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年第04期
《书屋》2002年第04期　
《书屋》二二年第四期（总第五十四期）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 古　今
学界新论 母语的陷落 郜元宝
学界新论 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 陈方正
灯下随笔 弦外说琴 徐　康
灯下随笔 风华绝代 王开林
灯下随笔 “局外人”抑或“介入者”　唐小兵
灯下随笔 历史痕迹的产生 吴明明
灯下随笔 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变奏 邱从强
说长论短 师道尊严？ 尔　建
说长论短 禽兽不如的人类 达　然
说长论短 苏东坡真的“不辞长作岭南人”吗？ 袁　昕
经典回眸 《红楼梦》的性与爱 徐振辉
其人其事 天子门生 门生天子 山　谷
其人其事 唐圭璋与《沁园春?雪》 曹辛华 郑伟丽
法制经纬 法治、法律国家和法律 袁传旭
经济广角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则） 卢周来
前言后语 生死边缘的沉思 张立文
书屋品茗 星际旅行：可能还是幻想？ 陈　坪
专栏集萃 雪尘语画（之四） 张　渝
浮生书缘 从“雪夜关门读禁书”说起 苏祖祥
编读往来 《重读上帝》一文读后 齐红伟
补　　白 牢狱是思想的天堂 许伯卿
补　　白 缺钙的字 简　飙
补　　白　皇帝与宰相 熊召政
补　　白　官员不能说实话 睦达明
补　　白　幽 默 顾关元
封　 二 啼笑墨缘　黄永厚文画
封　 三 看《挖蔓菁》　韩　羽文画　　《书屋》2002年第四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古 今
　　推窗远眺，灰暗低垂的冬云渐渐消逝了，淡蓝的天际飘浮着一点点洁白的云彩。在广袤的田野上，静静的草地和摇曳的枝头，明媚的春光朦朦胧胧地氤氲着浓浓的绿意，透明的风轻拍手掌，那万紫千红的花朵正绽放出动人的笑容……
　　东方风来满眼春啊!
　　十年前的春天，一位饱经沦桑的睿智老人立定在南中国惊涛拍岸的大海边，凭着矢志不移的信念、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昂扬不止的激情，通过一生的沉思，再一次用他那熟悉而高亢的钢铁般掷地的声音，诠释了一个年轻而古老中国世纪航行的方向。就是这样一位慈祥可敬的长者的大胆思索和不断超越，神州大地才弹拨出一曲激越奔放的改革开放之歌，人民因之歌唱，山河因之舞蹈，世界因之鼓呼，时代的巨轮因之飞速旋转。
　　是的，春天是多梦的季节，也是多思的季节，一切生命的思索都在春天里悄然发芽:青年思索着美丽幸福而又艰辛曲折的未来，科学家思索着无穷现象中神奇有趣而又重重疑团的奥秘，农民思索着芬芳醉人而又劳作辛苦的土地……
　　长于坚持不懈地独立思考与探索，或许是人贵为生命的本质特征。通常，面对浩瀚的自然和复杂的社会，作为个体的人往往显得渺小和无奈、寂寞和无能，所以多会扪心自问，诸如人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怎样在短暂的岁月里活出生命的光亮和滋味，建设一个美满的人生和社会，等等。正因为有这样寻根究底的追问和一往无前的探索，世世代代的人才能不断地发现自身的弱点与缺陷，走出愚昧和无知，趋于理想的乐园。尽管形形色色的个体生命因其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不同，伟人与凡人思索的路径与结果也千差万别，但浩浩长河和涓涓细流终汇成江洋大海，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历程不可或缺的深深足迹。
　　春天来了，伸开我们在沉寂的寒冬里紧紧抱住的双臂，每一瓣晶亮的雨花，每一缕温煦的阳光，每一丝暖和的清风，都能激起我们胸膛里涌动的思索的渴念。而惯于以“位卑未敢忘忧国”自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知识分子们，然此时，思索的枝头该挂满什么样的硕果呢?
　　封面书影介绍――《安徽俗话报》《安徽俗话报》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创刊于安徽芜湖，半月刊，朔望发行，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陈独秀主编兼主笔。芜湖科学图书社发行。稿件基本上为内稿，故具有同人刊物性质；主要撰稿者为桐城学堂教员及芜湖科学图书社社员。选择当时经济及政治发展较为落后闭塞的安徽作为办刊地，实想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对群众循循善诱，将新思想的革命种子播诸内地，以唤起皖人的觉醒。
　　该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蔡元培语），兼具报纸与杂志的特点，以救亡图存和开通民智为其宗旨，既有政治评论及社会改革动态之报道，又介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知识。举凡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要件乃至戏曲、兵事、格致及卫生，都先后开设专栏。该报始印一千份，因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内容新鲜活泼，所提问题发人深省，为读者所喜爱，因而极为畅销，时有再版乃至重印三版者；最终增至三千份，而“为海内各白话报之冠”。除在省内各府、州、县设销售处外，还在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武昌、长沙、南昌等地设有代办所。
　　因第十二期揭露英帝与沙俄竞相有吞并我西藏之心而得罪英帝，在英驻芜领事的要求下被当局勒令停刊三月余；又陈独秀同时从事革命团体的组织准备工作，亦于二十期后停刊三月，故刊发时有间歇。至一九○五年八月，共发行二十二期（一说二十三期）。因陈独秀转向其他革命工作而停刊。
　　（万方 文）　　母语的陷落　　
　　上篇 从比较到评判：不平等的“语言接
　　十九世纪末以迄于今，中国知识界连续发起了关于语言文字的多次大讨论，从清末维新派的汉语注音方案、裘廷梁倡议“崇白话而废文言”到民国初年关于读音统一和注音字母的争论，从《民报》主编章太炎和《新世纪》主编吴稚晖关于是否“废除汉文采用万国新语”的争论到“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圣经》的出版、《尝试集》和《狂人日记》的发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激进的批评家激烈攻击“五四”白话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文言复兴运动”到“大众语”和“新文字”的提倡以及“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竞争，从四十年代初“民族形式”的讨论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文风的特别强调直至所谓“毛语”、“毛文体”的诞生与流行，从“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到五十年代“新诗格律”的再一次争论，从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反复争夺战（改“国文课”为“国语课”、是否“读经”以及白话文范文的选择）到文学翻译的“顺与不顺”、“意译”、“直译”、“硬译”和学术上专门术语的翻译问题、新名词引进问题、欧化语法问题以及文学创作中作家个人的文体追求，这些从来不曾中断的围绕语言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来自语言也归于语言的困惑与反思，几乎动员了大多数关心现代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如章太炎、章士钊、孙中山、吴稚晖、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胡乔木等，也有奠定中国现代哲学基础的哲学家如蔡元培、张东荪、冯友兰、石谦等；有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如鲁迅、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刘半农、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许地山、冯至、陈梦家、何其芳、沈从文、巴金、穆旦、路翎、汪曾祺、王蒙、韩少功、李锐、贾平凹、莫言、孙甘露、阎连科等，也有批评家成仿吾、胡风、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李长之等；有文史学家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吴宓、梅光迪、钱穆、傅斯年、郭绍虞、陈子展、钱钟书等，也有科学家任鸿隽、胡先X以及从胡愈之、陶行知到王懋祖等各个层次的教育家。他们往往兼跨多个领域，文化身份相当复杂。这份名单自然还可以开列得更加详细一些。不过仅仅以上所举已足以说明语言问题在现代中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被它所吸引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文化领域，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全体。
　　语言文字问题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知识界一个绝大的争点，起因乃是中西方的“语言接触”。
　　明清两代，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宣教，开始了中西方真正的“语言接触”。先是天主教徒为了传教，一方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另一方面则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以便更好地和中国士人沟通，因为“中国语文的研究，虽然不是当时的主题，偶有著作都不过为了他们同伴学习中国语文的方便，但就为了他们所作是为他们同伴的方便，常用罗马字母来注汉字的读音，就此引起了汉字可用字母注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1〕。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当推意大利人利玛窦和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利玛窦于1605年出版《西字奇迹》，今已难睹全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成于1626年，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2〕。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3〕。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4〕。
　　经过两百多年的沉寂，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继天主教士之后来华宣教，他们和汉语言文字变革有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大量翻译《圣经》。除文言文和“浅文理”译本之外，还有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各地土白的《圣经》，影响极大，不仅《圣经》本身得以流行，许多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也因此学会了用罗马字来应付日常生活〔5〕，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一批民众教育家基于改良思想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闻风而动的先是福建人、早期制造切韵字母的文字改革家卢憨章，他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夏腔）》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卢氏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与汉字有同等地位，这样既可以通过它学习汉字，将来也可代替汉字。
　　由于清政府和改良派的支持，发明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士层出不穷。这些作俑者都生活在厦门、上海、香港、天津、杭州等通商口岸（卢憨章为福建同安人，住厦门；蔡锡勇为福建龙歙人，沈学为上海人，力捷三为福建永泰人，王炳耀为广东东莞人，居香港；吴稚晖为无锡人，王照为直隶宁河人，居天津；劳乃宣为浙江桐乡人，居杭州），他们要么是清廷出使外洋的大臣、干员，要么是和传教士日夕往来而深通西文的学者，要么是派往西洋的留学生，对西洋语言文字的了解倍于从前，这就有可能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在整体上考察汉语的得失，比如在借鉴西方拼音文字探索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就普遍认为汉字不好――要求注音系统的帮助，本身就是不好的证明。1898年8月，卢憨章的同乡林络存以“字学繁重，请用切音以便学问”为由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林氏认为采用切音字以后，汉字可“留为典要，能者从之，不必以此责令举国之人从事讲求，以疲其财力”。《传音快字》（1896）的作者蔡锡勇，《盛世元音》的作者沈学，都对汉语言文字提出了严厉批评。
　　站在最新获得的西方语言立场反思中国语言文字，还不限于语言学专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5年成书，其中就专门谈到语言文字问题。他认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理之自然也”，但后来汉语汉字的进化恰恰违反了“由繁趋简”的规律，变革在所难免。康氏轻易不肯示人的《大同书》更谓“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简易，便于交通者足矣”，繁复的汉语汉字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必须厉行改革，“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不仅中国语言文字必须做这种改革，其他国家也不能例外，将来大同世界，“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维新变法的另一健将谭嗣同在《仁学》（1896）中也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就明确提出了改革汉字的主张。
　　189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出版，显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各国语言文字演变大势的了解。黄氏比照西洋语言文字，对本国语言文字提出了言文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要求，直开“五四”先声。1898年，裘廷梁在他创办的中国第一份通俗报纸《无锡白话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更加明确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黄、裘二位所据知识背景乃至思维方式，与后来胡适之等人已非常接近。
　　也是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建中的《文通》。该书不仅在学术上认可了此前的汉字改革者们在与西方语言对比下反观汉语的基本思路，而且也正式奠定了将中国语言纳入西方语言学范畴的认知框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语言学的思维方式。胡适在二十一年之后做《国语的进化》和《国语文法的研究法》（1921年合为《国语文法概论》收入《胡适文存》卷三），特别赞扬马氏懂“比较的研究法”，“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考的材料”。尽管有许多语言学家批评马建忠过分依赖西洋文法来分析中国文法，但他们指责马氏方法论的同时，似乎并不警惕这种方法论所潜藏的显然不是马氏所独有的西文为优中文为劣的思想。
　　1904年4月，严复《英文汉诂》出版，该书《卮言》反复申说一国的统治者仅仅掌握本国语言文字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别国语言文字，才能提高“民智”而有益于国家：“今日东西诸国之君与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他还批评了某些认为“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其不兴者反是”的观点为“近似得半之说”：“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未闻徒尊重其语言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假道于*1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表面上，严复只是阐明“移译”仅仅是权宜之计，只是强调学习西文、直接阅读原著的重要性，但由他这位翻译大家、古文殿军说这番话，无异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汉语汉字的威严与自足：中西方“语言接触”一旦发生，中国人再也不能像汉唐翻译佛经那样，始终坚守母语本位的立场了。
　　在中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接触”中，比较中西文字优劣，成为一时风气，徐珂《清稗类钞》就有一则作者不明的《中外文字之比较》〔6〕。青年王国维翻译耶方斯（Jevons
　　W.S.）《辨学》，因耶氏认为辨学（逻辑学）乃研究“表思想之言语者”，王国维为了以中国传统“名辩之学”与耶氏对话，就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而每每发生中国语言文字不足用的感慨。王氏后来作《论近年之学术界》及《论新学语之输入》〔7〕，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显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而“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乃是继“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的第二次语言大变动和思想大变动的征兆，但他希望这一次的翻译西书、输入新学语，成绩应该比翻译佛典对中国文化贡献更大。这确是王氏过人之见。
　　在西方学术界，中西语言比较随着最初的中国热很早就兴起了，但西方学者比较中西语言与文字，并不总是像黑格尔那样倾向于贬低汉语言文字，比如威廉?冯?洪堡特根据他对汉语言文字间接的接触，不仅不认为汉语言文字比起西方语言文字有什么特别的缺点，相反倒是有西方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8〕。比洪堡特更早肯定中国语言文字的有莱布尼茨〔9〕，而比洪堡特稍晚的则有美国人欧内斯特?范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其《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1908年）反复论述中国语言文字比西方语言文字优越。此说后来被《学衡》派所重，作为对他们自己的支援〔10〕。
　　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显然是在另一种心境下进行中西语言比较的。对他们来说，在和西方语言接触之后，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汉语本身的问题，其意义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此跳出了自古以来封闭自足的汉语世界，在汉语之外寻到一个充满威势与希望的新语言作为支点，从整体上打量业已成为对象物的母语。在这种打量中，母语的神圣权威就彻底打破了。
　　青年王力著《中国古文法》（1928）时即敏锐指出，在中国，所谓语言比较的方法，实际上超出了文法学家的范围，而演变成一种判断好坏的态度。胡适1920年12月作《国语文法的研究法》，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之重要，严厉斥责非议马建忠的陈承泽所谓“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的主张，因这主张反对包含着或者说必然要得出好坏之判断的语言之比较。“比较的方法”，在胡适的话语结构中，本来就是“评判的态度”。胡适1919年12月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认为“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评判”既然已经是一种态度，分别好坏当然就是惟一目的。在当时普遍受挫的心理作用下，一有比较，即生优劣之论和批判之想，也很自然。到了晚清，“中国文字，才在外国文字底相形之下，被认为改革运动上的莫大障碍，改革中国文字本身的种种方案就不断地产生了”〔11〕。这是合乎历史真相的叙述。鲁迅在写于1934年的《关于新文字》中也以追记往事的口吻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着没有知道拼音文字以前，就不会想到象形文字的困难。”
　　现在学者们往往注重十九世纪中西语言文字大规模接触对汉语言文字内部结构产生的影响，比如语法的欧化，字汇的激增，现代汉语拼音系统的建立等等，而很少触及在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接触”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母语的态度的根本转变。这是描写语言学不屑问津的，却是发生在主体思想意识内部的变化，它必然反过来影响描写语言学为自己规定的描写对象。
　　下篇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母语的基本否定态度
　　正是在这股由比较中西语言文字之特征进而评判其优劣高下的思潮推动下，产生了对汉字和汉语极其猛烈的批判与否定。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班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更将剩余激情倾泻到汉语和汉字上面。他们恨煞了母语，认为正是它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按：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吴稚晖后来放弃了这个设想，但影响极大，比如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还推波助澜，提出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部分接受吴的设想的还有章太炎的另一个学生鲁迅。青年时代，鲁迅对“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野蛮”的风气多有针砭〔12〕，但五四以后，他也经常附和这种否定母语的论调，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多次声称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有人认为是钱玄同发明的，也有人说最初出自赵元任之口，但我在许多现代作家著作中读到这句话，都一无例外地不加引号，他们当时并不计较今天的所谓“知识产权”，都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话来使用，比如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劈头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共识，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在语言上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留学美国之初，收到别人散发的“废除汉字，
　　取用字母”的传单， 胡适一度很反感，
　　但很快就转变态度，完全相信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必然性〔13〕。在“文学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他还为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搁浅而感到遗憾，但他相信随着白话取代文言，口头语言占据统治地位，汉字拼音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14〕。
　　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具有某种含糊性，它只提到汉字，而与汉字紧密相连的汉语并未触及。事实上汉语也经常被包括在内，属于应“灭”之列。一方面，当时对汉字和汉语的界限并无截然划分，许多汉字改革的文章谈论的“汉字”、“汉文”就是“汉语”、“国语”的别名。汉字绝非孤立存在而和汉语不发生本质联系的字典里的字符，它本身就是几千年来汉语写作者记录、发挥汉语精神的惟一工具。人们对汉字的反感就源于他们对汉语本身的反感，改革汉字只是改革汉语的一个浅层次问题和先行手段，即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更好地记录不断变革中的汉语（从繁难的象形字到简笔字再到记录完全声音化也就是所谓和口语一致的大众语的拉丁新文字）。单纯的汉字改革并非问题的根本解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是连汉语也一并废除。
　　语言文字不加分别，甚至将文字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来审视，这是晚清学人从“言文分离”的角度批评母语的思潮所包含的对有关语言和文字之关系的一种重要认识，与后来成熟形态的所谓现代中国语言学割裂语言文字的做法，迥乎不同。当时人们异口同声地指责“言文分离”是汉语不可原谅的缺点，但这种指责恰恰包含着对“言文合一”的渴望。也就是说，在母语的批评者们看来，只有“言文合一”，才能确保语言的本质不被损害。因此，在最初对母语的指责乃至否定的声浪中，不是口语（语言的声音部分）而是文字（语言的书写部分）被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点，这与后来将语言的本质仅仅理解为发声的口语而将文字从语言的整体概念中驱逐出去只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只想指出，在清末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汉字的缺点不过是汉语的缺点的必然表现，他们向汉字发出挑战，并不认为汉语是无辜的，并不认为汉语本身很好，只是记录它的文字出了问题。比如当时许多人认为汉语是单音成词，容易混淆，也不利于表达感情，四声是不自然的规定，徒增学习的困难，还有方言众多，体系混乱，沟通为难。抑有进者，汉语既然几千年来都受到汉字和文言的宰制，那么汉字和文言的一切封建思想毒素早就注进了汉语，汉字改革的最终取向，必然是整个思想/语言彻底的洗心革面〔15〕。“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潜台词，实是“汉语不灭，中国必亡！”〔16〕
　　从康有为、吴稚晖到蔡元培、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吴玉章、胡愈之，中国几代汉字改革者同时也是激烈主张必须对汉语进行革命的，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认为改变汉语必须马上进行，此乃治本之策，有些人则认为治本之策毕竟遥远，不妨先治标，即从汉字改革开始。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是坚定的世界语鼓吹者，他完全同意当年和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形同水火的吴稚晖的意见，认为废灭汉字，只是“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涤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即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遽期――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于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剪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二十年代，尽管钱氏已经确立“国语运动”为其合适的工作范围，但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我近来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他指责周作人的论调太平和，而毫不掩饰自己的激烈：“记得当年吴老头儿反对汉语改用拼音，说这是‘三汉七洋的怪物’，他是主张根本不要汉语，采一种外国语作国语的，故有此论。他的话自然很有道理，而我却以为‘三汉七洋’也很好，我的野心，是由此而‘二汉八洋’，‘一汉九洋’，‘无汉全洋’。呜呼，吾盖欲由此怪物而引之使趋于全用外国语也。”〔17〕
　　当时确有人反对废除汉语，陈独秀就认为：“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陈氏认为废汉字可以做到，废汉语则颇难实行，他主张“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先改用罗马字母书之”。但陈氏对“并废中国言语”只是在具体进展上略有迟疑，承认“国语”的“不易废”，并不认为“不应废”、“不能废”。对汉语最后必须废除，他没有丝毫怀疑：“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既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18〕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以为，中国的语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就超出了汉字所能控制的范围，成为一种新语言了；换言之，原来的中国语言随着汉字的衰亡而正在或者已经死亡：“中国的社会，从政治的、学术的、直到日常的生活，经过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洗礼，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发展了新式的语言；一切新的关系、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变化，已经这样厉害的影响了口头上的言语，天天创造着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使文言的汉字不能够再束缚她。而汉字已经成了僵尸。”〔19〕所谓“汉字已经成了僵尸”，就是说汉字已失去了它原来所代表、所记录的汉语，成了没有内容的空壳。瞿秋白为此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汉语已经由原来以单音节的“字眼”（word）为主演变为以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字眼”为主，打破了形、音、义皆为单个的汉字记录系统；在双音和多音的新汉语里，形、音、义皆为孤立的单个汉字“仅仅只有音节的作用，没有字眼的作用”，“都只是在一定的字眼里面，代表着一定的声音而已”。汉字的功能既然已经拼音化了，何不立即“完完全全废除汉字”？废除汉字，到这时候已经不是废除汉语的先行手段，而是旧的汉语业已死亡的必然结果。
　　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变革，表面上只是在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系统中来了一个局部调整，即固有的文言被同样是中国固有的白话所取代，“国语”的发音标准获得多数认同，普遍尊重方言土语，外来语（欧化语法和外借词）很自然地被容易接受――凡此种种似乎都只是中国语言文字内部的一场变革，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场表面上看来只是内部发生的变革在观念和实践方面的启迪与推动的力量之源，就当认识到在外来语言刺激下中国语言文字的改变是实质性的：所改变的不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表面，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母语的关系与态度。尽管汉字终于没有废弃，尽管文言还有局部的保留，尽管在这种文言白话杂交共存的语言中终于没有像韩国、日本那样频繁地径用西洋和外国文字，但外国语言的精神通过词汇、语法乃至说话的腔调，毕竟已经渗透到汉语中来了。这种渗透是以表面上看不见的形式发生的，但实际上，字汇、语法、声韵（白话文的腔调或瞿秋白所谓的“文腔”）乃至基本语言观念即那决定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若干基本的哲学领悟，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
　　这是汉语言文字现代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人们对汉字汉语的信念受到了根本颠覆。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的狂言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执著的语言观念。他们先宣布一部分汉语（文言）为“死语言”，认为它早就是死人的、和现代活人无关、阻碍中国人前进、遮蔽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应该上天入地寻找一种最黑暗的语言来诅咒的、可憎恶的“幽灵的语言”，发誓与它不共戴天：不是叫我们为了汉字而牺牲自己，就是让汉字为了我们而灭亡。他们在亲手抛弃这个“死语言”的同时，坚苦卓绝地创造了为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白话文”，但马上又百般不满于这种创造，虽然在和文言对抗时，把“白话文”吹得天花乱坠，临到自己与“白话文”面面相对了，又横竖不顺眼，进一步要求“第三次文学/语言的革命”，创造出更新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然而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他们实际上只能在自己也不顺眼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非骡非马的杂交语言（白话文）的世界中运用这种语言，进行自己的创造，因此创造者们都有一种浮士德心理，从来不敢对自己正据以进行一切创造的工具、也是一切创造的目的（一切创造终将积淀于语言）的“现代汉语”赞一声：“你多美啊，请暂留驻！”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意识中，“赞美”、“感激”、“信赖”和“归依”的情感荡然无存，只有一种不断革命的意志。
　　在这种语言观念笼罩下，章太炎们对自家语言文字的国粹心理始终被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唾弃，更无论王国维们深爱其美而愿与之偕亡的决绝。新派知识分子有另一种决绝：希望汉字乃至汉语早日灭亡。在语言上，他们只瞩望于将来和别处的某种截然不同的“新语”，而现在的语言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注定要被后起的新语所代替。他们在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时，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了同样的“现在的屠杀者”。鲁迅也不例外，他只有在受到不可挡者的攻击，感到自己的“现在”受到威胁了，才肯为既非“之乎者也”亦非“Yes”“No”的“语体文”――“现在”的别无选择的语言――奋起辩解〔20〕。
　　不仅汉字和与之相联的汉语，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一个必须被否定、行将过时的文字和语言，而且，即使全民族花大力气制造推行用来取代汉字和汉语文化的“中国新文字”以及与之相联的“大众的科学的拉丁化的中国文化”〔21〕，也注定要被超越。实际上，即使在最激进的汉字改革者看来，拉丁化中国新文字和汉字在作为交流工具的本质上仍是相同的，即都是暂时的，不具有永恒意义。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汉字难学，导致中国一直不能消除大批文盲，五四以来新文化一直不能真正地启蒙大众，而拉丁化新文字则不仅一般民众易学易认，外国人也容易借此了解中国，只有在这一点上，它才显得优于汉字。胡愈之《有毒文谈》提醒人们注意，新文字只是对汉字声音的“翻译”，只是在难易程度上完成了转换，如果承认汉语汉字的“毒素”，势必会牵连到新文字，也就是说，汉字和新文字之间并没有有毒无毒之分。当时人们看重汉字拉丁化的只是易于学习这一点：“拉丁化的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的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既然文字价值的高低仅仅取决于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学习和使用的难易程度，那么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相比，虽然应该让位，但在拉丁化新文字尚未全面运用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掌握了汉字倒是新文字需要艰苦学习的情况下，允许汉字继续存在甚至容忍汉字和新文字并存，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汉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当时在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也是这样：“实际上，对于拉丁化将驱逐象形字（汉字）的恐惧是不足道的。拉丁化将造成广大的有智识的新人民，但有时间和金钱去受较高教育的人们，仍能学习旧文字（汉字），正好像我们在西洋仍然产生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一样。实际上，给人民大众一种求学的工具，将大大地增加旧文学、旧文化的智识，因为给了他们读写的基本能力，这是进化为无论何种较高教育的初步。在同样的意义上，拉丁化将因为刺激教育的进展速度和增加内地各省各县的交通的缘故，增进了国语的传播，而决不会阻止它的。这无论怎样看总是一种积极的贡献。”〔22〕当一种人造的新文字尚未普及之前，人们确实很难论证它和一种理想中的新文化的关系，所以只好限于肯定它作为工具的优越性，而工具的优越性总是相对的，所以至少在提倡者所处的时代，新文字绝对恒久的价值也不存在。
　　对固有的语言失望了，对心目中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文字新语言，也不能肯定它的恒久价值，这就加剧了一切都是暂时、一切都在过渡中的关于语言的整体想象。对语言（母语和可以想象到的新语言）一概抱这种并非休戚与共、只是暂时寄寓其中因而随时准备脱身离去的彷徨两可之心，实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语言观念。
　　此言不是理想的言，此地不是理想的家，中国人应该追求符合人类最终理想的更好的语言的家。这种态度，对于依附语言进行创造的一切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站在故乡的土地上一心想着飞往远方，揪住舌头而要唱出优美的歌。
　　以语言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分子珍爱本族和本国语言，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他们是民族国家当中最熟悉也最依靠语言的群体。世界各国知识分子推崇本族本国语言的言论举不胜举。屠格涅夫流寓法国，当一无所凭时，曾这样赞美“俄罗斯语言”：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惟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屠格涅夫从他深爱着的俄罗斯语言中找到了自己和民族的光荣，他无限信赖的俄罗斯语言在他最穷困的时候坚定了他动摇的信心与渺茫的希望。伟大的语言拯救了渺小的他，渺小的他只有赞美伟大的语言，而不能凌驾于语言之上来呵责它，唾弃它，改造它。在屠格涅夫看来，爱一个国家的语言，乃是爱国心的自然流露，也是高级形态的爱国；如果对国家的语言没有热爱之心，也就谈不上爱国。
　　另一位俄国作家果戈理在其小说《死魂灵》中，用更生动的笔调表达了他对母语的爱惜以及对疏远、鄙弃母语的所谓上流社会的厌恶。在当时俄国的“上流社会”，人们几乎“听不到合适的俄国话，他们用德国话、法国话、英国话和你应酬，多到令人情愿退避，连说话的样子也拼命的学来头，存本色：说法国话要用鼻音，或者发吼，说英国话呢，像一只鸟儿还不算到家，再得装出一副真像鸟儿的脸相，而且还要嗤笑那不会学着模样的人。他们所惟一避忌的，是一切俄国话。”从果戈理对上流社会绅士闺秀们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的滑稽模仿中，可以清楚地感到他是如何憎恶那些贵族阶级轻视母语的行为。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写于1882年，由作家巴金译出，刊于日由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第二卷六期，《死魂灵》则由晚年鲁迅疾力译出。不知道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个无限钦佩的俄国作家关于母语的殊途同归的态度作何感想。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绝不亚于屠格涅夫与果戈理，但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像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那样热爱本国的语言，倒是像果戈理笔下的上流社会腐朽堕落的绅士闺秀们那样竭力避忌母语。他们并不因为爱国，就认为这国家的语言也值得热爱；他们认为爱国和爱语言是两回事，可以爱国，却绝不可以爱这国家的语言。在他们看来，国是可爱的，而可爱的国家的语言则是可憎的，甚至正因为他们爱国，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语言的可憎，因为这个可憎恨的语言阻碍了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生存。
　　闻一多在郭沫若《女神》中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奇怪的价值冲突。闻一多指出，郭沫若“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它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它。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也许情绪与理智的分别并不确切，但那两种爱的冲突与分离，确实造成郭沫若诗歌一种奇特现象：像郭沫若这样一个并不缺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修养的诗人，在抒发其爱国之情的作品中恰恰缺乏一种渗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精神的“地方色彩”，相反他非常喜欢用一种和所爱的国家疏离的令人感到陌生的杂凑的语言来抒写爱国的感情。这除了“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甚至依靠西洋文字来凑足“音节关系”这一刺目的现象之外，典故的运用也以西洋为主，“《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以至于好像“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或者让人误会其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女神》如此，风气所偃，其他的新诗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23〕。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俄国以及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在对待母语态度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带着基本否定母语的态度而老大不情愿地姑且运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受这种对待母语的基本态度制约之深，也就不难想见。
　　母语封闭的城堡陷落了，独尊的地位遭到褫夺。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晚清，却不知道将终于何时，止于何处。
　　注释：
　　〔1〕〔2〕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3〕罗常培《耶稣会教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对此有详细论述，该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一部分。
　　〔4〕钱文载《国语周刊》第32～34期，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448页。另参见陈健夫著：《近代中华基督教发展史》，海天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6〕郑延国：《读&中外文字之比较&札记》，《书屋》2000年第7期，第15～16页。
　　〔7〕王氏翻译《辨学》不审何年，据自撰《三十自序》知，始读该书在1903年春，早于1905年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与《论新学语之输入》。
　　〔8〕洪堡特论汉语言文字，可参见《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之《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及《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致阿尔贝?雷慕萨先生的信）》，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9〕有关莱布尼茨与黑格尔对中国文字的见解，
　　可参看雅克?德理达《论文字学》第一章《书本的终结与文字的开端》，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0〕范诺罗萨著，郜元宝译：《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载《漓江》1998年终刊号。《学衡》第56期张荫麟的文言翻译直接改题为《芬诺罗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并有简单的译者序。二十年代初期张荫麟关注芬诺罗萨时，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对芬氏也大加激赏。闻回国后丢弃新诗，“向内转”，开始后半生的中国古典研究，并尤其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揭发，与此大有关系。
　　〔11〕聂绀弩：《国语运动史纲》。
　　〔12〕鲁迅：《文化偏至论》。
　　〔13〕胡适之：《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建设理论集》。
　　〔14〕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建设理论集》导言。
　　〔15〕胡愈之：《有毒文谈》，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16〕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反思的出发点无疑是汉字，但他们的反思决不止于汉字。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究竟怎样？中西方语言的差异是否仅仅是书写文字的差异？在比较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时，中西方的语言是否也一同被比较？文字的比较和语言的比较是同一的还是差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和文字之间有时虽然有极其简单的划分，但有时又容忍二者之间的界线极其模糊――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7〕日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卷6，第64页。
　　〔18〕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见《瞿秋白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版。
　　〔20〕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见《而已集》。
　　〔21〕《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组织缘起》，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22〕Nym Wales：《续西行漫记―中国的文字变了》，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23〕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见《闻一多全集》（3）。　　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　　
　　某印度藩王为了纪念猝然伤逝的爱姬，决定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麓兴建一座最宏伟瑰丽，名为“爱之珍珠”的陵墓，以见证他的永恒爱情。此后年复一年，他倾其心智、精力、财富于此浩大工程，招聘了最高明的设计师，运来最贵重的石材，务求其美轮美奂、壮丽无比。到了垂暮之年，他这一高耸入云、恍若天宫的宏构终于接近完成，然而凭远眺望，他赫然发现其中央竟有一点瑕疵，原来那竟是王妃的棺椁：自遗体入榇之后，它就不可能再改动，所以与周围的宏伟建筑以及大自然景色相比，显得非常渺小、寒伧，毫不协调。藩王对此白璧之玷沉思多日，终于吩咐左右：把那东西去掉！这个由H.G.Wells
　　改编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完美的追求可以颠覆其原先目标。
　　那么，人类对大自然奥秘的向往，对控制世界的渴望与追求，是否也会反过来颠覆人的原有价值，甚至人的本身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科技爆炸所造成的后果
　　在以往，科技进步缓慢，对社会的作用极其间接，几乎难以觉察，但这情况现在已经完全改观：科技显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它本身的变化也达到了爆炸性阶段。在过去十余年间，我们随手就可以举出十余项重大突破，诸如碳60分子以及纳米管(nanotube)的发现、费马定理的证明、单颗原子的显微与操纵技术、顶夸克(top
　　quark)粒子的发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Bose－Einstein
　　Condensate, BEC)的制成、多种细菌基因库的译码、克隆羊“多莉”(Dolly)的诞生、量子纠结(entanglement)与遥感(teleportation)效应的证验，等等。而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就迎来了人体基因库之被完全解读，以及单碳管分子制成各种半导体电路元素，更是令人震撼。
　　因此，只要我们稍为运用一下想像力，就都会情不自禁地为美妙的未来感到兴奋、激动。想一想吧：克隆人将会诞生和繁殖；用遗传工程“制造”的血液、皮肤、器官将会充斥人体，令平均寿命超过百岁；计算机将用日常语言与人沟通，智能型机械人将提供各种服务；互联网将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维系所有人的意念和思想；纳米电子精灵组件和“甲虫”将不断监测汽车、机器、街道、交通体系以至大厦、房屋和人体内部情况；时速五百公里的火车、超音速喷射机乃至太空旅行会日益普遍。而且，这些并非空中楼阁、天方夜谭，也不是千百年后的远景，而是数十年，甚至十来年间就会发生的事情，是本文多数读者在有生之年有机会亲眼目睹的景况。其神奇、美妙，令人心往神驰，即在于此〔1〕。
　　但是，这么神奇的科技究竟会造成怎么样的世界呢？它无疑为许多人带来巨大幸福：就先进国家、地区而言，不断增长的人均产值和不断提高的平均寿命是最熟知的指针；至于市场上源源供应、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产品和不断涌现的新奇事物，则更是富裕社会的标志。然而，这“幸福”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首先，最切身的是，社会剧变对人所产生的巨大压力〔2〕，包括适应工作环境和方式的不断改变；家庭制度的瓦解（在欧美，非婚生子女数目目前已达30％，在英、法和北欧更高至40％～60％〔3〕；至于我们下一代之日益成为受国际传媒、互联网、计算机游戏所塑造的“新人类”，而非复由个别家庭、学校乃至民族文化所培养的个人，也是人人耳熟能详的现象）；今日全世界都深切感到的就业情况之日益恶化，等等。较为间接但更严重的则是，不可思议的巨大贫富悬殊，以及全球经济权力之高度集中。当世界收入前20％阶层之所得，占了所有其余人的4.8倍；一个为Nike球鞋卖广告的篮球明星之所得，超过75,000名生产这球鞋的印尼工人所得之总数；全香港国民总收入(GDP)还比不上“财富500”榜〔4〕上排第五的Daimler－Chrysler一间公司之营业额，甚至全中国12亿人民的国民总收入，也只不过相当于同一榜上前七间公司营业额之和的时候，我们这世界显然是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想颇有距离了〔5〕。
　　这样发展下去，当二十一世纪过去，二十二世纪来临，当量子计算器、克隆人、智能机械人等等奇迹出现的时候，我们子孙所迎接的，到底将会是怎样的世界呢？
　　这显然是我们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二、美妙新世界的来临
　　一百年是个漫长时期，特别是在科技变化如此迅速的关头，理性的预测太困难，因此我们还得借助于小说家的想像力。首先，我们得庆幸，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所描述的极权社会已经证明只是一个噩梦，一场虚惊。更值得重温的应当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发表的《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
　　在这本著名寓言小说中，未来社会是高度等级化的公社：人的等级由中央政权根据社会需要以胚胎选择与培育方式决定，再通过不断的社会意识灌输而加强；家庭不复存在，生育与教养下一代的功能完全由中央统筹；先进科技以及宽容、开放统治理念保证人的一切需求、欲望都可以充分满足――然而，思想过分独特或者流于异端(例如渴望生育或者建立家庭者)，则会遭到强制隔离的命运，以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换而言之，这是个和平、稳定、人人满足快乐的世界。人惟一“失去”的，只不过是个性，以及由于个性而连带需要的自由。不过，自胚胎形成之日即已被改造、教育“完善”的这些人，必然能够完全适应社会规范，倘若不是由于意外原因，他们是永远不会感到任何不安或者损失的。
　　假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出现于公元二十六世纪，但赫胥黎在1958年发表《重访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一书的时候，已经发觉“未来”比想象的要来得快得多。而在今天，寓言与现实之相似就更为惊人了：无论从收入、权力或者生活方式来看，全球社会早已经形成高度等级化的阶层，虽然这尚未由遗传或者胚胎培育方式来决定；家庭的式微已经成为大趋势；无时、无处不在的传媒日夜以体育、歌舞、表演、游戏和广告来娱乐大众，潜移默化他们的意识、爱好，操纵他们的行为与习惯；而意识形态的灌输（例如经济增长为社会至高目标、落后地区努力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必要，等等）更是铺天盖地，有增无已。而且，在这一切背后，全球性“中央”权力已逐渐涌现：这就是“财富500”强巨无霸跨国企业财团，它们所掌握的财富、能量，所行使的实际权力，所发生的影响，都远远超越大部分国家――我们只要想想微软和麦当劳怎样分别影响、控制全世界人的工作和饮食方式就够了。而且，对它们来说，诸如选举、国会、法庭等等“民主机制”，以及报刊、传媒等等“舆论喉舌”，不但毫无制衡作用，反而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社会对这一切已经从痹麻不觉变为逐渐适应、习惯、接受，即使应当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学术界也无动于衷，视为理所当然了。当然，如“西雅图’99”运动和去年哥德堡、热那亚的反WTO激烈浪潮所显示，今日的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成功，但尚未臻化境，未能造成一个人人满足、乐不思“变”的美妙境界；而正如“9?11事件”所揭露，这体制虽然强大，也还未能完全宰制第三世界。但是，随着前沿科技如火如荼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俄国完全认同西方经济理念，“美妙新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呈现，看来是完全可能的。
　　三、展望二十二世纪
　　但我们是否太武断了，竟然暗示资本主义体制是必然的？十年前华伦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中文大学主持“伟伦讲座”，就曾经宣称资本主义文明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特殊的反常时期，并作出它将在二十一世纪没落的预言〔6〕；史学家麦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竞逐富强》一书详细阐释近千年来军备竞赛与经济制度的密切关系，在结论中也说，近五百年是不寻常的“动乱时期”，将来竞争会被抑制，社会变革会缓和，“人类社会又回到正常状态”〔7〕。同样，从资本主义核心走出来的柯尔顿(David
　　C.Korten)〔8〕和其他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在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种种弊病之余，也都认为这制度必须而且必将被彻底改革〔9〕。
　　可是，对资本主义以及科技文明的批判，最少已经有二百年历史，而那也正是它们最蓬勃发展的两个世纪：
　　经过了十九至二十世纪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挑战，二十世纪初和六十年代的存在主义运动与反建制浪潮，以及最近数十年的绿色环保运动，它不但没有消沉、萎缩，反而更为壮大，如日中天，其生命力与弹性之强大，是令人震惊的。所以，假定这体制必然会因为某些疑惑、理念或者群众运动而全盘改变，恐怕是不实际，也没有坚强理据的想法。
　　因此，展望二十二世纪，我们毋宁持天真乐观态度，假定人类智能、善意与国际忠诚合作，至终能够解决诸如战争、恐怖主义、能源匮乏、环境污染、宗教与种族冲突、经济周期和所得分配而导致的社会动荡等等棘手问题，然后来问：在这理想状况之下，二十二世纪的世界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在我们看来，这将取决于两点：首先，是届时的科技发展程度；其次，则是其发展速度。
　　就发展程度而言，2050年已经被认为是计算机达到人类智力，以及智能机械人出现的转折点〔10〕，至于生物科技以及纳米电机
　　(Nano－Electro－Mechanics,NEMS)制造的进展，显然也会并驾齐驱。所以，人类对于大自然，包括自己的身体与大脑的了解和控制，将远远超越今日水平。因此，在理想化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之下，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届时不再会是问题；同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会比今日方便、迅速、亲密不知多少倍；基督教所谓“在主内合而为一”，届时可能被赋予全新的含义。然而，要达到那样近乎大同或者“地上天国”的理想状况，显然有赖于先进科技的广泛、充分应用，高生产效率的维持，以及不断的环境保护与维修。但要发挥这许多功能，显然非有庞大、严密、复杂、高度阶层化
　　(hierarchical)
　　的中央组织不可（事实上，回顾自十八世纪以来的科技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由于它对资源和分工的需要不断提高，其持续必须以日益庞大和严密的社会组织为基础）；而这组织之能够稳定存在并且顺利运作，又以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渠道
　　(包括有形无形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长期维持其合法性为前提。
　　换而言之，高科技世界与庞大、复杂的组织是不可分割的，在此世界里，人作为具有独立个性、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个体这一观念之变质，殆不可避免。科技的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人类假如全心全意追求它，应用它，拥抱它，那么反过来被它所彻底改变，甚至为另一种“新人类”所取代，是不足为奇的。所以，无论我们对社会和自由的理念如何，未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如何，科技主导的世界难免就是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11〕――具体细节当然不同，但梗概则无大差别。对于在传统文化中成长的人来说，被迫变为“新人类”的一分子，可能是痛苦的事；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由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哲思等优美事物交织而成的旧世界之破碎、消失，更是一场梦魇。但对今日在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上成长的“新人类”来说，这却是在通往“新伊甸园”超级公路上的赏心悦目的愉快旅程。在今日，这伊甸园仍然处于第三世界的包围和困扰之中，但它的力量和诱惑，正在迅速吞噬周围的传统文明，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还有心理上，无可抗拒地扩张它的领域。
　　第二，就科技发展的速度而言，则变量较大，但它显然没有多大可能性完全停顿下来，因此本世纪末的社会将仍然处于高度变革之中。如过去五百年历史所显示，这样的社会除非规模很小，否则必然是高度分化和等级化的，主要因为科技的时间改变速率，将远远超过它的空间扩散速度。事实上，普林斯顿的遗传及生殖学家施尔伐(Lee
　　M.Silver)在《重造伊甸园》(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甚至预言，在科技高速进展下，由基因改造和繁殖方式改变所造成的阶层分化，最终可能导致人种的演化(speciation)
　　〔12〕。这虽然耸人听闻，但是它比预言中的公元3000年早得多出现，也不能说绝无可能。所以，二十二世纪的世界恐怕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不过，这前景并没有上面提到的“自由变质”那么确定，因为科技发展充满变量，过去未必是未来的良好指针；更何况，科技扩散速度是高度非线性的，它也受科技本身乃至社会政策、制度的影响。
　　四、新世纪与中国
　　最后，上面所说的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这相信是大家所非常关心的事。首先，我想强调，虽然比起欧美、日本来，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但以中国人的聪明、勤奋，以及中国政府近二十多年来所表现出来的决心，中国在大约今后半个世纪以内进入发展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之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目前的本地总产值(GDP)大约只及美国的1/9，日本的1/4，德国的1/2。倘若在今后数十年，中国能够维持每年超过先进国家大约5％的发展速度〔13〕，那么，在这乐观假设下，中国的总产值大概会在2015年超过德国，2030年超过日本，2045年超过美国，2056年超过三者之和〔14〕。
　　不过，由于人口庞大，即使总产值超过上述三者总和，中国的平均发展程度也还将远远低于它们――以人均产值计算，届时还不及美国的40％。为什么赶上先进国家那么的艰难呢？道理非常简单：占世界人口约1/5的中国实在是世界的缩影，只要全世界的科技和经济还处于高度发展(亦即是高度分化)时期，那么中国再努力，它的平均发展程度可能也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只及平均水平1/6
　　左右)；换而言之，中国目前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是在高度发展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目前如此，将来也一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成功的发展策略，但“先”可能是很长久的。
　　当然，话说回来，中国和“全世界”毕竟不同。例如，人口、资金的流动以及工商业与市场发展不受国界限制；中央政府能够统筹整体社会政策；全国有共同语言以及整体文化意识、社会理念、关怀，等等。因此，倘若中国不盲目追随西方发展模式，有意识、有计划地来改变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扩散速度(“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策略的雏形，虽然它的经济意味远高于文化、教育意味)，那么一个较为平等、和谐的“美妙新中国”，也许仍然是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出现的。不过，这自然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企业即将面对先进国家的剧烈竞争，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亦将受到猛烈冲击〔15〕。在此狂飙激流之中，立足图存犹恐不及，还有余力另外探索、发展、推动一种有别于世界主流的新体制、新路向吗？其实，这正就是历史是否为封闭，即所谓按照规律前进，抑或国家、民族在历史中仍然有其主动性、创造性这二者的分别之所系。中国是否真个能够异军突起，找到进入“小康”状态之后下一阶段的独特发展策略，甚而更进一步使之成为对人类社会、对“美妙新世界”的重要贡献，那就要看中国人在此大时代里面的眼光和魄力了。
　　编者按：此为庆祝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五十周年而写的讲演稿。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1〕本段引自陈方正：《站在美好新世纪的门槛上》，《二十一世纪》第56期（香港，1999年12月），第4～9页。
　　〔2〕在三十年前，社会学家已经认为人必须在其一生之内承受文化变革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见Donald
　　A.Schon,Beyond the State，London:Pelican Books,1973,pp.21～26.
　　〔3〕Roger
　　Doyle,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2002,p.22.
　　〔4〕指《财富》杂志（Fortune）每年公布的“全球500”（Global
　　500）大公司排名榜。
　　〔5〕陈方正：《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刊《二十一世纪》第68期（香港，2001年12月），第4～14页。
　　〔6〕华伦斯坦：《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二十一世纪》第10期（香港，1992年4月），第118～32页。
　　〔7〕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中译本：麦尼尔：《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版。
　　〔8〕柯尔顿出身于美国商人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教于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多年，然后长期服务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国际发展署，后来成为“西雅图’99”的策划者。
　　〔9〕David C.Korten,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 Bloomfield,Conn:Kumarian,2001;Herman E.Daly ＆ John B.Cobb,For the Common
　　Good，Beacon Press,1989.
　　〔10〕Hans Moravec,Rise of the Robot,Scientific
　　American,December 1999,pp.86～93.
　　〔11〕对本节讨论可参考注1的文章。
　　〔12〕Lee M.Silver,Remaking Eden:Clonging and Beyond in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New York:Avon Books,1997.
　　〔13〕中国经济在年间的年增长率是15％～18％，但在过去五年已经下降到7％～9％，所以，在今后较高发展程度的阶段，能长期维持超过先进国家5％的增长，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
　　〔14〕本节有关数据来源见The World Economic Factbook
　　(London:Euromonitor 2000),产值比较均以国际标准汇率计算。
　　〔15〕诺兰：《中国大型企业还将何以立足？》，《二十一世纪》第59期（香港，2000年6月），第5～19页。　　弦外说琴　　弦 外 说 琴
　　读书之乐，在于由“发现”而“联想”，随兴所致，触类旁通；积而有思，思而有得。余尝以披览之陋，乃见诸多典籍之中，所涉“琴事”颇饶意趣。琴者，古乐之器也，以琴器而入史籍，乃为人事之佐也。其或为轶事，或为典故，或为正传，或为野史，虽所叙寥寥，或仅只数语，然令我读之解颐甚或莞尔者，不为鲜见。窃以为古人与琴之关系，远甚于今人。《诗经》之《小雅?鹿鸣》即云“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琴之遍于朝野，自古已然。琴、棋、书、画，为旧时文人引为风雅之事；琴、剑则为儒生侠士随身佩带之物。故以“琴心剑胆”喻刚柔相济、儒雅任侠；以“琴鹤相随”喻志趣高洁、为官清廉(宋?苏轼：“夫君清且廉，琴鹤最相亲”)。是故“焚琴煮鹤”，乃为大煞风景、渎毁美事之所譬也。至于夫妻和谐、兄弟情深、友朋谊笃，则谓之“琴瑟之好”，实为妥帖之至。古之人也，居则抚琴自娱，出则以琴会友。乃至安邦治国之道，布衣乡野之聚，似俱与琴事有不解之缘耶。此则令人思之而自见其趣。故特以便览之偶得，缀而成文，以就教于读者方家及诸多同好者。是为小引。
　　成连“海上琴”，张岱“涩勒”功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大凡学问技艺，无不得自“时习”之功，岂琴艺独能异乎?然习琴之道，则大有学问在焉。
　　春秋时的俞伯牙是闻名古今的琴师，据传在年轻时曾从“天下第一名师”成连学琴。苦学三年，迄未出师。究其原因，乃成连觉得这位“高足”虽学有所成，却尚未进入“情至空灵”之“境界”。于是谓伯牙曰：“吾能授你以琴艺，却不能陶冶你之胸襟，而吾师方子春则能做到。他授琴于东海之上,其琴室海阔天高，何不与我同去请教?”遂同行而至蓬莱仙山。下临泱泱大海，浩浩洪波，成连则称要远迎恩师于海上，遂独自驾舟而去，谁知去而不返。伯牙伫立良久，只闻海水激荡奔涌，海鸟悲鸣呼号，山林杳杳冥冥，遂恍然而悟曰：“何来方子春者?此乃恩师成连授琴于海上也!”顿觉胸襟愈阔而境界愈宽，于是抚琴高歌，与山风海啸和而鸣之。从此，伯牙弹琴遂出神入化，成为天下第一高手。身临江海，眼界自阔；得之天籁，无师自通。个中“真味”,又岂独琴乎?凡艺术之承传精进，莫不如是也。
　　如果将胸襟、境界的修养，视为“务虚”的话，那么，习琴的“务实”方面，则仍然有其艺术规律可循。
　　曾写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的明人张岱，在《绍兴琴派》一文中，述其从师习琴，半年得二十余曲，可谓稔熟也。然而他坚持“练熟还生，以涩勒出之”。由生而熟，本是习艺常规；“练熟还生”，那就是非同寻常的独特体验了。因为一旦琴艺娴熟，极易“自我蒙蔽”而驾轻就熟。轻车熟路，自无履险之虞，然亦无探险之乐、猎“奇”之趣，而且极容易走向“油滑”，沿“熟路”顺坡滑下，于艺术断无长进。君不见操琴者万众，“熟”而能奏者十之八九；而真能称为艺术家的高手，则凤毛麟角也。成功之道，惟有艺术上再次出现生涩之感，即所谓“以涩勒出之”。“涩勒”，真是一个绝妙的词汇，也是一种吃苦的功夫，含滞涩、磨蹭、缓慢、生僻之意。比之“油滑”、“熟腻”，看似“愚钝”，实则如嚼橄榄，涩中有甘；如登山路，滞中有进。张岱“涩勒”之说，与清代名画家郑板桥之体验酷似。板桥《画竹》诗云：“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毫夜间思。剔尽冗繁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此亦深谙生、熟之道也。学画也好，习琴也好，都要在熟练的基础上，不断地进入又一轮“生涩”的艺术感受，不断地“虽熟犹生”，方能体验到“艺无止境”的乐趣，逐步臻于成熟。张岱习琴而深谙此理，并付诸实践，故能使“听者诚服”而“无出吾上者”。他终成为琴坛高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在与琴相关的故事中，“高山流水”可说是传之最久而又最广的一则佳话。
　　《列子?汤问》曰：“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
　　一个“善鼓”，一个“善听”，而且善听者深得堂奥，能从琴声中知其表达的志趣与内涵，这就十分难得了。由解琴、解音而推衍为解人、解心，这就是“知音”一词的双关含义。朋友之间或男女之间，相得知己，殊为不易，“欲解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唐?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叹良金美玉何人晓，恨高山流水知音少”(元?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囿于政治、地域、交通、信息等条件的局限，人们要找到真正灵犀相通、意趣相投的“知音”，谈何容易!一旦觅得，倍加珍惜便是情理中事了。
　　然而前面的故事，还只讲到“喜剧”式的前半部。它的结局，却充满了悲壮的色彩：“……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列子?汤问》)《吕氏春秋》则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二说大体一致，只是后者强调了“终身不复鼓琴”，更为凄绝。我们似乎听到那一声“破琴绝弦”的砰然巨响，美妙的琴声自此岑寂。主人公很悲观，理由也很简单：“世无知音者”，难道还值得“复为鼓琴”乎?它从反面烘托了挚友、至交之弥足珍贵。“借问人间愁寂意，伯牙弦绝已无声”(唐?薛涛)，“莫将流水引，空向俗人弹”(唐?骆宾王)，合乎人性的某些情感，总是古今一脉、灵犀相通的，所以，事隔两千多年，伯牙痛失知音的那份凄绝悲伤，那份寂寞惆怅，我们闭上眼睛也还能想象出来。
　　“高山流水”见于多种典籍，文字大同小异，以致附会于民间，“琴绝”即为“情绝”，“不是知音不与弹”中的“弹”即“谈”，“弹琴”甚至与“谈情”相谐音，这些无疑都丰富了民俗的语汇。而“高山流水”(或“流水高山”)，则成为朋友之间或男女之间相得知己、心曲相通的譬喻，在关于友谊与爱情的表述中，独标一格，为“知音难觅”的茫茫人世，留下了些许美好的向往与温馨的慰藉。
　　孔子弹琴论道与诸葛亮操琴退敌
　　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儒家的开派宗师和集大成者，其学说博大精深，为后世所景仰。孔子精通“六艺”，而又将其中的“礼”“乐”并提，可见他把音乐的地位看得很高。有一次他听“韶乐”演奏，欣喜若狂，连连夸奖：“尽美矣，又尽善也”，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为音乐而忘情如此，孔子当然会乐于操琴弄弦的。据《论语》记载，孔子曾从师学琴，演练《文王操》这样难度颇高的名曲，融汇贯通而至精于琴道。
　　后来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手不释卷，琴不离身。但由于孔子的学说不为当时的统治者采纳，故常常处于困顿甚至危险之中。他有两次遇险，却都能做到君子坦荡荡，甚而从容地弹琴论道，化险为夷。一次是在卫国的匡地，卫国人将他们误当仇人，团团围困。弟子们一片惊惶，孔子却若无其事，一边悠然地弹琴，一边结合眼下的处境，向弟子们讲授“大勇”与“小勇”的道理：不避蛟龙，乃渔夫之勇；不惧猛虎，乃猎人之勇；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乃烈士之勇；处于困厄窘迫之中而能冷静地分析这是时势命运所致，临难不惧，等待转机，这才是圣人之勇。在孔子的悠悠琴声与娓娓讲述中，弟子们镇定下来，终于卫国人消除了误会，赔礼道歉，一路放行。还有一次是去楚国，他们半路上被人派兵围困了七天七夜，缺粮断炊，只好挖野菜充饥。弟子们在沮丧绝望中感到走投无路，而孔子却神态自若，依然弹琴论道。这次他讲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讲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告诫大家要在险境中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弟子们如沐春风，以至忘掉了随时可能遭遇的杀身之祸。终于等到解围，他们又踏上了去楚国的路途。
　　类似的故事，还有“诸葛亮操琴退敌”，又称“空城计”，事见于《三国演义》“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仲达者，魏之将军司马懿也，时率十五万大军，趁马谡街亭之失，围诸葛孔明于西城县中。司马懿兵临城下，乃见孔明“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看见诸葛亮那怡然自得的样子，听见孔明弹奏的悠悠琴声，竟自“暗暗生疑”而恐中埋伏，急令撤兵。诸葛孔明竟以一座空城而退敌万众，化险为夷，何故?以其致敌于疑阵之心理战术取胜也，而无可忽视的是“琴”的象征意义及其特殊作用。焚香操琴，能给敌人以“悠然无事”、“有备无患”的错觉；徉“实”掩虚，“弹琴”则是最具特征的“假象”。后人有诗赞曰：“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十五万人回马处，士人指点到今疑。”这“空城计”的故事，也和前面“孔子论道”一样，将围城之险(杀身之祸)与弄琴之“闲”这相悖的二者集于一身，表现了主人公虽临斧镬而处变不惊的勇毅与胆识(当然还表现了诸葛亮超常的智慧和计谋)。孔仲尼和诸葛亮，其“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雍容气度，何其相似乃尔。而他们赖以自我镇定的手中之琴，亦可谓功不可没也!
　　雍门“琴谏”与魏侯“悬琴”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封为薛公，过着锦衣玉食、高枕无忧的生活。其时盛行游说之风，而雍门子周能说善琴。一日，雍门子周携琴谒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弹琴，能使我悲伤吗?”雍门子周说道：“目前你轻车肥马，门庭若市，鲜衣美食，威重望高，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小人以一技之鄙，何能使君忘乐而致忧伤耶?只可聊为一试耳。”说罢，一边弹琴一边侃侃而谈：“有一事我恐大王有乐极生悲之虞。而今领头与秦国为敌的是您，联合五国攻打楚国的也是您，当今天下非合纵即连横，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连横获胜则秦国称帝。无论秦楚谁称雄天下，都必将寻你薛国报仇。敌国强薛国弱，犹如磨利斧而砍朝日之草菌，薛国必亡也。有识之士无不为您忧心如焚。若干年之后，您的后代将断绝香烟，宗庙将无人祭祀，亭台楼馆也将变为萋萋荒草啊!……”雍门子周边说边弹奏着哀伤的音乐。这时孟尝君早巳听得泫然泪下，欷不已：“先生的琴声，岂止令我悲伤，简直让我备尝亡国之痛、毁家之哀啊!”此番“琴谏”，竟使孟尝君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采取了许多强国措施。后人有诗叹曰：“尝闻薛公泪，非直雍门琴”(唐?张九龄)；“池台无恙仍今日，已似闻琴对雍门”(清?丘逢甲)。
　　春秋时魏国有位善鼓琴者名曰师经，是魏文侯的宫廷乐师。魏文侯起舞，师经便在一旁伴奏。一日，魏文侯边舞边唱得得意忘形地说：“今后凡我讲的话别人都不得违背！”师经一听这话觉得不对头，是搞于国不利的错误主张“一言堂”。为了给魏文侯一个提醒，师经便拿琴去撞击他。文侯大怒，当即要处死师经。师经辩曰：“过去尧与舜这两位开明的君主，惟恐天下人不批评自己；而昏君桀、纣，则惟恐天下人敢于批评自己。我刚才是撞桀、纣，不是撞大王您呀!”文侯一听，便知道是自己错了，忙吩咐放掉师经，并下令将琴悬挂在城门上，作为今后不再堵塞言路的鉴戒。魏文侯知错能改，悬琴而戒，虽不及尧舜，却也“善莫大焉”。
　　琴谏孟尝君与琴撞魏文侯，都出自事君为国的忠心。无论是居安思危还是广开言路，也都是利国利民的善举。于是这两件有趣的“琴事”，也就在历代君王安邦治国的故事中传为美谈。
　　宓子贱“鸣琴”治单父
　　孔子有位弟子叫宓子贱，他担任单父县(今山东单县)的地方长官时，并未像他的前任那样成天忙得焦头烂额，而是常常身不出公堂，潇洒自如地抚琴弹曲，结果把县里的事治理得顺顺当当，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县官会弹琴，不多事，是个好官。”
　　这事见于《吕氏春秋?察贤》，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苑》亦有所载，文字也大略相同。
　　“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乍看似乎有点夸张，甚至有“不务正业”之嫌。其实古人的记述，是为了强调其“无为而治”的一面，故极而言之。平心而论，这位县令当然不可能只是成天在县衙里弹琴。在“鸣琴”的“幕后”，当有许多被隐去的为政之举，诸如知人善任、简政放权、公文从略、冗务从简等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其间贯穿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政清事简，事半功倍。不然的话，宓公何以能潇洒弄弦以自娱欤?由是观之，“鸣琴而治”，既是一种为官的豁达风度，又是一种高明的领导艺术，更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正是宓子贱的不同凡俗之处。
　　如果我们往更深一层去想，宓子贱不愧是孔子的好学生。孔子倡导的“仁治”、“施仁政”、“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治世之道，宓子贱是深得其真传而身体力行之的。封建社会吏治腐败，地方官员大都非“昏”即“贪”，要么朝令夕改、无事生非，要么酷刑峻法、坑民害民。而宓子贱这样的县令，显然是与“苛政猛于虎”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位好官，不仅以“鸣琴而治”树立了“仁政”的风范，而且将孔子所倡言的“礼乐”之风付诸实践，在其治下的辖区之内营造了“以礼治邦，以乐化民”的宽松的时尚与氛围。不过，这与封建社会“污吏遍于国中”的“大气候”总是不合拍的，因而，“鸣琴而治”明显地带着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化色彩。后世的文人骚客，索性将县令的府邸衙门冠以“琴堂”之美称，也不啻含有良好的希冀的成分在内。而每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时，文人们又常以“单父鸣琴”为题抒发感慨，以致此类诗作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要数唐代诗人杜甫。当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愤而抒写著名的《三吏》、《三别》之时，也不忘对“鸣琴”雅士歌而咏之：“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英妙时”(《题终明府水楼》)；“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赠斐南部》)。其间显然寄托了诗人的无限倾慕之情。
　　宓子贱的悠悠琴声，不绝如缕，在封建社会黑暗的历史长廊里呼唤着“清明”之治……
　　相如“琴挑”与文君夜奔
　　汉代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成都人氏，乃著名文学家，西汉辞赋的奠基人。时行“千金难买相如赋”之说，《史记》、《汉书》均有其传。司马相如年轻时虽穷得家徒四壁，却以才气和文名饮誉桑梓。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与之交好，邀请他赴宴，而东道主则是当地首富卓王孙。王孙有女名文君，年方十七而新寡。“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相如心仪已久，且知道文君通音律、擅琴瑟，便想暗中寄情于琴音之中，以此挑逗文君的寂寞芳心。于是，他在席间弹奏了一曲表露爱慕之情的《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艳淑女在闺房，何缘交颈为鸳鸯?……”
　　对于司马相如的文才人品，卓文君亦早有所慕，其时她正躲在窗帷后窥视，美妙的琴音和意味深长的歌吟沟通了她的心曲，她更为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所倾倒。“凰兮凰兮从我栖，托得终身永为配……”相如的“琴歌”
　　(应读作“情歌”)如此炽热大胆，多情而又爱才的文君岂能不为所动?她直听得耳热心跳，一时竟不能自己。于是，在文君侍者的帮助之下，这一对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毅然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寡妇守节”等封建礼教的束缚，星夜相约而私奔成都，演出了一幕“比翼双飞凤凰栖”的爱情喜剧。
　　“私订终身”既讫，“鸾凤和鸣”已然，这段浪漫故事的“续篇”，便是现实地面对卓王孙的盛怒和司马相如的穷窘。先是为解燃眉而“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接着是时来运转而相如“御前作赋，名动京华”；尔后是“衣锦还乡，王孙认婿”；终了则是“夫荣妻贵，死而哀荣”……此为后话也，世人皆知而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卓文君被后世誉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妇女解放第一人”；而其婚恋之事则被作为“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典范，传颂至今。溯其事之始末，于“千金难买相如赋”之外，又平添“千秋难忘相如琴”之雅趣；尤以“琴挑”一节，最为动人，思之令人莞尔。而《凤求凰》一曲，不仅存之乐典，且广为移植衍化而风靡梨园，久演不衰。未料相如文君儿女相悦之“情事”，与坊间乐场抚笙弄簧之“琴事”，竟如此和弦合拍，两相辉映，遂以众口相传而成佳话――此不亦发人深思而堪称千古风流者乎?
　　嵇中散琴绝《广陵散》
　　公元262年，一个阴气森森的冬日上午，在魏国都城洛阳，由相国司马昭下令，“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押往东市刑场问斩。嵇康时年四十，“身高七尺八寸，丰神俊逸”，以“工诗文、精乐理”、学识渊博而名于世。因曾官拜“中散大夫”(一种参政议政而无实权的官职)，故时人称他“嵇中散”。据史家评述，这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音乐家，实乃“无罪无辜”而死于“谗口嚣嚣”，故尔“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在临刑前夕，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恳求释放他而“请以为师”。可惜司马氏未予准赦。
　　嵇中散不愧为当朝名士，不仅在“竹林七贤”中以“尚奇任侠，落拓不羁，饮酒清谈，弹琴狂歌”而名闻遐迩，而且时至此刻，虽临“大辟”之刑而依然“神气不变”，面无惧色。到了刑场，他盘腿而坐，仰见日影尚东，离“午时三刻”还有一些时分，竟出人意料地向行刑官“索琴而弹之”。于是，一支哀婉凄绝的旷世奇曲《广陵散》，时而低沉缓慢，时而高亢激越，竟然使刑场内外一时鸦雀无声。数千人肃然而听，惋然而叹，为其悲壮凄切的琴韵所震撼，所感动。
　　嵇中散何以能如此孚众?斯时，位高权重的“大将军”司马昭新近为相，紧锣密鼓地急欲篡曹魏政权而代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也。嵇康乃曹魏宗室之婿，本来就为司马氏所忌恨；加之他又傲慢轻狂，不肯与“大将军”为伍，故必受排挤打击。司马昭的宠臣钟会来访，他竟自埋头打铁(嵇康有此“嗜好”)，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在钟会悻悻离去时加以羞辱：“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恃其权势，亦恼怒而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怨。更有甚者，嵇的好友山涛(巨源)被司马昭擢升新职，欲举荐嵇代任其原职，嵇不仅不以“知遇”为谢，还写了那一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山涛冷嘲热讽，以“不堪流俗”等轻蔑之辞，亮出了决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鲜明立场。文中语多讥刺，犹以“每非汤武而薄周礼”等句，直刺司马氏以“礼教”为掩饰篡位夺权之勃勃野心。钟会乘机谗谤，激怒司马，把嵇康比作春秋时以“乱政”罪名被诛杀的鲁国大夫少正卯，以致下狱问斩――于是有今日刑场“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事……
　　此时嵇中散一曲既终，怆然而对行刑者道：“此曲乃得之异人，故秘而未传……《广陵散》于今绝矣!”一声巨响，琴弦乃断，嵇中散亦引颈就戮。一代才子，冤死于暴政，为世人留下《嵇康集》十卷，也留下了《琴赋》、《声无哀乐论》等音乐著作，留下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千古名句。《广陵散》遂作为“技艺绝传”或“才人绝世”之典故，流传至今……
　　《琴谕》和《良桐为琴》的启示
　　明朝学者宋濂《杂著》中有一则《琴谕》，大意是：有身居大山者齐氏，未见过琴为何物。有位行家告诉他琴的形状，而他只记住了“前宽后狭，上圆下方”、“丝弦铿然有声”等表面形象，就在某大城市“识”得一“琴”，并拜师苦学三年，自以为已得其技艺之妙。后来那位行家与他偶遇，闻其“琴”声“嘈杂淫哇”(似哭叫)，于是向齐氏指出他所学非琴而为“筑”。然齐氏对“筑”声早已习以为然，中“毒”甚深，反而指责那位行家是“琴、筑莫辨”，仍坚持自己“以筑为琴”的错误。
　　山民之谬，固因囿于表象而又固执己见所至，不足为怪，而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讽谕的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以筑为琴”，即常常把言行不一、欺世伪善的小人错当成了品德高尚、操行美好的君子，而且天天爱惜拥戴却不知厌倦，这不比山民之“不辨琴、筑”更为可悲、更加危险么?――由“辨琴”之喻而引发的“识人”之鉴，其间的含义，是颇为发人深思的。
　　在明朝另一位学者刘基的《郁离子》中，有一篇《良桐为琴》更为有趣。文中工之侨得优质桐树凿而为琴，“弦而鼓之”，声如金钟玉磬。他视为天下第一良琴，便献给朝廷乐官，乐官竟说：“此琴非古物，毫无价值。”遂退还。工之侨便请来工匠，在琴上雕琢花纹，篆刻古字，并配以古色古香之琴匣，埋于土中。隔年后挖出售之于市，一位贵人竟视为古董，以百金重价购之献于朝廷。乐官们争相传看，赞不绝口：“此乃稀世珍宝也!”――同一张木琴，其“命运”和“价值”却前后如此不同；同一批乐官，其“眼光”和“见解”则相距何啻霄壤!
　　实非琴之贵贱，而乃“古”令智昏也。有如说工之侨先是以“真货”试乐官之“慧眼”，不如说他后来是出于无奈而略施小技，以“假古董”“戏弄”了这批昏官们的不学无术与信口雌黄。如果文章到此结束，亦不失为一篇好的寓言。然而作者刘基却另有深意在焉。此时他笔锋一转，借工之侨之口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世事)莫不然也!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这就并非说琴，而是在“刺世”，谈的是社会与政治的悲剧了。这些不学无术的昏官腐僚们，掌握着国家盛衰、人才黜陟的大权，以其不辨良莠而又信口雌黄，必然导致人才埋没、国势衰微；假如不革除此弊，国之必亡乃成定势。一句“悲哉，世也!”的警世之叹，使“识琴”之喻升华为“国是”之议，无疑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琴者，器也；识者，鉴也。以不识器而器人(选择人才)，岂非大谬乎?又，器识者，度量、见识之谓也，以识器之喻，而长人器识之见，乃见此文讽谕之妙也。
　　“琵琶诗”与《琵琶行》
　　琵琶乃琴中之佼佼者。在古代，宫廷、军旅、家庭中均为常见，故古人每以“琵琶”入诗，抒写其某些生活侧面和特定情感之心声。
　　“边塞诗”可举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此琵琶早已非柔曼歌舞之彼琵琶，“新声”已是“边声”；而边声已不堪闻，何况“月照长城”？更添凄婉悲壮。此将戍边将士之“边愁”描写得淋漓尽致。“军旅诗”有唐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不言鼓角声催，而言琵琶声催，更见其悲壮。“此于(沙场)百死之中，故纵片时之乐，语尤沉痛”(俞陛云《诗境浅说》)。“幽怨诗”则有宋人王安石写昭君出塞之名句：“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好个“含情欲说”，实乃无处可说；好个“心自知”，实乃衷曲难吐。无奈只好寄情琵琶，而昭君之幽怨集于琴声也。在“爱情诗”中，比喻新奇而又泼辣大胆者，当推唐人裴诚“愿作琵琶槽那畔，得他长抱在胸前”，“槽那畔”指琵琶上弦槽紧贴弹奏者胸膛那一面，想象可谓奇诡，将爱之弥笃而“愿投怀抱”之炽热情怀抒写无余。在以上四类诗中，“琵琶”都是不可或缺的意象，极其重要的“道具”，为诗的“画面”增添了或悲壮或亮丽的色彩。
　　在同类“琴诗”中，以其艺术成就和影响论，当首推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年～846年)，曾官至左拾遗。四十三岁时因仗义上书遭谗谤，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即贬九江任上所作，或可作为“文章憎命达”之一例。这首歌行体的叙事长诗，写他在“浔阳江头夜送客”时，因被琵琶声吸引而邂逅歌女。一句“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活画出歌女娇羞腼腆之态，尽可让人由“半遮面”而想象其楚楚动人。接着又一句“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则先声夺人，使听者(包括读者)无不欲穷其声而罢之不能。接下来状写琵琶之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可谓声情并茂，达意传神；状琵琶之声宛然耳畔，绘歌女之态如在目前，使人身临其境而觉美不胜收。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将江上景色、歌女身世、本人遭际与心境融为一体，从而烘托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一诗之主旨。其感人的效果，岂止“江州司马青衫湿”？千百年来，众多的读者皆成其“座中泣下”者也。何以能如是?白居易高超的抒情与叙事艺术、琵琶女的悲惨身世与作者本人的落魄遭遇之“珠联璧合”。而致其感受格外痛切深挚，固为其主因；然能将琵琶之声模写得如此淋漓尽致而妙语连珠，亦不失为此诗所能成功之不可忽略的艺术特色。若谓《琵琶行》乃为“以琴入诗”而声情并茂之千古绝唱，当亦不为言之过也。
　　陶渊明的“无弦琴”与苏东坡的《琴诗》
　　古人每以琴书诗酒佐其雅兴，抚琴弄弦，在文人学士中颇为风行。然而东晋名士陶渊明(陶潜)，这位写过《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并以“田园诗”闻名于世的大诗人，却独异其趣。他好琴而不谙音律，在家中备有“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