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王义桅简历如何看待一带一路?

王义桅:“一带一路”的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王义桅|中国智库_新浪新闻
  王义桅: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图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
  9月26日-27日,“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在陕西西安举行,会议采取“1+3”创新研讨会模式,300余名中外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共聚大会发表观点、深入交流。三个分论坛后分别发布了《媒体共识》、《企业合作协议》、《智库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进行了题为《“一带一路”的中国智慧》的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原来欧洲人开创的全球化,那些观念模式做法可能应该捉襟见肘。现在面临很多问题,靠原来那种方式模式难以解决,所以“一带一路”就是要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难题。它如果不能解决,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能不能解决,看这里面怎么展示中国的智慧,中国智慧背后透露的国际智慧。
  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一本是世界是通的。我们说世界是通的,这里面有中国的智慧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在分科越来越细,但是面临的问题是综合的、系统的。“一带一路”是文化、经济、宗教、政治各个方面的学科,需要跨学科的思维方式,综合研究“一带一路”及“一带一路”所承载的世界和中国的难题。
  从“一带一路”文字看,有很多中国智慧在里面。很多人问,路可以理解,什么叫带?带是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济发展带,这个路在中国跟道联结在一起,叫道路。道是这么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什么提路?中国人有一个方案,要致富先修路。中国做到这一点,其它发展国家达不到,这是中国发展的经验。今天讲的是21世纪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制,是新的丝绸之路,互联互通,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有很多中国智慧。
  非洲朋友昨天说,为什么他们发展那么多年,基础设施是短板,路没有修,甚至非洲两个国家要到巴黎转机,才能到对面去?因为他们没有互联互通。所以中国在非洲搞了三网一化,让他们之间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的关键词就是连接,非洲内部贸易占15%,大部分是跟外面的贸易,连接不起来。今天要让他们之间连接起来,要搞基础设施,把产业链低端解决,中国帮助他们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中国的担当。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中国模式。发达国家反复强调市场化,落后国家按照市场化永远融资不到。中国领导人去了以后,强调我们是合作伙伴,帮你把短版解决,才能融资。按照市场原则,永远解决不了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和融资问题,中国有国有企业补这个短版,幸亏有“一带一路”。
  中国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所谓中国智慧是世界智慧,只是发生在中国,是我的智慧,是你们的智慧,是大家的智慧,“一带一路”是大家的事业。
  来源:人大重阳网
责任编辑:刘国良
我之前讲过6个字:守本分,有期待。因为积极的改革和光明的前景,我觉得之前的期待的确都得到了印证。这有很多具体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在我身边就能感觉到的‘创新’。
很多华裔开始支持持枪权,枪支也是好人有效保护自己的武器。
台湾不曾败坏他,他反而拖累了台湾。早在三十年前,他便沦为台湾的遗物。
听了书记的对照检查,触动很大。这个检查非常全面,也很深刻。你现在的位置: >
王义桅:理解“一带一路”的三个维度
&&人们习惯用古代丝绸之路作为类比去理解“一带一路”,然而这样容易把它的概念简单化,但是不进行类比,很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对“一带一路”难以理解。我认为,不能从文化、历史、经济学或国际关系等某一特定领域出发去理解“一带一路”,我们需要超学科的研究,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去理解这个新概念。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4日《光明日报》。
  在日举办的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上,拉脱维亚拉中友好协会主席波塔普金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发表感慨:“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宏大的合作倡议,超过我们欧洲人的想象力。”
  人们习惯用古代丝绸之路作为类比去理解“一带一路”,然而这样容易把它的概念简单化,但是不进行类比,很多人尤其是外国人对“一带一路”难以理解。我认为,不能从文化、历史、经济学或国际关系等某一特定领域出发去理解“一带一路”,我们需要超学科的研究,打通各个学科的界限去理解这个新概念。
  到底该如何理解“一带一路”?能否打造出一个简单而易传播,又能囊括其涉及的众多学科的体系呢?我曾提出了分析国际关系的三个维度,即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自身维度。以下我尝试用这三个维度来分析“一带一路”。
  时间维度:激活共同的历史记忆
  很多人曾提出为什么不用“新丝绸之路”,而采用“一带一路”这个说法?它跟古代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的说法都是舶来品。在推动对外合作时,激活“丝绸之路”这一共同的历史记忆,核心目的是为了复兴其“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在中亚地区提倡经济合作,力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但一直面临挑战。后来,逐渐发现推进经济合作仅靠参与国际性组织的建设与合作是不够的,于是便想到了丝绸之路这个着力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经验的国际延伸,其路径就像从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为起点,再形成经济走廊,最后发展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带。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非常辉煌。欧洲传教士盖群英在漫长的丝绸之路旅程中如此记述:“宽而深的车辙分分合合,犹如江面上的涡流。在这条路上,无数人走过了几千年,形成了一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1453年,奥斯曼帝国崛起,把东西方之间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切断了(史称“奥斯曼之墙”),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逐渐形成了西方中心的时代。
  自从古代丝绸之路被切断后,许多国家都曾试图恢复这条通道。然而,重建古代丝绸之路是百年梦想。欧亚大陆内陆国家的物流成本非常高,根本竞争不过海上,而且产业链也是沿海布局,内陆地区逐渐走向落后。不打通丝绸之路,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就难以消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欧亚大陆桥”等设想。第一个欧亚大陆桥是从海参崴到鹿特丹,第二个从连云港到鹿特丹,第三个从昆明到鹿特丹。目前,我国已有25个城市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中欧班列,借助“一带一路”的实施,“欧亚大陆桥”的设想将全部实现。
  一百年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就曾预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丝绸之路)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联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一带一路”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条带。但是万物要从“一”开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既包含传统文化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从而具有国际和世界意义。
  “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是鼓励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东方到西方,中亚地区只是过道,古代丝绸之路没有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一带一路”就是要消除这种贫富的差距,真正将沿线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丝绸之路的复兴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今天所流行的许多著作,很多是来源于经历过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是要复兴什么?它是要复兴古希腊的文化、艺术和思想。古希腊思想以谁为代表呢?答案是亚里士多德。他的论述和思想被记载在300万字的《亚里士多德全集》里。然而,在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术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人只有一种记载方式,就是以羊皮为载体的记载。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那个时候,整个世界上的羊皮产量都不够写300万字的内容,可见大部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托伪之作。为什么有托伪之作?因为欧洲人在很多地方进行殖民统治后,要推广他们所谓的文明,“文明人”要统治“野蛮人”,也就是常说的“落后就要挨打”。而我们曾经完全相信欧洲的这种线性的社会进化论逻辑。西方人想让你承认自己是落后的,实际上你可能根本不落后。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曾远征到印度。《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亚历山大第一站打到了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港,后来又把巴比伦烧掉了,接下来东征至印度,把印度的动植物标本如孔雀、老虎运到了雅典学院,让当时的师生进行研究。除了这些标本之外,他们还把包括汉谟拉比法典在内的古典书籍运到了希腊,这些珍贵古董至今仍存在大英博物馆。
  英法后来集成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精髓。四大文明古国中三大文明古国都被西方殖民了,文明历程被中断,于是西方就站在文明古国的肩膀上,成功地垄断了文明的话语权。为什么现在流行“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可能会成为唯一能打破这种所谓的西方中心神话的国家。1877年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掀起了一场浩劫,其中重要标志就是敦煌遭到掠夺。
  如果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话语霸权仍将继续。欧洲人所创造的话语体系的逻辑是“东方文明来源于西方”。实际上恰恰相反,西方文明很多都来自东方。我们提倡“一带一路”,努力复兴丝绸之路的目的之一就是告别西方中心论,让世界还原到本身应有的多元状态。
  从全球化的历史角度看,“一带一路”正在开创全球化3.0版。如果我们把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与文明交流之路的丝绸之路称为全球化1.0时代,当时主要涉及欧亚大陆各国,贸易和文化是发展的原动力,各方基本能够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而近代西方开创的全球化则是全球化2.0时代,民族、国家为参与单元,通过海洋实现全球贸易和投资扩张,逐步确立了西方中心世界。如今,“一带一路”就是21世纪的跨洲际合作倡议,不只是打通历史上中断的丝绸之路,更是借助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念,开创新型全球化——全球化3.0时代。
  “一带一路”倡议秉承“万物互联”的理念,开发和应用包容性技术,改变传统技术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状态;创新和实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开创包容性全球化,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千年梦想”。
  “一带一路”对全球化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一,它在重新定义全球化。以前的全球化是海洋型全球化,全球化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跨国公司将工厂搬到中国来,我们向西方开放并成为他们的市场;如今中国在经营全球化,世界向我们开放,共同做大市场。第二,全球化转变为本土化,“一带一路”不是搞跨国公司全球配置,也不是中国公司到世界各地去开工厂,而是进行一国一策的当地化,按照当地实际需求来生产。第三,从“部分全球化”向“包容全球化”转变。“一带一路”让全球化更加包容、均衡、普惠,在全球化上树立了中国的话语权。
  从时间维度看,从人类文明、全球化史去理解“一带一路”的意义,就是丝绸之路的复兴将让欧亚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地带,告别西方中心论,推动文明的共同复兴。
  空间维度:重构世界经济版图
  空间上,“一带一路”到底包括哪些国家,该如何布局?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包括65个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人口占63%,主要包括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以前改革开放盯在发达国家,现在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还有人把“一带一路”说成“对外撒钱”,将其等同于对外援助,这其实是误解。这些国家虽然不够富裕,但发展潜力非常大,他们对中国的需求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发达国家的需求一样。他们需要资金、技术,而我们需要市场。
  将“一带一路”落到实处,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进行观念和思想的转变。
  转变发展观 《史记》记载:“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改革开放主要向西方开放,尤其向美国开放,但这个发展模式无法持续。金融危机以后,西方消费者手头紧,购买不了那么多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的产能过剩,产品卖不出去,证明只盯着发达国家的市场是不够的。有经济学家提出,除了跟发达国家这个环流以外,能不能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建立一个新的产业链环流,形成“双环流”,对冲发达市场的风险,这就是“一带一路”最早思想的原型。
  转变时空观 “一带一路”超越了历史上“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大战略。我们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突破,既兼顾陆海,又呼应东西。以前,李鸿章和左宗棠争论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具有时代局限性。“一带一路”表明两者都很重要,我们要从大的时空观理解“一带一路”。
  转变世界观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冷战结束后,西方追求全球主义,在政治上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试图让全球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标准化。美国耗费了大量实力并未实现全球西方化的目标,而经济全球化让财富和权力更快地集中到顶层资本所有者手里,同时也掏空了工业基础,扩大了贫富差距。事实上西方的上层操弄了全球化,而社会的底层民众却把目标对准了全球化和中国这样一些全球化中的成功者,试图彻底打击和抛弃全球化。这样一来,全球化开始走向碎片化。“一带一路”的提出,就是要以互联互通,引领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17世纪前的欧亚大陆时代,马、骆驼和帆船是人类主要交通工具;18世纪的海权时代,蒸汽机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19、20世纪后,迎来了铁路时代、飞机时代。如今,人类迈入陆海联通、万物互联时代。高铁成为21世纪代表性交通工具。中国已经在引领人类新型的工业化、城镇化,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和联动发展,这就是“一带一路”思想的精髓。
  “一带一路”空间重点走向可以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来概括。“六廊”就是六大经济走廊;“六路”就是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路;“多国”就是培育若干支点国家;“多港”就是建设若干支点港口。“一带一路”具体走向分为陆上三条线,海上两条,五个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个方向是中亚、俄罗斯到波罗的海,第二个是通过西亚、波斯湾到地中海,第三个是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到印度洋;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以及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通常说的65个国家,是这五个方向的沿线国家。项目建设在沿线国家,但是项目本身需要全球融资、全球市场的支持,美元、美国公司、美国人大量参与,还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因此美国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远期可考虑北极、南美方向,目前的空间布局是产业链的自然延伸,将来还会进一步拓展。
  从空间角度来讲,“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帮助那些内陆国家寻找出海口,实现陆海联通,比如欧洲有“三河”(易柏河、多瑙河、奥得河)通“三海”(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黑海)的千年梦想。“一带一路”激活了这一梦想,助推欧洲互联互通,形成中欧陆海快线、三海港区的大项目。另外一个是实现规模效应,现在欧洲越分越小,“一带一路”提出以后,能够把小国连在一起,建立大市场,尤其把内陆和海洋连在一起,实现陆海联通。这是“一带一路”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一带一路”推动中国重新建构世界经济地理版图,很多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把中国现在的产能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经验和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使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一带一路”超越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创造没有霸权的时代,开创东西和谐、南北包容的未来。
  自身发展维度:弥补历史与现实短板
  “一带一路”尽管是新生的,但是很多项目是有前期基础的。“一带一路”与“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并称为中国新时期的三大发展战略,将有力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世界性普遍难题。
  贫困问题 “盗贼出于贫穷”,很多地方落后,冲突对抗源自贫穷。只有让他们互联互通,才能了解外部世界。中国的经验就是“要致富,先修路”,互联互通,就是我们生产、生活方式重新布局,要以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
  贫富差距问题 世界的贫富差距问题与全球化布局密切相关。最大的贫富差距就是沿海和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不患寡而患不均”,怎么解决贫富差距,最重要的是“东西互济,陆海联通”。
  治理问题 “治大国若烹小鲜”。当今世界之乱象,就是如何治理,怎么解决不折腾的问题、碎片化问题。中国人考虑问题要标本兼治、统筹兼顾。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说中国修高铁是不赚钱的。他所谓的赚钱就是卖了多少票,但是修高铁以后带来的房地产、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西方经济学是考虑不到的。所以,不能用原来的模式理解“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和现实的三大短板。第一大短板是原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没有实现互联互通的短板;第二是补世界经济短板,尤其是实体经济的短板;第三是补全球化短板,打造包容性全球化。与此同时,风险和机遇成正比,“一带一路”的风险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法律、道德等方面。安全风险被讨论得比较多,因为“一带一路”正好经过所谓的“不稳定之弧”,文明的断裂带和板块的连接地带。
  近代以来,美国、西方那套逻辑越来越不管用了。“睁眼看世界”,以前看的是发达世界。“一带一路”让中国彻底走出近代视野,开启引领未来的道路。为什么“一带一路”能够在世界上引起这么大反响,因为它在解决世界日益增长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有力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有阿拉伯学者说,几百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输出枪炮要我们的石油,只有一个国家还给我们修路,它就是中国,“我们对‘一带一路’求之不得”。
  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模式日益失望乃至绝望,而对中国模式越来越感兴趣,赞赏中国脱贫致富、快速发展的做法与奇迹。过去,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援助依赖。现在,中国投资模式又区别于西方模式,正在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短板。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双重内陆穷国,按市场经济是很难获得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但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彰显“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中国模式魅力。而印尼雅万高铁之所以中方击败日方胜出,就在于中方绕开了印尼方政府担保的前提,背后拥有中国国有银行的有力支持。中国模式同样正在非洲大显身手,非洲第一条中国标准跨国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从设计、施工到运营,全都采用中国模式,而且蒙内铁路和蒙巴萨港口建设也是如此。
  投资基础设施,短期可创造就业、增加需求,长期来说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老旧,仍有投资机会,而真正好的投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资金约8000亿美元,非洲国家约5000亿美元,全世界总需求约2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0.7美元的进口,其中0.35美元来自发达国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为其创造结构性改革空间。
  建设“一带一路”也是三步走:第一步,2016年开始,重大基础设施开工,重要自贸协定谈判取得突破;第二步到2024年左右,打通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第三步,2049年左右,“五通”都要实现。
  韩非子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一带一路”既要有智谋,又要有道德,还要有气力,三管齐下。这就是为什么要用三个维度理解。
  从历史上看,建设“一带一路”要有智慧。回顾大国崛起历史,它们无不从修建基础设施开始从而成就自己、造福子孙万代,例如罗马车道、水渠,秦始皇修筑秦道,隋炀帝修京杭大运河……从空间上,建设“一带一路”要有智谋。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通信网络组成的欧亚非立体交通网络、产业链及经济走廊如何布局?既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地理环境,更要有全局观。从长远看,建设“一带一路”要有气力。中国搞“一带一路”是有底气和内功的,国内没有互联互通怎么跟人家通,国内经济实力不够,如何让人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整个世界不再只是抽象地谈论中国崛起了,因为中国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是关注中国崛起以后做什么,和其他国家有什么关系,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有别于以前西方大国?换言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因为“一带一路”而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也开始从“一带一路”逐渐展开。
  “一带一路”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因为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有现实的合理性,要搞基础设施,要推动实体经济走出低迷,要消除贫富差距;还有未来的合理性,要引领国际合作的方向,探索新的合作模式,突破原来的零和博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类的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而且这将有别于以往,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面临过几十亿人在搞工业化、全球化,必须要创新模式,只有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空前挑战和不确定性。
  对沿线国家进行分类,哪些国家先通什么,国家不一样,发展不能一概而论,这就是一国一策,一事一策,不同的行业规律也不一样,要尊重各自行业、各自地区自身的发展规律、国情、习俗、法律、市场标准等。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且折射出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难能可贵;同时也反映出“一带一路”面临的种种风险,应仔细谨慎评估和妥善应对,毕竟是在国外从事基础建设,建设开发区、经济走廊。(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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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刻】人民大学王义桅:“一带一路”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生工程
  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由光明网出品的【学习时刻】栏目,今天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请他谈谈对主席讲话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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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王义桅:如何应对“一带一路”中的地缘风险?
  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5月15日新华网思客专栏。
  在“一带一路”沿途、沿线诸多国家中,目前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的有50 多个,但是无条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收益,但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干扰“一带一路”的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
  如何确保“一带一路”的安全?换言之,如何将利益共同体变成“利益+ 安全共同体”?中国如何与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针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道路、贸易、货币、人心“五通”的地缘政治风险,首要的要处理好以下挑战:
  美国的战略围堵
  “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地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一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三股势力搅局;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中国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台湾加入TPP;五是与日本一道,借助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劳工标准等,利用亚行阻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败坏“一带一路”声誉。
  当然,战略分析总是从最坏处着眼,追求最好。现实表现中,美国并非一味反对,或围堵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未雨绸缪,必须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化解美国的战略疑虑,破解美国可能的战略围堵。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公司、个人可能率先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实施,推动美国政府更新观念、转变看法。我们也尽可能将美国利益融进来,引导、塑造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并以其盟国态度反推美国立场变化,使之朝向有利于、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的战略猜疑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连。“一带一路”的关键挑战,在海上是美国,在陆上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2015 年1 月1 日起正式投入运营,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会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尔吉斯斯坦,将有三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一度是警惕和紧张的,一是怕绕过俄罗斯:二是怕与欧亚联盟相对立:三是怕取代上合组织。经过不断做俄罗斯政府工作,终于取得其支持,并将其远东开放和远东铁路改造项目融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带动俄罗斯经济发展。在具体规划、实施中,需要中方始终考虑俄方利益,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因此,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麻烦,不只是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更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的不接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一带一路”理念、体制不兼容——铁轨的不兼容还是技术层面的,观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烦。
  印度的战略不合作
  2014 年底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中,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刚称,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二是所经地区争议、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三是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等。
  但是,印度并未公开反对“一带一路”战略,甚至赞同将东北邦开放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的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建设经验十分看重。针对印度的大国心态与安全关切,中印可效仿中日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机制,建立中印21 世纪友好委员会,加强战略磋商、地方交流,推动民间智库联系,探讨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合作开发、经营的可能性。
  日本的战略搅局
  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联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中国唱反调;二是利用其对外直接投资(FDI)优势搅局;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中国项目;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中国竞争。当然,日本并非不能争取。中日韩自贸区、外长会晤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都在化解日本可能的战略搅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北部延伸,联通韩日,是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希望。
  如何应对有关风险?应确立两容、两分、两轨思路: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联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北约与欧盟的合作模式——北约提供欧洲的硬安全、欧盟提供软安全服务,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金融投资不能央行托底,安全风险不能解放军托底,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把中国要维护安全变成他们要维护安全,把我们的风险变成他们的风险。所谓“两轨”,就是针对沿线及域外国家的各种心态,在以下方面同时推进:
  第一,安全与经济双轨。与有关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不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美国提出TPP,并没有人质疑美国与这些国家还有双边的利益冲突。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强调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推进区域合作倡议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价值,不受历史和现实冲突的干扰,避免把它说成是中国单方面推进的战略。
  第二,双边与多边双轨。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比如自贸区、投资协定谈判很重要,多边的经济走廊,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很重要,是联系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拓展经济合作、互利共赢新模式。
  第三,南海与印度洋双轨。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印度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对于联系亚非欧大陆至关重要,两者都是通达欧洲终点站的必经之道。通过瓜达尔港、克拉运河绕开马六甲海峡,是双轨推进南海、印度洋的可行举措。
  当然,双轨是形式,不是目的,最终要实现双轨统合,一盘棋推进。从外部环境讲,美国仍然是牛鼻子,要摒弃绕开美国的侥幸心态;俄罗斯、海湾国家合作组织、印度、伊朗、土耳其等是关键节点,欧盟是抓手。除了与陆上丝绸之路精神相通内容外,海上丝绸之路更强调开放、包容、透明原则。海上丝绸之路合作要照顾各方关切,才能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新亮点。
  最后,要抓住欧洲。“一带一路”并非中国单向推进,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带一路”风险。推动欧盟加入“海上合作组织”;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经营中亚、中东、西亚北非市场。提升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话语权;抓住美国放弃国防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的时机,联手欧洲推动互联网国际治理民主化。(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成立。人大重阳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人大重阳是一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现已拥有超过30名全职员工,聘请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76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近30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合作关系。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2014年人大重阳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列第106位,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并行入围的七家中国智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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