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远方言撷趣（一五一）
1977年“春上”（春天），我无比激越地走进靖远第二中学的校门，成为一名初中一年级学生。
当时，“文革”已结束，“四人帮”粉碎刚半年。历经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走过严冬的中国教育也逐渐复苏。我们七七级的学生，都是由小学直接推荐上初一的，没有升学考试。当时的原则是“就近入学”，家庭住址离哪所中学近，就把你推荐到这所中学就读。我们“屋来”（家）离二中比一中近，我理所当然就被推荐到了二中。不知道为啥，我们“屋来”姊妹兄弟六个，基本上都是靖远师范附属小学（我就读时曾更名为“靖远县‘五·七’红专小学”）毕业后，再进靖远二中就读；唯独我大姐，在乌兰小学念完小学，进二中念中学。似乎没有任何原因，我们“屋来”的娃娃都无缘靖远一中这所靖远名校；这就是命，信不信不由你。我至今在各种社交场合碰上靖远一中毕业的学生都会流露出一种很惋惜的遗憾和很真诚的羡慕。每当这会儿，我都会暗自埋怨：“谁叫你个没出息的货没命推荐到一中呢？”
尽管我没被推荐到名校一中念初一，但当年的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各家”（自己）是“明珠暗投”。一方面，二中离我们“屋来”很近，走路上学五分钟就到了，上学很方便；另一方面，当时的一中名声远不如后来显赫，“连”我们二中彼此彼此，用一句靖远俗话说，就是“姊儿妹子（姊妹）比X呢——都是‘一赖赖子’（一样）的货”。虽说一中1947年建校、二中1956年建校，整整儿差了9年，但解放后一直到我们这一届学生，一中确实在教学水平和毕业生质量上“连”二中难分伯仲，均属“一赖赖子”的范畴。不仅如此，我被推荐到二中，还有一个很值得自豪的因素，二中西北面校墙连着我姥姥家；想当年二中建校时，还占用了我姥姥家前院枸杞（ci）园子很大一块子地方；在占了我姥姥家地方的校园中念书，我“心来”（心中）或多或少有些儿承蒙先人福荫的优越感。
尽管当时的基本推荐原则是“就近入学”，但往城关中学推荐小学毕业生却没有遵循这一原则。仅以我们“五·七”小学为例，上小学就“就近入学”的毕业生“屋来”都离东关外的城关中学较远，走路一般都要半个钟头儿。可按当时“三一三剩一”的推荐办法，10个小学毕业生往当时县城仅有的三所中学平均分配，每回都要剩下一个，而这多出来的一个基本上都被推荐到了城关中学。这样一来，我们当年小学毕业推荐上初一，推荐到一、二中的各占40％，推荐到城关中学的占20％。为啥？虽说推荐上初一的小学毕业生原则上不分优劣，实际上各方面表现不好的学生都被推荐到了城关中学。诚然，表现不好的学生比例永远不能占大多数，20％就“够受”（够多）了！
相对于被推荐到一、二中念书的学上来说，当年被推荐到城关中学的学生就“卡了大亏”（吃了大亏）。城关中学当年有一个雅号，叫“倒胡墼学校”。每届新生入学后，不好好念书，都在老师带领下在操场“倒胡墼”（用木制的模子倒土坯）。两年初中，书没念下，“倒胡墼”的技术个个练得很过硬。许多家长“胀气”（很生气）地“数说”（指责）道：“我们把娃娃送到学校是念书去的，又不是送去‘倒胡墼’的；‘但’（如果）想叫娃娃学‘倒胡墼’，干脆直接把娃娃送到县砖瓦厂学倒砖坯（pei）子！”也有一些儿家长很有自知之明地说：“唉，谁叫咱们娃娃在小学不学好呢！‘苶’（人家）一、二中‘本根’（根本）看不上咱们娃娃，咱们娃娃只配上‘倒胡墼学校’嘛！”其实，这些儿家长无形中看低了“各家娃娃”（自己孩子）的人格。所有的娃娃人格都是平等的。不要说我们这些儿“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毛主席的好娃娃”，就连生在封建专制压迫和剥削之下的陈胜、吴广都能呐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敦厚老实的家长啊！——竟没出息到了连“各家娃娃”的人格都不自信的地步！更何况，我们当年所谓“没学好”的“坏娃娃”，充其量就是比所谓的“好娃娃”调皮了一些儿，至于把他们都“发配”到“倒胡墼学校”吗？！
然而，再普遍的现象中都存在特殊情况。我的一些儿“坏娃娃”同学，照样被推荐到一、二中。但这些儿“坏娃娃”必须符合两个“硬（ning）杠杠儿”（必要条件）：首先，这些儿娃娃家必须离一、二中近；其次，这些儿娃娃都必须是“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好）又家庭贫苦。比如我小学同班同学史敬先（绰号“老扁”），他有先天性精神疾病的妈出身贫农，他靠拉推车子下苦养家糊口的爸个人成分是“城市贫民”；有这样的家庭背景的“光环”罩着，“老扁”史敬先当然被推荐到了一中。
一碗水永远都端不平，我小学同班同学王龙（绰号“老蛋”）偏偏儿被推荐到了“倒胡墼学校”。王龙爸是“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王龙上小学时他爸因病殁了，她妈寡妇拉娃娃很“吃肘”（艰难）。但单单儿没人怜念他们孤儿寡母，硬（neng）是把“老蛋”王龙推荐去倒了两年胡墼。初中毕业后，没念下啥书的“老蛋”还不够招工的年龄，为了减轻他妈的负担，“老蛋”瞒大了两岁年龄，到靖远矿务局水电处当了水暖安装工。
我们靖远人把上学读书一律叫“念书”，上小学叫“念小学”，上中学叫“念中学”、上大学叫“念大学”、读研叫“念研究生”、读博叫“念博士”。一个“念”字很有动感和节奏感，读书嘛，就得抑扬顿挫、摇头晃脑、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地朗读一番；否则，“念书”就名不副实，就没有感觉；拿“在”（如今）时髦儿的话说，就是“不给力”！
“连”我的一些儿小学同学比，我的初中念得很轻省（seng）也比较扎（za）实。轻省者，我两年初中是在十分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度过的；扎实者，整个小学阶段干脆没念下啥书的我开始踏踏实实地学习文化课，为两年半后“文革”后首次恢复的中考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而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早上，我兴致勃勃地背着黄帆布书包走进靖远二中的校门时，我依然抱着小学时“混天天儿”（混日子）的态度。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学校嘛，就是逃避我妈严格管束的最好的乐土。在这方无忧无虑的乐土上，我首先考虑的是“杀展了”（甩开膀子）美美儿“匪疯”（疯玩儿）；至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伟大教导，我“本根”没“在偏上担”（没放在心上）。
正对着二中校门是一条100多米长的宽阔的大道，大道两边是茂盛的椿树。有着数十年树龄的两排椿树枝桠交错在一起，给这条大道搭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每到春、夏、秋三季，浓荫遮蔽了整条大道，行走在大道上凉爽无比、十分惬意。这条林荫道是这座校园古朴宁帖的象征，犹如北大校园中的未名湖，与其说她是一道风景，不如说她孕育了一种独特的校园文化。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若干年后这条林荫道被人为毁坏，取代茂密的椿树的是坚硬冰冷的水泥地，突兀而生硬，没有一丝生气。
1977年的这个早春，尽管大道两边的椿树上尚未发出树叶，但透过枝桠的晨光斑驳地散在平整坚硬的土质路面上，泛起一片耀眼的光斑。背着黄帆布书包的我，每跳跃着前行一步，就有闪烁的光斑迅速在我身上像金色的波浪一样流动。
我在流动的金色波浪中，像一条快乐的鱼儿，摆动着身躯游到了大道尽头教导处门前椿树下的木质告示牌旁。刷了黑墨汁的告示牌上贴着一张大红纸，大红纸上用很工整的中楷字书写着1977级初一一班和初一二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新生的名单。我的姓氏笔画较少，我很快在红纸上初一一班靠前的位置找到了我的名字。书写新生名单的红纸旁，贴着同样是红纸中楷书写的“新生入学报到须知”。按照“报到须知”的导引，我很快找着了告示牌背后不远处那座“工”字房西面的那间“入深”（房间的深度）较深的房子，这就是教导处的办公室。我在教导处注册报到后，又很快找着了位于学校东南面离操场不远处的初一一班的教室。这是一排相对独立于校园中其他教室的房子，从中间一分为二，形成两班的教室。靠西面是我们初一一班教室，靠东面是初二一班教室。这排教室的地势是校园中最高的，距离校园中其他教室较远。我们班初一、初二两年都在这间教室度过，我当年曾戏称这块高地势的院和它上面的一排教室为“1号高地”、“1号指挥所”。
“1号指挥所”有“旁的”（别的）教室不具备的两大优势：其一，它离校园中唯一的一排旱厕最近，为我们下课后上厕所提供了很大方便；其二，它离小操场（篮球场）和大操场也最近，为我们打篮球和上早操创造了最便捷的条件。
每到课间，内急阵阵、甚至“连”（用）双手边捂着一触即发的私处边艰难的跑向旱厕的其他班的同学，还在争先恐后地准备在拥挤异常的旱厕中争得一席痛快之地时，我们班的同学已酣畅淋漓地清理完体内多余的液体或软体的废物，很“受活”（惬意）的大摇大摆地走出旱厕，向奔跑而来的其他班的同学们投去不屑的一瞥。仿佛在向他们宣告：“啥叫优势？——这才是真正的优势！”
小操场只有4个篮球场，这也是学校仅有的篮球场。全校一两千学生，爱打篮球的很多，可篮球场太少。能不能在课间和课外活动时打上篮球，就看谁能占上篮球场。我们班离篮球场最近，既可随时派人打探篮球场究竟有没有人占着，又可以最快的速度出击一举占领篮球场。绝大多数时间，小操场的4个篮球场都叫我们班占着，其他班的同学往往只有在篮球场“一转圆儿”（四周）“吸（si）”（羡慕）的份儿！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地打篮球的我们班的同学，全然不顾“吸”者羡慕嫉妒恨的心态，反而边打篮球边朝场外的围观者喊出挑衅的话：“想打篮球，就早早儿来占篮球场儿；占不上篮球场儿，就乖乖儿站到‘傍来’看我们打球或者扯展嗓子给我喊‘加油儿’！”何为待遇？——这就是我们经常享受的待遇！不服？——球本事大了叫学校往我们教室前头再盖一排教室，把你们班搬进去，篮球场儿不就属于你们了吗？
我们班离篮球场近，同学们打篮球方便；离大操场近，给我提供了最大方便。
我们“屋来”走学校仅需5分钟，每天“干干早上”（清晨），学校“门房儿”（传达室）师傅兼司钟黄师敲响挂在高高的梯形木头架子顶端那“人”字形的小屋顶下的那口老铜钟时，我才从炕上翻起身穿衣裳。黄师敲响的是早操预备钟，预备钟离正式的早操钟敲响还有10分钟时间。我利用预备钟敲响后的5分钟时间赶紧穿衣、洗脸、刷牙，再用5分钟时间走到教室门口，黄师的早操钟才敲响。我不用进教室，站在院“来”（中）拿起挂在“脖项（hang）”（脖颈）上的“哨（sao）儿”（哨子）鼓足劲吹出一长串子清脆悦耳的声音，我们班的同学们闻声迅速从教室中跑到院“来”，在我响亮的口口令下很快整好队，随着我洪亮的口令齐声喊着“一二三四”跑向大操场。负责指挥全校学生跑早操的体育老师还没到位，我带着我们班整整齐齐的队伍就站到了集合地点。
我是我们班班长兼喊操的，当班长“连”喊操的“活计”（活儿）我打小学一年级一直干到“在”（现在），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我总以班长的威严和洪亮的声音指挥我们全班同学出操，永远给校领导和老师们留下整齐有序、步调一致的好印象。
我们班除了上述的两个地理优势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我们班教室院南面紧邻着学校的一大片水地。水地靠院夹杂种了一排白杨树和槐树，水地“来”种春小麦和秋季农作物。春小麦一成不变地每季都种，秋庄稼每年轮换着种。
白杨树有笔直的树干，成了我们中初学者练习上树技能的最佳天然器材；老槐树有粗壮的布满糙树皮的树干，是我们中上树斵轮老手的最爱。毫不讳言，两年初中下来，我们班的男生都练就了一身上树的好功夫。我们上树的技巧虽说不敢“连”猴儿媲美，但我们矫捷的身手绝对凸显了我们祖先猴儿的最优秀的遗传基因！
那一排树下有一条水渠。每到“夏月天”（夏天）最热的时间，在教室“来”憋闷了整整一节课的我们，穿在脚上的一双塑料凉鞋的窟窿眼睛都往外冒又黑又臭的汗水；刚下课，我们都冲出教室，把穿着凉鞋的双脚伸进水渠中冰凉的流水中，清爽霎时从脚底传遍了全身，舒服得我们听到第二节上课的钟声后才依依不舍地把脚从流水中拔出来，懒洋洋地磨蹭进教室。
春、夏、秋三季，碧绿的麦苗、茂密的树冠、金黄的谷子合成一处天然的氧吧，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洁最充足的空气，给我们创造了最爽心悦目的课余活动场地。我们徜徉其中，尽享大自然最慷慨最美好的馈赠！
我们班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外，还拥有人文关怀的优势。
我们初一一班班主任叫黄瑜凤，她给我们初一两个班教数学。黄瑜凤老师原籍江苏江阴，啥时间到靖远来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她是靖远师范“文革”中毕业的学生。黄老师个子不高、皮肤偏黑、身材较瘦，她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花眼睛”（双眼皮眼睛），留着“刷刷儿头”（齐耳的剪发），穿着整洁朴素，说一带江阴口音的普通话，举止大方得体。她给同学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面善，没有一点儿“煞气”（霸气）；说白了，同学们（即便是“坏学生”）都不“怯活”（害怕）她，我们都觉得她不太像一位老师，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再说得到家些儿，再调皮捣蛋的学生都很难成她的对立面，我们大家只想“连”她交朋友。
有黄瑜凤这样一位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初一一年的时光想不轻松愉快都难。绝大多数时间，黄老师都不对我们发脾气，总是“笑眉兮兮儿”（和蔼可亲）地哄我们好好学习。
就连开导我们班个别学习很差的同学，黄老师都很“耐烦”（耐心）。我们班“汉汉儿”（个子）最大的李秉林（绰号“李大个儿”），人“蔫不楚楚”（蔫兮兮）的，三棒打不出一个屁，人老实得绊不烂，学习却“盛不住针线”（一塌糊涂）。学习“盛不住针线”都不要紧，偏偏这“李大个儿”常迟到早退，课堂上还老爱睡觉。黄老师怒其不争、经常罚站并训导他：“你这个‘李大沟子’呀，‘沟子’长得大大的，人也蛮老实的，咋就不好好学习呢？！”每当黄老师训导“李大沟子”时，同学们就“李大沟子”、“李大沟子”地随声附和，把“李大沟子”的脸羞得比关公的脸还红，红得泛光的“额（ai）颅”（额头）上霎时渗出细密的汗珠珠子，两只汗津津的手不断揉搓着，恨不得赶紧找个地缝缝子钻进去。
靖远方言把屁股叫“沟子”，黄老师的“江阴普通话”不标准，把“个子”发成“沟子”的音，同学们不怀好意的随声附和，黄老师觉得没啥，“李大沟子”早羞得恨不得“就手”（立刻）变成个“矬丁尕儿”（矬子）！
“李大沟子”是个没爸的可怜娃娃，他爸前些儿年病逝了，他妈寡妇拉娃娃“本根”就很“落怜”（艰难），加上他家是农民，他妈“见天儿”（每天）都要到“农业社来”（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儿，连给他做两顿饭都“佐挪”（腾）不出时间，还哪搭来的时间“顾缠”（管）他的学习？鉴于此，黄老师“连”（和）“李大沟子”的妈不谋而合，都一再推举我这位班长帮扶“李大沟子”。两学期下来，我帮扶“李大沟子”学习成了一句谎话，辜负了黄老师、“李大沟子”他妈的殷切期望。“李大沟子”的学习不但没保持“原地踏步”，甚至“倒缩（shuang）”（倒退）了一大截子。“亏搭”（所幸）黄老师、“李大沟子”她妈都没说我的不是。我把“李大沟子”的学习没帮扶到“世上”（正道上），但这丝毫不影响我“连”“李大沟子”成为“香破头”（亲密无间）的朋友。既然我们“香破头”了，作为一班之长，我就得为“李大沟子”这位“难兄”无私奉献些儿啥。奉献啥呢？帮助提高他的学习成绩，早就没指望了！让他成为一位守纪律的学生，我反其道而行之。“李大沟子”老要帮他妈劳动挣工分儿，难免经常迟到早退、甚至旷课，黄老师为此没少“跟寻（xing）”（质询）过我。但每一回，我都替“李大沟子”搪塞过去了。他迟到，我就给黄老师说，他妈“干干早上”就去出工，没来及叫醒他；他早退，我就给黄老师说，他妈每天下工迟，没人给他做饭，他要早些儿回家做饭；他旷课，我就对黄老师说，他妈一个人挣的工分儿分的口粮不够吃，他必须帮他妈挣工分儿。天地良心，我对黄老师说得都是实情，绝无半句谎话。每当我在黄老师面前替“李大沟子”开脱时，黄老师都会用她那好看的“花眼睛”瞅上我半天后才半信半疑地说：“你保证你没有谎？”我连连点着头道：“绝对没有！”黄老师佯装愠怒：“你呀，就包庇‘李大沟子’吧！——我知道，你早已和‘李大沟子’穿一条裤子了！”“批林批孔”时老说林彪“连”“孔老二”（孔子）“穿一条裤子”，比喻这俩人沆瀣一气；“在”（现在）黄老师说我“连”“李大沟子”也“穿一条裤子”；其意自明，我“连”“李大沟子”起码有同流合污之嫌！每回黄老师说我“连”“李大沟子”“穿一条裤子”时，我赶紧故意剜一眼“端爽爽儿”（很端正）地站在“傍来”（旁边）的“李大沟子”：“‘大沟子’，你听着了吗？从今后，你‘万咋’（千万）再不能‘连’我‘穿一条裤子’了！”黄老师闻言忍俊不禁：“看看，你还说你俩没‘穿一条裤子’？”
其实，我们班“连”我“穿一条裤子”的同学不止“李大沟子”一个。一言以蔽之，我们班学习不好又很“匪”（调皮捣蛋）的同学都爱“连”我“穿一条裤子”。原因很简单，我是班长。有班长“连”他们“穿一条裤子”，他们在班上的日子要好过的多。背靠大树好乘凉，“连”班长“穿一条裤子”肯定少挨老师“骂”（批评）。
于是：绰号“老木头”的张极目领着一帮子比猴儿还“猴”（灵活）的男生上教室门前的槐树或上大操场“傍来”的槐树摘槐树花吃，上校园中那几棵老柳树上折柳树“梢梢儿”（树枝）编凉帽儿，“猴”到大礼堂或教室的房檐下掏“雀儿子”（小麻雀），把掏来的“雀儿子”拿到教室院来当众“连”（用）碎玻璃“活剥”（解剖）；三五个贼胆大的男生每人提一串子烧着的蓖麻照亮，钻教室西面好几处坍塌的地道；半数以上的男生“猴”（爬）到大操场西面很大的那个麦草“摞摞”（垛子）上“连”（用）胡墼疙瘩“打仗”，把整个麦草“摞摞”“铺塌”（铺）平了，满操场都是麦草；全班男生人手一把铁丝做的“纸蛋蛋儿枪”，下课后对准教室纸糊的“仰窗”（顶棚）一顿疯狂的扫射，纸叠的三角儿形“子弹”缀满了“仰窗”；男女声混合，抱着一条腿，满院单腿蹦蹦跳跳“顶杠杠”，“瓤”（对抗能力差）的同学多次被顶翻在地，绊得鼻青脸......诸如此类既严重违反校纪又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匪疯”（疯玩儿），总能看到我不但踊跃参加而且积极参与组织策划的忙碌身影。尽管黄老师“连”校领导都对此类充满着危险的“匪疯”深恶痛绝，但每次都由于有我的参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正由于我“连”同学们“穿一条裤子”，我初中同班同学当面从不叫我“班长”，而亲昵地直呼我“师老大”或“老大”；似乎有些儿江湖味道，但当年同学们这样称呼我，只是出于一种很朴素的意识；他们认为，我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有我在，他们做（zou）啥都“心上堂堂儿的”（很放心）；我不在，他们做啥都不“实落”（妥帖）。初中毕业至今33年了，我的年近半百的初中同学见了我还是亲切地叫我“师老大”或“老大”；每每听到这亲切的称谓，我心中都涌上阵阵暖流。
我忘情地“连”同学们“穿一条裤子”，给我们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我很执拗地认为，我们整个中学时代，无疑比我们的孩子的中学时代要自由得多、愉快得多。当年，我们绝没有诸如“奥数”一类名目繁多、负担奇重无比的课外辅导班，更没有千军万马拥挤着过独木桥的升学压力，老师“连”家长绝不会像狱卒对待囚犯一样强迫着孩子们永无止境地死学硬熬（n&o）。一句话，“在”的孩子都沦为学习的奴隶了；而当年的我们，绝对是学习的主人！可悲的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当年的主人，如今都一再强迫甚至威逼自己的孩子忍气吞声地当奴隶！万幸的是，我的儿子自小由我和老婆带大，生性懒散的我俩带出了不求上进的儿子，反倒免受别的孩子都遭遇过的奴隶生活。实践证明，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几乎没报过报辅导班的我儿子，由于教育环境相对宽松，形成了开朗活泼、豁达坦诚、健康向上的性格，学习上独立思考、乐观自信、不断创新。从他身上看不到八零后孩子普遍存在的人格缺陷。我绝非于此标榜自己教育方法得当，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歪打正着；就像当年我们上初中时一样，没有哪一个老师或家长刻意呵护、严格监督我们，任我们在轻松愉快中度过最美好的少年时光，并不见得我们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输在了加速阶段”、“输在了冲刺的关键时刻”。一路努力跑下来，我们这代人最起码敢说：“我们没有掉队，我们还在奋力向前跑！”
将近知天命的我经常假设：让当年的黄老师在如今的教育大环境中再带我以及“连”我“穿一条裤子”的同学们在异常残酷的中考指挥棒下“跌绊”（奋斗），首先黄老师不知所措，其次黄老师会“就手超掉”（立马发疯）！
黄老师“连”我们这班学生无疑是幸运的，我们“瞎（ha）猫儿捉住（chu）了死老鼠”、“瞌（kuo）睡碰上了好枕头”，单单儿撵上了无忧无虑的好时代！
尽管黄老师是“文革”中靖远师范的学员，基础知识掌握的并不扎实，课虽然讲得很认真但很一般。然而，这绝不会影响我们班的同学“连”黄老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到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好多年。我们上高中后，黄老师调到二七九厂子弟中学，“连”她丈夫在同一所学校当老师。每逢节假日，我们班的同学都在我带领下去二七九厂看望黄老师，直到黄老师调回家乡当老师。
逢年过节，我们带着各自的娃娃去黄老师家拜节，黄老师“连”丈夫都很热情地招呼我们，亲自下厨为我们一大帮子大人娃娃做饭。几十个人挤在黄老师家面积不大的房子中笑逐颜开地欢度佳节，其乐融融的场景至今温暖着我们的心田。在黄老师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她的娃娃，我们的娃娃就是她的孙子，“祖孙三代”欢聚一堂是她最引以为豪的幸福！
屈指一算，黄老师离开靖远已二十多年了，尽管我、“连”我“穿一条裤子”的同学再无缘登门拜访黄老师，但我们在心中永远祝福黄老师宁帖安祥、健康长寿！
诚然，当年由于黄老师课讲得一般，也导致了我数学从已开始就学“粘（ran）牙”（模糊不清）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正负数加减法”和“解一元一次方程”，黄老师在课堂上教得很“细法”（细致），我学得却很毛糙；黄老师课后辅导得很认真，可我还是“摇闷葫芦”（不开窍）。我越学越费事（si）、越学越愁怅。当着黄老师的面儿，我却“做（zou）作”（装）出一副踏实认真的样样子；背过黄老师，我当着我妈的面儿开始对黄老师微词不断。当过几年小学数学老师的我妈大不以为然，她说我的微词纯属“驴乏怨臭工”、“瞌睡赖枕头”；我妈坚信：只有不好好学的学生，没有不好好教的老师！为此，我妈一边严格监督我好好学，一边请两届高考落榜的我哥的高中同学席作文给我补习数学。每天下午放学后，或者我去席作文家登门求教，或者席作文来我们“屋来”给我辅导。“跌绊”了一学期，还是“不见气”（没起色），我妈只好偃旗息鼓，不再请席作文给我辅导数学。
初一，我的数学彻底学“粘牙”了。本想初二碰上一个好数学老师，补上初一落下的趟，结果初二遇到的数学老师跟初一同属“一赖赖子的货”。
我初二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也姓黄，叫黄锡扬，上海人。黄老师中上个子，不胖不瘦，比我们心目中瘦碎的“上海鸭鸭儿”要魁梧得多。他五官上最突出的就是那双目光灼灼的大“花眼睛”，略微凸出，有“金鱼儿眼”的嫌疑。黄老师的威严，正突显在他这双与众不同的眼睛上。比如晚自习时我们班一帮很“匪”的同学正在教室中打闹，黄老师突然破门而入，他并不“张声”（出声）制止，仅用犀利的目光先扫视一遍正在打闹的同学，再用迸射出电光的双目狠狠剜几眼带头打闹者，刚才还十分吵闹的教室中霎时就安静下来。紧接着，他把带头打闹者“请”上讲台，声音高亢地训斥道：“你简直就是个浑蛋！——啥叫‘浑蛋’你知道吗？——就是屎和尿尿混合在一起的‘烂葬’（下贱、低劣）东西！”从此，被黄老师骂了“浑蛋”的同学，打死再也不敢背这个恶名了！
黄锡扬老师比黄瑜凤老师“歪”（严厉）得多，这让我们班一些在黄瑜凤麾下懒散惯了的同学大有“诧吃白面粘上壳子（上颚）”的很不适应的感觉。
黄锡扬老师的治班之道有关键的两条：其一，用不可抗拒的威严震慑并降服我们；其二，采用“以夷制夷”的方法让我们俯首帖耳。他深知我在全班同学中威信很高，就让我来替他管理学生。刚上初二时，他就把我叫到他宿舍单独语重心长地谈话：“常言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既然当了班长，就要切切实实对我和全班同学负责。我不能随时随地出现在教室中，但你每天都和同学们在一起。你对每一位同学都了如指掌，每一位同学都佩服你的学习和工作能力，我也很信任你。因此，你必须帮助我管理好咱们这个班，力争让学校把咱们班评选为‘先进班集体’！”实践证明，黄老师这一招儿不久就收效显著，我们班的班风和学风大有长进，两学期后，黄老师如愿以偿，我们班被学校评为“先进班集体”。
凭心而论，黄锡扬老师的数学课讲得一般化，充其量就是能讲清楚的水平，生动根本谈不上。但是，我和同学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教学要求太“细法”、甚至苛刻，“细法”、苛刻得叫人“招不住”（受不了）。他上每一节课前，必须让值日的学生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干净到黑板上不能有一个残存的粉笔字的笔画、黑板的下沿上不能有一点儿粉笔灰的痕迹。不仅如此，就连讲桌和讲台上，也决不允许有粉笔灰！这还不算，每隔一两周，他就让学生把黑板用墨汁刷一边，好让他的板书更清晰。
每次“连”墨汁刷黑板时，我们把一小瓶墨汁倒进搪瓷脸盆儿中“连”水稀释，再用写美术字子的猪鬃刷子均匀地往黑板上刷。刷均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先横着刷一行一行的平行线，再竖（xue）着刷一行一行的垂直线。刷的时间，刷子上蘸的稀释的墨汁要不多不少；多了，墨汁顺着黑板簌溜溜地尽淌到讲台上了；少了，一行没刷完，刷子就干了，还得再蘸墨汁；刷了半行再接着刷刷不匀；五麻六道的，像个很难看的大花脸！
我们念中学时，没有毛玻璃的黑板，只能经常“连”墨汁刷黑板。
每次刷完黑板，哪怕你刷黑板的技术再高，讲台上肯定要淌上很多墨汁，你就得“细儿详”（很仔细）地“连”拖把一边又一遍地拖得干干净净。否则，黄老师只要看到讲台上有“一增增儿”（一丁点儿）墨汁的痕迹，都会责令你“就手”清理干净！幸亏，我们当年的讲台是水泥抹光的；假如说是木头的，我们的头早大大儿了！
墨汁中含胶，“连”（拿）它刷黑板的次数越多，黑板越光滑，在上面写粉笔字就很容易“逛掉”（滑掉），甚至写不上去。别的老师一直埋怨我们班的黑板太滑，很不好写字。但黄老师不以为然，他能很熟练地在光滑的黑板上创造出学生们啧啧称奇的板书。
黄老师绝不辜负一尘不染的黑板，他的板书一丝不苟，整齐美观，“连”书本上印刷的一样整洁。下课后，学生都不忍心擦掉他令人爽心悦目的板书。
或许是黄老师把过多的心思都花到精益求精的板书上了，他的课讲得远不如他的板书“鲜（suan）净”（漂亮）。黄老师的课讲得不“鲜净”，但他要求学生的一切都要“鲜净”。作业，他要求学生写得整整齐齐，就连等号都让学生用尺子逼着划出来；教室，他要求学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户玻璃要擦得一尘不染，课桌要抹得光可鉴人。如果他用手摸过的玻璃或桌面上有尘土，他“就手”叫学生“打倒工”（返工）。笤帚、扫帚、簸箕、水桶子等打扫卫生的用具一律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教室后面他指定的位置，谁一旦摆乱，他必定让重新摆放。
黄老师的宿舍收拾得也很“齐洁”（整洁）。红砖铺的地，他不“连”笤帚扫，“连”拖把拖，拖得就像狗添了一样干净。看着他拖得“红朗朗儿”（特别红）的砖地，我们沾满土的鞋都不敢（也不忍心）在上面走。他宿舍中有一只装冷水的红塑料桶子，塑料桶子有一个盖儿，老半掩着盖在装满水的桶子上。桶子旁一个方板凳上放着一只红塑料“舀舀子”（水瓢），用来随时舀水。我们每回到他宿舍，看到红塑料桶子中的冷水都是满的，好像从来都没用过，不知道他老用水清洁用的哪来的水。夏天，满头大汗的我抱着一摞子作业去放到他宿舍，等他批改。我前脚到他宿舍，他还没到。渴（kang）得“嗓黄眼子”（嗓子）冒烟的我轻轻儿拿起他的红塑料“舀舀子”、轻轻儿揭起桶子盖儿、小心翼翼地舀上半“舀舀子”水一饮而尽。喝完，乘他还没回来，赶紧拿“舀舀子”跑到院来的水龙头上接上水把桶子添满，再按原样儿盖好盖儿、放好“舀舀子”。后脚刚回到宿舍的他只扫一眼桶子和“舀舀子”，就对我说：“你又喝我桶子的冷水了！喝就喝了，也不把我的桶盖儿盖好、水瓢儿放好！”凭心而论，我从小受我妈严格的家务活训练，自认为“做（zou）活”（干活）很“细捋”（细致）。没想到，就喝了黄老师半“舀舀子”水、动了一下他的桶子盖儿，“原模儿原样儿”地给他归置好，还是叫他发现了。他呀，真成“老儿家”（神仙）了！
黄老师仪容同样“齐洁”得叫人咋舌。
他刮得光光堂堂的脸上，从来看不着一个胡茬子，好像他的胡子从来都不往长长。其实，他是个“全脸胡子”（络腮胡子），长势一定很凶猛，估计他每天要刮两回胡子。他的头发不多但也不少，偏分头，不抹“生发儿油”（头油），但洗得干干净净、梳得纹丝不乱，即便是刮风，他到教室后的头发也梳得顺顺溜溜，好像风从来刮不乱他的头发。其实，不是风不刮他的头发，而是他裤子“储储儿”（兜）老装着一把小梳子、一面小镜子，随时可以照着把头发梳整齐。
他常穿一件儿灰涤卡中山装外衣、白的确良衬衣、蓝涤卡裤子、一双擦得能照着人“影娃子”（影子）的黑皮鞋。他的灰涤卡中山装“连”“烙（luo）铁”（铁质的熨斗）烙得“展刮刮儿”（平平整整）的，下头的两个“储储儿”尤其“展刮”（平整），就连一张纸都舍不得往进装，不像有些儿“木囊”（邋遢）老师，中山装下头两个“储储儿”老装得“胀囊囊”（鼓鼓囊囊）的、甚至把粉笔、旱烟渣子都装进去。他蓝涤卡的裤子的裤线，烙得“楞楞儿的”（很笔直），给人一种不小心碰一下他的裤线就会有生疼的感觉。他穿的中山装和裤子没有替换的，但就像刚洗净烙展的新衣裤一样。他每周星期日早上换下穿的衣裤，穿上旧衣裤，把换下的衣裤洗干净、晾干、烙展，星期一早上再换上。因此，他身上穿的衣裤，永远跟新的一样。他的白衬衣的领、袖口，没有一点儿污渍，我们一直惊叹他是咋保持的。他的那双黑皮鞋是从上海老家托人专门买的，质量很好，式样也很时髦儿，穿着这双皮鞋的他往穿着黄球鞋、黑布鞋的其他老师中一站，总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酷爱整洁的黄老师更是一位很好强的人，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他给全体师生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尽管他的课教得一般，但这从不影响他教的学生的数学成绩。凡是他教的班的数学成绩，必定是平行级的第一名。他带的班，必定是“先进班集体”。他教出的学生，必定是同年级学生中的佼佼者。就连我这个数学成绩平平的人也被他教成了数学成绩拔尖儿的“种子选手”，竟参加了全县的数学竞赛。
1978年，我被黄老师选中参加全县数学竞赛，同时被选中的还有二班的徐永盛绰号“欧板儿”的欧文智。欧文智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脑子比我玲珑不到哪去，光知道死熬着学，但他的数学成绩比我好得多。徐永盛小学在乡下老家上的，这个娃娃智力超常，天生学数理化的聪明脑子，是师生公认的天才。徐永盛不光数理化好，文科也学得很出色。他作文写得很好，常被语文老师傅学义当做范文给同学们念。说实话，我当时的语文也很突出，作文也常被傅老师念给同学们听。但徐永盛往往毫不留情地抢我的风头，甚至大有压过我一头的趋势。
黄老师选徐永盛和欧文智选对了，选我算他老人家“眼窝子没水”（没眼光）。徐永盛和欧文智均以优异的成绩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闯入定西地区、全省的数学竞赛并获得好名次。而“样样儿货”（中看不中用的）我，在第一轮儿全县的竞赛时就被“抹了光头儿”（淘汰）。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上阵要看“曳活”（气势），打仗要靠本事。我妈在我参加数学竞赛前就有定论：“黄老师之所以选上你娃，说好听些儿是‘顾’（顾及）你娃当班长的巴掌大的一点儿脸面，说不好听些儿是惜你娃的‘孽障’（可怜）。其实，你娃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样样儿货’，你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把你当个‘家俬’（工具）使（si)唤,根本没办法使唤！”
套用我们体育老师张文祥的话：“透过现象看本质，出水才见两脚泥（mi），是骡子是马吆出来跑一圈儿！”
徐永胜盛欧文智不愧是我们那一届学生中最优秀的。高中毕业后，徐永盛考上了兰州大学数学系。若干年后，他考到美国深造，再后来当了美国某大学的教授。他加入了美国籍，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国公民。前些儿年，他从大洋彼岸衣锦还乡，一帮子在兰州的中学同学设宴为他接风洗尘，据说场面非常盛大、气氛十分热烈。只可惜我出差在外地，没有赶上欢迎他的盛宴。高中毕业31年了，我与徐永盛一直缘悭一面。
欧文智上高中后学习不但更踏实了而且突然开了窍，是理科班数得着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尖子生之一。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他又考上清华大学同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他又考上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重离子加速器”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本来，以他的学历和水平，博士毕业后完全可以继续从事核物理研究并取得重大科研成果。“最不成活儿”（最不济），到大型核电站当个总工程师也“歘歘儿的”（绰绰有余）。令我和同学们扼腕叹息的是，欧文智博士毕业后经了商，先是经销了一阵子理疗鞋，后来又杂七杂八地干了不少买卖，最后落脚到美国人在北京开的一家移动彩信业务的公司，把所学的高精尖的专业“一趟饵干净了”（全丢了）。他经商没赚上大钱，假如他搞专业肯定能出大成果。只可惜他明珠暗投了，高射炮打了蚊子，纯粹的大材小用！
2008年5月，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因私去北京，专门约欧文智在央视新楼附近的一个酒家叙旧。畅饮啤酒后，我毫不避讳地说他这个人才可惜了。他很坦然地微笑道：“知足常乐，无欲则刚，我现在生活得很好！”他的表情“连”他的话一样坦诚，我不再为他惋惜，只能在心中默默祝福他和他的家人在北京越过越好、越活越幸福！
微醺之时，我拉着欧文智的双手大言不惭地说：“凯勤（欧文智的小名儿），你记着吗？我初中时学习成绩‘连’你和徐永盛不相上下。”“是啊！”欧文智提起啤酒瓶又“连”我碰了一下并喝了一大口，“初二第二学期期中考试你成绩优秀，被学校评为一等奖，老师和同学们还敲锣打鼓地去你家送了大红喜报呢！”“你今儿不说，我早都忘了。当年，也给你送了大红喜报啊！”我美美喝一口啤酒说。
从北京回到兰州后，我翻箱倒柜地总算找着了那张大红喜报。
当年的期中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学校就油印了这张八开大的大红色“油光纸”（腊光纸）的“喜报”，一帮师生敲锣打鼓地送到我们“屋来”。
这张“喜报”是刻蜡板油印的，用油墨印好后，上面刷了一层金粉。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面文字和图案的金粉颜色已变得很暗谈，我费了很大劲总算把它们看清楚。
谨录“喜报”全文如下——
我校初中部二年级一班学生师克强在本学期期中统考中，成绩优良。为表彰他为革命勤奋学习的精神，被学校评为一等奖。在全校师生大会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特通报家长，以资勉励学生谦虚谨慎，力戒骄傲，不断前进，取得更大成绩。
甘肃省靖远县第二中学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九日
“喜报”学校名和时间落款的左侧和上方印有梅花和一只像麻雀儿的估计是喜鹊的图案，寓意“梅鹊报喜”，可谓用心良苦！
当年，学校共评选出初二两个班的4名成绩优良的同学为一等奖并送了大红喜报。初一一班送大红喜报的是我“连”王晓云（女），初一二班送大红喜报的是徐永盛“连”欧文智。四个人中，我算最“瓤”（差）的。王晓云高中在靖远一中上的，高中毕业后考入北方交通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兰州铁路局工作。我到兰州工作后，与王晓云常有往来。这二年，由于身懒的缘故，我和王晓云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偶尔互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浮躁的都市生活让同学之间的交往逐渐变淡，初中时代的美好生活只能封存在我们内心深处，间或有三五个初中同学欢聚一堂，酒酣之时还能满怀深情地回忆当年无忧无虑的时光，也算是残酷的岁月没有彻底磨蚀掉我们最后的一点儿激情。
大前年“三·八”节前夕，初中同班同学李海凤来兰州参加省公安厅的一个表彰会，现在省总工会工作的同班同学海霄霞（当年叫海凌霞）做东招呼李海凤，约了我和同班同学李志强、张晓东作陪。海霄霞是回民，请我们在广场西口的清真酒店“德祥楼”吃饭，她不喝酒，但特意为我们三个男人带了一瓶上好的白酒。酒足饭饱之时，我们鸣俦啸侣，心情异常激越地给在兰的其他几位初中同班同学打电话。绰号“陈老头儿”的“陈军”跟一帮驴友外出“匪疯”了，电话中的他激动得恨不能赶紧长出一对“膀子”（翅膀）飞到我们面前。绰号“滕骡子”的滕云正在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值班，初中毕业就当了列车员的她性格豪爽，喝白酒比我们一帮男生都能喝。她听到海霄霞的电话，让海霄霞把手机调至免提键让我们听她叫嚣：“你们等着，我从乌鲁木齐跑车回来再收拾你们，保证把你们都放翻！”滕云所谓的“放翻”，就是在酒场上把我们全都喝趴下。她如今的一言一行完全没有中年妇女独有的矜持，有的只是老爷们儿式的粗犷和豪放。每次同学聚会喝白酒，她都会像喝啤酒一样直接提起酒瓶子、嘴对着瓶嘴嘴子就“咕嘟嘟”地往进灌。给人的感觉，她喝得不是白酒，而是矿泉水。
陈军“连”滕云都不在兰州，海霄霞又给王晓云打手机。王晓云正在民主西路的“豹豪”KTV与一帮子客户唱歌，她一听我们几个在“一搭来”（一起），赶紧让我们过去“连”她一起唱歌。我们说她朋友在不方便，她竟赶紧打发走朋友，让我们以快的速度赶过去。
我们一行5人匆匆离开“德祥楼”，李志强也顾不上酒驾被罚的严重后果，开着他们单位那辆“金杯”面包。拉着我们奔向民主西路。
我们赶到“豹豪”的包厢后，王晓云跟我们一一打过招呼后再不说二话，叫服务生提来两打啤酒，6个同班同学，3男3女，男女搭配，喝酒不醉，光顾了喝酒，很少有人唱歌，一直闹腾到“亮半夜”（凌晨），醉醺醺的李志强开车送同样醉醺醺的我们4个以及没喝酒的头脑清醒的海霄霞回家。
那一夜，幸亏有不喝酒的穆斯林同学海霄霞，要不然，没她的正确指导，走路都摇摇晃晃的李志强很难把我们送回家。
回到家，老婆嗔怒地问我“连”谁“匪疯”到“亮半夜”才回来。我“连”直勾勾的目光盯着老婆说：“‘连’几个初中同学先去‘德祥楼’吃饭喝辣酒，再去‘豹豪’喝啤酒唱歌儿！”老婆狠狠剜我一眼：“肯定有女同学吧？”“那当然了！”我对着老婆喷出一个酒嗝，很豪壮地叫道。老婆连退好几步，一边退一边用手连连儿扇着我喷出的难闻的酒气说：“你呀，见了女同学喝酒就不要命了！”
老婆说我喝酒不要命有点夸张，但中年以后我每次喝酒往往控制不住“各家”倒是事实。“连”5个初中同班同学喝完酒，我一直昏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才醒来，头昏脑胀，肠肠儿肚肚儿“来”烧着一把火。勉强起床洗漱后，斜斜子“件”（躺）在沙发上后悔得砸“腔（kang）子”（胸部）。由于酒后失忆，昨晚发生的大部分事都忘干净了，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喝了很多酒。努力回忆，记起了昨晚李志强说过的一句话：“‘在’（现在），咱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但无论如何都觉得没有当年咱们上初中时高兴。当年，哪怕我们课间争抢上教室后面的乒乓儿球案子打一场球、晚上跑十几里路去西站看一场电影儿，我们都比过年穿新衣裳、得年钱高兴得多！业余生活越来越充实了，我们却越来越空虚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李志强此言得之。初中时，我们课余最主要的文体活动就是看电影儿和打乒乓儿球。
当年，我们所谓的看电影主要指看露天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储储儿来”（兜里）没多余的钱儿，即就是有钱儿，当时的电影票很难买。电影儿院每上演一场新电影儿，往往一票难求。于是，我们就经常去县城周边的一些儿单位看露天电影儿。二七九、风雷厂、春光厂、火车站、火车西站以及县城周围的各个生产队，只要我们听说哪放露天电影，我们就不上晚自习，背着老师偷偷跑去看。作为班长，我经常带着一帮子男生去看露天电影儿，逛了不少晚自习。为此，初一的班主任黄瑜凤老师“连”初二的班主任黄锡扬老师没少训过我们。但老师再训得凶还是阻挡不住我们看电影儿。往往是前一天晚上看电影儿没上晚自习挨了老师骂，第二天晚上我又带着同学们去看电影儿，气得老师没一点儿脾气。黄锡扬老师曾指着我的鼻子训我：“你这么爱看电影，干脆让家长把你家搬到电影院去住，天天都看电影，不用再来学校上课了！”我们“屋来”搬到电影院显然不现实，但我们“屋来”一年后却出了个电影儿院的工作人员。1979年秋天，我上高一，我爸从定西文工团调到靖远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从此，我看电影儿不再买票，每放映一部新电影，单位都给职工赠票，我爸把票拿回家给我，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新建成的电影儿院的带扶手儿的座椅上看电影儿了！
初一时，我们看露天电影儿最愁肠的是“情报”掌握得不准确。往往，下午放学前听某某同学说某某单位晚上要放露天电影儿。吃完晚饭，我们背着家长和老师偷偷儿地抹黑跑上十几里路，气喘吁吁地赶到某单位篮球场一看，黑乎乎的没有一个人，才知道上了当，很沮丧地赶回学校上晚自习，迟到了的我们被老师集中站到讲台上，一直站到下晚自习。我们掌握的“情报”错误有两个原因：其一，本来某单位提前决定晚上放露天电影儿，但临时又取消了，我们却并不知情；其二，一些儿同学故意恶作剧，编谎说某单位放露天电影儿，哄得我们“超乎乎”（傻乎乎）地跑去看。我们一旦发现上了编谎的同学的当，白跑一趟回来后，肯定要美美儿收拾一顿编谎者，轻者当场“捶”（打）一顿，重者“捶”一顿后还要罚他替我们白跑一趟的人搞一周值日。就这，仍不能杜绝编谎事件的频发。当年，我们一帮子十三四岁的娃娃有的是过剩的精力，编谎和上当成了我们课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此不疲的游戏。
其实，我上初一时去电影儿院看电影儿比我们班其他同学的机会要多得多。当时，在吴家湾插队当知青的我四姐正“连”她初中同班同学李志明谈对象。李志明初中毕业后没去插队，直接进了风雷厂当工人，他有一位工友的爸是电影公司的经理，这位工友经常给他送电影儿票。为了“漫当”（哄）我高兴，李志明把工友送他的电影儿票一趟给了我。李志明“漫当”我有原因，他“连”我四姐谈对象，我妈开始一直不同意。他“出心”（担心）老太太把他“连”我四姐的事搅黄，只好采取“曲线战略”，“漫当”好我，请我在我妈面前为他多多儿美言几句。实践证明，他的这个路数很奏效，他最终成了我的四姐夫。
初一第一学期，1977年“夏月天”。那天中午放学回家，李志明给我送来一张电影儿票，电影儿院放的是才上映的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12：30开始放映，一个半钟头儿，14：00就结束了，正好不影响我14：30去学校上下午的课。我忙三赶四地吃了几嘴我妈糁的苞谷面“沫糊子”（搅团），还没吃完，我“急燎湿挖”（火急火燎）地抓起一块子苞谷面发糕，边吃边往电影儿院跑去。
我舒舒坦坦地坐在电影儿院的椅子上吃完发糕，美美儿打了两个饱嗝（gou），银幕上才放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字幕。谁知刚看了半个钟头儿，突然停电了，一停就是半个钟头儿！这么一来，等我看完电影儿再去上学，肯定就迟到了。不看电影儿，去上课，我绝不忍心白白儿浪费一张电影儿票“连”一场好电影儿。我一咬牙，“就手”决定看完电影儿再去上学。14：30，电影儿完了，我拔腿就往学校跑。跑到我们教室门前，下午第一节地理课已经上了15分钟。我本来想不进教室，完了给地理老师编个谎，说我们“屋来”临时有急事旷了课，大不了地理老师嫌我事先不请假，批评我一顿就算了。可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脑子“来”那根儿筋转反了，冲上去就对着教室前门大声喊“报告”。教室门隔了足有一分钟才打开，满面通红的地理老师张秀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扽进了教室，让我站端在门后面，这才用她那杀伤力很强的女高音质询我：“都快上了半节课了，你为啥才来？”“对不起，张老师！我看电影儿去了，电影儿院停电了，演完就迟了。”我“以老为实”（老老实实）地回答她。张老师闻言怒不可遏，一把拉开教室门，狠狠地搡我出了教室，她边搡我边高叫道：“你去看电影儿好了，别再来上课！”
在我的印象中，张秀琴老师是个文静娴雅的人，从来没对学生发过这么大的火。不知所措的我站在教室外面的大太阳底下很窝火，想不通平素脾气一直很好的张老师为啥发这么大火，简直就像个母老虎嘛！
下课后，张老师剜了一眼“额颅”上晒得冒油的我，连脖子都不给我，就回教研室去了。十分钟后，班主任黄瑜凤老师就把我“请”到数学教研室“下歹”（狠狠）训了一顿。这还不算，她还让我在最短时间内去给张秀琴老师当面承认错误。我照黄老师的要求去给张秀琴老师承认了错误，张老师的气才消了些儿。
我给张老师承认完错误回到班上，绰号“一撮毛儿”的张希明才给我“道破天机”：“师老大，你知道张秀琴为啥发那么大的火吗？——你在教室门外‘死声瓦块’（声嘶力竭）地喊‘报告’时，张秀琴正拿着教鞭聚精会神地指着地图叫我们看；你突然大声一喊，把张秀琴吓得差点儿一个‘坐墩子’（屁股墩儿）跌倒到讲台上。你想一下，你把张老师的魂都吓跑了，‘苶’（人家）能不‘燥’（发大火）吗？”
我上中学时，靖远二中每排教室后头都有两个砖头砌的、面子“连”水泥抹（man）光的乒乓球案子。每节课一下，学生们“超了”（疯了）一样跑出教室抢占乒乓球案子。每个班最起码有一半以上学生爱打乒乓球，而每个班拥有的案子只有一个。当年，我们的乒乓球和拍（pa）子都是自带的。家庭条件好些儿的同学，带着一只粘海绵的拍子&；家庭条件差的，带一只没海绵的我们俗称“干板子”的拍子。即就是带海绵的拍子，绝大多数都是杂牌子。乒乓球也是杂牌子。正牌儿的拍子和乒乓球太贵，买不起。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置下乒乓球网子，我们就往水泥案子中间放一排半截子砖头充当网子。劣质海绵拍子、尤其是“干板子”加“砖头网子”与乒乓球频繁接触，加上乒乓球又是劣质的，打不上几场儿，一只乒乓球就打烂了，又得花钱儿买新球。一只杂牌儿乒乓球价值最多一半毛钱，但架不住经常被我们打烂；每回“连”家中伸手要钱儿买球，家长都异口同声地训我们：“你们吃乒乓球着呢吗？——这么费！”“连”家长要不来钱儿买球，我们就把“屋来”挤完牙膏的铝牙膏皮拿到废品收购站卖。一个牙膏皮卖5分“大”（钱），就能买一只杂牌儿乒乓球。往往，家中的牙膏还没挤完，我们就偷偷儿把牙膏挤完，拿着牙膏皮卖了买乒乓球。
毫不夸张地说，每到课间，我们抢占乒乓球案子就是一场攻坚战。占上案子的沾沾自喜，占不上的十分沮丧。如果没占上案子的恰好是强悍的同学，就会采用武力再从别人手中抢来案子。往往，为抢案子同学们打得不可开交，常常有人向老师告状，说有人无端抢了他（她）先占的案子。老师们为我们断抢案子的关系永远断不清楚，就像清官永远断不清家务事一样。老师们实在断颇烦了，干脆下令：即日起，禁止学生课间打乒乓球。但老师的禁令只是暂时的无奈之举，绝对无法就此禁止学生混乱无序地争抢案子。
当年，哪位同学只要能提供一副（两只）“红双喜”的海绵拍子或提供一个正规的网子，同学们就可以给他（她）腾开案子，让他（她）优先打球。即就是谁提供了“红双喜”的牌子和网子，也不能一直“坐庄”打球。说白了，拥有案子打球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个人打球技术的高低。我们当年采取的是“单循环淘汰制”，你球技越过硬，打球的时间越长。你要是觉得不服那位一直霸着案子不下场儿的同学，办法只有一个，用更高的球技把他（她）“铲”（can）下去！所谓的“铲”,使我们当年打乒乓球的流行语，特指把“坐庄”的人打败。如果你球技很“瓤”（差），可以说基本上沾不上案子。即就是有人惜你的“孽障”（可怜），让你去打，很快就叫“坐庄”者“铲”下去了。如果想经常沾案子，你必须有过人的球技。因此，苦练球技在当年靖远二中校园“来”蔚然成风。很遗憾，就这么苦练，靖远二中从未出过一个乒乓国手。不要说国手，就连个选进省队的都没有。
我那会儿在我们班打乒乓球属于中下水平，要不是同学们尊我为“老大”，我也属基本上沾不住案子的人。正由于我是我们班的“老大”，只要我往案子跟前一站，就有人把拍子给我请我打球。这是一种优厚的待遇。就像如今的领导或大老板坐小轿车，每次上下车都有秘书或小跟班儿提前站在车门旁一手打开车门、一手遮在上面（以防领导或大款的头碰在车门顶上）。上中学的四年半，我为一直拥有打球的特权自豪不已。
其实，即就是我在学校享受不到打球的特权，我也能拥有案子打球。我们“屋来”对面是“红光”生产队的队部，队部坐南朝北的三间房子是会议室，会议室“来”摆着一张木质的乒乓球案子。这案子不是那种正规厂家生产的，是生产队的木匠做的，很不正规，但这比我们学校的水泥案子阔气多了，而且还有专门买来的网子。我当时虽然没有海绵拍子，但我四姐的对象李志明买了一副“红双喜”的拍子，还买了很多“红双喜”的乒乓球。李志明经常陪我到“红光”队的队部打球。他的球技比我好得多，是我最忠实的业余教练。在他的训练下，我的球技提高得很快。到初中毕业时，我已跃居我们班打球的中上水平。
李志明成了我四姐夫后，我四姐才给我透漏说：“你姐夫其实不爱打乒乓球，他完全是为了‘漫当’你才置了拍子、球、网子。”我“超乎乎”地笑着对我四姐说：“这是必要的感情投资，没有这笔投资，他能当上我姐夫吗！”
我们当年打乒乓球真是打疯了，每天课间以及课外活动时雷打不动地打。即就是第二天上午期中或期末考试，今天下午或晚上放学后照样儿打球。不要说期中、期末考试，就连中考前一天，我们照样打球。我们当年的口号是：“课不上能成，球不打不成！”
初中时，我们虽然可以随心所欲地看电影、无忧无虑地打乒乓球，但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特殊政治氛围的干预。尽管“文革”结束了、“四人帮”也粉碎了，十年动乱地后遗症依然影响着正常的教学秩序。
初中时，我们参加的生产劳动虽说没有小学多了，但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各种劳动。除了隔三岔五去附近的生产队或一些儿单位的农场劳动外，我们经常去学校的十里墩儿农场劳动。
初一第一学期快结束时的一个“干干早上”，我们初一一班去定西地区“五七干校”农场劳动。“五七干校”所在的何靖坪离县城约十里路，全班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去。我在队伍外面喊着口令，带领着同学们喊着口令、唱着歌一路欢快地出了闇门，沿着简易公路从“在”叫“罗家湾”的地方“吭哧吭哧”上了坪，一个多小时后才走到“五七干校”农场。“五七干校”农场有一个很大的苹果园子，我们的劳动任务是修整苹果园子上“来”的水渠。“五七干校”给我们提供了劳动和工具——铁锨，不需要我们再像小学时一样掮（qie）着“各家屋来”（自己家）的铁锨“吃力夯棒”（很费劲）走十里路后再劳动。尽管“五七干校”给我们提供工具，但不给我们管饭，我们来时都带了苞谷面发糕、馍馍和水。
我们到苹果园子整修水渠时，正是夏月天，满树的苹果都是绿的。虽说绿苹果酸涩得吃不成，但平时很少吃上苹果的我们望着缀满枝头的绿苹果还是馋得直淌涎（han）水。整修了两个钟头儿后，我们都乏得干不动了，老师让我们原地休息，我们一帮子男生就仰躺在修整好的水渠中直勾勾地望着满树的绿苹果“不住气儿”（不断）地咽唾沫。
时间不大，躺在水渠中的我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着头顶上满树的红朗朗儿的苹果都熟透了，熟透的苹果在树上长不住，纷纷往下落，仰躺着的我嘴一张就盛住一个苹果。我津津有味地吃完一个，又有一个落到我嘴“来”。我正大快朵颐地咥苹果，突然觉得有很多“树虎儿”（毛毛虫）在我脸上乱跑。猛一睁眼，发现张鹏伦拿着一撮子冰草正在“糙”（蹭）我的脸，他把我的好睡梦“糙”跑掉了！我揉了一下惺忪的睡眼，正准备给他“发绊”（发火），他“笑眉兮兮儿”把我还躺着的我扽起来说：“老大，都中午了，‘再的’（别的）同学早都把肚肚儿吃饱了，你还在这儿睡大觉，饿得睡住吗？赶紧把肚肚儿‘卵饱’（吃饱）再说！”我准备去苹果园子“傍来”看园子的土房房子“来”取我的发糕“连”水，他朝四周瞅了一下，确信没人注意我俩，这才趴到我耳朵上说：“跟我走，我领你去吃好的！”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扽着我朝苹果园子外面走去。
他领着我去了苹果园子斜对面儿不远处的“五七干校”的职工食堂。他没有领我进食堂的饭厅，而是悄悄儿把我领到了一间大师傅的宿舍“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大师傅给我“连”张鹏伦端上来一大洋瓷碟子“葫芦”（番瓜）炒“腊猪肉”（卤肉）片子，还给我们端上来四个大白馍馍。看着“葫芦抄腊猪肉”、大白馍馍的一刹那，我双目放光，激动得就像与组织失散多年的同志又回到组织怀抱。连对女大师傅说一声感谢的话都顾不上，我“连”张鹏伦就狼吞虎咽地吃开了。我们很快就吃完一碟子“葫芦炒腊猪肉”，女大师傅又给我们端上开一碟子。两女大师傅看着我们的饕餮相，生害怕把我们噎下，在我们“傍来”一直提醒：“娃娃，慢些儿吃，没人连你们抢！你们放心，我今儿给你们管够！”两碟子肉菜、四个大白馍馍，一阵阵儿就叫我们两个饿死鬼“咋”（吃）光了。女大师傅还要给我们端菜“连”馍馍，我们指着吃得圆鼓鼓儿的肚肚儿说：“我们吃饱饱了，再吃就把我们胀死了！”
我们离开女大师傅宿舍前，她给我们“安顿”（叮嘱）：“娃娃，你们记着，回去老师‘连’同学们问你们，你们‘万咋’（千万）不要说在我这儿吃了饭！”
大师傅是张鹏伦家亲戚，她无疑利用工作之便谋取了私利。这种事，知道的人当然越少越好。
张鹏伦是个老实娃娃，再加上当你当年我们还绝对没有沾上“舔沟子”（拍马屁）的“瞎毛病”（坏毛病），他领我去女大师傅宿舍改善伙食，纯粹是出于一种很质朴的意识。一方面他平时“连”我“钻”（处）得很好，另一方面他一贯佩服我这位“老大”的为人，他请我改善伙食自然顺理成章。
张鹏伦请我吃的这顿午饭，是我从小学到中小学参加劳动以来，在劳动现场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女大师傅吵得“葫芦”是“刚下来”（刚上市）的嫩“葫芦娃儿”，和着炒的“腊猪肉”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大白馍馍我平时很少吃。加上女大师傅的厨艺很好，炒菜的味道很“窜”（香），我简直就是美美儿过了个年啊！
我们靖远人把改善生活境况叫“过年”。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儿年，只有过春节才能暂时提高一下生活质量。“过年”，无疑是人人向往的美事。
三十多年过去了，爱怀旧、更爱感恩的我仍很清晰地记着当年张鹏伦领我去女大师傅宿舍改善伙食的情景。
去年夏天，已是平川区中层领导的张鹏伦来兰州出差。本来我应该尽地主之谊，请他吃饭，可我还没来及预定酒店包厢，张鹏伦就给我打电话说他“连”一帮子朋友已在农民巷一酒店的包厢等我。我赶到后，赶紧向张鹏伦“连”诸位朋友致以深深的歉意，为进一步表示诚意，我自罚三杯。
酒酣之时，我很动情地给张鹏伦和在座的朋友们讲述当年张鹏伦请我去女大师傅宿舍改善伙食的情景。张鹏伦爽朗地地笑道：“老大，不就吃了一顿‘葫芦炒腊猪肉’嘛！三十多年了，你还记着！这算啥呀，下一回你来平川，我保证请你顿顿吃大餐！”
我给张鹏伦敬上一杯酒，很郑重地对他道：“你当年请我吃的那一顿‘葫芦炒腊猪肉’，远胜过‘在’（如今）别人请我吃无数次大餐！”
初中时，我们常去劳动的地方时学校的十里墩儿农场。
想当年，全中国的学校都尊奉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学工、学农、学军”。凡是学校，校内都建有校办工厂，校外都有农场。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五·七指示”，每个学校都派驻了“工宣队代表”、“农宣队代表”、“军宣队代表”，以便在他们的领导下学生深入地“学工、学农、学军”。我们上初中时，“工、农、兵”的驻校代表撤走了，但校办工厂和农场依然存在。靖远二中的校办工厂在校园西南角，是两排教室改建成的两个机械加工车间，其中小型的机床能加工简单的农机具和一些儿机器上的零配件儿。靖远二中的校办农场在离县城10里路的十里墩儿，大约有二三十亩地，主要种春秋两季的庄稼，间或套种少量的麻子、油菜籽之类的经济作物。
我们上初中时，去十里墩儿场劳动，主要以收割、拉运夏秋两季的庄稼为主，偶尔也会在“冬来”（冬天）去农场平田整地、整修水渠。
夏天我们去十里墩儿农场“拔麦”（收割麦子），一部分同学“连”镰刀割麦，一部分同学直接“连”手拔麦。我们“屋来”是市民，没有镰刀，就“连”手拔。我不经常拔麦，一长趟子麦拔下来，满手磨得都是血泡儿。我是班长，拔麦当然不干落后，为了给老师“连”同学们积极表现，我“轻伤不下火线”，把血泡儿掐烂，撒上些儿“绵绵土儿”（粉末状的黄土），“肆披（pei）流汗”（挥汗如雨）地又上阵了！
满手血泡儿的我回到“屋来”，我妈“细儿详”（很仔细）地给我“连”针挑烂所有的血泡儿，撒上消炎粉，“连”纱布儿缠上几圈儿包好，这才很心疼地“捉住”（捧着）我的双手嗔怪道：“我的娃，你太老实了！拔麦时你为啥不‘摸个滑儿’（偷点儿懒），难道你们学校农场离了你就没学生拔麦了吗？你看你把手磨得‘寒人’（残忍）的！——你‘但’（如果）把手磨得‘不孪欢’（残废）了，以后还‘连’啥写字啊！我的个‘超’（傻）娃娃，手不能写字了，你还咋念书啊？！”
美美睡上一觉，第二天我领着同学们去十里墩儿农场拔麦，一双缠满纱布的手还是不顾一切的开始争先恐后地拔麦。
比起我们班的甄小荣同学，我手上的血泡儿根本就不值一提。
那年夏收，我领着一帮子“良力”（体力）好的男生在十里墩儿农场的麦地“来”顶着烈日热火朝天地拔麦，派甄小荣等几个“良力瓤”（体力弱）的男生跟着学校的大拖拉机往学校拉绑好的“麦剪剪子”（麦捆子）。谁都没想到，那天中午甄小荣跟着拖拉机最后一趟把“麦剪剪子”拉回学校，甄小荣下车指挥司机倒车，司机操作不慎，车轮子从甄小荣身上轧过去了！在场的师生赶紧把浑身是血的他送到县医院抢救，伤势太重的他还是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甄小荣年仅13岁！当时，在省城兰州工作的他爸正准备把他转到兰州上学，把他在乡“来”的他妈也接到兰州生活。
甄小荣抛下爸妈溘然离世，一个马上就要幸福团圆的家庭的美好生活就此被残酷的击碎！
这，无疑是校办农场给年少的我留下的最沉痛的记忆！
相对于去十里墩儿农场“学农”，我们去校办工厂“学工”就“浮皮寥绕”（不踏实）得多。校办工厂的“活计”（活儿）技术性较强，指望我们在车间“来”混搭上两三天也学不下个啥。再说，车间“来”的车床等机器操作不当有一定的危险，一旦我们操作不当引发危险，学校担不起这个责任。
每回我们去校办工厂“学工”，校办工厂的负责人邓志远大不了领我们到车间给我们讲“一班子”（一番）各种机器的性能和操作方法，至于实际操作，反正我们班的同学从来没实践过。
邓志远是个“小心”（谨慎）人，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从靖远二中高中毕业就光荣留校当了校办工厂的工人，干到今天这个份儿上的确不容易，一旦学生“学工”时哪怕出屁大的事故，他多少年的苦就算白下了！
改革开放后，邓志远承包了校办工厂，成了名符其实的老板，走到人前头“气淌淌儿”（趾高气扬）的，这是后话。反正，当年的邓志远给我们中下的印象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
197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4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简称《决定》），4月14日，该《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随即在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简称《毛选五卷》）的热潮。刚上初一的我们人手一本《毛选五卷》，课余时间手不释卷地学习。不仅如此，学校还要求我们每个学生每天要写一篇学习《毛选五卷》的“心得体会”。说实话，打小学时就不断学习《毛选》的我们早已适应了。但是，何为“心得体会”，我们一知半解，咋写“心得体会”，我们更是“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学校布置的政治任务不得不完成，就是“日鬼”（凑），每天也要“日鬼”出一篇“心得体会来”。当时，我“连”同学们采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抄写《毛选五卷》中的经典语录。至于“心得体会”，面对毛泽东洋洋宏文中高屋建瓴的伟大思想，我们一帮子黄嘴牙牙儿娃娃能说出个啥道道儿来。就这，一学期下来，由于我的“心得体会”本本儿上抄写的内容最多最整齐，我被学校评为“学习《毛选五卷》积极分子”予以表彰。
1978年，我上初二第一学期时，华国锋主席的标准像在县新华书店发行。为了迎接“华主席像”，学校组织我们初二的学生扭秧歌。扭秧歌本来是女生擅长的，与我们男生好像没啥关系，但学校“连”班主任黄锡扬老师偏偏把我们十几个男生“执住”（掌控住），让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学会扭秧歌，届时去迎接“华主席像”。
我们班负责给男生教扭秧歌的是李爱珠，她是我小学同级同学，她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在小操场给我们一帮子男生教。凭心而论，李爱珠教我们扭秧歌教得尽心尽力。每一个动作她都先反复给我们示范好几遍，然后再看着我们做。可我们一帮子男生就是不领李爱珠的情，都吊儿郎当地学，气得李爱珠干没治。尤其是我，作为班长，不但不制止大家不好好学的行为，还时不时地给李爱珠“使踅”（找麻烦）。好几回，都把她气哭了。
与其说我们对李爱珠有抵触情绪，不如说我们对学校的决定很有意见。男生扭秧歌，咋看咋像个假婆娘，要多“怪势”（可笑）有多“怪势”。你想一下，到时间还要我们上街去扭着迎接“华主席像”，亲朋们看着了还不把我们羞死？
气得哭着打小操场跑走了的李爱珠当然去找黄锡扬老师告了我们的状。结果可想而知，黄老师美美儿把我“刮”（训）了一顿，责令我即日起必须让一帮男生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跟着李爱珠学扭秧歌，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学会，一旦有一个男生没学会，唯我是问！黄老师下了死注，我只得给一帮子男生也下死注。下死注很奏效，我们十几个男生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都学会了扭秧歌。
上街迎接“华主席像”的那天早上，黄锡扬老师让我带着十几个扭秧歌的男生去外语教研室化妆，我一下就懵了！我打上小学时一直就死看不上“画红脸蛋儿”（戏称化妆）演节目儿的男生，扭捏作态的，比假婆娘还假，看一眼浑身都起“鸡皮颗颗（kuokuo）”（鸡皮疙瘩）！今儿倒好，要把我画上“红脸蛋儿”上街去胡“扭挂”（扭动身躯），活活儿就把人臊懵了！我心上这么想着，但没敢在黄老师当面说，可黄老师打我心上走了一遍，他给我“扎咐”（很扎实地叮嘱）道：“你必须让每一个男生都把妆按时画好，谁但画不好，明天就不要来学校上课了！”迫于黄老师的威势，我只好硬着头皮子领着十几个男生去英语教研室让英语老师王金琳给我们画“红脸蛋儿”。王老师给别的男生画的时间，他们都没抵触，把脸支得端端儿的让王老师一笔一划地画。给我画时，我扭着头一直躲着王老师的化妆笔。眼看出街扭秧歌迎接“华主席像”的时间就要到了，急得王老师一把抓稳我的头，三下五除二就给我画好了。可她刚画好，我两把就把她画好的“红脸蛋儿”“糙”（涂抹）成了大花脸！王老师第二次把我的头抓稳给我再画好，我又“糙”掉了！王老师第三次抓稳我的头画好，我还是“糙”掉了！！王老师气疯了，把化妆笔狠狠地往我脸上一“剁”（扔），跑进数学教研室请来了黄锡扬老师。黄老师剜了一眼我“糙”的五麻六道的花脸，二话不说，上来就“下歹”（使劲儿）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拧到王老师跟前，让王老师第四次给我画好。这一回，黄老师下了死命令：“你再敢给我把王老师画的妆涂花，我非把你手剁了不可！”&说这话时，黄老师一双“金鱼眼儿”都瞪成了牛眼，望着怒不可遏的他，我乖乖儿领着一帮子同学赶紧整好队准备上街扭秧歌迎接“华主席像”。
我妈一直说我是个“犟板筋”，旦有哪一根儿筋转反了，就要“拧拧子”（拧着）胡来！不爱画“红脸蛋儿”，我着实“拧拧子”了一回。接着入团，我更“拧拧子”了一伙！班主任黄老师“连”校团委书记热心动员了我好几回，我硬是没有写入团申请书，气得黄老师骂我：“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关键时候你就是个抹不上墙的稀泥！”我妈评价我更直白：“你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台盘！”
黄老师“连”我妈的话不无道理。刚上初一时，作为班长的我被推荐为加入“红卫兵”的“头号种子选手”，我很顺当地成为我们班最头一批、也是中国最后一批“红卫兵”。我共荣地加入了“红卫兵”，但学校当时“红卫兵”的“红箍箍子”（红袖章）发完了。没有“红箍箍子”戴在胳膊上，我觉得很没面子。我爸看我为此闹情绪，就给我缝了一个“红箍箍子”，又“连”毛笔蘸着黄漆在上头仿照“毛体”写了“红卫兵”三个字，我这才戴着它“气堂堂儿”地行走在学校和靖远县城的大街小巷，赚了不少回头率。
我戴着“红箍箍子”满校园、满县城“闪”（显摆）了不长时间，“文革”的特殊产物“红卫兵”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被“共青团”取而代之。从“抹”（摘）下“红箍箍子”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从今后不再加入任何组织！而且，我把我的这一想法郑重其事地向我妈做了汇报。
28岁（“共青团员”的年龄上限）以前，学校、单位的有关领导多次动员我入团，我都无动于衷；28岁以后，单位有关领导多次动员我入党，我从未写过申请书。至今，我仍是“正人民级”的白板一个！
那一天，我们学校迎接“华主席像”的队伍很壮观，最前头是敲锣打鼓的一队师生、紧跟着的是高擎彩旗的学生仪仗队、我们秧歌队跟在仪仗队后头。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很“泼实”（欢实）地扭着秧歌的迎接队伍，一路打南街跌绊到鼓楼底下的县新华书店门上。我们到新华书店门上迎接上“华主席像”后，又一路敲锣打鼓地通过南街、走过一、二中中间夹的那一条如今叫“乌兰路”的街，浩浩汤汤地来到了汽车站“傍来”的城关镇大院“来”。在城关镇的院“来”，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迎接“华主席像”到靖远的仪式后，我们才“请”（隆重迎接）上“华主席像”仍敲锣打鼓、彩旗飘飘、扭着秧歌回到了学校。
当天下午，靖远二中每一个教室黑板上方正中间的位置端端正正地贴上了“华主席像”。此后的每一天，华主席那憨厚的微笑的目光就注视着我们每一个学生。
我们除了每天仰望“华主席像”外，还跟着音乐老师学唱会了歌颂华主席的歌儿——《交城山》。每一节上课前，全班同学都扯展了嗓子高唱——
交城的山来，
交城的水，
交城的大山里住着那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
......& ......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交城山》是一首典型的晋中民歌，它描绘了一位嫁到山西中部交城县大山中的婆娘的悲苦生活。我“到在”（至今）想不通，当年改编《交城山》歌颂华主席的音乐人，为啥要用一首“苦曲曲儿”歌颂伟大领袖华主席呢？完全可以找一首欢快喜庆的“调调儿”来歌颂嘛！——这“夯怂”（傻子）音乐人也不害怕给他娃扣上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不过，我想这音乐人的初衷绝对是好的，就像把陕北民歌《东方红》改编成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儿一样，都是怀着一颗景仰而赤诚的心改编的。这，在那个年代很普遍，也很真实。那个年代，人的思想都是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行为也就遵循一种模式。不仅如此，我们上初一时学校的领导不叫“校长”，仍沿用“文革”时期“革委会主任”的叫法。当年靖远二中的“革委会主任”是王高生，“革委会副主任”有袁辅仁、高志忠、王忠等。到我们上初二后的1978年4月，县上才任命吴归峻为靖远二中的校长、张明纪为副校长。那些儿年，历史遗留的烙印总深深地刻在我们懵懂的心上。
看电影儿、打乒乓儿球、各种各样的“匪疯”、学农、学工、学《毛选五卷》、迎“华主席像”......我的初中生活“五麻六道”。1979年初，本来我就初中毕业了。可打这一年起，全国的学校统一由春季新学年开学变为秋季新学年开学，我们当时习惯的叫法是变“春季始业”为“秋季始业”。这样一来，我们初二就多上了一个学期，直到1979年“夏月天”，我们这一届初中生才毕业。
在学校耍了两年半的我们突然听到了一个叫人措手不及的消息：中考恢复了！我们七九届初中毕业生成了中考恢复后的首届考生。此前，初中毕业生直接推荐上高中；“在”倒好，偏偏叫我们碰上中考！不仅我们这些儿“逛三”（逛鬼）心上发毛，就连老师们心“来”也没底儿。直面学习上不鼓劲、“匪疯”开往死鼓劲的我们，老师们似乎“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了！但中考必须参加，而且要取得好成绩。咋办呢？——办法只有一个，“下茬”（使劲）补习文化课！于是，课外活动、晚自习、节假日，各科老师都见缝插针地给我们补习。那会儿，老师给我们补习都是无偿的。哪像“在”的老师，课堂上给学生娃娃们不好好教，故意留一手，让娃娃们学得糊里糊涂，等课余时间叫娃娃们都交钱上他们在校外办的补习班儿。我们那会儿的老师，不但各科老师分别无偿给我们补习，而且有的老师还跨科给我们无偿补习，其中最突出、最叫人感动的是傅学义老师。傅老师是兰州人，靖远女婿，说一口略带“京兰腔”的普通话，是我们初中两个班的语文老师。按理说，他只需给我们补习语文就成了，可他除了给我们补习语文，还给我们补习数、理、化。此前，我们都不知道傅老师还是个文理兼修的全才。等他给我们补习数、理、化后，我们才知道，他的数、理、化甚至比我们的专科老师还要强。傅老师满腔热情地给我们补习，乐此不疲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好像他生就为我们补习数理化似的。他为我们补习数、理、化，纯粹是无私奉献，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不图任何回报，也从不避数、理、化老师的嫌。我们靖远有句俗话叫“卖面的见不得粜石灰的”，照这种说法，数、理、化老师应该“见不得”傅老师，可没有一个数、理、化老师对傅老师有半点儿微词。那会儿的老师都很朴实，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都以最好的成绩考入高中。
傅学义老师后来调到靖远师范任教，再后来调回老家兰州五中任教，直到退休。我调兰州工作后，好几回在兰的初中同学聚会，我们还请傅老师参加。退休后的傅老师老有所为、精神矍铄，有“高级讲师”职称的他受聘给兰州的多所高校讲课。师生欢聚一堂时，他仍像当年一样谈笑风生，让我们完全忘记了面前的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
这两年，我再没见过傅老师，但我一如既往的激越地回忆他当年神采飞扬地给我们讲课、给我们补习的情景。仿佛他当年给我们讲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时，那略带“京兰腔”的提及他去过“方志敏纪念馆”的“念”（lian）的典型的“京兰腔”仍很清晰地回响在我耳畔。
老师们全心全意地为我们补习了一个多月，我们参加了全县中考的预考。当时的预考，各个公社中学以及县城所在的城关镇分别举行，预考结束后，再举行全县统考。城关镇片的预考结束后，张榜公布了预考成绩，我名列城关镇第十名。接着参加全县统考，成绩出来后，我名列全县第二十七名，最终被母校靖远二中录取为高一新生。
虽说我们是首届恢复中考后参考的学生，突击补习文化课很紧张，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每天老师给我们补完课后，我们照样跑到教室后头打乒乓儿球。晚自习只要老师不补课，我们就跑到校外看露天电影儿，跑到有电视的同学“屋来”看电视。哪像“在”参加中考的学生娃娃，个个儿头上都箍上了紧箍儿咒，老师、家长比唐僧还“日眼”（可恶），见天儿在给娃娃“汪朗汪朗”（高声诵读）紧箍咒，娃娃痛不欲生，老师、家长还不肯饶过！都指望娃娃考入重点中学（省级示范性中学）&，还指望娃娃以高分儿分到重点儿班、奥数班等尖子班，不把娃娃逼疯不罢休！
我们参加全县统考时，纸张很紧张，试卷都是有色纸刻蜡板油印的。由于刻印试卷具有很强的保密性，县上就把刻印试卷的任务交给了五大坪劳改农场，让犯人刻印。凭心而论，犯人中能人很多，刻蜡板刻得“亮豁”（漂亮）的不少，刻印出的试卷上的字更“亮豁”。但字“亮豁”不等于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黑油墨印在有色纸上，对比度很小，看起来很费事。试卷发到我们考生手上后，光辨认，就花掉了不少时间。考场内，不断有学生举手询问监考老师，监考老师满考场跑着帮学生辨认试卷。
考化学时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所在的考场的监考老师是我的化学老师魏其玲。魏老师上靖远师范时，是我爸的学生。不仅她是我爸学生，他男人也是我爸学生。加上她女儿滕云又“连”我是同班同学，更加上我初中时理科中唯独化学学得最好，魏老师一直对我偏爱有加。当时，魏老师转到我“傍来”，看着我正面对一道难题发愣，急得魏老师恨不能坐下替我解答。魏老师似乎觉察到她站到我“傍来”，我有压力更解答不出来，就转到其他考生“傍来”去了。也怪，魏老师走后不久，我竟解答出了那道题。等魏老师再次转到我“傍来”时，我已经全部答完试卷上的题，开始检查了。魏老师看了一遍我的卷子，眉头子微微一皱，又轻轻儿摇了摇头。她肯定是发现我有答错的题了，但我不知道错在何处，魏老师干着急没办法。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我提前交了卷。魏老师很不满地看了我一眼。考试结束后，魏老师刚从考场出来，就冲我道：“你呀，太粗心了！难题你都答对了，简单题你倒答错了。我让你好好检查，你偏偏儿坐不住，提前15分钟交卷，你急着干啥去呀！”
虽说我辜负了魏老师的殷切期望，但无论如何，我的中考化学成绩还是令我满意的。除了我一贯学得好的语文，化学成绩比其他科的成绩高。
最后一门儿课考完的那天下午，二班的何振林叫我到西市他们“屋来”耍。我“连”何振林先到我们“屋来”给我妈打了招呼，“连”我妈要了三毛钱，准备晚上“连”何振林去电影儿院看一场电影。那会儿，一张窄银幕的电影儿票刚好一毛五，三毛钱能卖两张电影儿票。我在何振林“屋来”美美儿咥了两大碟子何振林妈做的凉面后，把油油儿的嘴一抹，就高高兴兴地“连”何振林去电影院看新放映的一部国产故事片儿。看电影儿的时间，我“连”何振林只为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画面深深吸引，至于中考成绩的结果，我们早把它忘到爪哇国了！
1979年秋天，我上了高一。但我们初中两个班中的部分同学没有升入高中，上了初三。那一届，靖远二中就这一个初三班，班主任是马岩老师，他既当班主任又教语文。我们习惯上把这个初三班叫“马岩班”。“马岩班”的学生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初中两个班筛（sa）下来的中考成绩不好的学生，一部分是比我们高一级的初二的留级生。总之，“马岩班”汇集了的都是一帮子学习不好、纪律又查的学生。这个班的学生初三一年时间，把马岩“治麻了”（整惨了）。以致此后很长一个阶段，“马岩班”成了靖远二中查班的代名词儿。
其实，“马岩班”除了比我们高一级的留级生外，其余我们初中两班的那些儿学生都考上了高中，只不过为了创建“文革”后靖远二中第一个初三班的需求，他们只能做了新生事物的牺牲品。本来“连”我们同届的同学，都成了比我们底一届的“学弟学妹”。“到在”，“马岩班”的我当年的同学见了我还对此耿耿于怀。“到在”，我每回回靖远，走西关头道南巷子，打（从）关家壕打（走）捷路儿，路过西旱台马岩老师“屋来”那座院时，还顿生为“马岩班”的同学们鸣不平的情绪。
七九级，靖远二中高一分了6个班，我被分在高一五班，班主任是教数学的梁旭东老师。
梁老师是我的近邻，他们“屋来”在师范门上，离住在刘家壕的我们“屋来”不到200米。我们“屋来”除了“连”梁老师“屋来”离得近外，我们两家子还有渊源。解放前，我们“屋来”连我丈人“屋来”都曾借居过梁老师“屋来”的老院。诚然，我们两家子在梁家老院住的时间，我“连”我老婆还没有“养下”（出生）。
梁老师是个老实人，也是个“干散”（利落）人。他的“干散”“连”我初二的班主任黄锡扬有一比，他的教课也“连”黄老师有一比，板书很“干散”，讲课讲得很不“干散”。怪我命不好，碰上的数学老师都是这个模样子，只能认命。高中两年，都是梁老师给我教数学，以致我高考数学只考了25分儿。就这，有一道10分儿的题还是考前梁老师给我们“抓端”（猜中）的！
高二文科班儿时，梁老师给我们教数学教得越来越叫人头疼。本身我们学文科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差，加上梁老师“各家”（自己）往往都弄不清楚一些儿难点、重点。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解题时，好几回都叫难题挂到黑板上解不出来，只好叫我们班数学好的张治库“连”陈明等上讲台解题。
张治库是靖远县若笠乡人，长得很“瘦碎”（瘦小）。若笠乡属靖远县偏远山区，常年干旱少雨，百姓生活十分苦焦。苦焦的地方造就了学生娃娃刻苦学习的顽强精神，张治库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当时住校，住校生一般都在学校大灶上吃饭，但张治库很少在灶上吃。大多数时间，他都吃从若笠“屋来”拿来的干粮，所谓干粮，尽是些儿杂面馍馍或炒面。张治库很少去灶上打菜，他没有钱买菜票儿。他的主食，基本上是喝开水吃杂面馍馍或拌炒面吃。由于营养不良，他老是“黄皮蜡瘦（sou）”（面色蜡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学习，学习的时间，他总是精力充沛。他智力超常又很用功，学习成绩在我们文科班儿一直名列前茅。张治库文理兼修，文理俱佳。假如他去理科班，照样是尖子生。
当年，张治库一直穿一件儿绒都磨平了的黑条绒衣裳，洗得都泛白了，也没有一件儿换洗的衣裳。他的一条蓝布裤子的“拨楞盖子”（膝盖）上、“沟子”上都补了补丁，补丁布的颜色“连”裤子蓝布的颜色不统一，是灰布补丁。一顶蓝布“扇苫苫儿帽儿”（制帽），头顶子上的布都洗白了，“无冬无夏”（四季），一直戴在头上。
学文科就要背书，语文、政治、地理、历史是必背的课。张治库背书不在教室“来”背，他拿着书去校园“来”那条林荫道的树荫下来回走动着背。他走动着背书时很悠闲，面带微笑地徜徉着，很“受活”（受用）的怡然自得相。给同学们的感觉，很枯燥无味的背书，对他而言纯粹是一种享受。
上课的时间，张治库听得十分专注。课堂上老师讲的，他当堂就全部消化了。课后他再复习巩固一遍，所学的知识就扎扎实实地刻进了他聪明的脑子“来”。
张治库在学习上乐于助人，只要有同学向他请教疑难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直到请教的同学满意为止。帮助同学解答疑难问题占据了他很多宝贵的时间，他就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补回来。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教室学习的人；每天晚上，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
功夫不负有心人，文科班毕业，张治库以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按他的高考成绩，完全可以报北大、复旦等名校的中文系。但当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高考高分儿的同学填报志愿时都很谨慎，生怕报高了不被录取，尽量本低不本高。另一方面，填报省内的学校，离家近，“搅费”（花费）少，家庭负担较轻。我估计张治库也属此种情况。
1985年，张治库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海南某大学工作。他在这所大学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一直赶到“在”。“在”，他是这所大学的中层领导，在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主持工作。
2009年12月，单位奖励我去海南旅游。我从兰州直飞三亚，旅行社安排的景点基本上都在三亚或三亚附近的地方。我很想见高中毕业后28年没见面的张治库，但我不能擅自脱离旅行社的安排去海口。很无奈的我，只好在游览三亚“鹿回头”景区时给张治库打通了手机。他听到我的声音很激动，我们在电话中“扯了半天心思默”（说了很多心里话）。当他得知我不能去海口时，遗憾得一直在电话中叹息。他说，如果我去海口，他一定好好招呼我一番。
在电话中，我“连”张治库都说的是普通话。他的普通话比当年上文科班时标准了许多，还略带一点儿南方口音。看来，这位兄弟在远离大陆的海南岛“蹲了”（呆了）近三十年，入乡随俗，口音也变了。虽说他的口音变了，但不变的是浓浓的故乡情、切切的同学情。
陈明的性格“连”张治库反差很大，学习的踏实程度远不如张治库。陈明“屋来”在糜滩乡，与县城仅隔着一条黄河。糜滩乡比若笠乡富庶得多，陈明“屋来”的境况比张治库“屋来”也好得多。陈明没有生活负担，更没有学习负担。他是个“鸡毛猴性子（急性子）”，“沟子”在板凳上根本踏不实，好像板凳上随时放着“坨罗刺儿”（蒺藜）要扎他的“沟子”。
陈明装模儿作样儿拿上一本儿书，“哗啦啦”地很快从头儿到尾翻一遍，就算看完了。在其他同学看来，他这么看书肯定没学下东西，其实，智力超凡的他早已把书本上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了。他能用最短的时间，学到最多的知识。这就是功夫，常人绝对望尘莫及。
其他同学在教室中或树荫下或一脸严肃或一脸认真或一脸痛苦地背书时，“哗啦啦”地翻过一遍书的陈明闲得没事干了，他一阵儿跑到这个同学跟前“骚”（骚扰）一下，一阵儿又跑到那个同学跟前“骚”一下，边“骚”还边说着“便宜话”（风凉话）：“你认真下（ha）这么个做（zou）啥呢嘛？——大不了考不上大学，农民娃娃回去种地，市民娃娃参军当兵，还愁你没出路？走走走，赶紧跟我到树底下乘阴凉走！”说着，他扽正在专心致志背书的同学，“苶”不起身，他不屑一顾地松开手，“背搭隐手儿”（背着双手）、哼着“曲曲儿”（歌）、悠哉游哉地乘阴凉去了。
高考结束，陈明考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他扽着的没去乘阴凉的认真背书的同学，有的回乡当了农民，有的参军当了兵。
兰大毕业后，陈明留校当了讲师。他如果一直在兰大中文系干下去，凭他的能力，肯定一路顺风顺水的评上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可生性极不安分的他单单儿“半中腰”（中途）离开学校，风风火火地经商去了。他先是“连”人合作经营医疗器械，后来又独立搞了几年。在兰州他觉得干得不美气，凭着很好的英语水平，他又先后跑到加拿大、南非去发展。打国外转了一圈儿，他又回到兰州经商。他经商钱赚了多少，我不清楚。在兰州经商厌倦后，他又考上了兰大的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没再到兰大教书，最终落脚到了烟台的烟东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刚到烟东大学任教时，回到兰州我还见了他一面。其后，我再没见过他。“年昔”（去年），他兰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我甘报的同事许凌峰告诉我，陈明又蠢蠢欲动地要经商了。他准备以智力入股的形式，“连”一个搞餐饮的大学同学在北京开一个“敦煌菜系”的酒家。他的博士专业是敦煌学，但这专业究竟与“敦煌菜系”有啥“粘（ran）络”（瓜葛），我实在不得而知。也不知他“连”他同学的“敦煌菜系”的酒家在京城开起来了没。如果开了，我只能在金城遥祝他们生意兴隆，祝愿“敦煌菜系”在京城发扬光大，争取早日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我刚打靖远调到兰州工作时，陈明住在他老婆周萍单位的房子来。他老婆周萍也是糜滩人，“连”他是初中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