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盘和林 从商业伦理和合同法立法精神来看，开发商这种“举报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严重背离契约精神的行为，会对市场产生不好的示范作用，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陕西西安部分消费者2016年通过签订内部认购合同的方式购买了房屋，而且支付全款，但是两年之后，开发商竟然以该项目没有预售许可证为由，将12名消费者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举报自己”从表面上来看是多么荒唐的事情，但我们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会明白开发商打的是什么“算盘”。开发商当初为了减少审批环节，加快销售进程，尽早确定客户，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与消费者签订了内部预售合同，而如今，鉴于房价由7000元涨至2.5万，开发商想要通过举报自身违规，将交易作废，收回曾经的房屋，并再次出售，赚取其中价差。 有关开发商无证销售之后反悔的行为，仅仅在西安一个城市，就不只有这一例。西安的紫杉庄园项目，在2016年4月与用户签订内部认购合同，之后在今年2月份，西安闻天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告知住户，当初没有取得预售证，合同无效，该案至今未宣判。西安的感恩时代广场，在2013年至2017年间，在未取得预售证的情况下，与业主签订协议书，之后单方面撕毁购房协议。除此之外，还有宝枫佳苑，世茂都，皇城九号等等案例。 那么，这些明显具有“违规”的合同还有效吗？ 笔者认为，合同不仅有效，而且开发商还需要承担违规所带的消费者损失赔偿责任。其一，开发商“举报自己”是一种严重背离契约精神的行为；其二，从合同法立法原则如诚实信用等来看，通常消费者并不知道是否取得预售证，开发商自身违规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者，开发商明知没有预售证还售卖，其不利结果应该由其自身承担；即便是消费者明知违规，作为真实意愿表达的合约双方，消费者处于弱势的一方，也应该是优先保护。 很明显，从商业伦理和合同法立法精神来看，开发商这种“举报自己”的行为，是一种严重背离契约精神的行为，会对市场产生不好的示范作用，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在2016年及以前，房地产刚刚踏上快车道，交易市场逐渐火爆，而由于当初监管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开发商为了加快资金回笼速度，都选择在没有拿到预售证的情况下，与业主签订内部认购或者认筹协议。假如不予惩罚，反而作出有利于开发商的法律结果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开发商效仿，这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危害更多业主的自身利益。这种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这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开发商“举报自己”的行为也是与《合同法》基本原则中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和公共利益等原则背道而驰。 开发商在没有取得预售证的情况下，与消费者签订内部预售合同，并长时间内没有进行告知，该交易行为存在着欺诈的成分，违背了交易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而开发商单方面撕毁协议，状告自身，逼迫业主交回住房的行为，更是将诚实信用原则置于脑后。该交易行为的开端就是开发商的非诚信，没有让业主足够的知情。之后，在两年时间里，向监管机构谎报整改结果，并且没有告知业主，最后，又不顾业主的利益，单方面撕毁协议，用收回房屋再售出的方式赚取收益，该事件开发商的全程行为毫无诚信可言。 我国《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在开发商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情况下，开发商应当返还购房人已经支付的购房款及利息，并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开发商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到西安的案例来看，房价已经超过一倍了，应该是合同继续有效，假如合同由于预售证等无法补办而消费者愿意退房，则应该是按照目前市场价格赔偿，并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不可能支持欺诈者获利。 那么，“违规”的合同是否违背合法原则呢？ 合同法中的合法原则有两层意思，一是当事人订约和履约必须合法，二是当事人必须遵守社会公德，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合同法还规定，“当事人双方依法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能成立。” 在开发商“举报自己”案例中，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是完全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本身合同没有违法性，应该保护依法当事人一方。同时，按照我国合同法、民法、消费者保护法等立法精神来看，一般来说要倾向性保护处于弱势的当事一方。 因此，法律应该支持合同真实有效，至于有违规的瑕疵，应该依据合同法基本原则中遵守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原则，判定开发商承担不利责任，而维护并没有违法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维护公共利益所在。有关部门应该责令开发商尽早补办相关证件，使得协议合法化，对由此所造成的延长交房等消费者利益损失，应予以赔偿。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黄益平，联名作者王靖一 十年前，P2P甫进入中国之际，美国的FinTech监管也处于不完善状态。行业除了面对双层监管机制的制约，还有公平正义原则对数据的限制、相关法律对于模型方法的隐性限制。如今中美两国P2P行业呈现不同的局面，差异体现在什么方面？目前中国P2P行业暴露出的巨大风险，美国在FinTech领域的监管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规模更大，在一些技术领域比如支付处置能力等也更领先。这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市场空白大、技术发展快和监管适度。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普惠性也十分突出。但行业发展不平衡，比如第三方支付相对发达，网络贷款比较混乱、股权众筹基本没有做起来。未来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可能会呈现多样化，既有大而惠，也有小而美；既有专注tech，也有直接做fin。 美国的监管框架，一方面消除了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显然，在风险控制方面，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但我们也应该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客观地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实体经济的一些需求，在助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同样，如果对数据管制过严，大数据分析就无从谈起，但如果听任商业机构任意侵犯个人隐私，也会酿成严重后果。 因此，监管政策的核心是要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既保证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又不造成重大的金融、社会风险，起到真正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积极支持稳健的金融创新 美国的监管在控制金融科技的风险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支持创新方面显著不足。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做得更大，一个根本的动力还是创新，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在部分领域的政策制度也及时跟进（如第三方支付领域），其实是一个变相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技术层面则利用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帮助解决金融交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绝大部分金融资产都还在传统金融部门手中，即便中国发展最快的第三方支付，2016年也只占银行电子支付交易金额的4.4%。所以无论从普惠金融还是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互联网金融都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其发展又会推动行业向技术驱动模式的整体转型。中国的先发优势来之不易，应当继续发展。 未来的监管要严密防范风险，同时也要积极支持金融创新。我们构建新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框架，应该考虑尽量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首先是监管方式要创新。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传导广、快，靠传统金融监管的做法比如定期送表表、现场检查等，效果就会打折扣。因此，需要考虑将数字技术运用到金融监管上来（RegTech）。比如考虑将监管信息系统和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数据库直接对接，监管部门可以实时监测运行状况，分析金融风险。 另外是支持金融创新。过去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一个大的背景是监管缺位，这个历史不可能再重复。创新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比如“监管沙盒”的做法，监管部门给互联网金融公司发放有限的牌照，允许创新，如果成功，可以发放完全牌照并推广到全行业。如果不成功，就取消牌照。还有其它一些做法比如“创新中心”和“创新加速器”等，原理也都差不多。 近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以下简称FCA）针对运行一年多的“监管沙盒”机制给出评估报告，其结论显示“监管沙盒”通过促进市场有益的竞争竞争，为消费者和其他金融服务用户带来更好的价值。一些指标表明，“监管沙盒”开始对现有金融服务的价格和质量方面产生积极影响。例如，不少企业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跨境支付，为消费者带来缩短到账时间和降低汇率等显著好处。还有一些机构测试让消费者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支付、登录和验证身份，或是将面部识别技术应用于投资顾问领域的风险评估服务。FCA希望并鼓励在“监管沙盒”的有益创新能走向市场，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福利。 无论是哪种方式，都要求监管部门和从业机构密切合作，因为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新的实践。 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必须设置准入门槛 虽然美国的FinTech行业没有做得特别大，但基本的监管框架也保证不会出现大的风险。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判断风险隐患和保障金融安全十分重要。因此，金融业是经济体系中受到严格监管的部门。这一点，对间接融资如银行业和保险业是如此，对直接融资如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同样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我国的监管政策对P2P网贷平台定位为信息中介，但备案制是否足够？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实行备案制的前提下，还需要制定一些什么样的监管措施，防范潜在的风险？ 归根到底，不管互联网金融做了什么样的创新，其所从事的业务在本质上就是金融，而金融就需要严格的监管。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金融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业务跨区域、跨行业，风险传导既快又广，二是互联网金融业的一些参与者识别与承受风险的能力比较低。因此，对互联网金融公司实行牌照管理就变得尤为必要。现在再看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案例，如果有基本的资质审查和日常的监管程序，这些风险有可能是可以得到避免的，至少风险不会变的这么大。 对于互联网金融要实行牌照监管的建议，无论在业界还是在监管部门都有些不同的声音。业界的担忧是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管理互联网金融行业，创新也就无从谈起。监管部门则担心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监管每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这两个担忧都是有道理的，政府可能需要大幅度增加监管部门的编制和经费，而监管部门也应该有条件地支持金融创新。 既然要实行牌照管理，就要发牌照。监管部门严控投资公司牌照，造成了很多做智能投顾的公司无证上岗的现象。这是非常不利于行业发展的，既然要管理，就应该明确门槛，给符合资质的公司发放牌照。而对于无牌照执业的公司应该坚决取缔，否则有法不依，后患无穷。对于一些已经发出去的牌照，却又没有很好展开业务的公司，应该及时收缴牌照，这个问题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比较普遍，牌照变成了一些公司寻租的工具。 对于一些尚未建立明确的监管政策框架的业务（比如股权众筹、资产管理）也应加快制定规则，为实践中已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划清合规边界，避免业务跑偏异化。 提高“透明度”并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监管 牌照管理只是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监管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加强事中与事后的监管。除了银行和保险，互联网金融的大多数业务都具有明显的直接融资的特征，即参与者自主决策、自主承担后果。而对直接融资的监管有两个基本要求，第一是增加透明度。金融交易最大的困难是信息不对称，个体市场参与者很难充分了解一个金融交易和一个金融产品的方方面面，监管政策需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监管政策对传统金融业的财务报表和其它信息披露要求，都是为了提高透明度。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该采取类似的措施，除了类似的报表和披露，由于互联网金融的流程往往更加复杂、隐秘，应该考虑实施穿透式监管，清楚地展示资产管理、第三方支付和保险等业务的资金流向，保证合规、透明。 第二是的“投资者适当性”，这主要是因为并非每一个金融产品都适合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比如，如果一个金融机构将大量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卖给风险承受力非常低的退休人员，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近期受到很多诟病的“校园贷”的一个问题就是变相地放“高利贷”给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这跟2007年以前美国盛行的“次贷”没有根本差别，后来造成了严重的次债危机。像这样很容易造成严重金融甚至社会问题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理应受到监管部门的“惩处”，虽然我们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高利贷”都是不合理的。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数字货币（ICO）业务是另一个的例子。而判断一笔金融交易合理不合理，从监管的角度考虑，除了看是不是合规，另外就是看“投资者适当性”原则。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要统一、协调 互联网金融基本上都是混业监管，这跟我国目前实行的分业监管的政策框架并不匹配。而在一些领域比如P2P网络贷款平台，实行银监会和地方金融办（地方金融监管局）双头监管的体制，这样的格局，既是中央、地方各司其职的要求，也是中央监管部门在资源约束下的选择。但事实上，互联网金融公司跟传统的小贷公司并不一样，一旦业务平台建立起来，其业务不会局限在获取牌照的地区。 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框架内设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这样起码可以保证“一行三会”和地方金融监管局一致行动，互相配合。二是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政策。无论监管政策实施主体是“一行三会”还是地方金融监管局，标准应该是全国统一的。否则的话，容易造成监管政策的洼地，鼓励监管套利，而任何金融风险的后果依然会是全国性的。三是不应重复美国各州独立发放牌照的做法。各省市单独发牌照，对传统金融机构尚且可行，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就非常不合理。因此一旦发放牌照，应该就是全国性的，除非设置一些特殊的区域性限制。 尽快建立丰富完整、市场化的征信体系 如前文所述，在美国，三大征信局和FICO等征信系统在FinTech发展中起到了大规模获客、全面数据获得、评价标尺等作用。征信系统是公共基础设施，应该向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开放（当然在个人授权的前提下）。考察团认为，跟美国相比，征信系统在中国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决定获客途径。当我们批评美国缓慢昂贵的直邮系统推高了获客成本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快递业的发展使得传统依赖邮政编码的投递系统基本失效，而数字时代获客的主要手段手机号码，则并不是完全的公共品，大公司依靠自己庞大的其他服务与其所建立之场景可以轻易获得，而初创公司则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大批量获得手机号码，遑论基本信用信息。不加选择的群发与购买数据黑产的成本，不见得比FICO加直邮来的低。 其二，产品标准化的支撑。美国FinTech发展值得中国羡慕借鉴的一点就是其产品的高度标准化，比之中国几百个平台上千种信贷产品，标准化的产品在吸引机构投资、保护出借人利益与便利监管上有强大的优势。传统金融的发展不足使得短时间内中国很难借鉴美国道路完成产品的标准化，而如果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丰富的征信系统，实现大数据的标准化，则无疑对进一步的资产标准化有强大的支撑作用。 征信体系往往是通过会员机构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打破各机构间“信息孤岛”。美国征信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从三大征信局到FICO都是私有上市公司，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构建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征信体系。 结合中国国情，一方面，应考虑改变现在P2P平台不能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现状，推动符合条件的机构接入征信系统。另一方面，既可以考虑通过行业协会牵头，也可以考虑效仿美国通过民营企业的方式，结合政府和市场化的优点，促进信用信息有效整合和合法运用。另外，对于商业机构所积累的征信数据，可能需要分开来对待公共品和准公共品。 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利用大数据分析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美国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对贷款公平性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数据分析可以发挥的作用。而中国的现实是隐私及个人数据保护体系尚不健全，盗窃、诈骗等现象较为严重，商业机构滥用个人、企业数据的行业乱象高发频发。 在目前行业发展的情况下，需要尽快明确的，是以用户为核心的数据采集和使用原则，完善数据使用及监管机制。美国公司审慎使用社交数据、不使用隐私数据，一方面是严刑峻法监管在前，另一方面则是征信系统提供了可用的基本数据，正规化的收集、管理、授权及使用规则的确立，才是打击数据黑市黑产的最佳方法。 同时，也应避免学习一些过时的法律规章，在数字时代，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则才会被真正遵守，强行教条只会徒增发展的阻碍。 应该建立以用户为核心的原则，用技术的手段把这个原则贯穿到数据使用的生命周期中去。一旦个人需要金融服务，可以向金融机构开放个人信息，机构在保护好用户隐私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判断潜在客户的信用。 P2P改善网贷平台作为信息中介的服务 考察团发现，即便在美国，P2P （market palce）网贷平台作为纯粹的信息中介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客观事实是，任何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在网贷平台上投资，肯定是要同时考虑产品与平台的信用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不可能对分散、小额的投资逐个做甄别，最后只好主要根据平台信用来做投资决策。我国的信用文化尚不发达，纯粹的中介平台实施起来就会更加困难。 P2P借贷设计思路的小额分散技术上讲只能分散平台内不同借款人间的个体风险，而金融自身的风险，则无法通过在平台内的小额分散消除。所以，监管政策定位网贷平台为信息中介，强调不能做资金池，没有期限错配，要求资金托管，这些安排可以减小挤兑的风险，但从美国P2P的发展教训可以看出，在借贷风险爆发的情况下，由于对平台的担忧可能导致后续资金枯竭，造成平台的萎缩。美国P2P的发展值得我们借鉴，一条路是逐渐向银行模式靠拢，发展稳定的资金来源，另外一条龙是更多的转向Marketplace Lending，即以吸收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为主，或者转向网络小贷公司的模式，通过ABS、债券等产品在市场融资。 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行业协会连接在监管与从业者之间，有利于二者信息沟通。由于一行三会自身很难打通，行业协会可以有效地互联网金融公司与监管机构间进行信息传递与效果反馈。 其次，行业协会可以使得监管政策的落地更加平缓。行业协会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起到了缓冲层的作用，对于行业的平稳过渡，有着重要作用。 最后，行业协会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监管实验的沙盒。监管规则制定对行业的影响无法预估，而行业协会小范围内的实践反思则可以优化相关政策。例如目前银监会发布的P2P信息披露指引，就充分吸收和借鉴之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出台的P2P信息披露方面的自律规则。 本文章节选自《美国金融科技考察报告》，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主任黄益平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靖一。报告首发于2017年11月3日晚至4日的IDF第二届年会。 报告的第一手资料建立在实地调研基础上。2017年8月22日-25日，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组织美国金融科技考察团，对旧金山金融科技企业及监管机构展开访问与考察。 考察团成员来自监管机构、学界和国内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由CF40 SFI学术委员会主席、IDF主任黄益平带队，成员包括SFI执行院长、CF40秘书长、IDF常务副主任王海明，CF40成员、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SFI学术委员、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研究部负责人肖翔，SFI理事单位代表、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陆金所副总经理毛进亮、陆金所董事会秘书徐风雷、宜信高级副总裁刘大伟、信而富联合创始人王光宇，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艳、黄卓等人。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管清友 近日，明星逃税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多人指责这些高收入群体的税率过低，实际上这不只是税率的问题，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底层建筑，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起征点全国一刀切，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情况。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统一按5000元的起征点是不合理的，不符合促进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浮动标准的国际惯例。从美国来看，税收宽免就是美国的起征点，每个纳税人税收宽免额度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宽免额也会逐步减少。同时由于美国是按家庭征收，还将每个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和需要赡养和抚养的的情况也考虑进来，因此表现出来就是每个家庭都享受到了不同的宽免额。一个纳税人不论收入和生活成本在国内最多只能扣除6万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可以享受最高8万元人民币的人均扣除额度。从日本来看，一方面，每个人都享有38万日元也就是23000元人民币的基础扣除。另一方面，针对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工薪族，还有一项累进式工资收入扣除额，收入越低，扣除额越高，最高可以扣除收入的40%。从德国来看，根据每个纳税人持有税卡的级别不同享受不同额度的起征点，单身人士可以享受超过68000元人民币的起征点。从新加坡来看，新加坡适用接近10万元人民币的起征点。从法国来看，每人拥有接近8万元人民币的起征点。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虽然中国起征点明显低于其余发达国家而且并没有针对特殊群体做出妥善的安排。从起征点来说，根据不同群体的收入以及负担情况制定不同的起征点并搭配纳税额扣除额度，对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纳税压力，调节收入分配有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高工薪群体对应税率过高，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高收入者。高工薪只是劳动性收入高，如果加上财产性收入（比如买房赚的钱），他们并不是收入最高的群体。45%的最高税率高于美国的37%以及新加坡的22%，与德国、日本、法国等高税收高福利国家相同。我们先不说这个税率高还是低，对最富裕阶层实施高税率本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们这只是针对劳动收入，而不包括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说我们把高工薪和高收入混为一谈，这是不合理的。高薪劳动者并不是最富裕的人，但他们却缴纳了最高的税收，真正最富裕的拥有大量财产性收入的人却不用交这么多税，比如买卖股票不需要交资本利得税。现实中富人又拥有众多的避税手段，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征税对象变成了高新人才等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高薪阶层。高税率下，高薪人群会更倾向于多休假而非工作，不利于充分调动人力资源。因此，建议适当下调高薪对应的几档税率，充分发挥高档次税率的作用，激活最富创造力的高薪人才群体。 第三，针对财产性收入的资本利得税税率明显偏低。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过多的侧重于劳动性收入，而忽略了财产性收入。过去国人以劳动所得为主，这个税制无可厚非，但现在劳动收入的占比越来越低、财产性收入越来越高，这个税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有很多财产性收入目前并不进行资本利得征税，例如股票的买卖。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资本利得税仅采用20%的比例税率，比如从事证券投资获得的利息、股息等收入，但相较于最高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存在明显优势。从美国、日本来看，都将大部分财产性收入及劳动收入视为个人总收入，统一征税，适用累进税率，同时对长期资本利得给与很大的税收优惠。从法国来看，为了引导公民进行投资，在2017年的税改中，将原先需要征收15.5%的社保税金以及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的资本利得税改为统一的30%比例税率（除A种储蓄账户、证券储蓄账户以及低于15万欧元的人寿保险合同），因为这项改革法国政府预计每年将损失接近15亿欧元的税收收入。但30%的比例仍然高于中国的20%比例税率。因此，鉴于当前我国个税比重低以及国外发展经验，个税制度应该更多的将重点放在调节居民收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这个方面。应当考虑将当前的综合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将财产性收入也纳入到统一征税的范围内，同时对长期资本利得给与优惠以鼓励居民投资。 第四，个税减免项目覆盖面不不够。根据本次税改的草案在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专项扣除项目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外增加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扣除。而从覆盖面来讲，国际上主要国家的个税减免项目都会涉及到很多的弱势群体。从美国来看，存在主要是覆盖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五大类税收抵免。从日本来看，存在主要是覆盖配偶、残疾人的税额扣除项目。从新加坡来看，存在主要扣除的抚养赡养费用。从法国来看，存在的是被扶养人扣除等。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目前个税专项扣除项目覆盖面比较狭窄，国际上普遍考虑到的配偶、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负担成本抵扣在本次税改中并未得到体现。 第五，起征点和税率调整不灵活。上一次进行个税调整是在七年前，而这七年间物价飞涨，起征点和适应税率却一直维持在2011年的水平，变相加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美国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系数对税收宽免额进行调整，新加坡、法国、德国等国家每隔一两年都会对累进税进行微调，从硬币的另一面来看，导致了由于调整变化过于频繁，稳定性不足，对税收征管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对于中国来说，起征点及适应税率应当在保持稳定与动态变化之间寻找平衡点。应当建立一套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定时根据物价变化在合理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的税收机制。 第六，现有征管体制无法满足综合征税以及专项抵扣的要求。过去在中国需要缴纳个税的人数较少，仅有大概3000万人左右。而且在实行分类所得制下，缴税也比较简单，当前以源泉扣缴为主，个人申报为辅的个税征管机制完全可以适应需求。但是随着反避税条例加入本次税改以及后续税改进一步深入的需求，当前的征管体制无法满足向综合征税以及专项抵扣的需求。从享誉全球的美国征管体制来看，作为综合所得税制的代表，目前美国以源泉扣缴和个人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在先近年的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帮助下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征管体制。从流程上来看，美国纳税人在年度开始预估总体收入并进行申报，并且按季度进行预缴税款。在年末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多退少补。在税前，税务机关可以通过银行和信用两大系统提前掌握纳税人的大体收入情况。在税中，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信息化平台与各相关部门进行交叉查验，防止偷税漏税。在税后，美国国税局通过高额的罚款、信用档案记录甚至刑事处罚三大手段确保了税收征管体系的权威性。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通过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纳税人信息，通过严厉的处罚防止偷税漏税，同时从税务机关内部及外部建立一套围绕纳税人权益保护的配套制度。 第七，现有税率结构仍有进一步改进空间。本次税改主要是扩大了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将10%、20%、25%的部分所得降档，同时维持了30%、35%、45%高税率级距不变。从国际经验上来说，个税制度对收入调节主要体现在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维持较高的高收入税负。从级距来看，美国的级距是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上升，而日本、法国等国则基本保持稳定。而新加坡甚至增加了级次，先由七级变为九级，最近甚至变成了十级，变相缩小了级距。从税负来看，税改前不论是级距还是税率都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了很大的税负。税改后，此次税改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实际上OECD的大部分国家中低收入群体税负都比较低，更多的税负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这次税改符合了国际上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的大趋势。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进一步通过级距和税率的设置减轻中低收入人去年的税负。 第八，尚未建立预缴制度，不适应未来税改方向。现在的个税缴纳方式更多的是每个月工资发放时进行源头缴纳，比较适合过往抵扣与减免较少、综合征税范围比较狭窄的情况。根据国际经验，未来税改的方向必然是根据不同个体收入负担情况的差异化征税、越来越多的税收转向扣除项目以及综合性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现有的个税缴纳方式无法满足税款均衡入库的要求，也不利于税收征管体制对税收情况的监管。尤其是未来一旦纳入无法进行源头扣缴的相关收入，例如资本利得等极易产生偷税漏税的行为。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预缴制度规定在纳税者需要在每年的四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和第二年一月十五日之前进行税收预缴，一旦不进行源头扣缴的相关收入应纳税额超过1000美元就要进行严厉罚款。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税收预缴制度是未来必须要做的改革之一。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洪偌馨 爆雷潮的出现、维权者的围堵只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相，“信息中介”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是个伪命题，P2P平台实质上承担了信用中介的职能。所以，先放个预判在这里：即便监管对于P2P的定义不会变，但监管的标准一定会变，即按照信用中介，而非信息中介的要求来管理最终剩下的P2P平台。资本金、杠杆率、股东实力都可以成为约束条件。 1 今早看到一则消息，P2P鼻祖Zopa宣布完成了新一轮4400万英镑融资，并表示此次融资将主要用于公司数字银行的筹建工作。 事实上，早在去年Zopa便已宣布开始布局数字银行，并投入了不少资金搭建基础设施和筹建位于巴塞罗那的研发中心。其中，后者主要负责开发Zopa银行所需的支付网关、信用卡业务处理和存款系统工作。 其实，如果关注一下英美市场的情况，Zopa并不是第一家宣布布局银行的P2P平台。去年6月，SoFi正式递交了美国行业银行的专项牌照申请。申请文件显示，SoFi Bank正在申请为客户提供由FDIC承保的NOW账户（活期存款支票账户）和信用卡产品。不过随着年底一系列丑闻事件爆发，这个计划最终流产。 如果说当时这种举措还可能被解读被P2P平台的多元化布局，或者优化自己的能力。那么，今天来看，已经蜕变为一家银行的Zopa身上已经找不到太多P2P鼻祖的痕迹了。 公开信息显示，Zopa数字银行将主要为用户提供受到英国金融补偿计划（后文简称FSCS）保护的存款账户、P2P投资产品、个人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借贷服务等多项产品。 Zopa的转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成立于2005年的Zopa，亏损多年迟迟未能实现盈利，直到去年8月，Zopa才终于宣布实现盈利。而在此之前的11年间，Zopa累计放款超过17.5亿英镑，合并利润还不足6万英镑，亏损额更是年年攀升。 关于P2P网贷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存在的瓶颈和困境，我也写过很多次。（传送门：《为什么许小年说绝大多数P2P最终会垮掉》）国外的行业鼻祖们尚且如此，国内的追随者们自然也难以跳脱同样的命运。 虽然这个行业在国内发展已超过十年，但严格来说，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家真正的P2P平台（兼具纯线上、可持续、信息中介等几个特征）。目前，我们看到那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头部平台们基本都把资产端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所以，尽管监管对于P2P的定义是“信息中介”，但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少有仅做信息撮合而不碰资产的P2P平台。 最直接的原因：风险不可控。所以，平台不得不自己下场获取资产，尽量从源头把控质量。当然，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资产端的利润更丰厚。相比信息撮合的中介费，这个才是P2P平台最核心的收入来源。 尽管从股权架构来看，很多公司都把资金端和资产端分割开来。但实际上，在中国的P2P市场上，单纯做信息撮合的平台早已走向末路。换个角度来看，P2P鼻祖Zopa只是又一次走在行业的前面。 2 把视角转回到中国市场。 过去一周里，P2P的爆雷潮还在快速发酵当中，监管重启备案审查等一些利好消息并没有减缓这个脆弱行业的崩塌势头。因为，这场危机所暴露出的种种行业问题已远非备案可以解决。 零壹财经数据显示，仅在刚刚过去的7月新增P2P问题平台数量就高达157家，平均每天5家，涉及待还本金超500亿元，仍在正常运营的平台已不足25%。与此同时，过去两月内行业内没有新平台设立，而这种趋势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此外，行业整体交易额依然成急速下降的趋势，资金净流出进一步加剧。据零壹数据统计，7月P2P网贷行业交易额约为1236亿元，环比大幅下降19.48%；截至7月末，行业待还余额约为9080亿元，环比下降5.5%，已连续10个月呈下降趋势。 最近也有不少从业者来跟我交流，悲观、恐慌、无奈．．．．．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业内蔓延。这场爆雷潮不仅让更多的从业者开始重新审视行业的未来，必然也会让监管者开始重新考量准入的标准。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以及他们的家人被卷入了这场“暴风雨”当中，少则数万、多则百万，大部分的平台我都没有听说过。但随手一查也都是交易规模朝百亿、知名基金投资、股东背景雄厚的中型，甚至大型平台。 尽管我一路关注P2P行业发展壮大，但这次还是被它的覆盖面和渗透率震惊到了。尤其，那些前来咨询我的朋友都在一二线城市生活，大都有着一定的金融投资经验，并不是全然不懂理财的小白用户。 P2P平台从运营的规范性不足，到产品的透明度欠缺，再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缺失．．．．．一系列问题在加速暴露。对于那些剩下来的平台而言，重振旗鼓不仅需要投资人的信心，恐怕还有漫长的“基础设施”建设。 爆雷潮的出现、维权者的围堵只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相，“信息中介”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是个伪命题，P2P平台实质上承担了信用中介的职能。 所以，先放个预判在这里：即便监管对于P2P的定义不会变，但监管的标准一定会变，即按照信用中介，而非信息中介的要求来管理最终剩下的P2P平台。资本金、杠杆率、股东实力都可以成为约束条件。 当然，这又会延伸出无数个新话题，当P2P成为一家“类银行”之后，它的价值又将如何评估？原本在一二级市场按照科技公司给出的估值如何调整？并且有多少P2P能够禁得起如此严苛的考核，且继续经营下去？ 3 事实上这两年，国内陆续有一些P2P平台宣布入股银行，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公开信息来看，这种参股银行的尴尬之处在于，大多没有监管部门的公示，也难以在第三方信息平台上看到股东变更信息，因此外界很难判断入股的结果如何，真实情况难辨。 当然，这种入股银行对于P2P平台的业务本身所带来的实际意义与Zopa这种彻底转型数字银行截然不同，我也并不认为这种形式会对现有国内P2P的困境带来正向的改变。 相反，作为一个持牌机构，商业银行不管是为P2P做资金存管，还是商业合作，被P2P平台用作传播和噱头的案例实在是太多。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看到平台宣布入股商业银行这样的信息，也要谨慎作为投资参考。 有很多朋友问我P2P的未来到底会如何，说实话，我也很迷茫。 (本文作者介绍：洪偌馨，资深财经记者、主持人，自媒体“馨金融”创始人。)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盛松成 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本质上并不矛盾，从长期和全局看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金融防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之间应有机统一、动态平衡。 中国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在近些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分部门来看，我国政府、住户部门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而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随着金融去杠杆取得成效，实体经济也开始了去杠杆进程。目前，我国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结构性去杠杆也取得积极进展，企业杠杆率有所下降。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研究了坚持结构化去杠杆的问题，并重点研究了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问题。事实上，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本质上并不矛盾，从长期和全局看两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金融防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之间应有机统一、动态平衡。 一、我国结构性去杠杆取得积极进展 首先，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2017年全年上升2.7个百分点至 250.3%。从部门对杠杆率的贡献来看，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2017年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9%，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是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则增长8.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为36.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2012年至2016年年均则增长1.1个百分点。尽管居民部门杠杆率在2017年有所提高，从2016年的51.1%提高4个百分点至55.1%，但增幅已经开始放缓，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个百分点。 其次，金融去杠杆成效显著，影子银行风险得到初步治理。根据穆迪发布的《中国影子银行季度监测报告》，2017年我国影子银行资产增长近乎停滞，年底时的总规模为人民币65.6万亿元，而2016年底为人民币64.5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全年名义GDP增速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影子银行资产增速，影子银行资产在GDP中的比例从2016年86.7%的峰值降至79.3%。 未来我国宏观杠杆率有望进一步趋稳。随着地方政府举债的更加规范、透明，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将得到有效控制，这将进一步降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杠杆率。而继续严格调控房地产市场也有助于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趋于稳定。 二、理性看待实体去杠杆 在实体去杠杆过程中，信用事件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应理性看待，冷静应对。信用事件频发，既有企业的内部因素，也会受到融资环境变化的影响，甚至还有突发事件带来的不可控因素。由于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导致的违约，是市场出清的正常过程。但同时应尽可能避免由于融资环境趋紧和银行风险偏好下降触发违约的风险。既要从严对待房地产加杠杆、区别对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又要对企业正常的融资需求给予更多支持。 尽管我国信贷供应向银行表内的回流帮助弥补了影子信贷供应的减少，但银行信贷承接影子信贷收缩的规模是有限的。因为银行面临自身资本和流动性的限制，同时银行贷款审批流程比较严格。很多信用状况较弱、对影子信贷依赖性较高的边际借款人在趋紧的信贷环境下，面临较大的再融资风险。 从防范风险的角度看，银行贷款并不能满足企业所有的融资需求。而近期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96.3%，这意味着在所有融资渠道中，实体经济仅能依靠人民币贷款融资，其他融资工具、融资渠道几乎都没有得到利用。即便在本世纪初，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也还不到92%。尽管人民银行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和市场化债转股，然而受信用事件多发影响，目前银行的风险偏好已经大大降低。这恐怕也是近期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宽松难以缓解实体经济资金紧张的原因之一。因而也要正确处理表外融资与表内融资的关系，在符合监管要求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下适当保留表外融资，增加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当前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大幅萎缩，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实际上就是银行为企业融资提供的担保，往往反映了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尤其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影子银行实际上是中性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存在、现实反映，实际上不仅在中国有，在其他国家也都有。就我国而言，影子银行既是市场主动突破金融压抑的尝试，在满足实体经济的投融资需求、丰富金融产品供给、推动利率市场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反映出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诸多困惑，因为伴随着影子银行业务发展产生的监管套利、业务运作不够规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充分等问题，道德风险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加剧了。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实际作用，也要看到它的风险所在，要积极引导影子银行向好的方向发展。 三、金融防风险应与服务实体经济有机统一、动态平衡 事实上，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本质上是统一的。去杠杆既需要控制债务增量，也需要企业、财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后者要求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如果金融不能服务好实体经济，最终自身的风险也无法避免。美国当年次贷危机的教训仍历历在目。 我国最近一轮房价上涨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房价增速与经济增长出现背离——GDP增速从2014年12月的7.2%下降至2016年3月的6.7%，而同期房价同比增速反而从5.6%上升至18.3%。高房价使居民的购房负担加重，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房地产业的高回报率使资金向房地产业集中，实体企业融资困难，对实体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值得欣喜的是，我国宏观政策正朝着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动态平衡的方向发展。 首先，坚决防控信贷资金脱实向虚。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中央对房地产调控的坚决态度，有助于资金配置脱虚向实。 其次，强调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疏浚工作。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进一步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重点是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为实体经济创造新的动力和方向，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 第三，进一步深化小微金融服务。近期，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明确要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户数，扩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适度降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建成为小微企业贷款的商业可持续长效机制。为此，央行安排增加支小、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限额各500亿元，合计1500亿元，同时将商业银行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抵押品范围，支持盘活信贷资金1000亿元以上，将小微企业贷款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资产由单户授信100万元以下放宽至500万元以下，等等。随着一项项举措落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将会不断显现。 第四，积极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为进一步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更好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近日，人民银行与银保监会、证监会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公募产品在满足期限匹配、限额管理、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适当投资非标资产，且过渡期内金融机构可以发行老产品投资新资产，优先满足国家重点领域和重大工程建设续建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此外，《通知》在支持非标回表方面也做出了相应安排，一是MPA考核时将合理调整有关参数，二是支持商业银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资本解决占用资本问题。 下一步，金融机构应认真落实相应的政策措施，监管部门应密切关注、跟进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努力实现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洪偌馨 爆雷潮的出现、维权者的围堵只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相，“信息中介”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是个伪命题，P2P平台实质上承担了信用中介的职能。所以，先放个预判在这里：即便监管对于P2P的定义不会变，但监管的标准一定会变，即按照信用中介，而非信息中介的要求来管理最终剩下的P2P平台。资本金、杠杆率、股东实力都可以成为约束条件。 1 今早看到一则消息，P2P鼻祖Zopa宣布完成了新一轮4400万英镑融资，并表示此次融资将主要用于公司数字银行的筹建工作。 事实上，早在去年Zopa便已宣布开始布局数字银行，并投入了不少资金搭建基础设施和筹建位于巴塞罗那的研发中心。其中，后者主要负责开发Zopa银行所需的支付网关、信用卡业务处理和存款系统工作。 其实，如果关注一下英美市场的情况，Zopa并不是第一家宣布布局银行的P2P平台。去年6月，SoFi正式递交了美国行业银行的专项牌照申请。申请文件显示，SoFi Bank正在申请为客户提供由FDIC承保的NOW账户（活期存款支票账户）和信用卡产品。不过随着年底一系列丑闻事件爆发，这个计划最终流产。 如果说当时这种举措还可能被解读被P2P平台的多元化布局，或者优化自己的能力。那么，今天来看，已经蜕变为一家银行的Zopa身上已经找不到太多P2P鼻祖的痕迹了。 公开信息显示，Zopa数字银行将主要为用户提供受到英国金融补偿计划（后文简称FSCS）保护的存款账户、P2P投资产品、个人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借贷服务等多项产品。 Zopa的转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成立于2005年的Zopa，亏损多年迟迟未能实现盈利，直到去年8月，Zopa才终于宣布实现盈利。而在此之前的11年间，Zopa累计放款超过17.5亿英镑，合并利润还不足6万英镑，亏损额更是年年攀升。 关于P2P网贷这种商业模式本身存在的瓶颈和困境，我也写过很多次。（传送门：《为什么许小年说绝大多数P2P最终会垮掉》）国外的行业鼻祖们尚且如此，国内的追随者们自然也难以跳脱同样的命运。 虽然这个行业在国内发展已超过十年，但严格来说，中国一直没有出现一家真正的P2P平台（兼具纯线上、可持续、信息中介等几个特征）。目前，我们看到那些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头部平台们基本都把资产端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所以，尽管监管对于P2P的定义是“信息中介”，但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少有仅做信息撮合而不碰资产的P2P平台。 最直接的原因：风险不可控。所以，平台不得不自己下场获取资产，尽量从源头把控质量。当然，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资产端的利润更丰厚。相比信息撮合的中介费，这个才是P2P平台最核心的收入来源。 尽管从股权架构来看，很多公司都把资金端和资产端分割开来。但实际上，在中国的P2P市场上，单纯做信息撮合的平台早已走向末路。换个角度来看，P2P鼻祖Zopa只是又一次走在行业的前面。 2 把视角转回到中国市场。 过去一周里，P2P的爆雷潮还在快速发酵当中，监管重启备案审查等一些利好消息并没有减缓这个脆弱行业的崩塌势头。因为，这场危机所暴露出的种种行业问题已远非备案可以解决。 零壹财经数据显示，仅在刚刚过去的7月新增P2P问题平台数量就高达157家，平均每天5家，涉及待还本金超500亿元，仍在正常运营的平台已不足25%。与此同时，过去两月内行业内没有新平台设立，而这种趋势可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此外，行业整体交易额依然成急速下降的趋势，资金净流出进一步加剧。据零壹数据统计，7月P2P网贷行业交易额约为1236亿元，环比大幅下降19.48%；截至7月末，行业待还余额约为9080亿元，环比下降5.5%，已连续10个月呈下降趋势。 最近也有不少从业者来跟我交流，悲观、恐慌、无奈．．．．．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业内蔓延。这场爆雷潮不仅让更多的从业者开始重新审视行业的未来，必然也会让监管者开始重新考量准入的标准。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以及他们的家人被卷入了这场“暴风雨”当中，少则数万、多则百万，大部分的平台我都没有听说过。但随手一查也都是交易规模朝百亿、知名基金投资、股东背景雄厚的中型，甚至大型平台。 尽管我一路关注P2P行业发展壮大，但这次还是被它的覆盖面和渗透率震惊到了。尤其，那些前来咨询我的朋友都在一二线城市生活，大都有着一定的金融投资经验，并不是全然不懂理财的小白用户。 P2P平台从运营的规范性不足，到产品的透明度欠缺，再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缺失．．．．．一系列问题在加速暴露。对于那些剩下来的平台而言，重振旗鼓不仅需要投资人的信心，恐怕还有漫长的“基础设施”建设。 爆雷潮的出现、维权者的围堵只是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残酷的真相，“信息中介”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是个伪命题，P2P平台实质上承担了信用中介的职能。 所以，先放个预判在这里：即便监管对于P2P的定义不会变，但监管的标准一定会变，即按照信用中介，而非信息中介的要求来管理最终剩下的P2P平台。资本金、杠杆率、股东实力都可以成为约束条件。 当然，这又会延伸出无数个新话题，当P2P成为一家“类银行”之后，它的价值又将如何评估？原本在一二级市场按照科技公司给出的估值如何调整？并且有多少P2P能够禁得起如此严苛的考核，且继续经营下去？ 3 事实上这两年，国内陆续有一些P2P平台宣布入股银行，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公开信息来看，这种参股银行的尴尬之处在于，大多没有监管部门的公示，也难以在第三方信息平台上看到股东变更信息，因此外界很难判断入股的结果如何，真实情况难辨。 当然，这种入股银行对于P2P平台的业务本身所带来的实际意义与Zopa这种彻底转型数字银行截然不同，我也并不认为这种形式会对现有国内P2P的困境带来正向的改变。 相反，作为一个持牌机构，商业银行不管是为P2P做资金存管，还是商业合作，被P2P平台用作传播和噱头的案例实在是太多。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看到平台宣布入股商业银行这样的信息，也要谨慎作为投资参考。 有很多朋友问我P2P的未来到底会如何，说实话，我也很迷茫。 (本文作者介绍：洪偌馨，资深财经记者、主持人，自媒体“馨金融”创始人。)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江瀚 城市所引发的高昂的人口养育成本。在经济学上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诚然，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地放大，但是与之同时而来的就是人口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辽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是生二孩问题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的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成为风口浪尖的问题，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鼓励政策不能画饼充饥》再次把这个问题作为了讨论的焦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啥放开了二孩还是没几个人敢生？ 一、为什么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8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这篇名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鼓励政策不能画饼充饥》的文章明确表示，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这句话真的击中了多少人的痛点，诚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孩政策成为了中国的重要政策，当时提倡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了那个年代特殊的记忆符号。从一孩政策实施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从人口承载力的角度来说，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环境资源的的压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个历史时期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一孩政策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这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标志性事件，面对着人口的越来越少，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一些地方着急了，类似于辽宁这样的省份开始了全面向人口老龄化宣战的步伐。 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但是如今已经到了2018年的今天，为什么当时被寄予厚望的二孩政策却似乎没能起到它该有作用，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不仅没能上升，反而出现了下降，人口减少了63万人，而2017年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可以显示，如果没有全面二孩，中国的人口下降估计会更加严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孩都不敢生了？为什么二孩也没多少人敢生呢？ 二、为啥二孩没多少人敢生？ 看到统计数据，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被我们寄予厚望的二孩政策似乎真的没能起到它该有的效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会有着自然下降的趋势。纵观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一个历史的下降趋势，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趋势，究其根源在于，经济越发达人民的教育程度越高，从而对于孩子的养育也在不断精细化，原先低质量的人口素质在不断提升，最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少生孩子，这个趋势在欧洲、日本、韩国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是普遍存在的，几乎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在重复这个趋势，所以即使没有一孩政策，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会必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孩子的养育成本也在逐渐攀升，原先在农村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但是在城市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原因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所引发的高昂的人口养育成本。在经济学上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诚然，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地放大，但是与之同时而来的就是人口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 仅以教育为例，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民族，我们从孟母三迁开始就从了都不会吝啬在孩子的教育上进行投资，然而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了一场教育的军备竞赛，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仅仅是一个最基础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孩子家长都会拼了命的在给孩子更多的教育机会和资源的投入。 看到周围父母的投入，在比拼心理的作用下，父母只能不断升级自身给孩子提供的教育水平，从兴趣班到国际夏令营乃至于海外游学，从课程教辅到奥林匹克竞赛再到国际大赛，每一步都将耗费巨大的金钱，再加上医疗、学区房等等压力，对于父母来说能够负担一个孩子养育都是个问题，别说第二个孩子了。 二是已经形成的畸形的职场制度。由于中国的一孩政策，伴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就导致了中国现阶段所有的职场制度都是根据一孩所决定的，大多数企业都没有为企业的员工生二胎做好准备，对于企业来说，每个人都是企业的成本，如果你不能给企业带来最直接的效益，企业就有一万个理由放弃你这个人。 这件事在女性职场中更是明显，如今随着全面二孩的出现，职场对于女性的偏见正在与日俱增，对于未婚女性来说，你就是公司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结婚生子，对于已婚女性来说，你结婚生子的可能性日益增大，那么企业将有可能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内支付给女性工资，却没有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员工，对于已经有了一孩的女性来说，甚至你会成为随时二孩的“定时炸弹”，企业会担心你什么时候又要突然休产假，对于已经生过二孩的女性来说，更非常容易被领导扣上已经没有精力在工作上的帽子。所以，现阶段职场对于女性的歧视正在无形中增加，这就是人口和职场制度的尖锐矛盾。 三是高房价挤压的消费力。说到养育成本、说到职场制度这都是影响人口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是房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里增加了一口人必然需要增加居住的面积，然而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之前由于长期一孩，二居室是标准的刚需住房，然而现在二孩了之后，三居室有可能才是真正的刚需，但是房地产市场高昂的价格，让买三居室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 即使家庭咬牙买下了三居室，高昂的房贷和住房压力必然会严重抑制家庭的消费，为了保证家庭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可能放弃二孩才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此外，孩子如果长大成人了，家里还要考虑给孩子的住房问题，现在的房价体系，需要孩子依赖“6个钱包”才能支撑的起，这也是很多家庭一听生男孩就愁眉不展的原因（戏称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 综上所述，虽然大家都知道生娃是家事更是国事，但是真正敢生又生得起的人又有几个呢？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梁建章、黄文政 要提高创新力，除了鼓励生育等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外，还需进一步放开对外人员和网络信息交流的限制。更加开放的中国，将拥有更加强大的创新能力。 近期，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有进一步升级的迹象。同时，美国同欧洲达成了实施零关税自由贸易的意向。此外，美国还加大了对中国公司在美国高科技投资的限制，并将中国一些涉及国防工业的企业列入出口控制清单。这表明，美国的目的不仅是创造本国就业，而是遏制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创新竞争力。 正如我们在《人口创新力》一书所述，要提升创新力需要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这四个要素入手。我们之前已经写了多篇文章论述人口对于创新的重要性，这篇文章将着重论述人员和信息流动。 从人口数量上来说，中国需要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创新提供了巨大的人才库和市场，这是中国的核心优势。但在未来几十年，超低的生育率和育龄妇女的快速减少，将使得孩子和未来年轻人的数量大幅下降，让中国的创新优势大打折扣。因此，中国能否继续繁荣，归根结底将取决于鼓励生育措施能否逆转年轻人快速减少的趋势。 从人口质量来说，首先需要加强对托儿所、幼儿园的投入，以减轻养育家庭的压力。此外，还应该缩短教育年限，并改革大学录取制度。让更多大学实施自主招生并采取多样化的录取方式，或许可以减少应试教育所造成的社会和家庭资源的浪费，培育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从人员的内部交流量来说，需要进一步促进国内人口的自由流动。在这方面，人口向创新力旺盛的大城市流动尤其重要。这是因为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对创新具有强烈的催化效应。在大城市，上下游的企业聚集在一起，可以提高沟通、交易和协作创新的效率；不同行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可以促进跨行业的合作和交流，使得新的科技如人工智能能更快地实现商业化。大城市的创业者也更能承受风险，因为创业者即使失败，也比较容易在本地找到另一个合适的工作。纵观全球，最前沿的创新型企业几乎都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所以让大城市能够吸纳更多人口，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手段。我们的建议措施，包括开放户籍和加大大城市的土地供应等。 提升外部交流量也是促进创新的重要途径。外部交流有四个渠道：商品交流，资金交流，信息交流和人员交流。要进一步提示外部交流量，除了继续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外，还应进一步开放信息和人员的交流。 在人员交流方面，中国的入境人数远远少于出境人数。比如，美国入境人数每年7500万人左右，中国2017年外籍入境人数只有2917万人（港澳台除外）。签证不便利是入境中国的外国人人数偏少的重要原因。要促进国际交流和入境旅游，立竿见影的举措之一就是大幅提高签证的便利度。 中国难以吸引海外人才和游客的另一个痛点是上网太不方便。比如很多国外的主流网站都无法链接。诚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针对媒体和网络内容的管理责任。对于散步谣言，煽动暴力等危害社会的网络内容，政府有责任严格管制。比如说，中国在审查黄色和暴力内容上做得很好，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又比如，美国的社交网络媒体也被严格要求审查选举宣传的内容。 可见，网络审查是有必要的。但从执行细节上可以更细化，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近年来，高科技的智能过滤手段应该已经今非昔比，从前不能做到的精准审查屏蔽，现在应该可以做到了。因此是否可以调整把国际主流网站整站封锁的策略，用大数据、高科技进行精准屏蔽，使国际互联网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舞台。 继续隔离这些国际主流社交网络，除了影响入境旅游以外，还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 隔离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不利于中国的创新融入世界创新网络。这首先体现在，中国学者获取国外资讯变得非常不方便。再者，中国的科研和管理人员也不方便和国外的同行建立密切的联系。比如，与国外同行不能用脸书交流，就像中国人之间不能用微信交流那样不方便。 对于国外主流的网络媒体不熟悉，也不利于中国公司在国外推广中国的科技产品。如果要把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复杂的高科技产品或者文化产品推销给外国人，那就要对他们的消费和流行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中国的营销和创意人员难以接触到国际主流社交网络，将严重会影响中国公司全球业务的拓展， 其实在国内方便地使用这些外国网站，也有利于外界了解中国。很多中国年轻人的英文已经很好，他们可以在主流国际网站上充分发表自己的声音，让世界更加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中国，减少很多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误解。 利用高科技高效审查互联网内容其实是大势所趋。世界互联网巨头如脸书最近也迫于政府和公众的压力，大幅度加强互联网上内容的控制和管理。希望这些国际互联网公司能够和中国政府一起探索一套适合中国互联网管理制度的办法。 综上所述，要提高创新力，除了鼓励生育等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外，还需进一步放开对外人员和网络信息交流的限制。更加开放的中国，将拥有更加强大的创新能力。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江瀚 城市所引发的高昂的人口养育成本。在经济学上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诚然，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地放大，但是与之同时而来的就是人口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 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辽宁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还是生二孩问题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的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成为风口浪尖的问题，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鼓励政策不能画饼充饥》再次把这个问题作为了讨论的焦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啥放开了二孩还是没几个人敢生？ 一、为什么说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8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这篇名为《生娃是家事也是国事 鼓励政策不能画饼充饥》的文章明确表示，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这句话真的击中了多少人的痛点，诚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孩政策成为了中国的重要政策，当时提倡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了那个年代特殊的记忆符号。从一孩政策实施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从人口承载力的角度来说，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环境资源的的压力，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那个历史时期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期一孩政策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这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标志性事件，面对着人口的越来越少，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一些地方着急了，类似于辽宁这样的省份开始了全面向人口老龄化宣战的步伐。 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但是如今已经到了2018年的今天，为什么当时被寄予厚望的二孩政策却似乎没能起到它该有作用，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不仅没能上升，反而出现了下降，人口减少了63万人，而2017年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可以显示，如果没有全面二孩，中国的人口下降估计会更加严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孩都不敢生了？为什么二孩也没多少人敢生呢？ 二、为啥二孩没多少人敢生？ 看到统计数据，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被我们寄予厚望的二孩政策似乎真的没能起到它该有的效果，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会有着自然下降的趋势。纵观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一个历史的下降趋势，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性的趋势，究其根源在于，经济越发达人民的教育程度越高，从而对于孩子的养育也在不断精细化，原先低质量的人口素质在不断提升，最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少生孩子，这个趋势在欧洲、日本、韩国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是普遍存在的，几乎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在重复这个趋势，所以即使没有一孩政策，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会必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孩子的养育成本也在逐渐攀升，原先在农村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但是在城市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原因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所引发的高昂的人口养育成本。在经济学上有一句很经典的名言“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诚然，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地放大，但是与之同时而来的就是人口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 仅以教育为例，中国是一个尊师重教的民族，我们从孟母三迁开始就从了都不会吝啬在孩子的教育上进行投资，然而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了一场教育的军备竞赛，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仅仅是一个最基础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孩子家长都会拼了命的在给孩子更多的教育机会和资源的投入。 看到周围父母的投入，在比拼心理的作用下，父母只能不断升级自身给孩子提供的教育水平，从兴趣班到国际夏令营乃至于海外游学，从课程教辅到奥林匹克竞赛再到国际大赛，每一步都将耗费巨大的金钱，再加上医疗、学区房等等压力，对于父母来说能够负担一个孩子养育都是个问题，别说第二个孩子了。 二是已经形成的畸形的职场制度。由于中国的一孩政策，伴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就导致了中国现阶段所有的职场制度都是根据一孩所决定的，大多数企业都没有为企业的员工生二胎做好准备，对于企业来说，每个人都是企业的成本，如果你不能给企业带来最直接的效益，企业就有一万个理由放弃你这个人。 这件事在女性职场中更是明显，如今随着全面二孩的出现，职场对于女性的偏见正在与日俱增，对于未婚女性来说，你就是公司的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结婚生子，对于已婚女性来说，你结婚生子的可能性日益增大，那么企业将有可能在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内支付给女性工资，却没有一个能够正常工作的员工，对于已经有了一孩的女性来说，甚至你会成为随时二孩的“定时炸弹”，企业会担心你什么时候又要突然休产假，对于已经生过二孩的女性来说，更非常容易被领导扣上已经没有精力在工作上的帽子。所以，现阶段职场对于女性的歧视正在无形中增加，这就是人口和职场制度的尖锐矛盾。 三是高房价挤压的消费力。说到养育成本、说到职场制度这都是影响人口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个是房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里增加了一口人必然需要增加居住的面积，然而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之前由于长期一孩，二居室是标准的刚需住房，然而现在二孩了之后，三居室有可能才是真正的刚需，但是房地产市场高昂的价格，让买三居室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情。 即使家庭咬牙买下了三居室，高昂的房贷和住房压力必然会严重抑制家庭的消费，为了保证家庭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可能放弃二孩才是很多家庭的选择。此外，孩子如果长大成人了，家里还要考虑给孩子的住房问题，现在的房价体系，需要孩子依赖“6个钱包”才能支撑的起，这也是很多家庭一听生男孩就愁眉不展的原因（戏称男孩是建设银行，女孩是招商银行）。 综上所述，虽然大家都知道生娃是家事更是国事，但是真正敢生又生得起的人又有几个呢？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皮海洲 养老目标基金不会成为A股市场的救世主。在国家队都没有成为救世主的情况下，养老目标基金同样也不会成为救市基金。其实对于A股市场来说，任何资金都不可能成为救世主。A股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寻求救世主，寻求资金来源。 8月6日，上证指数报收2705点，创下今年收盘价新低。其中盘中低点2692点，与一个月之前的低点2691点只有一点之差。A股走势再度陷入危险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天傍晚的时候，市场上传来了14只养老目标基金获批的消息。 在2700点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管理层核准14家基金公司养老目标基金的批文，这其中的醉翁之意是显而易见的。有关市场人士也是心领神会，不仅将此举称为是股市的重大利好，更有市场人士称，养老目标基金获批，有望为股市引入数万亿长线活水。如此一来，在投资者的眼中，养老目标基金自然就成了A股市场的救世主，更何况在养老目标基金获批消息的刺激下，8月7日的A股出现了强劲反弹的走势。 那么，养老目标基金能否承担起A股救世主的使命呢？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养老目标基金承担的是让养老资产保值增值的功能，并不是A股市场的救市基金。或许，养老目标基金也会进行股票投资，但它对股市的影响其实是较为有限的。 首先，养老目标基金不同于之前的“国家队”。如2015年股市大跌时进场救市的证金公司，其资金主要来自于银行贷款与券商的出资，相对于市场来说，证金公司的资金主要表现为一种增量资金。但养老目标基金主要还是市场存量资金的一种转移。养老目标基金主要服务于 公民个人养老事业， 企业年金、个人都可以投。也就是说，企业年金与个人的资金变成了养老目标基金，如此一来，企业年金与个人直接用于投资的金额也就减少了。因此，市场的资金不会因为养老目标基金的发行而增加。 其次，养老目标基金的发行情况如何，也未必能令人乐观。 虽然管理层一下子批了14家基金公司的养老目标基金，对养老目标基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同却还是未知数。回首两个月之前，6只独角兽基金的获批，证监会给予每只独角兽基金500亿元的额度，希望6只独角兽基金能够募集到3000亿元的资金。但实际募资并未令人如愿，只是募集到了约三分之一的资金。6只独角兽基金的发行尚且如此，14只养老目标基金发行情况又能如何，市场对此不必太乐观，实际上，对于14只养老目标基金发行，管理层本身都是慎重的，批文下发的当晚，并没有向市场公布基金的发行规模，实际发行规模自然还是以市场的认购金额为准了。 其三，养老目标基金之所以难以承担起A股救市的使命，这实际上也是与养老目标基金的定位是有关的。因为养老目标基金并不是股票型基金，不会将基金全部投向A股市场。这一点，《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是有明确规模的。根据养老目标基金的定义，该基金是指以追求养老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为目的，鼓励投资人长期持有，采用成熟的资产配置策略，合理控制投资组合波动风险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其投资于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商品基金（含商品期货基金和黄金 ETF）等品种的比例合计原则上不超过 30%、60%、80%。因此，其投资股票的比例是控制在30%以下的。假设初期14只养老目标基金的发行规模以达到1000亿元，那么投资股票的金额上限也就300亿元。这对于股市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此外，正因为养老目标基金对股票的投资是有比例限制的，因此，养老目标基金的发行，不排除将原本属于股市的资金分流到了其他市场，进而对股市资金起到分流作用。毕竟养老目标基金追求的是长期稳健的增值收益，因此固定收益类投资才是养老目标基金投资的重点。在这方面养老目标基金与独角兽基金有着类似之处，即基金面向股市投资者发行，但募集的资金，最大多数都投向了非股票类产品，实际上是对原本紧张的股市资金进行了资金分流。 也正因如此，养老目标基金不会成为A股市场的救世主。在国家队都没有成为救世主的情况下，养老目标基金同样也不会成为救市基金。其实对于A股市场来说，任何资金都不可能成为救世主。A股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寻求救世主，寻求资金来源。实际上，A股市场并不是简单的资金问题，而是留不住资金的问题。以公募基金为例，今年二季度资产总值达到13.44万亿，但配置股票市值仅为1.79万亿，仅占比13.35%。公募基金尚且如此，承担着养老重任的养老目标基金又如何能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到股市之中呢？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评论员，二十年的股市磨练，练就了对股市独到的眼光与见解，著有《轻轻松松炒股票》一书。)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作者简介：皮海洲 财经评论员，二十年的股市磨练，练就了对股市独到的眼光与见解，著有《轻轻松松炒股票》一书。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韩玮 可转债投资进可攻退可守，目前大多数可转债估值处于合理甚至偏低的情况，在可以逐步建仓的底部区域，但由于净值下降和投资者恐慌出逃，从而导致不少可转债基金的规模出现持续减少的现象，未来随着大盘的回暖和对应正股的走高，可转债将会取得超过大多数人预期的收益，看好当前可转债投资机会。 到底如何正确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呢？ 可转换债券其实也是一种债券，鉴于违约风险是债券的最主要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专注投资于国债无疑是最聪明的选择。虽然，投资能力高超的投资者会通过分析公司行业前景、战略部署、高管团队、经营壁垒、业务模式，再结合宏观环境等因素，投资于那些即便政府更替也不会违约的公司债。但是，如果公司经营良好，债券投资者只能取得固定的利息收益；万一经营失败，债券投资者最终往往会承担违约风险，从而损失大部分本金。可见，投资于普通公司债还不如直接投资公司股票。 即便如此，还是有投资者被贪婪驱使，投资于超出自己能力的公司债、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点对点借贷（P2P）等收益率颇高的固定收益产品，这些产品在经济繁荣时期按时还本付息，看似和国债差不多，一旦遇到经济波折，其风险应对能力则与国债相去甚远，投资者可能遭遇血本无归的情形。 适当性原则几乎是所有投资行为的首要原则，债券投资也不例外。投资者不但要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债券，而且还要选择合适的投资期限。投资于到期日与未来需要使用资金的日期接近的国债，即使债券价格在持有期内大幅下跌，投资者在到期日仍然能收回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对于投资期限在10年以内的稳健投资者来说，投资于债券是比较适合的。但对于投资期在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投资者来说，债券面对通货膨胀会出现较差的抵抗力，因此，长期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低迷时，选择投资于股票指数基金或者直接投资于稳健行业的蓝筹股，无疑是更明智的选择。 投资债券想要取得更好的收益，投资时机的选择也十分重要。债券价格不但受到通货膨胀率、利率、汇率等政治环境、宏观形势、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如同股票市场一样，受到投资者群体情绪的影响，从而呈现出时而过度乐观、时而过度悲观的周期性变化，债券投资者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贪婪与恐惧，努力做到人弃我取、独立思考、不盲目从众。 在种类繁杂的固定收益类资产中，可转换债券堪称“皇冠上的明珠”。如果排除违约风险，可转换债券可以看作是“保本保息的股票”，可转债是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其招募说明书中除了有普通债券的支付利息和到期归还本金的条款之外，还额外附加了投资者可以按照预先敲定的价格，将其转换成上市公司股票和下调转股价的条款。如果股票在持有期内的价格一路下跌，投资者就放弃转换成股票的权利，只收获可转债的到期本息，如果股票在持有期内的价格高于敲定的转股价，投资者可以行使转股权，把债券按照敲定价格转换成股票，再高价卖出。历史上的钢钒转债、龙电转债，甚至包含自动下调转股价的条款。显然，可转债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特点。 在我国证券史上，可转债经常出现“白白捡大钱”的投资机会。例如，2014年上半年的中行转债（113001），是中国银行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敲定转股价为2.62元，到期日为2016年6月2日，当时到期收益率在每年3.5%附近，略高于国债收益率水平。中行转债唯一的风险就是中国银行在两年内破产且不能还债，众所周知，这对于国有大银行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再看中国银行股票，当时的股票成交价是2.3元左右，每股净资产是3.5元左右，假设净利润不增长，排除股票分红的影响，可转债到期时每股净资产将逼近5元，价格严重偏离了价值。2014年上半年，中行转债交易价格长期处在97元附近，最低95.95元，而到2015年1月，随着中行股价的暴涨，中行转债价格也一飞冲天，最高达194.16元。中行转债的风险与国债几乎相同，然而收益率不足一年超过100%。 最后，投资者如果选择投资于债券基金，则应当仔细挑选投资管理能力强且收费低廉的产品，投资于企图运用杠杆放大投资收益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尤其要慎重。其实，债券投资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要想取得理想的投资成果，必须做到知行合一。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清华MBA导师、清华MBA校友会金融协会副会长，CCTV2嘉宾，恒丰泰石总经理。具有20多年期货、证券、公募及私募基金投资负责人的专业经历。)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意见领袖”，阅读更多精彩文章。点击微信界面右上角的+号，选择“添加朋友”，输入意见领袖的微信号“kopleader”即可，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意见领袖将为您提供财经专业领域的专业分析。 作者简介：韩玮 著名对冲基金经理，清华MBA导师、清华MBA校友会金融协会副会长，CCTV2嘉宾，恒丰泰石总经理。具有20多年期货、证券、公募及私募基金投资负责人的专业经历。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向松祚 人民币汇率又一次成为焦点问题，不仅做贸易，做投资，做理财，搞外汇买卖的朋友高度关注，神经紧张，而且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关心，要不要换点儿美元放在手上？身边朋友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人民币汇率还是继续下跌吗？哪里是底部？会不会破七？官方到底是会保汇率？还是保外储？还是都要保？ 人民币汇率又一次成为焦点问题，不仅做贸易，做投资，做理财，搞外汇买卖的朋友高度关注，神经紧张，而且普通老百姓也开始关心，要不要换点儿美元放在手上？身边朋友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人民币汇率还是继续下跌吗？哪里是底部？会不会破七？官方到底是会保汇率？还是保外储？还是都要保？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会议上，每个论坛上都会听到，然而听来听去，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有人说干脆一次贬值到位，问题是贬值到哪里才是位呢？有人说先贬值25%再说，以此抵消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有人说至少应该贬值到7.5，还有人建议干脆贬值到2005年汇率机制改革之前的水平，也就是8.3。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让普通吃瓜群众听谁的呢？让我来告诉你吧。 第一，不要给人民币汇率设定一个点位或底线，好像跌破这个点位就不得了。现在很多朋友担心汇率破七，好像破七就不可收拾，天下就要打乱似的。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毫无必要。据我所知，官方不会给汇率设一个固定的，必须要死守的点位。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汇率早就是双向波动，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而且日常管理的因素在不断减少，所以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和预期决定。即使破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完全不必惊慌失措。 第二，有人说，哪能不管呢，一旦破七，大家慌了，都要拿人民币换美元，资本外逃会大幅增加，汇率贬值会一发不可收拾。此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国资本账户仍然有比较严格的管理，虽然不能说天衣无缝，不可能管住一切资本外逃，但不会出现恐慌性资本外流。所以中国绝不会出现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一些国家外汇储备耗尽，汇率断崖式贬值的情况。这一点朋友们大可放心。 第三，有人担心我国外债还不起，导致外汇储备不够用，引发汇率贬值和汇率危机。这种担心有道理，但是过虑了。我国外债余额大约为1.8万亿美元（没有最近官方数据，只是估计），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何况外债有不同期限，不是同时或一年就要换的。 第四，虽然有中美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