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良做怎样做好一名乡镇干部部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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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粤网文[0号增值电信服务经营许可证:粤B2-粤ICP备号在基层做扶贫干部是怎样一种体验?答案太让人意外
这是前段时间笔者朋友圈广为大家转发的一首小诗,是一位妻子写给基层干部的情诗:我宁愿做你一辈子的贫困户。看到这首小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无聊,有些会一笑了之,而对于很多正在从事扶贫工作的干部而言,这首小诗,更像是一种能够戳中泪点的戏谑,类似的诗歌、小文章经常会出现在朋友圈当中,被我那些做扶贫工作的朋友转发,或许一些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荒诞的作品,却总能引起当下扶贫工作者的共鸣。
由于扶贫涉及到的部门众多,诸如发改、扶贫、社保、医疗、教育、农业、水利、交通、财政、电力、住建等,各个部门在总体要求下都拿出相应的贫困治理方案,而方案的最终落实都是要依靠乡镇来完成。因此,尤其是当前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要求是精准,要做到精准就意味着有大量的调查材料、数据、图表以及照片等,并且在数字治理的背景下,这些都还要录入系统。对于县市级以上的部门来讲,由于专业分工,他们是不可能去做这些调查,只能以发文的形式督促基层。
笔者在西南A省某乡镇实际参与扶贫工作的时候,对此深有感触,以一周的单位时间为例:周末时,上级领导突然召集各乡镇班子成员开会,强调要做好健康扶贫等数据录入工作,并且会议上不断强调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要求下周五之前必须做好相关书面材料的统计。这样一项工作看似简单,只要做好每一个贫困人口的《疾病筛查登记表》就行,但是真正去做工作的时候,并非如此。
每一份表格都有大量的内容选项,并且选项不是直接填写内容,而是需要将内容转化成代码,如劳动技能、脱贫状态、医疗保障、电子健康档案、贫困户属性、计生类型、疾病等,每个选项都有对应的数字代码,填写时需要不断地将事实进行数字化的转换。如果贫困户确有疾病,那么填写内容就更加复杂,需要填写疾病代码、疾病名称、二级疾病名称、患病年月、救治分类、治疗日期、治疗机构名称、属地、医院级别、医院类别、保障政策、治疗方式、是否住院、治疗效果、自付资金、新农合报销资金、大病保险资金、商业保险资金、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扶贫资金救助等一系列既专业又复杂的选项。如果要认真填写,就必须深入到每一个贫困户家中仔细询问,并且查看详实的报销及证明材料。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够填写规范。
笔者亲自参与了表格的填写工作,发现如果要保质保量的填写好一份表格,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并且其中一些选项涉及到专业的医学知识,根本没有办法填写,就连贫困户本人也讲不清楚。然而,这样一项复杂的工作,上级突然来文要求乡镇一周内完成,笔者所研的乡镇有四万人口,贫困人口有9000多,每一个贫困人口都要填写一份表格,而乡镇所有干部加起来也不过六七十人,
下乡时的山路
在政策的制定者以及表格的设计者看来,他们当然觉得想得越全面越好,信息越完善越好,越便于统计越好,充其量不过是多在办公室多思考一会,多在EXCEL上做几个操作而已。基层在执行政策时会发现。值得说明的是,在一周时间内,乡镇干部不仅有这一件事情要做,本身的业务工作以及其他工作都需要处理,他们只能加班加点来完成这种突如其来的工作。
在做工作的时候,笔者也深有感触,我们都是在傍晚下班的时候,一起坐车到村庄里去找贫困户填写材料,所在的乡镇地域面积非常辽阔,到一些偏远村庄往往要开上一个多小时的车,沿途都是山路,道路狭窄,往往仅容一车通行,有的还没有硬化,有几次我们都是夜里十二点多钟行走,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车上,片刻的宁静都会去小憩,根本顾不得外面的路有多么危险。然而,在我们刚刚勉强应付完这样一项复杂的工作时,上级又来一个文件,要求摸底调查贫困户的种养殖需求,可想而知又将是一番苦战……
晚上十点多在村庄中开群众会
从理念上来讲,在精准的前提下进行扶贫当然能够保障扶贫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考量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的关键在于最后的验收和考核。为了保障验收和考核的客观性,往往是由国务院扶贫办委托的第三方来对扶贫成果进行评估,同时还有不同省份之间进行的交叉检验,这些都达标的话,那就算顺利完成任务了。而作为验收和考核方,他们不可能深入了解一个地方,判断一个地方是否脱贫的标准就是按照几项硬性指标来对照,既要看材料工作是否扎实,又要到农户家中去实际走访。
如笔者在西南B省调研的时候,每个贫困户都有一个专门的帮扶干部来负责,其中帮扶干部每年都要填写一本帮扶手册,主要记录贫困户这一年家庭经济收据的变化,从而客观反映扶贫工作对于贫困户收入的影响。这样一本册子大概有两千个空格要填写,并且前后都有逻辑关系,要细致地记录每月的收支状况等。说实话,笔者成长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会这样记录自身的收支数据,更何况是让一个外人去记录农民的那些收支情况,怎么可能做到精准呢?又有多少人会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某月某日赚多少钱花多少钱呢?
更为荒诞的是,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不仅要记录在帮扶手册上,还要随时接受各种暗访组和督察组的检查,他们直接拿着手册到农户家中随机走访,看看记录是否属实,工作是否到位,农民又怎么能够记清楚家中的每一笔细账呢,回答与手册记录有出入是正常的事情,更何况还有一些农民认为只要说到越穷得到的帮助就会越多,还有的农民随便乱讲,这些产生的出入都会被暗访组视为工作不到位,轻则通报批评帮扶干部,重则启动问责程序。B省政府对于这项工作的苛刻程度竟然到了整本册子填写错误的地方不能够超过两处,否则就视为不合格。即便是填错了,农户在一旁签字按手印证明也不可以。
类似需要统计上报的材料、报表数据非常多,这些数据材料极大地占用了基层干部的时间,使得他们难以抽出身来做实际扶贫工作。下表为中部某县扶贫干部需要在一个多月中完成的材料工作列表。
扶贫工作做到现在,总是面临一个困境:究竟谁是贫困户?按照当前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在3100元是贫困户,那么人均年收入3200呢,这样算不算是贫困?如笔者在西南A省就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
Y今年30岁,和父亲、妻子、两岁多的孩子在家(全家人身体都很健康),是村里的贫困户。在下乡工作时,我一直很好奇Y年纪轻轻,究竟在家做些什么,就问了他一些问题,而他的回答也都很耐人寻味。
Y很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像Y这样并非个案,村庄中有大量的年轻人,无论结婚与否,不愿意吃苦的确是这些人身上共有的特征。这段时间正值春耕,可以看到很多农民都在田地里劳动,那些年轻人也参与其中,不同的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都喜欢蹲在田间地头抱着手机。甚至我上午十点多去农户家里时,一些年轻人还躺在被窝里抱着手机玩。
扶贫干部在村庄中开群众会(在村年轻人非常多)
当下的扶贫力度是史上空前的,只要成了贫困户,就可以在医疗、教育、贷款、产业、就业等方面享受一系列的政策红利,甚至政策规定贫困户如果有慢性病的话,还要有专门的医生签约管理服务,没有评上贫困户的话就一无所有。为了帮助贫困户脱贫,制定周密详尽的政策本无可厚非,
贫困户的特权不仅在于享受的这些政策方面,还有就是对于这些政策的提供者、服务者有着“一票否决权”。贫困户能够向暗访组、考察组以及最后的验收组陈述政府的帮扶绩效,并且其陈述的主要内容往往能够成为上级评估扶贫成效的参考标准。这就使得贫困户可以制约着地方政府以及扶贫干部。所以,一般扶贫干部对于贫困户的态度都比较好,节假日都会嘘寒问暖,送一些小礼品以表慰问,甚至一些地方在贫困户要脱贫的那一年额外再送上一个大礼包。当然,如果贫困户为人实在、诚恳,还好算好,但是总有一些喜欢贪图小便宜的人,甚至“等、靠、要”思想很严重的人,那扶贫干部就有的罪受了。
笔者走过很多地方,扶贫干部都讲到了那种懒汉带来的困扰,有的送东西到贫困户家中,他都不会帮忙拿一下;有的想要什么东西,拿起电话就给扶贫干部要;有的明明有手有脚,身体健康,但是就是不愿意劳动,他不愿意劳动,收入就打不到脱贫标准,扶贫干部着急的要死,这些人生活的怡然自得……
西南B省某村的第一书记M告诉笔者,他就很冤枉地上过一次省里的黑名单。2016年,暗访组来到某农户家中,询问第一书记是否给过帮扶,帮扶工作是否做到位。户主不在家,他的家人直接说没有。结果M就被全省通报批评。事实上,M不仅从本单位帮农民争取了五千元的建房补助,还帮贫困户争取过其他项目,这些都有照片为证,户主和村干部也能够证明。但是M已经被通报批评了,尽管有证明材料,也没法洗去他的这一“污点”。
由于扶贫工作带来的基层矛盾还在不断地发酵着,笔者调研过的多个省市的基层干部都在反映这一问题,他们觉得现在到村里做工作越来越困难了,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种紧张的干群关系。在实际参与扶贫工作的这段时间中,笔者也对此深有感触。
扶贫干部夜里下村做工作
进村的道路
有次,在我们晚上十点多结束工作的时候,准备再去刚开始的一个农户家中问问情况,她之前说自己想再考虑考虑。到她家的时候,她们家的灯还亮着,在外面叫了几声户主的名字,等了还几分钟,女主人才慢慢出来。而她走出屋外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还没走?”那个语气明显不是疑问,而是不悦。由于屋外是一片漆黑,他们家的位置要高一些,距离他们家十米处有路灯,我们想请她到路灯下去说,这样看文件、签字也方便一些,她冷冷地说,“我就站在这吧,有什么话在这说也行”,反复请了几次,她都不愿下来。
就这样,她在黑暗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们,我们站在路灯下仰望着同她对话,对话内容也很简单,她就是不愿意签字,说什么时候把她们家房子前面的挡土墙做好了什么时候就给钱,反正就是不签字。承诺书上的内容也比较简单,就是承诺把钱交给村委会、承诺在修公共基础设施的时候不阻拦工程,同意的话就签字,不同意的话,也要签一个字,说明理由。但是她不同意也不愿意签字,最后敷衍说自己不会写字。没办法,我们只能离开。
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很多,在好几次笔者都差点愤怒的拍案而起的时候,一同做工作的乡镇干部都还在很耐心的给群众做工作。事后,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耐心。他们的回答是:习惯了!不耐心没有办法,群众有气就让他撒,他撒完气了,你再讲道理就容易多了……
在基层做了扶贫干部,就意味着要时时刻刻开会、加班、下乡、填表、应付各种检查……在繁重的工作中,不仅要学会“分身”,还要会各种技能:医疗、工程、统计、农业、畜牧、水利、电力、计算机等,因为乡镇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扶贫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笔者参与扶贫工作的一个多月中,这些全都尝试了一遍。
凌晨扶贫干部还在加班做材料(当晚加班到凌晨两点多)
“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爱,而我却给不了”,发出这句感慨的可能是一位外出打工农民,也有可能是扶贫干部。在工作上,80后、90后逐渐成为了基层工作的主力,也是参与扶贫工作的核心力量,但是在生活中,这批年轻人也是刚刚开始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娶妻、生子。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基层干部打趣说“我们都是周末夫妻”。刚开始,笔者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周末夫妻”是夫妻俩仅能在周末见上一面,甚至连着几个星期都见不到面,成为了“月度夫妻”。这些要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相信,笔者在西南A省参与扶贫工作的时候,多少个夜里乡镇办公楼都是灯火通明,干部晚上加班到十二点是常态。尽管,
中国的脱贫攻坚工程可以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这项波澜壮阔的工程中,离不开无数人不懈的努力。本文聚焦于基层干部,他们作为国家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也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在扶贫的道路上,他们牺牲了很多,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值得更多的人去关注!
来源:半月谈微信
&&作者:刘成良
&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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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央最急需的官员,为啥要填写90个表格?
09:53:45&&&&来源:&&&&&&&&责编:裴刚虎
原标题:中央最急需的干部,为啥要填写90个表格?
撰文| 黄悦鑫编辑| 邹春霞
在基层做扶贫干部是怎样一种体验?
刘成良最近写了篇文章为基层扶贫干部发声。文章发出后,很多认识他的干部跟他联系,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刘成良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关注精准扶贫一年多,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宁夏、湖北、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调研扶贫工作。在各地调研时,他不仅对参与扶贫工作的不同群体如县乡干部、村两委干部、贫困户、一般群众进行访谈,还深入实地,与扶贫干部一起填写材料、跑项目、做群众工作、开群众会等。
刘成良告诉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女性扶贫干部,有一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自己边哭边做了一个晚上的扶贫材料。
△网络图片
扶贫材料实在太多了
政知见:你为什么要写《在基层做扶贫干部是怎样一种体验》这篇文章,发表后有啥影响?
刘成良:当下,所有人的目光主要聚焦在扶贫工作的成效方面,然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主体——扶贫干部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倒在了扶贫攻坚道路上的干部。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扶贫干部本身,他们的心理、苦恼以及家庭等。他们正在遭遇的很多困境也是值得当前的脱贫攻坚政策反思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扶贫。
说到文章的影响,观察者网将文章发出后,半月谈很快进行了转载,很多认识我的干部看到了这篇文章后和我联系,说终于有人说出了他们的心声。当然,区区一篇文章,很难改变政策,扶贫干部们依然忙碌着,依然在忙碌的应付那些让他们苦恼的材料工作。
政知见:扶贫干部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刘成良:扶贫干部的主要工作状态就是“辛苦”,自上而下的任务、要求非常多。精准扶贫强调精准,意味着要做大量的调查、数据材料以支撑精准的要求,并且上级要求完成任务的时间又很紧迫,各项的考核监督又非常多。
不同时候,上面来的任务不一样,每天的安排也不一样,比如上级突然来文需要某项报表或者数据,那么干部们就可能从早到晚地在村里忙这些材料。或者如果上级要来检查,干部们就会从早到晚地忙着整理各项档案材料,甚至是通宵。有些时候,扶贫干部一天都会在外面开会,或者跑项目。
我接触到的部分参与扶贫工作的是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女孩说得很形象,有一次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她自己边哭边做了一晚上,扶贫材料实在太多了。
所以说,这些材料填写的工作占用了扶贫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意味着他们做扶贫的实际工作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很多。当然,除了整理材料,干部们做实际工作的时间也是有的,干部抱怨最多的就是材料工作多,耽误了做实际工作的时间。有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干部,是很喜欢和农民打交道的,但是整理材料的工作比如填表格、录系统等并非他们擅长的,很多年纪大一点的干部做实际工作很有一套的。
政知见:你提到扶贫干部要填90多个表格,这些表格都是哪里要的?
刘成良:现在政府部门一般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攻坚指挥部,下设若干个专责小组:农业、水利、交通、教育、发改、移民等部门,这是一种统分结合、部门协作的方式,因此各项表格的来源也是多样的。
△观察者网图
“总是待在村庄里面作用很难发挥得好”
政知见:你调研过很多地区,现在都哪些干部在基层扶贫?
刘成良:当前,在基层从事扶贫工作的,按照工作的地域属性来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乡镇干部,他们是“地方主官”,对于属地范围内的方方面面工作负责,当然,扶贫是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扶贫涉及到一系列系统性工程,需要上下沟通,仅靠村两委干部是不够的;第二类是外来干部,按照任务分工,外来干部又分为帮扶干部(专门帮助贫困户的干部)和第一书记,第一书记是专门对贫困村脱贫任务负责的干部,既要负责扶贫项目的争取和落地,还要负责基层组织建设,保障村庄有良好的治理格局,为扶贫创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环境。而不同地区对外来干部的叫法又有些差异,还有的叫做驻村干部,这些人来自于乡镇之外的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按照扶贫工作要求,与本职工作脱钩,完全参与到基层的扶贫工作中。
政知见:最近媒体报道,陕西榆林利用GPS对扶贫干部进行定位,你怎么看这件事?
刘成良:GPS定位是无法解决当前这些难题的,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对扶贫干部的不信任。扶贫干部现在对一个问题很纠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村庄脱贫,但是总是待在村庄里面作用很难发挥得好,他们需要出去开会,需要去乡镇或者市县找项目,需要去群众家里做工作吧。
现在这些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扶贫干部待在村里,但是他们天天待在村里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一个扶贫干部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应该从结果上看,哪怕他一天也没在村里待过,但是只要村子发展得好,他同样应该得到表彰。同理,如果扶贫干部天天待在村里,村子并没有得到发展,那么精细化的监督措施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晚上十点多还在村里开会
政知见:你在文章中刻画的干部形象是十分艰苦的并且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但是在很多媒体的报道中,很多村官欺民的现象时有发生,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反差?
刘成良:村官欺民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在通讯发达、纪检严格的背景下,这种事情的发生极少。当然,如果类似事件真的发生了,肯定要严肃处理。我在文章中聚焦的主要是乡镇基层干部,这些人都是拥有体制身份的,一旦发生欺压百姓的事情,后果十分严重,所以说这部分群体很少有越轨行为。
“目前扶贫工作存在一个指标化操作的问题”
政知见:你在文章中发问“谁是贫困户?”你认为什么样的家庭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刘成良:不管在哪里调研,在村庄内,大家对于贫困现象都有一个共识性的评价,即那些身体残疾、痴呆傻或者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导致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成为低保户或者贫困户所有人都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目前扶贫工作存在一个指标化操作的问题,中央倡导的扶贫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地方政府的应对逻辑也有了不同,除去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剩余的那些指标不管如何分配都会产生问题。在很多地方,低保也是按指标操作的逻辑。在村庄中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谁得到低保谁光荣,成为了低保户不仅有补助,看病等一系列政策也比别人要好。
由于政府的惠民政策过于集中于某一群体,造成了大家争当贫困户、低保户的结果。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并不是温饱问题,即使我去了最穷的地方,那些农民吃穿都不成问题,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优势,同时近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和稳定给社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当然,在对比之下,会出现一些人生活要差一些,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吃懒做、嗜赌成命的人,生活肯定要差,肯定符合贫困户的标准,但是我们就应该给予这些人那么多优惠帮助吗?
政知见:你曾经到过宁夏、湖北、江西、广西、云南、河南等地调研,这些省份包含中部和西部多地,那么中部和西部的扶贫工作有什么不同呢?
刘成良:西部地区的扶贫人物要艰巨一些,很多地区涉及到易地扶贫搬迁,而西部地区的群众文化水平相对不高,思想较为落后,无论是搬迁还是发展产业,阻力都大一些,难度也就大了。
政知见:你在另一篇文章《做乡镇干部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中也提到了基层工作的艰难程度,很难进行科学分工,在你多年的调研中,你怎么看待这种问题?
刘成良:基层工作是综合性工作,很难进行科层制分工,这是一种基本运行常态。对于乡镇来讲,基层的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下去。在我们国家的五级行政管理体系中,乡镇处于末梢地位,往往是几十个人对接上级几十个部门,落实到人上面,有些乡镇干部一个人就要负责多个职能部门的工作,并且乡镇还需要直接和农民打交道。
比如在乡镇,民政(低保、救助等)可能仅有一两个人负责,要对接几万农民。如果按照严格的科层制分工的话,那么这些工作都要由这一两个人来做,很显然是不能的,除非加强配置,但是这就造成了基层冗员的现象。不如大家一起配合、协调来做快一些。
而且基层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科层制的那些东西很难和农民对接,农民素质层次高低差异很大,面对一个表格,很多农民看不懂,基层工作没办法按照现代城市规则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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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填不完的表格,做不完的考核……_网易新闻
他“体验式调研”基层扶贫,发现扶贫干部的日常是:
每天有填不完的表格,做不完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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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他“体验式调研”基层扶贫,发现扶贫干部的日常是:
每天有填不完的表格,做不完的考核……)
大多时候,对于扶贫,我们更关注的是普遍观念中的弱势群体——“贫困户”,但在刘成良眼中,基层扶贫干部的“难”亦令人触目惊心。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近一年多来,他先后在中西部六省基层,以“体验式调研”的方式切身感受了基层精准扶贫的实施现状。在他眼中,基层扶贫干部群体每天有填不完的表格,做不完的考核……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刘成良看到了怎样一个基层扶贫干部群体,他们的日常是什么样?南都记者近日对话刘成良,请他来呈现他的所见所闻。1
一年应对20次督查 有时一个月回不了家
南都:据您了解,基层扶贫干部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刘成良:基层扶贫干部,集中在80后,也有70后和一小部分90后,大部分是男干部。上个月,我在云南一个乡镇调研,一起下乡和我年纪差不多,都是80后,扶贫任务艰巨,区域面积非常广阔,3/400平方公里只住2万多人口,都是高山,扶贫形势严峻。(他们)没有周末休息的时间,五一几天都在加班,每天晚上住在乡镇里面,晚上要么应付各种检查,做表格,要么应付工作。当地扶贫办主任,最忙的时候一个月都没有回家,老婆都有意见。他老婆在村里教小学,平时寄宿,周六周日才能见一面。他做扶贫办主任之前皮肤比较白,现在皮肤很黑,看上去很沧桑。南都:上级部门对基层扶贫干部如何要求?刘成良:现在要求入村的扶贫干部,一定要在村参与扶贫工作,考核组定期来检查一下,有的地方甚至装上了摄像头,随时监控。我觉的现在管理方式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干部深入基层,但用了这种监督考核的手段,手段僵化,天天坐在村里,怎么去扶贫呢?南都:基层扶贫干部是否会有“干不下去了”之感?刘成良:也有一些,说很难坚持下去,一些由于身体原因,想调回原单位,但有的还是该做事情就做事情。他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付出又多,,考核问责也多,像在高压线踩着一样,一出错容易受到影响。目前督查力度也比较大,基本上在检查前需要做一些突击准备,准备往往是不充分的。西南一个村里的第一书记讲,督查一年20次左右,全国的、省级的、市级的和县级的都有,现在督查的形式也很多,除了传统的上级督查下级,还有很多同级交叉检查。政策从制定出来到落地再到产生效果中间是要有个过程的,总要给基层一个较为从容落实政策的时间,否则过多的精力聚焦在应付检查上面,做事实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少很多。3
贫困户不认识干部 干部要进黑榜
南都:扶贫干部平时需要做哪些工作?刘成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是填表格,需要统计的表格中的重复性内容比较多,涉及扶贫的各个部门都需要材料,有的是可以共享的,比如说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基础信息,有的就不能共享,涉及部门多的话,扶贫干部可能需要重复填写。除此之外,政府的扶贫工作或扶贫政策调整,就需要全部重新做,因此表格填写负担就很大。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对表格的填写要求精益求精,比如像帮扶手册,有一千多个选项,数字很多而且前后都有逻辑关系,有的地方甚至要求填写的时候涂改不能超过两处,错误过多就需要重新填写。举例来说,我调研的某个地方,每个贫困户都有一个专门的帮扶干部来负责,其中帮扶干部每年都要填写一本帮扶手册,主要记录贫困户这一年家庭经济收据的变化,从而客观反映扶贫工作对于贫困户收入的影响。这样一本册子大概有两千个空格要填写,前后都有逻辑关系,要细致地记录每月的收支状况等。说实话,我成长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会这样记录自身的收支数据,更何况是让一个外人去记录农民的收支情况,怎么可能做到精准呢?又有多少人会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某月某日赚多少钱花多少钱呢?
(贫困户收入登记表/受访者提供)南都:表格里面要求精确的统计,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刘成良:现在只能对收入做一个一般性的计算,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如20-30 的劳动力工作的话工资大概是2000块钱,如果他打工的话,就按2000填写。按这种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关于收入的精确性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就算是可计量,他也不一定记得清楚,因为他对这样的数字没有敏感性,比如,他说自己的收入七八百,四五百吧,(就很难精确),有些统计收入的时候,问有没有打零工,他说可能打了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一天一两百吧,都是概数。
(贫困户收入登记表/受访者提供)南都:除了表格填写以外,扶贫干部的工作还包括哪些?刘成良:基层干部入户,这个没有什么次数要求,有一个核心要求,可能涉及到一票否决。就是一定要到达每个贫困户的家中,而且要让贫困户知道你的名字和单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这些是硬性的要求。所以说很多需要反复地跑。扶贫干部留名字是用来督察的,从制度设计来说是为了防止有的扶贫干部不入户。但是,贫困户思想水平大多不高,对发改委、宣传部等政府部门名称没有任何概念,讲名字也不一定记得住。另外一种会故意刁难扶贫干部,比如听说有的扶贫干部给贫困户好处,就会要求自己的帮扶干部也要给,如果要求没有满足,他们会故意刁难,上级来督察的时候,他就讲我不认识这个扶贫干部,他没有来过,这种情况是很无奈的。南都:督查时贫困户不认识扶贫干部,会对干部产生什么影响?刘成良:我在西南某省做调研的时候,当省里督察组去贫困户中暗访,当时刚好户主不在家,他家里人就说扶贫干部从来没有来过家里,没有给过帮助等等,这样之后,那个扶贫干部立马就上了省里的黑榜,被全省通报批评,这个性质是非常严重的。事实上,扶贫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农户家房子的整修就是这个干部从自己的单位争取了5000块钱,同时还帮助解决了很多其他问题。户主回来之后也承认扶贫干部帮助是很多的,但是督察组当时又不能细致查证。尽管有照片、当事人笔录以及其他的证据证明扶贫干部确实做了事情,但是已经被全省通报批评省里面又不可能来说做一个更正说明,所以误解就是误解了,只是最后不用给处分而已。
(贫困户帮扶手册/受访者提供)南都:扶贫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点是什么? 刘成良:在大多数农村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经济分化不是很大,大家条件差不多。这就在评选贫困户的时候产生了矛盾。评上贫困户之后享受的政策确实比较多,没选上的人有意见,会经常找扶贫干部或者到省市县乡去上访,有一种一定要成为贫困户的心态。但是依据国家的政策,又很难把他判定成为贫困户,所以说一些群众对扶贫干部有很大的意见。4 主观致贫还是客观致贫?“授之以渔”很难实现
南都:判断一个地方是否脱贫标准是什么?刘成良:有几个硬性条件,在居住的环境方面,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等要达标,第二个农户自身的条件要符合中央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住房、医疗、教育保障,目前政府的各项政策都是非常完善的。在这些基本的条件达到之后,如果贫困户不是因为劳动力丧失,比如因病、因残、痴呆傻等,那么只要他是健康的劳动力,按正常的情况来讲,脱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脱贫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种脱贫的条件,不是一味的苛求达到某一个脱贫的标准。南都:对于“等、靠、要”的“懒汉贫困户”,如何做到“授之以渔”?刘成良:这个非常难,我们的扶贫政策从设计上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扶贫政策中也明确要帮勤不帮懒,但是实际的工作中对于谁是懒汉的判断又很难,有些人确实比较懒,但是又不是懒到极致,难以找出一个量化的标尺来测量出谁是懒汉。关于计算收入,比较麻烦。他就说他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是政府帮他找的话他也会闲这个太累了,这个不适合我。而且有的人他打一两个月工,然后觉得累了,去玩一下,消费一下,钱没有了,再去打工。我调研的这些地方,基本都会出现这些情况。扶贫干部对这些也是束手无策的,因为这些人会反向的利用政策,比如说这个人不是贫困户,但是他的家里面确实什么都没有、过得非常差,他就说我就应该成为贫困户。从这些客观的指标上来讲,不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确符合一个贫困户的标准,但是要是考虑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话,就觉得这些人之所以这样也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不去劳动。南都记者唐孜孜 实习生刘嫚 尤一炜
(原标题:他“体验式调研”基层扶贫,发现扶贫干部的日常是:
每天有填不完的表格,做不完的考核……)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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