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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住房问题（一）&&&&&&&当前，中国城市面临着严重的住房问题。直接导致这一问题的是三大根源：（1）三大人口流动趋势导致的中国城市住房需要激增；（2）市埸化的住房分配体制；（3）急剧拉开的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三大根源背后，又隐藏着现行中国经济体制内含的深刻矛盾。&&&&&&一、从三大人口流动趋势谈起&&&&&&&谈住房问题，先得从人口谈起，因为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是人就得住房子，一个城市的住房需要总量，与这个城市的居住人口直接相关。&&&&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人口现象是三大人口流动趋势：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二是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三是中小城镇人口向中心城市、大城市流动。　　在三大人口流动趋势中，规模最大、流动人口量最多的是第一种趋势，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80年我国的总人口是9.83亿，城镇人口是1.91亿，占总人口的19.47%；如今呢？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至2010年11月，我国总人口数为13.4亿人，其中，住在城市的人口为6.66亿人,占总人口的49.68%。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城市人口就增加了4.75亿人,比三十年前增加了2.48倍。&&&从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与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相比，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持续上升，共上升2.41个百分点，而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的人口比重则都在下降，其中，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下降1.11个百分点.　　至于小城镇人口往中心大城市流动的趋势,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没有相关数据,笔者只能从经验观察中大致了解。&&&&这三大人口流动趋势的规模之大、流动速度之快，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加入当前人口流动大军的，不仅仅是进城农民，还有原来居住在中西部地区的或中小城镇的投资商、各类人才、各类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各种小生意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口分布极不均匀的国家，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与小城镇，在人口密度方面本来就差别悬殊，而目前的这三大人口流动趋势都是从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向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流动，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一线大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现在又成了三大人口流动趋势的汇聚点，更呈人口爆炸式增长，在这些地方，在极狭小的空间里集聚这么多人，而且，新的外来人口还在源源不断地进来，这就不能不引发一埸为争夺生活空间的斗争。&&&&&&二、产生三大人口流动趋势的原因是什么？&&&&&&&近三十年来为什么会产生这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呢？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差别”：城乡之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中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差别，具体来说，又表现为如下差别：&&&（1）劳动报酬、就业机会方面的差别。农民们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地进城打工？我们都知道，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劳动报酬却最少，他们在城里的居住和一般生活条件也极差，他们为什么还要进城？这其中的硬道理就在于：他们在城里打工所挣的钱虽少，但比起在老家种地所得来，仍然要多得多。尤其是东部沿海一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对进城农民以及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下岗人员来说，这些地区活儿好找，挣钱门路多，劳动收入较高，自然是流动的首选地区。&&&（2）个人发展条件方面的差别。在经济迅速发展、思想观念普遍开放的东部地区大城市，相比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偏远地区小城镇来说，自然能为各种有才能的人提供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和更良好的个人成长环境，加上个人收入方面的差别，自然吸引全国各地的各类人才、各类大中专学校的毕业生到东部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来寻找个人发展机会。&&&（3）商业机会方面的差别。象上海、广州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都在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方向发展，金融、商贸、工业、服务业发达。万商云集，对外交流方便，相比于其他地区来说，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商业机会。这就吸引了全国各地有条件的企业都纷纷进驻这些城市，或设立办事处、子公司，或干脆将公司总部搬迁到大城市。例如江浙各地的许多做大了的民营企业纷纷抢滩大上海。另外，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人口密集、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高，也给各类商业、服务业提供了无限商机，象上海这类城市中，目前在各类低端的小商业、小服务业、小餐饮业、小修理业中，外地人差不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4）一般社会文明发展方面的差别。对于人口流动大军中的许多年青人来说，现代大都市文明对于他们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尤其是当许多年青人在大城市生活了若干年头以后，就再也无法忍受重新回到家乡小山村或小城镇的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中去了。&&&&中国的一大特点是城乡差别和各地区发展的差别特别大，这种差别也直接决定了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方面的差别。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正是这种差别，造成了我国当前的三大人口流动趋势。&&&&那末，可能有人会问，中国的这些差别是早就有的，至少在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形成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呢？原因就在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就业制度和票证制度阻碍了人口流动。我们都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招工都是在国家计划严格控制之下的，每次招工的人数和招工地区都要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成为被招工对象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具有计划招工地区的常住户口，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私营企业和私人个体经营是被禁止的，这就使得人们基本无法在非户口所在地就业。我们还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许多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用油、棉布和服装，等等，都是要凭票证购买的，而这些票证，只有持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居民才能向有关部门领取，而且各地方的票证绝大多数不能通用。所以，在计划经济时期，除了探亲、出差等短暂居留以外，一个人如果在某个城市没有常住户口，是很难在这个城市长期生活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放开和票证制度的取消，人口流动的“闸门”才被打开。&&&&&&&三、三大人口流动趋势是好事还是坏事？&&&&&&&人口流动最初被政府和一般城里人认为是件坏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最早一批进城打工的农民曾被政府和城里人称作“盲流”，视为一种社会不安定因素，许多地方的政府还为此设立了收容站，专门收容“盲流”，将其强制遣返原籍。同样，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和某些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还下发红头文件，要对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才外流实行限制政策，例如，西北五省区的本地生源大学毕业生，如果毕业后到五省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就业，就得向学校或有关方面交纳高额培养费。&&&&但是，劳动用工制度的放开和票证制度的取消已经为人口流动打开了大闸，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增长所造成的对大批廉价劳动力、大批管理人才和各类技术人才的需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人口流动大军，在这种流动人口洪流中，原来各地地方政府设立的那些旨在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最终都不了了之。&&&&进入2000年以后，媒体宣传的口径又为之一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府官员认为当前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件大好事。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称为“城市化进程”，认为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专家们说的也许很有道理，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凡属发达国家，其总人口中的大多数都住在城市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很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完成了城市化过程，人们很难设想在一个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的国家里可以建成现代化。专家们认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比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很低很低的，所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远未完成，政府应该对农民进城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另一方面，政府领导人其实心里也很清楚，没有这二、三十年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就没有这二、三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流动人口大军不仅为经济高速增长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类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廉价劳动力，还为这些地区创造了越来越大的消费市埸。而这些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外地人”，比方说，近期珠三角及其他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就很让一些开公司的老板慌了神。在上海这类城市里，尽管原有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看不起外地人的倾向，但是，很多上海人发现，他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外地人了，比方说，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商业、服务业，尤其是那些被视为最苦、最脏而生活中又离不开的工作，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外来的进城农民包揽了。&&&&既然“城市化”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讲是一件好事，既然近二、三十年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那末，政府是不是就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人口流动呢？恐怕不能这样说。因为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人口流动的绝对量极其庞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很短的时间里产生的这么大的自发的、无序的人口流量，肯定会对我国原来基础十分薄弱的城市和农村产生一系列的巨大冲击，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房子问题只不过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其中之一罢了。&&&&其次，我国原有的国情就是城乡差别大、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各地方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而当前的三大人口流动趋势，不仅没有缩小这些差别和不平衡，反而更加导致了这些差别和不平衡的扩大化。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尤其是新一代有文化的青年人，从农村流入城市，有可能导致农村地区的发展更加滞后，甚至引发严重的三农问题。大批人才、资金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较发达地区流动，可能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更加不平衡。从人少地多地区向人多地少地区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会更加剧我国人口分布的不均衡状态，&&&&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计划经济时期相反的人口流动趋势。在那个时期，政府曾动员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也曾以支援三线建设、支援边疆建设、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的名义，动员大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等奔赴中西部地区和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那个时期，还曾通过号召农村大办社队企业（后改称“乡镇企业”），试图创造一种实现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就地转化的新模式。应该说，当时采取这些举措的出发点中含有缩小城乡差别，缩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口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意图在内，但是，这些举措与人们一般希望从生活条件差的地方向生活条件好的地方流动的本性要求相违背，政府只能以宣传某些崇高精神相号召，遭到许多人的内心抗拒。改革开放后，这些举措更被某些人视为毛时代的“恶政”而加以全盘否定。&&&&&&四、大都市人宁有种乎？&&&&&&三大人口流动趋势已经存在了近三十年，而这趋势的本身又发生了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变化。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一个普遍现象是，进城农民，无论是打工，还是做小生意，甚至做乞丐，都把在城市里挣到的钱寄回老家去盖房子，因为大多数进城农民的思想潜意识里还是认为自己不属于城市，他们迟早有一天还是要回到老家那块土地上去的。但是，现如今，却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把老婆、子女，乃至父母亲都接到城市里，不少人甚至将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都给弄到了城里，大有长久在城市安营扎寨之势。&&&那些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或小城镇的各类人才和大学生更不必说了。去年有一部很引起轰动的电视连续剧叫《蜗居》，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部电视剧中反映的核心问题是房子问题。不错，这部电视剧着重表现了女主人公海萍以及她丈夫、妹妹等为在大都市（看过的人都知道，剧中的大都市“江州”实际影射的是上海）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但是，许多人没有看到更深一层的问题，即剧中人海萍的全部房子问题产生于她的一个强烈的信念：她要在大都市扎根。海萍和她的丈夫都出生于小城镇（从剧中出现的埸景和某些人物对话推断，还可能是江南较富裕地区的小城镇），都考上了江州（上海）的名牌大学，如果毕业后回到老家去就业，或者虽在江州（上海）就业而只满足于租房子住，那末，她（他）们就遭遇不到剧中所描述的因江州（上海）房价猛涨所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海萍的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强烈愿望，其实质是她想要在这大都市中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当女儿出生后，海萍购房子的念头更强烈了。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从小就在大城市成长、受教育，从小就是一个大都市人。&&&原先出生于农村或者闭塞落后地区小城镇的年青人，如果这辈子从未出过远门，他们也许会安心地在那个祖祖辈辈生活了不知多少代的小山村或小城镇生活下去，过完他们自己的这一辈子，但是，如果他们随着人口流动大军来到了大城市，如果他们在大城市里生活了若干年头，当他们亲身体验了大都市与小山村或小城镇在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别后，他们就再也不想回到老家去重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了。是啊，大家都是人，都是爹妈养的，凭什么有的人一出生就在大都市里，一辈子享受大都市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什么有的人就该在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村或小城镇过一辈子？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改变自己乃至自己后代的命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城里人宁有种乎？北京人宁有种乎？上海人宁有种乎？&&&进城农民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代，而第二代进城农民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会种地。二代进城农民中的许多人往往在农村念完了初中（有的甚至只念完了小学）后就跟着父兄进城谋生，在老家农村没有干过多少农活，有些人压根儿就不会干农活。2008年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东南沿海地区大批中小企业关闭或歇业，大批农民工失去工作，回了老家农村。但是，那些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年青人，很少有人愿意下地劳动的，他们既不会干农活，也不肯学干农活，成天在村里晃来晃去，当他们发现自己在城里打工攒下的不多一点积蓄消耗殆净时，便又纷纷打点行装，重回城市来寻找工作机会。如果说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不会种地，那末，第三代、第四代农民工又将会如何呢？很可能将来的第三代、第四代农民工中的许多人干脆就是在城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上一辈人出生和生活过的农村老家，很可能只剩下了一些小时候随父母探亲时留下的模糊印象，随着他们在农村老家的祖父母陆续去世，探亲的次数逐渐减少，他们与农村老家的最后联系也将被陆续斩断，他们将完全转化为新城里人，但是，这些未来的新城里人将会拥有所在城市的户口和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吗？&&&&&&五、三大人口流动趋势还会持续下去吗？&&&&&&三大人口流动趋势至今未能看到任何衰退迹象，可以想见，在未来若干年里（至少五年或十年内），还将持续下去，因为导致三大人口流动趋势的是上面所说的那些差别，只要差别存在，就会产生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这就象只要有位置高低的差别存在，水就会从高处向低处流那样符合规律，除非用一道闸门将水拦住。近二、三十年来，上面所说的这些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在某些方面反而更扩大了，而且，既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都在为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唱赞歌，既然他们说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比起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还是太低太低，所以，政府就不会出台什么旨在阻拦人口流动的政策。既然外来人口仍在源源不断地流进来，那末，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必定是有增无减，房子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除非造房子的速度超过人口流入速度，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房子是要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房子是不可能无限地造下去的。&&&已经有专家给政府出主意，即将人口往大城市周边的二、三线城市疏导，这个办法能够有效地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也符合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道理：“堵”不如“疏”。实行这个办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要大力发展大城市与周边二、三线城市群的城际交通，使得在周边二、三线城市和中心城市之间可以很方便地往来，同时，也可以采取种种政策措施吸引那些本想投资于大城市的投资商们转而投向二、三线城市，只要投资商们一过去，那些打工族们自然也就跟了过去。中心大城市过高的房价也可能是逼着一部分人到周边二、三线城市购房的重要因素，比方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到江苏省的昆山买房，因为昆山到上海的交通越来越方便，在昆山买房居住的人已经可以每天比较方便地通过各种交通方式到上海市区上班。电视剧《蜗居》里的那个海萍，最后实际上也是将房子买在了昆山（虽然剧中没有明示，但不少台词暗示了这一点）。&&&为了解决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政府在好几年以前就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方针，也出台了许多相关的优惠政策，但能否从根本上扭转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还不得而知，因为毕竟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的巨大，政府的力量是否能抵销这种差别对人口流动的自然作用，还得拭目以待。&&&也许目前大城市的高房价、高房租以及其他许多因人口过度集中而造成某些外地人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的因素，可能成为某部分人口回流的原因。比如目前沦为“城市蚁族”的一部分大学生，可以因为在大城市的居住条件恶劣。就业竞争激烈等原因，最终选择了回老家中小城市去工作和生活。但这部分回流的人口占总流动人口中的比重并不大，其前提是他们如果回老家所能得到或预期得到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比大城市中恶化了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差。至于那些来自与大城市生活条件差别特别悬殊的贫困地区的小山村和小城镇的人们，往往是打死也不肯回去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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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后你的房子是谁的？国土资源部有说法了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广日前公布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的过渡性办法，权利人不需要专门提出续期申请，相关部门也不收取费用。
新浪乐居讯 房子70年产权到期后该怎么办？这个让很多人发愁的问题已经被中央提上议事日程，续期的法律安排也正在研究中。但是在相关部门火速研究法律安排，出台最终解决方案之前，房子到期了该怎么办？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广日前公布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的过渡性办法，权利人不需要专门提出续期申请，相关部门也不收取费用。
这一办法被总结为“两不、一正常”。
第一“不”是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王广华指出，自动续期，意味着不需要提出续期申请，所以少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权利人不需要专门提出续期申请。
第二个“不”为不收取费用。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收取相关费用。王广华指出，在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之前，不收取相关的有偿使用费用。
第三是“正常”办理交易和登记手续。王广华表示，土地使用权到期的住房，在发生交易时，正常办理房地产交易和不动产登记手续，涉及“土地使用期限”仍填写该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原起始日期和到期日期，并注明：“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少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问题的复函》(国土资源厅函[号)办理相关手续”。
因此，那些担心到期后，房子被政府收回的，要交几十、上百万土地出让金续费的，都可以暂时把心放回肚子里去了。
为什么出台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呢？这主要是因为温州等地已经出现了土地使用权到期的案例。而且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没有解决方案，许多民众无法完成房屋买卖等。
小编还是要强调一下“暂时”，因为这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而且土地使用期限并没有在原本的基础之上发生变化。真正的解决方案还是要等法律安排的。
王广华说，近期我们收到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如何处理少数住宅用地使用权到期的请示，为此，国土资源部和住建部协商之后，就复函并抄送各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对目前在法律安排明确之前，我们提出可以采用上述“两不一正常”的过渡办法处理。
王广华指出，一方面是温州这次出现的问题牵扯面小，只涉及少量住房，属于改革初期先行先试造成的个别情况，有其特殊性。
另一方面，相关法律安排尚未出台，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先按特办法操作，待相关法律安排出台后再与之做好衔接，一定不能给下一步相关部门作出法律安排设置障碍。
新闻背景：
中国住宅土地70年到期，续期需要支付出让金的规定源自于26年前的一部行政法规。这部被称为“国务院第55号令”的法规规定，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70年，工业用地50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者可以申请续期。需要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合同，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1995年生效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延续了这一规定。
不过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则在续期问题上开始出现差异。《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有声音认为，既然是自动续期，就意味着不用补交土地价款，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但另一些专家担忧，如果是这样，那么土地成了无限期使用，城镇土地国有制的红线将被打破。
几部法律法规“打架”，加之专家舆论的意见分歧，房子70年产权到期后究竟怎么办成为一个难题。温州、深圳等地的少量住宅、商用等建设用地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与国家规定的土地使用权期间也出现一定时限差，导致提前遭遇土地使用权到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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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提出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需要统筹城市发展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利用，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建设智慧城市，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促进城市经济主战场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的战略需求和紧迫任务。提出了“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智慧城市建设战略目标，使得城市迫切需要智能转型，构建智慧城市系统，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信息化城市”、“大数据城市”、“智慧城市”等成为学术界、先锋论坛和社会媒体热议的话题。
为此，城市智能转型和新一代智慧城市系统构建也成为近期国内顶尖专家走进“西苑沙龙”的新议题。
数字城市的智能转型
一个行业或一个区域的信息化过程，原则上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数字化，主要是指信息的传感、存储、计算、传输和控制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等。第二是智能化——数字化的更高阶段。城市的发展也必然经历这两个阶段的信息化：由数字城市智能转型为智慧城市。一般来讲，数字城市应具有如下几个特征：最大限度使用数字传感技术、网络技术和计算技术构成的信息基础设施；在云计算的软件环境下，对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大数据加以计算与处理；把反映城市社会的各种大数据有效整合，用于规划、预测、运营以及城市监管，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与决策能力，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和我们国家发达地区基本实现了城市数字化。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李未院士认为，目前数字城市转型形成智慧城市至少需要从智能服务、大数据处理以及软件系统研发等方面进行突破。
首先，智慧城市和数字城市的标志性区别是智慧城市是复杂的信息生态系统，需要提供规律发现、深度关联、决策生成等智能服务。规律发现通过对输入的现象大数据的计算、分析和处理，产生概念间关系，并以文字和符号的形式提供知识。深度关联针对事物的现象、症状等，通过归纳猜想、逻辑推理和关联操作以及对大数据的统计分析，提供所有可供选择的知识。决策生成针对用户需求，向用户提供相关的所有可供选择的决策类型，并针对每一个体的个性化要求，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做到群体均衡、个体优化。这三类智能服务是人类认识、解释和改造城市的基本智能，也是判断数字城市智能转型的标准。
其次，城市的大数据是承载知识和信息的实体，上述智能服务依赖于城市大数据的高效处理。然而，目前城市的数据通过多种数字化传感装置采集，来源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属于不同的知识领域。因此格式难以统一，需要统一的数据模型，能描述各种结构和非结构类型的数据；同时具备集成性——能够直接继承和采用各种类型数据的成熟技术，关联性——可支持多源数据特征关联，和可扩展性——支持新的数据类型并保持处理效率。
最后，智能软件是实现上述智能服务的基础，也是城市软件基础设施的核心构件。智能城市转型要有大量的智能软件进行支撑；同时，城市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软件也需要动态更新。传统的软件开发模式难以满足智慧城市对软件开发效率和演化的需求。由于现代城市在宏观上，市政管理机构对城市的宏观规划和对城市资源配置及发展的调控，微观上竞争和市场机制对城市资源配置及城市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针对智慧城市的软件生态系统建设、维护和演化问题，类似地可采用基于市场竞争的群体开发模式。其基本思想是，纵向分层（宏观规划）和横向竞争（众包实现）相结合，激发社会群体广泛参与，从而既有纵向的计划性的优点，又有横向竞争、提高效率的优点。
新一代城市系统构建
新一代城市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有很多关键科学问题需要研究解决，而在研究新一代城市系统构建的关键科学问题时，需要把握好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界定关键问题，聚焦研究内容。即在研究智慧城市、在讨论用科技创新推动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一定要界定清楚什么是智慧城市的关键问题、核心挑战；什么是城市系统以及什么是非城市系统，什么是智慧内容什么是非智慧内容。唯有这样，才能聚焦研究内容和需求。
明确智慧特征，推动智能转型。即在智慧城市系统建设中，要梳理清楚智慧的特征是什么，针对具体的城市问题，围绕深度关联、规律发现和决策生成三大科学方向，推动城市的智能转型，并依据可行性、紧迫性等分阶段部署实施。
把握系统内涵，关注综合治理。即在新一代城市系统构建过程中，把握智慧城市内涵，依据时空大数据，建立地下地上立体感知数据模型，并把城市综合治理和整体规划进行融合，从而建设有机的城市体。
契合物联网，构建城市群系统。将智慧城市系统建设和物联网进行有机的契合，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城市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城市之间的万物互联互通，构成未来的社会基础设施，从而基于物联网所形成的万物互联的开放平台，构建新一代城市系统及城市群系统。
■专家观点
李未 院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数字城市已经基本实现，城市生态系统迫切需要提供规律发现、深度关联和决策生成三类智能服务，这三类智能服务是人类认识、解释和改造城市的基本智能，也是判断数字城市智能转型的标准。同时上述智能服务需要依赖于城市大数据的高效处理，以及基于市场竞争的群体软件开发模式，以满足智慧城市的软件生态系统建设、维护和演化的需求。
李德仁 院士 武汉大学
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城市时空数据的采集，建立统一的时空大数据平台，并开展大数据挖掘。二是要做城市的感知、控制服务，城市要抓运营中心，组织实施要抓相应的机制创立和攻关的研究，形成大数据的技术链、服务链和价值链，才能拉动智慧城市产业的发展和真正的应用。
刘韵洁 院士 中国联通
“互联网+”实现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结合，将有十分巨大的市场前景，但需要在新的互联网体系架构方面不断探索，形成共识。“互联网+”战略实施，需要传统企业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能够解决自身生产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提升自己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同时，“互联网+”需要大量优秀网络领域人才，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
郭仁忠 院士 深圳市规划国土委
首先应该明确领域认同，及需要区分城市问题和非城市问题、智慧问题和非智慧问题；其次研究智慧城市应该从四个维度入手，即科学层次的维度，遵循应用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规律；领域维度，建立大业务思维，从大数据基础上构建大业务模式，从传统的分治模式向协同的综治模式转变；空间维度，应该从地理、人文和信息三元空间融合的角度考虑问题；进程维度，从全生命周期和动态持续的角度去考虑策划智慧城市应该研究的问题。
吕卫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
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城市的智能转型不能只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创新，而且在这个社会创新中，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将是创新的主体，而政府是为大众创新提供基础、平台和激励机制。通过大众自发的创新形成涌现效应，从而使得城市获得泛在的智慧。
朱德成 中电集团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智慧城市与物联网关系密切，物联网是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市也是物联网应用重要的需求牵引，应该加强二者联合。应该积极加强开放物联网建设，希望物联网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和开放平台，像互联网一样来运行，服务于智慧城市，从而实现城市可生长式建设，实现服务化运营。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信息技术的推动，会引发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流程再造，管理模式的再造。
纪志成 江南大学副校长
公共平台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要，如果能结合国家的力量，建好一个公共平台，面对巨大的信息量和代码量，充分发挥在校大学生进行程序众包，让全国人将编号的程序进行上传。智慧城市需要大量的传感器，需要物物相连，一旦低成本标准化的智能终端、传感器推广了以后，就有很大双赢的机会。智慧城市中的垂直交通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现在的智慧城市需要为大众服务，需要对垂直交通进行研究。
张文生 中科院自动化所副总工程师
对城市来说，如果把智慧城市当成一个全程式的全智慧，短时间内是做不到的。因此，智慧城市选择的问题应该要可行且急需。这样在选择以后，充分发现其中蕴含的科学问题，才能为已有的信息管理技术产生一个巨大的增量，从而反馈于信息技术，推动信息、管理技术的发展。再次，如果变换问题思考角度可能会有更高效的推进，同时又能对城市的建设进程有一个改变，则为更好。
陈学业 深圳市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数据离不开政府数据，应利用大数据配合政府的理念，提速智慧政府的建设，智慧政府的建设可以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引领和示范。在做智慧城市的时候，智慧政府可以先行，重视智慧政府的建设，可以成就一批智慧城市引以为骄傲的，接地气的新型工程。智慧城市的建设中，要进一步提升以城市为整体的、大业务化的信息化水平，重点探索多部门环境下，大业务系统整合的可能性。建议立项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环境调查，评价预警一体化的业务平台。
郑小平 清华大学教授
以包头市石拐区为智慧城区的实践案例，阐述了对建设智慧城市的认识。认为智慧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一样的，不同空间的智慧城市也是不一样的，技术的使用也是不一样的，应统筹考虑涉及时间、空间、技术、以人为本等问题。
周德民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看，智慧城市的建设问题就是城市规划的问题，智慧城市是城市规划和IT技术的充分结合，运用信息技术的思维来针对城市真正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因此，需要梳理智慧城市的要素模式，解决资源的瓶颈，使得城市发展能真正从数字城市走向智慧城市，从信息搜集走向决策推演。
梅林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研究员
以前城市突出的是管理，而智慧城市突出的更应该是服务，从规划、建设到治理的服务。中国的智慧城市应该有中国的特色，应该针对中国人和社会的特点进行智慧城市发展的建设。此外，安全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基于城市大数据平台可能挖掘出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如果没有安全措施，可能会有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在智慧城市里需要做安全性体系的思考和架构。
王伟 武汉大学教授
智慧城市的核心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城市管理非常的复杂，怎么样才能将智慧城市落地，进行复杂问题的简单化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城市管理规划、土地利用、交通环保等方面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和政府管理、企业信息化运行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应该将这些用到具体的城市里去。
吴健 浙江大学教授
智慧城市底层支撑是个数据平台，已有数据的利用将会对城市决策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数据的搜集、整合、管理和利用需要政府立法或出台规范规章，从而将数据整合作为基础平台的一部分。此外，智慧城市的发展还要依靠第三方的支持和服务，有第三方的企业做生态环境。
陈能成 武汉大学教授
随着国家科技改革，将智慧城市从基础研究过渡到关键技术以及应用示范平台，这将更有利于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其次，城市智能化转型的未来还在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应加快物联网在智慧城市和智能社区中的应用。再次，智能感知的工作不仅仅需要群体感知，还需要立体的感知，对现在整个城市群进行综合监控，虽然这方面以前有研究，但到技术层面的实现还需要多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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