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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情谊全文阅读 作者：王春瑜
中国人的情谊全文阅读 作者：王春瑜 《中国人的情谊》由www.niubb.net搜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中国人的情谊全文阅读页面。第1节：百 姓(1)　　 第一章百姓篇第一节 学人自有真情在——文人、学者间的情谊 一、 竹林七贤及嵇康与山涛的绝交 一般说来，竹林七贤指阮籍(210—263年)、嵇康(223—263年)、山涛(205—283年)、刘伶、阮咸、向秀(约227—272年)、王戎等魏晋之际的七位名士。史载，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2］。他们过从甚密，交谊深厚，经常一起在山阳(今河南修武县)竹林中聚会，陶醉在水光山色、修篁翠叶中，饮酒清谈，乐而忘返。所谓清谈，又称谈玄。它是作为与汉末已沦为烦琐荒诞、谶纬迷信的儒学的对立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同时，汉末以来，北方战乱不止，经济凋敝，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的自然经济抬头，道家气息随之越来越浓重，因而老庄思想便日趋活跃；此外，魏晋之交，封建统治者为最高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互相残杀，风波迭起，使不少士大夫和门阀贵族感到朝不保夕，他们需要摆脱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从玄虚的远离现实世界尘嚣的老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寄托。《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道出了他何以遁迹竹林、醉心于玄学的部分原因。我们从他的《咏怀诗》第三首，也不难窥知其中消息：“嘉树下成蹊，东风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看来，他们清谈的重要内容，是关于宇宙的生成问题。嵇康、阮籍等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而以儒教为代表的名教，是和自然对立的，因此他们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嵇康公开说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3］，阮籍也自称“礼岂为我设耶”，甚至公然“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更主张“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对礼法之士，极尽讽刺之能事，说他们好比裤裆里的虱子，“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裤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4］ 嵇康像　　共同的理想与情趣，使竹林七贤走到一起，结下深厚的友谊。以嵇康而论，他与阮籍成为莫逆之交。阮籍的母亲去世，嵇康之兄嵇喜前来吊唁，阮籍鄙视他依附司马氏，不屑一顾，对他大翻白眼，嵇喜下不了台，只好低头走开。但不久嵇康携酒挟琴造访，阮籍却非常高兴，以青眼视之。以至直到今天，口语中为表示感谢某人重视、照顾自己，往往说“承蒙青及”云云。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向秀对庄子有精深的研究，为嵇康所折服，二人极相投。有时嵇康在大树下锻铁，向秀即替他拉风箱，配合默契。他们在学问上互相切磋，有时观点相左，著文驳难，但友情更深。如嵇康厌恶司马氏的专制政权，想从出世中寻求精神解脱，追求长寿之法，曾作《养生论》［5］，说“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善求而得之”。向秀不同意嵇康的看法，特作《难养生论》，说“夫人含五气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显然，向秀的看法，与嵇康差不多是针锋相对的，但他们却能求同存异。向秀与嵇康的友情，即使用山高水长来形容，也不足以表达于万一。嵇康被司马昭残酷杀害后，向秀痛苦至极，后来他到山阳嵇康的旧居去凭吊，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思旧赋》。赋前有小序。谓： 余与嵇康、吕安［6］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言而叹，故作赋云：　　 ▲虹▲QIAO书吧▲ 第2节：百 姓(2)　　 ……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贱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7］，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矣，遂援翰而写心。［8］ 向秀通过序言和正文，对亡友嵇康予以高度的赞扬和深切的怀念，含蓄而又十分巧妙地揭露了司马氏统治集团的凶残，字里行间，凝聚着血泪。写这样的文章，在政治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向秀对嵇康的深情厚谊，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9］ 嵇康为什么会被司马昭杀害？这涉及到两个人：吕安（？—262年）与钟会（225—264年）。吕安是嵇康的好友。后来吕安被其兄诬告不孝、挝母成罪，牵连到他，蒙冤下狱。嵇康在牢房里悲愤难禁，写下《幽愤诗》，仰天长叹：“……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古诗源》卷六）但是，将他置于死地的，还是钟会。钟会是司马昭的党羽，与吕安的哥哥关系密切。钟会曾经带着随从去察看嵇康的动向，见面后，嵇康对他不屑一顾，奚落他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然地回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后来，他向司马昭进谗，说嵇康、吕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并诬告嵇康要帮助丘俭谋反，司马昭遂将嵇康、吕安一并杀害。临刑前，太学生三千人为嵇康求情，但丝毫未能打动司马昭残忍的心。由此我们知道，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多么严酷。司马氏在与曹氏集团的斗争中获胜，是拥护还是反对司马氏政权，是士大夫面临的政治抉择。 竹林七贤也不例外。在严峻的政治现实面前，山涛、王戎采取了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山涛的妻子与司马懿的妻子宣穆皇后是表姊妹。因有这层关系，山涛去拜见司马师时，司马师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后官运亨通，受到司马昭的高度信任。山涛原本是嵇康的好友，他曾对其妻说，能够成为他的挚友者，只有嵇康与阮籍。山涛在升任散骑常侍后，原来担任的选曹郎的官职便空缺，他觉得这个职务很重要，便推荐嵇康担任。嵇康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水火不容的，因而愤怒地写下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佳作《与山巨源绝交书》：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脍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10］ 政治立场的严重分歧，终于使嵇康与山涛分道扬镳。此后嵇康是否真的与山涛断绝了一切往来，难于稽考。但他临刑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深情地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相信自己死后，山涛会照顾他的儿子的，可见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是把山涛看成要好的朋友的，并不因政见不同而影响他与山涛的友情。此后，嵇绍得到山涛的推荐，被晋武帝任为秘书丞，历任诸职，后拜侍中。荡阴之败，嵇绍以身护卫晋惠帝而死，成为晋室忠臣。嵇康未看错山涛之为人，而这样的情谊又是多么可贵。 二、 师 生 之 谊〖1〗（一） 孔子师徒我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至迟在明末清初，家家户户开始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11］。师生之谊，佳话频出。 孔子是平民教育的祖师爷，桃李满天下。七十二贤人，大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孔子与他们的关系，如父子，如兄弟，真可谓莫逆之交。颜回家境贫寒，居蓬门陋巷，食不果腹，却立志苦读，不断向孔子问学。孔子表扬他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不改其乐”，要别的弟子向他学习。子路好勇，身强力壮，有武功在身，成了孔子的义务警卫员，忠心耿耿。孔子本来经常遭到小人的辱骂、攻击，“恶声不绝于耳”，自从有了子路这个好学生、小兄弟之后，小人不敢再在孔子面前放肆，他的耳根清净多了。　　 ▲虹▲桥▲书▲吧▲ 第3节：百 姓(3)　　 孔子身前始终不得志，周游列国，到处漂泊，“惶惶如丧家之犬”［12］，十四年间，颠沛流离，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孔子被迫从卫国去陈国时，途中经过匡（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地，因匡人误把他当成残害过他们的阳虎，被围攻了五天；在陈、蔡边界，陈、蔡两国的掌权大夫都派了一些服劳役的人去围困他，使他陷入绝粮的困境；齐国大夫想害他，宋国的司马桓想杀他；如此等等。但是，孔子始终没有灰心丧气，甚至在身陷危境时，仍诵诗、唱歌、弹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弟子们始终不改初衷，追随左右，保护他，安慰他，他从弟子们身上，吸取了精神力量；当然，他也反复教诲弟子，“君子固穷”，君子即使陷入困境，仍能坚持操守，而小人陷入困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正是在逆境的种种磨难中，孔子与弟子们的情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后世所师法。 （二） “程门立雪”　　师生之谊的基础，是彼此尊重，教学相长。当然，前提是尊师。“程门立雪”的故事，堪称典型。 程颢像 程颐像 所谓程门，是指宋代理学家程颐（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其兄程颢（年），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二程，又因地域故，其学被称为“洛学”。他们和另一位理学权威朱熹（年），成为一大学派之首，号称“程朱”。二程的思想基本一致，小程自己也说他“与大哥之言无殊”。在认识论上，他们都把理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并以此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不过，他们在对理的解释上，毕竟是有差别的。大程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不太重视外知。而小程比较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也就是由外界的格物，以达到致知的过程。后来朱熹正是沿着小程的方向，发展出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思想方面，二程倾向于唐代中叶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某些制度，重视门第，赞同荐举制，反对王安石（年）变法。 二程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有不少弟子。其中有两位，叫杨时（年）、游酢(年）。杨、游二人，原先拜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他们虽然都已年逾四十，而且都已考中了进士，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求学，去拜见程颐。当他俩来到程家时，正巧此公在假寐。杨、游二人见状，非常恭敬地垂手侍立一旁，一声不吭，等候老夫子睁开眼来。一直等了好久，程颐才睁开眼。此时正值隆冬，不知从何时起，瑞雪纷纷，已积下一尺多深。［13］从此，“程门立雪”的故事不胫而走，后来朱熹在《朱子语录》中也予以记载，更扩大了这个故事的影响。程颐后来对他俩教诲不倦显然是被杨、游的求学诚心所感动。杨时、游酢各有建树，杨时成就更大，把二程思想传播至江西、福建，并创立闽学这一学派。程颐曾对坐客很自豪地说：“吾道南矣。”程颐去世后，杨时著《中庸义》，在《序》中深情地回忆说： 予昔在元丰中，尝受学明道先生之门，得其绪言一二，未及卒业而先生没。继又从伊川先生。未几先生复以罪流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 杨时冒着政治风险，继承、光大老师的学术，难能可贵。杨时还精心编辑二程的精彩言论为《粹言》二卷，后来收入《河南二程全书》，对宣传二程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是他献给已故老师的最好礼物，“程门立雪”结下的师生情谊，确实像雪那样洁白明澈。 （三） 倪瓒、左光斗、史可法 倪瓒（年），字元镇，号云林，无锡梅里人，元末著名画家。“酷好读书，尊师重友。”［14］巩昌王文友，刻苦攻读，誉闻乡里，倪瓒之兄倪文光，特地聘请他教授倪瓒和另一位弟弟。王文友“老而无嗣”［15］，倪瓒已经家道中落，仍勉力供养，视同家中长辈。王文友卒后，他料理后事，买油杉棺葬于芙蓉峰旁。下葬那天，无锡“士友皆至”［16］，可谓隆重。作为江南高标拔俗的一代名士倪瓒，能如此对待老师，难能可贵。　　 ←虹←桥书←吧← 第4节：百 姓(4)　　 明末左光斗（年）、史可法（年）的师生情谊，更是感人肺腑。 左光斗，字遗直，一字共之，号浮丘，人称沦屿先生，安徽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授御史。左光斗在视学京畿时，有一天，风雪严寒，他带了几名随从，骑马微行，走到一座古庙，便进去避风雪。只见庑下一个书生正在伏案而睡，案旁放着一篇刚刚写好的文章。左光斗悄悄拿起这篇文章看，读毕，即脱下自己身上的貂皮外套，盖在这个书生身上，并给他关好门。他向寺僧打听，此人是谁？和尚告诉他：这是大兴书生史可法。等到会试时，书吏喊到史可法的名字，左光斗审阅了他送上的试卷，即面署第一。他将史可法召入，让他拜见自己的妻子，说：“我的几个孩子都碌碌无能，将来能继承我的抱负、事业的，只有这位学生了！”对史可法寄予无限希望。后来的事实证明，史可法没有辜负左光斗的期望。 天启五年（1625年），发生了“杨左六君子事”，也就是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关在诏狱受尽迫害的政治事件。其余四位是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他们原来分别担任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给事中、御史、太仆寺少卿、陕西副使之职，这时均已罢官。起先，阉党头子魏忠贤（年）拉大旗作虎皮，捏造罪名，把杨涟等六人拖到天启初年曾任内阁中书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诏狱。后来又进一步下毒手，“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17］。这样，杨涟等人就被分别诬陷为接受杨镐、熊廷弼（年）贿赂，导致明军在关外与后金（清）之战中丧师辱国的可怕罪名（按：熊廷弼的被杀，也纯属冤案）。“六君子”在狱中受到残酷的拷打、虐待，一个个都惨死于狱中［18］。 在左光斗下诏狱后，史可法早晚都守在狱门之外，但阉党防备甚严，难以入狱中探视。后来，他听说左光斗被炮烙，危在旦夕，心忧如焚，便拿出五十两银子，向看守监狱的士兵哭诉，允许他探望左光斗，士兵被感动。有一天，他让史可法换上破衣服，穿上草鞋，背上柳条筐，手拿长铲，俨然是个掏粪工，引至狱中左光斗处。史可法只见老师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都脱落了。史可法跪在左光斗面前，抱住其膝盖哭泣，左光斗听出是史可法的声音，而眼睛又无法睁开，大怒道：“这是什么地方！而你竟来到这里，国事败坏到这种地步，老夫已经完了，你还轻身而不顾大义，天下事谁还能担当！不快去，不要等奸人构陷，我今天就扑杀你！”说着便摸地上刑具，作投击的样子。史可法一声不敢吭，赶紧走出大牢，后来经常流着眼泪对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19］明朝灭亡后，史可法在南明抗清斗争中，时时不忘左光斗的教诲，行军途中，路过桐城时，必定到左光斗家中问候太公、太师母起居，拜左夫人于堂上。后在扬州以身殉国，与左光斗先后辉映，同垂不朽。 （四） 顾炎武的《广师篇》 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弟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有过失不要怕改正，“过而改之，不是过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这在实际上是提倡广师，也就是广泛地拜能者为师。中国历史上不少有杰出成就的大学者，正是这样做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年），曾经写过一篇名文《广师》，谓： 苕文汪子刻集，有《与人论师道书》，谓： “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 顾子宁人（按： 即顾炎武），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吾得二人焉。曰： 魏子环极，梁子曰缉。”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 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20］　　 ▲虹桥▲书吧▲ 第5节：百 姓(5)　　 这里，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出顾炎武的虚怀若谷，更重要的，使我们得以了解，他是以那些好友为师的。这些他所崇敬的师友，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是他从顺治十四年（1657年）远游北方以避祸的二十五年间陆续认识的。如万寿祺（年）、任子良、程先贞(年）、张尔岐（年）、徐东痴（年）、马（年）、刘孔怀、阎若璩（年）、傅青主(年）、李因笃（1633—?）、王宏撰、李中孚等人。其中除了徐东痴以诗鸣于时，李中孚专攻理学外，其他人均淹贯经史，是清初北方学界的群星。顾炎武与他们相互切磋，使自己耳目一新，扩大了视野，纠正了自己著作中的许多错误。如在山东时，唐任臣、张尔岐对音韵、三礼的研究，给他很大启发；在太原时，阎若璩为他的重要著作《日知录》精心订正［21］。顾炎武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撰于北方，如《日知录》、《音学五书》、《山东考古录》、《孤中随笔》、《区言》、《谲觚》等。而像《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传世巨著，虽然在北游前已经动笔，但补充修改，成其大端，仍在北游之后［22］。他在北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上述一大批师友的帮助。而没有他们的诚挚的友谊，顾炎武划时代的学术成就，肯定是要大为逊色的。 （五） 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师生情义 近代鸿儒梁启超（年）、章太炎(年）、胡适（年）等人的师生情义，也是很感人的。 康有为像 梁启超年轻时在万木草堂受业于康有为(年），从他那里接受了今文经学的启蒙教育，懂得了变法图存的改良主义的救国之道，康有为是影响他一生的恩师。梁启超曾回忆当年求学时的情景说： “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23］民国建立后，康有为仍然充当保皇派，图谋清室复辟，梁启超在政治上即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但是，当康有为逝世后，梁启超尽管在天津已经辗转病榻，还是扶病及时赶到北京，为康有为设祭，并在著作中高度评价康有为的学术成就。当然，他很注意实事求是，并无谀词。其实，早在康有为还健在时，梁启超即写道： “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24］真可谓知康有为者梁启超也。 蔡锷像　　梁启超与自己弟子的情谊，同样是很深厚的。蔡锷（年）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担任主讲时的学生，梁启超说他在四十名学生中，“称高才生焉”［25］。后来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擢云南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起义，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袁世凯（年）将他调至北京，授将军，不久又委以经界局督办，但暗中却加以监视。袁世凯称帝的图谋日益公开化后，梁启超曾冒着很大风险，与蔡锷“密议倒袁”［26］，后来精心策划蔡锷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取道越南回云南。抵昆明的第二天，就出任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总司令；而梁启超则秘密去广西，说服陆荣廷起义，并自称总参谋。在反袁斗争中，梁启超、蔡锷师生，患难与共，舍生忘死。蔡锷病逝日本后，梁启超备感哀痛，著文纪念，并在著述中多次写到蔡锷。直到蔡锷逝世十周年时，仍亲自至北海公园参加纪念活动。　　 ▲虹桥▲书吧▲ 第6节：百 姓(6)　　 梁启超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家，成为近代第二代史学家中的中坚。如陈守实(年）教授，即为他的高足之一。陈守实先生对梁启超十分崇敬，把梁氏所辑明遗民、海外孤忠朱舜水(年）联语“气恒夺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当做座右铭，潜心史学，刻苦钻研。由他亲自指导守实先生完成的毕业论文《明史稿考证》，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书是万斯同的心血之作，而为王鸿绪剽窃、改窜。梁氏仔细审读了这篇文章后，在文稿封面写下评语：“此公案前贤虽已略发其覆，然率皆微词，未究全谳。得此文发奸伏，贞文先生（按：万斯同死后，门人私溢曰贞文先生）可瞑于九原矣。然因此益令人切齿于原稿之淹没，其罪与杀人灭尸者同科也。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启超阅竟记。”［27］梁氏与陈先生情谊深厚。陈先生在研究院求学期内写的日记中，曾惊叹“任师天资英发，在不可思议间，非学力所关也”。后来，梁氏因患便血病到协和医院治疗及随后在天津家中休养期间，陈先生都曾数次前往探视，聆听教诲，见梁病状，忧心如焚。梁氏在病中嘱陈先生办的事，他都尽力完成。如王国维（年）在昆明湖自沉后，陈先生受梁氏之托与其他弟子一起，向研究院导师募捐，陈寅恪（年）等都积极响应，筹足一大笔钱，给王国维立碑。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去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也是由梁氏亲自安排的。梁氏还在病中书赠守实先生对联，集自温飞卿的《更漏子》、苏长公的《念奴娇》、牛希济的《生查子》、秦少游的《庆宫春》。全文是：“漱石仁弟乞写旧集词句：春欲暮，思无穷，应笑我早生华发；语已多，情未了，问何人会解连环。丁卯浴佛日梁启超。”此联现存，已成珍贵文物。 又如梁氏的另一位高足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年）教授，在清华期内，常常得到梁氏的指导。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后，即应邀随梁氏至其天津家中，担任其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的家庭教师，同时继续从梁氏问学。他们同桌吃饭，茶前饭后，经常听梁氏论学。后来，他回忆梁氏对他的隆情高谊时说： 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谈。先生朗诵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讲解，一字不遗。余叹先生记忆力之强，起而问之。先生笑曰： “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先生健于谈，喜于教诲……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引笔记之。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28］ 梁启超是近代明清之际史学的开山祖师，谢国桢先生在他的亲炙下，予以发扬光大，成果累累，对彼此来说，都是幸何如也！谢先生曾吟哦“忆昔梁门空立雪，白头愧煞老门生”的诗句，那是过谦了。其实，应当说，若非梁门曾立雪，焉能中外传盛名？［29］ 国学大师章太炎（年）对本师、学侣、弟子的厚谊，也足为世人风范。 他的本师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俞氏是德清人，三十岁成进士，进了翰林院，旋放河南学政，两年后被罢官。归田后，他埋首学术，主攻朴学，旁及艺文。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尤为博大精深。他在著述之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培育英才。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七载之久，亲炙良师，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他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太炎的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却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30］这正是“师无道，即叛之”古训的体现。但尽管如此，并未影响太炎对本师的崇敬之情。　　 §虹§桥书§吧§ 第7节：百 姓(7)　　 太炎一生交友甚多，鱼龙混杂，也极自负，但对亦师亦友的学问家，仍是很尊重的，与他们切磋学问，友谊匪浅。如：黄以周（年）是周礼专家，所著《礼书通考》达百卷之多，蔚为大观。太炎盛赞此书“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孙诒让（年），浙江瑞安人。所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皆传世之作。太炎对他很佩服，说“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31］。宋衡（年），平阳人，又名宋恕，通经学，讲仁爱，更精研佛学，太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32］字里行间，洋溢着太炎对这几位师友的深情。 胡适故居 (著者摄于2006年夏) 胡适的学生很多，无论是在早年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校长，还是后来主持北京大学，他对学生的厚爱，殷殷教诲，都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其中一些人成为名满中外的大学者，对他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年），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发起古史辨运动是受胡适讲课启发的结果。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归国，九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讲授《中国哲学史》，所编讲义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从《诗经》开始，将唐、虞、夏、商抛在一边，直接从周宣王之后讲起，使学生耳目一新。顾颉刚在其所编《古史辨》第一册的序文中，回忆道：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在1919年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33］1920年，胡适给顾颉刚写信，让他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借给他知不足斋本作为底本。并予以指点：“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34］这对顾颉刚来说，无疑是进一步的启示。当然，胡适嘱顾颉刚标点此书，也是知道他生活比较困难，好拿一笔稿费，贴补家用。此后，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不断通信讨论《红楼梦》，或赞同，或驳难，一方面，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加深了师生情、学友情。另一方面，顾颉刚再次感受到学习胡适治学方法的重要性。他曾经写道：“我从曹家的故实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状的复杂。”［35］凡此，对顾颉刚后来的学术成就，是有深刻影响的。 罗尔纲教授是饮誉中外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严谨的学风，对史料的考证辨析功夫，受到史学界的一致好评。在他青年时代，胡适几乎是耳提面命的恩师。抗战期间，他著有《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追述他三十年代初期住在北京胡适家中边工作、边问学的情景。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看了这本书后，说：“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36］罗尔纲在此书的序中写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37］胡适很重视这本书，在给罗尔纲的信中，曾说这部自传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还大。他在这本书的序中深情地写道：　　 虹←桥←书←吧←← 第8节：百 姓(8)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供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 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地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画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书，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38］ 胡适、罗尔纲师徒充满感晴色彩的话，令人感动，但并无半点夸张。胡适是名流，家中常有贵客临门。每当罗尔纲遇到这些客人，胡适给客人介绍时，总要随口夸奖一两句，既是鼓励，更是安慰；有时家中有特别的宴会，胡适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接罗尔纲去做客一天；罗尔纲回广西探亲返京，胡适一天两次亲自去火车站迎接；有时一天给罗尔纲写两封信，指导他的学业；甚至因病住在医院，仍然在深夜伏案给罗尔纲写信，具体指导他研究湘军志，并逐条列出十条要点；如此等等。胡适对罗尔纲的关怀，从学业到生活，都是无微不至的。 三、 吴中四才子的深谊 唐寅像 明朝前期的江南唐寅（年）、文征明（年）、徐祯卿（年）、祝允明(年）被称为“四才子”。他们在文坛、画坛上具有重大影响，唐寅、祝允明更因民间传说、弹词、戏曲的渲染，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自古文人相轻，但四才子之间，并不因各人均才高八斗而互相轻慢，而是过从甚密，甚至患难与共，留下很多佳话。 唐寅，字子畏，又字伯虎，后改字子畏，自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他是吴中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大画家沈周（年）、仇英及他的好友文征明，在美术史上唐寅《王鏊出山图卷》 故宫博物院藏 光芒四射，被称为“明四家”。弘治十一年（1498年）应天府乡试第一。当时座主梁储（年）对他的文章很欣赏，看罢考卷惊叹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39］除鼓励慰勉外，返京后，还将他的文章推荐给次年会试主考程敏政观看，并赞扬说：“其人高才，此不足以毕其长，惟君卿奖异之。”［40］后来，唐寅即涉嫌和程敏政作弊，“交通题目”，被废弃终身，程敏政亦被迫辞官归里。唐寅经受这场磨难后，深感仕途险恶，放浪形骸于酒色山水之中，诗文绘画的名声却誉满四海。在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中，他故意佯狂酗酒，放诞无礼，得以保全清白，因而也给他带来更大的名声。他“颓然自放，谓后人知我不在此”［41］，内心是孤寂的。 文征明画 故宫博物院藏文征明，初名璧，以字行，后更字征仲，别号衡山。他在十六岁时，其父温州知府文林卒，吏民醵千金致意，他全部退还，而因其父是位清官，无家货，他穿的衣服都很破旧；朱宸濠曾重金礼聘，他辞病不赴；他的诗文书画，成就很大，人皆宝之，但却从不用来与富豪权贵做交易，周、徽等藩王“以宝物为赠，不启封而还之”［42］。可谓才华横溢，铁骨铮铮。他活到九十岁，堪称人瑞，晚年经常告诫其子孙：“吾死后，若有人举我进乡贤祠，必当严拒之。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我没这副厚脸皮也。”［43］他的自谦、自律，足为世人风范。 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人。“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44］，“超颖绝人，读书过目成诵，巨细精粗，咸贮腹笥”［45］。弘治壬子（1492年）举于乡，后连试礼部不第，除兴宁知县，迁应天府通判，不久即辞归。因其右手枝指，自号枝指生。他好酒色六博，善度新声，有时还粉墨登场。海内慕其盛名，携银登门求文求字的，他动辄拒而不见，而等他冶游时，“使女伎掩之，皆捆载以去”。回家不问七件事，得钱便在家中呼朋唤友豪饮，花光拉倒。出门时，往往屁股后面跟着向他讨债的人。去世时，几乎连办丧事的钱都没有。　　 ▲虹桥▲书吧▲▲ 第9节：百 姓(9)　　 徐祯卿，字昌，一字昌国，常熟人，后迁吴县。他“天性颖异，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46］。精于诗歌，“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之类警句，传诵一时。弘治乙丑（1505年）举进士，由于其貌不扬，只授大理左寺副［47］，后因罪被贬为国子博士，卒时才三十二岁。史书评论他“诗炼精警，为吴中诗人之冠，年虽不永，名满士林”［48］。 由此可知，上述四人皆非等闲之辈。几人很早就相识。其中祝允明年龄居长，比唐寅、文征明大十岁，而这二位又比徐祯卿大约长十岁。唐寅和祝、文二氏，关系则更为密切。文征明的画师承沈周，而唐寅也是沈周间接的学生。弘治十二年（1499年），唐寅卷进科场风波，身陷囹圄后，写信给文征明，希望他看在友谊的分上，照顾自己的弟弟唐申，文谓： ……仆幸同心于执事者，于兹十五年矣。……吾弟弱不任门户，傍无伯叔，衣食空绝，必为流莩。仆素论交者，皆负节义；幸捐狗马余食，使不绝唐氏之祀，则区区之怀，安矣乐矣！尚复何哉？ 唯吾卿察之！［49］ 后来又在给文征明的信中，真诚地袒露心迹，晚明小品文大家袁中郎（年）读后，非常感动地说：“真心实话，谁谓子畏狂徒者哉？”［50］这封信的全文是： 寅与文先生征仲交三十年，其始也丱而儒衣，先太仆爱寅之俊雅，谓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尔后太仆奄谢，征仲与寅同在场屋，遭乡御史之谤，征仲周旋其间，寅得领解。北至京师，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气，指目其非；征仲笑而斥之。家弟与寅异坎者久矣，寅视征仲之自处家也，今为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间。寅每以口过忤贵介，每以好饮遭鸩罚，每以声色花鸟触罪戾；征仲遇贵介也，饮酒也，声色也，花鸟也，泊乎其无心，而有断在其中，虽万变于前，而有不可动者。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颜、路长孔子十岁；寅长征仲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征仲为师，非词伏也，盖心伏也。诗与画寅得与征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捧面而走矣。寅师征仲，惟求一隅共坐，以销镕其渣滓之心耳，非矫矫以为异也；虽然，亦使后生小子，钦仰前辈之规矩丰度，征仲不可辞也。［51］ 文征明《惠山茶会圈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由此可知，文征明平素生活很检点，不肯涉足涩情场所，与唐寅的浪荡行径，可谓大异其趣，但却能道不同而相谋，并成为莫逆之交。据明人《焦窗杂录》载，唐寅有时捉弄文征明，某次他先将妓女藏在舟中，然后邀文征明同游石湖，酒半酣，唐寅高歌，叫妓女出舱进酒，文征明大吃一惊，执意离船而去，几乎跌入水中，只好临时雇了一艘小船回家。 文征明与祝允明的交谊，在他们的上一代就已开始。文征明学字于祝允明的岳父李应祯，李死后家贫无以为殓，就是由文征明的父亲文林筹办丧葬之费的。祝允明与唐寅更是情投意合，不是弟兄，胜似弟兄。唐寅早年放浪纵酒，祝允明规劝他，唐寅因此苦读一年，得戴解元桂冠。唐寅卒后，祝允明哀痛至极，梦魂萦绕，写了《梦唐寅、徐桢卿亦有张灵》、《哭子畏》、《再哭子畏》等诗，怀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他还亲笔写了《唐伯虎墓志铭》，堪称是他与唐寅友谊的实录： 子畏死，余为歌诗，往哭之恸；将葬，其弟子重请为铭，子畏余肺腑友，征子重且铭之。……子畏粪土财货，或饮其惠，讳且矫，乐其菑，更下之石，亦其得祸之由也。桂伐漆割，害隽戕特，尘土物态，亦何伤于子畏？余伤子畏……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罹祸后，归好佛氏，自号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坞，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子重名申，亦佳士，称难弟兄也。铭曰： 穆天门兮夕开，吾乘兮归来。睇桃兮故土，回风冲兮兰玉摧。不兜率兮犹徘徊，星辰下上兮云雨漼。椅桐轮囷兮稼无滞穟，孔翠错灿兮金芝葳蕤，碧丹渊涵兮人问望思。［52］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10节：百 姓(10)　　 明刊本卓人目作杂剧《花肪缘》插图 该剧写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游湖，唐伯虎对花舫中一女婢一见钟情，苦苦追求，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剧情类似话本《唐伯虎点秋香》。 大概是唐寅和祝允明都是性情中人，又是肺腑之交，制造了不少风流韵事，甚至直到今天，仍在民间流传。如：唐寅曾夏天拜访祝允明，刚好是允明醉后，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唐寅跟他开玩笑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允明立即答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53］可见他即使是醉了，也没有忘记与唐寅的友情。他俩曾浪游扬州，极声伎之乐，把袋中的银子花个精光。他们听说盐使课税很重，因而宦囊几乎撑破，便化装成苏州玄妙观的道士，前去化缘，并自我介绍：别看我们是穷道士，认识的朋友都是名流，连我们苏州大名鼎鼎的唐伯虎、祝枝山，都是我们的好友。您如果瞧得起我们，请随意考考我俩。盐使把手一指说，就以盆景牛眠石为题，共赋律诗一首。唐寅、允明当即一人一句，写成一首：“嵯峨怪石倚云间（唐寅），抛掷于今定几年（允明）；苔藓作毛因雨长（唐寅），藤萝穿鼻任风牵（允明）。从来不食溪边草（唐寅），自古难耕陇上田（允明）；怪杀牧童鞭不起（唐寅），笛声斜挂夕阳烟（允明）。”盐使大为欣赏，传令苏州府长洲、吴县，出银五百两，作为修葺玄妙观的费用。后来唐寅、祝允明赶回苏州，设法取出这笔银两，召集好友与妓女畅饮数日。盐使知道此事后，颇不悦，“心知两公，然惜其才名不问也”［54］。此事颇有传奇色彩。 四人中，徐祯卿去世较早，但仍留下他与唐寅、祝允明等交好的篇章。他曾给唐寅写小传，盛赞他“雅资疏朗，任逸不羁”，并在传末系赞词一首，曰： 有鸟骄斯，高飞提提。饮择清流，栖羞卑枝。荡激扬，操比侠士。超腾踔诡，又类君子。长鸣远慕，顾命俦似。猥叙苦辛，仍要素辞。与子同心，愿各不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风雨凌敝，水勿散飞。天地闭合，乃绝相知。［55］ 赞词的最后四句，充分显示了他对唐寅的深情。对于文征明，他也写了小传。赞美他“性专执，不同于俗，不饬容仪，不近女妓，喜淡泊。俦类有小过，时见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叹誉焉。”并诵诗曰：“……磁石能引针，砥砺乃独坚。鸾凤不从群，何况于高贤。含和而不同，圣哲所称焉。飞蝇恶热羹，最哉复何言。”［56］他对文征明，实在是敬重之不暇。 张灵 《秋林高士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这四位才子还有一位差不多共同交结的好友张灵。他字梦晋，吴县（今苏州）人，生卒年不详。善画人物山水，笔致秀逸；诗文也很清丽。他家境贫寒，却生活狂放浪漫。史载：唐寅“与里狂生张灵纵酒”［57］云云，可见二人关系的密切。据他的好友之一徐祯卿记载，张灵“不为乡党所礼，惟祝允明嘉其才，因受业门下，尝作文以厉之”［58］。可见祝允明与他是亦师亦友。唐寅与他交谊最深。他俩还是郡学生时，有位鄞县人方志来督学，了解到唐寅的一些情况，企图中伤，张灵得知后，满脸愁容，唐寅问他为什么如此愁眉不展？他答道：“独不闻龙王欲斩有尾族，虾蟆亦哭乎？”［59］令人忍俊不禁。他曾与唐寅、祝允明在虎丘冒着雨雪，假装乞丐，唱莲花落，讨来钱后就买酒在寺中痛饮，还说“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60］。张灵很不得志，有时家中无隔宿之粮，父母及妻子终日愁思叹息，这样的窘境，扭曲了他的性格，常常变得狂妄不近人情，唐寅却能体谅他，不予计较。某日，有客去拜访张灵，张灵正坐在豆棚下，举杯独酌，津津有味，竟不看来客一眼，其人含怒而去。接着去拜访唐寅，告诉他张灵所为，责怪他的无礼，唐寅却笑着说：“汝讥我！”［61］这简张灵绘《招仙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直是代朋友受过了。他对张灵的画是很欣赏的，有时在他的画上题诗，如：“绿崖入翠微，岚气湿罗衣；涧水浮花出，松云伴鹤飞。行歌樵互答，醉卧客忘归；安得依书屋？开窗碧四围。”［62］显然与张灵的画是珠联璧合，水乳茭融。　　 §虹§桥§书§吧§ 第11节：百 姓(11)　　 四才子对于一般的友人，也很重视交谊，对于老师，更念念不忘。如唐寅对他的座师王鏊（年），一直感激不已。今日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唐寅作“王鏊出山图卷”，纸本墨笔，下署“门生唐寅拜写”［63］，画出了王鏊的神韵，也画出了唐寅对他的一往情深。 四、 明末四公子的友情 明末四公子是指桐城方密之（以智）（年）、阳羡（今宜兴）陈定生（贞慧）（年）、归德（今商丘）侯朝宗（方域）(年）、冒襄（辟疆）（年）。他们的父亲，都是晚明政治舞台上的名人。这四位书生，联络东林党的后裔和在南方有很大影响的政治组织复社成员，互通声气，砥砺名节，议论朝政，反对宦官专权。明朝灭亡，福王朱由崧（？—1646年）在南京重建弘光小朝廷后，依然是阉党阮大铖（年）、马士英（？—1646年）把持朝政，在残山剩水间作威作福。不久，东林子弟顾杲、黄宗羲（年）等在南京张贴反对阉党的《留都防乱公揭》，震动朝野，陈贞慧、侯朝宗等都参与策划，并在公揭上签名。 吴伟业有关水绘图手迹明清之际的著名文学家吴伟业（年）曾写道：“……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以此深相结。”［64］可见是共同的政治抱负，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常常聚会，甚至是“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65］。 冒襄中年像 采自冒舒《扫叶集》，三联书店出版 四人中，活得最长，被誉为“一代风骚主坛坫”［66］的，是冒襄。入清后，他始终以遗民身份隐居不仕，家中的水绘园，有花木林泉之盛，是东南名园之一。他交友遍天下，从晚年裒辑的《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来看，曾先后与他交好的文友有黄宗羲、倪元璐（年）、董其昌（年）、王铎(年）、钱谦益(年）、陈继儒（年）、范景文（年）、黄道周（年）、徐乾学（年）、施世纶［67］等几十位，几乎囊括了明清之交即明末至康熙前期著名文学家、画家、书法家、诗人的大半，可见其交友之广。这没有一腔热忱是绝对做不到的。 董小宛画像冒襄的同时代人刘体仁，在《书水绘园二集后》一文中说：“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归”；“及家贫，犹不敢谢客，而身则皤然老矣”。这是冒辟疆一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他的后裔著名老作家冒舒先生所说：“至于他和陈圆圆、董小宛的风流韵事，在辟疆的整个历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68］当然，血浓于水。四公子之间的友谊，经受过明清易代之际巨大政治磨难的考验，是一般朋友难以企及的。以侯朝宗来说，方密之送给他的一件衣服，他视如拱璧，爱不释手。他在《与方密之书》中写道： 方密之像　　……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营营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然无从可道。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斁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后制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唏嘘。……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似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幅，至今大有生气……当共评玩之。［69］ 他与陈贞慧更形似手足，亲上加亲。他有《送陈生归义兴》诗谓：“宛水中央一去船，清秋细草尚绵芊。东江族望多才俊，不及平原作赋年。”［70］他曾住在陈贞慧家避过难，成了生死之交，并结为儿女亲家：将自己的幼女许配给陈贞慧的次子宗石，举行过订婚仪式。他在《赠陈郎序》一文中写道：　　 ※※虹※桥书※吧※ 第12节：百 姓(12)　　 侯朝宗像 陈郎者，余幼婿也。名宗石，字日子万。……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阿大铖意，上奏责浙直督府捕余，余时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为经纪其家事，濒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 子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累累将安归乎？吾家世与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幼女妻我季子？余妻遂与陈夫人置杯酒定约。［71］ 此时，朝宗女方三岁，贞慧子还比她小一岁。八年后，朝宗再访宜兴，宗石已十岁，聪敏健谈，朝宗平素不能饮酒，竟高兴得连连喝了几大杯。并写了一首《种松歌》赠宗石，加以鼓励：“种树当种松，生儿当生龙。松能参天三百尺，龙能腾地九万重。君家小子无乃是，出揖丈人何从容。眼光奕奕陈维崧像 逼我寒，问所读书音如钟。十岁抗首复伸眉，其意颇不屑吴侬。君家少保古哲人，我欲见之恨无从。尔翁当时称有道，今住青门老为农。五陵佳气讵遂无，善卷洞口暮采葑。高义乾坤谁识得？定知有尔亢其宗。君不见洛阳桃李媚春风，三月开花作意红。转瞬落叶已辞枝，惟有霜皮傲崆峒。又不见鲋鱼数寸口喁喁，陂泽江海不相通；才欲过河旋涸辙，安知首尾接空。”［72］朝宗对贞慧的长子、著有《湖海楼集》的诗人陈维崧（年，字其年，号迦陵），也很赞赏，写了《阳羡歌答陈生》诗给他，末段是：“……君不见大梁侯生游吴越，霜吹两鬓侵马骨，人生相见如参商，细记壬辰冬十月。”［73］诗中丝毫未摆世叔的架子，很珍视他与下一代的友谊。后来，陈贞慧病故，陈维崧屡应乡试不中，去投奔他父亲的老友冒襄，在他家读书做客，而且一住十年，与冒襄酬唱，相处甚欢。显然，明末四公子的友情，在他们的下一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五、 纳兰性德与顾贞观的千古绝唱 纳兰性德像纳兰性德（年），初名成德，后避东宫嫌名，改曰性德，字容若。其父是权倾一时的太傅明珠。他十七岁时补诸生，次年举顺天乡试，康熙丙辰(1676年）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三等侍卫，不久晋一等。自幼颖慧，尤喜填词。好交友，为人排忧解难，往往“谋必竭其肺腑”。 江南文士严绳孙（年）、顾贞观（年）、陈维崧、姜宸英（年）等，都是他的好友，顾贞观更与之相知极深。贞观，字华峰，号梁汾，无锡人。康熙丙午（1666年）顺天举人，擢秘书院典籍。戊申(1668年）丁外艰归，丙辰（1676年）复入京，馆于明珠家，与纳兰性德成为挚友。有时他登上纳兰性德的读书楼，性德即命家人撤去楼梯，与顾贞观纵谈古今，论诗填词。他们二人精心营救吴江文士吴汉槎（年）的事迹，是中国政治史、文化史上脍炙人口的篇章。 吴梅村像 清人绘，故宫博物院藏 吴汉槎，名兆骞，汉槎是他的字，以字行。少有隽才，童时作胆赋五千言。大诗人吴伟业将他和松江的彭师度（1624—？）、宜兴陈维崧看成是“江左三凤”。顺治十四年(1657年）罹科场狱，后被判刑，流放至吉林宁古塔。顺治十四年是丁酉年，故通称丁酉科场案，在清初南北发生的多起科场案中，名声最大，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吴汉槎的盛名。但正如前辈明清史专家孟森（年）所说，吴汉槎的“《秋笳集》，亦非有绝特足以不朽者在，其时以文字为吴增重者，实缘梅村一诗、顾染汾两词耳”［74］。吴梅村（清初著名诗人，吴汉槎好友）的诗为《悲歌赠吴季子》，诗曰：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君独何为至于此！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学经并学史，生在江南长纨绮。词赋翩翩众莫比，白璧青蝇见排诋。一朝束缚去，上书难自理。绝塞千山断行李，送吏泪不止，流人复何倚？彼尚愁不归，我行定已矣。七月龙沙雪花起，橐驼腰垂马没耳。白骨皑皑经战垒，黑河无船渡者几？前忧猛虎后苍兕，土穴偷生若蝼蚁。大鱼如山不见尾，张鬐为风沐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君不见吴季子！［75］　　 ▲虹桥▲书吧▲▲ 第13节：百 姓(13)　　 此诗的后四句，语极悲愤，影响深远。“兆骞得此，乃其不朽之第一步。”［76］诗作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一月［77］。吴伟业同时还给被株连而随吴汉槎出塞的其父吴晋锡写了《送友人出塞》二首，其一是：“鱼海萧条万里霜，西风一哭断人肠。劝君休望令支塞，木叶山头是故乡。”［78］词句同样悲壮苍凉。梅村诗作于吴汉槎赴戍之初，而顾贞观的词《金缕曲》（亦作贺新郎）二首，则作于吴汉槎已赴冰天雪地的宁古塔之后。顾贞观在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给吴汉槎写过一封信，并诗十章，次年春，吴汉槎复过一信。但吴汉槎在康熙二年（1663年）、十二年（1673年）写给顾贞观的信，辗转很久，才到了顾贞观的手中。贞观读后，深深同情这位老友的凄惨处境，决心设法解救他。不久，他结识了纳兰容若，将自己写的《金缕曲》抄给容若看。词的全文是：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从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此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79］ 这两首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80］正是这两首千古绝唱，深深感动了纳兰容若，他流着热泪说：“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嘱也。”顾贞观说：“人寿几何？请以五载为期。”（吴德旋：《闻见录》）纳兰容若答应了，并赋《金缕曲》赠顾贞观，内有句云：“绝域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余事。知我者，梁汾耳！”［81］后经容若向其父疏通，“以输少府佐将作，遂得循例放归”［82］。花的银子，起码不少于二千两。由吴汉槎的老友、清朝新贵徐乾学、徐元文（年）及纳兰容若等出面，号召醵金赎归吴汉槎，都中名流都知道是明珠作后台，一心讨好，纷纷解囊。终于使吴汉槎一家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回到了京师。可惜此时吴梅村已去世十年，诗人王士祯叹息道：“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还。”［83］吴汉槎去拜见纳兰容若，见书斋壁上大书一行字：“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84］，才知道当年顾贞观为救他，曾跪在纳兰容若面前哀求，不禁泪如雨下。这样的交谊真是重如泰山了！ 六、 鲁迅与师友、弟子〖1〗（一） 鲁迅与老师鲁迅（年）从童年到成人，对他影响最大的中国老师有两位：寿镜吾（年）、章太炎。 鲁迅在十二岁时，离开新台门，到全城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读书，塾师是寿镜吾先生。他方正、质朴、博学，富有爱国思想，痛恨帝国主义，抵制洋货，常说外国人骗钱。他对李鸿章(年）、张之洞（年）等大官僚，也很不满。但是，他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仍然墨守传统的儒家教育。尽管如此，他毕竟是鲁迅的启蒙老师。鲁迅到了中年，仍然回忆着寿老师教学的情景：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虹▲桥▲书▲吧▲▲ 第14节：百 姓(14)　　 “人都到哪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他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 “读书！”［85］ 显然，鲁迅对寿老师是充满怀念之情的。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像 鲁迅对作为革命家、国学大师的章太炎，是非常敬重的。他不仅是章太炎主办的《民报》的热心读者，而且几次听过太炎滔滔不绝、庄谐并出的反清演讲。章太炎开办小学讲座时，鲁迅是认真听讲者之一，从而结成了师生关系。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年）后来回忆道： 先生东京讲学之所，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寿裳与周树人（即鲁迅）、作人兄弟等，亦愿往听。然苦与校课时间冲突，因托龚宝铨（先生的长婿）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寓所……《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生讲段氏［86］《说文解字注》、郝氏［87］《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解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义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这是先生东京讲学时的实际情形。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88］ 章太炎墨迹太炎的这些弟子，绝大多数都是著名学者、教授，汪东则成为一代词人；而鲁迅则更是文化巨人。1933年，他在致曹聚仁（年）信中，写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89］这体现了鲁迅尊师的原则，与传统师道尊严有别。1935年，他在论及文言、白话问题时说：“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90］他并不盲从太炎先生，但深知他是革命先觉、小学大师，评价不可谓不高。太炎先生去世后，上海的官绅为他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无聊文侩，勾结小报，公然写文章奚落他。病中的鲁迅，仍支撑着著文，客观、公正地评价太炎先生： 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91］　　 ▲虹▲QIAO书吧▲ 第15节：百 姓(15)　　 此文写于1936年十月九日，距鲁迅先生逝世，仅有十天。此文写成后，次日他看了报纸，惊叹中华民国已成立二十五周年了！不禁想起太炎先生，觉得前文言犹未尽，后来又动笔再写一篇，直到十月十七日上午，还在续写此文的中段，但未能终篇，他就在十九日凌晨在同病魔艰难搏斗后，不幸逝世。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念念不忘太炎先生。这篇遗文就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深刻地总结了太炎先生晚年的经验教训：“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郁达夫像 ，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纵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鲁迅作为弟子，对其师太炎先生友谊的厚重，堪称古今楷模。 （二） 鲁迅与友人 鲁迅有不少友人，其中与郁达夫（年）、瞿秋白（年）、刘半农（年）、林语堂（年）的交往，最令人回味。 鲁迅与郁达夫的初识，是1923年的二月。当时郁达夫正在北京的长兄郁华（年）家中过年。他应周作人之邀，与鲁迅同席。十天后，郁达夫特地在东兴楼饭馆宴请鲁迅。彼此印象均很好。郁达夫在《过去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写道：“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也喜欢喝点黄酒。”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则回忆道：“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地攻击我，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此后不久，他俩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逐渐成了亲密朋友。鲁迅比他年长十五岁，郁达夫对他很尊敬，以亦师亦友待之。他曾热心地向创造社同仁郭沫若等推荐过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等小说，郭沫若甚至说过：“郁达夫之于鲁迅更有点近于崇拜。”［92］ 他们还共同关心穷困的文学青年、后来成了著名文学家的沈从文（年），郁达夫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沈从文呐喊鸣不平；鲁迅则打算邀请沈从文共同选印新作，以示奖掖。后来虽因沈从文去了武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鲁迅、郁达夫在关心青年人才方面的古道热肠，促使彼此加深了了解。郁达夫回上海后，在创造社、太阳社以“左”的“革命”面貌围攻鲁迅时，郁达夫在《对于社会的态度》一文中，却旗帜鲜明地说：“我总认为，以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鲁迅）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我从前是这样想，现在也这样想，将来总也是不会变的。” 1933年一月十日，鲁迅给郁达夫寄去一封信及两幅字，条幅上写的是他写的两首诗。其一是《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其二是：“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同时，鲁迅也请郁达夫不吝墨宝。一个多星期后，郁达夫写了一首诗，亲自去北四川路拜访鲁迅，当面交给他。这首诗是：“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93］这对鲁迅是多么崇高的评价!鲁迅和郁达夫在文学事业上的相互支援、共同合作，是亲密无间的。1928年夏天，两人合编《奔流》月刊创刊，图文并茂，印刷甚佳。他们合力支持黎烈文（年）办好《申报》的“自由谈”专栏，发表了多篇杂文。他俩都是“左联”的发起人。 鲁迅善作旧诗，但最为人称颂的一首，即是1932年“达夫赏饭，闲人打油”的一首。十月五日，郁达夫、王映霞夫妇设宴于聚丰园，同席有柳亚子夫妇等。鲁迅到来时，郁达夫问候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即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答。郁达夫笑谓：“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没有脱。”不料这句玩笑话给鲁迅以启示，说：“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94］席散以后，鲁迅应柳亚子之请，于十月十二日，为他写了一个条幅，这就是著名的所谓“闲人打油”的七律《自嘲》：　　 ◇欢◇迎◇访◇问◇虹◇桥◇书◇吧◇ 第16节：百 姓(16)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95］ 正如郭沫若(年）在《〈鲁迅诗稿〉序》一文中所说，此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俱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1933年四月二十五日，郁达夫移家杭州。这是鲁迅不赞同的，曾经劝阻，但未能奏效。鲁迅非常关心郁达夫在杭州的处境，八个月后，王映霞在上海求鲁迅写字，鲁迅便乘机在四幅虎皮宣纸上，每幅两句，写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首诗：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96］ 鲁迅深知杭州是官僚盘踞的封建巢穴，黑暗、腐朽，劝郁达夫切不可在此久住。后来，不出鲁迅所料，郁达夫果然被黑暗势力所包围，弄得家破人亡。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在1938年于湖北汉寿很沉痛地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十分懊悔地说： 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鲁迅）也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假仍如在。”这诗的意思，也曾对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我悔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97］，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中央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对我们做出比邻人［98］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 倘若郁达夫听从鲁迅的忠告，不去杭州，他后半生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光景，很可能不会毁家，因而也就不会出走南洋，牺牲在海角天涯的日寇屠刀下。 瞿秋白像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也是位优秀的翻译家、作家。1931年一月，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层之外。他只好一面养病，一面从事翻译并参加“左联”的工作，开始与鲁迅交往。1932年十一月下旬，瞿秋白、杨之华（年）夫妇至鲁迅家中避难。过了几天，鲁迅从北京省亲返沪，见面后，即倾心畅谈。住了一个多月后，由当时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亲自到鲁迅寓所，将瞿秋白夫妇转移他处。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秋白：“今晚上你平安到达后，明天叫个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99］次年二月初，瞿秋白夫妇住所情况鲁迅书赠瞿秋白对联　　不妙，又第二次避难到鲁迅家里。他们共同选编了《肖伯纳在上海》一书，假托野草书屋名义，自费出版。一个月后，瞿秋白夫妇搬到一个较安全的住所，鲁迅去看望。瞿秋白将鲁迅用洛文署名相赠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00］，挂在墙上。二人友谊之深，于此可知。杨之华在五十年代曾深情地回忆道： 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我们舍不得鲁迅走，但他走了以后，他的笑声、愉快和温暖还保留在我们的小亭子间里。特别是鲁迅留下来的书给秋白很多的安慰。［101］ 此后，瞿秋白又第三次在鲁迅家中避难。但这次住的时间较短。从这年的春天到深秋，瞿秋白勤奋写作，写出几乎与鲁迅难分伯仲的杂文《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等十二篇，经鲁迅看过并修改，请人抄写，用鲁迅的名义发表，后均由鲁迅编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杂文集中，以利保存、流传，成为文坛佳话。瞿秋白还在短时间内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这篇序言，是早期研究鲁迅的典范性论文，影响深远。鲁迅后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102］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它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欢◇迎◇访◇问◇虹◇桥◇书◇吧◇ 第17节：百 姓(17)　　 1935年初夏，鲁迅接到瞿秋白在上杭狱中的信，鲁迅曾打算变卖家产营救他，甚至发起公开营救的抗议运动，但他也觉得此事太重大，难有希望，“何能为”。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闻它嫂却甚健。”“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悲愤地告诉友人：“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他在写给胡风（年）先生的信中，说打开瞿秋白的一包稿子，“有译出的高尔基《四十年》的四五页，这真令人看得悲哀”。为了纪念亡友，他扶病编辑瞿秋白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寄往日本，印成了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上册终于在鲁迅生前出版。封面上的书名和书脊及封面上的作者名“STR”［103］都是鲁迅亲笔书写的，署“诸夏怀霜社校印”，“霜”是秋白的原名，意即全中国都在怀念瞿秋白。这对瞿秋白烈士，是永恒的纪念。 刘半农像　　刘半农，诗人、语言学家。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字半农，笔名含星、寒星等。江苏江阴人。1907年入常州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身革命军，后任报刊编辑。1917年应陈独秀(年）邀请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参加《新青年》编委，从事文学革命。这是刘半农生命最闪光的时期。文学革命兴起后，由于一时尚未显示出影响力之大，开始没有公开的反对者。《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于是演了一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守旧派、复古派攻击文学革命的种种论调，以他们的口吻拟了一封信；再由刘半农著文逐一驳斥，同时在《新青年》［104］上刊出，算是对文学革命的反响。这期《新青年》出版后，反响热烈。 鲁迅在回忆文章中说：“……他到北京……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和“它”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105］他与刘半农相处很好，觉得“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按：指陈独秀、胡适），却亲近半农。”［106］ 1926年，刘半农给上海的鲁迅写信，请他为自己发现并将重新付梓的清初小说《何典》作序，鲁迅写了，说当初曾在《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到此书的提要，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苦无所获。“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107］虽然对半农丢开自己的学术专长音韵学，干这种事，不无微词，但他愿意作序，表明了他与刘半农仍保持着友谊。但是，后来刘半农渐渐倒退，写无聊的打油诗，嘲笑青年学子大学试卷上的错别字，弄烂古文，甚至自承没落。所有这些，都使鲁迅痛心、反感，几乎断绝往来。但是，刘半农因去内蒙考察，患回归热病去世后，鲁迅却深深怀念这位有缺点的战士、朋友的旧谊，愤然于一些人对刘半农的歪曲，著文严肃、公正地评价刘半农。他指出：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 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 “前趋”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108］　　 §虹§桥§书§吧§ 第18节：百 姓(18)　　 而在另一篇专文里，则更以分明的爱憎、真挚的友情，鲜明地总结了刘半农的一生：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109］ 在鲁迅一生中，他虽然憎恶，却仍不失友情的，其声名卓著者，当数林语堂（年）。 林语堂墨迹 林语堂是作家、语言学家。原名林和乐、林玉堂，笔名宰我、萨天师等。福建龙滨（今龙海）人。早年攻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至北京大学任教。其后又去美国、德国留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再度任教北京大学。鲁迅在北京时，与林语堂即有往来，而且不仅仅是文稿的邀约。林语堂敬重鲁迅，鲁迅去厦门大学教书，就是林语堂推荐的。“对于林语堂和‘论语派’，鲁迅的了解最深，争取、批评和斗争也最力。”［110］鲁迅肯定他当年写的《剪拂集》，但对他创办的《论语》所表现的不良倾向，则常常批评甚至斗争。他先后写了《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论语一年”》、《小品文的危机》、《帮闲法发隐》等文章，指出金圣叹（？—1661年）式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式的幽默，实在是有害于世道人心。尽管如此，鲁迅看在老朋友的分上，仍然给《论语》供稿，继续写了杂文中标题最长、令人难忘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及《王化》等杂文。1934年八月十三日，鲁迅在给友人曹聚仁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111］ 对于林语堂，鲁迅尽心尽力，虽常常道不同，却仍相与谋，作为老友，他无负故人。 （三） 鲁迅与弟子 鲁迅教过师范、大学，桃李甚众。在老学生中，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当数孙伏园（年）。 孙伏园原名福源，与鲁迅同乡。他在绍兴初级师范学校读书时，校长就是鲁迅。民国元年（1911年）元旦这天，孙伏园是终生难忘的。阴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饭时分，学校得到消息，说“革命政府今日成立于南京，改用阳历，今日就是阳历的元旦”。午饭后，鲁迅召集全校学生谈话，简略地说明了阴阳历的区别，及革命政府采取阳历的意义，末了宣布本日下午放假以示庆祝。［112］孙伏园担任他所在年级的级长，与鲁迅有较多的接触机会。鲁迅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对学生多所鼓励。有次孙伏园写了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为题的作文，鲁迅很欣赏，写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八字评语。后来孙伏园说，“直到现在廿五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113］，他觉得没能达到老师的期望。但一个青年学子，能得到校长兼老师这样高的评价，至为难得，促成了他毕生从事文化工作，所写杂文，也深得鲁迅笔法。1918年，孙伏园进北京大学读书，次年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鲁迅等新文化的启蒙者帮助下，他主办的《晨报》副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1924年冬，他应《京报》总编辑邵飘萍（年）的邀请，出任副刊主编，鲁迅在此刊上发表的文章多达四十余篇。孙伏园不时写信向鲁迅请教，鲁迅则回信教诲，有时则主动给孙伏园写信，提出建议。如1923年元月十二日，给孙伏园写信谓：　　 ←虹←桥←书←吧← 第19节：百 姓(19)　　 伏园兄： 今天《副镌》［114］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 以上是我的意见： 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115］ 鲁迅的《阿Q正传》，是饮誉世界文坛的名著。但这部小说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是鲁迅、孙伏园师生友谊的产物。1926年冬，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写道： ……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 那时我住在西城，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瞿秋白画的阿Q 采自许建辉主编《珍藏大系?鲁迅》 《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也无法再说“先生，《阿Q正传》……”［116］ 于此可见，《阿Q正传》的写作，从开头到结束，与孙伏园的关系太大了。鲁迅寥寥几笔，就把他的弟子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孙伏园从《晨报》跳到《京报》，也是为了鲁迅。1924年十月的一天，孙伏园将鲁迅的打油诗《我的失恋》编入《晨报》副刊，在见报的前一天晚上，他看大样时，发现鲁迅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他气愤至极，次日便辞去《晨报副刊》编辑，“以示抗议”。可见他对鲁迅的感情是多么深厚！鲁迅对孙伏园的关怀，也是无处不在。他与孙伏园一起旅行时，常常给伏园打铺盖。伏园很感动，曾把这事比做耶稣替门徒洗脚［117］。鲁迅逝世后，他写了《哭鲁迅先生》，以后又陆续写了回忆鲁迅、分析其作品的文章，结集为《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孙伏园说鲁迅“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118］， 堪称知师之论。 鲁迅与周建人（一排左一）、许广平（一排中）、孙福熙（后排左一）、林语堂（后排中）、孙伏园（后排右）合影 鲁迅博物馆专家王得后先生提供 三十年代，很多青年作家都尊奉鲁迅为导师，鲁迅对一些青年作家，也确实表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堪称不是弟子［119］、胜似弟子，彼此间情谊深长。萧军（年）、萧红（年）就是著名的一例。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20节：百 姓(20)　　 萧军原名刘鸿霖，原籍辽宁义县。笔名刘军、田军。萧红本名张乃莹，又名悄吟，生于黑龙江呼兰县。萧红身世凄凉，在被哈尔滨一家旅馆老板扣作人质的困境中，萧军泅水（当时哈尔滨正发大水）将她救出来，以后在一起同居。1934年五月，他们不堪日寇的欺压，流亡青岛。出于对鲁迅的景仰，十月初，萧军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萧红在青岛写成的长篇小说《生死场》手稿，和他俩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请求鲁迅的支持和帮助。鲁迅很快在十月九日就回了信，针对萧军信中“现在要什么”的提问，告诉他：“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并表示“可以看一看”他和萧红的作品，告诉他俩自己的通信地址：内山书店转收［120］。鲁迅的回信，给萧军、萧红带来了巨大的希望。这个月的月底，萧军、萧红来到上海，住在市区的一间亭子间，不断与鲁迅书信往来。鲁迅告诫他们，“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121］“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122］十一月三十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交给鲁迅萧军《八月的乡村》原稿，鲁迅还借给他俩二十元钱。萧军、萧红都很感动。会面后，他俩写了两封长信给鲁迅，鲁迅在十二月六日即复了一封长信，很动情地写道： ……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123］ 萧军、萧红未与鲁迅见面前，特地摄影寄给鲁迅的照片 显然，鲁迅对萧军、萧红的才华、人品有了进一步了解，很快成了忘年交，对萧红更似乎有父女般的情义。1935年十一月六日，鲁迅设家宴招待萧军、萧红，公开住处，欢迎他们随时登门造访。从此，萧军、萧红成了鲁迅家的常客。萧红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更是每天吃好晚饭便去。他满腔热忱地给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作序，指出： ……《八月的乡村》……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124］ 鲁迅看了萧红的《生死场》后，曾托人把这部稿子送到各方面去“兜售”，希望能顺利出版。但旅行了快近一年，也没有找到出路。后来萧军、萧红“弄到了一点钱，决定把它作为《奴隶丛书》之三来自己出版了”［125］。鲁迅在《生死场》的序中说：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126］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的相继出版，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注目，奠定了萧军、萧红在文学界的地位，以后他们不断有新作问世。1936年夏天，萧红只身东渡日本。病中正发着烧的鲁迅，特设家宴为她送行。1936年十月二十一日，萧红在东京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哀痛至极，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还在当地日华学会会堂主持了文学青年悼念鲁迅的活动［127］。以后，她又写出清纯如山泉细流的散文《鲁迅先生记》、《回忆鲁迅先生》，追忆鲁迅对她的关怀，她和鲁迅一家的真挚友谊。1940年初，她拖着患肺结核、经常咳嗽、头痛的病体，参加了香港文化界纪念鲁迅六十诞辰的活动，并为这个活动撰写了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128］。两年后，她就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告别人间。萧军在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急忙赶赴鲁迅家中，直奔楼上，跪在鲁迅的遗体前，失声痛哭。　　 ▲虹桥▲书吧▲ 第21节：百 姓(21)　　 鲁迅对于韦素园（年）、叶永蓁、叶紫（年）、柔石（年）、殷夫（年）等一大批作家，都伸出过友谊之手，成为他们的“人梯”。 1931年二月，柔石、李伟森（年）、殷夫、胡也频(年）、冯铿(年）等五位青年作家被捕，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鲁迅时正避难于旅馆，闻讯后，悲愤不已，写下这首著名的七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129］ 并在文章中写道：“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130］其实，说是为了忘却，正是为了永不忘却，正是对烈士英灵最好的告慰。 七、 郭沫若与瞿秋白 1935年二月，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被迫在红军长征后，以抱病之身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瞿秋白（年），于长汀被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俘获，关押在三十六师师部。在他就义的二十天前，他通过该师军医陈冰炎，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孩子的照相。……可怜的我们，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罢？…… ……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禁不起了。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是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地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还记得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个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二十八汀州狱中 事实上，这封信正是写于《多余的话》完稿后七天。瞿秋白在信中，完全向郭沫若敞开心扉，直抒胸臆。如果没有对郭沫若的高度信任和深厚友谊，他不会写这样的信。 郭沫若与瞿秋白的友谊，缔结于1927年的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