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在论坛上发布了2016年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从动态角度来看，年35个城市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主观满意度保持基本稳定，上升速率明显趋缓。
时间：日-7月3日主办：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　　　经济研究杂志社　　　经济学动态杂志社　　　香港经济导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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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专家，早上好！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现在开幕！
今年论坛主题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同时本届论坛将继续2011年以后第六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举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我是中国经济学院研究院院长和论坛秘书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明研究员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许宪春副局长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先生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甘犁先生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郭毅教授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中心副主任Jude Blanchette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长江学者杨瑞龙教授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蔡志州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
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
今年论坛规模有所缩小，今年没有邀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以及国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参加会议，也没有同声传译。另外已经参加前九届论坛的著名老一代经济学家张卓元研究员、林兆木研究员、胡乃武教授，由于年龄原因不能参加会议，我代表论坛对老一代经济学家对于论坛的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的刘树成研究员目前在美国，也不能参加本届论坛，他委托我向与会嘉宾表达致意。本次参会的来自报刊杂志的学者和专家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马宏伟博士。蓝皮书出版单位：社科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社分社长恽薇。还有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副社长，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张燕（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主编编审刘英。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不再一一介绍。
下面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裴长洪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会长、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郑红亮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长张永山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研究员、东道主的中国社科院香港经济导报社的其他领导和专家学者，还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各位院长。参会的还有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博士，所有的女士、先生，能够参加这次会议表示衷心地感谢！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中证报、21世纪经济导报、经济观察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香港商报、香港经济导报、澳亚卫视、经济纵横、经济体制比较、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新浪网、中国网、本论坛由新浪网、中证网、中国网做网上直播，让我们以热烈地掌声祝贺本届论坛开幕！
下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财经委副主任、著名税务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致辞。
各位学者大家好！这个论坛非常重要，从三个方面来看都非常重要。从我们来看，全国人大财经委，我们对这个论坛非常重视。我们每个季度都要搞经济形势分析会，其实这个月18日、19日两天，我们听完分析会以后心理不是特别踏实，所以这个论坛提供的各种理论的碰撞、各种现实的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从全国人大、从国家、从中央的角度，我们这个论坛都是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周期理论和现实的客观需要。第二，从国际来看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基础依然非常脆弱。最近英国脱欧，以及我们国家周边地区的部分…因素加剧，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外部有很大不确定性。第三，从国内来看，我们处于二次转型时期，一次转型从加工业解决脱贫问题，二次转型难度大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找经济内在动力现在找不到，比较难找，很困难，科技领先这方面的战略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我们淘汰过剩产能，要改变能源消耗破坏环境的企业，淘汰这些要付出很大成本。我们从去年的经济下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国家出手不出手重大的调控政策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看来中央还是希望能够灵活地调控，专项的、定位的、灵活的调控，不搞大规模的对市场振动比较大的调控。所以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今届论坛的主题又瞄准了当前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确实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智库，这是我们的论坛。我的工作，在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税收这一块，秘书长让我讲讲这方面的情况。这方面的情况都是特别敏感的，我泛泛的讲一点。
比较大的进步是在立法法里把税收条款单列，把它提前到第六位。立法法里有十项是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才能使用的，要求这十个项目必须制定法律。原来税收是在最后一项，税收、财政、金融、保险、海关等等是并列的。去年修改立法法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重大问题。税收是对人民财产权利的剥夺，你交税以后不再直接返还，当然房产税体现的更多一点，直接从你的财产里面交税。所以必须按照税收法定原则，通过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来征税。我们国家现行状况是，18个税种有15个是国务院条例和法规，只有3个是全国人大立法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所以这种状况和税收法定原则，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是相差很大的。但是本届到现在为止税收还没有立法。很多同志提出这个异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税收法定，要征税全国人大必须立法。但是本届还没有立法。我谈谈我的感想，我们国家的税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税收发展的太晚了。我这个年纪所受的教育都是说税收是资本主义的，是剥削人民的工具。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税是坏东西。
1984年改革开放以后，发现税收对于国家的财政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建立了很复杂的立体交叉研究的税制体系，30多个税，后来简化到现在。所以长期的这种宣传给人们造成的税收的痛感和对于税收的仇恨，在我们国家税收立法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车船税，我们在计税依据上，以前是按量增收。…后来我跟王冠斌（音）说，我说心里不好受。他马上给我回信，过半数…实践证明你的工作做的是最优秀的。他怎么知道。因为马上开全国人大会了，给委员长报告里有这么一段说到“车船税是民主和科学立法的典范”，我们当时设计车船税，1.6是变点，1.6以下的降低税负，1.6以上增长税负。这是第一稿。网民看了以后，来了十万条意见。都讲主打车型是2.0，应该2.0以上减税。我当时脑子里想1.6是主打车型，我的车就是1.6排量。最后大家都提2.0，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委员长拍板了，调高2.0。所以是科学、民主立法的典范。
虽然现在从条例上升为法律的速度比较慢，但是我们能够提出税收法定，我们能够修订立法法，把税收单列，把税收的财产权利与人民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权利，三个权利并列。所以整体来说税收法定和立法法里面体现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保护，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理念进步还是很大的。当然立法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讨论车船税的时候，我作为专业人已经认为非常好了，但是缺三分之一票，它太难。当然因素很多，和社保也有关系，西方国家的税收为什么抵触小，它的社保非常发达。
今年我们安排了环保的费改税。其实也有很多想法，但时间关系不说了。大家最关心的房地产税，仍然在起草过程中，这两个税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提出来的“加快房地产税的立法步伐和促进环保税的费改税”，今年房地产税在继续起草。所以说我们这个论坛特别重要，回顾我们这个论坛2006年到现在走过了十年，我们见证了中国经济本轮周期从高峰到触底，是否触底大家还在讨论，是触底？还是L型？还是U型走势？相信论坛的各位学者有很好的建树。同时我们这个论坛还有一个任务，我们后来增加了“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调研”，也步入了第六个年头，在促进和改善民生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这个论坛长期保留下去，在此向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的召开暨第六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郝如玉教授是吴邦国亲定的中国著名税务专家，许多税的出台都征求了郝如玉的意见。由于他的身份，现在正在开人大常委会，是临时过来给我们致辞。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到今年是第十届，各位专家不离不弃，十年来我们讨论了许多中国的现实问题。尽管中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这个方面我们校长王稼琼给予了坚定支持。下面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教授致辞。
各位来宾，老师们、专家们，大家好！首先代表东道主首都经贸大学特别感谢来指导我们工作、来参加论坛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和媒体朋友，也祝贺论坛的顺利召开。
做一件事情能做好，最关键是能够持之以恒，贵在坚持。首经贸长期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波动，2007年开始举办第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十届。每次论坛的主题都和当时经济最前沿的问题高度吻合。比如我们论坛讨论过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的路径转换和政策选择、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等等，去年讨论新常态新转型问题。目前为止论坛已经出版了九本有关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论著，紧扣宏观经济发展脉搏，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十年的努力，我们经济增长论坛已经从一个小范围研讨会，成长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坛。辐射范围不仅影响到学术界，还影响到政府决策部门，在企业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9年我们经济学院专门开展了中国35个城市的生活质量调查，设计出适合中国城市特点的一个指数体系，并且在2011年开始在论坛上发布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这个指数的发布引起了很的反响，每年一百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并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
今天的论坛主题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与防范外部冲击”，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十分契合。目前的复杂经济形势下，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发表真知灼见。共同为中国经济的二次转型和防范外部冲击开出一个解渴的药方。希望首经贸的老师和同学们利用这个难得机会多向专家们请教，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我们首经贸支持这个论坛能够持续继续办下去，不断地更新内容，突出论坛的品牌和优势、特色，充分地把我们的智库作用发挥好。最后，预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衷心地感谢王校长对我们论坛的赞扬和支持。下面请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副会长颜安生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尊敬的各位学者、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论坛，经济导报和各个主办单位一共走过了十年，我是第一次参加，非常荣幸能到这里和各位专家学者请教，聆听各位的高论。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问题，关于话语权的问题，中国经济舆论的主导权问题，在这里请教各位专家学者。
前不久6月中旬，香港经济导报组织了一个采访团到福建沿海进行采访，我带队，到泉州、平潭、厦门这一带，我们也拜访了民营企业，我们听取了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感受，他们讲到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比较担心。我们问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心？他们说看到了很多媒体，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投资机构、商业机构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的预测。他们很相信这些预测和言论。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中国经济仍然以6.9%的速度在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在不断地扩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有增无减。同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也在不断加深，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结构日趋优化，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创新、创业正在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总而言之，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发展潜在不可限量。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以及中国经济仍然十分出色的表现，有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商业机构他们对中国的预测表现出十分地悲观。认为中国未来将陷入长期低迷。中国的危机论也不时出现。我们在香港经常听到或者看到。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一些西方主流媒体、一些重要商业机构唱衰中国经济的背景下，加之国际金融大鳄的配合，人民币经历了一次罕见的暴跌过程，特别是在离岸市场。西方媒体和商业机构对中国经济出现的诸如地方债务问题、房地产存在泡沫、银行不良贷款上升、出口低增长或者负增长、经济增速放缓等正常经济现象或者可控问题进行夸大解读和负面报道，从而不仅令国际社会误以为中国经济会出现大问题，危机不可避免，甚至部分中国精英人士和企业家也受到影响，从而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心。
众所周知，西方商业机构在国际社会影响力非常大。它的分析报告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投资者的判断和选择。同时西方媒体与舆论在国际社会占据主流位置，国际受众多受其牵引。西方机构和媒体正是凭借这种优势对中国经济说三道四，对活力中国、改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视而不见，基本上不报道。但是专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放大报道、歪曲评论，甚至将白的说成黑的、正面的说成是负面的、正常的说成不正常的、小问题说成大问题、没有问题说成有问题等等。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加之西方机构和媒体通过互联网的渲染和传播，因而不仅在国际上到处散播中国经济悲观论，而且严重误导了国内的部分民众，听信这些言论和观点的人实在不少。包括在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转载的文章，基本上都说是国外某大行、某机构做出的预测。
西方商业机构和媒体对中国的分析、评论究竟如何？这里举几个例子说明。当然总体上不可否认他们的水平很高，但对中国经济的评论和分析他们确实有很大的欠缺。比如说2011年，惠誉国际曾经表示未来三年中国银行业的生产资料可能恶化，并将中国的长期本币发行者违约评级的前景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恰恰是这三年时间中国银行业的业绩表现是最好的，完全和报告相反。因此有专业人士评价说惠誉对中国的判断它的专业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经济学系一年级本科生。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各种各样说三道四的舆论越来越多，在今年3月2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穆迪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做出负面展望，接着又在不到24小时内对中国的28家国企和25家金融机构出手，将中国的国债评级降为AAA3，比美国低三个档次。他们这种做法，这么急躁，而且在比较关键的时刻，这样做法的居心如何不言而喻。穆迪的做法其实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他们虽然想通过他们的信用调整来引导全球资金离开中国资产，但是效果不佳。
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和利率水平，市场的营收水平仍然大高于美国，资本逐利性决定了国际资本只会流向利益高的地区，加上中国的增长速度也是美国的几倍，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且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总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大大好于美国。所以中国经济总体上的良好表现抵消了这些国际评级机构的负面评级带来的影响。虽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太大的冲击，这也是一种外部冲击，但最近这些年不断反复出现的中国危机论、中国悲观论，其实对于正在走出去的中国经济还是带来了不利影响。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正在全面地“走出去”，实际上这些国际商业机构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负面报道、负面评价、夸大的报道，对于中国“走出去”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应该说受到的损失也不小。由于我们国家仍然没有形成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导致中国企业与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拓展过程中到处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甚至遭到人为干扰与破坏，出现许多人为困难，包括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国际舆论的种种抹黑报道，当然也有客观上的，比如贸易上、中国产能过剩给西方国家造成的压力，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负面报道、抹黑报道、夸张报道也是一个很大原因。
因此，当下中国迫切需要思考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起自己的“扬声器”，并逐渐地掌握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舆论主导权，从而不断改变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的国际舆论环境，这将是一项国家综合性工程。不仅需要境内外媒体共同参与，而且也必须有强大的企业群体作为后盾支撑，更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引导。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国内有些巨型企业正在做这个工作。今天香港经济导报利用这个场合抛出此议题，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能够得到首都专家学者们的重视，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经济的国际话语权与舆论主导权出力。谢谢大家！
下面请东道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裴长洪致辞，同时进行学术讲演。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上午好！没有辞可致。我还是讲讲我今天要讲的话题，讲对外贸易。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转型升级”，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我没有思考好。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我有几句话可讲。今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货物进出口贸易大概能到25万亿人民币，2014年是26.4万亿，去年进出口贸易下降幅度7%跌到24点几万亿，今年1-5月依然是负数，5月当月转正。预计今年全年转正没有问题，但增长幅度会很低，预计在2%以内，大概就是25万亿的规模，仍然低于2014年。
这一两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小，无论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一带一路”，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如何应对TPP，无论是讨论还是措施都热火朝天，但为什么数字依然这么不好看？到底转型升级的机遇在哪里？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思考。现在无论是继续扩大开放，现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若干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如何应对美国新的TPP贸易规则，使国内的法律法规和经济治理进一步和国际接轨，但是没有解决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技术工具和商业模式。
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外贸易，特别是开放经济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商业模式对于转型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讨论当中重视不够。这两年关于跨境电商的讨论不少，但是往这方面想的不多。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工具的广泛普及，目前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中运用比较多的是两个行业，一个是贸易，包括了内贸、外贸，再一个是金融，当然仍然乱象很多，不规范、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但是毕竟昭示了一个发展方向。
跨境电商发展的时间并不长，2015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已经达到5.2万亿，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24.5万亿，也就是占20%以上，5.2万亿里面4万亿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将近1万亿，它以出口为主，跨境电商的增长速度，跨境电子商务快于境内电子商务。
出口为主，线上线下的操作，到境外目前是很难鉴别的，目前跨境电商做出口贸易还比较容易，海关报关的环节从线下转到线上，到了外面是不是建立海外仓、是不是建立互联网供销渠道，中国自己的经营者掌控不了，所以跨境电商目前最大的政策交集矛盾点是在进口贸易，进口贸易这两年来国内的讨论和争论比较激烈的节点，也是未来发展空间最大的一个节点。
未来看增长率在每年20%几到30%。跨境电商这几年的增长速度在30%左右。对比服务贸易，服务贸易这两年一直正增长，从服务贸易占有比重来看，国际上服务贸易占整个商品服务进出口总额的20%左右，但跨境电商则不然。它未来的前景很大，另外目前中国的跨境电商的经验在世界上不低，我们是领先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起步我们是早的。在整个跨境电商发展当中形成了一种平台经济，这种平台经济、平台企业和原来的跨国公司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原来的国际生产、贸易、投资基本上是由大跨国公司垄断的。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生产和贸易包括融资，但是未来这样一个局面将会逐步发生变化。什么使它发生变化？平台企业。而且有的平台企业做得很大，比如阿里巴巴，去年一个财年它完成的交易总额3万亿。沃尔玛是用了54年达到3万亿。阿里巴巴用13年的时间，它汇集了8千个技术人员，上千万个个人和中小企业，4亿多消费者。3万亿零售总额是这个交易体系完成的，这个交易体是由众多的零售企业完成的。这个平台是个共享经济的平台，它和跨国公司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的平台能够把商品深入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跨国公司建立的分销渠道是按照盈利最优先的模式分布的，这个地方不盈利不会分布。但平台经济则不然，它可以延伸到很偏僻的角落，所以它具有和跨国公司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分销渠道。从共享意义来说，它比跨国公司走得远得多，同时它对于市场经略也要深入得多。&
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跨境电商。去年国务院发了指导意见。美国2015年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十年规划，美国这样的国家一般不做什么产业规划，居然去年发布了十年规划，到2025年它的跨境电商规模要占整个国际贸易的70%，欧盟、日本都出台了发展规划。大家想一想，十年之后，美国对外贸易70%是跨境电商，全球的国际贸易将是怎样？未来十年，全球国际贸易的样式基本改变，所以我们将要进入下一个十年的国际贸易时代。什么叫转型升级？这里可以看到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曙光已经出现，它标志着全球普惠贸易时代的到来。原来跨国公司主导，很多中小企业、很多个人很难参与，未来是全球的普惠贸易时代。而且这种普惠贸易体系会成为一个新课题。同时，它也会改变传统贸易，能够提高交易成本，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还能使大数据应用成为可能，同时其他为贸易服务的各种环节都发生改变，包括商品检验检疫、通关、融资服务、结算支付等等，同时能够补上中国流通能力的短板，流通能力是比较差的，因为物流成本很高，同时有助于消费拉动支撑经济增长上一个台阶。未来消费、投资、进出口协调拉动，特别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应该起更大作用，怎么起更大作用，恐怕要靠电子商务，特别是有助于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并掌握国际贸易的话语权
我们跨境电商方面目前的水平和国际上先进贸易国没有太大差距，怎么制定未来十年新的国际贸易规则，我们要重视，不仅要自己发展得好，而且要总结这种贸易商业模式的规则和支持措施，这样在国际贸易的话语权才能先走一步。这方面政府各个部门有了初步认识，但认识还很不到位。今年4月财政部等部委出台一个政策，使今年5月的跨境电商又受到了挫折，主要是税收的问题。跨境电商面临的问题物流问题、融资问题、第三方支付结算问题、税收问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正因为涉及的问题多、汇集的矛盾点多，因此这里看出了未来新的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的机遇。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贸易的新时代，它的技术工具是互联网，商业模式是跨境电子商务，目前采用的各种模式以及规则要适应、突破边境后措施的各种区域性的国际规则。这方面，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空间都很大。
谢谢大家！
大家知道近几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很不乐观，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专家和权威裴长洪研究员提出了重振中国对外贸易的新思路和路径。但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不远的将来还有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谢谢裴长洪研究员。
下面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研究员分析新经济政府统计面临的挑战，大家欢迎。
尊敬的王校长、裴所长，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感谢张院长，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已经多次参加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感谢王校长承诺以后继续举办，这是很好的交流平台，大家可以交流新的观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今天讲讲新经济对政府统计工作带来的挑战。
主要讲四方面的内容。一、新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二、新经济给政府统计带来的严峻挑战。三、国际上关于新经济统计的研究与探索。四、国家统计局关于新经济统计开展的工作。
刚才裴长洪所长讲的跨境电商也是新经济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新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教授在2014年指出新经济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他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伴随着蒸汽机诞生的，这次革命的特征是克服了人类肌肉力量的局限。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数字技术，核心是硬件、软件、网络所产生的巨大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业革命，基本特征是克服人类大脑智慧的局限。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全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新经济势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世界经济发挥重大推动作用。
1991年到2001年是美国有经济周期以来最长的扩张期。这期间，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较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较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经济的阶段性扩张得益于全球化效应，国际竞争力提升、管理更加科学、成本下降以及这些因素相关的效率提升，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最显著的特征是新经济。
新经济快速增长对我国传统经济下滑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对冲作用。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在下行，2011年连续五年经济回落，但是中国的新经济在成长。在创新战略和万众创业万众创新形势下新经济在迅速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一季度工业中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0%，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的4.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快速成长，1-5月增长9.8%，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8个百分点，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增长28%，信息、化学产品增长20.9%，电子及通信设备增长11.4%，医药制造业增长10.2%。新产品在迅速成长，1-5月新能源汽车增长88.8%，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增长42.7%，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增长44.3%，太阳能电池增长17.1%，工业机器人增长25.8%，智能电视增长19.9%。新型服务业快速成长，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调查结果表明，新型服务业在快速成长。1-4月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35%，软件开发营业增长收入增长22.6%。网上零售快速成长，1-5月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27.7%，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增长25.9%，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36%。上述新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对我国传统经济下滑影响发挥重要的对冲作用，减少了我国国民经济不行压力，可以预期，新经济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必然产生更加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经济体量目前还比较小，还不能完全抵消传统经济下滑的影响。一旦新经济体量大到可以抵消传统经济下行的影响，那么中国经济可能就稳住了。现在看到工业已经趋于稳定，2011年以来工业经济增速一直在回落。但今年以来，增速相对稳定。去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6.4%，二季度6.3%，三季度、四季度5.9%，今年一季度5.8%，4、5月6%，趋于稳定，所以工业中的新经济的成长，我认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传统经济下滑的影响。
新经济的快速成长正在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3D打印技术、信息通信技术新技术，互联网服务新产业，网上零售等商业模式在越来越广泛领域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
二、新经济给政府统计带来的严峻挑战
新经济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给政府统计带来严峻挑战，包括基本概念方面的挑战，统计调查方法方面的挑战，GDP核算原则与核算方法方面的挑战，价格指数编制方法方面的挑战。目前国际上对这些挑战看法不一致。据我学习和研究主流的观点，包括OECD、欧盟等主要国际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统计机构研究结果都是对政府统计构成挑战的，特别是对GDP核算构成挑战，对价格统计构成挑战，对就业统计构成挑战。
首先基本概念的挑战。关于新经济，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通用的、统一的基本概念。这对政府统计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统计最注重的是概念、定义、统计范围，没有严格的国际通用的概念、定义、统计范围，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合理性。按照各国的理解去做难以比较，所以这个挑战比较大。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商业周刊上在1996年，自从这一词汇产生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对新经济概念、内涵进行过一系列探索，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分享经济等相继出现。
知识经济，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强调知识经济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二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三是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四是人类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很长时间大家把知识经济和新经济视为同一词汇，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研究的认为知识经济概括不了新经济。
数字化经济的一个主要表现是通过互联网平台，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交易可以实现，颠覆了传统的企业对企业、企业对个人的交易模式。数字化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数字化经济已经渗透到世界经济的各个层面，影响到银行、零售、传媒、交通等各个领域。
分享经济，一种以互联网为中介的新型服务模式，是数字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共享社会资源，以不同的方式交换商品。分享经济包含多种形式比如分享住房、分享汽车、分享车位、分享图书、生活日用品交换等等。其主要特征是将闲置的资源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给有需求的用户。对于供给方来说，通过在特定时间内出让货物的使用权或者提供服务获得一定的收入汇报，对需求方而言，不直接拥有货物所有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货物。
这些新名词从不同角度刻划新经济，目前为止人们对新经济的认知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统一的新经济基本概念。OECD在2000年和2001年两次指出新经济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机构具有不同含义，现阶段不太定义一个国际上统一的概念。
统计调查方法方面造成了挑战。以分享经济为例，传统的生产统计以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主要调查对象，但分享经济、分享住房、分享汽车、分享车位、分享图书，参与者大多是居民个人，因此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很难完整采集到相应的生产数据。
GDP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也受到占，数字化经济催生了新商业模式，产生了大量非货币交易，对GDP核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许多互联网网站向居民提供大量的免费或者价格非常低廉的服务，这些网站主要是通过在线广告从企业获得收入，并不是从居民享受者获得收入。从而居民关于互联网服务的最终消费被忽略或者被严重低估。互联网提供了大量免费服务现在是被忽略掉的。
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划分消费品和投资品带来挑战。现行GDP核算居民购买的轿车属于消费品。但是如果居民将轿车分享出去获得租金收入，这些轿车实际上发挥了固定资产的作用，从而属于投资品，这对就GDP核算将这些轿车作为消费品处理还是作为投资品处理带来挑战。
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处理居民关于闲置日用品交换带来的挑战。现行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日用品，包括新的、二手的，在购买时计入消费指数，在销售的时候以负值计入消费指数。这种处理方法也是一种约定俗成，但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利用一部分闲置的用品对另一部分居民提供，其实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的作用。
三、国际上关于新经济统计的研究与探索
国际组织关于新经济统计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OECD、欧盟统计局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形成了若干一致看法。比如，新经济的出现造成GDP规模的漏统和增速低估。
发达国家关于新经济统计的研究与探索。美国和法国比较早研究了新经济对国民经济和各主要指标的影响。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于2000年发布了测算新经济的研究报告，法国国家统计局于2001年发表了新经济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测算的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指出对新经济进行准确测算十分重要，可以为评估诸多政策、法律法规、和税收制度的效果提供一个客观基准。在支出法GDP核算中，新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存货变动、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等支出法GDP的各构成项目上。在收入法中GDP核算中，新经济的影响体现在雇员报酬、利润、业主收入，以及租金收入、利息、股息等各个方面。这两篇研究结果都说明新经济对GDP核算产生影响，两篇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完善GDP核算，以跟上经济发展步伐。
新经济居前10位的州存在许多共同点，聚集了大量高科技企业，从事知识工作的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居民，这些州几乎都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前沿，大都拥有坚实的创新基础设施，促进和支持科技创新，这些州企业通常在更大程度上面向全球市场，许多州吸引大量的国内外移民，这些移民属于高度流动的高技能知识工作者，努力寻找良好的就业机会，追求高品质的生活。
新经济落后的州历史上大多依赖于自然资源或者大规模制造，在新经济时代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竞争成功的最终因素，仅凭借低廉成本的州会被国外的廉价生产者所削弱。美国的新经济指数对这两点考虑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排前十位的主要靠创新，排后位的过去长期靠自然资源，过去的自然资源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劣势。
四、国家统计局在新经济下开展的工作
制定了“三新”经济专项统计制度。研究制定“三新”经济增加值核算方法。建立健全与新经济相关的统计分类标准，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正在修订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标准，比较全面的反映新经济活动。研究建立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现有的新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特别是新经济统计指标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产业研究制定新经济指标体系，为改进和完善新经济统计调查体系，建立和完善新经济测算方法，加强新经济统计数据在经济形势下的分析。目前，国际社会对于新经济的基本概念、内涵特征以及口径范围还未形成共识，国家统计局建立的“三新”经济专项统计制度、“三新”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和新经济统计体系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完善新经济测算方法、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宏观决策和社会需求，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谢谢大家！
作为学者型的官员，许局长给我们介绍了新经济的概念和内涵。同时对政府统计面临的挑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新经济可能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经济持续下滑的条件下，新经济的发展有可能扭转传统经济下滑的趋势。
下面请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所杨圣明研究员讲演，他发言题目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几点看法”。
我国30多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长很高，由1978年劳动者4.02亿增加到2013年的7.7亿，净增加3.68亿。如果每个劳动力创造一元GDP，那就是7.7亿，但是劳动人数的增长，仅仅关注这个因素还不够，更多地应当关注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人数这两个因素。劳动生产率增长多少？每个人生产的GDP1978年是908，2013年是73898元，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很高的，劳动者人数增加了，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
中国经济减速将不可避免。这里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国内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质量效益比较差，各种资源比如水、土地等消耗的过多，环境污染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如果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投入一定的财力，这种情况下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经济来说是有百利无一害的。国际上看，世界银行大幅度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预测，它预测经济到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分别是2.8%、3%，世界银行预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6.3%。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要下降的，和过去长期的两位数增长不可比，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了，整体趋势是向下的。对于这种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世界经济增长也有预测，年世界经济GDP年均增长5.5%，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不可能要求太高，因为经济总量的增长有计算的方法，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有三种形态，价格形态、收入形态、产品形态。从价格形态来看，所有的参与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与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来说，所有参与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参与单位和非参与单位初次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来看，所有参与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值之和。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方法有三种。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这三种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测算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结构。这种方法对我们的经济总量也是也有影响的。GDP这个指标有两种，有一种人认为它是好东西，没有它就无法经济整体，也有人认为它是不准确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计入到GDP里面去。比如说有的国家认为GDP只能体现一个，不能包括一国的财富，所以GDP并不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指标。还有的国家是将贩毒、卖淫、军火走私等等列入统计之内，这样做的结果，比如意大利的GDP可以上升9%，欧盟经济多增长2.4%，瑞典和芬兰两国如果算上非法交易收入，该国的GDP增幅将达到5%，在英国仅黑市交易计入GDP就可以再增长3%、4%。所以这个GDP各个国家计算的最终结果都不一样，因为包含的因素不一样。所以我们应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要完善经济总量统计指标的设想。
今后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适应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弱化GDP增长速度的情况，在我国探索正确反映经济各方面的科学指标体系，有一些国家很赞赏我们这样的做法。譬如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有文章《废除中国的GDP资产》，这篇文章写到中国国家统计局较早宣布采用中间收入GDP计算，对常规GDP核算方法进行调整，增加创新和研发的权重。调整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和结构，更能反映生产方面的真实情况是极其困难的。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整是计划近期内对GDP以外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大约40个核心指标，这些指标更能够反映技术升级、城乡收入差别、产品化、民生等各个关键领域的经济和社会调查。对这方面的研究和判断我只是一个初步设想，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杨圣明研究员分析了中国30年经济的高增长，同时指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经济减速阶段，认为既有国内原因也有国外原因，并且对经济增速的核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感谢杨圣明研究员。
下面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路权平等与城市秩序”。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会的邀请，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路权平等与城市秩序”以电动自行车为例。我想讲四个问题，一、电动自行车的草根式发展。二、电动自行车是大众化的坐骑。三、限行查扣和路权平等。四、交通管理和城市秩序。
电动自行车主要由中小民营企业投资发展的行业，是1995年开始，2004年达到了2905.4万辆，2015年达到3200万辆，成为一个相当不小的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年试生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主要是围绕着电动自行车的四大组件进行开发，而且开始试生产，同时也进入了消费者的视野。二是年规模化的生产阶段，这个阶段里技术也有了进步，比如电池效率提高了35%，而且成为摩托车和自行车很重要的替代品。在这个时间里可以看到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三是年超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里电池的效率提高，而且电机从原来的低效变成高效，也出现了锂电池，所以这个阶段大力的发展，2013年…万辆，但是2015年由于种种原因销量下降了20%。从2014年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调整的阶段，旺销不在，竞争激烈。
调整阶段里一些新的领头企业仍然在快速发展，同时有700多家中小企业被淘汰。
在这个阶段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一是锂电池在逐渐发展，而且成为一些企业的主打产品。二是轻型化，很多企业都在设计的时候采用轻型材料，这个轻型材料可以提高续航能力。三是人性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电动自行车不仅仅是代步的工具，而且由人、车消费于一体，增加了新的功能。这个产业可以说由于在市场的推动之下，由于草根的发展，所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二、大众化的坐骑
现在电动自行车乘用的人都是什么人，现在进城市农民工2.6亿，1亿多人务工群体首选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农村有6000万的留守人员，而这些人员的交通和运输是靠着电动自行车的。城乡快递物流最方便廉价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城市居民接送小孩上学入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每年600万毕业生创业常用交通工具。个体创业者几千万人也把电动自行车成为他经营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帮手。8000万-2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很重要的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所以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坐骑。
三、查扣限行和路权平等。
现在公共交通工具有三大类，一是公共交通，二是私家车，三是电动自行车。这三类交通工具各有优劣，做一个比较，这里列了一个表可以看到优劣。（图）公共交通从运量看是最大的，一辆车可以运几十甚至上百人。私家车坐4个人，大一点坐6个人。电动自行车坐2个人。运输成本，私家车是最大，公共交通居中，而电动自行车最小。从占用的道路资源来看，深圳市有一个统计，20%人乘公共交通，而人均占路达到7.8%，而私家人乘用的人有20%，占城市道路达到50%，乘用电动自行车的人占50%，而占道达到20%。方便情况，解决最后一公里公共交通解决不了，私家车可以解决，电动自行车更方便，所以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死亡率来看，公交没有数据，私家车1公里的死亡率是0.89，电动自行车是0.44，电动自行车是私家车的一半，摩托车的死亡率是2.4。从污染来看，如果以私家车为1，公共交通的人均污染排放是私家车的1/5，而电动自行车是公交车的1/10，等于是私家车的1/50。
下面是茶歇时间。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二次转型，工业化阶段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到经济结构服务化阶段，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更为广泛的探索中国经济未来的效益来源在哪儿。工业化是规模收益递增的，而且基于全球贸易。工业化阶段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只要是能走上工业化都能够实现一个加速赶超。但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以后，规模收益就开始下降，很多的效率问题都开始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自主创新、人力资本集中都是在这个阶段里显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今天参会的代表已经作了系列演讲，包括新经济，包括马上要讲的新秩序，这一套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提升效率，获得更多的自主创新。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开放越来越充分，我们的比较优势水平在下降。怎么能够迎接和稳定好经济，保护好我们不受外部冲击或者少受外部冲击，使得经济更为平稳。这是经济二次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下面有请田国强教授就新规则进行演讲。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大会主办方的邀请，基本上从第一届开始参加，中间有一些事务，有两次没有到会。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关键是建立有效市场和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
这是我最近几个月一些新的思考，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谈到了一些观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都非常关心中国改革的前景，改革当前进入了深水区，成就巨大、问题严重。在最近几年雪上加霜，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无论是实体经济、信心、投资，民营企业倒闭潮、商业银行的坏账、内外需不振、人民币贬值等，经济持续下滑很大。为什么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都出现了很大问题？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观念。
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我们上海财经大学从去年开始公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我们即将在7月9日发布这个表。基准点是6.4，今年如果破了6.4%，这是很大的政治任务，就是需要在2020年翻一番的政治目标，经济形势的威胁性很大。如果矫正以后是5.9%。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所以中国经济下滑是新常态。是这样吗？我希望从逻辑、历史和数据来说，不。我有三个判断。一、潜在生产率即使由于边际效益下滑，但是国内外的经验，从来没有像短短几年离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准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0%，现在已经下滑了3个百分点，一定是不正常。
二、有的人说持续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已经很接近了，这种观点更加不可理解。本来改革就是提高效率，现在国企形成垄断，许多政府部门、官员不作为的情况怎么可能提高效率，使得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一致吗？我得不出这个结论。三、不要低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威力，如果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会产生意外的效果。我文章中提出三个历史数据，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提出翻两番，当时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相信，结果怎么样？改革开放大大的完成了这个任务。举个例子，1990年“六四风波”以后中国经济下滑，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中央决议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是中国经济增长了20多年。第三个数据，2000年在上海香格里拉开会的时候我们探讨推动参与WTO，那时候很多人对我们上纲上线，认为我们是卖国贼，如果参加WTO中国的汽车工业、纺织业、药业都会完蛋，完蛋了吗？WTO让中国经济又保持了高速的十多年，同时改变了政治和经济格局，让中国经济总体从第七变成第二。
我一直想要一个量化分析的模型。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研究了中国经济从1953年以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从2012年到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以改革开放前后的各种因素贡献作为假设，得到了非常有意义的结论，杰弗（音）的结论和我差不多。第一个结论是改革、不改革差别巨大。如果继续推动改革，市场化深层次的改革开放，2012年到2014，今年是2016年，8年后平均增长率7.8%。我一直认为在7.5%左右。如果不改革开放5%，相差3个百分点。所以我理论的论证和我们前面历史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所有的工业革命，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有作用，但是不是关键、不是根本的。在8年当中的3个百分点，相差的可能是50%。所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一些关系到国家层面的大方向上的东西我们要肯定。从历史统计逻辑都得不出来潜在生产率下降的结论，这是我当前认为新常态就是经济速度一直大幅度下滑的回答。
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差距？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落实贯彻中央决议精神，也就是十八大三、四、五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和发展理念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也包括应对经济下滑的一些具体措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认为要解决“谁去做”和“怎么做”这样的一些方向性问题。到底是让市场还是让政府、让国企还是让民企去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仍然是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
这些不作为甚至是反作为，使得大家对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改革有误差。比如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三区一降一补”，这个定位非常正确和精准。首先要看清楚“病因”在哪儿？哪个地方的库存最严重、哪个地方的产能最严重、哪个地方的成本最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结论是国企。短板最严重的地方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方面有所欠缺。
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问题背后的制度以及深层次的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使暂时解决了，很容易死灰复燃。由于执行力的问题，由于具体的措施产生了问题，就产生了改革大计难以落实，让人们迷惑，导致各种各样的争论。出现了否定市场化改革，甚至把现代经济学作为一个市场基本的理论基础要否定掉。小平同志说市场是工具，社会主义可用，资本主义可用，一下上升到意识形态上，甚至故意混淆一些概念，比如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将个体和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共有经济等同于国有经济。在这个大方向不明确的时候，肯定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国家在推进改革中政府部门没有方向，观念就会无所适从。没有安全感，企业家、知识分子纷纷会跑路和信心不足。大众没有了希望感，往往过度关心政治，实质上公民、老百姓过度关心政治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三年前谁关心政治，谁讨论改革方向，大家都在一心一意的关注学校发展、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现在饭前饭后、会上会后都在讨论。怎么走出困境？就是应该坚持真正地让中央三次五中全会的决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些目标落实，进行供给侧改革就是市场效率的提高。这就是我的核心建议。
这个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根本的是有效市场制度供给，如果认同这一点，就应该继续以深层次市场化的改革为内涵推进并且让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以此提高效率。建立维护和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政府是主体它会决定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规范和一个坏的规范，同时提振民间信心和民营经济大发展，这才是中国同时处理好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以及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标本兼治的必要之路。制度才是最关键、最根本、最长效的。在个体的思想境界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善待市场不可替代的，必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维护和服务中发挥好作用。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是关键的。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中央党校上分析了当前经济下滑就是五个原因，边界要素递减，必须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我们必须考虑到新经济，必须考虑到人的大脑的创新驱动，二是政府主导的不可持续性，国企产能过剩积压民营经济，政府不作为以及对新常态的理解偏误。这五个因素背后都涉及到市场化的制度改革，否则这五个原因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实当中许多人把理论和实际概念混淆起来，把现实和理想状态混淆起来，说我们都在做，所以说一套做一套，就形成了制度的不相融。许多改革的思路和举措都是反向的，国企做大的现象愈演愈烈，民营经济发展受到进一步挤压，导致当前大众对政策的手段和改革信心不足。我看到一个报道指明学者说大众信心不足是民间投资下降的主因，有人认为民间投资下降是由于经济增长下降导致的，也就是说投资需求不足是人们需求或者生产需求下降的，是这样吗？在今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总增长速度和去年持平都在10%。细看政府投资又去年年底的9.5%，猛增到20%，民间投资从10.1%继续跌到历史新低3.9%。如果说需求下降，如果只是民间需求下降，政府应该大幅度上升。想继续通过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结果出现了大多数资金流向国企，使得国企肆无忌惮的振兴资本密集行业。现在这么多的“地王”都是国有企业造成的，所以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国企和商业银行成为了供给方，国有企业形成了需求方，形成了这样一个市场博弈主体的情况，并且这种投入和2008年我们一直在批评的，效果更差。所以必须要考虑到一些制度性的问题，如果是简单的套用、误用经济理论，那是不可能解决关键问题的。
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增长才百分之二点几，中国百分之六点几是很不错的，这也是很大误区。中国改革的目标，就像我们用火箭把卫星推到正常轨道一样，它有很大的动力，中国的经济速度还远远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这种类比是没有逻辑的。国有企业1840年以来经历了四次大变动，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政府的统治方式以及建国以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都是经济主导地位，但是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非国有企业大幅度发展，无论产值贡献率还是就业方面都处于主导地位。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政府主导势必会导致很难解决“五大弊端”，效率低下、创新不足、贪腐猖獗、挤压民营经济，机会不均导致社会公平严重不足。
这里我必须声明，我并不反对国有企业存在，国有企业不是为了解决效率的问题，而是为了经济或者政治安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经济比重应该有一个度。如果过了这个度，它就是没有效率的。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制度，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不够，国企本来应该是生产单位，这也跟它的功能不相符。我认为更严重的是，什么事都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来做，中间没有隔离带和防火墙，一旦出事决策很自然的就在政府和国企，矛盾立刻就集中在政府的身上，这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很大风险，并且不利于转型发展。美国最近几年煤矿业一下倒闭了30多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能让一个国有企业倒闭吗？破产吗？很难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而忽视了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这事实上也是不对的。执政基础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执政党的拥戴度和执政的满意度，是否让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让社会和谐稳定，正是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大幅度发展让中国政体、社会和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所未有的稳定。现在要把这些挣钱更稳定的地方，现在不重视这块，会产生很大问题。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思想解放，打破思想的禁忌，坚定实行市场化改革，竖立鼓舞人心的目标。
下面谈谈核心结论。供给侧改革必须要注意两个逻辑。我们在过去30多年主要注重了发展逻辑没有注重治理逻辑，使得改革空间异常的狭窄。但并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在改革的对策和举措上有问题，没有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有限的维护性和服务型的政府，一定要提高现代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现代化，离不开三个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中国的改革开放，党的领导、政府的主导，很多人这样总结。物理学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哪些新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壮大发展。是这些带来的。
我们要让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很多事情越拖越麻烦，比如房地产税、遗产税，这些问题如果20年前就做根本不是问题，现在做肯定很难做下去。现在无论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弱势群体，从改革中得不到好处的都在反对改革。所以改革的艰巨性和异常复杂，出现的问题来自三个方面，包括执行力的问题。现在改革的做法，让地方政府革自己的命，有可能吗？80年代、90年代有国家体改委，是总理甚至更高级别的带头，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缺乏鼓励改革理论探讨的系统和条件，无法凝聚改革的学理共识，增加改革的前瞻性和战略性难度。现在越来越多学者不敢讲话、不敢说真话。作为学者一定要求真务实，充分地考虑约束条件。中国的智库结构还是官方色彩浓厚，缺乏独立性、客观性，民间智库发展严重受阻。
谢谢大家！
田教授谈供给侧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句话到底是改还是不改。接下来请张燕生教授给我们讲转型发展。
首先非常感谢，这么多精彩的发言，也学到很多。我还是讲一下国际环境，国际环境第一个问题是IMF今年4月的预测报告提到“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的停滞风险”，回顾过去8年，全球仍然是缺少需求，全球潜在增长依然乏力。这就涉及到中国怎么办？刚才田国强教授讲的非常好。第一，我们的问题究竟在需求端还是在供给端。如果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供给端。那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二是结构转换；三是制度改革与变迁。我非常同意国强的观点，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讲的很好，做就可以了。但做的过程中，政府严重不适应新常态。企业适应吗？不适应。社会呢？我们突然发现，过去35年的东西要过去，新35年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存在着适应的问题。
另外，供给侧改革，从美国经验来看，美国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是里根改革，克林顿摘桃子，它间隔了十年。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改到1985年改不下去了，美国没有办法继续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结果是美国人生病，日本人吃药，日本付出了20年停滞的代价。因此对我们的挑战，无论是技术还是结构还是体制，都是长期的。怎么能够在未来十年，供给侧改革能够把经济保持在合理区间，能够拖住，我们需要若干组需求管理政策来支撑。
当前的经济问题非常明确，是结构性的。如果问题是周期性的，等待是最好的策略。如果问题是结构性的，谁等待谁死亡。因此，无论是地方还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是早调整、早主动、早受益。另外一个方面，怎么改？
从国际环境来讲，国际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了。过去五年全球贸易表现不好，它的增长率低于增长。未来五年如何？我自己预测全球贸易未来五年也不可能好。去年中国商务部的外贸目标是6%，实际上去年中国的外贸增长是负的7%，出口也是负的1.8%，全球的外贸出口是负的13%，进口是负的12%，因此去年中国的外贸是7%，居然是全球的优等生。为什么？为什么全球外贸熄火了？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是去全球化。我把欧洲、英国脱欧的公投的结果看作是英国人有52%的投票的人投的是去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我想如果全球公投不是也会有一个52%的选票去全球化？
世界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凡是去全球化贸易作为引擎都会熄火。另一方面，欧美过去七到八年的重振制造是一个内向化的趋向。现在贸易摩擦，包括美国对中国的钢铁调查，欧盟议会投票的结果，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我们都可以看到贸易摩擦、贸易战、货币战对全球来讲很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根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而这个地球村没有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短期也不可能解决。我自己感觉，我们的全球化进入到了下半场，风险明显大于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因为这种形势，一句话：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个轮子是“一带一路”，一个轮子是中国的自由贸易区的战略。三句话：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下一步将用资本输入来带动商品输入，同时通过三步走的策略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第一个回应。下一个回应是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放，中国从前35年的外向型模式，出口和引资双轮驱动模式，下一步推动内外需的平衡、进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以及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从过去引入出口和招商引资，到双向开放，我们的利率、汇率、价格、货币等等应该怎么调整。中国在这样全球化过程中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我们怎么构建新体制？我自己把下一步推动高开放的实质是高标准改革，而高标准改革目的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90%以上的工作不是放在开放上，而是放在高标准的改革上。因为美国的TPP和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过去的开放是讲通商的开放，而美国的TPP是要推动边境后的政策，要符合美国的标准。也就是从危机以后的开放，本质是你国内的竞争政策、国内的产业政策和国内的各个方面的政策是否能够符合一个更高的市场经济的标准。
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去年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是1.7万亿美金，仍然低于2007年的1.88万亿美金，但是去年流入美国的钱是3840亿美金，比上年增长了4倍，流入发达国家的钱是9360亿美金，比上年增长了90%。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全球资本是净流出了7350亿美金，这种资本流动的拐点性的变化，预示着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是井喷式的，以4倍流入美国，以90%流入发达国家市场，净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是7350亿美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最近几年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是负增长，中国的引进来是个位数的增长，中国的走出去是两位数的增长。因此，在这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下，我们就意味着怎么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欧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其实是有利于美国和欧洲，也有利于中国。关键的问题是看我们怎么应对，当年加入WTO时候，很多朋友问，为什么我们要接受15条，当时说的是三句话：第一，为什么？为了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为了体制与国际同行规则接轨。第二，狼来了，反正没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统统被狼吃掉。因此，能不能把高标准的BIT谈判，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前待遇变成像WTO一样倒逼投资环境，倒逼我们市场环境，倒逼企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新科技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互联网无处不在，工业4.0，工业的物联网等等。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对世界带来的变化和1990年上一轮IT革命带来的变化有很大的不同。上一轮的IT革命所产生的效益我们叫“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所带来的变化从分工的角度来讲，是工序分类分工、产品类分工，全球的资本提着篮子在全球寻找农民工，因为农民工是要素跨境流动最困难的，因此哪有农民工，哪就有国际资本。1990年以来的IT革命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们过去转移到非农产业是2.6亿人，许宪春局长那边的数据我不知道，是2.77亿人？可以看到全球资本和中国农民工的结合。我们就会问，互联网无处不在，尤其是机器人能够替代劳动力农民工，而且农民工老了、农民工少了、农民工贵了，这时候可以看到全球资本不再像上一轮科技革命那样，在全球找农民工，这一次是在全球找碎片化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本地化的需求，那有需求，资本就会在哪安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国际资本，中国必须要走出去，来把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因此从供给侧来讲，中国在适应新科技革命方面有三句话。第一，30多年的代工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技术不是自己的，品牌不是自己的，渠道不是自己的，只有农民工是自己的。下一步转型的方向就是习总书记讲的自尊、自信、自立。我们研究东亚生产网络的时候可以看到，东亚的生产模式日本、韩国不是代工的模式，只有台港澳的企业是代工的模式，所以我们走向代工的模式，是不是当时学市场经济的第一桶金。哪怕把代工做到最高端，这样的黄金时代也同样结束了。
第二句话，低成本的黄金模式结束了。简单、模仿、抄袭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从供给侧来讲，中国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的经济规律、我们的要素结构都必须要转向中高端水平。从需求端来看，我们去年消费对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6.4，而且中国的消费者正在从价格的敏感者转变为价值的追求者，而且学者预测，在未来的五年，中国老百姓要买好商品、好服务的人数会出现倍增，也就是我们讲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下一步将会出现新消费结构、新需求结构诱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趋势。中国美的现在开始要并购德国最好的机器人的公司库卡。欧洲人问我，为什么要并购？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了，我和他们讲为什么要并购，是因为美的在佛山，佛山是中国草根企业最发达的地方，过去35年佛山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万亿，GDP达到了8000亿，达到了广东第二，中国第五。但是草根经济要想转型比等天都难，因此这些地方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像井喷式的上升，满足技术的能力的途径就是并购。
全球过剩产能加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我的很多国外朋友问我，中国的产能过剩究竟你们是出于泡沫经济破灭的前夜还是处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过程中？他们会问中国经济是否能够躲过世界历史上产能过剩，最终将会通过危机出清，出现经济的硬着陆？中国怎么才能够不陷入世界历史所发生的规律呢？中国的去产能是行政化去产能还是市场化去产能？刚才田国强教授告诉我们说，美国的第一大煤炭企业破产了，它们的第二大阿尔发破产了，阿尔发在2010年用20亿并购了第四大，2011年用72亿美金并购了梅西，一个最进取的煤炭企业。在危机发生的两三年前不断的巨资并购，最后破产了。朋友们又问，中国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想在新形势下走出困境，我们还面临着许多的挑战。谢谢大家！
谢谢张教授的演讲。下面隆重请出张连城教授，做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
我代表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发布2016年35个城市生活质量指数。
今年的主题是“预期稳定、压力犹存”。首先对本次调查作出几点说明。从2011年开始到今年，我们已经持续6年对35个城市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其中2011年是只对30省会城市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这一次调查分三部分内容：一，对35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进行调查。二，对35个城市居民客观生活质量进行计算和调查。三，专项调查。前面两项调查结果进入实验研究院创建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体系，专项调查不进入体系。
首先发布主观满意度指数的调查结果。题目是“经济承压，主观满意度指数微升”。
本次主观满意度调查仍然采用通用的电脑辅助电话调查的办法，保证了调查的随机性，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合理性。今年3-4月间，我们组织了100多名调查员，工作了近两个月，进行电话调查，获得了有效随机样本14193个，95%置信度下整体主管满意度指数标准误差是0.179。
主观满意度调查指标体系有5个分指数构成，这就是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
（图）主观满意度调查2016年结果是这个表格里所表示内容。从表中的数据和排名可以看到，在35个城市中，只有宁波、杭州两个城市连续5年排名前10，深圳和贵阳连续5年排名后10位，兰州5年中有4年连续排名后10位。排名上升幅度的最大的城市是太原市，从去年34，到今年第11。呼和浩特、西宁、南宁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厦门市，从连续4年排名前10，去年排名第2，下降到今年的第35。长春、上海、南京下降的幅度也很大。
从动态的角度看，年35个城市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主观满意度保持基本稳定，上升速率明显趋缓。
35个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总指数的分值和排序情况（图），可以从下面构成主观满意度总指数的五个分指数得到说明。第一个分指数，城市生活水平满意度指数。生活指数满意度指数是通过提问收入现状满意度、收入预期满意度两个问题，并通过答案赋值得出的。35城市中只有海口和杭州两个城市连续五年排名前十，兰州连续五年排名后十。从动态角度来看，35个城市生活水平满意度分指数近5年也呈整体上升趋势，但今年上升的速率明显趋缓，或者只保持了基本稳定。
第二个分指数是城市生活成本满意度指数。35个城市6年以来从来都不满意的指标，但不满意的程度有所不同。济南已经连续5排名前10位，即不满意的程度较低，并且稳定。对生活成本最不满意的是北京市居民，已经连续5年排名后3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这和国际上的调查结果近似。美国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美氏最新公布的2016年度海外企业外派员工生活成本调查显示，40多个城市中上海和北京已经连续两年位列生活成本最高的前10个城市行列。上海近两年的排名是第6和第7，北京近两年的排名是第7和第10。
从动态角度来看，尽管35个城市居民连续5年对生活成本不满意，但满意度指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指数变动趋势表明，尽管居民满意度逐年上升，但依然处于不满意区间。
第三个分指数是城市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本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质量是否满意得到的，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在35个城市中，宁波已连续5年位列前10，今年排名上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是太原市，从去年排名35上升到今年的第10，其次是长沙，从去年第31，上升到今年第12。今年对人力资本最不满意的城市是厦门市，从去年的排名第1，降到今年35。西安、长春、青岛、南京下降的幅度也很大。
从变动趋势来看，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总体比较稳定，近两年略有上上升，仍处于满意期间，但距离非常满意期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从地区分布来看，城市居民人力资本满意度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中东中西这三个地区的城市比例是6：2：2，说明东部城市对人力资本的主观满意度比较高。
第四个分指数，是社会保障满意度分指数。根据指标体系，社会保障主观满意度指数是医疗和养老保障满意度指数，城市安全或者社会治安满意度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分城市看，连续5年排名前10位的只有宁波市，没有一个城市连续5年排在后10位当中。显然西安、兰州、深圳的满意度已经连续两年都比较低。满意度上升幅度比较大的有乌鲁木齐和太原市，满意度下降较大的城市，并且排名在后10位的城市是厦门、长沙、南昌和南京。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满意度指数，近两年有所上升，并保持基本稳定，处于满意区间。
第五个分指数，是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是生活节奏满意度指数和生活便利满意度指数构成排分城市看，杭州和南京连续5年排名前10，连续5年排名后10位的城市是深圳。今年上升幅度较大并且排名在前10位的城市有太原、南昌、青岛、石家庄，下降幅度较大，且排名后十位的城市有海口、呼和浩特、长春、上海、郑州。四个特大城市，除广州外，上海、北京、深圳今年分列第32、33、34位，显然与特大城市生活节奏过快有关。
从动态角度来看，生活感受满意度指数比较稳定，处于基本满意区间，但是，从生活感受满意度分指数里面的两个细分指数来看，生活节奏细分指数在5年当中35个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满意过，分值从未越过50分满意与不满意的临界点，说明过快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不消的生活压力。
下面发布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调查结果，题目是“经济承压、客观生活质量指数下降”。
根据我们的指标体系，城市生活客观质量是由5个分指数构成。这五个分指数是用20个二级指标的计算所得出的，所以它描述的是35个城市的客观生活质量，没有任何主观色彩。
各城市的社会经济指数，8个一级指标以及所属的20个二级指标，都来自官方部门发布的相关数据，保证了数据可靠性、权威性。从官方文件中选取35个城市20个二级指标的客观数据，数据虽然是今年做的调研，但反映的是2015年的经济状况。统计和计算客观指数时，所有涉及到的人口数据都采用各城市的常住人口数，而不是户籍人口数。
中国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总指数的调查结果（图），表中可以看出，分城市看，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外，还有南京、西安也已经连续五年位列前十。排名后十位的城市当中郑州、西宁、重庆、南宁四个城市连续五年位列其中。今年低于50分的城市是郑州、西宁、重庆。从动态变化来看，受经济下行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继2015年以来连续下降。如果拿主观满意度指数与客观指数作以比较，会发现客观生活质量指数下降的情况下，主观满意度指数并没有下降，而且保持了基本稳定。我理解，可能居民有了更强的承受能力，也可能是居民在短期内存在货币幻觉。
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的分值和排序情况可以由五个分指数加以说明。
城市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描述生活水平客观分指数的指标体系当中，这个指数是由消费域人均财富、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财富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六个二级指标构成。分城市看，去年的生活水平指数只有太原、重庆、南宁三个城市低于50分，今年低于50分的城市多达22个。在排名前10的城市，上升幅度较大的城市是深圳、天津。排名后十位的城市中，降幅最大的是西安、大连、银川、长沙。
动态角度看，去年以来，生活水平客观指数连续下降，今年下降幅度尤为明显，已经接近50分的临界点。这个指数描述的是客观生活水平。从描述生活水平的六个二级指标来看，与去年相比，今年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财富增长下降显著，是导致生活水平客观指数下降的直接原因。进一步地解释，似乎可以用2015年的股市大幅缩水，大部分城市2015年房价下跌，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来说明。
城市生活成本分指数。生活成本指数是用房屋销售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房价收入比三个二级指标描述。（图）表中可以看到，城市间生活成本存在巨大差异，生活成本最低城市是昆明市，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昆明、长沙、呼和浩特、西安、西宁、南昌、石家庄等七个城市已五年连续排名前十，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比较低。成本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特大城市位居35个城市的后四位。排名后10位即成本最高的城市中深圳、上海、杭州、海口、太原、宁波连续连续五年名列其中，广州连续四年位后10位。从动态角度看，生活成本总体上2014年和2015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与生活成本的主观满意度指数的提高是一致的。伴随近两年经济速度持续下降，生活成本持续下降也在情理之中，符合短期菲力普斯曲线所揭示的产出与通胀的替代关系。
城市人力资本客观分指数。描述人力资本客观指数的二级指标是教育提供指数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比，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指标，但城市间存在巨大差异。从动态变化来看，人力资本客观指数极其稳定，但今年略有下降。原因是二级指标中教育提供指数下降造成的。
城市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深圳市排名第一，西宁市排名最后，分数相差一倍。社会保障客观分指数是由社保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失业保险覆盖率三个二级指标构成。从动态变化看，2015年以来，社会保障客观指数持续下降，今年已接近50分的临界点，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指标。从二级指标来看，社会保障客观指数下降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险覆盖率下降造成的。
城市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图）城市生活感受客观分指数排名前面的是北京、广州、海口、深圳等城市，排名后面的是郑州、济南、重庆、成都、长沙等城市，长沙、成都、重庆、济南、郑州这几个城市都低于40分。动态角度来看，与其他四个指数不同，生活感受客观指数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这个指数的上升与中国今年生态环境指数，包括空气质量良好天数增多有关。
除了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和主观满意度调查外，今年进行了三项专项调查，包括就业前景调查、房价预期调查、影响生活质量最大因素调查。
就业前景专项调查。您对未来两三年内您所居住的城市就业前景是否乐观。有五个备选答案：很乐观、乐观、一般、不乐观、很不乐观。指数越高说明居民对就业前景越乐观，反之不乐观。乐观与不乐观的临界点分值50分。这项调查不计入我们的描述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图）调查结果来看，35个城市当中，只有太原市的分值超过60分，最高，对就业前景最乐观的是太原，分值最低的是西宁市，35个城市中只有一个城市高于60分，其他城市都是50多分，均值57.41，尽管分数不高，但都基本处于基本乐观区间。调查结果目前似乎还没有出现人们预期中的下岗潮。
（图）调查背景看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工作状态对就业前景的预期不一样。对就业前景很不乐观、不乐观的男性占24.01%，女性占26.67%，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很乐观的男性占52.47%，女性占49.21%，总体上对就业乐观态度的男性高于女性。文化程度看，对就业前景很不乐观、乐观的大专及以上群体占24.12%，大专以下群体占26.35%。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和很乐观的大专及以上群体占48.76%，大专以下群体占41.32%。文化程度较高人群对于就业前景相对更乐观一些。从工作状态上看，对就业前景很不乐观和不乐观的在业人员占22.05%，无工作人员占30.47%，对就业前景表示乐观和很乐观的在业人员占53.70%，无工作人员占46.24%。总体上看，在职人员对就业前景的乐观程度远高于没有工作的人员。我们注意到，无论什么背景，对于就业前景表示很乐观的都没有超过7%。
（图）不同年龄段对就业前景的调查结果。年龄段，对就业前景不乐观、很不乐观的年龄段是51-60岁人群，其次是20-30岁人群，第三的是41-50岁的人群，第四的是60岁以上人群，最后的是31-40岁人群。也就是说18.41%的人对就业前景不乐观、很不乐观，对就业前景乐观、很乐观的年龄段31-40岁人群，其次是20-30岁人群，第三是60岁以上人群，第四是41-50岁人群，第五是51-60岁人群，他们对就业前景充满了担忧。
关于房价预期专项调查。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设计如下：您认为您所居住城市的房价今后一到两年内是涨还是跌，五个备选答案：大涨、涨、一般、跌、大跌。指数越高当然说明城市居民房价上涨预期幅度越大。指数越低说明城市居民对房价上涨预期越低。本项目也不计入我们的指标体系。
（图）调查结果来看，所有被调查城市的分值都没有超过50分，没有一个城市居民对未来一两年内的房价继续看涨，普遍看跌。大家知道中国去年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今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去年房价预期却是下跌。怎样解释这种预期与客观事实的不一致？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中国房地产政策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政策多变，人们无法对未来政策作出正确的预期，因此无法对房价走势作出正确的预期。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房价膨胀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造成的，外生变量的政策冲击可能导致人们预期出现系统偏差，从而导致房价预期与房价实质变动出现偏高。在中国由于房地产政策不稳定的影响，可能验证不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实际通货膨胀是通胀预期的函数。
关于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的专项调查。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以下哪项对您的生活质量影响最大，四个备选答案：食品安全、空气质量、物价、交通状况。
（图）调查结果来看，今年的调查结果与往年不同，2014年只有17个城市把空气质量第一位，18个城市把食品安全放第一位，2015年除海口、昆明、宁波认为食品安全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其余32个城市的居民多数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今年全部35个城市的居民都认为空气质量是影响生活质量的最大因素。排序来看，2015年人们最担忧空气质量，其次是食品安全、物价和交通状况。2016年排第一位的依然是空气质量，第二位的是物价，食品安全降到第三位，交通状况依然垫后。从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来看，未来最令人担忧的也是经济当中可能出现的滞胀。
通过以上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特殊时期，经济转轨步履维艰，增长速度持续下行，人们收入增数呈现下降趋势。如果拿主观满意度指数与客观指数作比较，近两年客观生活质量指数连续下降的情况下，主观满意度指数保持了基本稳定。尽管近两年主观满意度总指数保持平稳态势，但稳中有忧。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和过快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其次是人均消费增长和人均财富增长速度下降对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地区和城市间存在较大生活质量差距。此外，具有不确定性的房地产价格以及城市居民对就业前景不甚乐观的预期，都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怎么解决上述矛盾？我想邓小平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后的重要任务应当是稳定经济增长。
谢谢大家！
谢谢张连城的演讲。感谢诸位一上午的辛苦，上午的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下午第一位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走出速度依赖症下结构调整的困境”。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发言的题目“走出高增长依赖症下结构调整的困境”。
第一个问题，谈谈为什么总是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中左右摇摆。或者说为什么调结构老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落不到实处。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别是2008年危机以后的4万亿计划，尽管2009年3月迅速反弹，但是4万刺激计划带来了诸多的后遗症，大量刺激资金流向了国有控制的重化工业部门，这样导致过剩产能更加严重、结构更加扭曲。4万亿的刺激计划并没有影响实体经济，大量流向房地产，导致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挤压了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2008年以后传统经济增长要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2008年前的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高储蓄等等，我们归结为传统增长要素。2008年以后，传统增长要素程度不同地衰减，从而导致了现在的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假如没有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也可能到一个拐点。如果我们判断最近经济增长的下行主要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中央对于新常态的判断，这种下行是源于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如果是这样，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时候采取刺激计划，无助于财富增长，反而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化。所以这两个都可以证明结构调整重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中大家都没有疑问。但为什么大家取得共识的问题，我们在实际中无法得到有效进展。
原因在于，我们所讲的结构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和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有关。换句话说，当前面临的机构是既定增长和体制模式下的一种利益结构。如果要用人为调整，在转型中一定是有一个对增长有负效应。这时候往往表现为行政手段，关停并转来调结构，短期效应一定是需求下行，特别是政府投资需求下行，这就带来增长巨大压力。中国传统模式中存在着高增长依赖症，我们国家之所以对速度非常在意，原因在于在既定体制下对速度有很高的依赖症，我们采用非均衡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要求用一定的速度来维持体制模式，类似润滑剂一样，不是我们喜好速度、不是偏爱速度，是因为如果要维持这样的改革模式和发展模式必须要运行这样一个速度。当有速度的时候可以批评速度，但当没有速度的时候，我们体制的自我循环系统会发生严重变异。
假定我们连续用行政手段导致投资下行，速度进一步下行，可能就业会出问题。我们在谈假定过剩产能关门，实业会怎么样。还与地方财政有关，中国目前的体制地方政府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地方财政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经济下行，地方财政会出现问题。还有社会保障系统，人口老龄化之后也需要经济增长来帮助构建。如果就业出现问题，收入就会有问题，那消费也会有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也会带来国防问题，国防预算问题，教育投入问题。再进一步经济下行，可能经济环境中微观主体对未来预期看差。总而言之，我们的体制对速度有很强的依赖，速度与结构产生矛盾冲突，短期内往往导向速度，这就是为什么在理论上和逻辑上都明白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但实际政策使用上我们往往导向保速度。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个高增长依赖症。
为什么我们老是半途而废，在调结构总是说的比做的多，调结构我们往往遇到一个短期目标，我们老在纠结稳增长、调结构哪个放在前面。最根本原因在于速度问题。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