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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海南改革实践 看政府职能转变如何走出怪圈
　　新华网海口11月22日电题：政府职能转变该如何推动？
　　——从海南“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实践看提高执政能力建设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柯勇、张传宣、陈江
　　海南，这个曾被称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验田”的年轻省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率先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而受到海内外瞩目，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今天，全国上下都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地方党委推动政府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改进行政管理手段和方式。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破解哪些难题？解剖麻雀式地分析海南改革的成败得失，也许能给人们一些启示。
　　17年改革，海南政府机构设置已不再特立独行
　　所谓“小政府大社会”，主旨是明确政府职能定位，把不属于政府的职能分离出去，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自主功能。
　　在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阶段的今天，这一改革方向已得到广泛认同。但在17年前，刚建省的海南提出的政府机构设置方案却是一个惊人之举：省政府只设26个厅，同时取消地区一级行政机构设置。
　　仅提及一个事实，就会明白这在当时多么超前：改革后的海南省党政机构数量只相当于其他省份的三分之一，省级机构行政官员比建省前还少1700人。
　　海南借鉴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比如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分管部门合为一体，设“贸工厅”；将内贸和外经贸合并到一个“经济合作厅”统管。
　　但海南的改革几经起伏。贸工厅运行不到一年就分解成贸易、工业两个厅。改革的第4年，出现了机构大规模重新分化的苗头。工业厅把已转成公司的8个机构重新挂上“局”的牌子，仍算企业单位，却行使政府职能，结果造成了政企不分、既上场踢球又执法吹哨的局面。其他部门也开始向省委、省政府打报告，纷纷要求“健全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架构濒于解体。
　　借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东风，1993年海南改革达到新一轮高潮，与精简机构配套，推出了一系列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措施，很多都是“全国第一”。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海南改革的声音又逐渐减弱下去。如今它的政府机构设置与其他省份已基本没有区别。一位省领导说：“海南社会不算大，总共才800万人口，就相当于大省一个地级市；政府却不算小，吃财政饭的人口有19万，按比例不比其他省份少。”
　　尽管如此，海南各界仍在为体制创新进行着不懈努力。我们追述海南的改革历程，无意去评判其中的是非功过，而是希望透过这场改革的种种颠簸、挫折和反复，去思考、探求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之路。
　　拿部门利益“开刀”，是改革的痛点更是关键
　　出口配额原是出口企业紧盯的一块“肥肉”。在传统体制下，配额给谁完全由贸易厅内部决定，容易导致暗箱操作，诱发腐败。这个领域需要“阳光”。
　　海南最初接到这项改革建议的省领导批给了分管的副省长，分管副省长又批给贸易厅长，征求意见。贸易厅一看，是要把它的权拿掉，很不情愿，于是写了一个反建议，提出这项改革不能推行的种种理由。由于“认识尚未统一”，改革方案搁浅。
　　后来，省领导换了一种方法：首先在省政府常务会上问大家，这事该不该改？在这种场合，主张改的是大多数，因为原有体制弊病显而易见，并且只有一个副省长分管此事，其他人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会议很快通过决定，要求贸易厅一个月内拿出改革方案。这就将“个别征求意见”变成了“贯彻执行省政府决定”。结果，不出一个月，贸易厅就拿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改革方案。
　　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认为，海南改革的要点之一是拿部门利益“开刀”。很多措施都是从这一点入手的：变企业注册审批制为直接登记制，取消税收专管员，取消公路设卡收费，推行燃油附加费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改革为什么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政府部门成了利益的主体，他们努力把自身利益合法化、制度化。如果转变政府职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消极抵制改革。”
　　廖逊说，破除部门利益，海南有三招。除了“将争议交由上级决策”外，另一个是尽可能把意义深远的改革分解为技术性措施。燃油费改革最早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从解决公路设卡过多车流缓慢问题着手的，然后顺藤摸瓜，逐步推进，改掉了一些部门的审批利益。“小刀往往比榔头更容易取得突破。”他说。
　　第三招就是在全国叫响的“先立规矩后办事”。海南的改革不是从会议讲话、发文件、下通知开始的，而是以出台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开道，令出法随，立法先行。推出一项改革，就促使人大通过一项相关法规，谁不执行改革方案谁就是违法。此举旨在防止一些人将“试行”解读为“可行可不行”。
　　对这一做法至今存在争议。有专家持相反观点，认为立法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必须实践证明新的做法成功了才能变成立法，否则是不慎重的。但廖逊说，海南在每次立法之前都充分调查、慎重决策，而非草率行事。
　　事业机构行政化，“下海”人员又纷纷“回府”
　　事业单位常是机构改革的“头羊”。当时海南事业单位改革的要点是，除15％划为行政性事业机构外，其他全部分类推向社会。这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些单位负责人带头到省领导家里告状，说改革端了他们的饭碗，扬言要组织游行，省委、省政府反复做工作才平息下来。
　　海南改革总体上比较平稳。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专题调研指出，把政府机构精简和培育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是海南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大特点。既不坐等社会组织发育了，社会自主能力提高了，再搞政府机构改革，也不把机构精简当成甩“财政包袱”，而是把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作为关注和决策的重心。
　　当时海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干预，提高它们的自主、自治、自立能力。各类商会、协会、企业联合会迅速发展起来。
　　可惜，这一成果未能巩固。最初许多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积极要求“下海”，改了十多年后又纷纷想办法回到政府。
　　迟福林认为，原因之一是改革后对社会事业发展缺乏总体设计。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以后，公共服务业将是最大的产业之一，我国现有的3000万事业机构人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问题在于我们把事业机构行政化了，束缚了它们内在的活力，其人员才显得没事干。
　　海南省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海南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情况调研报告》指出，政府职能的“越位”给该省社会事业发展造成了体制性障碍。
　　报告认为，人事管理大权是党政部门越位的资本。海南医院的老院长已到退休年龄，由于候选人竞争激烈，组织部门难于确定继任者，就让老院长留任两年。而两年即将过完，新院长仍然没选出来，这对医院管理十分不利。“如果组织部门能够改变这种简单的任命制，用公开竞选方式，也许问题早已解决了。”这份报告2003年公布时说。
　　报告指出，“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仍是制约海南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目前，在我省的社会事业单位中实行的还是与行政机关一样的管理模式，没有引入竞争机制和实行优胜劣汰的人才管理模式。”很多事业机构还有行政级别、行政编制、行政拨款，人、财、物的管理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办事层次多、效率低。
　　迟福林认为，总体上，我国尚未完全打破国家对社会事业实行行政化管理的局面，很多地方没有明确政府与社会、市场的界限，该管的不管、管不好，不该管的却抓着不放。他的意见是，如果没有设计好符合我国实际的基本公共服务框架，不能轻易进行机构改革。
　　不仅是“孤军深入”，还有更深层的问题
　　海南“小政府大社会”改革遭遇的另一个困境是“孤军深入”。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和其他省份都还没有动，海南的一些工作在具体开展时碰到了大环境的障碍。
　　听廖逊描述工业厅当时的窘境是很苦涩的：海南所有的工业门类都集中在工业厅管，而这个厅却对应着中央9个分管各类工业的部委。每年初开全国厅局长会议，工业厅一正两副3位厅长一起到北京开会，3个厅长要开9个会，由9个处长陪着。怎么开呢？到一个会场签个字，领份文件，留下一个处长；再到一个会场签个字，领份文件，留下一个处长。然后这3位厅长回招待所等电话，说哪个会场提到资金物资了，就赶快出场。
　　他说：“开会还容易对付，难就难在上级领导下来考察。9个部委9位部长，几十位副部长，几百位司局长。一到冬天，即使只来一半，那3位厅长也会因忙于接待而焦头烂额。”
　　但是专家认为，与全国大环境不配套不是海南改革没有完全成功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很多改革措施没有落实到位。海南1993年就在工商登记改革中取消了100多项审批权，但是省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2003年公布的另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海南政企、政事分开没有完全到位，一些由行政机关建制转化而来的经济实体和事业单位仍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行政职能。
　　54岁的廖逊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脱光上衣，展示自己一身发达的肌肉。他说：“40多岁时，我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觉得反正生了病国家给报销医药费，那时我就是一个肌肉松驰的胖子。1993年海南在全国率先推行医疗改革，取消公费医疗，我才开始锻炼。而今我是50多岁的人，20多岁的身板。”
　　他想说的是，各级党政部门在履行职责时，要敢于正视自身的问题，敢于“砍自己一刀”，瘦身健美，才能走出机构改革“精简——膨胀”的怪圈。(稿源：新华网)(作者：李柯勇、张传宣、陈江)(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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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假设重写美日央行作为 中国如何走出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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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大萧条历史与中国金融现状比较·之二
七步假设重写美日央行作为中国如何走出怪圈？
肇 越 历史的链条
对比1920-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和1980-90年代的日本经济衰退，可以看到这两次相隔60年的危机有着极为相似的过程：由信用介入的严重金融资产膨胀发展金融资产危机，再引发银行危机、信用紧缩，并进一步扩大为实体经济长期衰退的过程。这种相似性昭示我们，这其中有着一种必然性的因果关系链条。
链条一，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往往导致金融资产膨胀发生，尤其对于那些大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
链条二，金融资产危机引发流动性危机和信用紧缩，进而导致实体经济衰退。
上述因果链条表明，在从实体经济强势发展到金融资产膨胀，再到金融资产危机、银行流动性危机和信用紧缩，进而导致实体经济衰退的完整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路径锁定。货币政策过分关注通胀状态和经济增长速度的经济机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必须适当关注金融资产运行状态。
历史的假设
相似历史事件的差异性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真实的实验标本。沿着大萧条和日本经济衰退中所展示的从金融资产膨胀到经济危机的发展全过程，逐阶段的寻找历史事件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实验。
实验第一步：如果美、日经济强势确定之后，并不上调币值。
由于存在着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造成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也可能造成金融资产价格或物价上涨压力。这时可能的措施是：利用资金丰裕的时机，加大公开市场上的冲销操作，运用低息债券大量回收过多的货币供应；加大政府的公共福利支出，推动国民福利水平，既可以有效减少贸易顺差，也可以增加抵御危机的能力。
然而，由于同时存在货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必须考虑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因此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加大资本输出。以资本输出抵消贸易顺差的扩大，并减少国内币值上升压力；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减少经常项目顺差。
这一方面可资比较的历史事件是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二战后美国经济强势地位进一步加强，但是美国这次不同于一战后的1920年代，并没有上调币值，尽管仍旧存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压力，而是一方面大规模地进行资本输出（例如：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加大政府的公共支出，于是美国实体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也未出现金融资产膨胀的迹象。
实验第二步：如果币值升值后，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因此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增加的货币并没有促进金融资产膨胀，而是流入到实体经济。
这一方面的可比较历史事件是1980年代的德国经济。1980年德国经济也出现了极强的走势，马克币值不断上升，对德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于是德国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由于德国的欧洲大陆的法德经济模式中，市场化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有限，因此增加的货币供应迅速流入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并没有引发金融资产膨胀。
实验第三步：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加速了金融资产膨胀的生成，但是制度约束有效地阻断了银行信用和金融资产的交互机制。
1933年美国反思股市危机和大萧条的经验教训，认为未能有效地阻断银行与证券业的联系是主要成因之一。于是通过了《格拉斯法案》要求银行与证券实行分业经营。从此之后一直到1996年，美国一直实行分业经营的体制。应该说这也是此后美国金融资产市场波动明显减弱的主要原因，更是美国没有爆发大规模金融资产危机，尤其是引发实体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金融资产危机的主要制度原因。
实验第四步：如果金融资产膨胀业已发生，并且由于银行信用的交互作用而变得十分严重，但是没有仅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内在过快增长，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去突然降温，而是通过其它措施让它缓慢冷却。
2002年-2004年中国股市的缓慢下降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在2002年之前货币供应量就出现超常的高增长，但是年没有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去加速金融资产的回调，而是通过其它措施使之缓慢冷却，因此没有形成金融资产危机。
实验第五步：如果金融资产危机不幸地发生了，但是由于央行的合理举措并没有出现信用紧缩。
这一方面的最后例证是：日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危机。当天美国股市狂跌500多点，跌幅达到23.6%，甚至超过了1929年股市危机的单日跌幅。然而美联储汲取1929年的教训，美联储首先立即向市场公开而明确地宣布，将根据需要提供贷款以防止金融崩溃，立即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着手实施膨胀性货币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流动性，并且进一步压低利率；其次承诺保证支付体系的正常运行，加之联邦存款保险体系的保障机制。
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协调行动，有效地控制了恐慌的扩散，市场危机并没有大规模扩散到银行体系，更没有形成银行危机和信用紧缩，而仅仅表现为股市危机，实体经济所受冲击很小。因此股市也很快得以恢复平稳。
实验第六步：如果发生了银行危机和信用内生性紧缩，但是央行采取了有效措施扼制信用的内生性紧缩。
这一方面可比较的例证，首先是来自1933年的德国。1933年的德国处于纳粹统治之下，正积极发展军事，准备战争，强大的军事需求推动德国经济迅速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大萧条中德国的工业产值曾经下降到1896年的水平），当年即恢复到大萧条前的水平。
另一个例证是1990年代后的日本危机中，尽管仍旧出现了内生性信用紧缩，但是由于日本央行加大了对银行体系的救助和进行了全面的金融改革，日本经济虽然增速下降，但是并没有出现绝对额的下降。因此对日本经济的打击并没有大萧条时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力度大。
实验第七步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货币政策能够根据经济结构变迁及时做出调整，减弱传递机制改变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内生性影响，保持货币资源在实体经济和金融资产之间的均衡结构，这种剧烈的经济波动也许就可以避免或减轻？
这是各国货币当局正在努力的方向。
中国怎样走出怪圈？
比较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美国1920年代、日本1980年代的相似性，会对我们认识未来有所启迪。
经过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初步显露出经济强势体的迹象。譬如，中国很多商品的供需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其它主要经济体，被成为“世界工厂”；持续的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带来了巨额外汇储备，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强大的压力；等等。自1990年后，金融资产不仅总量快速增长，而且与总值相比也出现不断上升趋势，在2000年就已经达到229%。
在此期间，由于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在年采取了“双紧”政策。在持续的“双紧”政策压力下，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实体经济的持续衰退产生了很大的失业压力，同时通货膨胀的迅速回落也为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于是从1996年开始，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接连数次下调利率，并增加货币投放。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尽管实体经济反应滞后，但是证券市场却开始出现快速升温。1996年沪深股市就出现了快速上涨的走势，股指不断升高，从1995年底的555.29点上升到1996年底的917.01点，上升幅度高达65%；股市的升幅更是惊人。深综指从年初的113.24点跳跃到年底的327.45点，升幅达到189%。股指的快速上升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蜂拥而入，股票市场的流通市值也从年初的938亿元上升到年底的2867亿元，净增2.06倍，成交额从1995年的4036亿元上升到1996年的21，332亿元，净增4.29倍。
在随后的几年里，股价不断升高，到2000年底沪指达到2073.48点，5年累计升幅273%。股市流通市值在2000年底达到16，087亿元，5年净增16.2倍，2000年的成交额达到60，826亿元，比1995年净增14.1倍。
股市持续上升带来巨大收益，年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不足8%，而股票投资收益率超过70%，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股票市场。这种资金分流减弱了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并使得央行从实体经济着眼制定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持续。而持续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为股市的持续上扬提供了资金支持。
尤其是在2000年，央行开放了证券市场与银行信用之间的管制之后，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迅速流入股市，进一步推动了股市的上涨——允许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保险公司）入市买卖股票；允许基金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从事拆借业务、债券买卖业务；允许证券公司用所持股票进行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措施，形成了证券市场和银行信用之间的交互机制，使得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当年，股票成交额在0亿元的基础上翻了一倍，达到60，826亿元。资金的迅猛流入推动股指加速上涨，2000年股价涨幅高达51.8%，股市流通市值也从8214亿元上升到16，087亿元，增幅达到95.8%。
面对股市长期大幅上涨可能带来的金融资产价格风险，从2001年开始政策层有意识、有步骤地引导股价进行合理调整，以避免出现金融资产运行状态的突然坍塌。自2001年初的2200点到2004年底的1300点，四年间股价累计下跌近31%，年均跌幅为9%，基本上处于温和缓慢下跌状态。因此没有出现金融资产危机，也没有形成恐慌心理。
中国金融得以合理回调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证券市场在总体经济中所占份额还不足10%，股市融资总额也不到全部融资的10%，总体经济投资资金来源仍然以银行信贷为主体；另一方面，虽然2000年开放了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几个渠道，然而由于其它原因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数量还很有限，因此，最初的股价下跌并没有引发银行信用风险，造成大量的银行坏账。因此当股价下跌后，并没有造成银行流动性出现困难，更没有导致银行出现危机，也更没有出现信用紧缩局面，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相反，随着股价的缓慢回落，资金陆续从股市中流出，回流到实体经济和房地产中，实体经济出现回暖局面。
将上述历程与美、日经验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与1920年代的美国和1970-80年代的日本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未来可能面临着与美、日两国相类似的发展路径。从目前的国内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看，我国已接近日本1985年、美国1924年上调币值前的阶段。由于外资依存度很高，所以币值上调后，我国也可能会出现与美、日类似的实体经济低迷，而这时如果央行试图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增长，极有可能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升。若不及时加以控制可能会进而引发金融资产膨胀。参考美、日的历史，这个过程可能需要4-5年。
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形成严重金融资产膨胀、并进而发展到金融资产危机的客观条件，因此扼制金融资产发展尚早。不过一旦进入金融资产膨胀状态，央行必须阻断银行信用与金融资产膨胀的交互机制，以减轻未来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的幅度和速度，减轻未来金融资产膨胀破灭后对银行信用的冲击，使之不会造成银行信用大面积转为不良贷款而引发信用紧缩。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是避免金融资产危机爆发，进而阻止从金融资产危机发展到信用紧缩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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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沉三十年：中美军事关系如何走出怪圈？
　　1980　耿飙、刘华清访美，首次踏上美国海军CV-61“突击者”号航空母舰。1984　美国主动提出在一些敏感领域与中国合作，向中国出售了“黑鹰”武装直升机。1996台海危机中，美国派出“小影”号航母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域。1999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美国海军EP-3侦察机。南海撞机事件，两军关系降到“冰点”。2005　时任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期间参观二炮司令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向外军领导人敞开大门。2008 “爱国者－3”导弹。高达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使中美关系再陷僵局。近年来，美军越来越频繁在东亚举行军演。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离开韩国釜山港前往韩国东部海域参加联合军演。美国C-130中型运输机美国海军“查菲”号驱逐舰在泰国湾参加演习。2010年4月，美国太空战斗机X-37B首飞。时隔七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再次访美，陈炳德此次访美，至少表明两军关系终于迎来又一个相对平稳期。这个“平稳期”来之不易。过去三十多年里，中美军事交流中断又重启达六次之多，暴露了两军关系敏感脆弱的现实困境。正如一些军事专家分析，中美三十多年的交往具有这样一个“波动规律”：升温――受挫――降温――恢复――再升温――再受挫――再降温――再恢复。目前，缺乏战略互信的中美两军，其交往仍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文/据新华社《环球》杂志十年蜜月军事关系在国家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常被称作“风向标”和“晴雨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刻矛盾，两军是朝鲜、越南等战场上的对手。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带动了两军关系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蜜月期”，两国各级别、军种的军事代表团互访络绎不绝。1980年1月，时任美国防长的哈罗德?布朗成为首位到访中国的美防务高官。布朗发表声明说，美国将向中国提供新的技术。同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耿飙率团访美，陪同访问的有副总参谋长刘华清。中国代表团登上了美国海军CV-61“突击者”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母。1984年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访美，期间两国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这是中美首个军事技术合作协议。美方甚至主动提出在一些敏感领域与中国合作，向中国出售了当时先进的“黑鹰”武装直升机，承诺帮助中国空军改进和升级歼-8战斗机。在中美军事交流中，海军是两军互访最多的军种，1986年11月，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上将率领“里斯夫”号巡洋舰、“奥尔登多夫”号驱逐舰和“伦兹”号护卫舰，共894人，抵达青岛港，实现了美国军舰对新中国的“处女航”。这个时期中美两军交往之热络，仅从1988年就可窥见一斑。这一年，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空军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等军方重量级人物悉数访华。制裁、台海炸馆、撞机风云突变。1989年成为中美两军关系史的分水岭。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两国关系全面倒退，两军交往戛然而止。时任中国防长秦基伟之前收到的访美邀请化为一纸空文，还未完成的美国帮助中国改装歼-8战机的项目也就此结束，那架尚未安装好“五脏六腑”的样机也因此一直沉睡在美国飞机制造厂的厂房中。冰冻的军事关系在1994年开始融化。这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访美，两个月后，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华，中断了5年的两军高层交往重新恢复。可惜，好景不长。1995年5月，克林顿政府悍然宣布同意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17年不准台当局最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中美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发射演习，震动美国朝野，美国派出航母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域。两军关系再次剑拔弩张。随后在双方努力下，两国关系的大局开始转暖，带动了两军关系由“阴”转“晴”。国防部长迟浩田在1996年12月实现对美国访问。1997年3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哈尔滨”号、“珠海”号和“南仓”号先后访问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和圣迭戈港，填补了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从未访问美国本土的空白。“中美互不将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这是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访华期间，中美元首宣布的重大军事举措。两军一些机制化磋商如海上安全磋商、人道主义救援等也在这一年启动。然而，1999年5月，发生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中美关系再次开“倒车”，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当“炸馆”事件影响逐渐褪去，2000年，中美两国副国防部长级防务磋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照常举行，美国防长科恩等高官相继访华，两军关系几乎要恢复正常。但表面的平静下面，一场危机正在酝酿。美方舰机长期对中国大范围、高强度的侦察活动，为两军埋下了擦枪走火的导火索。日，美国驻西太平洋的侦察机闯入中国海南岛附近上空，中美两军军用飞机相撞，两军关系降到“冰点”。变本加厉的是，这期间美国还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大批先进武器。作为抗议，中国曾拒绝美国军舰停泊香港。“9?11”后的三大绊脚石突如其来的“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军事战略部署，也迅速挽救了中美军事关系。2001年9月开始，两军不仅重启了定期磋商机制，确立了多层级的军事人员互换留学和访问制度，而且还建立了一些在紧急状态下规避直接冲突的制度。2003年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2005年10月，就任美国国防部长四年多的拉姆斯菲尔德第一次访问北京。访问期间，拉姆斯菲尔德参观了第二炮兵司令部，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向外军领导人敞开大门。2006年7月，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问美国。这年秋天，中美军事交流终于告别“纸上谈兵”，实现了20多年来的第一次重大务实性交流――首次中美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分别在美国圣迭戈附近海域和中国南海海域举行。2008年2月，酝酿10余年的中美军事热线“修成正果”。但仅仅八个月后，在快车道上奔跑了7年的中美军事交流，因美国向台湾当局出售多达64亿美元先进武器的计划再次“脱轨”。两军关系再次陷入僵局。2009年初，奥巴马入主白宫，显示出了修补中美关系的强烈意图。当年底，奥巴马访问北京，列出了2010年两军高层互访计划，包括陈炳德访美。但2010年1月，情况又一次急转直下，美方再次宣布对台军售，总价值达历史第二，忍无可忍的中国军方，第一个反制措施就是取消部分交流项目。事实上，美国借口《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持续军售，一直是横亘在中美两军之间的一个巨大障碍。据统计，在中美建交后的30多年里，美国已对台军售二十多次，价值约400多亿美元。专家指出，如果美国不从根本上放弃对台军售，中美军事交往迟早还要触礁。除对台军售外，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指出，另外两个“绊脚石”分别是美国舰机对中国的侦察活动和美国《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及其“迪莱修正案”等限制两军交流的法律。中美军事关系焦点话题文/《环球》1.对台军售美国不仅军费世界第一，军火销售也是世界第一。美国国会2008年报告显示，美国当年对外军售总额占全球的68.4%，其中一部分就流向了中国的台湾。美国对台军售在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消极影响。最近一次对台军售发生在2010年年初，根据这项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计划，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武器包括“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如左图)、“鱼鹰”级扫雷艇、“鱼叉”导弹、多功能信息分发系统等，总价值近64亿美元。2.对华侦查仰仗其科技和军事实力，美国多年来通过卫星、侦察机、舰船等在世界各地刺探搜集情报，中国的周边海域（黄海、东海、南海）则是美军的重点侦查区域之一。这些行动不仅违反了国际法，有时甚至侵犯了中国领空领土。日的南海撞机事件就是明显一例。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3月，美国“无瑕号”监测船(如右图)闯入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距离中国海岸线120公里处活动，随后还派出“钟云号”驱逐舰护航。“无瑕号”具备探测和追踪潜艇的能力。3.技术禁令与对华歧视多年来，美国一直严格限制其高技术及其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这不仅仅导致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而且限制了中美两军交流。比如，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就含有少数议员提出的多项反华条款。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迪莱修正案》，则对美国与中国军事合作的12个领域做出限制……这些歧视性法案，有待美方调整或废止。4.联合演练在亚太地区，以各种名头与美国开展双边或多边联合军演的国家有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泰国、越南、孟加拉、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相比之下，同一地区的中美两军间为数不多的联合演练则多局限在人道与救灾范围。5.假想敌美国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红旗”军演从1975年起就开始了，强度、难度堪比实战。每年美国不惜血本在世界各地举行带有强烈针对性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不少专家直言，这其中有不少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成分。6.军事透明除发表国防白皮书、举行发布会之外，中国还通过军队高层对话、联合军演、舰队互访、向各国驻华武官开放军营、观摩军事演习和训练等多种方式增加军队的透明度。今年中国国防部还正式建立了例行记者会制度，但美方却一直以军事透明化问题指责中国。7.南海问题南海问题的争端是亚洲相关国家的内部问题，可通过双边协商友好解决。2002年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增进有关国家之间互信、最终解决争议，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氛围。但有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图谋把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趁火打劫、从中渔利。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插手南海问题。8.太空武器多年来美国一直反对他国发展包括反卫星武器在内的太空武器，而美国则是该领域发展最早、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不断扩大其太空军事技术优势，令人担忧或将引发新一轮太空军备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