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成了孩子——小学同学50周年聚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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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成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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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同学50年聚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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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去和一群绝大多数都不认识的陌生人聚会，还要‘畅叙友情’，呵呵，这将会是什么感觉？我期待着。”这是我在2015年8月31日在微信里的一句话。
我说的是真话。我曾经就读过的乐山县半边街小学七二届一班要举行入学50周年同学聚会，张晓明通知我参加。我当然很高兴，但又觉得怪怪的。倒不是50年的岁月让我认不出老同学了，而是因为当初我在这个班仅读了一年多，只有张晓明、王健、张和强、黄术等寥寥几个同学还有些记忆。今年七月，陈建强在网上和我联系上，我也没想起他的模样。后来我回乐山参加学生聚会，建强专门约了几位同学请我吃饭，于是我又认识了李林蜀、马茜、袁康群、杨惠琴、石廷清、余萍、刘兴华等同学。其中，余萍见了我说她曾经和我同桌，而“马茜”这个名字唤起了我一点点记忆：她当时品学兼优，妈妈常对我说：“要向马茜学习！”除此之外，其他同学我统统不认识。一旦相逢，形同路人。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张和强开车来接我一同回乐山。在车上，我给他讲起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的经历，自然讲到了我为什么在半边街小学只读了一年多的原因。1965年9月，当张和强和他的小伙伴们进入半边街小学时，我则在县街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读到三年级，我在教育局工作的父亲因病去世——年仅32岁，而当时我刚满九岁。于是我和妈妈搬离了地区行署，来到妈妈工作的半边街小学，我也自然也就转学进入了一个新的班集体。但不久，我母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起因是她教室里发现了“反标”：“打倒毛主席！刘少奇万岁！”于是，厄运再次降临。母亲被批斗打骂，我和年幼的妹妹被歧视欺负……大约一年后，妈妈总算洗清了冤屈，调离了半边街小学，而到了县街小学工作，我自然也就转学回到了我原来的班级。我对张和强说：“我在半边街小学的一年多，是我最屈辱最自卑的日子，但是老师和同学们给了我温暖。班主任王老师把我接到她家里，吃饭睡觉都照顾我，她当时说，他妈妈是反革命，但娃儿不是嘛！还有班上的同学们，我记忆中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歧视我，相反许多同学还关心我，比如你、王健、张晓明等，和我一直是好朋友。”
张和强是极个别和我断断续续保持联系的小学同学之一，包括后来我考上大学，他还来我学校看过我。但他从来没听我如此详细地讲过我的经历。他说：“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学习成绩好，作文写得好，经常在全班念。”我说：“其实那时候谁学习好不好也看不出来，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天天背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作文嘛，可能就是我写得比别人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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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左右赶到了聚会活动所在地——乐山郊外的“根石人家艺术村”。陈建强、李林蜀、张晓明、马茜、杨惠琴、袁康群学已经早到了。他们热情地迎上前来，和我握手。
虽然前不久才见过面，但我居然一时把建强和林蜀混淆了——都是一样高高的个子，帅帅的样子，还有那恰当好处半肥瘦的身材。我对着建强点头：“林蜀好！”对着林蜀哈腰：“建强好！”马茜笑着帮我纠正：“这才是林蜀，这才是建强。”我尴尬地说：“嗯，这下我不会搞错了，建强是戴眼镜的。”
我在杨惠琴处报到登记，并领了四张明信片。按要求，这四张明信片中，一张是任意写给一位同学，最后由同学们随机抽取；另外三张则写给我特别想赠送的同学。我分别写给了马茜：“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张晓明：“一切尽在不言中！”和敬爱的师老师：“永远感谢您给我童年的温馨记忆！”
不一会儿，师淑群老师来了。我走到师老师身边：“师老师好！还认识我吗？”
师老师慈祥地对着我笑，努力辨认着，但还是没认出我。我提示说：“我妈妈曾经和您是同事，您爱人曾经是我的领导。”她想了想，还是摇头，很抱歉地说：“我这记性是越来越差了。”
我大声说：“我是李、镇、西！”
师老师一下激动起来，猛然抓住我的胳膊：“哎呀，是镇西儿嗦？长变了长变了，简直长变了。”
听到“镇西儿”三个字，我感觉特别亲切，一下回到了童年。那时候叔叔阿姨们都叫我“镇西儿”。
师老师问我：“镇西儿，你妈妈还好吧？”
我黯然说道：“我妈妈2009年就去世了。”
“是这样？”师老师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然后她又说：“你现在是很优秀的老师了，很有名，我晓得的。”
我说：“师老师，您曾经是我妈妈的同事。现在我妈妈不在了，看到您就像看到我妈妈。当时，我妈妈被打成反革命，您很同情我们，关心我们。”
“哎呀，文化大革命的事，简直不讲道理。他们批斗妈妈，你妈妈性格很直，不认罪，于是就斗得更凶，还打……”快五十年过去了，师老师对当时的情况还记得很清楚。
师老师是接任王文玉老师来这个班当班主任的，从四年级一直教到毕业。而当时我已经转学走了，因此师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但因为她和妈妈是同事，我又住在学校。所以彼此都很熟悉。印象中的师老师很和气，对我很好。而她对我也印象深刻。她说：“镇西，你小时候就特别爱读书。随时看到你都拿着一本书。经常端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屋檐下读书。多乖的！”
我拿出专门写给师老师的平信片双手递给她：“永远感谢师老师！”她收下，直说：“谢谢镇西！”
我问师老师：“罗主任还好吧？”
她说：“还好，还好，就是腿有些不便。”
我说：“我大学毕业分到乐山一中，罗主任是教导主任，还来听我上的第一堂课，当时我讲的是白居易的《卖炭翁》，罗主任为了鼓励我，说我讲得好。我当时解释‘半匹红绡一丈绫’的‘绡’和‘绫’都是丝绸，罗主任说‘绡’和‘绫’还是有细微区别的，‘绡’是生丝织成的薄绸，而‘绫’是薄而有花纹和光泽的丝织品。当时我就惊叹，教地理的罗主任真是一部百科全书，他的知识面太广了！”
我又问师老师：“您身体还好吧？”
她说：“还好，我今年都八十五岁了！”
我和周围的同学都惊叹：“真看不出来，这么有精神！”
我依偎着师老师，对担任摄影的李林蜀说：“林蜀，来给我和我老母亲照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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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陆陆续续地到来。但大多数同学对我来说确实是“陌生人”。而他们对我的印象远超过我对他们的记忆。一方面因为我是转学生，转学生一般都比较“突出”，所以大家有印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母亲当时被打成“反革命”，这在学校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所以大家对我多少还有一些记忆。好多同学甚至还记得我家就住在学校操场边那一排教师宿舍平房里，离学校食堂不远。在同学们的聊天中，他们谈到对我的一些记忆碎片，让我看到了当年的我。
唐正荣说：“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你被选出来去参加讲用会，你在台上说，有一次吃饭，你妹妹没有按当时的要求先向毛主席像祝福便开始吃，你就批评你妹妹，还把她已经含进嘴里的一块肉掏了出来。表示要忠于毛主席。这件事我印象太深了！”
我听了，大笑。那个时代就是这么荒唐。
陈赛林说：“那时候你住学校，有一天我上学到学校碰到你，你手里拿着两个馒头，你还给了一个给我。那个年代，能吃上馒头很不容易的。我现在都还记得。”
“哦？当时我还这么高尚嗦？”我笑了，“我可是一点都记不得了。”
一位女同学过来和我打招呼：“李镇西，还记得我不？”
我看了看她，坦率而勇敢地摇头：“真对不起，实在想不起了！”
她热情地说：“我叫罗淑君，当时和你同桌呢！我和你打过架呢！”她一边说，一边双手握拳不停在空中敲打，模拟当年的情景。
“啊？我还和你打过架？”我非常吃惊，“什么原因打架？”
她笑了，摇头说：“记不得了。那时候嘛，小娃儿！”
但我想，多半是因为她小时候很强势，先打我。我从小学到中学，很少打架的。
罗淑君又说：“我记得你小时候皮肤很白的。”
这已经不是让我吃惊，而是吓了一跳，我疑心听错了：“我小时候皮肤白？”
“是的。”她说。周围的几个女同学也点头：“是的。你小时候皮肤白白的。”
小时候没照过彩照，虽然我还活着，却活无对证。好吧，就算我小时候“皮肤白白的”。&&&&&&&&&
同学说着关于我的记忆碎片，从大家的只言片语中，我知道了，小时候的我，温和，守规矩，学习好。哦，偶尔还打架，不过对此我一直存疑，待考。
我想起前次林蜀也说我和一个叫“杜志强”的打过架，但他强调：“是杜志强欺负你，你奋起反抗。”今天我问他，杜志强来没有，他说“没有”。后来我看小学同学的花名册，看到“杜志强”三个字，但是前面还有四个字：“已故同学”。心里一阵叹息。
我最想看到的王健却还没来。当初晓明说要搞这个聚会并请我参加时，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们把王健给我找到，我就去！”
王健比我大一岁，个子比我高，一直像哥哥一般关心我。他非常善良，特别喜欢帮忙做好事，在我心里他简直就是雷锋。小时候常来我家玩，帮我家做了不少家务事，比如挑水、买煤球之类。直到我下乡后，我家搬到黄家山时，他还来帮忙搬家。
不一会儿，王健终于来了。我们紧紧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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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钟，我们的活动正式开始。大家面对主席台坐好了，台上挂着一个横幅：“童心犹存，青春万岁——乐山县半边街小学七二届一班建班50周年纪念活动”。
事前张晓明要我和马茜担任主持。我说：“我长期教书站讲台，主持个活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绝大多数同学我都不认识，名字都叫不出来，怎么主持？”
晓明说：“不存在，无非就是组织招呼一下，根据程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介绍，不需要一一点名的。”
好吧，我勉强答应了。
我和马茜手持话筒走到前面。根据晓明写的主持词，马茜先说：“相识是杯醇香的酒，相逢是首优雅的歌，相处是那浓浓的血，相聚是那南飞的雁。曾经开心的往事，曾经快乐的校园。”
我也照着稿子说：“1965年9月1日，一群淳朴的小伙伴，带着幼稚，怀着憧憬，为了渴求知识，分别从油榨街、老铁货街、大码头、二码头、三码头、上河街、顺城街、皇华台、鹜嫣街、玉堂街、高北门、草堂寺、护国寺等街道，汇聚到了一个不能忘记的地方——乐山县半边街小学，开始了第一个学生时代，又相聚在了一个班，成为了同窗。”
马茜接着说：“在六年半的学生生活中，我们不但经历了风雨，留下了不能忘却的人生足迹，我们更获得了知识，培育了懂事后最纯真的友谊，最终又从那时起，信步开始走向成熟。”
然后我俩一齐说：“50年后的今天，恰逢金秋时节，为了那份纯真的友谊和青涩的依恋，大家又从四面八方相聚在一起，惟念同学情份，敞开心扉共话沧桑。”
掌声中，我们请师老师点名。师老师要看名单还要拿话筒，有些不方便，我便在旁边为她持着话筒。年迈的师老师大声点着同学们的名字，被叫者也大声应道：“到！”师生双方都回到了当年的教室里。
接下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张黑白的照片，那是同学们小时候的模样，而同学们则要根据这照片一一猜猜是谁。这对我来说，越来越别扭，因为大多数同学我根本不认识。于是我把话筒交给晓明：“还是你来吧！”他只好接过话筒担任主持。我如释重负。
大家乐呵呵地开始猜。同时照片中的这个人便走到前面自己的童年照面前“合影”。屏幕中，稚气未脱的小孩傻乎乎地看着大家；屏幕下，年仅六旬的爷爷或奶奶和50年前的自己重叠。
事先我也应晓明的要求提供了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但我小学没有照片，我提供了一张初一的照片。当我的照片亮出来时，我也走到上面让大家对比。结果同学们都说：“长变了长变了！”
是的，和小时候相比，我变化很大。也有同学的样子从小到大变化不大。看着这些老照片，我渐渐想起了一些同学的样子了，比如敖一平、郭素芳、曾声援等同学。还有我的同桌罗淑君同学，我也想起了她当年的样子。
接下来，晓明通过另外一组老照片，让大家回忆一下当年的生活：划分三八线、当义务交通员、充满毛主席语录的教科书、红小兵袖章、小红包中的老三篇、被红卫兵哥哥姐姐拉去张贴大字报和扔宣传单、跳忠字舞、养蚕、丢手巾游戏、跳皮筋、老鹰抓小鸡游戏、制作弹弓、自制万花筒、跳房子游戏、斗鸡、打弹珠、滚铁环、打官司草、制作竹节小木偶、翻绳花、制作竹筒水枪、走高脚竞赛、自制手枪……
一张张老照片，让大家哈哈大笑。我不由得感慨，如果没有像我经历的那种政治压迫，一个没有考试没有作业的校园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而让人开心更让人怀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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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大家在艺术村就餐。席间，大家纷纷举杯互相祝福。
组委会还特意为九月过生日的同学准备了生日蛋糕。于是，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学吹蜡烛、吃蛋糕，过了一个很特别的生日。当天正是周建文同学的生日，他自然收获了更多的祝福。见到建文，我已经没有他当年的记忆，但他今天给我留下了善良质朴的良好印象。从大家对他的祝福声中，我也可以感觉到同学们很敬重他的为人。他对我说他也在成都，就住在双楠。我说：“好，我以后可以找你喝茶聊天了。”
大家正开心地吃着聊着，一个女同学走了进来，大家都“埋怨”她来迟到了。我不认识她，听大家叫她“王丽乐”，我还是没印象，心里觉得很对不住她。过一会，又一位迟到的同学进来了，我一看，大叫：“黄术！”同时起身走过去，他一见我，立马给我一个紧紧地拥抱：“镇西！”黄术是几十年来少数几个有联系的小学同学之一，不过最近二十年也没有见面了。
渐渐地，我和更多的同学熟悉了。比如毛燕群同学，她说她也想起我来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是每天拿着书上学，不背书包。”因为我当时就住学校，自然不用背书包。
还有吴淮富，他说：“哎呀，对你我确实忘记了，但说起你妈妈，我们印象太深了，那时候你妈妈打成反革命，这在学校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都晓得。现在想起来，我们两个那时候应该接触比较多，因为有共同的遭遇，我爸爸在橡胶厂，也被打成反革命，那个年代，唉……”
好多同学也说：“对你，我们还一时想不起，但一说起你妈妈我们都晓得，吴老师嘛！你还有个妹妹嘛！”
吃完饭，大家簇拥着师老师照“全家福”。
下午，晓明继续主持，他正准备宣布下午的活动。我走近他耳语道：“应该让师老师给大家讲几句话。”他说：“哎呀，就是就是，本来有这个程序的，忘了忘了。”他走到师老师面前，请师老师给大家讲话。
师老师掏出一份稿子读了起来，原来人家师老师是有备而来的，而且还很认真。师老师说——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能和大家见面是我老年一大幸事！回想当年你们一个个天真烂漫，活泼好动，而今已个个五六十岁，真是岁月不饶人。但今天能在此相聚，无疑是一种幸福，一种难得的缘分。过去的几十年，大家有过努力，有过拼搏，个个都经历了人生宝贵的日子，无论是酸是甜是苦是辣，收获都是满满的，在此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家庭美满！谢谢！
话语不多，但饱含师老师对大家的真诚祝福。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老师。
师老师要提前离去，我和几位同学送她到车前。我扶着师老师走，说：“师老师，您保重身体！以后我回来看您和罗主任！”她拉着我的手说：“不是只是来看我，就住在我家里，我的房子很宽，你以后只要回乐山，就在我家住。”那语气，真的就像母亲对儿子的祝福。我的鼻子一下就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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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活动现场，同学们开始举行“梦回童年主题活动”，就是重拾童年的游戏，回味当年的情趣。
第一个项目是“滚铁环”。两人一组一起滚。我邀请同桌罗淑君和我一组，虽然好几十年没摸过铁环了，但当我一握铁钩，把铁环一送出去，感觉一下就回来了，驾轻就熟，很轻松地便滚完了一圈。罗淑君就不行了，刚一滚出去，就无法控制了，东倒西歪的，引得众人哈哈大笑。那一刻，我们又成了“孩子”。后来的组合都是这样，男生熟练，女生笨拙。看来这铁环天生就是为男孩——包括老男孩——准备的。
第二个项目是“击鼓传花”，由石廷清负责击鼓。“当当当……”在急促而随时都可能中断的敲击声中，一个红帕子在同学中间迅速地穿梭着。当敲击声一停，自然是一阵爆笑，然后大家便指着手里还拿着红帕的同学说：“该你，该你！表演节目！快！”被叫的同学也大方，站到中间，或说笑话，或唱歌，或跳舞，或表演其他才艺。大家都感叹：“我们班人才还真不少呢！”
印象比较深的，是朱群英同学的“洗衣舞”。“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阿拉黑司！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阿拉黑司！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呷拉羊卓若
若尼格桑梅朵桑呃——军民本是一家人，帮咱亲人洗呀洗呀洗衣裳呃——”大家一起唱着。歌声中，她翩翩起舞，轻盈的舞姿，很难相信她是五十七八的人。大家都说朱群英跳得好，她说：“那是我每天傍晚在广场练出来的！”众大笑。
还有张和强和马茜的歌伴舞。张和强唱：“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马茜合着进行曲的节拍，昂首挺胸，时而走着正步，时而挥动手臂，威武雄壮的样子，绕场一周。从大方的主持到活泼的舞姿，我才知道，原来马茜还这么开朗奔放。
还有袁冰的舞剑。现场没有剑，但同学们递给她一根滚铁环用的长柄铁钩，袁冰一拿到手里，那铁钩居然就有了剑的神韵。只见袁冰单剑起势，或仙人指路，或青龙出水，或金鸡独立，或海底捞月……于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女侠风范。赢得阵阵喝彩。
还有王丽乐的歌声。“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声音一出来，我就怀疑她是假唱，但我四处看也没发现什么地方在放邓玉华的录音。一曲终了，大家一起吼：“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于是，王丽乐大大方方又站到中间，好像她今天就是来举行个人演唱会的：“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硬骨绽花开——滴滴鲜血染红它——啦~啦~
绒花~ 绒花~
啊~啦~……”她又变成李谷一啦！
王丽乐之所以被罚唱歌，还和她的一个“未遂阴谋”有关。“击鼓传花”时，坐在我对面的她，居然在“当当当当”的击鼓声中站了起来，信步朝我走来，我当时愕然，不知她要干什么，突然她扬起了手。我一下意识到，她要把红帕扔给我，就在这我“恐惧万分”之际，鼓声停了，那红帕便被她举在空中，凝固成一个绝望而悲壮的造型。大家齐喊：“王丽乐！王丽乐！”我走上前去，对她说：“你自作自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哈哈！”于是，才有了她刚才的“个人演唱会”。
还有周建文的笑话。周建文被罚，淳朴忠厚的他坦然地承认自己既不“能歌”也不“善舞”，“但我愿意讲个笑话！”他话音刚落，大家便喝彩：“好！”他说：“文革时，做什么都要先背毛主席语录。”他第一句话就让我们回到了那个荒诞的年代，“理发也是，不过当时理发不但要背毛主席语录，而且发型的名称也非常‘革命’。比如一个顾客对理发师说，请给我理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的发型……”建文还没讲完，大家已经哄堂大笑。建文说：“大家猜猜，这个‘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究竟是什么发型？”这还用得着猜？大家异口同声：“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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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运气好，一直没有被罚。但当张和强再次不幸“中彩”时，他拉着我和他一起表演节目。
因为要回成都，必须提前离开，走之前也应该对热情的同学们有所表示，所以我大方地走到了中间，对大家说：“感谢同学们对我的邀请，让我能够参加这次难得的聚会。我还要特别感谢组委会的几位同学的精心准备，特别是要感谢张晓明的艰辛付出。不说其他的，但看今天的主持稿和PPT就知道晓明耗费了多少心血！”同学们都情不自禁点头表示赞同。
我接着说：“如果说上午大家看到主持的我还比较陌生的话，可能现在你们应该开始想起我是谁了。刚才有同学说，对你我们印象还不深，但一说你妈妈我们都知道了。呵呵！我在这个班只读了一年左右，但在我妈妈遭受迫害的时候，同学们没有歧视我，还给了我温暖的帮助，我谢谢大家！因为我和和强还要回成都，不得不提前离去，请大家理解。为了感谢大家，我给大家唱一首……唱一首老歌吧，我们小时候经常唱的，就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我和和强开始唱：“敬（银）爱的毛主（呜）席，敬爱的毛主（呜）席，您是我们（恩）心中的红（翁）太阳（昂昂昂），你们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昂）——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意意意）讲（昂昂），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意意意）唱（昂）……”不用回忆，更不用复习，少年时代深入骨髓的歌词一旦开启，便如水一般一泻千里。我的歌声把大家带回了童年，激活了共同的记忆，大家情不自禁一起唱，最后变成了大合唱：“千万颗红（翁）心（银）向着北（哎哎哎）京（银银），千万（哎哎）张笑（嗷嗷）脸迎着红太阳（昂昂昂），祝福您（银）老人家万寿无（呜呜）疆！祝福您（银）老人家万寿无（呜呜呜）疆（昂昂）——”
接下来本来还有跳绳、跳房子、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但我不得不告别了大家，同学们一一和我握手。我对余萍说：“本来我想请这个同桌和我一起合作一个节目的。”她说：“不要紧，以后还有机会的。”
在回成都的车里，我对和强说：“我是有比较的。县街小学当时实际上相当于是干部子弟校，因为我同学们大多是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或各局局长的孩子，而半边街小学的同学大多是普通百姓的孩子，有的同学家里还很贫寒，但几十年后我最深的记忆，恰恰是半边街小学同学给我的温暖！”
想到午餐桌上，建强真诚说，他很想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我“多么多么”那个什么之类的，我说完全没必要，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谦虚和低调，而是本来应有的平等与尊重。
50年前，我们都是“什么都不是”的孩子。以后的几十年，大家求学、结婚、生子，在事业上打拼——或显赫，或平凡，或什么什么“长”，或什么什么“总”……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现在，女同学已经退休，男同学即将退休，今天坐在这里，大家回到50年前的起点，又成了拥有彼此平等尊严的同学，又成了“什么都不是”的孩子。但是我坚信，至少大多数同学都保持着善良朴素的本色，并收获了自己的幸福。这就是最朴素也最美好的人生。
晓明在制作PPT时，曾发给我征求意见。我重新写了最后的“尾声”——
这个星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匆匆过客。但因为五十年前的相遇，我们的生命便有了美丽的交织，有了今天的甜蜜的回眸，与共同的温馨。
年过半百，无论如何不能说“还年轻”，但只要少年的童心犹存，同学的情感不变，那么我们就永不衰老，青春万岁！
我期待着下一次晓明或林蜀或建强或马茜的电话：“镇西，回来参加我们的又一次聚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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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4日晚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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