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组学习有效性的实践策略
《新课程标准》倡导自主、协作、探究。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分组学习受到了认可和应用，并日渐流行。然而，在当前课改实践中，却经常存在着“有组织，无纪律”的小组学习现象。小组合作往往是“注重形式，忽视实质，缺乏实效”，要么演变为个别学生的“一言堂”，要么最终小组成员“我行我素”，“各奔东西”。这样的分组学习是否有效，一线教师应该用什么样的智慧，来实现分组学习效果的最优化呢?　
　郑雪萍、林凤桂两位老师认真研究了课程内容，并设计和实施了整合教学，使学生在知识建构、技能掌握、思维发展，以及情感提升、协作意识和集体智慧等方面，都获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效。从课堂反馈来看，该教学通过有效分组和技术整合，完成了既定目标，让学生基本掌握了调查的方法、途径和手段，并深入理解到动物与人类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
分组方法：注重策略，灵活多变　
　　　分组学习有助于改变传统学习“闷头单干”的形态，使学生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互动。但分组只是一种途径，无效的分组学习不但无助于交流，反而将造成新的困境和误区。为方便学生围绕主题进行讨论交流，按照座位前后进行4～6人分组。让学生围绕几个问题(或任务)进行小组讨论，交流看法，形成共识。然后，由小组推选一名代表(组员轮番担当)发言，其他组员进行补充。同时，教师参与到学生分组讨论中，与学生形成和谐、民主的协作关系。　　在探究一战的时候中，由学生自由组合成小组，采用“小组调查”策略，每组6人。课前让各组选择一个共同主题并任务分工，每个成员都确定承担一部分调查任务，最后综合总结小组工作，并用课件向全班展示成果，同时自评和互评。　　　
　小组活动：合理组织，有效管理　　　　
为了不“为分组而分组”，使分组效果实现超越，小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课前，教师要求学生做好预习、分工、调查等活动，并指导学生收集资料和制作课件。在这一过程中，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目的、任务要求明确。教师做好指导，及时检查、监督和指导小组学习任务，不放任自流。在师生小组展示交流中，教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激励学生自己发现、自己思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作适当点拨，引导和控制讨论的深度和节奏，激发学生求知欲，达到构建知识体系的目的。　　　　
技术整合：工具导向，服务教学　　
在该教学案例中，设计者将信息技术定位为“助力工具”，并整合进历史学科，帮助学生获取知识、探索问题、协作讨论和解决问题，增强了学生兴趣和理解能力，既培养了他们的信息素养，又提升了总体教学效果。　
　(1)作为创设情境、解决重点难点的工具。利用多媒体和网络创设有趣的、能引起学生思考的问题情境。
　(2)作为学生获取知识的工具。有助于学生获取更多的拓展知识，提高信息素养。　
　(3)作为创作和交流的工具。要求学生把收集整理的信息制作成演示文稿并汇报，让学生展示了可视化成果，又在制作和交流过程中，建构和巩固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改进方向：没有最好，力求更好　　　
没有最好的设计，只有更好的改进。综观该设计，仍存有需要反思和改进之处。　
　(1)由于涉及拓展内容，教师的生物知识储备略显不足，临场应变能力有待加强。　
　(2)分组依据的考虑仍欠周到。在小组合作与展示时，在如何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予以适时激励等方面，教师的激励评价技巧亦应有所提升。　
　(3)在小组展示作品和互评时，对于时间的把握技巧也应注意。例如可以通过“分组展示集中展示”、“精华展示要点展示”、“限时展示简短点评”、“小组自评组间互评”等策略来实现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小组汇报效果的最优化。　　　
　分组策略：凝结智慧，促进实践　　　　
1．合理选择小组学习的时机　　小组学习只是新课程教学的可选方式之一，千万不能误用、滥用。教师应该根据课程内容、学生特点、环境资源、实际情境等具体因素，适时、适当、适量开展分组学习。例如：在课程内容具有探究性、发散性、矛盾性、劣构性时，可以倾向考虑采用分组学习；当学生无法个人完成任务，或个人解决问题有困难确需帮助，或正常的学生动手表现机会不足时，可以倾向考虑采用分组学习。　
　　2．科学划分合作学习的小组　　合作学习的核心是分组，科学划分小组具有重要的意义。有良好组织结构的小组学习成果将远胜于单个个体或任意分组的学习结果。在学习分组时，要以实际情况和学生特性为依据，例如性别、年龄、知识水平、认知风格等。就目前而言，有两种分组策略：①同质分组。选择一项关键属性作为分组依据，将性质相近的学生放在同一小组。②异质分组。选择一项关键属性作为分组依据，将性质不同的学生混合搭配进行编组。　一般说来，同质分组适合于个别化学习管理模式，性质相近的学生有利于接受同样任务；异质分组适合于合作学习管理模式，不同个性的学生在一起学习有助于互相启发，取长补短。采取异质分组，并在学习过程中密切关注小组特性的变动，适当地动态改变小组成员的结构和人数将能优化小组的结构。一般而言，小组成员人数不易过多，控制在3～6人的规模即可，另外要注意小组成员的能力差异不能极度拉大，以免造成个别成员统管一切的后果。　　　
　3．建立规范有序的合作规则　　小组学习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但同时也为课堂秩序带来挑战。这就需要教师创建出“规范有序”的合作规则。例如：①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可以根据任务和活动的需要，设立不同角色，如组长、记录员、汇报员、监督员等，并明确各自所担负的相应职责，要求小组成员既积极承担个人责任，又相互支持，发挥学习团队精神，有效完成小组任务。②培养良好的小组学习习惯。习惯的养成并非朝夕之间，而需要教师有意识的引导和监督。根据有序的规划形成的小组合作习惯，将使小组学习事半功倍，受益无穷。
4．设计有效的协作学习活动　　活动是体现合作精神与共建成果的必要途径，其组织机制一般包括：　　(1)竞争。学习者互相对立，目的是为了胜出对方。　　(2)个别学习。学习者互不相干，无利害冲突。　　(3)协作。学习者协同合作并分享目标，成功建立在成员共同努力之上。　　在设计小组活动时，要想有效应用这些机制需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为整个小组分配目标明确的学习任务，用任务驱动法来刺激小组活动的积极性；对整体任务进行合理分割，使成员都担当其中某项子任务，调动个体主动性与能动性。　　(2)注重各学习子任务间的衔接设计(不能使子任务间完全独立，互无关系)，使小组成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进行合作交流。　　(3)要求学习小组定期举行各种形式(如研讨、座谈、分享等)的交流活动，使小组成员真正进行合作，培养团队精神。　　(4)在各个学习小组之间适当引入合作、竞争策略，例如不同学习小组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或互相竞赛将能更有效地激发学习小组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和动力。　　　
　5．采用多样的评价激励方式　　评价有助于督促学习小组的合作，也有利于对小组成绩作出肯定。分组学习不能用传统方法进行简单评估。它不但要注重结果，还要关注学习过程，以及过程中的小组表现，具体为：　　(1)注重检测并改正在学习中出现的对小组目标只分工、不合作的“形式上协作，实质上单干”的误区，以及由某些能力较强的成员包揽一切的个人英雄主义现象。　　(2)制定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详细记录小组成员在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利用基于绩效的评估技术来评价小组成员在活动中表现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3)重视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开展形成性评价，及时对学习阶段成果进行评估，以便及时改正可能的错误；检查小组是否真正在学习活动中进行了交流合作。　　(4)在学习结束时进行总结性评价，评价学习的最终成果是否达到了预定的要求，小组成员是否都取得了进步。　　　
　结语：创新课程设计，迈向卓越教学　　
　　教学是多变的，面对基础教育新课改的挑战，如何将压力化为机遇，并勇于积极应对，是所有富有理想和责任心的教师的使命。行动胜于说教，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创新课程设计，迈向新的卓越……方法与智慧：分组学习有效性的实践策略胡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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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卅年：上义单干在摇摆中前行
&&&&&& 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到了紫金县委，上义的事处理了没有？公社负责人的职撤了没有？县委书记何耀恒告诉县委办的同志：“如再问，就说我下乡去了。”实在顶不住了，何耀恒就召集县委常委开会宣布：“张启文的职不能撤，上面再要追究就让他们撤我的职。”何耀恒受到了省领导的批评，并说要撤他的职。何耀恒大胆地讲：“我宁愿让农民吃饱肚子而自己下台，也不愿当让农民饿肚子的官。”
&&& １９７９年，广东省委书记尹林平（右三）到紫金县视察工作。惠阳地委书记李富林（左三）、副书记张穷民（右一）陪同。右二为紫金县委书记何耀恒，左一是紫金县革委会副主任梁在明，左二是省地质局副厅级干部黎孟持。（本报记者 谢全建 翻拍）
生产队长：“社会要变革，不变就搞不到吃的”
&&& 郊田村人赶集，要从黄坑排经过。黄坑排那长势不错的禾苗、稻穗，惹得过路人心痒痒。他们琢磨：这里的禾苗为何长得好？&&& 赵火茂就是琢磨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人。说起赵火茂，孙木林竖起大拇指：这个人很不错，为人公道，做事实在。&&& 郊田村民多数姓赵。当时，赵火茂担任郊田大队河背生产队队长。１９７０年代，他带领社员建起大型的粮仓和晒谷坪。&&& 郊田是上义最边远的村，是革命老区，距上义圩１３公里。１９４４年冬，东江纵队第五支队进驻郊田村，点燃了山村革命斗争之火。&&& 赵火茂要学黄坑排经验。现年７０岁的赵铁城说，那时集体太大，做工真正出力的人少，懒人多；老实肯干的工分低，懒人工分高。赵火茂就把１３０多人的河背生产队一分为三――河社、河中、河上三个小组，亲归亲，赵铁城６家较亲的组成一个组，实行耕种。勤奋的人赞成分田搞单干，但懒惰的人或已得利益的一些生产队干部则反对。&&& 赵铁城是生产队的骨干，驶牛、播种、收割、挑粪，样样活儿都干，不偷懒，但就是吃不饱，连木薯皮都得按人头分配。饿得不行了，连山老鼠都有人弄来吃。郊田村党支部书记赵金良说，不少农户上山挖“硬饭头”（土茯）充饥。&&& 赵铁城说，分组直至后来分田后，工余时间多，粮食多得吃不完，年年有粮卖，至今还有人欠着他家４５０斤稻谷未还。&&& 赵铁城说，１９７８年，公社调来了个书记，叫张启文。他跟赵火茂关系很好，建议赵火茂和大家在河背生产队搞试点，偷偷搞，分田种植小麦。１９７８年秋冬，大家就把田分下去，单干了。赵火茂跟大家说，“社会要变革，不变就搞不到吃的。”&&& 许多村民还记得，就在那个收割晚稻的季节里，张启文走到哪里，都要问一问群众：“分田到户搞单干怎么样？”&&& 群众的回答当然是一片“好”。&&& １９９８年年底，原官田大队党支部书记曾锡华、妇女主任孙小兰曾对本报记者说，１９７８年农历９月间，公社召开全体脱产干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会场设在圩镇的饮食店里。张启文在会上动员大家分田单干，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 赵火茂遗孀、现年８５岁的胡银说，张书记进山来，每次都是靠双腿走路，研究工作、过夜都在她家的二楼。省里面的领导下来调查，也到过二楼。&&& “就跟雷公叫一样，这里响，那里也响。所以官田村也差不多时间跟着悄悄搞单干。”赵铁城说。&&& 但是，有三次，公社和“上面”又来人了，说要“巩固集体”，上级没有文件允许搞单干。１９７９年，上义单干处在摇摇摆摆中。&&& 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１９７９年上义公社是这样“制止”单干的：&&& ――５月９日，上义公社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律不许分田单干。&&& ――５月１０日，上义公社党委给县委的关于坚决纠正分田单干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应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５月２６日，上义公社党委在给县委的汇报材料中这样写道：“我们用２０天左右的时间突出抓了教育农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纠正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到本月２５日，已纠正了６６个生产队。”&&& ――１０月２６日，上义公社召开党员大会，通告决议，要求从冬种开始，一律由生产队统一经营，收益由生产队统一分配。&&& ――１２月５日，上义公社的一份“情况反映”反映：到目前止，已经纠正和基本纠正分田单干的共有１６４个生产队，占全公社生产队的７２．６％……&&& 但是，制止单干未能把上义的分田风刹住。到１９７８年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上义公社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分田单干的热潮。
县委书记：“我不处分你，谁会处分你？”
&&& 正当上义公社分田单干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县委书记何耀恒下乡来了。张启文硬着头皮向他汇报工作。何耀恒故意说：“老张啊，你们这样搞分田单干行不行？上面没有文件呀。”但何耀恒看到农民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时，便告诉张启文：“看来这样干还行，试试看。”县委书记的这句话对张启文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支持。&&& 何耀恒是讲实事求是的领导。他曾说过１９５８年“放卫星”是吹牛皮，曾反对过春节之后不按节气而提早播种的做法，曾对种植水稻推广“满天星”、“双龙出海”等盲目密植方法很反感。眼下，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分田单干，不仅支持上义，还暗中发动其他公社这样搞。他到南岭公社下乡，在全公社支部大会上宣布，只要能让大家吃饱饭，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搞生产，都行。他的讲话得到支部书记们的一致拥护，但公社书记却提醒他：“这样搞是要犯错误的，受处分的。”何耀恒生气地说：“我不处分你，谁会处分你？”&&& 古竹公社留洞大队是个解放以来一直没有翻身的贫困村。何耀恒在全公社支部书记大会上说：“我宣布，留洞‘解放’一年搞单干！”
“我宁愿让农民吃饱肚子而自己下台，也不愿当让农民饿肚子的官”
&&& 何耀恒其实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中有这样一句话：“广东省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对各地开始出现的自发的包产到户，省委要求坚决纠正过来。开始，为数不少的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持怀疑、观望，甚至反对、压制的态度。有位地区领导干部甚至宣布“谁支持包产到户，就开除谁的党籍”。&&&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下旬，何耀恒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１９７９年春天，他向惠阳地委汇报了上义的做法，未想到不仅没有得到支持，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地委领导要求他对上义的做法进行追查，并要求撤销公社负责人的职务。随后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到了紫金县委，上义的事处理了没有？公社负责人的职撤了没有？何耀恒告诉县委办的同志：“如再问，就说我下乡去了。”实在顶不住了，何耀恒就召集县委常委开会宣布：“张启文的职不能撤，上面再要追究就让他们撤我的职。”&&& 惠阳地委为此就上义公社分田单干的做法发出了通报。省委了解到上义的事后，立即召集有２０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参加的扭单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何耀恒受到了省领导的批评，并说要撤他的职。何耀恒大着胆子讲：“我宁愿让农民吃饱肚子而自己下台，也不愿当让农民饿肚子的官。”&&& 未出何耀恒所料，后来，他就被派往省委党校学习。学习期满后，他被调到惠阳地委农村部任副部长。
广东省委：派员进驻包产到户“重灾县”调查
&&& 由于包产到户符合农村的生产实际，更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非但禁而不止，反而迅速蔓延。从１９７９年下半年起，惠阳、海南、湛江、梅县等地区的农民，纷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经营的责权利直接包干到户。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惠阳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户已达９％，海南岛甚至达到２８％。至１９８０年４月，全省有２０多个县发生分田单干和变相单干，个别县单干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四十。&&& １９８０年４月底，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就农村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一方面提出，对分田单干和变相单干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不可放任自流，任其继续蔓延、扩散。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穷困地区的“三靠队”要求实行或者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指出这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４日至２７日，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花了１４天时间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非常激烈的争论。会议指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并强调要切实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稳定生产关系，坚决制止分田单干，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农业的领导。会议决定，允许“三靠队”搞包产到户。同时指出：广州、佛山、肇庆、韶关等地区，目前一般不搞包产到户，如有要求搞的需经地委审批。&&& １９８０年６月，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２３０名干部，分赴１６个包产到户较为严重的县，帮助当地处理好包产到户问题。有关地、县委也派出干部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求除特殊困难地区以外的包产到户都要重新组织起来。曾经同意农民搞包产到户的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批评。上义公社支持农民分田单干的事，被上级知道后，也受到通报批评。&&& 但是，当时，惠阳地委的通报和省扭单干会议，其实为广东省的农村改革做了一件大好事，许多地方正是从这里捕捉到了信息，开始告别“大集体”的。&&&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８０年４月，省委常委杜瑞芝、副省长孟宪德先后带队到包产到户“重灾县”紫金县检查工作。看到单干给农民带来的实惠，省里来的干部背着大伙儿议论道：你说单干不好，可农民搞起来就有饭吃；说人民公社好，农民却吃不饱。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啊？&&& １９９８年底，何耀恒、张启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上级工作组的工作作风是非常扎实的，干部们深入群众中去，挨家挨户察看米缸、粮仓，询问农民搞单干到底好不好。在这个时候，农民们当然实话实说，单干实在比集体干好啊，粮食充足了，不会再饿肚子了。&&& 《上义公社１９７９年社队年终分配情况分析》显示，当年年底，全社共有２２８个生产队，其中还在实行集体分配的只有１２个，已经搞单干的２１６个。这表明，上义公社分田单干的生产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制止中增加了。&&& 省委承认，全省许多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且发展快，时间短，方法简单，因此存在或多或少的遗留问题，如责任田分配、集体财产处理、承包合同的制订、债权债务处理和财产账目的建立，以及干部报酬等方面没有解决好。因此，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４年，着重解决农村改革后存在的遗留问题，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重点抓设置和发展社区合作组织，加强集体土地管理，承包合同和财务工作，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并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法规，由此健全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工作体制。&&& 上义人民创造性的生产关系变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带来了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包产到户不是“资本主义”
&&& 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５页）邓小平这一席话，改变了人们多年来对包产到户的“左”的偏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广大农村形成燎原之势。&&&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９日至８月８日，广东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指出：“对包产到户问题，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很清楚：一是在困难、落后的地方可以搞，在边远山区的单家独户也可以搞；二是在那些生产比较正常、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原则上不搞；三是对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也要逐步把它引导到搞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责任制。”“但是，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 可以看出，当时省委对包产到户，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现在看来，当时省委是从上义得到了启示，如“困难、落后的地方”、“边远山区”等字眼。&&& 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 对此，《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这样评价：“建国以来，党内一直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视为资本主义，现在中央文件明确肯定它是社会主义。这是思想认识上的一大突破。”&&& 在中央文件精神的巨大鼓舞下，广东省农村不仅山区和边远地区，而且连平原地区和城市郊区也迅速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１９８３年５月，全省９８％的农户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广东农村“单干”经历两个阶段
&&& 广东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77年冬至1980年为农民自发阶段；1981年至1984年为因势利导、全面推行和不断完善阶段。&&& 广东农村自发地尝试推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比较早的。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是湛江海康县、海南岛文昌县、惠阳地区的紫金县和广州市郊县的部分公社。&&& 当时的紫金县上义公社十分贫穷，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农民下决心靠自己闯出一条活路来。1978年冬，该公社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责任到户，农业生产获得丰收。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了大增产。1980年春，紫金县成为全省第一个大面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县。（摘自《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
农民收入增长６步曲
&&& 1978年开始的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农村改革，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点，不仅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1978年至2007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从1978年到2007年，农民收入增长情况可以分为6个阶段：&&&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是高速增长阶段。农村改革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强大动力，短短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增长2.66倍，年均递增17.71%。&&& 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０年是缓慢增长阶段。此阶段农民收入波动非常明显，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397.6元增长到1990年的686.31元，扣除物价影响年均递增2.97%。&&&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６年是回升阶段。从1991年开始，尤其是1992年以后农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农民收入出现了强劲的回升趋势。1992年农民收入走出了低速徘徊势头，增速达5.9%。随后几年，除1993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长3.2%以外，其余几年均超过5%，1996年达9%。&&&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０年是增幅持续下降阶段。1997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4.6%，比上年回落4.4个百分点。1998年继续下滑，增速只有4.3%，1999年增速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收入增长速度只有2.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是恢复性增长阶段。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比上年增加113元，增长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影响，实际增长4.2%，扭转了增幅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此后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７年是稳定增长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5%。（据新华社电）
市长挂钩村道建设
&&& 通往上义镇最边远的郊田村的水泥公路即将竣工通车。郊田村距圩镇１３公里，曾是蓝塘镇的一个辖区，交通极为不便。当地村民因此戏说：“上山屁股翘，下山脚散架。”&&& 今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全力加快全市村道建设，年内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底化道路。这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为此，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市委书记陈建华任组长，市长刘小华、副市长谢春森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并对３０个行政村２３条困难路段实行市县领导挂钩负责制。郊田村道建设由刘小华挂钩。谢全建 摄
黄坑排?新楼房
&&& 黄坑排的一片晚稻，长势良好。这片田地，曾是最早分给各家各户耕种的“试验田”。不远处，楼房建起来了。１９７４年或１９７５年大年初一，孙木林与６名队委就在楼房旁的那栋瓦房里商议并一致同意悄悄实行分田单干。&&& ２００７年，上义镇农民人均年纯收入４３４９元，为１９７８年的８０多倍。谢全建 摄
编辑：ha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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