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历史研究
灾难的历史研究
灾难的历史研究①
[墨西哥]傅杰利亚·加西亚-奥克萨塔(Virginia Garcia-Acosta）/著
郭少妮，张琪/译；沈海梅，彭文斌/校注
　　［摘要］在灾难的人类学研究中，历史的角度具有关联性。历史分析可以揭示出灾难以及人类生境脆弱性后面的生态、经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线索。 灾难自身也具有启示性，它将过去与现在联结起来。通过对长期的历史记载的研究发现在墨西哥的生态环境中，干旱、农业灾害和食品危机显现出周期性。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灾难研究可以对社会现实提出批评和校正。
　　［关键词］傅杰利亚·加西亚-奥克萨塔；灾难；历史研究；墨西哥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5—11
　　作者简介：傅杰利亚·加西亚-奥克萨塔，女，墨西哥社会人类学高级研究中心（CIESAS，Mexcio, D. E. )研究员，史学博士、项目主任，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研究方向：社会学、灾难人类学、历史学。墨西哥14000；张琪、郭少妮，云南大学人类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沈海梅，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人类学所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人类学。云南 昆明 650091；彭文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 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人类学与历史有着内在联系，人类学基于田野工作，历史学则是对文献资料的研究，两者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二者分别在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时候会成为灾难研究的组成部分。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学主宰了灾难研究，但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对灾难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取得了巨大进展。特别是人类学家已经指出灾难在物质、生物、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Oliver-Smith 1995）。历史学对灾难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人类学的视野，通过对以往书写的档案来获取信息，对灾难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主流的社会学派在对于灾难的研究中曾经鼓吹“去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观点，但灾难的史学研究仍取得了一些成就。
　　本文为当下的人类学灾难研究方法提供一种历史的视角， 指出历史是不可逾越的，在学术领域里，对于历史的持续需要并没有终止，反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历史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一部分。我想试图说明，如同人类学家与报道人的田野工作那样，将历史文献看作是民族志信息的源头并加以设问，我们是可以达到将灾难作为过程来理解的。
　　无论是当下的还是历史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从分辨是自然现象还是灾难来入手。灾难是因先前存在的临界条件产生结果的过程，某些自然灾害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作用。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在数量和程度上累积出的脆弱性伴随着当下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了真正的灾难。这种灾难既是一种过程，同样，也是应在历史视角下加以研究的对象。
　　世界各地的人与社区都拥有历史所造就的文化构架来对抗现实的或是潜在的灾难。他们从来就没有在灾难面前，即如何行动与构建灾难观念自身时，扮演过被动的角色。这种文化构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它需要被理解、思考与阐释。这种构架在几乎所有自然灾害事例中存在，尤其在过往与现在的农业和畜牧社会的干旱灾情中更是如此。
　　历史视角下的灾难研究已经揭示了引起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诱因可能就是灾害。灾害也可以扮演某些时段或阶段层面的启示者与曝光者的角色。灾难的研究，实际上能够为几段历史提供脉络。基于灾难人类学的理论角度，历史性的灾难研究可以从分析灾难先前的主要文献与历史记载入手，如官方文献、私人信件、记叙等，将理论与方法的思考结合起来。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如果灾难变得越来越频发，并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越来越多，而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人类群体和社会越来越脆弱。
　　本文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对灾难进行研究，着重讨论墨西哥的情形。首先我将简单回顾墨西哥史学在这一领域里的一些基本贡献；然后我将集中讨论墨西哥灾难研究中从史学的角度所引发的一些话题如何对这一新的领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一、1985年前后的墨西哥历史编纂
　　墨西哥历史撰写的主要贡献可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并以1985年的大地震为分界点。在此之前，墨西哥的历史视角中几乎没有具体的“灾难研究”文献出现，而是有两种书写形式。一种是信息性和描述性的资料，比如灾害发生的撰写、编年、记载、报告，或者是关于过去对墨西哥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各种灾害的专著。总的来说，这样的记录虽然没有太多分析性的内容，但是由于他们拥有丰富的数据，可以作为进一步深度分析的原始资料。这些文献大多出版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主要是关于地震、火山爆发以及气象变化的资料。
　　第二类资料是分析性的研究报告和可以被看成是灾难历史研究背景信息的一些文章。它们通常是以研究为基础的，可以被称为历史性灾难的社会研究，尽管其作者极少这样来定位。大部分著述的作者都是历史学家，他们中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当下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所有的这些文献材料都是着眼于比较宽泛的问题，及以法国经济史和历史编撰传统为分析基础所形成的问题。然而，这些研究并不能够为灾难史研究建立起清晰的脉络。
　　对于特定的经济话题进行历史研究，如：农业生产、收益，尤其是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会引导出对某些关键时候的分析，比如降雨稀少的时候引起的旱灾就会与自然灾害联系起来（Chavez Orozco 1953；Chevalier1976；Gibson1967）。这些研究就导向对农业危机的分析，对于农业社会，农业危机通常意味着更广泛的危机，因为它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作用。在1969年，Florescano在研究18世纪墨西哥玉米价格变动的时候首次使用了历史研究方法来研究农业危机。经济作用是这些研究文献的主要目的，但是一些作者也分析了这些危机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例如失业、移民、流行性疾病、社团犯罪和派别斗争（Florescano ；Pastor 1981）。
　　尽管这些研究着眼于农业危机所起的作用，采用法国传统的长时段研究范式，视这种危机具有了灾难的一部分特征，并且通常将灾难视为气象变化的结果，故导致长期的诸如干旱这样的灾害。一些研究也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就会被其它多次灾害所改变。因而，人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研究有关灾害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脉络：
　　在古代社会中，就算是至关重要，气象也并不是唯一的影响经济周期规律的因素。土地财产结构、农产品结构、市场结构以及区位形势、社会的交通运输、卖方的影响力、买方情况，以及其它许多因素的都会加剧或削弱，限制或扩散这种经济循环的影响力。（Florescano )
　　无可否认，在农业社会中，持续的干旱、霜冻或是降雪都可以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也要认真地评估两个要素：灾害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参见Moseley此章）。但是，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些事件产生的主要结果，比如饥荒和死亡，都是其它相关因素直接产生脆弱性造成的结果。为了获得对土地、水源和贸易的控制权，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穷困潦倒的人们成为各种疫病的牺牲品，最终导致了墨西哥在殖民时代最高的死亡率。
　　在1985年地震之前，只有两项已发表的研究可被认为是应用历史分析法来研究灾难的具有开创性的经典研究作品。他们分别由Richard. E. Boyer (1975)和Herman. W. Konrad(1985)所著。Boyer的书是一个关于1629年墨西哥城洪灾的案例研究。作者不仅仅看到了自然现象本身——强降雨和随之而来的洪水将城市浸泡了5年之久，而且对洪水前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脉络做了彻底的分析，此外他还对导致灾难的脆弱性状况做出了描述。Boyer认为，是这些特别的脆弱状况，而不是降雨导致了这次洪灾。
　　Konrad短小但令人兴奋的文章将飓风看成是大自然环境变化的一种，这些变化尤其对西班牙殖民前的昆塔纳鲁（Quintana Roo）的玛雅人（Mayas）正在发展过程的结构变化产生了影响。他相信，飓风是被该领域和文化方面的专家高估的一个问题。Konrad解释说，人口统计学、疾病、意识形态、贸易、战争、移民、生计和生态学诸多因素已经被看作是一些刺激变化发生的动力。对于这些，他还补充了一些其他要素，“天气相关现象（风，雨，洪水）、地质运动（火山，地震）以及山火等，这些要素都不是社会造成的”。
　　Knorad还认为飓风是能导致适应性策略产生的触发机制。他通过将他们和定居模式联系起来的方法分析了这些适应策略，这些策略（方位，选择以及加勒比海岸地区多种定居点）、生计模式（庭院，农产品，对根茎农作物的重视和由水利灌溉，梯田和耕耘过的田地所组成的复杂生产系统）、移民和稳定的人口数量（人口的移动，暂时或是永久性的撤离灾害发生地区）、战争（是与邻族发生的冲突的增加所造成的结果或是战术上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及贸易（依靠或开拓新的海洋或是陆地商路）。如William Torry (1978), Anthony Oliver–Smith (2002), Michael Moseley (2002)和其他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此研究表明只有把灾难研究关联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中时，它才可以揭示灾难的真实过程。
　　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1985年之后，对于灾难的历史研究才真正系统性地出现在墨西哥。1985年地震的巨大维度说明有关在墨西哥发生的现象的知识是稀缺和不确定的。学者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去汇编更多的信息，这些尝试主要致力于对于历史上发生过的具有毁灭性的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渐渐形成了一种研究领域。
　　首先的任务是找回关于墨西哥地震的史料，从而打造尽可能详尽的信息库。数量丰富的信息需要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广泛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将产生两种结果。其一，将描述的内容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时代前的叙述中。这些记录并不像地震学家所写的那样，只包括地震发生的日期、时间以及地点等基本内容，而是涵盖了广泛且多样的信息，这些信息跨越了墨西哥450年的地震史（Garcia-Acosta and Suarez 1996 和先前的著作：Rojas, Perez and Garcia-Acosta 1987, Garcia-Acosta et al. 1988)。其二，越来越多的关于一场或多场地震的历史研究开始出现，学者们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和手段将地震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促进了年代学、地方性分析、案例研究、社会影响和反应、地震记录中的变化和宗教概念等多个学术方面的发展。
　　以往关于危机和干旱的研究特别关注食物和价格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农业社会的灾难研究，与新的灾难研究结合，结果却刺激了对于其他类型灾难的进一步研究。按照地震研究的方法所勾勒出来的方法论，对于墨西哥历史上农业灾难的详尽记述已经大致完成，主要是关于旱灾、产量的大量数据。有几篇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已经完成，这些文章大量使用了与历史分析相一致的理论手段，之后我将讨论这些著作。
　　这一类的研究需要理论的框架，这个框架保证了对于墨西哥地震和农业灾害历史的更深层次的理解。直到1990年代初，研究灾难的社会学家提出的不同理论才真正地被人们知道。这类视角的介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还给创新性的假设提供了无尽的源泉。把当代灾难研究中新的学术前景和手段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使得新的思维模式成为可能，那就是赋予灾难研究以历史视角。当然，一定的分析架构对于此领域也是需要的。
　　以墨西哥历史数据为基础，一些研究人员参与了1992年“拉丁美洲灾难预防社会研究网（LA RED）”的建立，该组织是一个国际化的多学科合作的机构。史学视野下的灾难研究是该组织的工作重点之一，这使得对于此研究方向的兴趣扩展到墨西哥国外。这种最初发起于墨西哥的研究方法现在在其他拉美国家得到了发展。目前，几个在这一类型新型研究方法指导下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课题成果已经在拉丁美洲大陆出版了，这些研究包括在12个不同拉丁国家展开的20个课题，时间上跨越了从西班牙殖民前的时期到20世纪上半叶（Garcia-Acosta ）。基于本土和国外档案文件、过去的书籍报纸，甚至是考古学数据，突发性灾害（地震，火山喷发，洪水，海啸）和缓慢发生的灾害（干旱，流行病，瘟疫）不仅仅被当作是“特殊事件”或者是被一些作者定义成“危机的时间段”，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对于灾难发生时的社会脉络和年代的注意。
　　通过人类学家（包括人种史学家和考古人类学者）和历史学家的参与，许多有吸引力的研究成果已经广为人知。首先，在历史视角下的灾难被视为是处于空间和时间之内的连续，这样的方法在拉丁美洲地区已经变得巩固。其次，来自人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中形成了灾难社会研究的一部分，产生出所谓的可选择的倾向，正快速地流行起来。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整体性、进化论和比较的视角（Torry 1979a）趋向于将灾难视为社会过程，甚至将灾难当成社会脉络的一部分而不是将灾难视为外在的要素。故灾难最终被视为是那些在物质上和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上都十分脆弱的人们与灾害遭遇的结果。
　　再次，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对灾难研究的贡献基本上都来源于大的灾难（Lavell 1993），而且基于历史方法的研究近期在墨西哥贡献出一系列的成果，并且扩展到拉丁美洲，这些成果都恰好是与1985年墨西哥地震相关联的。这次地震催生了一个新的特殊学科，由此填补了社会科学中一个被忽视的空白。②正如法国历史学家Fernand Braudel曾经说过的那样“巨大的灾难通常是思想的精神食粮。”（Braudel 1986:21）
　　但是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要理解、获取、分析灾难必须要去认识灾难的脉络，要具有历史方法可提供的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下把握灾难的研究视角。故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真的将建立在当代现实中的一些分析模式应用到过去的社会中，同时传统上用来描述和分析异文化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又是否能运用到正从社会中被抹去的灾难研究中？
　　在关于灾难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几条不同的研究路径、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目标定位。每种具体的现实情况，不管是现在的还是历史上的，都会展示出极大的不同，这些不同迫使研究者重构或是改变他们的研究手段。社会实践已经证实，在我们可以提出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近社会真实情况的理论之前，有必要不断改进思考问题的方式。
　　三、灾难史学研究的关键论点
　　下文中的主要观点来源于一系列的反思，一方面，从提出议案角度来看，我认为反映出建议智库主要从社会学家，尤其是从人类学家那里得到提议；而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关于墨西哥灾难的档案材料已被大量地收集起来。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我希望从反思中进一步提升对灾难史研究构成的理解和认识。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提供墨西哥的案例研究。
　　（一）作为触发器和曝光面的灾害和灾难过程
　　首先必须弄清楚灾害和灾难之间的区别。尽管在一般的定义中经常将这两个词作为同义词来用，但灾害是指动因，而灾难是由动因、某些自然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特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究竟什么才能真正构成一场灾难，其实是来自于自然界的破坏性动因和（或）人为的环境和某一特定人群间相互作用，除了区域、国家、国际环境的因素，这一人群也生活在特定的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脉络中。（Oliver-Smith 1986b:8)
　　Charles Fritz最初在1961年提出对灾难的研究，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在“常规”条件下进行的研究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在现在依然具有影响力。如果我们接受一些社会处于永久的不平衡之中的观点，而且认为他们的“常规”状态就是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特征，那么当一个给定的灾害出现，进而转化成一场灾难时，由此而引发出整个一系列环境、联盟、关系方面的问题就会成为事实。这些事实在另一些时期可能会被忽视或者在灾害消减的过程中被放大。实际上，灾害事件及其环境，为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了非常特别的视域来看待一些事情和可以对特定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共时性的观察。
　　我曾经在其他篇章中提到过，建立在田野调查或者历史资料之上的经验研究，使得研究者可以确定某些当下存在的灾害和灾难造成的后果仅仅是触及原来就存在的危险情形(Garcia-Acosta 1992)。反过来,灾难恶化了受灾人口的社会经济处境，甚至有时会直接导致国家与灾民间的冲突。这些对于灾害和灾难过程的披露，把原来就存在的危险情形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思考应该把它们作为灾难的诱因，从而揭示了之前被隐藏的情形。
　　迈克尔（Michael Watts, 1983)援引布洛赫（Marc Bloch）的观察,就像医生展示疾病过程中身体是如何工作的，同样的，社会危机使得我们可以窥视受灾社会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灾难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因此,正如Wolf Dombrowsky (1987)指出的那样,有关灾难的社会理论就构成批判理论本身。由灾难导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一定的关系、制定的规范或可能被遮蔽的社会功能。
　　灾害的动因在灾难的初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不是造成灾难的唯一原因。灾难是由多方面要素来构成的，来源于受灾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的原因。③灾难应该被理解为灾难过程本身，而不仅仅是触发灾难的事件。
　　灾害的特性和灾难的过程无论是作为启示者还是作为触发器在近两年里变得显而易见。从历史视角的灾难研究所具有的特别作用就在于当灾害发生并引发灾难时就会生产出大量书写的档案文献、新闻报导和图书资料。这些文献可能是官方的或者个人的、法律的或者类似小说的、客观的或者危言耸听的。不管怎样，它们为研究提供了一份数量惊人且无价的宝贵材料，不仅可用于研究灾难本身，还适用于对社区、区域、国家的研究。④
　　灾害和灾难过程也以多种聚焦的方式揭示了观念、联盟、人际关系、社会秩序和无序、结构、某特定社群组织、地区或者社会之间的有机连带。现在可获得的关于墨西哥几个世纪以来的地震和干旱的信息，让我们以进化的模式来研究多个具有不同视角的论题：城市化进程及其影响，政治控制和不同部门的联合，神话和宗教观念，印第安人的角色以及特定食物的生产和消费。
　　即使共时性研究可以考虑多种因素，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拥有近500年系统化的和不间断的信息，这足以为我们提供后续研究和考察变迁及连续性。我们可以在历时的维度下考察环境，这会让我们采用Braudelian 的长时段研究方法研究历时性灾难。依靠长期记录可赋予自然灾害和灾难研究以进化的视角（见Moseley，本书）。在这个意义上,如上所述，对任何灾难研究都交织成多重历史线性。
　　两个来自墨西哥的数据的例子显示，从历时和共时角度，灾害和灾难过程是如何充当触发器的，并揭示了地震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在450年间影响墨西哥社会的。
　　殖民地时期的地震记录与19世纪的记录相比较，表明墨西哥社会世俗化的增长。宗教对灾害的回应, 从把地震视为神的行为的观念，到灾难后大量祈祷者献身于作为庇护人的圣约瑟芬（Saint Joseph）或者救治圣母（the Virgin of Remedies）以此来对抗地震，这种观念开始在十九世纪偃旗息鼓。与自然和科学概念相关的地震起源和其他自然现象变得越来越重要，以至于从20世纪初起科学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类数据允许我们历时地分析一些方面，但以此从共时角度看，可发现天主教堂如何统治着几乎殖民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地震发生，市政当局要求在专家（alarifes 建筑方面的专家）的监督下进行人口损害普查。专家们在街道上来回走，尤其是在墨西哥市的街道上检查每个建筑，仔细标出已经产生的损害类型以及建筑物的确切位置，而且最重要的是，写出财产主人的名字，以便在专家的要求下对重建过程负责。这一信息将让我们挨家挨户、走街串巷在地图上标出所遭受的损害(Molina 1990)。这也揭示了在各宗教团体手中数额巨大的房产，以及每个团体有多少房产，具体位置在哪里，在特殊时期财产的价值，收到多少租金等等。换句话说，关于地震的信息显示了在殖民时期一般的世俗的神职人员对城市财产的控制。
　　（二）社会文化脉络
　　任何灾难研究应注重分析产生灾难的社会脉络。历史进化论认为一个社会所处于的某种特定情形与或大或小的风险相关联。这种特定情形应当视为地方的，也应当是区域的和国家的范畴，还应包括在一个既定灾难的“之前”和“之后”。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研究显示了若干方法论上的优点，不仅仅记录了总体性的案例，而且有助于区分微观层面，并且也关联到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中。对墨西哥来说，这特别重要，鉴于该国广大的面积和广阔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已经导致严重洪灾和长时间干旱曾同时发生在整个墨西哥历史上(Lagos and Escobar 1996)。
　　考虑到某些特定的灾害和灾难会在某些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脉络中发生，我们可以看到，灾难作为灾难过程本身，构成了更宽泛的社会过程，不可避免地将导入历史分析，因为史学本身就是关于“过程和文本的学科”(Thompson 1994:66)。
　　（三）脆弱性
　　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确定在危险发生时所处的条件，以及有助于明确受灾社会的脆弱程度。脆弱性通常可理解为在发生灾害的当下所呈现出的自然状态的风险，其中部分已经将其引向诸如“自然灾难”这样的错误观念中。脆弱性应该理解为不同群体和社会阶层、社区和地区，甚至整个国家易受风险的程度，因为根据所处的不同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条件要素下易受影响的风险程度是不一样的(Westgate and O’ keefe 1976; Winchester 1992)。在现实中脆弱性表现出特定社会和结构的过程性特征，是人群、环境、生产形式和生产方式之间复杂关系产生的结果 (Maskrey a)。
　　在过去的10余年间，学界已将脆弱性看成是灾难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概念，已经成为灾难研究有感召力的“另类观点”：
　　是社会，而不是自然，决定谁更有可能成为地球物理危险动力的受害者……然而，灾难取决于社会秩序，组成与环境相关、与形成或阻挠这些事件的大历史背景都相关的每一天(Hewitt 3)。
　　脆弱性是而且一直是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果。它涉及多个层面，其共同特点是所谓的全球性脆弱，包括自然、物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教育水平多个层面(Wilches-Chaux 1993)。在现实中，灾难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承受灾难的脆弱性在增加。“一些居民在为他们未来的灾难做着系统的准备”(Moseley 1997:72)。这并不是说世界变得更加危险或风险增大，相反，在灾难面前它已经变得更加脆弱，如克里斯代尔（Chris Dyer）在南美高级研讨会（SAR）所说，“我们在一天一天地创建受害者社区”。
　　对脆弱性概念进行区分是有用的，因为并非所有群体都面临同样的危险和风险，他们也不是都拥有应付紧急情况的相同资源。这其中涉及到了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因素，族群或种族、性别、年龄，甚至地位往往成为决定因素(Blaikie et al. 1994; Torry 1979a)。
　　墨西哥历史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一个普通的案例反映出的就是信息缺乏，特别是缺乏关于居住在墨西哥城的印第安人在地震时所遭受的损失方面的官方文件。在19世纪殖民时期，一定人口数的印第安人住在城市郊区，确实，有时特别法律阻止他们居住在中心区域。墨西哥城占据了现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由于下层土的独特地理特征，这里形成了一个存在高风险的地震带。这座城市坐落在古湖盆系统泥泞河床上，其地基是潮湿和脆弱的。因此在过去的灾难中，有相当大的灾害发生在由印第安人居住的居留地。然而，任何危急或半危急重建项目都没有把原住民考虑进去，甚至在官方纪录中都没有提及。当募集善款来帮助受灾人口时，都几乎没有提及任何印第安人居民人口。印第安人不得不面对的后果是，他们的住房和栖息地在地震时遭到损害，但他们只有孤军奋战，用他们自己稀缺的资源来恢复和重建并聊以存活。也许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但是现有的资料没法让我们做出任何估计。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流行病。我们知道流行病是在16世纪西班牙入侵后导致墨西哥人口下降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在整个殖民时期都有疫病流行。农业危机与流行病协会最近成立。他们特别关注发生在1736年和1739年之间的matlazahuatl疾病（发疹伤寒），波及到了新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莫利纳（Molina）的分析（），像其他人一样将斑疹伤寒和在欧洲古代政权时的食物匮乏、营养不良、饥饿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表明，在农业危机中最脆弱的人是那些天天生活在食不果腹和拥挤中的人们。即使这个因果关系通常不被接受（Molina ff）；莫利纳提出的“饥饿－流行病－饥饿”三项式实际上已经与发生在年和年的新西班牙的农业危机联系在一起了。同样，奥利弗·史密斯（Oliver-Smith）提出他的“灾难的500年”或“500年的地震”的观点，这一观点源自他的关于秘鲁1970年可怕的地震的研究，这可被理解为从500年以前就开始的安第斯征服和殖民化的一个事件。“本地区最为突出的脆弱性表现为由社会来创造的一种现象，由武力来界定、来生产的历史产物”（Oliver-Smith 1994:21）。
　　（四）灾难复苏力和适应性策略
　　和脆弱性概念紧密相连的是获得灾难复苏的力，这种力在分布上是有差异，并且时常可以决定一场灾难的实际范围。正如在通常的灾难分析中所使用的，复苏力不应该仅局限于经济因素，尤其不能局限于只是研究危急状况发生的紧急时刻。如McCabe的研究案件所示，东非牧民们从旱灾中复苏的力不仅依靠自然资源，而且也依靠社会组织、社会联系和对亲属关系网的操控（见McCabe，本卷）。因此，灾难复苏力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有时甚至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各方面。复苏力在很大程度上物化为通过一个社区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来实现。发现并采用这些适应性的策略，在某些案例中起着“风险管理”的作用。⑤“风险管理”从同样的发现脆弱性的方式中产生，那就是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中寻求社会经济脉络。对适应策略进行历时的和比较的分析，使得我们可以了解灾难的特殊性，甚至可以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却往往被学者和那些援助负责人所忽略。
　　在任何历史时刻，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办法来对抗自然灾害和产生的影响。所采取的适应性策略取决于对处理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人们利用物质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环境所提供的资源的独立或依赖的程度。⑥通常，源于物质性灾害的灾难，增加了某个社区、地区或国家的日常灾难，正如：
　　自然的极端，也包括人类的生态意识，都在当代弥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期望和认知……在灾祸发生的很多地方和部分社会，自然事件和其它一切事件一样充斥了一个人的整个一生。（Hewitt ）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人类学家的批评和贡献都显得非常有启迪意义（Torry，1979a：46）。建立在文档基础上的人类学记录，民族志的方法以及历史学的研究，证实个体缺乏意识来认识到存在于他们社区的灾害。尽管人们长时期对付这些灾害以获得生存，并且发展出了适应性策略，但有时候灾害仍然被看作是上帝的行为。墨西哥旱灾的历史记录清楚显示，那些农民可以甚至是经常能意识到潜在的旱灾，并且在几百年中已经发展出了对付饥荒的策略以避免因大范围的干旱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影响。历史记载表明，在持续的干旱期，这些遭受最恶劣影响的人们就如同那些低收入的城市居民面对高物价和商品匮乏一样。那些住在郊区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策略使得她们更有效地面对灾难。
　　在墨西哥殖民时代的晚期，如在1785年至1810年间，玉米作为新西班牙人的主食，尤其是土著人聚居地方的主食，就由于受干旱以及冰冻的影响而出现了多次农业危机。干旱使得玉米的价格高升，反过来也提高了小麦、大豆和肉类等基本农产品的价格。然而，这些危机情况的影响并不会对每个人都一样。大批的地主可以利用他们的财富在大片的土地上储存食物，这使得他们不仅可以应对此种情况，而且还加重这种灾难，他们等待食物匮乏到达顶峰，就和小店主们勾结起来，把他们储存的食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投进市场。
　　那些居住在受很大影响的乡村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印第安人，他们通过两种策略来抵抗饥荒：他们增强采集和狩猎、捕鱼以及食用一些野果、仙人掌的果实、霸王树的梨状果叶和根茎。西班牙人和克里奥耳人把这种少有的“异常”和危害归因于印第安人的一些疾病所致。同时，那些居住在河流和濒海湖附近的人们加强捕鱼和对水生动植物的采集，从“前西班牙时代”开始，这种做法对于中美洲饮食中增加重要的动物蛋白质是非常有益的。
　　有另外两个食物替代的例子，第二种历史记载的策略允许我们加以识别。⑦证据表明，在危机时刻，小麦虽然不稀缺但是更加昂贵，且在墨西哥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小麦曾经被作为玉米的替代物。参考文献中曾经发现了另外一些类型的替代性食物如将玉米棒子的芯和玉米谷粒混合起来，烘烤野生龙舌兰属植物的根茎，或用燕麦做玉米饼（Garcia-Acosta 1994）。
　　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历史上对飓风灾难的历史记载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在前西班牙时代和早期玛雅人殖民时期就存在着另外一些与世界认识相关联的适应性策略。（Campos 1994）对世界的认识和多种灾难都包含在殖民地的安第斯世界的灾难事例中（Camino1996），它们包含了墨西哥城后殖民时代宗教和地震的关系；包含了流行病、农业灾难、宗教以及18世纪墨西哥城政府的回应(Molina)；包含了工作组织以及发生于秘鲁北部殖民地的洪涝和灾旱（Aldana 1996）。历史记录显示社会发展出了多种适应性策略，并且他们被分为五种主要的类型：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基于所有的适应性策略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被文化建构以用于对付灾难，这些都必须从史学中获得理解并加以研究。
　　四、关于灾难的历史学研究的反思
　　自从灾难被当作曝光面，或临界状况的激发器，灾难就具有了社会实验室的功能，灾难的史学研究强调应该将灾难放置于环境和早期的社会文化脉络中，以及灾难所带来的一些脆弱性后果中加以理解。在任何一种灾难研究中检审任何一种核心的理论议题——通过灾难的多种维度所表述出来的社会建构的脆弱性概念——加深了我们对灾害本身的知识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区分突发和长期的灾害；来找出确定灾难发生的原因，灾难的重现和可能性；区分出规模、强度和持续性，以了解怎样面对灾难和避免它们。处理灾难和紧急事务与解决由社会和经济导致的脆弱性问题一样重要。
　　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在承担所有这些任务时受阻。为了对自然和社会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结构和历史维度都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解，开展多学科的灾难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深入研究脆弱性和灾害之间的相互关系，⑧聚焦自然和社会世界间的互动关系（见Olive-Smith, this volume）。
　　正如前文所述，灾难作为一个过程，是历时性的现象，能勾连出历史线索，辅之以民族志素材编织出多种文化历史。历史的视角可以为所有的这些提供一个综合分析的可能。正如人类学需要处理的是当代的文化，同样地，历史学也需要处理历史时期的另外的一些文化，在一个连续的视角下，洞察并试图揭示不仅发生了什么，而且包括灾难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
　　人类学和历史学对灾难的分析清楚证明了地震、旱灾、霜冻以及其他的一些并不经常发生灾害，长期的或普通的灾难，它们可能是一种“标准”，但是他们并不必然就变成灾难。我们只有把灾害从灾难中区分出来，通过把灾难视为多维度的过程，并且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把它们放到历时性的分析框架中，这样我们才能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提升并发展灾难研究这一学科。我们也将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减少当灾害与脆弱人群接触时所发生的正日益增长的影响。
　　① 本文原文“Historical Disaster Research”，载于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苏珊娜·M·霍夫曼主编的《文化与灾难：灾难的人类学》（Catastrophe &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s）(2002), pP.49-66，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美国研究院出版社)，翻译和出版获美国研究院出版社许可。
　　② CIESAS（Research and Higher Studies Center in Social Anthropology Mexico）墨西哥社会人类学研究及高级研究中心已经从历史与当代的社会学视角开展了对有关灾难的系统、持续的研究。CIESAS的研究采用所谓的可选择性的方法，并关注墨西哥社会现实。
　　③ 首次做出的同样的假设，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在Hewitt的几篇发表的论著中出现，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曾出现在由CLACSO小组所作的陈述中。（Caputo, Hardoy, and Herzer 1985）
　　④ 用于地震史学目录和农业灾害研究模式中的描述性和分析性资料出现在该主题的介绍性研究中（Garcia-Acosta and Suarez Reynoso 1996; Garcia-Acosta, Perez and Molina,即将出版; Escobar 即将出版）。
　　⑤ 参看潘恩（Paine）“危险与无风险问题”（Danger and the No-Risk Thesis)一文中关于以色列风险管理和“无风险”策略的概念，载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编《灾难与文化》，美国高等研究院2002年版，第67-90页。
　　⑥ 在《灾难与文化》一书中，奥利弗-斯密斯（Oliver-Smith）写的一章有一个具有不同视角、有趣且清晰的评论，述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区分自然与环境的必要性，并提出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
　　⑦ 正如麦卡比（McCabe）在其文“图尔卡纳牧民干旱的冲击与回应：对人类学理论和灾害研究的启示”一文中揭示的，在图尔卡纳（Turkana）游牧社会中，旱季的食物总是变化的，载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 M. Hoffman）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编《灾难与文化》，第213-236页。
　　⑧ 一个事例是在墨西哥由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地震学家来共同完成的对1568年地震所作的联合性研究（Suarez, Garcia-Acosta, and Gaulon 1994）。如果多学科合作的方法一直不能采用，则这项研究并没能在研究路径方面形成完整的变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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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民族学刊》2011年第6期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