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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期刊推荐中央编译局-理论研究-制度建设研究：《并非有效的制度：对制度分叉路径的差异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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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有效的制度：对制度分叉路径的差异性解释
作者：陈宇峰　陈启清&&&&&&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网络编辑：亦文
发布时间：
摘要：文章从“有效制度的收敛性”这一命题出发，分别讨论了“历史偶然的随机冲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利益集团假设”对制度分叉路径与绩效差异的发散性解释，力图打开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和不完美的动态制度结构，以描绘出人类历史中制度发展的图景。
关键词：制度分叉;有效制度;历史偶然;意识形态;利益集团
　　一、引　言?
　　自罗纳德·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1937）、《社会成本问题》（1960）以来，一个富有现实洞见的新制度经济学流派迅速地打开了局面，并直线渗透到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视野之中。在新古典的主流视野中，尽管已经认识到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制度的存在性，但他们有意识地把制度因素先验地处理成一个外生的中性变量，也不追究这些制度是如何运转，以及究竟是从哪里出发及如何演变的。科斯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发现了利用市场机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即交易费用，而且在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中这些交易费用是巨大的，不可忽略的。由此，作为制度与组织的“黑箱”结构和交易特征被打开，一个有摩擦的、不确定的真实世界也就随之形成。再经过诺思、威廉姆森、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的后续工作，“制度是重要的”这一命题已经成为共识（Olson，1996；North，1998）。但在理论上，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这些制度究竟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而这些不甚明了的困惑引发了关于制度重要性和分叉路径的世纪大争论。?
　　而在现实世界中，恰逢20世纪末期也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制度转型改革，为我们重新反思这些制度争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场所和拓展平台。转型经济体之间悬殊的经济绩效差距不禁让我们思考：同样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什么俄罗斯的转型会是如此糟糕，而中国却能在过去三十年的转型期间保持年均8%~9％的高速经济增长呢？而在同一个经济体内部，为什么不同地区也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制度分叉路径呢？?
　　对于上述制度分叉和差异性问题，尽管经济学家们仍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逻辑来解释，但我们还是能从制度经济学史中挖掘出几条相互竞争、相互承继的研究路径，它们的分歧和融合几乎涵括了制度理论研究在未来的可能方向。?
　　二、有效制度的收敛性?
　　最早对制度演化路径提供比较系统解释的应属有效制度观点（the Efficient Institution View），它属于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内核，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早期阶段。他们坚信，经济发展过程会自动地选择一系列有效的制度结构。一套有效的制度结构，无需外力的推动和干扰，而只需借助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类似于亚当·斯密所推崇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自动生成。这时候，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真实时间和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也由此而中断和隔离。也就是说，不管历史的初始条件如何，不管统治者或者代理人之间究竟如何进行分配，都不会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在他们看来，无论人类历史多么复杂，多么变幻莫测，但仍可以找到一条比较清晰的经济红线，这条红线中不应该含有时间的差异、意识形态以及当时权力结构的差异等。应该说，这一无可挑剔的红线已经为深受新古典经济学影响的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理论构架，没有外界的随机扰动，没有时间以及其它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也许正是人们对于精彩绝伦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总不愿囿于唯一的、完美的谜底，才引发了之后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观点的猛烈抨击。?
　　从理论脉络来看，有效制度观点发端于科斯对交易与制度的创新性阐释，再经过德姆塞茨、诺思、巴泽尔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进一步拓展之后才基本形成。科斯认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产权的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效率没有任何影响。科斯用“养牛者走失的牛损害了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的例证说明了这一被后来广泛引用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所提出的“制度无关性”并不是说制度不重要，而是为了隐喻零交易费用下制度总是会有效的。的确，在零交易的新古典范式中，我们并不需过于担心制度会失效，因为人们总是能通过寻找适宜的交易结构而向帕累托最优方向改进。德姆塞茨（Demstez，1967）通过比较加拿大北部印第安部落与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落两个地区的土地私有产权的产生来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他认为，制度是对既定技术和相对价格环境条件下的有效响应，因而制度的产生和变化必然是有效的。诺思和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则从西欧崛起这一历史事实继续扩展了制度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正是诱致人类历史发生重要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年的饥荒以及年更为严重的黑死病，导致了14世纪欧洲人口的快速下降。人口的急剧下降，导致了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和地租的相对下降，这使得农奴的谈判能力得到了增强。领主为了留住相对比较稀缺的农奴，就不得不向农奴让渡更多的权利，农奴也就成了自由农，拥有自己的土地。封建领地制度随之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国家的兴起。通过对庄园制的产生、三圃制对传统轮作制的代替以及声势浩大的欧洲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荷兰爆发等历史事实来证实，一个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对当时经济利益格局变化的一种充分响应，必然是有效的。拉坦和速水佑次郎（Ruttan and Hayami，1984）则更加系统地梳理了这一思路，给出一个比“制度效率命题”稍弱的变体假设：“诱致性制度变迁假设”，即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是对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创新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机会的有效响应。?
　　在规范的层面上，有效制度观点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告诉我们在某些制度设计过程中要密切关注资源相对稀缺度，使得人们在新制度的激励下更加有效地使用各种稀缺资源。同时，有效制度观点也解释了人类历史进程中一部分制度差异的形成。作为现代制度研究的一个起点，具有无可非议的重要性。它力图把制度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内生过程中，但制度在早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眼中也仅是钉入新古典模型中的一个“小锲子”而已。科斯和诺思都承认，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要推翻新古典经济学，而是为了完善新古典经济理论而已（Coase，1992、1998；North，1990、2000）。这一目标自然也就决定了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同样存有新古典经济学的那些缺陷和不足。?
　　对于这一制度论断，很快便在经济学家内部、甚至同一经济学家身上产生了不同的分歧和争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仅仅是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初步想法。目前的制度理论和实证研究已沿着这一思想而展开，这些研究分歧恰恰引导经济学家真正地步入到了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中，而一统的制度研究也被分裂成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分支上并行推进。?
　　三、历史偶然的随机冲击?
　　尽管有效制度观点已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这一分析过程只是静态分析框架，还无法理解制度演进的动态过程，也更加无法认识到历史时间、关键历史事件在制度与经济绩效这一逻辑链条上的作用机理。在早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视野中，便可借助相对价格变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整能力，非常清晰地描述出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全景：解释过去、描述现在和展望未来（Hoffman & Rosenthal，1997）。但显然，历史的最精彩之处似乎并不像这些新古典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被机械决定着，而在于其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纠缠在一起，产生各种不确定的无限可能性。?
　　在已有的历史实践中，经济学家提出两个无法跨越的重要事实：?
　　（1）“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在1500年相对比较富裕的文明，比如印加人、阿芝台克人以及印第安人，都被他们的财富所腐蚀，并最终消亡。相反的是，那些在1500年比较贫穷的北美、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等地区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却成为相对比较富裕的国家（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2）。?
　　（2）“李约瑟之谜”（the Needham Puzzle）。曾经创造了四大发明的古代中国，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工艺技术水平，但为何到了近代之后那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却发生在并无多大技术优势的西欧，而不是发生在中国呢？这同样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思考。尽管林毅夫（Lin，1995）、黄仁宇（1997）、戴蒙德（Diamond，1997）、姚洋（2003）等人以不同的形式对此命题给予了相当富有解释力的剖析，但对于这一问题而言，重要的已不在于怎么解释这一历史逆转，而在于由此可得的推论：如果这一命题成立（财富逆转命题成立也同样如此），那么意味着人类历史并不像经济学家们想象的那么具有必然性，多少还有些机遇和运气的成分，制度选择过程也同样如此。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恰恰折射了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历史重要性和未来的不可预测性（Easterly，Kremer，Pritchett & Summers，1993）。?
　　面对这些责问，诺思发表了另一篇被他视为其一生新转折点的重要文献《宪政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变迁》，这也激发了诺思之后对意识形态及其非正式制度研究的关注。他们坚信，英国的真正崛起源于一套有效的产权保护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1688年“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巩固下来的可置信承诺机制，它有效地约束了君主或者政权的肆意侵占行为，取消了暴敛型政府的潜在危险，为社会的长期契约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诺思一再告诫世人，在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英国光荣革命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它只是历史复杂轨迹中的一种偶然性而已。“归因于英国大宪章运动时期所演变出来的产权保护最终必然诱致产生一个受制约的负责任的政府，但这只是一个看似合理却与事实不符的理想故事而已……人们恰恰忽略了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不确定性”（North & Weingast，1989）。诺思（North，1990）沿承了他一贯的制度脉络，并用海纳（Heiner，1983）的可预测行为模型进一步论证了这一思路。他认为，制度是为了弥补人类交互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而且越是不确定或者复杂，制度的作用就越显得重要。同时，他还借助大卫（David，1985）的“路径依赖”这一核心概念，把这些容易被人忽略的偶然事件在人类历史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固化下来。这些思考引发了诺思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词“时间历程中的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的这番历史感言，这应该是诺思从新古典主义开始走向不可知论者所发出的一种强烈声音。诺思的新经济史研究继熊彼特、库兹涅茨之后再次提醒经济学家要密切关注历史时间以及关键历史事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诺思的这些前期研究尽管为西方世界的崛起找到了产权制度的解释框架，但并没有解释这些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阿西莫格鲁研究小组将制度研究的关注点放在诺思未曾回答过的一个重要命题：制度初始点的敏感性。他们认为，欧洲的殖民主义者通过船坚炮利打开了大西洋贸易的扩张道路，但由于欧洲各国当时的初始点不同造成了之后的经济增长差异。英国和荷兰之所以能成功崛起，关键在于这些国家的君主对在大西洋贸易中受益的新兴资产阶级比较宽容，从而保护了他们的私人财产和商业交易行为，并通过“光荣革命”这一偶然性事件得到了最终的巩固。相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停滞则是因为当权者过多地掠夺了商人贸易的收益，从而抑制了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5）。因此，制度变迁路径的初始点是非常敏感的，这种初始点的敏感性最终导致了制度的多样性。?
　　施莱弗和合作者（LLSV研究小组）则从最初的股东保护，到政府效率，再到最近的司法体系，提出了两种法律制度形成的历史偶然性观点。他们认为，关键性经济制度差异源于法律制度的差异。LLSV（1998、1999）非常具体地解释了这一法律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普通法系比大陆法系给予投资者更多的保护，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从而导致了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巨大差异。詹科夫、拉·波塔、洛配兹·西拉内斯和施莱弗（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2003）通过跨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陆法系往往比普通法系具有更多形式化的东西，这样会带来更长的司法程序、更少的一致性、更少的诚实、更少的公正以及更多的政治腐败。但是，我们还必须回答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法律制度的悬殊差异呢？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移植一套我们认为更优的法律体系呢？即使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现在更正也为时不晚。格雷瑟和施莱弗（Glaeser and Shleifer，2002）回答了这些问题，他们认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主要来源于中世纪英国、法国的地主对国王权力的约束（check）和制衡（balance）力量的不同。而造成政治权力结构的这些主要差异，恰恰是来自于欧洲殖民主义的某些偶然性事件。?
　　一旦进入历史的时间历程和不确定性环境中，那么偶然历史事件也就变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科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为机械的“黑板经济学”之后提出小样本案例研究方法的真实理由，因为在小样本案例研究的分析叙事法中更加能把历史过程的微小事件放入到被理性模型所忽略的逻辑过程，也能更好地解释多重均衡解的聚点效应以及制度差异的形成（周业安，2001；Bates，et al.，1998）。?
　　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鲍莫尔（Baumol，1986）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只在16个发达国家存在新增长模型所说的趋同现象，在中央集权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没有这种趋同。盖勒（Galor，1996）、迪尔多夫（Deardorff，2001）再次证实了这种“俱乐部收敛”：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国家集团和较富的国家集团内部各自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这一“俱乐部收敛”现象在制度理论中具有很强的折射，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世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趋于收敛，而南北集团内部却会产生趋同呢？为什么欠发达国家不直接向发达国家学习良好的制度呢？?
　　重述“俱乐部收敛”的理论挑战是：第一，即使承认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但制度并没有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无序，而是呈现出有序性的分叉。也就是说，为什么制度还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而不是完全的无序呢？第二，既然制度之间存在差异，为什么不直接移植先进国家的制度环境呢？塔洛克、诺思和格雷夫（Tullock，1971；North，1990；Greif，2006）侧重于从意识形态这一角度出发解释这些问题。他们认为，现有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人类认知过程以及意识形态对制度绩效的收敛作用。即使在具有完全认知能力的理性世界中，基于个人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过程并不能产生我们观察中的制度与经济绩效趋同效应，因此，也就自然地引导经济学家诉诸于道德、文化信仰等意识行为对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影响。这一点实际上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就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是新古典主义者在相当的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斯密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本意。的确，在人类历史过程的大量随机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新古典意义上的个人理性行为，但这中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广泛的集体行动逻辑。也就是说，人人唯利是图、人与人之间都彼此冷血淡漠的新古典社会是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存活下去的（陈宇峰，2005、2006）。一种节约的意识形态机制对于现实社会来说是必需且不可或缺的。诺思等人继而告诫大家，这种意识形态机制可能也是相当重要的，它真正地决定着整个制度变迁过程的方向和速度（North，2005）。?
　　马克斯·韦伯（Weber，[）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首先指出正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宗教改革影响了人们的信仰体系，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关键。巴罗、施莱弗和维什尼、巴罗和麦卡雷拉（Barro，1997；Shleifer and Vishny，1998；Barro and Mccleary，2003）的跨国实证研究遵循韦伯的这一思路，表明宗教信仰的确会影响人们的行为特性，并最终作用于经济绩效。对此，诺思给出了一个规范性的经济学解释：意识形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既得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交易行为的节约机制。首先，意识形态可以使选民相信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和现有制度安排的公平性，从而大大减少统治的交易费用（North，1981；Lin，1989）。因此，统治者非常愿意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并向选民灌输能够增强它们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然后，在一个多层委托—代理的国家体系中，统治者不仅需要选民的服从，还需要官僚的配合（Lin & Nugent，1994）。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增强官僚集团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对他们的号召力，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行为以及官员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统治者的监督费用。最后，在人类认知的有限理性模式中，意识形态将大大减少有限认知能力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搭便车行为，从而带来了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集体组织与个人交易费用的节约。?
　　克瑞普斯、青木昌彦、格雷夫（Kreps，1990；Aoki，2001；Greif，2006）等人利用重复博弈和演进博弈的一些重要概念，更加详细地解释了意识形态对制度差异的历史形成过程。他们认为，在给定的地理和资源约束条件下，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会自然地呈现出多重均衡状态，而意识形态则有利于人们在这些多重均衡状态中选择其中的聚点。而且，在影响制度演进和制度差异的诸多因素中，文化信仰等意识形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差异中，人们都可以从独特的意识形态中找到真正的根源（Greif，1997）。格雷夫对中世纪晚期两个地理位置、航海技术、国际环境都极为相似的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不同社会发展路径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信仰决定了两个社会制度性结构差异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差距：以热那亚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信仰下的西方世界，建立了解决社会大规模交易的匿名市场交易机制；而以马格里布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信仰下的穆斯林世界和东方儒教国家，则在大规模市场交易兴起和西方世界挑战中日益走向衰弱（Greif，2006）。?
　　意识形态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节约机制，不仅减少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和外部性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多重均衡中的聚点效应，这样也就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忽略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产生的现实困境和历史迷失。既然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差异的形成是如此重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直接修改社会的意识形态来进一步改善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恶劣经济绩效呢？这是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制度研究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一钥匙，那就意味着经济学家始终都不能止步于对“通向经济成功的暗道”的努力探索（Olson，1996）。?
　　对于第二个问题——意识形态的移植问题，诺思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洁而明确的回答。他认为，“一个制度矩阵的范围经济、互补性与网络外部性使制度变迁在绝大程度上是渐进和路径依赖的……任何激进式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North，2005）。制度直接层面的正式制度是个快变量，很容易通过照搬、模仿先进国家“优良”的宪法和法律制度而在一夜之间迅速建立，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包括了意识形态等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个相对比较固定的缓慢变量，不太轻易发生改变（North，1994、2005；Mantzavinos，North & Shariq，2004）。制度子系统之间存在的耦合机制导致了制度变迁必须满足短边规则，非正式制度只能随着人的知识增长而缓慢变化，也就形成了制度变迁的不可飞跃性。诺思在某种程度上非常认同哈耶克对制度演进的判断，认为制度“的确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制度就是“任何人为设计的产物”。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是在自发的互动过程中扩展起来的（Hayek，1948）。纳尔逊和温特、特沃斯基和卡尼曼（Nelson and Winter，1982；Tversky and Kahneman，1986）等的研究表明，人的行为决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直接诉诸于一个理性决策模型，而是直接基于常规惯例或者心智模式的经验过程。而这些惯例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思维结构、知识能力之中，这些知识、惯例和思维模型又通过正式制度或者非正式制度安排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同时，这些世代相传的“时际制度”（intertemporal institution）又通过行为决策的思维模型在人类历史的长期演进过程中产生相对稳定性和历史惯性。因此，一旦进入大历史的宏大视野中，一切制度都毫无例外地变成内生的。无论是理性模型，还是非理性模型，都不能推导出制度移植的合理性和制度变迁的飞跃性，意识形态的自发扩展性是制度不可移植的关键原因。?
　　当然，诺思也承认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证性内容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缺失。我们对认知、信仰等意识形态的研究议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所理解的意识空间只不过是思维模型表象重述（representational redescription）的“冰山一角”而已（Clark & Kamiloff-Smith，1993）。但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众多交叉学科的最新发展推动了人们对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政治过程等现象的理解，这也让“认知行为经济学”走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
　　五、利益集团假设?
　　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具有自动调整功能的市场机制通过一个仁慈而万能的“守夜人”政府，便可以做出一个公正的、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行为决策。由此，制度效率的形成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实际上，这一有效制度假设在历史中总是会受到众多无效制度的侵害，顺势而出的历史偶然、意识形态观点对此提出了各自的补充性解释，但这些观点都侧重于从制度的外部因素中寻求制度的差异性，恰恰忽略了制度博弈决策过程中参与人的作用。一旦考虑到参与人的博弈行为，那么分配机会束的权力因素也就变得不可避免。动态地看，效率背后隐藏的必然是权力对社会利益再分配过程。由此，权力和利益集团的视角也就自然地进入到现代制度研究的视野之中。难怪施密特（Schmid，2004）会偏颇地认为，制度经济学并不是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其要义恰恰在于研究如何有效地分配机会集的一门学科。?
　　科斯在其晚期的一些文献和个人访谈中，一再强调先前被经济学家公理化的“科斯定理”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曲解了，“他们只读了他论文（《社会成本问题》）的前四页内容”而断章取义地提出了一个为新古典主义辩护的市场命题（Coase，1997、2010）。尽管他的研究涉及到自由市场制度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实际上是为了隐喻政府对产权界定的政治过程的重要性。科斯也坦诚，自己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把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世界带入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中，而不是主流所期待的那个理想的零交易费用世界。诺思后期也完成了从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向国家理论的这一转向，正是因为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政治过程中的权力与契约对于制度效率具有对等的重要性（North，1981）。?
　　沿袭诺思的这一思路，形成了现代制度研究对利益集团方向浩瀚庞杂的文献积累，要理清这些文献实属不易。我们认为，这些文献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文献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思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向被统治阶级榨取税收或者租金就是国家制度形成以及产生巨大分歧的重要原因（Levi，1988）。这些人往往认为，只有当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代表先进生产力阶级的手中，社会才有可能实现长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旦落入腐朽的阶级手中，那么社会就会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制度陷阱之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路进行了拓展，认为制度差异主要是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富人集团与穷人集团之间相互冲突博弈所造成的（North，1981）。施莱弗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8）提出的“掠夺之手”模型认为，政府与相关的利益集团具有强烈的动机去掠夺公众的资产。阿克洛夫和罗默（Akerlof and Romer，1993）构建的“掏空模型”论证了作为社会大股东的富人阶级会通过制定相应的经济、法律政策，以便掏空作为社会小股东的穷人阶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长时间地陷入经济停滞的境况而无法自拔。吉尔平和斯蒂格利茨（Gilpin，2001；Stiglitz，2002）甚至将这一阶级利益集团的观点拓展到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尖锐地指出全球化制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并不可能达成真正的世界经济趋同发展，它只不过是实现欧美发达国家选民利益的政策工具。一方面，“为了美国的特殊利益”而要求别国开放自己的市场，取消一切资本及贸易阻碍；另一方面，在诸如农产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它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设置重重壁垒。通过这一全球化的制度操纵工具使得欧美发达国家更好地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经济控制（Easterly，2001；Rodrik，2008）。他们甚至还批评了美国通过华盛顿共识、苛刻的国际援助条件等政策工具来实现其在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整体利益，而全然不顾欠发达国家的自身发展利益。正是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地区不负责任的掠夺，才导致了世界两大国家阵营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扩大。
　　难怪两个新秀经济学家拉詹和津加勒斯会发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如此孤独的声音。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非那么完美，也通常处于缺乏规则和太多限制性规则之间的狭小空间内，这一狭隘性就导致了制度往往处于那些非常敏感而又脆弱的约束空间。要追求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就必须逐步破除作为既得利益者主要成分的资本家或者统治阶级的束缚（Rajan & Zingales，2003）。?
　　第二类研究文献主要从新组织经济学、契约理论等角度来分析政治利益集团对制度差异的形成机理。威廉姆森最先研究了官僚科层组织对制度设计的低效率影响（Williamson，1975）。温加思特和莫兰、温加思特、温加思特和马歇尔（Weingast and Moran，1983；Weingast，1984；Weingast and Marshall，1988）对美国的国会制度结构的研究认为，在立法机关中，“相互欠情”投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可以通过立法机关内的政党关系来设法降低。也就是说，一个强大的、类似于委员会体系的官僚组织很有可能代替强大的政党和政党纪律，而最终形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随后，梯若尔（Tirole，1986）继续沿着这一思路把“串谋”这一重要概念引入到官僚组织中。传统的组织理论认为，官僚组织的重要特性就在于层级制，上级可以指挥下级，而梯若尔认为，在官僚体制中，不仅上级可以指挥下级，下级也可以利用串谋来欺骗上级。阿吉翁和梯若尔（Aghion and Tirole，1997）则进一步把信息引入到官僚组织的分析框架中。一个组织里可能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权威：一种权威是来自于上级对下级的正式权威，上级可以指挥下级，上级可根据下级的某种行动而给予相应的惩罚或者奖励，另一种权威则是非正式权威，下级掌握信息，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操纵上级，从而形成下级对上级的事实威胁。这些思路与贝克尔、斯蒂格勒等人在管制经济学中创立的俘获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贝克尔和斯蒂格勒（Becker and Stigler，1977）、斯蒂格勒（Stigler，1970）指出，压力集团有可能利用其各种优势去俘获政府官员，争取制定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格洛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2）则进一步考察了国际贸易过程的院外游说和政策俘获。他们认为，美国的行业协会、大企业联盟等压力集团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有着绝对的影响作用。这一组文献主要侧重研究官僚组织、压力集团等利益集团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制衡、串谋机制对制度、政策制定所可能带来的重要影响。?
　　第三类研究文献主要侧重于关注转型国家中扮演着政治企业家角色的重要利益集团：作为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整个制度转型过程的重要性。美国社会学者戴慕珍首先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这一假说。她认为，在中国财政改革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企业家的特征，努力发展地方经济（Oi，1992）。杨瑞龙（1998）认为，由于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中间力量，从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微观主体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变过程，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这一中间力量所主导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过程。同时，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乡镇经济以及民营经济等不同执行力度或者宽容程度，才导致中国以省份为区域的经济体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分叉和块状经济体（沈立人、戴园晨，1990；邓宏图，2004；徐现祥等，2007）。?
　　关于中俄转型的新比较制度经济学研究文献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事实根据。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认为，中国的转型之所以取得成功，而俄罗斯的转型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地方政府在这一政治与经济绩效的分叉路径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主体角色。中国强大的中央控制能力一方面可以保证一贯有效的政策实施，而另一方面也制止了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的相互串谋，以谋求更多的垄断特权。霍夫和斯蒂格利茨（Hoff and Stiglitz，2004）进一步指出，俄罗斯的主要问题在于一个更为自由、民主、稳定的宪政体系已经被虚弱的中央政府控制机制、过于强硬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无处不在的权贵阶级侵蚀得荡然无存。地方政府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都无心从事生产投资活动，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通过贿赂、资助选举人等形式向中央政府谋求更多的特权和垄断权力。由此看来，地方政府对政治企业家的控制和发现“市场”的能力都影响着制度转型改革的成功与否。?
　　尽管利益集团的观点并非像主流经济学那样简练，但它的确非常好地解释了官僚组织、利益集团以及政体结构对制度差异形成的影响。同时，这也暗示我们在相关的制度改革设计过程中要密切注意各种相关利益集团的各种压力。阿吉翁、阿莱辛那和特雷比（Aghion，Alesina and Trebbi，2004）特别强调，制度设计的本质就在于如何给当权者选择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力制衡机制。当权者的主动政治变革将取决于内、外部的政治压力，如国际竞争和国内的反抗压力，而这种压力最终取决于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在利益集团相对比较弱小的时候，要想改变当权者或者君主的偏好是困难的：即使这种改变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但是他们仍然会以牺牲大多数的利益为代价而坚持自己的不良偏好，尽管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偏好会对社会形成极大的交易费用和扭曲效应。只有当新兴利益集团的政治决定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情况才有可能发生转机。很显然，也只有当政治制度将权力更多地配置给那些有激励保护更宽泛产权的利益集团时，或者在对当权者和君主形成更多制衡和限制的时候，当权者或者君主也就无法以牺牲更多人的利益来获取个人租金最大化，这时候的经济制度才会真正促进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5）。?
　　六、总结性评论?
　　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一不朽的巨著中就已向世人展示了市场经济制度的独到魅力，这一制度思想奠定了经济学家在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工及其地位。遗憾的是，他还留下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而有的国家总是贫穷”的千古难题。科斯的精明之处，恰恰是在这一思想上独辟蹊径发现利用制度的交易成本，从而使得斯密的制度思想得到了全面的复活，且要比其他经济学家走得更远。制度成本的发现，意外地激发了诺思、威廉姆森等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沿着这一思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而开创了“制度主义的伟大复兴”时代（Williamson，1975）。但是，这些深受新古典熏陶的早期新制度经济学家仅仅定位于对新古典模型的修正与完善。这一抱负局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使真实世界的制度经济学无法走得更远。同时，还招致了不少保守经济学家的排斥与质疑。幸运的是，20世纪末爆发了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制度转型改革为我们再进行更为深入的制度思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制度实验平台。
　　回顾过去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我们发现科斯所期待的制度结构本质正在被逐步打开，现代经济学家也从原来的完美静态制度结构进入到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和不完美的动态制度结构模式之中。无疑，历史长河中的制度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而形式也是多样化的；严格的约束空间使得脆弱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走上狭窄的分叉路径，而不是新古典意义上的融合与趋同。本文按照研究文献的时间顺序和制度差异的内在理路，提出了现代制度差异性的四种不同解释：有效制度观点、历史偶然观点、意识形态观点以及利益集团观点，力图构建一个互补性的制度理论研究共同体，以描绘出人类历史进程中那一幅幅精彩绝伦的制度全景图。（1）有效制度观点解释了制度必将沿着资源配置优化的方向收敛，尽管现实中的制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他们坚信社会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仍会趋于最优；（2）历史偶然观点用突发性的关键历史事件纠正了有效制度的必然性，恢复了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3）意识形态观点则进一步解释了尽管在历史随机事件和人类有限认知的干扰下，制度差异仍然可能是“俱乐部收敛”的主要原因；（4）利益集团观点则把政治权力引入到制度决策过程中，解释了阶级、官僚组织以及政治企业家等利益集团在博弈决策过程中对差异性制度形成的各种可能性影响。尽管这四种观点的确存在互相竞争之处，也有各自不可弥合的理论罅隙，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分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
参考文献：?
　　陈宇峰，2006：《官僚组织、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打印稿。?
　　卢周来，2009：“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经济学——兼谈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管理世界》，2009，3：159—165。?
　　周业安，2001：“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经济研究》，2001，7：19—27。?
　　Acemoglu，D.，Johnson，S.and J.Robinson，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1(5)：.?
　　——2006.“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phen Durlauf，eds.，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North Holland.?
　　Glaeser，E.，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and A.Shleifer，2004.“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9(3)：271-303.?
　　Greif，A.，2006.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D.C.，2005.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O.，2000.“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aking Stock，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8(3)：595-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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