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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转型：大学要练好“内功”
　　●高等教育进入“大提高”阶段，尽管仍然需要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但必须由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走向以大学为主体的治理，由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规模发展走向以学术权力为主体的内涵质量提升。
　　●当前的高等教育转型，一方面意味着大学在“大建设”基础上的新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大学精神的回归。
　　随着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学习、认识和实践，高等教育改革与可持续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学对高等教育的科学、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自身的“内功”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练好“内功”是高等教育转型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获得了蓬勃发展。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可分为“大扩招”、“大建设”、“大提高”三个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从“大建设”到“大提高”转型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
　　自1999年起，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扩招”发展阶段。以1999年为例，当年招生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了52万人，增幅高达48%。“大扩招”对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我国高等教育总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求学愿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高等教育资源“稀释”等问题。
　　与高等教育“大扩招”相伴的是众多高校的“大建设”。这里说的“大建设”包括校区基本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和科研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但主要是物质条件建设，特别是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大学新校区、大学城为显著标志的“大建设”，大学的办学空间得到扩大，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条件得以改善。但是，高等教育的外延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大学内涵建设的不足。
　　随着“大扩招”、“大建设”的陆续结束，大学内涵建设的不足、教学水平的亟待提高等问题立即凸显出来。办学规模的剧增、办学空间的扩大，乃至多校区办学等带来一些管理方面的困难，对传统的大学管理模式提出了历史性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提升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对优质教育资源有了更高和更为迫切的要求。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高等教育转入“大提高”阶段成为必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大扩招”还是“大建设”，都是政府在特定的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并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实现，大学主要扮演着积极参与者、具体建设者的角色。而高等教育进入“大提高”阶段，即内涵建设和办学水平的大提升阶段以后，尽管仍然需要政府的引领和推动，但必须由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走向以大学为主体的治理，由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规模发展走向以学术权力为主体的内涵质量提升，这就更需要依赖大学内部的努力，需要大学练好“内功”。
　　练好“内功”必须改善大学内部治理
　　大学要练好“内功”，必须凝聚和发挥全校师生员工的力量。因此，如何探索并依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积极改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理顺各类关系，协调好内部的各种人力资源，是当前大学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事业单位，办学有其特殊性。其一，要遵循教育规律，适应国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类人才；其二，要遵循学术准则，开展科学研究，传承和创新知识；其三，要开放办学，服务社会，具有强烈的社会公益性；其四，承载着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培养合格接班人等政治任务，等等。由于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这些特殊作用，再加上大学的内在组织结构较为复杂，因此，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的宏观指导，社会组织需要加强对大学的有效监督。
　　对大学的内部治理来说，一个关键抓手是要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逐步走向以学术权力为主体的内涵质量提升。我们必须明确，不同层次的大学，管理模式是不同的。研究型大学，面向科学问题，采用矩阵管理模式，以工作任务为目标，管理重心在小组，具有促进学科交叉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科研氛围；教学研究型大学，面向事业发展，管理重心在学院，可完成设定的总体任务，但不利于学科交叉；以学校为主导、由学校进行垂直管理的，是以教学为主的大学。
　　要认识到当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还不协调。随着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高校办学自主权在不断增加。但是，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者之间的矛盾历来存在。实际上，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拥有的权力，主体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有利于维护学术自由；行政权力是行政人员、机构保证学术目标实现的权力，具有整体性，能够提高大学运行效率。
　　目前，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处理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学术权力弱化，教师参与管理不强，具体体现在受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影响较深，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副教授在学术组织中所占的比例太小，学术组织活动也不定期，等等；二是行政人员或机构拥有太大的管理权；三是学术单位行政化，官本位意识浓厚；四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混淆，两个范畴之间缺少明确的界定。
　　高校应努力推进管理重心下移，促使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相互协调。要在促进大学发展、实现办学目标这个前提下，规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同时，本着提高效率的原则，学术系统与行政系统要适度交叉。此外，还要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促进沟通和了解。大学管理重心下移后，也有利于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近年来，南京师范大学在一些学院做了诸多下放学术权力的试点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与此同时，学校还在推进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一步练好学校治理的“内功”。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完善学校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把学术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学院，并完善学院党政领导分工负责制度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探索成立学院教授委员会，完善教代会制度建设，为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南京师范大学获得“全国校务公开先进单位”的殊荣，是与长期以来教职员工主动参与学校管理密不可分的。
　　练好“内功”呼唤传统大学精神的回归
　　当前的高等教育转型，一方面意味着大学在“大建设”基础上的新发展，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大学精神的回归。大学练好“内功”的主要标志，就是大学要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的回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回归大学的学术本位。大学之所以“大”，不仅仅是因大学有大楼，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做好大学术的平台，拥有传授大学问的大师。在高等教育“大建设”阶段，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大楼。高等教育转入“大提高”阶段之后，大学要回归学术本位，不仅要成为知识传承的“集散地”，还要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自觉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
　　其二是回归大学的育人功能。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始终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应成为大学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大学是否真正以学生为本来思考大学的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管理方式，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和发展权，促进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当前，大学要练好“内功”，既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也需要大学积极改善内部治理，并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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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还是要回归到教育这个本位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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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时候，有某著名高校的优秀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去中学当老师，而不愿意留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让其导师《昨夜无眠》。在大家对读不读博，读博为什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的时候，还有人评论说读博不从事科研就是浪费国家的教育资源。然后又有某拾垃圾者不愿其孩子读大学，因为读了大学以后还没有他捡垃圾挣得多。一时之间，读了书干什么?读书无用的论点甚嚣尘上。更有人附和那个不让孩子上大学的家长，认为读书确实无用。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对大学教育的一种偏差的认识。
　　窃以为，中国大学的问题，或者说是钱学森的教育之问的本质是大学没有回到大学应该发挥的作用上来。
　　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维基百科给 university是这样定义的： A university is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hich grants academic degrees in a variety of subjects and provides both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就是从事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机构，就是给不同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授予学位的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就是给那些莘莘学子一个深造的场所，让青年才俊们在大学里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和知识积累。
　　既然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机构，既然大学是给合格的人才颁发不同等级的学位的机构，那么大学的功能就很简单了，即传播知识!而我们的大学呢?我国的大学在 1999年之前奉行的是精英教育。 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 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 15%，这样精英教育就开始成为普及教育了。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都可以到大学进行系统培养。在这期间，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也在平民化。在这种大背景下，读书无用，读书以后干什么的论调也越来越猖獗。很多学校都以所谓的市场为导向，什么专业学生好就业就开设什么专业，也不管他们是否有相应的师资。在市场的导向下，学术浮躁影响了我们的老师，老师们在削尖脑袋争资源、争课题、争着当官，而忽略了学术，忽略了教育这些教师最基本的责任。今天，尽管教育部一再要求大学教授应该给本科生上课，但是，有很多教授把课开了以后让助手去讲，让研究生去讲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在大学领导们眼里，出成果、出大成果远比给学生们上课来得重要。这就造成了在大学里有所谓教学型教授的奇观。我不知道，一个大学教授，不从事科研，他怎么能够上好课?一个大学教授，他对教学没有兴趣，学生们能学到什么?而这些其实都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旗帜下公然进行的。大学领导们都想在一夜之间将我们的学校变成世界一流，不重视对学生的培养，也不重视对年青老师的培养，他们想的就是一夜之间，将哈佛、牛津的教授挖来，这样学校的师资就具有了国际一流的水准。正是这种急功近利才造就了我们今天大学的种种怪相。这种情况，这种环境势必影响着我们的学生、影响着我们的孩子、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大学的本质应该是让学生系统学习的地方，长知识、学本领的地方。因此，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应该在学校教给我们的孩子们系统的知识、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人处事的道理和面对困难的能力。我们的老师绝对不能教给学生们急功近利的、逃避责任的思想。
　　学校的创建应该是在人类文明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有了剩余价值，人们就开始了艺术创造、就开始了总结经验。这样后辈们就可以在前辈的经验基础上前进了，这就有了科学和文化。为了传播科学和文化，就有了学校。而在学校系统学习过的佼佼者，很快就成了人杰。这就有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的观念。还有科学研究，也是在有了剩余价值以后，人们因为自己的兴趣而从事的智力劳动。这些研究无疑对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因为利益的驱使，诸如战争、生产、长寿等因素，人们为了研究得到了更加锋利的武器、更加轻巧的工具和治疗疾病的药物。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读不读大学、读不读研究生，要不要博士学位，其实都不应该和教育的本质区分开来。大学的功能，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在学校学习过的人，得到应有的科学训练，获得与其学位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至于读博以后是愿意留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还是去小学当老师、抑或是去卖肉，那是学生自己的选择。大学能够给予这个学生的就是系统的训练和因为他受到了系统的训练而获得的相应学位。对于学生的选择，老师和学校都应该尊重。只要这样，学校才会培养出受到了系统训练、具有科研能力、并对科研有着很好兴趣的科研工作者。
　　这几天，人们还在猜想，今年的诺贝尔奖将花落谁家。我以为，国内的科学家目前还很难撷取这项大奖。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太急功近利了。当我们的学校真正回归到了教育的本位而不再急功近利的时候，当我们的老师都是因为热爱科学而不完全是满足考核要求而勤奋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的年轻老师不再为了生计而能体面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的时候，当我们教出的学生都不唯唯诺诺而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的大学就会是国际一流的大学的时候了。那个时候，诺贝尔奖得主也会顺势产生了。我们期待吧!
http://www.hswh.org.cn/wzzx/llyd/jy//23237.html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1:05:30　 IP:
去行政化之后，高校校长还能不能在离任以后去教育部或者人大政协任职？
17:45:38　 IP:
逗你们玩的，你们倒当真了。
20:27:47　 IP:
逗你玩吧！去行政化！
22:25:20　 IP:
估计去不了
2:47:53　 IP:
目前在政府职能没有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之前，绝对不能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否则不但不能回归教育本位还会弱化教育和高校的地位。高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根植在中国社会这个官本位大环境的土壤中，没行政级别，政府部门根本没人鸟你这个大学校长。。
9:13:20　 IP:
本来是逗你玩的事情，还真的当真了。
继续做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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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学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近年来，“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引发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深刻讨论和强烈反思。这一问一忧，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大学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才培养。应当说，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对大学根本使命的一种追问。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从更宽广和更深层次，对日渐模糊化的大学的根本任务进行全面反思，让大学教育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职能本位。
　　大学最重要，或者说最根本的使命与任务是什么？随着近代以来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加上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对大学在直接服务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由此，对大学办学水平的评价，则更多地从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科技贡献率来进行评判。这样一来，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自身，都形成了对大学人才培养职能作用重要性认识的逐渐消解。
　　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早就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并由此引申出大学的使命――“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行为和思想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蔡元培先生也曾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所以，就大学内部的运行机制而言，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等，固然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偏废的，但最终的价值取向应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社会对大学办学水平给予客观评价时，大学在对自身进行定位时，都应该有此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导致大学根本职能和根本任务的错位，必会出现“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因此，要培养杰出人才，最迫切的，是要让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职能定位，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和任务上来。
　　作为大学，怎样才能真正更好地承担起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要回答和解决这一命题，必须跳出改革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方法等传统思路，更多地去探究本源性、深层次的答案。我想，至少要涵盖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坚守大学之道、明晰育人理念和侧重人格养成。
　　坚守大学之道，就是要处理好大学“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大学在其独立性与社会性之间达至一种平衡。不论这种平衡能否在实然层面实现，大学“以自我为中心”及其“独立性”，都应始终优先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及其“社会性”。也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大学才不至于沦为“职业化人才的加工厂”。
　　明晰育人理念，需要大学从教育理念或者说“办学信仰”的层面，树立起清晰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解决好“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纵观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无一不是在育人理念上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斯坦福大学的“造就有文化教养的、有实用价值的公民”、牛津大学的“立足于培养各行各界的领袖人物”等等。对照当前我们在人才培养领域的诸多困境，其实症结之一，恰恰就在于未能明确“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使得创新型人才培养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眼高手低、与职业型人才混淆不清，进而导致流水线生产、同质化倾向等问题，最终的结果，反而是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初衷背道而驰。
　　侧重人格养成，旨在解决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创新能力作为一种复杂的能力结构，包含三个层次的核心内容：一是探索发现知识；二是重新组合知识；三是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在这个结构中，创造性人格和创新性思维处于最高层次，是创新能力的核心特征。由此，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我们的评价标准，必须由“取得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向“培养形成创造性人格和创新性思维”转变。加强思维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是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经之路，也是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提升社会贡献度的重要途径和价值作用所在。
　　我感到，始终坚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是合乎大学发展规律和实现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个人小传
　　罗和安，湘潭大学校长，1954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3年获挪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原标题：让大学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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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学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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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引发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深刻讨论和强烈反思。这一问一忧，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大学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才培养。应当说，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对大学根本使命的一种追问。正因如此，我们应当从更宽广和更深层次，对日渐模糊化的大学的根本任务进行全面反思，让大学教育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职能本位。
　　大学最重要，或者说最根本的使命与任务是什么？随着近代以来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加上科技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对大学在直接服务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由此，对大学办学水平的评价，则更多地从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和科技贡献率来进行评判。这样一来，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自身，都形成了对大学人才培养职能作用重要性认识的逐渐消解。
　　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早就从词源学的角度提出“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并由此引申出大学的使命――“培养有文化修养、具备行为和思想上一切优良品行的绅士”。蔡元培先生也曾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所以，就大学内部的运行机制而言，师资队伍、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等，固然是不可或缺和不可偏废的，但最终的价值取向应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在社会对大学办学水平给予客观评价时，大学在对自身进行定位时，都应该有此清醒的认识。否则，就会导致大学根本职能和根本任务的错位，必会出现“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因此，要培养杰出人才，最迫切的，是要让大学的办学理念和职能定位，真正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根本使命和任务上来。
　　作为大学，怎样才能真正更好地承担起创新型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要回答和解决这一命题，必须跳出改革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方法等传统思路，更多地去探究本源性、深层次的答案。我想，至少要涵盖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坚守大学之道、明晰育人理念和侧重人格养成。
　　坚守大学之道，就是要处理好大学“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大学在其独立性与社会性之间达至一种平衡。不论这种平衡能否在实然层面实现，大学“以自我为中心”及其“独立性”，都应始终优先于“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及其“社会性”。也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大学才不至于沦为“职业化人才的加工厂”。
　　明晰育人理念，需要大学从教育理念或者说“办学信仰”的层面，树立起清晰准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解决好“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纵观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无一不是在育人理念上有着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斯坦福大学的“造就有文化教养的、有实用价值的公民”、牛津大学的“立足于培养各行各界的领袖人物”等等。对照当前我们在人才培养领域的诸多困境，其实症结之一，恰恰就在于未能明确“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或“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使得创新型人才培养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眼高手低、与职业型人才混淆不清，进而导致流水线生产、同质化倾向等问题，最终的结果，反而是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初衷背道而驰。
　　侧重人格养成，旨在解决大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创新能力作为一种复杂的能力结构，包含三个层次的核心内容：一是探索发现知识；二是重新组合知识；三是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在这个结构中，创造性人格和创新性思维处于最高层次，是创新能力的核心特征。由此，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我们的评价标准，必须由“取得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向“培养形成创造性人格和创新性思维”转变。加强思维训练，培养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是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必经之路，也是大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提升社会贡献度的重要途径和价值作用所在。
　　我感到，始终坚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是合乎大学发展规律和实现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个人小传:湘潭大学校长 罗和安
　　罗和安，湘潭大学校长，1954年出生，197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1993年获挪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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