蓄水,1960年已经饿死人的时候,潭水河上还在建设六座栏河坝,上劳力15,000余人,国家耗资190万元,劳工在天寒地冻的水下,饥寒交迫,新修的河坝反成了子孙的水害。土法上马的工厂到处冒烟,什么双轮双铧犁、车子化,就是生产的东西都躺在田头仓库成了废物。花了大价钱的一条铁路阴西铁路,农民自带钱粮、工具,投工百几十万个劳动日,仅仅供应一次试车典礼之用便报废了。1958年红了半边天的大炼钢铁,出了一堆废铁。人民那里知道自己的力没少下,汗没少流,甚至付出了生命,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每个劳动日几两粮,几分钱。衣不避体,每年７尺布票,遮了下半身,就不能遮上半身。知识分子又多打到“臭老九”的底层,谁还敢说一句正话。全民煎熬到1960年过苦日子,“收获”的只是一个“饿死了人”。

全球竞争能力主要决定因素是先进的生产力。可我县一向生产力主要是靠简单的体力劳动。先进的生产力又决定教育、科学和经济。可是我国在1980年前30年的教育是非常不幸的。教育三要素：一是校长、二是师资、三是设备,到1984年建国35年了,可常宁的完全中学校长,专管教育的局长,一直没有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生担任。中小学教师,长期间大多是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质量已经很低了,又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生产劳动”,搞得教师神不守舍,精疲力竭,哪还能安心教学呢？加以学制又缩短,劳动还要增加,发展只顾数量,不求质量,基础就差了,以致1977年恢复高考后,不少学生高中毕业后投考大专还要一补再补。如何能够提高教育质量？发达国家都在追求教育效率,而我国当时却在片面地追求数量,以致文革中许多大学停止招生,即使招一些,也是由党委保送的工农兵去上大学。如果教育可以打破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世界上的所有中小学都可以不办了。

二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都在前进,而我国却在倒退,这一进一退,差距就更大了。教育落后,科学自然也相应落后,科学落后,经济就更落后远了。这些全局性的问题,极左思潮,绝非一地一些人的质量问题,也并非常宁当时教育部门的领导和师资都没费力或者都无能力,因为在全国的大气候下,小气候是无力回天的。也正由于他们的努力,还能够在局部上取得一定的成果。

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在偏重政治轻实绩的体制下,把人也吃懒了,吃蠢了。因此无论高数素质还是低素质的劳动力,都不能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哪里还能谈得上发展生产力呢?生产力低下,自然经济落后了。4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对社会主义的搞法,反思起来,还不清醒吗？

文章说：“第二、破除某种具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漫画化的资本主义观,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虽然未能消除,但它毕竟在经历了数度严重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仍能劫后余生,并且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事实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一定有可供社会主义学习借鉴的长处。”

回想个人参加革命起,就知道资本主义已经是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哪知道近几十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死,反而越走越红火,原来他们因为有了资本,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开发,例如电子产业的发展,大大地缩短了时空界限,优化了资源分配,使体力劳动的蓝领阶级日益减少,而脑力劳动的白领阶级较之蓝领阶级的活不但要轻松,而且生产效率空前提高。以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力竞争,只有步入美洲印地安人的下场。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当饭吃,瞎子点灯白费腊。如美国的韩冰,一个人可种1,000亩田,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写书和出国旅游哩！而直到现在,常宁一个农民能够种到十亩田还得请帮手,相比之下,劳动效率就不只相差百倍。加速发展“知识经济”不就是中国急需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吗！这样说来,又有人要嘲笑我“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了。其实拿两种不可比的因素相比,本身就是非科学的。我们说资本主义制度必定会被另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取代,也还要看它和当时的生产力是否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余地,这样才是正确的。

文章又说：“第三、破除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僵化的计划经济观念,实践证明,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人治经济、长官意志经济、是典型的主观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具有浓重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实践形式。”

反思常宁在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讲计划,例如插秧时曾经提出口号:“插完早稻过五一,插完晚稻过八一。”这种不顾实际条件的盲干,不就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吗！中国不论宏观微观看似都有计划,结果什么也难实现,而发达国家,宏观上看似生产无计划,实际市场给它提出了可行性的计划,在微观上倒是计划得非常周密，经济管理倒是非常严格、认真。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要有一个计划,不能盲目自发地去干。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是从主观需要出发,而且是用行政指令强制推行的。市场经济则是从社会的需求出发,政府的计划也是指导性的。

文章还说：“第四、改变那些具有浓厚人为色彩的超前化的生产关系,超前的生产关系只具有观念和形式的先进性,在实践上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本质上是落后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公善私恶的形而上学的是非观念。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首先要使人们从将公与私绝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

本来经济学提的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还是落后的农业社会,便老是从生产关系上变革,1952年刚完成土地改革,1953年3月唐礼开初级农业社就建立起来,12户51位农民86亩水田合作化起来了。上下还没有喘过气来,到年底就急增到196户800多人,经营上千多亩的土地,下设四个分社。这已经是个大型农业企业了,让一个文盲农民一下子就掌管这么大的一个农业企业,而且还要连生活一起管,已经难以想像,而入股农户连自己的帐还没有弄清,对这样的管家还没有信心,当然人在曹营心在汉,哪里谈得上增产？以肩挑牛拉的低下生产力,维持自己的生活都还很紧,还硬要用少量的劳力去养活众多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非劳力人口,哪里去找这样高尚的思想？哪里去找那么多剩余价值？大家只有坐到太阳底下晒屁股去。地富的产共了,农民没有产共,就只有共本身这“80斤菜”了。这样的搞法,我想还不是简单一个“超前化”所能说圆的,就是生产力发展到最高水平,劳动与非劳动者坐享同一的待遇,也只能是空中的楼阁,不是有点荒唐吗？

文章最后说：“第五、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我们多数人曾经虔诚地绝对相信哪种有很大空想成份的社会主义观念,曾经真实地投入到对被漫画化了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曾经真实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曾经热情地为我国生产关系超前的不断变革喝彩。我们今日所批判、所要抛弃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昨日所向往、所为之奋斗的某些东西。

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实际上是通过前四点的长期实践,把人们的思想观念搞僵化了,搞乱了,认错为是,以致对必须加速改革开放反而难以接受,这种观念难变,就是今天的要害难题。

荒唐的神话化的社会主义理论

　　　漫画化了的资本主义观

这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说得够深刻的了。

1998年第１期《新华文摘》的.《真假尊重马克思》一文说：

Δ“把马克思这位科学巨匠神化为无所不在的全能上帝,这不是尊敬马克思,而是侮辱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神化为包罗万象千古不易的真理大全, 这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而是背叛马克思。

主义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是否说过是否赞成作为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只能以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有利作为判断的标准。”

《新华文摘》1998年第一期萧灼基著《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一文说：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与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凡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凡是不适应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要被推翻、被淘汰、被改革。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等道德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

笔者认识：改革开放以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纯而又纯,追求“一大二公”。其结果,造成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社会经济长期停滞。

1997年《新华文摘》第四期《胡绳谈访录》：（胡绳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文章说：“马克思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国家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由此提供的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证实了这个观点的科学性。因此,我提出要加意维护这个观点。”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总结失败的经验不应该当作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是没有镇压反革命,那么,是不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巴黎公社彻底捣毁凡尔塞而保住了政权,结果却出了类似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那样的悲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成出更优越的文明,包括人权和平等,自由和公正。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社会主义因素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一边讴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一边又把当代文明都贴上资产阶级标签,不承认它也是无产阶级创造的成果。”

　文章又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诞生的学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原有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甚至是极其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普遍存在‘先天不足’,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考虑有实行资本主义‘补课’的必要。毛泽东于1945年《论联合政府》一书中还说过：‘有人奇怪为什么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而是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之,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可惜在不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过早地被毛泽东自己所否定。刘少奇在建国初也提出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三、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Δ把阶级斗争模式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把阶级斗争模式无条件地推广到一切历史境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导致‘斯大林模式’破产和中国‘计划体制’全面改革。

1997年《新华文摘》第四期《胡绳谈访录》一文说：

Δ“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比如说,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有的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数量很大。工人阶级中又有了‘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之分。在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前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后者。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也大为不同。还有的国家有外来移民,有多种不同的民族。马克思也没有说历史上的所有社会矛盾都是阶级矛盾。现在这种情况是更加复杂了。”

笔者反省我国历史上阶级划分的标准：一、原是以某一特定时期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为标准。二、后来为了某一个政治斗争需要为标准。土地改革时划定的贫农中农,土改后因某一特定需要又上划为新老上中农,进而新富农。三、再后,没有经济基础了,就以人的思想言论为标准来划。四、最后以个人好恶去划阶级。把人都划得糊涂了。划阶级的标准,既然成了“变数”,成了“无序”化,好像一条尺的长短还经常在变,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了准确性了。

四、怎样看待“剥削”问题：

且不谈西方看法西方承认阶级,却不承认剥削,他们认为雇佣与被雇佣之间的关系只是“契约”关系。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承认“剥削”谈起,如何才能避免剥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总法则。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谈是与非,即离开事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谈任何事物的是非都是错误的。研究“剥削”也是如此。

从社会发展来看,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谈不上有剩余物资,人们连口袋都没有,还有什么被别人掏的呢？当然就没有剥削。但如果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同时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多了个剥削,则剥削也有发展生产力创造财富的一面,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一面。当然剥削不好,总有消灭的一天。但当你还未曾制造出消灭被别人剥削的条件,过早地消灭了剥削,则会适得其反。可怜有的辩证法大师、专家、学者、导师,却运用不上了。至于如何才能消灭剥削,先要研究产生剥削的前提,那就是劳动人们的生活极其困难,又没有社会力量支持他们不接受这种剥削。只有这种前提不存在了,剥削者是难以进行剥削的。今天不是有的温饱了的人,对于那些体力重活就要讲条件了吗？

只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消灭剥削,不消灭两极分化,没有 共同富裕的目标取向,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同样,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两极分化,没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不到一定水平,也不是社会主义。即便暂时消除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也只能是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应该是有先后次序的。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条件有差异,机遇也不同,只有让有能力的人多多创造出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多了,共同富裕才能有物质基础。当然也不能让贪得无厌之徒,任意宰割人们,那就是国家用法律手段,用民主的手段,用教育的手段去制裁、去防止、去调节了。

五、关于“农民革命”的评价问题：

当社会用不公正的手段,统治者利用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剥削压迫人民,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难以活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有逼上梁山造起反来,这样就可迫使统治者采取限量的“让步政策”, 以缓和阶级矛盾,使各阶级的人都能相安相处,有利于发展生产。“农民起义”的主要作用就在这里。从李自成进京,逼得明崇祯皇帝吊死眉山到太平天国才打下半个江山,就建都南京,互相残杀,争权夺利而夭折。农民革命的进步性和建设性,似乎不能想像得太完美了,难道还不值得反思吗？翻遍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初莫不是以“均贫富”的口号起家，而最终莫不是以“争我富”垮台。即使朱元璋把元朝摧毁了,还不是你下台我来,照样统治剥削。这能算是农民革命的成功吗？

因为农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即使打倒了皇帝,还是我来当。限定他们走不出封建循环的怪圈。

中国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等就曾对农民革命的作用做了正确评价,可就是这样的评价竟然成了“罪行”,而且“罪该万死”。以后把农民革命描写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现在反思,还是应该让历史来检验。只有对农民革命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有正确的教育农民和领导农民的路线。

　　六、关于贫富问题：

先拿笔者一家人来看：我有几个兄妹,妹妹一家享师级待遇：居大院、出有车、食有鱼；我也得到所谓县级离休待遇,弟弟是个退休工人,我俩亦可初得温饱；二兄有精神病,生活难以维持。四人同父所生,谁也没有剥削谁,谁也没有压迫谁,聚之一堂,食同甘、居同华、车同乘,三五日没得话说,一月两月,也还能勉强过得去,如果长期同住下去,即使口无异言,心也会有想法,即使大家都没有异议,口袋里掏空了,大伙都喝西北风去,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能平均吗？我们的处理办法只得是：一面让优者先充分发挥其能力,一面扶助弱者,带动中间者往前赶上来。当然贫富相差太悬殊,社会也不得安宁。但是不顾实际条件,一律追求平均主义,则能者不能发挥其能力,社会财富创造不出来,谁也拿不出东西去帮助穷人。而穷人没有任何生活压力,反正衣食有人包,人皆养懒了,社会也吃穷了。

所谓“共同富裕”,全国用金子塑了个大寨,（当然大寨人们善良、勤劳、艰苦劳动、改天换地的精神是很好的。）常宁用银子堆成个万寿,（常宁在搞万寿这个大寨点时,几乎拿去半个县里的领导力量,每个去的单位的领导必定带去许多钱和物资,）好像1958年移几十亩田的禾于一丘,堆成了个亩产十万斤。如果说土地改革是“劫富济贫”（毛泽东自己说的）,笔者则认为人民公社化就是“集贫装富”。如何做到“共同富裕”同时又不伤“按劳取酬”呢？就是说如何处里好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呢？恐怕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政治家,经济学家,至今谁也没能创造出这篇伟大的速成杰作。

土改斗争后的李四喜温饱足矣，不就是中农生活吗？可是土改斗争中,中农站在中间观望,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中农的命根子土地、粮食也保不住了。政治经济运动,贫农一点自留地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农民的一切富路都被堵死了,唯一希望的得一个中农的温饱生活亦成了泡影,结果只有“共同守穷”,谁富谁遭殃。地主形像固然臭了,富农勤劳节俭的一面,也统统入了“黑五类”的另册。所谓“共同富裕”难道到懒惰的王国里可以找到财神爷吗？

　七、关于政治运动问题：

“文化大革命”如果要说也有一点可取的话,把许多“老当”搞得住牛棚,扫厕所,在反官僚们的“特殊风”这一点上看来,也要算是肯定的了。但是所谓“自来红”的“红卫兵”小将,一朝掌篆,其特殊风并不亚于“老当”。听说“文革”时期,上海有个看管公共厕所的人,看到大家都在耍特权,他把个厕所门一把锁起来，看你不求老子，叫你屎尿逼到裤裆里,这一手真够厉害。而“老当”的政治风暴一过,因为没能从法制上来根本解决问题,只是重人治,只能是风雨过去,一切照旧。即使这个人非常廉能,也只能是人在政在,人去政空,没能有继承性延续性。而真正廉能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少数廉能的人,也有失误之时,没有法制控制,也还会做错事来的。况乎政治运动一多,偏有那么些“老运动员”摸到共产党的运动老规律 一紧二松三不管,更能为所欲为。运动再犯再运动,就成了“政治运动”的怪圈了。

八、关于对待毛泽东的错误态度问题

这里先引两人对毛泽东的评论,一则是在毛生前1959年谈的,但那不是当着毛主席说的,因为不敢也不能说。一则是毛死后1978年谈的,因为再不谈,中国不但不能前进,国家已经危机四伏了。而且这两人还是共产主义者。

　《炎黄春秋》1997年第12辑林雪著《田家英求实精神永驻大丰》一文说。

田家英对毛泽东要说的三句话

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59年庐山会议公然对人说:“有朝一日如果要离开中南海,他要对毛主席说三句话：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他还和几个要好的‘秀才’谈论,毛主席应该‘隐身免留千载笑’,退到二线写回忆录。”

Δ“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陈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实是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起到全国解放,也就是1949年止,毛的领导是正确的,应全面肯定。第二阶段,从50年新民主主义时期至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地改改、抗美援朝、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65年止,其间毛泽东在61年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最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

Δ目前多数人对毛泽东的评论,说他是晚期犯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伤害了一些同志。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开国首脑,在他统一天下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的治国理想,几乎没有不杀一大批功臣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专利”。当然他比别人是杀得多一些、面宽一些而已！唐朝李世民把兄弟都杀了,可后人并没有因为他杀了兄弟而非难他的政治上的政绩“贞观之治”。

毛的独到的主要错误：也就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还没有弄清楚的通病。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了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一向就很欣赏农民革命,但是历史上的无数农民革命都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工具,谁一上了台都难以避免不马上变质。他为此忧心忡忡,但是他又不肯放权给人民,不肯实行法治,更不能运用经济规律,从经济基础入手,自以为只要把生产关系搞上去了,理想王国就成功了。他的治国模式,实际上仅止于《桃花源记》里的幻影。

他的治国方法,一直是游击战争时期的运动战术。

社会的正确发展规律是只“抓阶级斗争”呢？还是从发展经济入手充分发展生产力呢？正确的模式应该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狠抓民主、狠抓法治、狠抓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已经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国,既然是一个泱泱正牌大国,凡事都得有个秩序,已经不是游击时代的环境,就应该放弃游击战争时期的游击作风,再不能还是事事用“政治运动”方法，谁也不能无法无天。

他的用人路线,强调驯服工具,不敢或不愿启用爱动脑筋的知识分子：其实一旦着手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就必须大力启用和培养大量的知识分子,把打大下的功臣培养成建国的知识分子,把接过来的知识分子真正当作宝贵财富来改造、保护、启用和尊重,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曾先后说过,没有知识是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可惜毛泽东自己到老了还在启用低文化素质的人来主宰国家的命运,这不是对现代化缘木求鱼吗？

从他治国指导思想到治国方法和治国用人办法,而且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已经行不通了,自然不能为多数人接受。自己孤立了,失败了,人民谅解他的心是好的,于是1960年过苦日子,到了饿死人,人们也能承受。但是明明失败了,又拒不接受忠实亲密战友意见,而且把持不同意见的人致他们于死地，临死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才是他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又自己亲手把她打烂的悲剧所在。

作为人情有可谅解,作为历史,作为科学,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才能以史为镜,吸取经验教训嘛！当然这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前段被扭曲的社会主义模式,还有很多国内国际的复杂因素。作为一国领袖的毛泽东,如果仍然把他当人看而不当神,自然他也跳不出时代环境。可惜过去人民把他当神膜拜了,以为他是绝对正确者,一旦要说他错了,人们就转不过弯来了。

所幸到今天才初步摸到正路,失掉了大好机遇。

九、未来的世界将由谁来领导？

1997年第二期《文史哲．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模式》一文说：

“这个问题,国外有学者提出,早在马克思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只有‘既有钱又有教育’的阶级才能担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现在这个阶级已经出现了,就是‘知识阶级’。如果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承认知识和资本是一样能创造新价值,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即使按照阶级的经典定义,也没有理由否定知识阶级的独立性,没有理由再说知识分子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就是附属于无产阶级。恰恰相反,资本和劳动最终都要接受知识的支配,听从知识的领导。我认为,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将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这些差别的消灭,显然不能通过思想改造、下放劳动,即知识分子劳动化来实现的,而要通过工农分子知识化来实

可惜传统的古老中国,虽然真正掌握历史发展的命运者确实是读书人,也只有读书人才能掌握。但是在一个封建专制的社会,往往掌握社会发展命运的读书人,却偏偏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悲剧,何时才能演完？特别是世界已经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

作者以为要真能结束这个悲剧的重演,只有尽快地提高全民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兴国,高素质的人才才能兴国,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笔者写的全部历史也就是探求社会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