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左翼青年在中国：我为什么强调自己是马列毛主义者
关键字: 土耳其左翼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
澎湃新闻：你对当今全球社会主义潮流怎么看？为什么坚持强调自己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列毛主义者？
詹尤克：首先，按照我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历史上并没有线性的进步。历史是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进步的。没有什么胜利或失败是永恒的。
从1917年，到19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势头强劲。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殖反帝革命显著降低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平民阶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我想中国正是一个好的例子。仅仅在1960年到1980年之间，中国的初生婴儿平均寿命就从36.3岁增长到66.8岁。正如著名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o迈斯纳 (Maurice Meisner)敏锐指出的那样，1950年代早期，中国的工业基础甚至不如小小比利时，到了1970年代中期，已经变成世界六大工业生产者之一。今天，即使最激烈的批评也不能否认当今社会主义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就。怎么能否认呢？苏联解体仅仅三年，俄罗斯的人均寿命就戏剧性地降了五年。
然而，1970年代晚期以来，全球性的反对革命的潮流开始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进行反击，试图削弱工人阶级的权利和福利，试图压制受益于年代中期的国家。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宣布了“历史的终结”，称除了新自由主义外再无其他选项。他们至今仍在继续这一宣传。因此，我观察到和从你们那听到的这一现象就不令人惊讶了——拥护西方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流行。过去几年，习近平也几次指出这一点。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全球尺度上思维范式的转变也在影响着中国。
很清楚的是，“历史的终结”这一幻象已经破碎。如果历史已经终结了，那为什么帝国主义干涉仍在进行？如果马克思主义已死，那为什么1990年代末期以来还有那么多左翼政党在拉美掌权？还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危机，并在各地引起了民众运动。资本主义不是也不会是历史的终结。它不仅仅破坏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也破坏自然。如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我们正处于石油高峰的前夜，从202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的需求将超过产量，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这一体系不仅剥削人，也剥削作为整体的自然，包括那些不可再生的能源。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跟那些后冷战时期广泛传播的迷思相反，历史远未终结。挑战和斗争是真实的。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者游行
一些左翼学者，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称当前的混乱局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瓦解的前兆。然而，沃勒斯坦认为即使资本主义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也不确定替代资本主义的体系是会更民主、更平等，还是更压迫、更独裁。他称“我们最多有50对50的几率获得我们想要的世界体系。”事实上，我对此倾向于乐观。当全球北部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全球南部兴起的恐怖主义组织向我们展示，我们不该低估一个新的黑暗“中世纪”崛起的可能性，此时此刻，我们仍有很多理由保持希望。在全球南部，尽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那些反帝的、世俗的、相对民主的力量仍在抵抗新殖民主义。叙利亚的抵抗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阶级也为高失业率、不公平的分配愤怒。那些大众运动，如美国的“我们是99%”、欧洲的工人阶级抗议游行、2008经济危机以来的”占领“运动，都是重要的例子。尽管这些反体制运动受到了极右民粹主义的利用、操纵并取得了一定成功，这一风潮仍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再次组织起来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但一切都有可能，尤其在危机中。我真的很喜欢葛兰西说的那句话：“向着知识阶层的新的广度和深度的每一步跃进，都是和‘普通人’方面的类似运动相联系的。”因此，普通的人民群众在崛起，我想社会学理论也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一次飞跃。
然后是你的问题的第二部分：为什么我不简单地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要特别强调列宁和毛泽东的名字？就我所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乡愁。但绝对不是这样。用一个旧的术语来说，我认为列宁和毛泽东和马克思一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导师”。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的国家领导了革命，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列宁是最早意识到资本主义获得了一种帝国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根据这一分析发展了独特的革命策略。毛泽东作为当权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意识到：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其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始终持续着，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需要一直被鼓励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免国家官僚变成新的统治阶级。
这些贡献仍然是重要的，是世界上任何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需要注意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教条地跟随马克思、列宁或毛泽东。实践总是先于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向着改进开放的理论。
澎湃新闻：很多中国人对中东、土耳其的共产党其实比较陌生，在你看来马列毛主义在土耳其经过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詹尤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难简单回答。首先，每个西亚（出于政治原因我不想使用“中东”）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土耳其，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人种上讲，它不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政治上讲，由于凯末尔的革命，有很强的世俗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传统。而且，在所有前奥斯曼帝国土地上，土耳其是最早普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地方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与许多西亚国家不同，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很深的传统。
当然每个西亚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都应当单独分析，所以我可能只能简单给出一个土耳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致框架。
土耳其的第一个马列政党建立于1919年土耳其反帝独立战争时，比中国共产党建党早两年。土耳其共产党全心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和早期共和国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作为第三国际的一员，它是独立于凯末尔党人的。当土耳其共产党支持凯末尔世俗化改革的同时，也一直在批评新共和国某些反劳工的实践。
1938年凯末尔去世。在他在世时，苏联和土耳其是紧密联盟的。但二战之后，土耳其加入了美国的反共阵营。1950年，激进亲美的民主党开始执政，它是由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商人建立的。从这时开始，土耳其共产党面临大量警察行动，几乎所有党员都被捕、被折磨。1950年代中期，土耳其共产党被亲美的土耳其政府摧毁了。
1960年代，大量学生抗议亲美的保守政府，也有一些进步的低阶军官加入进来。1960年5月，亲美的民主党政府被推翻了。1960年代是一个自由的年代。1961年，一个名叫土耳其工人党的合法社会主义政党被建立起来，变得很有影响。革命性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学生组织变得非常兴旺。到1960年代末期，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亲苏联者、毛主义者和中立者。之后的1970年代，另一部分加入了进来：霍查主义者。
1970年代，左翼工会领导的伊斯坦布尔五月游行
1971年，一次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发生了，试图压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运动，但1970年代里，工人阶级斗争还在持续增长。土耳其统治阶级和美国对此的反应是残酷的。1970年代中期开始，武装的法西斯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团伙开始袭击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领袖。结果是1970年代下半部分，产生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团伙之间的小规模内战，期间数以千计的人丧生。
1980年发生的亲美法西斯主义者军事政变，比1971年暴力得多，它终结了这一混乱。进步工会、工人阶级组织和左翼政党都被禁了。大约65万人被捕，数千人被折磨，50名政治犯被处决。归功于这场压制，新自由主义的宣传开始推行。这之后而来的，是苏联解体导致的意识形态危机。
1980年军事政变之后，数千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被捕
由于这场意识形态危机，两种社会主义范围内的反革命趋势在1990年代获得了发展动力：一个是自由主义认同政治，一个是库尔德微观民族主义分离主义。这两种趋势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社会主义运动。受这两种潮流影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被削弱了。
然而今天，土耳其正处于系统性危机的前夜。由于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多安的分化性政策，社会紧张度非常之高。如居兰运动这样的宗教崇拜，曾受到埃尔多安的支持，现在正在损害国家的稳定。埃尔多安政府和美国挑起叙利亚危机，试图推翻世俗的阿萨德政府，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但他们失败了。叙利亚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中心，失去了中央权力。这一令人绝望的局势不可避免也影响了土耳其。今天，几乎所有叙利亚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土耳其都有分部，而且经常在城市中心瞄准平民作为目标。
很明显，过去3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崩塌了，土耳其正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团结土耳其和库尔德工人阶级，来反抗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激进伊斯兰主义和分离主义。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我相信只要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解决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问题，专注于组织工人阶级，就能在不远的将来扮演这一历史角色。2013年盖齐公园的抗议运动证明了大量年轻人对现有体制不满，正在寻找一个真实的替代方案。只有社会主义能提供这一方案，通过团结所有进步力量，避免叙利亚那样的灾难发生，超越民族主义者和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分离主义话语。
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者搭起的路障
原标题：世界青年对话录｜土耳其左翼青年在中国
责任编辑:何书睿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反马列毛主义必须休矣--田忠国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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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反马列毛主义必须休矣
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反马列毛主义必须休矣-----十九论修正主义的必然垮台田忠国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纲领，践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还是否定、颠覆、解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纲领，攻击践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是检验一个人是捍卫劳动人民利益，还是维护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基本标准。因为，坚持并践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纲领、基本原理，是捍卫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标志。马列毛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一切剥削压迫阶级和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无产阶级才能自己解放自己，成为未来的领导阶级和国家的主人。马列毛主义同时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建立“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才能为无产阶级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保障。但是，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及其爪牙认为，马列毛主义基本纲领、基本原理是抽象政治学术语，是骗人的。比如邓小平说：“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张宏良先生也说：“可是今天一些所谓左派，偏偏要替老百姓做主，弄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知为何物的抽象概念，去迎合一些消极的极端情绪。这一点与右派的做法完全相同。右派就是用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忽悠百姓，最终把老百姓忽悠的一无所有。”如此高论，竟然同邓小平理论如出一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称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是披着共产党外衣，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号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大搞颜色革命即和平演变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打邓小平打扮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原因很简单，即继续披着共产党外衣，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号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资本主义，继续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搞颜色革命。也就是说，继续为推平共产主义政治体系、鲸吞全国人民共同财产，肢解中国，“坐自己江山（皇甫平语）”创造条件。或许张宏良类先生看到我们的话，又要大喊我们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汉奸力量”了。但是，必须指出，为美国出主意想办法，使美国非常满意，并同美国的目标完全一致的“左”派和继续披着共产党外衣，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号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资本主义，继续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搞颜色革命。也就是说，继续为推平共产主义政治体系、鲸吞全国人民共同财产，肢解中国，“坐自己江山（皇甫平语）”创造条件的人，才是真正的汉奸力量。因为，中华民族二百多年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才能救中国共产党。只有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张宏良先生在文章中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左派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是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在张先生的逻辑中，好像只有彻底否定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在殖民式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人民的利益。但铁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才符合全国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劳动人民才能当家做主，人民群众才能利用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毛主席说，人民群众管理企业、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管理意识形态才是最根本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思想的辞典里，任何政治派，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都无权代表人民行使权利，无权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殖民式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的只是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及附着于殖民式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知识分子的利益，而不是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在文章中曾经明确指出，邓小平扶植了大批贪官污吏，同时扶植了万外籍中国人统治中国，其目的就是维护殖民式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坐自己江山”的政治目标。自建国至今，全国劳动人民（按现在的亿人计算），每人已累计积累了亿的生产资料，但在邓小平的殖民式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万外籍中国人即万汪精卫的“改革”下，全国劳动人民被洗劫一空，而且，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还声称，洗劫全国人民共同财产（改革开放）叫事关人民福祉。也就是说，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看来，全国劳动人民越被他们抢劫、越被他们欺辱、越被他们蹂躏，全国劳动人民就越幸福。但我们的问题是，自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有这么无耻的逻辑吗？秦始皇不敢，慈喜太后不敢，蒋介石也不敢。或许，世界上所有反动派都不敢公然制造这种无耻但又谎谬绝伦的逻辑，但邓小平敢，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万汪精卫们敢。由此可知，邓小平理论是集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思想之大成。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有的思想，邓理论中有，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没有或者说不敢有的思想，邓理论中也有。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却无耻的称邓小平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共产主义战士，用以欺骗全国人民，旨在为他们“坐自己江山”创造条件。胡德平说：“为何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倒“四人帮”？那是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年代。”胡德平所谓的无法可依，其实就是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法铲除无产阶级革命派。胡德平梦想的依法治国就是，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保护万汪精卫“坐自己江山”，同时保护“改革开放”成果（鲸吞全国人民共同财产），奴役全国劳动人民。由此可知，胡德平深得邓小平理论之真髓。但是，我们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无产阶级即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万汪精卫规制的。由此可知，全国人民一旦认清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必然自觉的组织起来，掀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修正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中，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现在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所以，他们一再声称，必须尽快阻止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因为，无产阶级一旦联合起能摧毁一切。但是，必须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的统治阶级面临灭亡的时候，总会有一部分人分化出来，走到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成为未来的领导阶级；同时也会有另一部分人，为拯救统治阶级灭亡的命运，装扮成“革命”者（毛派）的面孔，千方百计把革命运动引导到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方向上去。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年华国锋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以来，在三十多年颜色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颠覆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鲸吞了全国人民积累的全部财富，扶植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万汪精卫，为“坐自己江山”不遗余力，难道说这还不能证明他们的真面目吗？难道说还不能证明他们是披着共产党外衣，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号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资本主义，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大搞颜色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吗？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值得全国人民注意的是，总有那么一部分人，总是装扮毛派的面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修正主义继续披着共产党外衣，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号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资本主义，继续打着“改革开放”旗号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版《中国共产党章程》、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纲领、基本原理、基本路线，搞颜色革命摇旗呐喊。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昨天的历史，正在今天悄悄起变化。站在昨天的昨天看昨天，昨天是昨天的昨天的未来。站在未来看今天，今天是未来的历史。站在人类的起点看历史和未来，历史和未来是人类全部的未来。站在人类的终点看昨天，昨天是人类的全部历史。未来世界是未来的领导阶级世界观的呈现。分析执政阶级的世界观，必须从经济基础入手。因为，经济是执政阶级世界观的载体，政治是实现世界观的手段。过去的一切剥削压迫阶级是这样，未来的执政阶级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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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学者来说，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 ）这个名字早已就耳熟能详了，他的基本著作也大部分译成汉语出版，如其中期的扛鼎力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晚年的聚精杰作《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等，如今其早期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1951）也即将付梓，这对于中国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史华慈，汉译也有史华兹、史华茨、施瓦茨等。但据笔者所知，“史华慈”才是他本人给自己起的正式汉语名字。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华慈内心存在着热烈的人文关怀。他曾富有感情地说过：“有人喜爱中国﹐有人厌恨中国。但我尊敬她”。虽然史华慈大名鼎鼎，但知道他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笃信犹太教信仰的国人并不很多。一位才华横溢、治学严谨、分析入微的世界级著名学者如何能在“信仰”与“学术”之间荡漾，本身就是一件很难想象的费解之事。宗教是信仰，学术是科学，难道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可能性空间吗？然而，事实就的确如此。史华慈青年时期的研究兴趣其实并不在现实政治。20世纪30 年代末期他在哈佛大学本科主修南欧文学，其学士论文是《巴斯噶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心议题是人性﹑伦理﹑宗教。毕业后他曾想当高中语文教师，甚至曾一度有意做犹太教教士。他写的第一篇论著是关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见青年时代伦理与宗教这些带有深厚内在人文倾向的问题，就已渗入到了史华慈“理解世界”之中，并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种种外在机缘，使他进入费正清主持的中国地区研究班攻读硕士学位。史华慈曾诙谐地说，那时恰好有一笔奖学金“由于金钱的引诱，我放弃了对中国古代佛教的研究，开始注意中国当代问题。”① 在此后的数十年时光中，他专注于中国问题的几乎所有问题，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每日都阅读《人民日报》，而且甚至不间断地写出大量讨论中国现实政局的时论文章，一直持续到晚年。这些文章分别收集在1968出版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和史华慈退休后1996年出版的《中国与其它》的两本论文集中。它们不仅成为史氏自身学术发展的忠实记录，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些论文涉及的问题十分宽阔，包括五十年代的中苏同盟，中国的百花齐放，反右，大跃进，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等等。“从文章的标题上﹐很像一本通常的时事研究，或新闻分析论文集。但是它却提出了一系列新闻分析往往未能提出的远为深远的关切与议题。例如，史指出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该书提出了什么是当今的共产主义？其走向是什么？中国整个社会走向何处？整个世界走向何方？在比较概括的层面上，它提出了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跨国界的意识形态之关系如何？当一套思想从自己的文化与历史的母体移植到另一个异质的文化与历史环境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当它一旦上升为这个社会的统治的意识形态时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甚至提出并讨论了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到底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而且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的根本问题”。②
　　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史华慈对自己的看法和定位至少与对研究对象的透视一样清晰，甚至更加明白。面对不可穷尽的大千宇宙和知识海洋，一个人所能扮演的角色，实在是太有限了。人们探索研究，透视分析，著书立说，只能是永无止境之思想对话的一个瞬间片段，用史华慈的话说就是“一个片面的﹑可能失误的微弱的声音”。他曾把整个非物质层面的文化比喻成一座储存人类经验与思想的“图书馆”。他说：“写书的人多半热切希望把自己的书放在图书馆未必就意味着从此他的思想就将死去。诚然，绝大部份的卷册可能再也无人问津，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书就此长眠不语。”③
　　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风格方面，史华慈提出了著名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s)命题，其核心语义是指人文研究领域中不大可能给出某种绝对判断行的确切答案，在众多研究者的结论中，必然体现出“富有成果之歧义性”(fruitful ambiguity)的张力。这是因为研究者所具有的视角，用史华慈常用的语言表达就是“关切”(concern)、“议题”(issue)、“预设 ”(assumption)等，除了具体时代背景的复杂性以外，同时与研究者自身的经历也不无关系。所以，如学者所论，他在方法论方面实际上试图超越经典的“观念史”与“知识社会学”之路径，而直接向“基始依据”(primary datum)展开问询。④ 史华慈认为，人类有一些“历久不衰，反复出现的共同关切(perennial common human concerns)，往往构成某种人生的奥秘，它们是思想论说的原生点；这些原生问题之不同层面的反映，就成为“议题”。只有“关切”而没有“议题”则只是倾诉而不成其为学术；为什么共同的“关切”往往会形成不同的“议题”？这又涉及研究者立论时所持有的或已阐明或未明言的“预设”。诚如学者所言，由于不断提出比较深层的关切﹑议题﹑预设和问题意识，所以史华慈的著述，哪怕是一个简单的评论，都会“使它们具有通常时论所罕见的思想洞见和耐读性。”⑤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它是在史华慈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195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2年和1967年再印的两次，但没有修改。史华慈教授的这部专著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是由于它在西方学术界第一次提出并界定了 “毛主义”（Maoism）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分界性标志。
　　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的创始人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48年就曾断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了在中国最后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的基础。”作为费正清学派的两大天才高足之一的史华慈[另一位是《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英年早逝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秉承师意，对费正清的这一论点作了全面的创造性发挥。史华慈认为，毛泽东革命的确不可否认地是马克思主义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此笼统地概括，在理论和学术上并没有多大意义，而真正需要做的研究应当是提炼出“中国不同于苏联”，“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的独特内涵。如果说这个“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最早的“文本”，那么，它就应当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史华慈指出，毛泽东这部具有鲜明创独精神的中国政治名著，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并把完成民主革命的70%的功劳归之于农民，而只给予“城市居民和军队”30%的地位，并把对于农民在革命中地位的评价“作为判断政治党派革命与否的价值标准”。史华慈说，读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它“或许既是出于一个俄国民粹主义者之手，但也是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写。在这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些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对农民独立革命作用的责难”。毛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因此，正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动力的认识角度上，“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思想预见的“背离”，从而构成“行为的异端”。费正清学派的另一位学者布朗特（Conrad Brandt）也认为，“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有着明显的差异，毛所强调的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by the peasants but only for them）。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应注意的是，史华慈在这里所说的“背离”和“异端”都没有丝毫的贬义，而只是认为，相对于把现代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革命改变了行动的主体但却维持了原有的目标。所以，“异端”就意味着“独创”，“背离”则等同于“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由完全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毛主义 ”语义学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一书中史华慈自问自答式地阐述了他关于“毛主义”性质的基本观点：“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其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仍可保持它的特性呢？这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分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由此，我们主张在党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毛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大举措。…… 但是我们依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它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之完整而生动的理据”。
　　无论史华慈把“毛主义”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的概括日后引起了多大的争论，但都应当承认，这种概括和判断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在“史华慈模式”的影响下，这种“毛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异端”的说法，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和不断发展。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ellan）影响很大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就把“史华慈模式”作为分析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框架。麦克莱伦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与经济落后的中国以及某种传统中国思想的综合物”，并从五个方面对这个定义做了详细概括和扩展：一、中国以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因而农民不是发展政策的牺牲品，而能够被动员起来促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模式，因为农民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中国共产党毋庸争辩地是一个农民党；二、毛主义强调意识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因此把一种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意识逐渐灌输给农民是必要的，使资本主义阶段 ――无论在实际发展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缩短而入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灌输需要增强，因此就有了“文化革命”；三、毛在30年代开始形成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是以农民的积极合作为基础，已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广泛的影响；四、中国已经进行过多种形式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意义已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阐明，并在“文化革命”中――虽然毕竟总在党的控制下――付诸实践；五、毛主义含有一种道德的、清教徒式的调子，即强调罗素向往的那种节俭和对于普遍的善的献身精神。显然，在这样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处处感觉到“史华慈模式”的影子，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流学派的影响。
　　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给外国人看的书，对于身处21世纪的中国人有何意义呢？换言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依笔者之见，该书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今天的“我们”，具有启迪意义。
　　其一、作为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是西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之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必经桥梁。如果用目前流行的制度学派的术语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说，“史华慈模式”就是那产生“路径依赖”效能的端口。正是它奠基、影响、引导、甚至规定了后来西方丰富多彩的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格局。站在50年后的角度上看，虽然在史料价值方面，史华慈教授的引证几近“常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就他的基本结论而言，至今仍足以使后来的学人难脱其臼。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史华慈模式”对现代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渗透已经到了如此深入的程度，以至于在西方学术圈内再专门提起它就几乎变成了缺乏常识的代名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的崛起》已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某种带有象征意义的“研究隐喻”（metaphor for stu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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