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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8629元，较上日微幅上调3点。隔夜，受到获利回吐的打压，美元指数有所回调，但市场仍关注未来美联储的未来的加息前景，中期内美元料将延续强势格局，人民币贬值压力仍然存在。
亚洲时段，投资者重点关注澳大利亚的就业数据。欧洲时段，市场经济数据稀少。纽约时段，市场又迎来美国一系列重要数据的考验。重点关注美国的初请失业金数据和房市数据。
美元2月16日盘中从日内高点101.77一路快速下跌触及101关口，因1月美国经济数据显示，零售销售数据和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强劲，此后美元升至4周高点，触发多头获利了结。
2月15日纽市盘初公布的美国1月CPI及零售销售数据均好于预期，美元指数跳涨30点至1月13日以来新高101.76；黄金急挫近8美元至逾一周新低1216.67美元/盎司；油价反应平淡，美油3月合约交投于52.85美元/桶附近；此次公布的数据料将为美联储在年内进一步加息提供数据依据，提升在3月和6月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提振美元，施压非美货币和黄金。
美元指数2月15日亚欧时段再度走强，创1月23日以来新高101.48；隔夜耶伦表示，如果经济如期改善，加息将会是合适的；每次FOMC会议都有行动可能，该鹰派讲话持续提振美元指数；非美货币涨跌不一，欧元兑美元创1月12日以来新低1.0552；因就业数据喜忧参半，英镑兑美元创一周新低1.2425；澳元、纽元携手走强。
2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震荡微收升，中间价则升逾170点，机构结汇盘抵消美元上涨影响。交易员指出，今早客盘继续偏结汇，而几家机构自营盘亦在关键点位超卖美元，推升市场价；午后欧元走弱推升美元指数，人民币亦回吐部分涨幅。监管层强化结售汇真实性审查实际减少了部分购汇需求，使得结汇持续偏多。
隔夜耶伦发表鹰派讲话，一度令美元指数大涨至101.38，2月15日亚洲时段美指窄幅震荡于101.16-101.36区间；受其影响，现货黄金亚洲时段小幅下挫，刷新日低1223.88美元/盎司；隔夜美国API原油库存大增994万桶，原油价格亚洲时段小幅下挫；亚太股市涨跌不一，上证综指收盘微跌0.15%。
中国股市沪综指2月15日收市小跌，终结此前的五连涨。分析师指出，张家港行等一些次新银行股的连续涨停，提振银行股板块小幅走高，不过大盘近期连续上涨后，短期技术回调压力越来越大，尾市终不支由升转跌。
野村证券表示，由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已批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外汇交易商们需将贸易和经常帐失衡考虑在内。
路透调查显示，美国经济2017年将从总统特朗普的放松监管和财政刺激计划中获得小幅提振，但分析师认为实现4%增长率的可能性较低。
$人民币美元 [CNYUSD]$人民日报整版刊文谈美式民主困境：金钱左右政治
来源：人民日报
《 人民日报》整版刊文谈美国民主遭遇的困境
　　原标题：美国民主遭遇困境（之三）
　　美国民主怎么了？一向被标榜为西方民主制度范本的美国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十分关注的话题。美国民主从炫耀对象变成问题本身，其经济基础、运行模式、对外政策均暴露出弊端。本版约请4位外国专家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民主进行分析，敬请关注。
　　政治运作被金钱左右
　　“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审时度势）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罗思义
　　《 人民日报》（ 日05 版）
　　近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诸多举动。美国政府先是频频插手中国南海问题，同时又发布了多份主张对中国采取对抗战略的文件，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等。中方需要及时进行分析，探寻是哪些力量正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并掌握类似活动增加的原因。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便是美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以美国政客为例便可以看出，所谓“美式民主”并非完美。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参与立法者中的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大部分议员也都身价不菲，即便抛开房产价值不计，这些议员大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所谓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只是掩盖真相的谎言而已。
　　高端政治活动也往往与大笔金钱有直接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作为美国“重返亚洲”概念的提出者，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
　　美国政治实际被财富掌控。除了美国政客私人接受资金之外，美国选举结果同样也是由财富决定的。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从最新数据可以看出，自2007年到2013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减少了43%，但美国参议员财富的中位数却增长了22%。
　　美国政治体系的本质并非“一人一票”，而是由财富主导，其选举也受资金支持的左右。在这一制度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收入和财富逐渐减少，政客却变得越来越富有。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与其宣称的民主有着巨大差异。而到了对外政策领域，这种双重标准则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所选择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都属于内政。而美国则声称，所有国家都必须符合“普世价值”。然而，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情况却与上述宣言大相径庭。
　　美国直接介入他国、颠覆民选政府的行动，更能说明美国的真面目。美国官方曾经承认在伊朗参与了推翻民选政府的运动，而美国参与颠覆智利阿连德民选政府的事实更是尽人皆知。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方面的现实，都证明了其目标并非“民主”。那么，美国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很明确地说出了他们的目的。近期发布的《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说道：“美国应当把维持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作为21世纪大战略的中心目标。”其提出的概念并非各国平等，而是“使美国处于全球金字塔的顶点”。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绝不会承认自己“低人一等”。正如习近平主席说的：“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美国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而这迫使美国不得不平等对待中国。对于一些国家，美国可以进行侵略战争，而对中国则无法故技重施。目前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23%，这意味着一旦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3%，中国经济总量便会与美国相等。而全面小康的要求显然不止于此。
　　这些事实明确显示，美国的“对抗主义者”反对中国并非因为中国没有遵从所谓“西方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自己也不遵守的“西式虚伪”而已。他们真正反对的其实是中国的繁荣昌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刘仰知翻译）
　　对内对外采取双重标准
　　不平等持续扩大（大势所趋）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俄罗斯科学院欧洲所高级研究员鲍里斯·古斯列多夫
　　《 人民日报》（ 日05 版）
　　美国的民主模式常被看成是西方民主的典范。但是，它在存在的200多年里，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带来的福利，明显暴露出重大缺陷。
　　国际学术界对于“民主”的定义有许多不同观点，但一般都会认为民主政体须遵循四条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多数统治、政治平等和政治参与。今天，美国民主模式在这些领域正面临困境。
　　美国垄断了对民主、人权及其遵循标准的解释权，指责其他国家违反民主和人权，以所谓不民主为借口质疑其他国家的选举结果。试图告诉其他国家如何构建民主和保障人权，这种行为违反了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同时，美国还明显违反了普遍的民主原则，导致其自身面临严重问题：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种族、民族和宗教歧视，限制公平选举，监视持不同政见者，跨国应用美国法律，不当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未经指控无限期囚禁被关押者，酷刑以及在监狱施行超出法律允许的行为等。
　　而且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批准9个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的6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保护所有迁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
　　美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对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权的保护是发达国家中最弱的。过去十年里，美国没有批准任何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一些重要问题如改善人民福利、健康保险、退休金、教育、非法移民等受到忽视。美国还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按民族和种族划分时尤其明显，并且差距在持续扩大。
　　美国政治学家认为“美国政治中的不平等继续扩大”，这特别体现在美国大选中。根据美国选举制度，总统由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在美国，投票人在正式投票日期之前提前投票通常是被认可的，这就为操纵选举提供了机会。由于这种选举制度，美国一再出现当选总统得票少于竞选对手的情形。
　　资本在美国选举中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竞选是一项耗资巨大的活动，所以竞选资金的来源至关重要。政治学家一直认为，竞选资金应来自社会组织而不是由个人或商业组织提供，以避免他们对政治的不恰当影响。资金实力在美国绝对是竞选成功的“王牌”。美国历届总统竞选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3亿美元。因此，一般选民越来越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而更有权势的阶层则越来越接近政府，这种情形发展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了民主。富裕阶层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处于领导地位，而且在政治领域扩展其权力，这使得美国成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国家。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美国大选后，一再建议美国解决对各阶层公民投票权的过分限制，尤其是许多选民因未能注册及诸多繁琐程序而不能参加投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然而，美国政府却认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是民主的标准。因此，如何遵守民主规范的问题在当今美国同样存在。而且在这方面，它标榜自己为道德楷模是虚伪的。
　　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一直指责中国不遵守民主原则，但事实与此相反。近年来，中国展示了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增加人民权利的决心。这首先表现在改善绝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减少社会不平等和让更多百姓摆脱贫困。在政治领域，我们看到从乡村到国家的各级政府官员有序更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与施政并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并不寻求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相反，他们着重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并警示其他国家不要直接复制自己的模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解决了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模式远未臻完美，中国的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一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并不隐瞒这些困难，而是公开声明采取解决措施。这将有力保证中国沿着既定道路前进，解决途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并顺利实现预定目标。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周小林翻译）
　　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着普通大众
　　“寡头政治”损害民主价值（势所必然）
　　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研究员保罗·杜阿特
　　《 人民日报》（ 日05 版）
　　在美国，以具有可实践性的理念为基础且受到市场这一无形的手自动调节的民主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些给低收入家庭和中产家庭带来不稳定生活、失业乃至让他们苦苦求生的各种投机活动、金融泡沫、次贷和债券。为了避免出现这些问题，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不能任由市场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来影响的经济领域中，并对这些经济领域进行干涉。当然，这种干涉仅仅是互补的和有益的。因此，从这点出发，我希望能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如果将美国民众完全地从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生活中脱离开来，那将会对民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来维护民主制度。
　　但是，美国式民主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吗？有学者已经坚定地认为美国已经不是民主国家；相反，美国政治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由一小部分掌控权力的阶层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过去这几年，当全世界，包括美国，因为俄罗斯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精英阶层而习惯于将俄罗斯称为“寡头政治”时，很多人还并不太愿意接受对美国民主的这种说法。
　　所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是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这一结果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式民主一直被誉为是西方民主的范本。确实，普林斯顿大学这份包括1779份政策资料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很欣赏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普选、言论和集会自由以及其他广泛的公民权利，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却将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政策的制定是由一些有支配力的机构或者富裕阶层控制，那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一些游说活动证实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结论并非无根无据，甚至有些人希望报告里的情况成为现实。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和外交政策充满了各种游说团体的活动，这是由其政治制度的特质决定的。在外交政策方面，这种寡头制和游说团体也很令人担忧，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比如海湾战争，就是贪得无厌的游说团体为了能源以及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带来的结果。
　　长期以来，威廉·富布赖特的《权力的傲慢》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们注意到，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会倾向于将他们的力量理解为是“上帝的恩惠”，因此他们会认为他们和别的国家不一样，他们有着国际任务，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会认为他们有责任将其他国家带离“黑暗”。因此，他们会在善恶之间建立一个二分法并用此来支配他们的外交政策。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不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没有寡头政治，没有财阀统治。作为一个西方人，我理解丘吉尔所说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然而，因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试验场，并且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憎恨或支持，我很坚定地认为，如今美国的寡头政治恰恰是全球范围内战争及其他不稳定因素的原因。
　　（展腾翻译）
　　美国民主并不是适用于其他各国的制度
　　照搬照抄行不通（适势求是）
　　土耳其中央银行北京经济参赞尤科赛尔·戈迈兹
　　《 人民日报》（ 日05 版）
　　丘吉尔曾说，民主制度是一种糟糕的制度，但迄今为止，这是我们对政府形式所有尝试中发现的最好形式。这一论调反映了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的失灵。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民主形式，从欧元区到拉丁美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到新西兰，或是从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到非洲和亚洲，都实行着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民主”一词还没有合适且准确的定义。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上世纪美国的民主制度给全球带来了福利提升。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这一例子是最好的体现。但我们仍需特别注意，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这也得益于自由贸易原则。
　　然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适用于其他各国的最佳制度，其他国家简单地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首先，万事“切不可以偏概全”。为了避免“照搬照抄”，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种适合自身的民主方式。其次，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其社会收入不公平、社会安全隐患、教育不公平等问题也面临着多方挑战。必须承认，美国企业的大量研究和创新在历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显示出美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被过分夸大了。美国中央银行即美联储不断调整名义利率，以适应经济的稳定运行。而制定合适的名义利率，控制货币发行量，也被视为美国经济决策中的难点。冷战结束以来，过去7年中美国的危机处理能力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自由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为前提，国家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一体制下，国家通过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将社会基本资源合理配置到铁路交通、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中国的繁荣之路与美国大相径庭。中国的繁荣也不是建立在所谓“帕累托原则”之上，依赖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反，满足个人需求，促进社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以达到共同富裕，是否比纯粹的自由经济制度更优越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表现并不如我们一直以来所信赖的那样完美无缺。这场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混乱让我们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自由经济也需要政府制定对市场的长远规划和指导。无论是中央计划，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规则，还是二十国集团合作，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导”制定货币政策、引导市场利率，都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对社会造成的损失。
　　那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呢？如果中国持续推进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在下一个十年继续保持当前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那么中国发展道路的借鉴意义将会变得清晰明朗。中国倡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这被视为中国帮助实现全球福祉提升的关键信号。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全球有效资源分配中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外汇储备丰厚，同时以其大量的人力资本支持他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种能力得到最佳运用，那么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国都将从中国发展中获益。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否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基于全球视角去等待结果和正确评价。我们身处于一个竞争世界，一国表现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总是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提供借鉴。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臧舒迈翻译）
责任编辑：周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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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2“BFH体系”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３法律限制理论“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参考文献1陈观烈．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陈野华．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新发展［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理论的新发展主要沿着两种思路展开：一种思路是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加入货币的因素；另一种思路是从货币与各种金融资产的替代效应出发，提出所谓“新货币经济学”。本文详细探讨了新货币经济学的含义和主要分支，并揭示了新货币经济学产生和发展对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启示。关键词新货币经济学分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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