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现在处于高速增长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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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网讯：　　国家转变增长方式，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及世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企业改变发展模式，与自身所处的成长阶段及总体发展趋势紧密相连。时下，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经济新常态特征与事实，对借此良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用“新常态”概括我国近两年宏观经济运行中相继出现的各种特征，是今年5月在的讲话。两个月后他又在另一个场合提到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新常态和如何适应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李克强总理讲：“在国际国内经济出现新常态下，我们要保持定力，深入着力，更加关注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并不随单项指标的短期小幅波动而起舞。”　　由此可见，经济学者热议，众人关注的“经济新常态”一词，无论是用于说明世界经济还是我国经济，所表达的内容，所要传递的，是对宏观经济运行中显现的新变化、新特征、新发展态势的解释与概括。先知先觉，科学判断，将起到广而告之，指明趋势，主动谋划适应措施的作用。引导人们用战略的眼光和思维，以积极的心态迎接面临的新挑战，取得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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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阶段，企业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急迫感并不强烈，追求的欲望也很有限。这是10多年来循环经济理念尚未在全社会普及、循环经济产业发展不快、规模不大的重要的原因。　　我国推行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10月开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委在、有色、、、、轻工等行业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和相关区、部分省市共计82个单位开展试点起步的，2007年12月又开展了第二批国家级试点。与第一批相比，第二批试点的范围和数量均有所扩展，国家级两批试点示范单位共计178个。实践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从开始到深入，一直处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高速追赶期阶段。争、上项目、抢资源和攀比GDP增幅是当时的主流。“十一五”期间GDP年平均增速在10%以上。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0万亿以上。在取得如此惊人业绩的环境下，让企业接受以提高资源产出率为目的的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除少数资源再生利用产业、消耗高污染严重领域中的企业较为积极外，多数行业和领域，特别是一些中的企业、园区兴致不高。　　10多年来，推行循环经济在试点示范工作上做了很多事情，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在试点示范的领域、企业数量不断扩展和增加的同时，陆续出台了相应支持政策、法律法规，考核统计标准也在制定和完善中。创新推广、典型案例推介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可是，经过10年努力，无论是微观经济层面，还是区域经济层面，循环经济单位的数量，在全国城乡大地上依然还是星星点点的状态，严格意义的循环经济产值在全局经济总量的比重还不大。因为在推行循环经济的10多年里，有近80%的时间处于经济旧常态条件下。各地的注意力，企业的兴奋点，多数还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各级政府也不可能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首要的议事内容。即使个别产业、领域和一部分企业，主观上有发展循环经济的愿望，宏观环境和条件所能给予的支持也是有限的。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循环经济蓬勃发展也不是在经济腾飞时期，恰恰是在战后，经济低迷、亟待恢复阶段开始发展循环经济。日本、德国、美国、瑞士、瑞典等国家循环经济真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多半是在经济发展开始换档下台阶或者步入平稳发展阶段。　　经济新常态为加速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前所未有的宽松宏观环境和有利条件，是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的良好机遇。国内外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应深入着力，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下决心解决结构调整、资源节约、生态建设等影响发展可持续的重大问题。　　新常态下宏观经济发展要遵循的这条鲜明主线和目标，十分有利于循环经济理念的普及。因为新常态经济运行态势与目标，与推行循环经济模式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尤其当更多的决策者与更广泛的实践者以战略平常心投身经济发展的新平衡时，面对经济发展的种种新特征，会促使不同层面的人，从现实问题出发，重新认识、理解循环经济理念和内涵，对新型发展模式的亲和力会大大增加。这将会对发展循环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推动力。　　还应该可预料的是，新常态环境下，也会为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领域和资源条件、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全国经济转入以中高速度和增幅下档次发展，把提高质量和增效率作为主要追求目标。10多年来，国家倡导和推动的以提高资源产出率为目的的循环经济模式，自然将成为追求发展的众多领域、众多企业选择的对象，加以利用，促其更快更好发展。　　新常态下科学发展加快回归，对微观经济转变发展模式发出新的呼唤，这是循环经济产业化发展的契机。近半年多来，不止一位经济学者在阐述新常态成因与特征时指出，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发展阶段。　　其实，“三期”叠加局面虽然有无法避免的理由，但是也得承认在以往多年高速度、低效益、多投入的旧常态主导下，违背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行为不少，偏离了科学发展轨道。倡导和强调多年的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整体与局部都尚未收到可以对全局产生影响的效果。　　新常态是新的挑战，是科学发展观加快回归。为形成新的发展方式、新的路径、新的产业规模提供了契机。宏观经济实现科学发展，需要有新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这正是凭借有过10年试点示范经历的循环经济，广泛推广产业化发展所期盼的良机。因地制宜利用好60个循环经济典型案例的成功经验，大胆有效地推介使用循环经济新技术，用新的发展模式取代传统发展模式。　　政府、社会、企业形成合力，共同把握住利用好新常态这一契机，下功夫花气力促使循环经济新模式内涵与新常态特征科学有效融合。在范围更广、面积更大的天地发展循环经济产业，为经济新常态时期创造新的增长极。这是新常态带给循环经济加快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铺路。逐步实现有些学者提出的“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就业可充分，民生可改善，风险可防，资源环境可持续”的愿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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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朱镕基可能是对的
本文见《比较》2012年第6期相关报道
　　应大卫·格林纳威（David
Greenaway）主编的邀请，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世界经济》杂志年度中国讲座上跟大家分享我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模式的一些认识。正是这个邀请让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不得不认真整理我这些年来所做的有关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的研究片段。事实上，在2008年，时值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30周年之际，我曾受邀在诺丁汉大学、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大阪工业大学等地，就如何诠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做过几次演讲。在那些演讲的基础上，今天我才能够更系统地展现给各位一个框架，而且我认为这个框架有助于更好地诠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从而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来的发展经验。
　　日，纽约大学的罗比尼（Nouriel
Roubini）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做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么正确。例如，尽管中国的出口值相对于GDP超过了30%，但平均而言，净出口占GDP的份额过去10年平均仅有3.3%，这几年更是在2%以下。更有意思的是，罗比尼教授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于需求的构成，显然这不是经济学家应该有的理解长期经济增长的方法。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需求，并不能作为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相反，它最好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站在需求方，断言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依靠过度出口和过度投资，忽略了消费，无益于揭示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机制。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之所以大行其道，大概皆可归因于当下导源于美国和欧洲的全球经济危机。由于过于强调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储蓄再一次被诅咒而不再被视为美德。①尽管这种分析短期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逻辑并不能用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和预测，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著名经济学家为什么今天也随波逐流呢？（①例如，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Chen和Yao（2011）就使用了“The Cursed Virtue: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作为题目。）
　　那么，要阐释经济发展的机制，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呢？还是让我们听一下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怎么说的吧。他在著名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①中写道：（①参见Arthur Lewis（1954，第416页），“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核心问题是要弄清楚一个经济体从前的储蓄和投资仅占其国民收入的4%—5%，甚至更少，如何能将其自愿储蓄提高到占其国民收入的12%或15%，甚至更高。之所以这是核心问题，那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资本（包括资本中包含的知识和技能）的快速积累。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高投资率反映了中国目前的国民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阶段性事实。这没有错。消费占比的下降只是相对于GDP的比重下降，并不是绝对水平的减少。遗憾的是，中国的统计当局没能在统计上处理好家庭的服务消费和“推断租金”（imputed
rents）的问题，从而对家庭消费开支的核算存在系统性低估。①即使这样，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20年也一直保持着消费的较快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复合增长率达8.6%，而同一时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增长率则不到3%。②另外还需要指出，中国在过去20年来消费占比的下降并不是国民储蓄率升高的必然结果，因为过去2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升高主要是公司部门和政府的公共储蓄提高的结果，家庭储蓄率的变化其实并不显著。③而非居民部门储蓄率提高（从而投资—GDP比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20年来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所谓的“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
a, b；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①自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放弃福利分房制度并启动住房市场之后，家庭必然为购买住房而储蓄。如今在城乡房屋私有化率高达近90%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足够可靠的历史资料来估算
“推断租金”，国家统计局只是使用家庭缴纳的维修基金和物业费以及房屋装修开支等粗略估计家庭用于住房消费的开支。根据这一估计，中国普通家庭住房消费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重仅为7%左右，显然低估了家庭在住房消费上的支出水平。另外，国家统计局利用现有的官方社保、医疗、金融、保险等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推算家庭服务支出的做法也低估了家庭在教育、医疗以及金融中介服务等方面的实际开支。②Arvind
Subramanian（2011）在最近出版的著作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译本《大预测》）中使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的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发现，在与东亚经济高增长的相似阶段，中国人均消费的增长也显著快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顺便提一下，这个比较结果不仅说明中国在过去20年人均消费的增长有较好记录，而且对那些指责中国一直实行贸易重商主义政策的言论也有申辩之义。③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占GDP）大约维持在20%左右。而过去20年以来公司部门的储蓄率增长较快并且已经超过了家庭部门的储蓄率。）
　　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做了各种努力，试图找到答案。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把全国层面的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分解到了中国的各个省份，于是就发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有趣规律。利用地区的资金流量表，我们计算发现，上海的劳动报酬占比是全国最低的，而经济贫穷的贵州和广西则是全国最高的（罗长远和张军，2009b）。①这似乎是说，农业份额大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往往就比较高，而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省份，劳动报酬占比就比较低。为什么这样？这不难解释，因为农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劳动份额的持续下降趋势反映的，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过程，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的省份实现着经济结构的升级，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结构变化过程中，农业占GDP的份额在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份额则在上升，这样一个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出现下降的趋势。（①例如，在2000年，上海的劳动收入份额是34.99%，而广西和贵州分别是64.33%和60.85%。）
　　所以我认为，上述现象主要是经济结构变化造成的。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因为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机制。经济发展是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开始从传统部门逐步被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现代部门，从而实现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不用说，过去20年，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持续增加，而将来，随着服务业在各个省的经济结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全国层面上观察到的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会止跌回升。这意味着，随着劳动份额的提高，未来中国的国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东亚四小龙在三四十年前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但今天不是。但是，它们早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能在储蓄率高的阶段推进有效的资本形成，人均收入就可以获得更快的增长，从而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①（①北京大学的蔡洪滨教授做了一项研究，他用上百个国家的统计样本，讨论了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中低收入国家成功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在他的回归方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出口占GDP的比重、基尼系数等变量都被作为了影响因素。他的回归结果显示，这些结构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换句话说，从长远来说，这些变量并不是决定这些国家能否成功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因为它们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蔡洪滨，2011）。）
　　因此，过去20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地方间不平衡地推进是解释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和国民储蓄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不难理解，工业化显著提高了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而中国农村释放出来的巨大规模的劳动供给量又使非技能工人的工资增长相对缓慢。这就让资本的回报和政府的收入获得了更快的增长。我的这一解释有幸得到了卢锋（2006）一项研究的证实。卢锋发现，在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有1.85%，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加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大幅提升，其中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3.1%，而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则达到15.5%，均大大高于同期人均GDP和工资的增速。
版面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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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很纳闷，中国经济为啥发展这么快收藏
这次会议我明显感觉中国现在强大了，可是作为一个还在读大学的学生，一直没有关心过这几十年中国的具体变化，只知道家门口修起来高架桥和地铁，看起来很高大上哈哈，为啥中国能经济变化这么大？现在感觉人都扬眉吐气了
因为这些年美帝带着西方国家忙着中东抢石油 没空对中国围追堵截……　　　　　　　　　　　　　　　　　　　　　　　　　　　　　　　　　　　　　　　　　^ω^自从小尾巴被偷走以后我就开始萌萌哒　
昨天看凤凰卫视，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卫视了，评论员都把现在的中国称为超级大国，与美国相提并论了，看得我十分激动啊，我认为这绝对不是我们在意淫，而是事实确实如此
我现在看着这么强大的中国，从心底里都认为台湾的和平回归是必然的结果了，中国迟早强大到台湾必须依靠回自己的母亲
骚年 你不该来这 你的民族自豪感会惹来一群人狂喷你是五毛 还诅咒你的家人 只因你说中国好　　　　　　　　　　　　　　　　　　　　　　　　　　　　　　　　　　　　　　　　　^ω^自从小尾巴被偷走以后我就开始萌萌哒　
没错，但是我们的人均还是不足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吊
楼主的名字好，，，熟悉
通货膨胀至少可以贡献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黄宗智：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发展的？
——五种巧合的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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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 &
【内容提要】本文检视五种悖论巧合，分别关乎土地、资本、劳动力、创业人才和技术五个方面，论证其偶然的并存和交汇可以较充分地解释中国近35年来惊人的快速发展。它们同时也揭露了与其一起呈现的三大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压制性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土地财政　招商引资　廉价劳动力　共产党及其干部的创业行为　全球化的技术流动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five surprising and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coincidences， pertaining separately to land， capital， labor， entrepreneurship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ose concurrence and confluence go a long way toward explaining China’s remarkable record of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35 years. They also reveal the roots of the problems that have accompanied that development： gross social inequality， a persistent and oppressive bureaucracy， and a drastic environmental crisis.
Keywords：land financing， drawing in businesses and investments， cheap labor， communist entrepreneurship， globalized technology transfer
三十五年来，中国经济是怎样如此快速地发展，达到每年平均超过9％的增速？中国自己将其发展经验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完整、确定的初始计划，而是一步一步地不断做出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抉择。中国的领导者和国外的观察者其实同样对其“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史中最快速、持久的增长——感到惊讶。
当然，针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不乏众多不同的解释，有的来自学者，有的来自传媒的观察者。这里我们暂不讨论这些已有解释，而先集中说明一些基本事实。本文试图从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视角来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笔者特别强调的是五种偶然的巧合，以及它们的交汇，足以说明中国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实现如此瞩目的增长，而且，这既可说明其成功的一面，也可以说明其所导致的问题——极端的社会不公、顽强持续的官僚体制以及严峻的环境危机。
一、五种巧合
（一）土地：土地使用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即党组织和国家机构紧密结合的政治体制）是在革命历程中塑造出来的，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成为一个高度官僚化和集权化的体制。几乎所有的观察者，包括中国自身的领导者，都认为这个党国体制后来变成创业／创新的巨大障碍。我们要问的是：它居然存留下来而且成为革命性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由一个共产党的党国来推动市场化改革本身便是一个意外的、悖论的现象：一个坚信应该用计划来配置资源的共产党怎么可能领导用市场价值来配置资源的改革？在俄罗斯和东欧，市场化改革是伴随拆除旧的共产党党国体制而实施的。中国结合旧的党国体制和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实践本身便是悖论的——违反一般现有理论预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历程中的巧合。
对惯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经验的观察者来说，两者结合的成功本身便是出乎意料之外。但对中国的领导者们来说，也许不至于那么意外。因为，在其历史经历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体制还有其另一面：其组织曾经极其高效地动员人力和资源来执行全民战争，先是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是对一个比其要强大得多的敌人的抗争，而后是对美国装备和援助的国民党军队的革命战争，面对的同样是一个比其强大得多的敌人。它所赢得的胜利可以说是超出一切常理想象的。其后，它又有效地稳定了极其混乱的经济，而后再次出乎意料地在朝鲜战争中和美国——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打成长期拉锯的平手局面。同样引人瞩目的是，它在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成功空爆试验第一颗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于如此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领导人们对自己能够成功领导又一次的激烈变化也许不会完全没有信心，但这不等于说他们认为自己肯定能够成功，因为这——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市场化改革——到底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作为客观的回顾者，我们也许可以初步作出这样的观察：一方面，党国体制确实是一个妨碍创业的巨型怪物，即便今天仍然如此，但同时，它又是一个能够极其有效地追求既定目标的强大组织。
一个能够阐明这个逻辑的例子是改革过程中这个体制对土地资源的使用。一般来说，土地在所有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部分原因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土地会大幅增值。在一个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具有“稳定的私有产权”的国家，要使用国家“（为公共用途而）征用土地的权利”（right of eminent domain）来促进城市发展是一件很花时间和财力的事。但中国（共产党国家）则处于一个十分不同的位置。在历史上，历代的皇帝虽然理论上拥有一切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上，自耕小农和“地主”对土地的产权具有长久稳定的历史。但中国共产党，在执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之后，进一步实施了农村的集体化和城市资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集体化之后，理论上农村土地成为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因为农村政权乃是党国的基层组织，其所有权可以随时被国家所占用。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理论／法律上对土地拥有最终的所有权，在实践层面上也如此。在中国的改革期间，国家仍然保留了对全国土地的所有权——和俄罗斯与东欧把土地大规模私有化很不一样。在城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简单干脆，不涉及“集体所有权”的复杂层面——城市中如今仍然没有私有土地，即使是“私人住宅”下的土地也是国家所有的。因此，中国的党国对土地资源所掌握的权力要远比具有“稳定的私有产权”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相比美国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 2003）——如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摩根 （J. P. Morgan）等——拥有更大的为所欲为的权力。
其结果比任何人所可能预见的要重要得多，在真正实践了之后才可能被充分认识到和理解。首先，国家对土地所拥有的近乎绝对权力意味着其可以几乎任意征用土地，而且是以极其廉价的补偿来征用。时至今天，这个党国已经为城市发展而征用了全国二十亿亩耕地中的约一亿亩或更多的土地，①大部分是凭借相对廉价（相对其后的增值）的补偿来征用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用了低额的补偿——大约只相当于农民在地上耕种粮食的净收益，来向（多是城郊的）农民征用土地。举例说，如果一个持有承包地权（在改革之初伴随去集体化而给予他们的地权）的农民每年能够在一亩粮食的种植上获得三百元的净收益（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费和最近十年的持续丰收之前情况大致如此），政府基本只需提供该数目乘以承包地权的年限来作为“合理”的征用补偿。承包地权是在1984年给予农民的，为期15年（并伴随生、死、迁入和迁出而调整），在1998年则在此基础上延期为30年。以30年期限来计算，一亩被征用的“毛地”（即未有基础设施配套的土地）的补偿费才约1万元。但一旦加上基础设施而成为“熟地”，该亩地的市价可能达到之前的（笼统地说）十倍，而在建筑完楼房、工厂之后，更可能达到其一百倍。② 在历史上，这种增值的一个鲜明例子是上海市的城镇化过程：1843年，每亩地价仅为白银6两—10两；到1902年，上海外滩的一亩土地的价格已经上升到3万两白银；到1906年，为10万两白银；1925年为17.5万两白银；1933年一亩土地的价格为36万两白银。（赵启正，）
当然，一旦农民认识到土地的潜在价值，抵制、抗拒上述模式的征地事件日益扩增（在2007年—2009年占到每年九万多件“群体性抗争”事件的大多数［于建嵘，2010］）。而政府所需支付的补偿也日渐攀升，从一级城市（5个）到二级城市（60个）到三级和四级城市（约200个）以及距离商业中心的远近而异。（Huang & Bosler， 2014）
城市用地广泛增值的型式一旦树立，商业银行一般都愿意以建设用地为抵押来贷款给地方政府，依据的是其可预期的市场增值。而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些贷款很快成为其基础设施建设所必要的资金的来源（甚至会有盈余），无此便无法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事实上，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征地成本和熟地出让的差价）一般是地方政府“预算外”（即支付官员薪酬和机构日常开销的“第一财政”之外）的“第二财政”，亦称“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有的地方达到财政总收入的60％［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10］）。这是改革期间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财政运转的“秘诀”，无此便不可能做到快速的城市发展建设。
以具有比较确切材料和经验证据的重庆市为例，其在（具有上海浦东管理经验的）市长黄奇帆的领导下所“储备”的30万亩（5万英亩）土地乃是其后重庆市特别突出的发展的关键。首先，它使重庆能够克服其国有“问题资产”的157亿元坏债（由于贪污和滥用资金）的负担。凭借土地的潜在价值，黄市长以（市值的）22.5％的低廉价格一举买下了市值1746亿元的1100多家国企。而后，通过土地资本的输入，把他们改组为具有雄厚资金的（政府的）“八大投资公司”——即城市建设、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地产、城市交通、能源、水务以及水利八大公司。之后，伴随重庆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蓬勃发展，这些国有资产的市值在6年之后便已达到其原先购买价格的六倍（黄宗智，2014a，第3卷：321-322；亦见黄宗智，2011a）。
这些国有企业和它们的经营利润在重庆市的第一财政和第二财政之上，更形成了一个“第三财政”。而这个第三财政对重庆在2011年之前的五年之中达到年均16％的GDP增长率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该年，重庆市被《财富》杂志选为全球15个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屈洪斌，2012；《〈财富〉评重庆为全球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2011）
第二和第三两大财政来源叠加起来使重庆能够对当今中国严峻的“农民工”问题做出模范性的措施，其核心是建造4千万平方米的廉价公租房（足够两三百万人居住，主要是农民工，也包括新毕业的大学生），租价为10元／平米，即一套可供一家人居住的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月租才五六百元。一个租户在租住房子五年之后，可以廉价购买其居住的房子。这样，为市区的相当部分农民工提供了一条（别处所不可能的）有尊严地移居城市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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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最终涉及的是敏感的政治改革问题，但不是简单采纳自由民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此点可见于东欧和俄罗斯并不那么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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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更为客观的观察？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计划经济体系崩溃的无奈之举，至上而下都迫切希望能够改变现状，底层老百姓希望能改善物质条件，解决温饱，党国亦意识到不解决经济发展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对自身的执政基础产生重大冲击。 毛时代是以强制性统一思想来维持政权，而今天，中国经济增长成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由于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从未改进，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两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攫取了近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代替不了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必然的客观规律。
　　客观和集中的论述。受益匪浅。是观察经济发展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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