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什么？别上大学！
再有半把个月就要高考了，又要有一大批人即将跳进大学这个火坑了。
今天早上最后一节课是英语，我本不想逃的。但是我拒绝上一个看不起我的老师的课。是的，我承
认，我以前上他的课让他很不爽，回回都和他对着干。他就一老色鬼，每次提问专找我们班的漂亮女
生，然后盯着人家看个不停，下课后又去骚扰女生。都一把年纪了，唉。
王老师，作为我们的班主任，你把所谓的“民主”强奸了。
王老师，昨晚您的表现让我很诧异。刚开学那会儿，有同学说要换班委，你说那就换吧。后来您
忙，就把这事耽搁了。昨晚你姗姗来迟，传达完上级的精神后就说换班委，还说要做到民主之类的
话。当时我在下面看散文，觉得这很有可能变成一场闹剧。
同学们都扭扭捏捏的，老半天才上去一个人，还是班长。这小子还真有一套，先说自己在任期内
很多事没做好之类的屁话，完全是一套领导年终总结的辞令，然后有说让能者居之。后来上去的同学
都很好地学习了班长的屁话，偶尔有极个别的还会说点人话。我漫不经心地看着他们表演，王老师你
间或还插两句，一会儿说生活委员不能换啦，一会又说副班长要设置两个啦，说实话，我很烦。
行了，差不多了，在你的极力阻止之下，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没变。我觉得该结束了吧，然而意想
不到的事发生了。黑板上，团支书那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杨子，另一个是李子。杨子的票有三十
多，李子只有五票。但是地球人都知道李子她可是你的心腹啊，每每班上有什么风吹草动你准能在第
一时间知道。这当然得归功于李子啦，对你是多么地忠诚啊。可是她为什么只有五票呢？你生气了，
你终于说话了，杨子，要不然团支书让李子继续当好不好？杨子站起来刚要说话，我实在看不下去
了，拍案而起，说，王老师你不能这样，杨子是同学们选出来的，说明了同学们认为杨子有能力胜任
团支书一职，同时也说明了李子不得人心，工作做得不好，你这么能让她继续当呢？难道这就是你所
说的民主吗？如果这样的话，到不如不选了，你直接组阁算了，完了。同学们大气也不敢出，你气得
浑身发抖，说就让他们两个都当吧。我这下彻底无语了。
想想民国时期的大学吧。北大，蔡元培当校长那会儿，直接更同学们说了，你们想要哪位老师给
您上课，我去请来，不管花多少钱！再看看现在的大学，还叫大学吗？
《大学》上说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很多人都忘了吧？哪就继续
记得有本书里面说，现在的教育，要么成就一个人，要么毁掉一个人。很明显，我们是被毁掉
了，不是上大学，而是被大学上了。
以前百度知道里面有个人问“为什么上大学？”答案千奇百怪，我回答“为了一些我们目前还不
知道的事。”上了快一年大学了，有些事我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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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传媒副总裁刘同：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
博主说：刘同，1981 年 2 月 27 日出生于湖南郴州，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光线传媒资讯事业部副总裁、媒体人、新生代知名青年作家。2016 年 3 月 22 日，刘同在四川省绵阳中学的演讲《我们为什么要读大学——谁的青春不迷茫，其实我们都一样》，讲述了自己和同事们如何通过奋斗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感人而励志的故事，让现场 1500 多高中生掌声不断。之后通过网络和微信传播，在全国各地高中生中引发极大共鸣。
绵阳中学的同学们，你们好：
　　我现在很紧张，印象里，我人生大概有两次极致的紧张。第一次是我高考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大学。第二次是我几年前去清华和北大演讲，那是我根本不可能考上的两个学校，面对那些成绩优异的学霸，我很忐忑。
　　但后来我想通了。我读高中的时候不如别人，排名落后，输了同学一大步。但是进入社会之后，我很努力地工作，慢慢取得了成绩，走到今天，我可以大声地说一句，看，我并没有输。对我来说，人生不仅仅只有高考才是最重要的门槛，其实人生一段一段全都是槛。每个槛都要努力，都能努力，都有机会去努力。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考大学？”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免不了回忆过去，感慨万千，那是我不愿意回首的日子，因为它对我来说太黑暗了。
　　三年前《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新闻，说是一个父亲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读大学，因为他认为读大学要四年时间，一共要花掉八万的学费。读完之后找的工作可能一个月工资也就两三千块钱，他认为好不划算。那个父亲说我让我女儿高考之后直接去打工就好了，四年怎么着都可以赚个十几万吧。然后这十几万还可以创业、买房子、做投资，多好。
　　新闻一出来，人人哗然，大家开始疯狂讨论。
　　说句实话，如果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一或高二，我肯定会特别兴奋地拿着这张报纸给我爸妈看。我会说你们看，学学人家的爸爸，都不要他女儿读大学的，多棒。我还会跟他们说，你们别逼我考大学了，就让我早一点工作吧，提前给你们赚钱养老，早日实现我的价值，多好啊！
　　现在想起来，为什么高一、高二的我会这么认为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非要成绩好，成绩好不就是为了让老师开心，让爸妈有面子嘛，让七大姑八大姨羡慕，指指点点说瞧人家孩子多棒。但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时我特别羡慕一些同学，他们好像天生就特别会学习，小学前十名、初中前十名、高中前十名。他们应付考试不费吹灰之力，人家是一做就全对，我是一看都不会。我绞尽脑汁也做不出来的那些题目，他们微微一笑就知道答案了，完全用智商碾压了我。久而久之，在我心里认为，学习好、成绩好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白日梦，而我的存在就是个笑话，就是为了衬托那些学习好的人。
　　从踏进校门开始，我就从来不知道成绩好到底是什么感觉。我认为自己完全不具备学习能力，那我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去考大学，让自己输个彻彻底底呢？
　　直到高三的时候，我有同学要去长沙的湖南师范大学考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系，就问我说刘同你要不要去考？说实话我哪学过什么普通话啊？我普通话真的超烂的。但是我想反正高三了，我也不想考大学，闲着也是闲着，如果我跟着去考了，万一传媒大学的招生老师又聋又瞎呢？万一把我录取上不是挺好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考播音系。我妈平时很抠门的，可这次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 500，我妈立刻就给我了。
　　我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去过大学。但我就这么大着胆子去了。
　　事实证明中国传媒大学的招生老师不聋也不瞎，我初试就被淘汰了。我的那些同学都过了复试。
　　既然如此，我就干脆死了心，来都来了，那就在校园里随便转转呗。于是，在我同学去参加复试的时候，我就绕着整个大学城（由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组成），一点一点地逛。我看到那些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们，结伴成群，一起弹吉他，一起唱歌，一起表演话剧，一起喝酒，一起去看电影，在英语角用英文随意聊天，在我眼里，大学就好像幸福自在的天堂一样。
　　在大学里，一个人可以参加很多社团，可以拥有很多朋友，拥有无限多的选择，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那几天，我看得眼花缭乱。这和我在初中高中单调压抑的校园生活完全不一样。甚至我还发现男生女生亲密地走在一起，别人也不会用异样的眼神看他们。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一个什么环境，难道大学都是这样的吗？
　　回去之后，我就一直想这个事情。我的家乡在湖南郴州，那是一个小得不起眼的城市，生活了十几年，我周围的同学和熟人都是一样的，我的亲戚朋友也是一样的。同样的面孔，同样的思维，同样的习惯，同样的言谈。生活圈子极其狭窄，我稍微有点事，立刻传得人尽皆知。人人都知道我的短板，都知道我成绩不好，所有人看见我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刘同你很难考上大学，你真的不是读书的料。
　　久而久之，我对这种环境生出极度的厌恶，周围所有人都在唱衰我，看不起我，每个人都认定，你，刘同，就这样了，这辈子都没什么出息了。
　　那时我有些破罐破摔的心理，我抵触所有人，抗拒所有人。我不是不想考大学，我只是太讨厌那些在我耳边叨叨着让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的人，他们好像是情感的绑架者，以所谓的“用心良苦”，打着“为你好”的旗号，给我施加压力，不断灌输给我可怕的理念，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全完了。
　　从师大回去之后，我突然开窍了，眼前似乎打开了一扇门，通往一条从未见过的道路。我不再消极对抗，不再懈怠沉沦，我开始强烈地想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我想认识更多有趣的人，而不是十几年来随时随地都会讽刺我的那些熟面孔。我也想去参加那些社团，接触全新的世界，全新的人群。我想摆脱父母的安排，不再由别人告诉我该如何去做。
　　那一刻，我幡然醒悟，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整个人都亮堂了。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我不考大学，留在这个小城，找份看得到尽头的工作，那我这辈子就真的全完了，我肯定被自己给堵死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之前有多蠢。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跟成绩好的人较劲，好像我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要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而我无论如何也争不到。我人生的全部挫败都来源于此，我所有的精力，思想，也都集中耗费于此。
　　我一直以为读书是为了父母，为了亲戚，为了老师，为了面子。但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考上大学，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了自己。为自己能够展翅高飞，离开一成不变的环境，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认识更多更好更有趣更优秀的人。
　　我太晚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世上从来没有太迟的事。
　　从那天开始我拼命学习，我真的是从早上5点钟就起床，把高一、高二落下的功课全部从头看一遍，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不放过，直到弄明白为止。每天晚上我都是两三点钟才睡觉，每天就睡几个小时，本来已经对我不抱任何希望的爸妈看到我这个样子，都认为我从长沙回来之后疯掉了。
　　他们当然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那时我心心念念想的就是我一定要逃离他们，一定要离开，我多考一分就能离他们远一点，我多考十分就能离他们再远一点，如果有本事的话，我真恨不得自己考到国外去，永远都不回来。
　　去考中传播音系之前，我的成绩是班里倒数十名。最后高考的成绩出来，我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比一模成绩高出一百多分，超水平发挥，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的中文系。
　　进入大学之后，我每一天都练习写作，也开始认识更多的朋友，他们性格迥异，新鲜风趣，我跟他们分享读书的感受，尽情讨论对各种事物的看法。我整个人的状态一下子就变了，从高中时的颓废自卑压抑，变得阳光乐观热情。
　　我在大学里面认识了一个女同学，对我影响深远。那时因为我的钱老不够花，那个女同学总是特大方地借我钱，而且还不催着我还。我就很奇怪，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她是特困生，有补助，还有特等奖学金，每个星期还去当家教，所以就显得很有钱的样子。
　　她的经历让我汗颜，而当我有一天在校报上看到她的专访，就彻底被她折服了。
　　她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得骨癌去世。为了给爸爸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大笔债。她就跟妈妈商量，如果读完高中再读大学的话，开销太大，家里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上债，所以她要放弃考大学，选择读中专，这样可以提早几年出来工作。
　　她成绩非常好，考上了中专后顺利找到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正当家里一切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被诊断出来得了肌肉萎缩，丧失了自理能力。从那天开始，她每天早上7点钟去学校教书，晚上回来之后给妈妈按摩，缓解妈妈的疼痛，一直要按到下半夜，妈妈睡着之后她再去备课，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又去学校上课。就是这样一直扛一直扛，几个月、半年、一年。然后就在妈妈病情加重的时候，她所在的中专突然告诉她说，学校有五个名额，可以推荐去报考湖南师范大学，你要不要试一试。
　　在她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大学”这两个字，她认为自己这辈子与大学已经绝缘。而且，她的成绩不是五个人里最好的，她的综合条件也不是最优秀的，即便机会来了，也绝对轮不到她。
　　这件事她没有跟妈妈讲，但她还是悄悄去了湖南，到了长沙。因为她跟我一样，从来就没有去过省会，她只是想去见识一下。
　　没想到，她初试竟然过了，通知她二试的时候，她依然不敢抱任何希望。到了放榜那天，她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一路狂喜地坐大巴回家，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半途中 BP 机响了，医院给她发信息说请速回电。她立刻下车去电话亭打电话，医院说妈妈快不行了，她一边哭一边往医院奔去，赶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她没来得及告诉妈妈这个好消息，妈妈到死都不知道女儿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实现了最不可能的心愿。
　　而她，虽然扭转了命运，可仍然没有逃过命运大神的捉弄，她成了孤儿。
　　听完这个女同学的故事，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她小小的个子，竟然肩挑背扛了那么沉重的负担。她每天笑嘻嘻地努力读书，生活，完全掩盖了深夜痛哭的眼泪和忧愁。
　　毕业后我们一起考进湖南电视台，在那之前她根本不知道电视台是做什么的。但她极其努力，比男孩子还肯拼，每天熬夜加班。两年之后我在湖南台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她已成为一个声名鹊起的大编导。
现在，她是光线传媒活动公司的总裁。
　　一起北漂的日子里，我曾经问她，你为什么那么拼啊？她说自从我爸妈离开我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帮助我，我只能靠自己改变已经写好的命运。生命是一本可爱的书，既然已经翻开了，我就要认真地，积极地，从开头看到结束。
　　我要感谢自己在高中最后几个月的努力。如果当时选择了放弃，我不可能遇到这么优秀的人，又通过与她的相识改变了自己。读大学很重要的意义就是，遇见跟你一样努力的人，你们一起发光。
　　我转发《人民日报》那条新闻时，写了一段话。我说：读大学的价值也许在于能认识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朋友，能分辨哪些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交往，能集中解决很多困惑，从而形成自己的原则，开始学会拒绝。读大学的价值在于你明白了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人，你开始有了靠近他们的动力，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你现在努力，未来就会遇见那些和你一样努力的人，你现在不努力，你未来遇见的人大概也是和你一样的处境。
　　有很多人非常的幸运，从高中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而我其实没有那么走运，我是通过短暂的努力进入大学之后，才给了自己一个机会重新塑造自己。
　　所以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高考重要吗？当然重要，而且极其重要。
　　人生的道路上，未来还有很多坎，肯定比高考还要难，因为它们不如高考那么纯粹，那么公平，人人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面对同样的竞争环境，你单纯通过拼搏勤奋，就能获得优异的成绩。步入社会后，你会发现，很多事，即便努力了也是无效，因为种种条件的差异，社会的各种潜规则，你不再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从此也再不会像高考这样，有一群同龄人和你一起战斗，有老师带着你们奋力向前，有家长在背后做你们的强大支援。
　　高考的可贵，就在于它的纯粹，所以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在最纯粹的竞争中，漂亮地尽力地拼搏一次。
　　绵阳中学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读书不是为了家长，也不是为了老师，而是为了让你们自己变得更优秀，变得更好，谢谢！
转载声明：本文转自网易新闻「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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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
一,为什么去香港上大学
香港的大学，突然间成了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内地“尖子生”们的一个热门新选择。一时间，警告内地一流大学正在降为二流的疾呼有之，对此“威胁”表示不屑的有之，但是，在争论到底香港的还是内地的大学算是一流时，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香港的大学是怎么办的，从办学理念到教学方式究竟与内地已经司空见惯了的高教体制有何不同？
　　香港高校冲击波 　　内地学生选择香港的大学，意味着选择了与内地大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香港高校的“报考热”，迫使内地同行重新思考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
　　7月15日下午，北京市重点中学四中(其毕业生每年高考到重点大学的占95%，其中上清华、北大的比例一直稳定在40%左右)的理科生杜鸥家，一家人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先把15000元港币的定金汇到香港大学，这样还可以有整个暑假的时间做出选择。
　　7月14日，今年高考674分的杜鸥，收到香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她没有获得该校奖学金。“薄薄的几张纸订在一起，就像一份账单，第一年3万，第二年8万……”杜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知书上写明，7月15日是递交回执和定金的最后一天，逾期视作放弃。
　　几天前，杜鸥收到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录取通知书。另外，她还参加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均被录取，但也都没有获得奖学金。
　　去清华，还是去港大？全家举棋不定。毕竟，如果选择港大，就要承担每年约10万元港币的花费。
　　最后，杜鸥的父母决定汇款，预留下香港大学的名额，然后再多方打听、综合考虑到底该去哪所大学。他们有一个夏天的时间做出选择。但如果最后决定去清华，那15000元港币的定金就打了水漂。
　　最高录取比例48∶1
　　与其他参加香港大学自主招生的考生不同，杜鸥提前参加了香港大学的“校长推荐考试”。这是为综合能力强的学生提前设立的面试，面试时间很长，考官询问得也很细。在北京有60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个考试。根据面试情况，香港大学给这些学生的高考成绩分别加上10分、20分或30分，以保证他们更容易获得录取资格。杜鸥在这次提前面试中，得到了30分加分。然而即使如此，她还是没有获得奖学金。竞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杜鸥在查询香港大学的报名申请名单时发现，北京四中至少有100多名同学报了名，占该校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的1/5。
　　据统计，今年8所香港高校在内地计划招生约1300人，而全国报名人数突破3万人。录取比例大约为23∶1。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及学术事务主任朱力径此前向媒体披露，今年香港科技大学在内地共收到了6300份报名申请，按计划今年港科大在内地招生人数为160人，录取比例近40∶1，甚至高出北大、清华在一些地方的录取比例。
　　香港理工大学的录取比例更为惊人。有媒体报道，香港理工大学今年报考人数为9600多人，是去年的3倍多。该校计划录取200人，录取比例高达48∶1，是8所港校中最高的。
　　“生源实在太好了！”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该校原定今年招收170名内地学生，但现在决定把招生名额的上限提高到220名。
　　经教育部批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今年被列入内地本科一批录取名单，即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以像选内地院校一样选报这两所院校的志愿，如被这两所高校录取，不能再被其他院校录取。而另外6所港校——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继续采取考生自行选报、高校自主录取的办法。
　　高额奖学金、全英文授课、国际化程度高以及就业前景好，是港校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以奖学金为例，张信刚说，香港城市大学给出的全额奖学金是4年44万港币，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香港城市大学每年学费6万港币，宿舍费1.5万港币，加上杂费，饭费等，一年9万港币足够了。即使学生一年探家两趟，也会有节余。
　　起步于8年前：由冷到热
　　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始于1998年。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港校到内地招生最早得益于香港一个慈善团体“赛马会”的支持。1998年，赛马会给香港高校提供了一笔资金，作为招收内地学生的奖学金。从此，港校拿着这笔钱开始在内地招生了。当时的做法是，港校委托内地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浙大、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10所高校“代招”学生，这些高校把一些已经考入该校的学生推荐给香港高校。那时，港校在内地招生的总数也就几十名。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人士告诉本刊，“代招”的做法从1998年一直延续到2002年。2003年起，教育部允许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但仅限于北京、上海、广东等6省市;2004年增加到10个省市;2005年又扩大到17个省市；2006年增加到20个。
　　据吴清辉介绍，香港每年招收大学本科生约14500人。港府教育统筹司规定，1998年香港高校招收的非本地生总额不超过学生总数的4%。这一规定在1999年有所放松，达到8%。今年又进一步放宽，达10%。未来几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25%。
　　“在非本地名额中，只有少数是海外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内地学生。”吴清辉说。
　　内地的学生和家长起初对港校是比较冷漠的。“刚开始，内地对港校知之甚少。”张信刚说，那时候内地的很多领导常常望文生义，以为香港城市大学是专门培养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人才的。“有领导甚至希望我们帮助通通下水道。”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来往日益密切，港校的宣传攻势也不断扩大，港校在内地的声望水涨船高。
　　陈虎(化名)是北京四中今年应届文科毕业生。他告诉本刊，今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港校都在北京四中做了宣讲，有的还不止一次。港校请回从四中毕业并已在香港就读的学生现身说法，推介港校。据他了解，有的港校还给已经保送清华、北大的学生开了会，承诺如去港校就将给高额奖学金。
　　“前几年还没人知道，”陈虎对本刊说，“没想到，这两年港校在内地招生一下子从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
　　两种大学体制的竞争
　　香港中文大学目前已招到4省的高考状元；广东省14名总分同为900分(指标准分)的状元中，7名报考了港校……7月，香港8所高校到内地大规模录取“尖子生”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以致于有媒体把港校在内地招生称为“掐尖”。
　　对此，本刊记者所采访到的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香港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等纷纷表态，要理性看待这件事。“北大、清华永远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们不会赶上北大、清华的。”潘宗光更说：“今年香港在内地只招1300多名学生。我相信，内地的好学生肯定不止这些。”而内地的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则指出：“前些年，我们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就曾有人惊呼人才流失。而现在，国家的很多重要岗位，却都是那些有留学背景的人。”
　　张信刚这样解释香港城市大学为什么参加内地高考统招：“我们之所以选择参加高考联招，而没有选择自主招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高考联招目前是最公平的方法，托人情等一些干扰力量不能发挥作用。”
　　但是，校长们也看到了依靠高考分数的弊端，吴清辉说：“依靠高考分数固然简单，但我们不相信，因一分之差，学生会有多大差别。所以在面试中，我们主要看学生的应对能力如何，反应是否快。”
　　当本刊记者向张信刚提到，有内地高校教师提出，香港高校在内地招生，应全部纳入统招计划。因为一些港校在内地学校录取后招生，造成一些内地高校录取的考生不报到，“北大去年因此浪费了10余个名额”。张信刚回答说：在西方，一个学生收到几份录取通知，从中选择一个学校，是很正常的现象。他自己的女儿当年就收到了哈佛和斯坦福两所高校的录取通知，最后她放弃了斯坦福。
　　而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对此的说法是：这是国际通例。考生之间要竞争，大学之间也要竞争。
　　所以，看起来，北京大学因香港高校招生浪费了十余个招生名额，是一个不同招生规则造成的技术问题，但其后面，是两种教育体制的不同。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 东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考生和家长看中港校的往往是奖学金高、就业前景好等现实因素，其实，作为大学之间的竞争，内容要丰富得多。“与其说是名校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两种大学制度的竞争。”杨 东平说，选择香港的大学，意味着选择了与内地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校园文化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教育。
二。让大学更像大学谈到大学教育，一位香港名校的校长这样自信地说：“我们的学生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作为与内地完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体制中发展起来的香港高校，虽然受到了内地考 生、家长乃至有关学者的热捧，但它们具体情况，实际上大多数内地人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学校，奉行怎样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体制？学生在那里会受到怎样的教育和训练，又会向哪些方向发展，有怎样的前途？
　　特别是，已经有人指出，今年是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教育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教育市场的全面开放，已是不远的事。了解香港的大学是怎样运作的，就显得更有意义。
　　香港三名校：港大、中大与科大
　　目前在香港，一共有8所大学(university)，另外还有许多学院(college)。这8所大学是：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岭南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和教育学院。其中前三所，实力最强。
　　香港大学正式成立于1911年，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也是香港8所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它与香港中文大学是香港仅有的2所综合型大学，包括了建筑学院、文学院、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等10所学院。在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最佳200所大学中排名第39位。
　　而香港中文大学，是由四所书院组成的。除资源分配、招生政策等由本部中央管理，各书院行政独立，享有书院文化发展的自由。这四所书院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像新亚书院，就是由一批著名学者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创立的，成为当代中国，特别是在历史、文化学科的一个学术重镇。崇基学院由于是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的，因此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与前两所大学不同，香港科技大学的历史非常之短。它创立于1988年，于1991年10月才正式开学。但是，在短短十几年里，它已在《泰晤士报》的全球最佳200所大学排名中，位列第42名。从办学模式上讲，科大模仿了美国公立大学，其75%的教师在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学府中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香港，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老牌的香港大学是英式教育的代表，中文大学，则饱受中国文化的浸泡，而后起之秀科技大学，是典型的美式教育。然而，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的卢乃桂教授认为，应该说它们现在都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是混合的、港式的教育模式。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这样向本刊记者表达他的办学理念：重视人文精神和科技成果的相互配合，提倡学术自由、表达自由、信息流通自由。“我当校长快11年了，我的治校理念很简单，就是让学校更像一间大学”。
　　而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郑振耀用更简洁的话总结他们的办学理念：“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
　　政府出资，教授治校
　　香港的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大学。每所大学都是通过有关的香港法令组建的。该法令总体上规定了大学的权利和责任、特权和构造，而这些规定的修改权只属于香港立法会。
　　大学办学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入。根据香港大学官方网站资料显示，学年度有64%的办学资金来自于政府支持，14.9%为学费，还有7.9%是社会的捐助。香港中文大学官方网站的资料也显示，年度来自于政府支持的经费占到了总数的62.1%。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教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政府设有一个专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通过不定期的研究评估，分配政府的教育拨款。政府的财政拨款，一般用于学校日常运作；而社会捐助部分则一般用于具体的某项事务，例如设立某项奖学金，建立某个研究所，修建某项设施等。
　　虽然8所大学均属于公立性质，但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管理。郑振耀介绍，依据香港法令规定，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事会。校董会主席由香港特首任命，董事会成员也需由主席提名，并经特首批准通过。这些成员中，有超过一半是校外的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人，例如，立法会议员、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等。来自校内的董事，则由校长、各学院院长以及一些著名教授组成。目前香港所有高校都会把校董事会成员控制在30名以内，并且每名校董都有其固定任期。
　　学校中最重要的决策均要通过校董事会。例如聘请校长，就是由校董会成员组成一个专门的小组，在全世界内进行公开招聘。
　　但学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学术、教学上的工作，都是由教务委员会来处理。教务委员会全部是由教授和学生代表组成，其中教授占多数。只要是在教务方面的决策，校董会都会尊重教务会的有关决定。因此，郑振耀把其称作：教授治校。
　　丁学良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书中介绍了科大教师的聘用过程。每当有空缺职位时，该系会成立专门的录用委员会，并在多家英文和中文的专业期刊公布招聘信息。委员会由资深和资浅的教员搭配构成，经过几轮筛选和无记名投票后，选出候选人，有关的结果和系主任的意见经由学院复议，最后报学校批准方可聘用。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的刘继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香港高校新教师的聘用，均是采用合约制，一般是3年一签。
　　除了教师招聘制度，香港教师的评审制度也非常严格。郑振耀把教师的评审、晋升指标归纳为4点。首先，是教师的学术成就；第二，是他的教学水平；第三，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这其中包括参与不同的社会机构，例如政府的一些咨询会议、专业团体的工作，而这些都是非牟利性的；第四，就是对学校、书院、学院所做的贡献。而有关的评审也是由教员组成的学术评审委员会完成的。
　　身在香港，同时也身处全球
　　香港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物流管理系的大一学生金韬，目前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一项自费的暑期交流活动。“快要考试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屋里复习《流体力学》，不过抽空儿也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这次暑期交流的机会是她从学校寄给每一个学生的电子邮件中获知的。而学校一般都是通过电邮的方式把各类实习、交流机会的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只需填写有关的申请表，就可以参加这样的交流活动。
　　在香港高校，这种国际交流是非常习见的。据郑振耀介绍，中文大学每年有2400多个各种不同时间长度的国际交流名额提供给本科生(中大每年招入的新生共2900多人)。中文大学已与180多所著名的海内外学府开展学生交换计划(时间不少于一学期，正式参与对方学校的课程，并且达成学分互认)，其中就包括哈佛、耶鲁、康奈尔等世界顶级大学。
　　港大、科大的情况与中大的情况基本相似。据资料显示，3所学校每年的学生交换计划均不少于400个名额。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告诉本刊：“我们每年有500个交换生名额。交换的学校一半在内地，一半在海外。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的学生在毕业之前，每人都有一次离开本土的机会。这个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一半。”
　　世界各地的学生也在涌进香港校园。用科大人文社科部读研究生孙元嘉的说法，“你随时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人，连老师的构成也是多元的”。
　　在港大年度的官方资料中，在1万多名在校生里，有超过1000名的非本地学生，来自世界上3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段海燕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四的学生，大三时曾去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半年的交换生。在中大期间，她选修了高阶德语课。令其深感佩服的是，老师是个德国人，德语和英语的水平自不待言，就连广东话和普通话都转换自如。
　　在香港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读二年级的张怡也非常感叹：“就连我的1门选修课——《中国历史》的老师，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博士。”
　　据郑振耀介绍，中大的教师都是从全世界公开招聘的，95%的教师拥有国外名校学历。郑认为，每一名从国际名校归来的老师，都会有他的国际联系网络，从而也就使得学校能够跟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这样，我们的课程、教学、管理等都会有着很好的国际性的背景。”
　　国际交流，不单单体现在人从国外来。所有曾在香港高校求过学的人，对于学校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快捷都深有感触。香港大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隋玉杰副教授告诉本刊，香港高校的图书资料系统非常全面，尤其是国际领域的最新成果，可以随时检索到。“有些需要付费才能看到全文的文章，只要你提出申请，学校都会马上帮你转过来，在这方面学校都有相应的补贴。”
　　刘继同教授对此也深有体会。他记得一本名叫《社会政策》的英国学术期刊，在中大图书馆中，甚至可以查到从20世纪初创刊以来的每一期。
三。以“通识”为目的的灵活学分制
香港高校与国际接轨的，不仅是英语授课。在课程、教学方式等方面，都采用了国际主流的方式。
　　与内地的学分制不同，香港的学分机制相当灵活。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学到更为广博的知识，并且加强自学的能力。郑振耀把这种教育方式称为通识教育。具体来讲，如果是按照3年制(目前香港高校本科仍然采用3年制，因此内地学生去香港念书还要读1年的预科)来算，
中大学生要修满99个学分，其中基础课和必修课最多不超过70多学分，剩下的学分都用于其他的选修课程。而且，即使是必修课，其大部分也可以由学生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上哪些课以及在哪个学期上。郑振耀说：“这样，学生不会把全部的学分放在主修方面。而选修课涵盖了全校的几百门课程，这其中包括了文化传承、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等很多方面。”
　　对于这种自主选择权，就读于香港大学数学系三年级的本科生周的感觉是“很松快”。由于头两年只有5门必修课，于是周选择了很多金融、投资方面的课程。
　　这样做，对于学校教师，也是一种压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曾赴香港中文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他评价说，由于学生的这种选择自主性，不能够吸引学生的课程，就无法开设下去。
　　除了学分机制外，香港高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当灵活。曾赴香港大学交换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生韩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除了一般性的讲授课外，香港高校的课堂还会安排专门的讨论课。这种讨论课常由助教主持，采用小班模式，一般只有约1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在每堂课结束时，助教会布置下一堂的主题，列出要看的书目。在下一堂课，通过观察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和提问学生，来判断每名学生是否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看过那些书，你就根本没法参与到那些讨论中。”韩颖说。
　　香港高校的课程数量虽然不多，但韩颖介绍，由于学校十分注重考核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因此每名学生的工作量非常之大。港大期末考试的成绩通常只占总成绩的40%左右，而其他考核项目包括出勤、平时作业、期中考试等等。
　　“这里的理科生更是辛苦，压力大、作业多，每天熬到夜里两三点是很正常的。”韩颖说。
　　张怡的学习也非常紧张，几乎每周都会有考试。“记得有一门实验课，最后的总成绩就是由10次考试的分数加总得出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他们的前程很让校方欣慰。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在该校就读的内地本科生毕业后，约25%的留校读研，20%拿到奖学金去国外继续深造，30%多留在香港工作，14%选择了回内地工作。而在香港科技大学，该校2005年毕业生中，92%毕业生在8月份以前就拿到了offer(入学或工作的批准书)。而选择就业的学生，平均月收入为11554港币。
　　用郑振耀的话来评价：“我们培养的人才不是某方面的专才，而是通才，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够成为领头人。我相信，他们具有在香港、内地、乃至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能力。”
　　“Hall文化”
　　在香港高校读书，社团活动是其校园教育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它的“Hall文化”。这里的Hall就是指学生居住的宿舍楼，学生会以它为单位组成社团。“也许你不属于系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系学生会)，也许你不属于院的社团(类似于内地高校的院学生会)，但从你一进校开始，就一定属于某个Hall的社团。”(香港高校中，只有Hall社团无需报名，当你入住时，自动成为它的一员)张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Hall中的事务都是由学生自主解决的，每个楼层都会有楼长、副楼长，负责学生生活的管理。“譬如规定晚上12点开楼会，如果你不来，楼长会点名批评，还会找你谈话。如果几次不参加Hall里的活动，就会渐渐难以融入他们的生活，甚至被赶出Hall。”韩颖说。
　　每栋Hall都有不同的风格，学生在参与、组织Hall活动的过程中，锻炼出很强的领导能力，也培养了的团队感。“我们那个Hall的社团名叫冰川舍，据说是因为楼里的空调特别猛。”张怡说。冰川舍平均每2周就会举行一次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各种运动比赛，有时是楼内各层间的竞争，有时是与其他社团的比赛。张怡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每到期末考试之前，冰川舍都会组织一个“烧猪大会”，祈祷大家在即将来临的期末考试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烧猪会”结束，同学们共同分享众多的美食。
　　韩颖住的伟伦楼中，有一个传统节日“伟伦节”。即每个楼层包装一个“楼花”，最后参加评选，看谁获胜。同学们拍摄专辑并录制成CD和录像带、送海报和小礼品、派传单……“有好几轮攻势，真的和包装一个明星差不多。”韩颖的楼友当时是参与的主力之一，每天上午8点多就起床出门了，而第二天早晨五六点才会回来。“那次我们楼层最后获胜了，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哭成一团，非常感人。”韩颖说。
　　对于香港高校丰富的社团活动，郑振耀认为这在学生的个人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香港高校里，学生需要自己去解决很多问题，筹备很多事情。”在中大有200多个学生社团，而这些社团的管理都完全是由学生自主进行的。他们的参选、竞选、拉票，乃至筹备活动都是由自己来解决。学校提供给学生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引导和启发学生自由的成长。他认为，这也是学校全能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来自上海的王净先后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曾做过系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对港校社团活动感触颇多：“社团活动的经费是由学生会拨款，而学生会的钱是由港府提供的专项资金，学校是不能随便砍掉的。”
　　但韩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样的“Hall文化”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些学生宁愿每天赶很远的路在校外住，也不愿住在Hall。“因为真的很花时间！说实话，有些内地学生并不太能够接受这些。”
　　平等的对话空间
　　“我觉得港大这里的确开放、自由，有次见到数百教职工在图书馆前搭台抗议，痛斥学校没有诚信、不守诺言，而从港大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韩颖在港大交换期间，深深感受到了香港高校内这种平等的对话空间。“那时，大家对Hall旁的食堂服务不满意，于是学生自己组织群体签名，要求学校做出改善，而最后食堂果然改制了。”她说。
　　港大学生周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间餐厅合约期满，都会由餐厅附近Hall的同学投票，来决定其去留。
　　在香港高校，各个Hall常常会有夜话和糖水会，为了想要更深入的接触学生，了解学生对校政的意见，校长每学期都会到各个Hall参加这种气氛融洽的夜话活动。学生既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向校方领导表达意见，也可以从长者那里了解到学术和生活的经验和体会。
　　由于香港高校预计在年，将本科阶段由三年转为四年制，加上学校正常的规模扩张，很多学校正面临着在校生要大幅增加的压力。为了缓解这方面的压力，中大校方提出将部分学生宿舍由两人间改为三人间。
　　由于涉及学生切身利益，校方先是公布计划，然后就这一提案在校园中进行广泛的意见征询，所有学生都收到了学校相关的电子邮件。同时，学校还在每个书院都设立示范单元，让学生去参观，实地感受三人间带来的变化。
　　但是，在意见征询中，学生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改制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同时，有人提出，部分宿舍的改制，增加的床位有限，成本还很高。最后，学校宿舍管理处认可了学生们的观点，就取消了这一计划，并随即再次发送电子邮件告知学生。
　　“这样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民主政治的养成，有助于培养未来社会的领袖人才和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杨 东平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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