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治理的方法需要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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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雾霾”,我们来算个经济账!
凤凰财经综合连环话、凤凰大讲堂、南方周末、网络等新一轮雾霾天来袭,雾霾与段子齐飞的日子还在继续。调侃与自嘲的段子,与义正严辞的评论,也是另一种味道的鸡汤。别闹,雾霾是个严肃的话题,治理雾霾可不是鸡汤、段子和时评就能够解决的。要不,我们从“经济”的打开方式来看看?先算一笔经济账:治霾的钱去哪儿了?昨日,北京拉响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然后北京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包括(1)实行单双号限行,据报道,昨日城区路网高峰车流量下降15%,早高峰监测数据显示,平均车速能达到41公里/小时,比平时提高20%;(2)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宫及校外教育机构停课,8万中小学生上网学习。但这些只是被动应对雾霾的举措,治理雾霾应当是一场国家级的攻坚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宣誓“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而且从前年开始,中央就开始设立大气污染防治基金,投入多达百亿人民币治霾。大家都要问了,这上百亿治霾经费都去哪儿了?凤凰财经连环话告诉你:治理雾霾,会影响中国GDP吗?图片来源:南方周末雾霾跟GDP有关吗?从2014年三月起,“雾霾经济学”开始备受关注。从GDP、CPI和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数据,到能源、钢铁、房地产、农业等代表着经济神经血管的产业经济,再到天然气、水资源价格等财税政策变革,雾霾正悄无声息地深入中国经济脉络。雾霾危害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穆泉和张世秋对2013年1月雾霾事件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显示,此次雾霾事件,造成全国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经济损失保守估计约230亿元,民航航班延误直接经济损失为2.7亿元,高速封路导致的收费损失近1.88亿元,雾霾事件导致的急/门诊疾病成本达226亿元。另一方面,由于雾霾的产生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密不可分,治理雾霾、调整产业结构,也会给一些地方带来经济影响:日至2月26日京津冀地区持续6天的重污染天气中,仅石家庄就对共2025家企业进行了关、停、限和压减发电,146座露天矿山和35座地下矿山全部关停,所有的采砂场也全部关停,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60.3亿元。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曾在演讲中分析与雾霾有关的污染性的经济结构: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在大国当中,我国的重工业占比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污染性的能源结构。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中。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这里指的是清洁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出行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2014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采访12位经济学者,包括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等在内的5经济学者认为,雾霾治理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以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为代表的5位经济学者表示尚需观察。只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资源环境问题不会影响经济发展。除了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警告,长期来看,环境恶化还会加速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此前不少经济学家都将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因于“人口红利”的释放。鲁政委说,“关于环境与中国癌症发生率的上升、雾霾与北方人口寿命缩短等研究已不鲜见,环境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着一个经济体人口预期寿命的长短。”鲁政委说,环境问题未来甚至还可能造成中国日益严峻的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一位中央核心部门的领导曾问,“如果把雾霾彻底拿下,中国经济到底会降低多少个百分点?”由于普遍缺乏系统的量化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学界恐难以对上述领导提出的问题做出确切答复。但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雾霾等环境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到经济学界的分析框架里。用经济的手段治理雾霾不可或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今年3月份发表了《治理雾霾: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讲。他提到,关于雾霾治理,至少有几十件事情要做,已经规划的措施当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的控制、对VOC和其他工业粉尘与建筑扬尘的控制等。如果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们的研究估计,与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吨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辆汽车的单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单位产出的工业与建筑业排放可以下降80%。换句话说,末端治理可以将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这些降幅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但是,如果经济总量每年增长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会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因此,要将雾霾降低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从2013年的全国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须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而这些调整必须要靠经济和金融政策。(图为马骏的PM2.5减排模型)对于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一个PM2.5减排的数量模型,来定量估算各类末端治理措施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降低雾霾的作用。我的书中有这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这个模型定量估算的结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极致,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结构调整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将高达46,远超过30的目标。换句话说,从2013年到2030年,如果仅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达到PM2.5减排目标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靠结构调整。所谓结构调整,具体的内容包括GDP当中的工业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运输结构中地铁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预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个百分点;从能源结构来看,清洁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个百分点;从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来看,轨道交通占比应该至少提高20多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结构变化的目标要求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而地铁的总里程则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预计在2013年--2020年间,地铁总里程应该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铁总里程要增长230%。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九点建议:前面两点针对政府扭曲市场所做的政策建议,第3至9点的大部分都是要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1、改革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的体制。要让土地供给中工业用地的占比降下来,让它工业用地变得更加的稀缺,稀缺之后工业用地价格会上去,会逐步弱化工业投资的冲动。相应地,如果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比重上升的话,成本下降就可以刺激低污染的服务业行业较快的发展。2、纠正间接税税负在行业间的扭曲。这主要指一些服务业行业税负过高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营改增当中应该得到一定的纠正。营改增还没有完成,一些服务业还在设计税率的过程当中,对税率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要求,即应该让服务业的税负下降,从而引导资源流出高污染的制造业行业,进入低污染服务业。3、提高煤炭资源税的税率。如果煤炭生产者、消费者不考虑对其它地区和其它人的外部效应,怎么样纠正他的行为?就是要把生产和消费煤炭的成本提高,从而遏制过度燃煤的冲动。提高煤炭的的资源税是一个办法。我们两年前提的建议是将这个资源税的税率提高到5%,最近已经出台了政策,允许地方在在2%-10%之间确定税率,这个改革在进行中。4、大幅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开征碳税。只要你排污的话,就应该付出足够的代价,使得你有动力去安装和使用脱硫脱硝等治理污染的设备。过去的排污费太低,使得有一些企业,装了脱硫脱硝的装置也不愿意开。碳税在未来几年也应该启动。5、大幅提高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对污染征收的更多的税费,这些收入应该用来干什么?就应该做补贴清洁能源等推动绿色转型的事。6、在主要城市实行汽车拍照拍卖制度或拥堵费。只有这样才能限制住私家车过度增长的趋势。过去十几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国只有上海一个地方搞汽车牌照拍卖制度。7、改革轨道交通的融资体制。建地铁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钱,以前融资靠政府或者融资平台,向银行和信托借钱,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政府财力有限的,而融资平台负债率很高,43号文又加大了平台在无担保情况下向银行借钱的难度。未来就必须要创新,用新的办法让他们融到钱,来支持地铁这样清洁交通项目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要加大债券市场对清洁交通项目的支持,鼓励用企业债、公司债的形式融资。在发行主体的财务指标不具备,不能以公司为主体发债的情况下,应该考虑试点绿色项目收益票据,以项目未来营运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基础。另外,还要加大推动PPP模式的力度,引入民间资金进入轨道交通领域。8、建立PM2.5减排区域间补贴机制。这就是要解决前面讲到跨区域雾霾外部性的问题。还是举河北和北京的例子,雾霾有1/4会飘到200--30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以很多河北的雾霾会飘到北京来。而且河北相对比较穷,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治理雾霾,或者至少没有财力像你所想象的这么大力度的去治理雾霾。而在北京,脱硫脱硝这类低成本的治理雾霾的工作都已经基本做到位了,靠别的办法在本地减排成本就很高。比如说你补贴电动车,要达到同样的减排效果,比在河北搞脱硫脱硝的成本要高几十倍。也就是说,在北京减排的资金使用效率,远低于用同样的价钱在河北治理雾霾带给北京的好处。如果把北京用于本地减排的一部分钱,到河北去减排,对北京的好处远远大于北京在本地减排所带来的好处。这就要求设计一个区域间的补偿机制,即让北京出钱来补贴河北减排。在这样的机制下,北京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好的减排效果。9、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我国未来今后5年当中,要达到减排的目标,年均至少有2万亿以上的绿色投资的需求。但是政府预算只能拿出3千亿左右投入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的领域,也就是政府能拿出来的钱是我们差不多每年绿色投资的10%--15%,还有85--90%需要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在没有足够激励情况下不愿意进去,怎么办?就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这种体系会创造一种激励,让企业减少对污染型行业的投资,增加对绿色行业的投资。十八大三中全会强调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绿色金融体系就应该是这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雾霾”天里的“晴天”产业不能选择立刻逃离污染地区的人们只能把减少出行作为应对雾霾的方法之一,让人不由得想起同样是减少出行的“非典时期”。在非典时期,阿里和京东迅速崛起,如今雾霾不断来袭,网络上有人总结出了雾霾可能催生出的一些产业崛起,似乎给人一种微妙的安慰。防霾:针对雾霾天,防霾显然是最有市场的。单空气净化器市场,仅2014年市场规模就达200亿,最喜跨界的互联网厂商自然不会错过,小米、猎豹、乐视等企业就曾先后推出过自己品牌的空气净化器。外卖:PM2.5爆表,不想出门却想美食,当然要叫外卖。实际上不止是外卖,整个O2O产业都算是一种懒经济,但雾霾现象或多或少推进了这一产业的发展。教育:2015年互联网最火的两个词当属“互联网金融”和“在线教育”,而在线教育可以说是“雾霾”之中促进发展的又一行业。在传统教育行业,无论是学前、K12,还是外语培训、兴趣爱好,学生需要和老师面对面学习似乎是一道不可改变的铁则。而在雾霾天气增多,教育资源分布不匀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教育这一形式已经越来越多的搬到了互联网上。能源:在雾霾治理方面,对节能减排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绿色出行势在必行,在新能源方面自然也少不了科技公司的身影。特斯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据特斯拉2014年财报,2014年特斯拉全年销量达31655辆。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也在近期频出,利好消息不断放出。凤凰财经综合连环话、凤凰大讲堂、南方周末、网络等新媒体运营编辑 龚奕洁凤凰财经官方微信(ID:finance_ifeng)投稿邮箱:finance_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喜欢此文,欢迎转发和赏赞支持财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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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 13:13
凤凰财经 最新文章33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窃以为,东论值得一逛!
是否确认拉黑
是否拉黑该用户~请谨慎选择~雾霾——一个无法理性对待的文明代价
昨天傍晚,城市中的雾霾在路灯和车灯的照耀下,犹如阴森的冥界,这时,有两行人说:“牺牲环境的发展模式,最后到这种结果,还有什么意义呢?”旁边一行人应和道:“我们都是牺牲的一代人!”
李尚龙前几天写过一篇《我们都在等待,第一批死在北京的人》,一方面雾霾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身边癌症的发病率的增加也是大家可以看见的,但对于雾霾的治理只有两个有效的方式,一个是等风来,一个是靠人吸。你说不去大城市吧!你觉得有可能么?无数次的逃离北上广,无数次骂着高房价,你不是还在这里么,雾霾算什么,马云说过,"我比较喜欢雾霾,因为特权阶层有特供食品和特供水,可是他们没有特供空气。”反正大家一起,吸吸更健康吧!似乎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人类的发展就是这样一步步从绝望中走过来的,《人类简史》就非常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过程,起初,原始部落的人,靠着采摘和狩猎生活,生活极其自由,最重要的是,由于需要了解变幻的大自然,原始人类都是最初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由于食物丰富和多样,原始人的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会远好于农业社会的人类,但在触碰到驯养动植物后,人类食物的总体数量变得更多,从而让人口的数量增加,人口数量的增加,进一步把人类束缚在农业上,其实农业本身是完全不适合人类的身体结构,人类的身体适合丛林跳跃奔跑。可是,这又能怎么样,人类已然陷入这个人口陷阱无法自拔。
从某种角度看,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对他们当中的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种退步,试想一下,长久的劳作、食物的单一、疾病的肆虐,以及各种劳作病痛的折磨,相比之下,他们一定会偶尔回想一下,曾经原始社会的美好,但是,还能回得去吗?现实的问题简单而明了,回去之后,如何养活现有的增加人口呢?难道有人愿意牺牲自己,而让其他人重回幸福时代?
中国历代人口很少能突破一个亿,但在清代人口可以达到三四亿,不要认为是什么康乾盛世,其实就是得益于物种大交换,引进了更多高产的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等。现如今,中国人口达到14亿,世界人口突破70亿,到底是什么原因?说白了也是粮食增产,而这次利用的就是化肥、农药,以及相关的各种工业化流程,当人口数量达到这个数量级,第一要务就是解决食物短缺,什么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板结等问题,都会很自然的往后靠,因为在当下让环境更美好的条件,只有牺牲人口数量。但这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方法之一。
雾霾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的想法是好的,可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基数,以及每个人都有享受文明成果的需求,除了继续加大力度索要资源,还能如何处理。解决雾霾的方法,不可能依靠回归传统的方式,只能升级到一个更高的阶层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好比解决农业社会的辛苦劳作,想依靠回归原始社会是不现实的,最终的解决之道是,进化到工业社会,采用机械化大生产来解决。雾霾的解决之道可能也会类似,但解决雾霾的同时,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呢?也许吧!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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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为治理漫天雾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伦敦为治理漫天雾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伦敦雾》  一部演变史  (美)克里斯蒂娜·科顿 著  张春晓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6月出版 ——读克里斯蒂娜·科顿《伦敦雾》
对雾霾之害,国人如今也有了切肤之痛。其实,“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形,当今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过,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的伦敦大雾。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狄更斯名著《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描述的那样,这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元素。在狄更斯笔下,这是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教授、剑桥狄更斯学会创始人克里斯蒂娜·科顿(Christine L. Corton)在《伦敦雾》中,巧妙地结合历史和文学的敏感性,全景式地呈现了“伦敦雾”的起源、演变与终结,描述了“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
雾霾,使人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窒息感
“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1873年,神智论者(theosophist)爱德华·梅特兰(Edward Maitland)从未来的角度回顾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如今,你看到我们宽敞整洁的房屋,装修雅致,亲密而有序地坐落在一起,就会想起过去的岁月:那时候,鸟儿飞过城镇上空都会被窒息感所挫败;那时候,每座房子都是一座火山,每根烟囱都是一个火山口;它们永不停息地喷发着火光和浓烟,把天空染成华丽而颓废的颜色,注满了黑暗和毒气。”科顿认为。对很多作家来说,雾“成了一种消除社会秩序的分层体系的象征,它模糊了道德界限、用朦胧和怀疑来代替确认和肯定”,“被犯罪和侦探小说家们简单粗暴地当作神秘和黑暗事物的符号。”在文坛大家如查尔斯·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大量迷人却被遗忘的通俗文学,以及克劳德·莫奈等画家的画作中,雾引起了“社会危机、不道德、犯罪和无序”。
“雾霾是无形的”,然而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们、画家们、音乐家们却从“乌黑的、浑黄的、绛紫的,以至辛辣的、呛人的”伦敦雾中看到了各种可能性,并通过“隐喻的雾”来表达某种道德、心理和社会“情绪”。“伦敦雾”还折射出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烟尘弥漫甚至被那个时代的不少人视为“是进步、成功和经济繁荣的标志”。在《伦敦雾》中,记录了《泰晤士报》的一句“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使人有一种痛彻心扉的窒息感。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哀叹伦敦雾的“恶臭和阴暗”,更早时候的德国作曲家海顿发现,伦敦的雾霾已严重到“可以将它撒在面包上”的程度。而科顿则感叹:“当时的雾非常大,家长们都被建议不要送孩子上学,因为很可能在路上走失。”“在昏黄的街头,‘linklighters’(即提着自制手电筒的流浪儿提供有偿带路服务),不幸的有钱人会被诱骗到深巷里,惨遭抢劫”,这又使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在《杰出城市的厄运》中,威廉·迪莱尔·哈伊更精准地预见了有毒的空气令大批市民窒息而死的惨况。
穹顶之下,恐慌与雾霾一样无处不在,且不可避免。“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伦敦市内某些地区的能见度曾一度降到了零,人们甚至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公路和泰晤士河水路交通因此几近瘫痪,警察不得不手持火把在街上执勤。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到烟雾弥漫的伦敦演讲厅演讲“艰苦岁月”,由于浓雾,只有寥寥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演讲厅,却几乎看不见台上的马克·吐温,以致这位以幽默著称的作家不得不缩短了这场不幸的讲演。在《伦敦雾》中,科顿不但系统地跟踪了雾霾这种现象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还“使用雾霭弥漫的形象和隐喻,创造出充满威胁的感觉”。在科幻小说中,浓雾俨然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罗伯特·巴尔在《伦敦的厄运》里形象地将致命的大雾比喻成“一张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垫子,向整个城市压下来。”狄更斯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用雾来隐喻因金钱欲望导致的道德腐败,将其描述为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
“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
工业革命的兴起,让伦敦城市发展迈上了快车道。由于当时工厂多建在市内,加之居民家庭争相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暴增,遂使“伦敦有如地狱,一个人口稠密又烟雾弥漫的城市”(珀西·比希·雪莱语)。1921年,伦敦每立方英寸样本的空气中含有34万煤烟颗粒。在《伦敦雾》中,科顿梳理了十九世纪以来英国人在报章、文学、词典、绘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所谈到的伦敦雾,勾勒出伦敦人对雾的暧昧态度:他们将雾称作“伦敦特色”,既“体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属性,一种首都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但也包含着反讽意味”。一方面,“雾已经变成了伦敦本身,还夺去了伦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变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这座城市将自己隐匿在大雾中,试图挫败每一个冒险者,制造混乱和痛苦”。另一方面,“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W·P.伦德语)。所以,“伦敦人宁愿呼吸碳、灰尘、水汽混合的浓浆,被呛个半死,也不愿处理他们生产的烟尘”(杰克逊·雷语)。
“我们有雾蒙蒙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堆丰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话语。”科顿感叹,以伦敦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大多数的人把雾霾当作生活的组成部分,顶多算一种“麻烦讨厌的事”。当然,也不乏先知者把雾霾作为没落的象征或隐喻。在作家伊夫琳·沃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中,雾的消退就成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象征:“雾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现在这副样子。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认同了这副样子。”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借用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的“煤炭城”(Coketown),来反思雾霾之祸,认为“这可能是史上最没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经济体”。物极必反,伦敦雾又是环境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空气清洁法》的出台,终于迫使英国政府真正走上了一条治理空气污染的大道。流行病学专家德芙拉·戴维斯认为,英国人在饱尝了因烟雾毒魔对生命的大量吞噬而带来的恐惧之后,不得不痛定思痛,汲取无数生命换来的教训。
在1952年的“伦敦雾霾事件”后,英国政府正式向空气污染宣战。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在城市里设立无烟区,区内禁止使用产生烟雾的燃料;煤烟污染的大户——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往郊外”。1968年,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如果绿色植物都被杀死,那么空气中的氧气也会迅速消失。”长期呼吁净化空气的白金汉区议员、出版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多次向议会提交与前工党同事鲍勃·爱德华兹相似的法案。法案不但要求加强对颗粒排放物和烟囱高度的限制,还给予内阁足够的权力去引导、督促地方政府尽快根除污染。英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毫不含糊地写道:“新一届政府,不论其政治构成为何,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立即采取行动。”
然而,推行这些法令并不易。按《清洁空气法》,英国环境部负责控制注册工厂的排放物,而地方政府控制其他非注册领域的排放物。中央与地方争夺企业管辖区,为法令落实留下了缝隙。民众虽是空气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但出于利益考虑,也会反对政府的一些环保举措。比如矿工原本可免费获得分派的烟煤,一旦改用无烟煤,他们就要多一笔使用无烟煤的开支。改造供暖设备,除中央拨款外,地方政府和户主还要支付约30%的成本。几经努力,至1975年,伦敦每年的雾日降到了15天,1980年更降到5天。
治霾依然是世界性难题
当然,治理空气污染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在那些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针对雾霾,有人提出“后工业社会”,有人提出“去工业化”,而科顿则认为:“法律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去落实它。”正如威廉·里士满爵士在给《泰晤士报》的第一封信中所言,空气污染之下,无人可做看客。食品能“特供”,空气和整体生态环境却不会区分何人居庙堂、何人处江湖。治理污染,我们既要继续向上,实现产业升级,更要政府主导强力控污。
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阀值,生态平衡就变得不可逆转,再治理就要付出血的代价,《伦敦雾》给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英国的治霾实践更告诉世人,污染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副产品,而严苛的环境政策也并未使经济恶化、社会倒退,政府收入也没有因为治霾治污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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