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怎样让领导听真话是大事要事
刘潞又写道：
到1991年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他在谈学风、会风时，又强调“抗日战争去今未远，关系复杂。某些问题看法不但矛盾对立难以避免，而且可能触发人们情感激动。这就需要百家争鸣和在争鸣中使方向趋于端正。……记得他在家中审阅当时编写的一些有关抗战史书时，多次听他说过：“这不是抗战史的写法，是党史的写法啊！”“写法”当然不止是如何写，更主要的是如何认识的问题。父亲反复强调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对外战争，显然与当时学界主流尚缺乏这种认识有关。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他已80高龄，但仍忍受着折磨了他多年的脉管炎，写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发表在某大报上。文中谈到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的作用，但在发表时，被报社删掉了。
刘大年是中国抗战的参加者，公认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上述观点，符合历史实际，是他多年研究之后的“真知灼见”，属于“真话”之列。其中对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的评述，和的看法基本一致；对蒋介石在中国抗战过程中的作用的估计，和胡乔木、胡绳等同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然而，他的文章的有关观点“被报社删掉了”，事前并不商量，也不通知。须知，即使是一家之言，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是可以参与争鸣的呀！。
删掉之后如何呢？刘潞接着写道：
我曾向父亲询问原因，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叹道：“写得心在滴血啊！”并说以后再也不给他们稿子了。看着父亲苍老的脸颊，当时我只感到心酸，以为他是在为学术贬值叹息，不理解他那执着背后的深刻用意。1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如果那时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抗日战争，海峡两岸的对话可能会另有一番风景。
我和大年同志相熟，也不止一次和他在一起讨论民国史上的各种学术问题。看了刘潞的回忆，我可以想像得出大年同志当时的“苍老的”容颜和他内心的痛苦。
偶读今年1月3日《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消息，其中记载，几天前，有媒体到病房访问已经95高龄的季羡林教授。记者和季老之间有一段问答：
“这一辈子，你说过假话吗？”
“我说出口的都是真话，但真话未必都说出了口。”
来访者不罢休：“那为什么不都说出口呢？”
老人凝神、正色：“你能做得到吗？”
这一段记载，充分表现出季老的坦诚和睿智。他的问题：“你能做得到吗”值得每个人深思。
附记：文章写完，翻读登载温总理讲话的《炎黄春秋》2007年第1期，中有《赵树理怎样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一文，其中记赵树理去世前的一段感慨：“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只好不写。”因与本文主题有关，故附记于此。
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作者：杨天石，原题：《说真话真难》)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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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听不到真话”成工作之难
发布日期：
来源 :丽水纪委监察
　前不久，《学习时报》发表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目，讲真话、讲真理。”笔者学习后，不禁想到前几日到基层调研时，一位区委书记说“在基层工作最怕的就是听不到真话”。　　　　这位区委书记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现实中在基层听不到真话的现象确有发生。如，有的基层单位班子内部未真正发扬民主，思想、工作、生活交流只是“例行程序”；有的基层单位展示给上级调研者的是“文字汇报，样板园区，景观大道”；有的基层同志出于某种原因，对相关情况加工整理、关闸分流，“不该说的”绝对不说；等等。如此，一些好的决策在执行过程中是不是“跑了题、变了调、走了样”，无从可知！　　　　“听不到真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别同志的价值观发生偏离，习惯讲“官话、空话、套话、奉迎的话”，能说、敢说真话的反倒成了“另类”；有些领导听惯了顺耳之言，不喜欢听真话、实话，更不愿意听批评的话；个别单位、部门受不正确政绩观的影响，虚报成绩、掩盖问题，或受利益驱动说假话、办假事……　　　　由此看来，不让“听不到真话”成为工作之难必须下真功夫。　　　　首先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把“制度内的问题”解决好。也就是要大力“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同时，要以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作支撑，断“假话需求”的后路。就是说要让“讲真话”的人受信任、得赏识、被“重用”，让讲假话的人受质疑、不得利、没“市场”，促使讲假话的同志自觉站到讲真话的队伍中来。　　　　而领导干部要想听到真话就要“接地气”，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把客观存在的事实搞清楚、弄明白，并从中找出既能够解决问题，又符合群众利益的办法来。学会听真话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办事处
共产党员网来稿
& & 《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刊发一篇评论文章，文中提到：党员干部一旦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容易陷入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的围城，掌握的情况是二手的，看到的信息是过滤的，甚至连到基层调研也可能被提前人为设计，想听到真话、看到实情并不容易，尤其是关于自己的。如果不能做到“兼听”，想不伪饰、不膨胀，长期保持清醒头脑很难。官员升任重要岗位后“想听真话不易”成为一种现象。
& & 事实上，人们总是要求讲话的人要“讲真话”，但是很少告诫听话的人要“听真话”。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够主动听真话实属不易，问题主要出在哪里？“邹忌讽喻齐威王纳谏”的典故或许能给我们启迪。《战国策·齐策一》：邹忌就自己的相貌与徐公（著名美男子）先后问妻、妾与客，而得到的回答都是，“徐公何能及君也”。而实际的情况，等到邹忌见到徐公本人，是“自叹不如”。邹忌得出的结论是：“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由是观之，人多有说“漂亮话”的秉性，个中原因无非是“或私”“或畏”“或有求”，说“漂亮话”甚至假话，只是一层“保护色”。
& & 其实，讲假话的人之所以讲假话，是因为有人喜爱听假话。许多人不是不想讲真话，而是听话的人不愿意听真话、怕听真话。一般来说，日常讲话的人往往是下级，听话的人往往是上级。下级一般都要看上级的脸色行事。媒体也罢，记者也罢，总在“讲话人”身上做文章，似乎有失公正。再都，诸多真话总是要带些“刺”，听话的人听了就会感到不舒服，甚至会对讲真话的人“另眼相看”，或是“心中起疑”，或是“有意对之”。因此，有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原来一越共事的同事就不愿意再说真话了，这就使得官员升迁后“想听真话不易”成为一种常态。所以说，领导干部愿听、善听真话就成了一门必修课。
& & 愿听、善听真话，体现了领导干部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听真话是一种智慧。领导干部应有听取和包容不同意见的雅量，不要轻易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而应善于从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性意见中汲取智慧，因为带“刺”的批评性意见更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更加重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误人子弟和选错用错了干部。然而，少数官员就是缺乏这种智慧，就是缺少这样的政治远见，不能讲真话，不善听真话，总喜欢讲大话、官话、套话、无用的话，而且批评的声音总是特别的反感。这种独断专行、蛮横傲慢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不可能在决策上做到民主、科学，只能让百姓和下属感到厌烦，甚至出现不满情绪。
& & 愿听、善听真话，体现了领导干部的胸襟。领导干部要乐于听真话，不但要有开门纳谏的意愿，更要有容人之言的气度和闻过则喜的胸襟，听得进“逆耳忠言”。少数领导干部不习惯于接受监督，不能正确对待批评或意见，有的还视批评为“作对”；少数干部表面上欢迎批评，开明大义，而背地里却给提意见的人“小鞋”穿。这些现象，都是干部胸襟不宽的表现，甚至说是一种短视行为。长此下去，还有谁会提真诚的意见呢？“盘圆水圆，盂方水方”，倘若领导者求谏若渴、虚怀若谷，始终葆有接纳逆耳忠言的胸襟与雅量，而从组织行为上要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让讲真话、办实事者受到褒奖和重用，使讲假话、讲“漂亮话”之人受到惩戒，形成鼓励讲真话的良好导向，又何愁大家不能真心直言？何愁听不到真情实感？
& & 愿听、善听真话，体现了领导干部的品行。“真话”难听到，或“漂亮话”颇有“市场”，表面上是因为人们不愿、不肯讲真话，可根源还在听话者的人格品行。党员干部一旦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容易陷入社会联系和人际交往的围城，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像邹忌那样有清醒的认识，而是沉迷于一片赞美声中，必然会自我感觉太好，想听到真话、看到实情并不容易，尤其是关于自己的。现实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位局长直到退休才知道自己原来棋艺平平；一位爱拉二胡的县委书记与省交响乐团一起登台演奏，让网民笑掉大牙。这些都与领导干部的个人品行有很大的关系。一名品行端正的干部，知道自己缺什么，就会去努力补什么。而一些品行低劣的干部，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总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自己比其他人都懂、都强，当然就听不进任何的真话。
& & 毛泽东同志说过，“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为官从政，言路广则思路开。领导干部要把听真话当成提升执政理念的必修课，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海纳百川的胸怀，主动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第一线，了解群众的真实意愿、听取群众的真诚意见、回应群众的真正关切，广大群众才会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我们的事业才能日益兴旺发达。（林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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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11期封面：谁在讲真话
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句：当高官20年“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焦点。接着，全国人大常委牟新生也表达了同感。
这些年，历届“两会”不乏“炮手”代表、委员的灼灼言论，他们也获得了场外的阵阵喝彩声。敢言者，如“盼望阳光财政，头发掉光了，也要坚持提下去”的蒋洪委员，抨击“垄断国企领导权力过大”、不改本色的原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逼问教育厅长“想不想改，敢不敢改”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而民间的自觉者如白岩松，在领取电视界的褒奖时却不怕得罪人的直言：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自嘲在“挨打榜”上排名第三的任志强，即便收到“领导来电让闭嘴”，仍旧继续显摆着他自以为正确的观点??
“讲真话”，这样一件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为什么此番竟惹来纵谈国事的代表、委员，乃至场外人士捧场热论？这三个看似直白平淡，却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的文字，在我们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本期封面报道导读】
“讲真话”这是一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
任何单位或者群体，假如大家都能说心里话，这个群体肯定是生气勃勃的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忽然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
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宋思明竟被评为“中国脸”，我更希望我们的人格能统一而不是分裂的
只有在从政者说真话才有机会获得喝彩、才有机会爬上去的环境下，巴金先生的判断才能成立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
“讲真话”，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南都周刊记者_谢海涛
2010年全国“两会”结束已近两周，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似乎仍在民间激荡。
此次“推手”有二：先是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近20分钟的讲话里，厉批官场八大歪风：腐败，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再是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再批三大斜气：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短短5分钟，万人大礼堂掌声响起11次。
与两委员“讲真话”揭批时弊对应的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的倪萍委员，以及“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的“终身人大代表”申纪兰，则激起舆论的激烈质疑。 《东方早报》一篇评论称：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
而中新社记者走访了近20名全国人大代表，“发现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
似乎，“讲真话”在当前的现实语境中，成了一个罗生门般的问题。而历数近年“两会”， 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虽不乏轰动之语，但像此次关于“讲真话”，这样本属常识范围的事情，引来如此滔滔热论，似不多见。早些时候，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2007年4月刊发了题为《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是大事要事》的文章。其背后意味, 发人深思。
“讲真话”为什么这样热？这个兼具道德、政治、思想等多种内涵，因而色彩斑斓的词组，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着怎样的嬗变，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官场规则，观念变迁？对于我们建设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讲真话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而讲真话是思想解放的反映，也是解放思想的起点。
改革之初, “讲真话”是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顾准等一系列难以忘记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代表了一个特殊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高度。
其后是巴金，于晚年痛写《真话集》（《随想录》第三集），提倡讲真话，以对自己毫不留情的解剖与忏悔，开启对那一场噩梦的反思，在危难时代为中国人找到了重建灵魂的出发点，良知救治和社会进步的起点。
“而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史，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而讲真话，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逐渐打破意识形态的迷瘴，正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重返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战胜“两个凡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的藩篱。
1992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邓小平南巡，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东方风来满眼春”，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1997年，江泽民“五二九”讲话，解除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讲真话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世情、国情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不同利益主体围绕着改革进行的博弈，不断重构着新的利益格局。而官场讲真话难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被聚焦，于是，就有了全国“两会”上的热议。
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把讲真话难的原因归结为：一是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这是根本问题；二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
破解真话困境，已成为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必须突出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政府从全能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政府改革势必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满足民众对于政府的要求和期待。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深邃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倡讲真话，才能听到真话，了解实情，这是决策的前提。
贵州瓮安事件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痛定思痛：“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可以作为注脚。
真话难讲，并不局限于官场。过往岁月，官员与既得利益阶层在重大事件中的不肯讲真话，曾屡被披露。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利益集团的表现，到网络间呼吁“官员向任志强学习”，到各地矿难瞒报事件等，无不在损毁着政府公信力和人民利益。
国家之外是社会。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得益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由封闭而开放，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一个以人为本、重视民意、尊重人权、集中民智的过程。在一个成长的公民社会里，讲真话又是和公民意识觉醒联系在一起的。而从寻求人类自由、权利和尊严的意义上讲，“讲真话”提供了一条公民的底线。
少年才子韩寒，是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真话英雄”。这个被称为“下一个鲁迅”的80后作家、赛车手，以博客为阵地，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将近3亿的点击量背后，是一个形象新颖的人道主义者在发出自由的波长。”
学者周云说：韩寒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归根到底还是他一直在坚持讲真话，至少是坚持讲自己认为的真话。而所谓“信韩寒，得永生”的戏称，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众间对于真实的渴求。
韩寒的背后，是无数权利意识觉醒的公民在成长，网络空间成为他们说出真相，参与公共事件的平台。
在一个被戏称为“被时代”的今天，就私人权利讲真话，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谓“生活在真实中”，说出真相，行使“无权者的权力”；就公共事件讲真话，则意味着公民的参与：从厦门PX项目事件、孙志刚事件 、“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 “天价香烟”事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讲真话，通过有序地参与，形成合力，可以博弈滥权，发难腐败。
对此，政治学者俞可平指出，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
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如是说。
学者杨天石有感于此，在发表于《学习时报》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怎样让人民讲真话，怎样让领导人听到真话，实在是一件大事、要事！
而与领导的开明相比，“讲真话”更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所谓提倡讲真话，不过是呼吁回归与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就在张维庆论及“讲真话难”的当天，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前，在曾为改革开放“杀开一条血路”的广东，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一轮风潮。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第十届广东政协会议上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南方周末》的相关评论称：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2010年初，在“两会”之外，一个“讲真话”的新个案是张朝阳。这个一向被认为“听话”的搜狐老大，在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中忽然发难，指责“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在妨碍竞争”；他呼吁“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否则发展的就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据说，他在演讲时，网管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
张朝阳的转变似乎是一个象征。他的演讲开篇颇为引人深思：2049年，中国人是否都能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是否在美国人面前很有面子，中国是否能赢得尊重，这些全都与现在有关系，与每个人有关系，在现在与2049年的幸福生活之间还有很多障碍，能否到达光辉的彼岸，与我们现在是愚蠢还是聪明地做出选择，有至关重要的关系。
“两会”历程
第一张弃权票
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在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三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会的邓小平等得知后，表示赞同。（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民间记忆：》）
第一张反对票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的理由是：候选人他并不了解，但从简历上看主任委员人选已经89岁了，他认为应该让更年轻的人替国家做事。
在黄顺兴投反对票之后的全国“两会”投票中，反对、弃权者愈来愈多。1989年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国务院提出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时，反对票加弃权票达1079票。如今，反对票和弃权票早已常态化，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也在代表委员们说“不”的过程中推进。（据《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报道）
第一次使用电子表决器
1990年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开始使用无记名电子表决器，赞成对应绿色；反对对应红色；弃权则为黄色。如今全国人大对议案的表决方式有：投票方式、按电子表决器方式、举手方式以及经大会主席团决定更为适宜的其他表决方式。（据人民网报道）
“白话之风”
2009年两会，“白话之风”赢得各界积极评价，“白话运动”发端于胡锦涛总书记在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用了“不折腾”三字。2009年3月的“两会”上，猛然刮起了一股讲大白话的政治新风，因为长期以来，官场上讲官话、套话、大话、空话成风，能让百姓听得懂的真话、实话、大白话少之又少。
记者“胆”大了
2010年全国“两会”上，《光明日报》一位记者问了关于选举法修改的问题，“选举法这次修改的一个重点是，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评论说这将实现人人平等。这是否意味着之前进行的人大代表选举是不平等的？”
（整理 实习生 杨胤）
两会真话人物
张维庆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会上汇报的东西都是经过踩点、审查、拟发言稿、送审这一套，经过了多少筛选，最后才定下来，让这些人去发言，能听到多少真话呢。有很多话想说，就是选不到一个机会，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要不就不讲，要不就不痛不痒说一说。
3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感叹“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说真话为什么难？这里有一个风险计算的问题——在某种语境下，说真话的风险大于收益，说“正确的废话”则可降低风险。这个语境需要改变。
朱振中 广州市政协主席
有些地方千篇一律的会议和死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
与张维庆“所见略同”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朱振中在政协大会上痛斥官员不正之风，发言8分钟，响起9次掌声，最长一次掌声持续25秒。有委员将这次发言评价为今年来最敢讲真话的大会发言。
牟新生 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干一把手时间长了，觉得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以直言闻名，今年两会期间，有记者问他为何现今真话少、官话多，牟新生认为体制改革滞后是根本原因；另一个因素是官本位思想太厉害。
李金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了解，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有些企业本来只生产一段产品，但是现在上下游都垄断了，大家反应强烈的国有企业人员收入那么高也跟这个有关系。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两会期间说。李金华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时，以作风凌厉、发起审计风暴着称，如今退居二线，还不改当年风采，值得钦佩。希望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职时就勇于说真话，而不是等到退休才敢说敢言。
朱清时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高校行政化导致没有人真正钻研学问。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陈景润这样的学生早就被学校淘汰了，因为他不出文章。
全国政协委员朱清时在3月5日全国政协教育组的讨论会上说。朱清时的真话让人期待，因为朱有一个重要身份——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能不能运用他的权力将南科大建成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范本呢？也许就看他能获得多大的改革腾挪空间吧。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从学术腐败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层面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卑鄙，而且往往出来以后有“掩护”的——任何院士、校长如果论文剽窃或者作假被发现，都会推给学生。学术腐败行为已经演变成了“癌症”。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做客中青在线“两会直播间”，炮打学术腐败问题。不造假、不抄袭，这是做学问的底线，底线屡屡被突破，病根必然不浅。仅靠几个书生在两会期间出来呐喊几声，无异于隔靴搔痒。整个学术体制必须改造。
冯小刚 导演
由心而发，先谢爹妈，后谢国家，何错之有？她在冬奥会上拿到了世界冠军，这就是给咱国家争光了。本身就已做到感谢、报答国家了。我希望官员莫名其妙做批评这种事，今后能少点。
3月10日，在政协文艺组讨论会上，导演冯小刚打破多日来的低调形象，开腔力挺运动员周洋。周洋夺金后说了句大实话，却被颟顸的领导横加指责。冯导敢出来打抱不平，难能可贵，希望冯导拍电影时，也能直面现实，少些涂脂抹粉。
崔永元央视主持人
履行（委员）职责是一件很有责任的事，不是让你到这风光来了。如果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你也没必要去做这个委员和代表，也挺辛苦的，早出晚归，何必呢，干点什么不好?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起当政协委员的感受，认为“今年感觉尤其好”。那些“没有实际意义，说的都是漂亮话，就是场面上的话”，越来越少了，一定程度上讲不太好意思说了。纵观小崔在今年两会上的表现，批政府调控房价不力，批教育部门清退代课教师，果真有主持“实话实说”的风范。
人民大会堂第一声“我反对”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投票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时，来自台湾代表团的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
黄顺兴，早年在日本学习农学。1985年，黄顺兴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1992年，全国人大会上表决三峡工程时，他按 规则要求发言，但没有获准，他因而退席。后来他说:“大水又不会淹到台湾去。我是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这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反对票，弃权票都创造 了新纪录。1993年，他辞去全国人大常委并一度返回台湾。
两年后，黄顺兴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告别式后，他的骨灰被儿子带回了台湾，遵其遗嘱，撒在大海里。 （摄影 贺延光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整理）
钟南山：我不乱轰，我有的放矢
在今年两会上，73岁的钟南山锐气十足，批评会风，直言医改缺陷，对劳动合同法、政府工作报告的缺点，也直率陈言。
SARS事件之后，敢说真话的钟南山每次参加两会都会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人物。
在今年两会上，73岁的钟南山锐气十足，批评会风，直言医改缺陷，对劳动合同法、政府工作报告的缺点，也直率陈言。他说讲真话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因为父亲一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钟南山并不认为自己是“炮手”，也懂得拿捏说话的分寸。
南都周刊记者_石宴瑜 广州报道
3月17日上午9时30分，身着粉紫色衬衫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教授钟南山走下讲台，立刻被涌过来的学生们以及鲜花和小礼物围住，先是集体大合照，接着单个合影，最后是签名留念，钟南山都微笑着有求必应。
其实这是一堂名为《呼吸系统总论》的纯英语课，听课的除了广州医学院2007级临床医学专业60名学生，还有几十名广医教师、以及“蹭课”的其他专业同学。73岁的院士钟南山用了两天时间备课，他说：“我传授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理念。”
“尊重事实”是钟南山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讲真话”是他为人的原则，要像父亲一样“做人问心无愧”，即使成为呼吸系统疾病研究的权威，他也一直在自己的学生和团队里倡导这种精神。
今年的两会上，从医改不算成功到甲流瞒报、甲流欠账，钟南山聊的话题似乎句句都戳到卫生部痛处，但这位向来敢说真话有着学术良知的专家认为，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提高效率。
反感“大炮”这个词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过，人最可贵的是讲心里话，虽然讲心里话不一定是对的，我理解这个心里话就是指真话。
钟南山：是的。广州的孙志刚事件，我讲了“收容制度不见得是错、但是执行的人不对”的话，现在我也不觉得多大错，但是当时受到很多批评，甚至有人认为我很可耻。
可能我讲得不全面，可能我不大懂，也可能是我错了，但毕竟是我的心里话。所以我说过，任何单位或者群体，假如大家都能说心里话，这个群体肯定是生机勃勃的。
南都周刊：你的团队是这样做的吗？
钟南山：我们在讨论问题时绝对是生机勃勃的！他们可以当面不同意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关系，我非常鼓励。假如他讲得对，我会改。有时他不能说服我，我要坚持我的，我就会说过一两个星期再看看怎么样是对的，所以在我的团队里，都愿意讲真实的话。
南都周刊：感觉你讲话的语言其实是比较温和的，但近几年你多次被评为人大“炮手”，你怎么看这个称号？
钟南山：我并不欣赏这种提法，从来不欣赏自己被封的这个称号。不知道谁把我封为大炮手，我很反感这个词，什么叫大炮呢？好像感觉是没有原则的、乱轰的，而我是有的放矢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名称恰当。
大炮的意思带有点抢风头或者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想过引起媒体的注意。SARS时我跟香港有过对立，后来我去过香港几次，非常诚恳地说了我的看法，后来绝大多数报纸包括苹果日报报道都比较客观。对媒体我抱着很尊重的态度，而且真诚地信任，往往媒体能很客观地报道我。
但是有极少数会断章取义，甚至是曲解，简直是无中生有。像这次两会我说到医疗改革工作，当时我和李克强副总理讲的时候，很强调大医院能不能帮助小医院提高水平，这是大医院的主要任务，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媒体报道会反过来，成了我说“大医院不要欺压小医院”，看到这样的题目觉得莫名其妙，简直是无中生有。
南都周刊：你说了根本不相信官方统计死亡数据后，有些人感觉是在挑战卫生部。
钟南山：我感觉卫生部的反应比较正面，起码跟我接触的人没让我感觉是给他们挑刺儿，包括我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一体化，实际上我的出发点是为卫生部说话，当然各人有不同理解。
那次我是有意识地讲的，我的学生全国都有，听到他们不少反映，当时要么根本不查，实际上临床症状和甲流一样，死了也就拉倒，少数查了以后交待不要报，这些情况越来越厉害，当时就讲了这话，我知道卫生部是不会瞒报的，问题在下面。我应该讲出来，让有关地方警惕，另外卫生部对他们也有一个监督，实际上讲完以后起到了这个作用。
南都周刊：你说过会议不是来吵架的，反映问题是为了帮助政府提高效率，所以一般并不会用激烈的方式表达观点？
钟南山：绝大多数我是很温和的，个别时候是很坚决的。比如说，根本不相信，从来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因为有很充足的依据这样讲，多数情况下很少有意识地把某个东西放在对立面。像有媒体报道说，“钟南山炮轰卫生部和人事部”，这种提法也不合适。我只是觉得不落实的东西说了要赶快解决，但是拖了这么长时间还不落实，后来两个部回应说，我们早就发文件了，发文件不落实有什么用？在我了解的大多数医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好甲流没有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很多医院就苦了，“炮轰”这种标题容易引起反感，也容易引起一些朋友对我的顾虑，他们说你以后讲话要小心。
并无“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以你的个性，越是在讲很敏感的话的时候，越注意分寸，是吗？
钟南山：是！都七十几岁了，我知道应该怎样说不会伤害别人，只是要把这个问题讲明白，这个意图，不希望伤害任何人，因为人总会有做对、做错的时候，我只针对事情。
南都周刊：你曾经试过因为讲真话伤害到别人？
钟南山：当然有。很无意的话，伤到别人的自尊心，我后来才知道，就很后悔。经过了很多波折以后，人生上上下下，农村、城市、工厂，我懂得了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行。我有一条很好，知道错了就会改，哪怕现在也是这样。这点我还没有那种所谓特别强势的感觉，我想我没有“舍我其谁”（的霸气）。
南都周刊：如何避免伤害到人？
钟南山：看他是少数还是大多数。像健字号保健品抗疲劳药掺入了治阳痿的药，减肥药加入了中枢抑制食欲的药或者泻药，我讲了之后说不定断了一些人的生计，也可能会引起一些报复。作为一个医生，最重要的是保护更多的人，不然很多人用了出现心脏病的复发、各种各样的情况，出于医生的良心，必须很鲜明地讲出来，而且我有依据，所以才敢鲜明地讲出来。这些人对我可能很憎恨。
南都周刊：说真话是你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
钟南山：是，他从来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南都周刊：在大家心目中你是敢言的形象代言人，这几年讲真话的经历会让你更有压力吗？
钟南山：我涉及的问题常常是老百姓健康的问题，其他方面我懂得很少，涉及老百姓健康的一定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我从大家的支持中得到力量。所以我觉得更应该这么做。
南都周刊：要能像你一样做到坚持讲真话，有什么是必需的？
钟南山：首先是领导，各级领导应该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很多领导不太喜欢听真话。因为讲真话后头往往是不同的意见。或者其中有跟领导不同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可能是对的。敢不敢讲真话，在一个团队里，关键是带头人。
白岩松：当你不畏惧的时候，就会说真话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
白岩松，央视新闻评论员，致力于以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的言论推动社会进步。
说真话，有勇气，有价值，有推动力。这是白岩松对自己言论的要求。他说，等到真正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
南都周刊记者_张守刚 谢舒舒（实习生） 北京报道 摄影_邵欣
直播两会，白岩松已经算是“老人”。
12年前，央视第一次大规模直播两会，十几场直播都由他主持。从那时起，他已经直播或评论了12年的两会节目。他总结这12年的最大改变：两会终于由过去每年一次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把生活当政治”的季节。
“民生生活成为第一要务，这就是两会回归到它的本源了。”他解释说。
这两年，他也从一位节目主持人转型为时事评论员，尖锐又不乏理性的言论经常被放于网站首页。同时，他挨骂也更多了。
好在业界再次褒奖了他的付出。3月份，新周刊举办的“中国电视榜”，白岩松和他的《新闻1+1》成为最大赢家，将“年度电视节目奖”、“最佳时评节目”、“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收入囊中。
颁奖的时候，他又说了一番得罪电视大佬的“真话”。他称中国电视的发展取决于现在的既得利益者，“当他作为改革者推动的时候，一腔热血，一转身他成了既得利益者了，有权了有名了有钱了，开始保护自己的利益了。我非常看不惯有的昨天还是一个改革者，今天一转身就在阻拦着改革。”他也警惕着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他也深知，国内做时事评论的电视栏目太少了，为什么太少？太难了。两年来，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几乎真正的尖锐一点的时事评论，依然只有《新闻1+1》。他不喜欢这种局面，他甚至希望明年能不获奖，《新闻1+1》被其他栏目“干掉”。
“我从来没有像这两年这么孤独过。”他说。
“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
南都周刊：这个月底，你主持的新闻评论节目《新闻1+1》2周年了，在这个平台上，你自己的说话自由度能达到百分之多少？你能自己掌控话题吗？
白岩松：等到充分的自由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早已经被抛弃掉了，该由另一代人来唱戏了，但转折的时候正需要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推动，去扩展，然后还能争取被各界所接受。我经常有沮丧的时候，但很少抱怨，因为抱怨没用，能不能改变才很有用。我相信中国的媒体人，干新闻的，多有沮丧之时，但是抱怨没价值。
《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跟我说过一句话：“老白，能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最好的群众。”有道理。听了他那句话之后我很多方式方法都在改变，我力图去改变和建设，抱怨只会让自己一时觉得蛮过瘾的，其实伤别人也伤自己。但有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提供改变的选择项的话，往往世界会接受你的建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两个酒吧，一个倒闭了，另一个生意很好。仔细一探讨原因，第一个酒吧是任何客人进来，然后服务员都问，请问您啤酒里面加鸡蛋吗？百分之八十的人说不加，它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意。第二个酒吧，服务员问的是，您是加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选择加一个鸡蛋，还有百分之二十的选择两个。我觉得很有趣，生活中每天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总在想：你为决策提供进步的选择了吗？
“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
南都周刊：不久前两会刚刚结束。之前大家会觉得两会是政府的一件事情，现在公众对这个事情议论明显多了很多。
白岩松：我觉得大家希望不“被代表”。大家希望自己的声音真的有人代表自己，去发出来，包括自己也有渠道去发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对自身权利的关注显然在增长。
南都周刊：这个“增长”是个什么程度？
白岩松：在中国任何事情你也别指望一夜之间就怎么样了，那太可怕了。从我的这种角度看，我害怕中国任何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哪怕是大家期待的好的，因为引起的危险都太大。它应该是一种渐进式的，但是方向必须非常明确，是向前的，而且保持一定的速度，我觉得这会比较合适。
南都周刊：有人说，不管是民意对提案的狠批，还是对“炮手”的热赞，都呈现了民权意识的普遍高涨。你觉得“高涨”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
白岩松：一个健康的社会，不仅仅鼓励有正确的声音出现，也要包容不正确的声音。我们不能总以为自己是对的，而打压那些错的，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以同样的热情把对的也打掉，这是我非常担心的。
比如几年前就有人说过，这些委员代表怎么只代表自己那个行业的利益？废话！如果不代表他的行业他应该代表谁呢？如果每个人都不代表他自己，每人都认为我代表国家，我代表所有的民众，我认为这是太荒唐的一件事情。可是媒体为什么不清楚这一点呢？
南都周刊：有一些很刺耳的，比如某制药公司总经理宗立成称“医改如果成功，是全国人民的悲剧”。如此为自己的群体代言，是否太过分？
白岩松：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媒体和公众慢慢学会刺耳（的话）也要听，他有说刺耳话的权利，不是吗？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话，难道不该从此做起吗？如果他没违法的话，如果他没有触碰太强烈的核心道德的话，他有权说刺耳的话。你要知道，有权说刺耳的话跟有权说真话是一样的重要，如果大家只是下意识地认为说真话是该得到维护，说刺耳的话是要痛打落水狗，有一天连人说真话的可能都没有。
南都周刊：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媒体和大众对两会热点中近似于娱乐化的解释和解读，比如李小琳的拉丁舞、总理记者会上的美女翻译、张晓梅的系列提案等，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份宽容？
白岩松：非常正常，如果你回头去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进程的话，我们居然可以娱乐一下两会，难道不是进步吗？在过去很荒唐的岁月里头你敢娱乐两会吗？没有。现在可以娱乐了，进步了，但是仅到此为止，进步不大，我期待下一步的进步。
我今年两会的第二天就做了一期节目《少追明星多追问题》，因为当时看到刘翔他们被追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的注意力有点偏了。首先我认为它是进步，大家可以娱乐它，但另一方面还是要追问题，两会是要追问题，是要追解决的答案。要说我对今年两会有什么不太满意的话，就是听着蛮过瘾的话挺多的，但是听着让我眼前一亮的方案很少。
“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南都周刊：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但中新社采访了近20位人大代表，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并不难。在你看来，讲真话越来越难，还是越来越容易？讲真话的委员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
白岩松：从这几十年来看，说真话当然是越来越容易。想一想说真话曾经丢命，现在会吗？遇罗克，丢命了吧，张志新，丢命了吧，现在不会吧？所以毫无疑问就是进步了，但是我觉得离大家期待的还远。这里有一个概念，讲真话的对立面是不是“假话”呢？我认为，讲真话的对立面更大比例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
大家不满意的是目前“空话”、“套话”成比例地在增长。你说多少人说了假话了？你在两会上都找到几个真正说假话的？没有。我觉得这一波“讲真话”的呼吁针对的不是假话，而是空话和套话，以及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阿谀奉承的话。我觉得这是关键。
南都周刊：你认为说套话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整个官场几千年没法改变的问题？
白岩松：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不太能容忍这些东西了，周洋说感谢父母，你不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喜欢周洋的说法，而反感我们官员的那种说法？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那个体育官员甚至也起到了“好”作用。我觉得将来先“感谢国家”容易出现笑场的效果，成笑场语。你不信试试，你得了什么《南都周刊》内部奖你上去说我先“感谢国家”，底下肯定哈哈大笑鼓掌，它被解构了。
南都周刊：政协委员朱振中针砭党政部门搞形式、唱高调的发言，8分钟赢得9次热烈掌声。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讲真话？
白岩松：当你真正不畏惧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仅仅是因为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就开始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空话套话。我就经常会觉得人怎么想不明白呢，你有什么可畏惧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个时代早已改变了过去的“此处不留爷，就是葬身处”，所以我觉得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少一点畏惧就会多一点真话。
还有一个，讲真话不仅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就从法律的层面决定了你要讲真话，政府你要率先去讲。有的时候挺奇怪的，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刚才还说得特好呢，话筒一到嘴边，比领导还空。但是你要理解，这是环境造成的，所以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慢慢来。
南都周刊：有个问题，不知你方便不方便回答。倪萍在两会期间向媒体称，“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好像也是真话、实话，你对此有何评价？
白岩松：我相信中国的人大代表里头，绝大多数跟倪萍一样，对吗？倪萍说出来了，挨了一通臭骂，然后没说的啥事没有，我们是不是在鼓励大家沉默是金？我觉得公众在骂倪萍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她说的是假话吗？她是不是点出了一个事实？
南都周刊：跟倪萍的话题有关，有委员发起联名提案，建议给人民大会堂的表决器加个盖，以免会场上的摄像机扫射过来增加压力。这种提议有必要吗？
白岩松：当然有。这不仅仅是一个表决器加个盖的问题，还是需要秘密投票的问题。如果谁都不知道你是投了反对票还是赞成票，那么才能真正地反映民意。
“民主的速度与模式是大问题”
南都周刊：从网络征集民意到两会微博，民众连通两会的手段也与时俱进，BBC的报道用了“e两会”这个词。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媒体技术手段的进步，才进一步燃起民众对议政的热情？
白岩松：只不过是参与的技术手段更便捷丰富，但是起实质作用的可不是它，起实质作用的还是时代究竟进步到怎样的地步。有了电视已经那么多年，不是很久也没有直播吗？所以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但我觉得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先天具有更加民主的特质，很好，正好嵌在中国的民主进程当中，会在中国发挥可能比其他国家更重要的作用。
南都周刊：相对技术手段的进步，有些民主化的进程是不是显得太慢了一些？
白岩松：我觉得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而且我对未来的判断不是那么悲观。它不是说谁赐予的，而是社会发展到这一个地步，矛盾积累到这一个地步，问题积累到这一个地步，必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层面。
大家说（民主）这个话题还是觉得蛮敏感的，其实我一点都不认为敏感，十七大闭幕式之前直播一个小时，我谈的全是民主，当时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我说你惊讶什么呀？你是不是没仔细看过十七大报告？关于民主进程，在十七大报告里写得非常多，而且非常大胆，所以我觉得十七大是两个民，一个“民生”，那时候被媒体关注了；还有一个是民主，大家没太关注，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敏感的。
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但是速度和模式是当下的大问题。中国该实施一个什么模式的民主？我不是说官方的语言，我自己都在觉得直接照搬西方的肯定没戏。五年之内我们看看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同样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三个人要竞争一个县委书记。会不会是这样从党内的票决和竞争开始？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速度，这个不用说了，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在中国很多改革都是渐进式，但是它必须拥有一定的速度，因为太慢的话，积累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不能够承受的，所以这里要有一个很和谐的速度相对应。这个我不太悲观，我觉得民主是不可阻挡的。
“听话”的张朝阳“火”了
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日，张朝阳出席“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
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2010年伊始，沉寂很久的张朝阳忽然火起来，原因是他的一番讲话，被认为讲了真话。众人由此认为，张显然是个有常识的人。据说，他在演讲的时候，网络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由此可见，张甚至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人们对张朝阳的溢美，并不过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公众视线中的张，除了他那些刻意为之的个人形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言辞虚以委蛇。也就是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张其实是一个善于说套话，甚至说假话的人。
“听话、出活”
熟悉清华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所著名的学府提倡的校园文化价值是厚德载物，但流行的乃是“听话、出活”这样的市井格言。张朝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的身上显然有着清华大学的集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既听话，又出活的人。即使在麻省理工读了博士，这种品质依然是他最醒目的标志。
有人曾经分析过张的生态。今日中国内地互联网领域，新浪是流量最大的网络综合门户网站；网易的新闻门户意义稍微差一些，但它的信息服务在深度方面做得相当到位，网易第一次跨越了网络阅读的快餐文化，引领受众正在朝深度发展；百度的要点当然是中文搜索；腾讯有个可爱的QQ,这个小小的即时聊天工具笼络了一大批未成熟和半成熟的年轻人；盛大靠游戏赚钱；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只有起步很早的搜狐到今天为止，似乎无法总结出一条真正有含金量的核心价值。
说实话，在新闻门户老大的位置被新浪夺走之后，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要想再次寻找到真正的核心价值，的确难上加难。在网易的短消息服务爆得大利之后，张朝阳曾经想开辟中国最大最优秀的彩信服务，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路径，不过却没有得到信息管理部门的眷顾，张朝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资金来推广，不料却栽在管理层的手上。
这个时候，张朝阳身上的品质拯救了他，他开始回到“听话”的位置上，认同体制，认同管理，张开始在他的话语体系里置放一套非常娴熟的主流话语。人们甚至看到张朝阳忽然成了抵制外国产品、抵制家乐福的呐喊者和组织者，虽然他的私人游艇可能还放在嘎纳的海边，虽然他的一身派头都是外国叫得上号的知名品牌。
可以说，过去的这些年，张朝阳话语体系主流复主流，事实上与他的公司战略有关。公司的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
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该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自由经济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了呢？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张朝阳，从此来了一个华丽转身，非常决绝地走上了意见领袖的道路呢？
的确，如果没有留意过张朝阳过去的言辞，今天他的表达简直就是哈耶克自由企业理论在中国的见证辞。
比如张说，“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及在轻工业领域部分的市场化创造了made in China的奇迹，人类消费产品链条的中下游几乎被廉价的中国产品垄断，这就是30年经济奇迹的原因。”站在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层面看，张朝阳的确道出了事实，由于后发劣势，以及核心技术的滞后，中国的发展被逼到了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张的意思其实是想说，这种分工局面，是一种市场的自发秩序，而不是中国人的理性选择。
再比如，张朝阳把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而且张断言，这种竞争的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我们无法战胜美国！”应该说，这样的描述，视野足够开阔，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张朝阳在这里肯定了普世价值，他其实是在暗示，真正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前提的，而中国要想发展，首要问题是要追求人的解放。
当然，作为一个新经济新技术的公司人，张朝阳更加重视创新，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新，我们目前只有民营企业才参与全方位竞争，而国有企业通常情况下，都在依靠垄断分享利益”。
张的话有道理，翻看人类科技史，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都是个人劳动，或者说，都是由私人机构推动，而国有企业向来热爱宏大叙事，他们不在乎技术的更新，不在乎人的发展。
我相信张朝阳的这些陈述，都是肺腑之言。一名以赚钱为使命的企业家，没有必要在言论方面刻意求新。
问题是，张显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轨迹，如果中国的全球产业分工位置持续走低，他所在的新经济领域，必定越来越萎缩，一个靠粗放型加工寻求发展的市场，显然不需要那么多新观念和新技术，中国的一批新经济企业有可能被导入到陈旧的企业制度模式之中。今天看起来锐气十足的互联网企业，他日极有可能重蹈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人浮于事、发展乏力、腐败盛行的覆辙。
也就是说，即使仅仅从利益出发，张朝阳也不愿意这样的局面出现。现实的市场逻辑是，任何一家新经济企业，都是以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在这里，信息自由不再是一种泛政治口号，而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说，在这样的层面上看，今天的张朝阳的确说了真话，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真话。没有人能够超越“屁股决定脑袋”的魔咒，张朝阳也是如此。
张朝阳的真心话
● 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收集着我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 kingdom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的。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
● 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 具体怎么做？问题很复杂，但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任志强， 与大众为敌的“争话”逻辑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
日，任志强在第五届中国地产金融年会上发言。他的脸上总是紧张的肌肉，夸张有余的表情，似乎向外传递着他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
“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任志强
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众人都说任志强又名“任大炮”，言下之意，是指任志强这个人喜欢信口开河，故作惊人之语。事实上，任志强近几年的确靠着他那张大嘴，赢得一身骂名，以至于有的人咬牙切齿，死活把任志强当成了中国房地产资本家的代言人。
在这个仇富心态暴涨，房价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年代，任志强当然是一个送上来的大好靶子。他夜以继日显摆自以为正确的观点，人们废寝忘食发泄自以为正确的愤怒。这个国家因为任志强，成了一台戏。
从盲从到不迎合
说实话，人们的愤怒事实上抬举了任志强。在一大串牛气冲天的房地产公司中，华远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企业。从规模上看，华远地产进入不了房地产企业的前50名；从产权上看，华远地产至今仍是一家由北京市西城区主管的国有企业。
任志强左右不了中国楼市的大局，甚至连搅浑北京楼市的能力也没有；而国企的制度安排，表明任志强的个人财富，主要还是靠工资和奖金，尽管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可能做了一些产权改革的尝试，但华远地产国有体制不变，下面再怎么修改，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联产承包”。也就是说，跟潘石屹、黄如论、杨国强、朱孟依这些地产大佬相比，任志强撑死了也就算一种“小富即安”，他不是那种富可敌国的商人，按当下的体制来看，任志强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市面上爱侃大山的“小处长”。
北京的大街小巷充斥着这种膀粗腰圆、唾沫星子横飞的“侃爷”，任志强对自己的“侃爷”风格并不忌讳，并且认为自己天生就关注政治，关注经济，喜欢宏大叙事：“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从抗美援朝开始到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我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
但任志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每一次侃大山，都是一次学术演绎。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任志强长谈，他上来就言明自己的法学方法论：“律师在法庭上辩论，他肯定攻击对方认为最不应该被攻击的地方，他会选择攻击点，这是一种法学习惯。学过法律的人可能更多会从这些角度，或者从这些方法来思考。”
在他看来，像马列主义的很多东西，比如“否定之否定”，实际上带有哲学和法学的方法论。这样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会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从相反的方向看问题。“不但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而且可能提出一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观点，这可能是我总是引起大众误会的一个原因。”
很明显，任志强带有一种法学方法论的自信。当他对那些愤怒的人们说话，事实上他先入为主地给自己预设了一种法学启蒙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任志强曾经以“贪污罪”被组织收监，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他只能看到法律方面的书，监狱不提供其他的书。因为要自我辩护，任志强不仅将《法学概论》这样的理论书读得烂熟，而且把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从头到尾背了下来。日后任志强笑谈道，是看守所的生活把他逼上了法学之路，从此，这种情绪激动、满嘴跑风，时不时惹出麻烦的人，竟然建构起了自己的法学思考习惯。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应该说任志强是有所准备的，他会通过读书为自己找自信。我上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就放着《乌合之众》和《身份的焦虑》两本书。话语之间，他甚至翻开书，大声念阿兰·德波顿的话：“报纸会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
这里，任志强理解的“势利者”应该是指市井层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大众，所以他自我解嘲地说：“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是人们首选的表达方式。但很遗憾，我不迎合乌合之众。”
熟悉任志强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爱琢磨的人，这意味着，虽然媒体想方设法试图抓住他的某句话进行炒作，但他对媒体的怀疑与审视却一如既往。很多时候，任志强并不是一个迎合媒体的人，有的时候他甚至有些刻薄。所以，接触过任志强的媒体人都说他不好对付，很多人会在他毫不客气的质问下落荒而逃。
圈子里有这么一个传说，一次，他对一个记者直接发飙：你什么都不懂， 也敢来采访我？我相信这样的传言不虚，事实上，我第一次走进任志强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抬头，继续改他的文件，说就一边改文件一边采访吧。后来，我们熟悉了，他才哈哈大笑，说他对媒体的态度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天生就是一个把话拧着说的人，凡事要反过来想想，不怀疑一下，浑身都不舒服。
我能想象任志强一些时候对媒体的某种不屑，他的脸上那些总是紧张的肌肉，那些夸张有余的表情，事实上是他刻意流露出来的、自以为看透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骄傲和骄傲的知识”。我曾经问他，一个戴过红袖章、当过红卫兵的中国人，难道他的血液里没有残留着那些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时代癫痫病症吗？他立即回答说，有，但他强调，正因此让他学会了思考。
“那时候我很盲从，比如认为共产主义要来了、林彪就是接班人等等。盲从之后，会思考的人会发现，不能盲从，所以我才开始倒过来说话。”
这是一个有方法论价值的自我解读。如果说以前大众盲从的是领袖，那么领袖走下圣坛之后，每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不盲从大众。当我把这样的理解说给任志强，他刻板的脸终于有所展开，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媒体里强调某一个局部的观点，以至于受众仅仅感知他的片言只语，就开始破口大骂；更没有在愤怒之余，起身，中途离场，让那些兴趣高涨的人们忽然找不到对手。我们眼前的任志强，他的思绪回到了他自己，他自己的人生过程，他的知识结构，他的价值追求，他不时开怀大笑，仿佛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思考和追问尽收眼底。
思考者的尴尬
其实，采访任志强之前，我有一个预置性的对话姿态：绕过当下热闹的市场沸点，去做一次安静的、略带思辨色彩的对话。理由无他，乃是为了将任志强在一片谩骂之中加以还原。
一个奇怪的现象便是：他可能一直在试图基于某种体系说话，试图说出一些常识，这样的常识看起来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但稍微耐心去倾听，就能发现任志强的整体意义，不过，受众显然没有耐心，在几个孤立的词句之后，排山倒海的语言围攻便接踵而来。由此，一直试图思考的任志强忽然成为了某种闹剧中的靶子，而那些展开攻击的人们，事实上他们手中的武器更加苍白，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而已。
在他的身上，堆积着太多的疑问。那些惹来围攻的言说，是他信口开河嘛？在目前曝光率很高的一批中国企业家中，陈东升、毛振华、任志强可能是最具数据意识和文献意识的几个人，前两人乃经济学科班出身，师从董辅，而任志强唯一的大学经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了一个研究生班，他坦承没有进过几次课堂，不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听过任志强的演讲，应该能发现他每一次演讲几乎都连带着大量的数据和文献，这样来看，围绕他的诸多争吵几乎就是一个幽默，任志强自以为是地言说，听众简单快意地谩骂，某种由大多数人组成的词语暴力似乎形成了对任志强的包围。
那他是不是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任志强至今不过是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但他呈现的所有言说却似乎与自由市场经济有关。我相信大多数攻击任志强的人，都有一种公平的追求，都有某种仇富的心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屁股决定脑袋，任志强应该是一名国有经济的捍卫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阐释家。但人们对任志强的攻击存在先天性的错位，似乎选错了目标。因为任志强显然不是一个“奸商”，不是一名“暴发户”。以制度论，他可能只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商人。
但吊诡的是，既然只是一个国企代言人，为什么在任志强的身上，又看不到通常意义上的遮遮掩掩，看不到那种有些虚伪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很难听到那种官话和套话？
有一种说法：王石这样的人因为无法改变万科的国有体制，只能靠爬山和NGO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这样的解释成立的话，那么任志强应该就是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成不了大企业家，所以他选择用思考，甚至是用学术思考来寻找人生价值。
如果任志强真的是以学术思辨为生，那么，那些粗糙的争吵就有价值。面对任志强，我的问题在于，一个经历过饥饿、“文革”和开放的中国人，他为什么想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是否有些矫枉过正，是否又陷入另外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中，为什么在一片咒骂声中，他竟然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一个人自以为是，独自前行？
一个丰富的人生案例，显然比那些莫衷一是的观点之争和利益之争更让人有兴趣。像任志强怀疑大众的每一句谩骂一样，人们也有权利怀疑任志强的每一次耸人听闻的言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吵闹之中，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多样性，我们才会真的远离遮蔽，远离盲从，渐渐成为一个个有权利、有思考的人。
任志强“争话”录（整理实习生杨胤）
● 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利!
● 不让穷人买得起商品房!
● 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行为!
● 买卖有理,炒房无罪!
● 中国住房分为穷人区与富人区很正常。
● 房价降了，房地产开发商有权不盖房。
● 商品房定价无需公众监督。
● 历史证明房价永远都是上涨。
● 对真正有钱的人来说房价还不够高。
● 严格说来开发商被强奸了。
● 买不起房你为什么不回你农村。
● 85%家庭买不起房结论简直荒谬。
●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要一下子超越自己的父辈呢？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错误观念，就是住房体系中，总是说居者有其屋，按道理说，应该是居者有其所，有地方住就行了。
● 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 他不买天价地，他就没地，饿死了。所以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
● 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
● 房地产比鱼翅，鱼翅再贵也不是泡沫。
● 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
● 房地产非暴利，农民工也买得起房子。
● 如果你不是中高收入阶层，你就别在这谈房地产市场，这个市场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 国有企业家、国有资本，政府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我们干房地产我就不干房地产。我们只是当丫环的，都是政府说了算。
● 宏观调控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房价下跌，而是让房价稳定增长，不能因为房价没有下跌就认定宏观调控不到位。
● 买房子其实不是解决居住问题,房子是一种财富,就像钻石戒指一样。
● 买不起房别指望房子降价。
● 住建部管不了房价。
● 楼市政策越紧，房价越高。
● 天价地上盖什么户型的房子都不会是保障。大多数骂房价高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又不敢说政府，就只剩骂开发商了。
● 房地产打下去GDP就掉下去了，GDP掉下去，温总理比我们开发商还急。
● 拿地得先有钱，钱呢？看来也不是我无能，是央企太有钱了。
● 北京的房价是高，但高得是有道理的，目前也降不下来。
胡舒立的第三条道路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摄影_Mark Leong
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
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胡舒立的姿态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而在2009年，她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
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她就是一个写字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并不是一个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
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 《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悲凉的命运。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军阀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后来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沉寂数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兴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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