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零声母”--《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5期
说“零声母”
【摘要】：汉语音节可分解为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音节开头没有辅音被称为零声母。学界对什么是零声母没有异议,可对零声母算不算1个声母意见却有分歧。辨析把零声母看做1个声母在逻辑上的荒谬性,指出对普通话声母数量还须恢复学界原来的认识,即它们只有21个而不是包括"零声母"在内的22个,对声母定义也须回归学界从前的共识,即声母是音节开头的辅音。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H116【正文快照】：
汉语中“零”有多个含义,其中之一表示没有数量,如“零声母”表示没有声母,“零韵头”表示没有韵头,“零韵尾”表示没有韵尾。这些含“零”词所表示的事物都没有对应对象,都属空概念,即外延都是零。按照汉语传统的分析习惯,音节可分解为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有的音节不以
欢迎：、、)
支持CAJ、PDF文件格式，仅支持PDF格式
【共引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申向阳;[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01期
袁聚录;;[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01期
张艳林;;[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01期
周春华;;[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01期
倪荫林;[J];安徽大学学报;2004年01期
邹建军;周亚芬;;[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期
丁亚元;;[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01期
甘翠华;;[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陈秀平;;[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6期
谭贤楚;周长城;;[J];安徽农业科学;2009年20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刘涛;;[A];第四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C];2008年
李庆伟;;[A];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B卷）——第七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暨浑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论坛文集[C];2010年
王仁强;;[A];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6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2005年
陶原珂;;[A];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论文集[C];2007年
潘雪莲;;[A];中国辞书学会第六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年
谢英;;[A];海峡两岸辞书学研讨会暨福建省辞书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5年
江必新;程琥;;[A];《WTO法与中国论坛》文集——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年会论文集（八）[C];2009年
阎宗彪;乔生;;[A];第八届全国绿色环保肥料（农药）新技术、新产品交流会论文集[C];2009年
邹伟;段竞晖;鞠霓;饶晓亭;胡丽莉;张雪;罗邦民;;[A];当代法学论坛（二○一○年第1辑）[C];2010年
孙景亮;;[A];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三卷）[C];2009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张俊;[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
顾远飞;[D];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
张雪樵;[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邹春生;[D];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
曹立新;[D];武汉大学;2010年
彭懿;[D];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
孙余余;[D];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
郭继文;[D];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刘文革;[D];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惠赟;[D];大连理工大学;2011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周延丽;[D];华中农业大学;2010年
吴恒竹;[D];上海体育学院;2010年
徐晓明;[D];上海体育学院;2010年
苏甦;[D];上海体育学院;2010年
杨阳;[D];上海体育学院;2010年
刘小飞;[D];上海体育学院;2010年
董娇;[D];辽宁师范大学;2010年
刘佳;[D];广西师范学院;2010年
夏路;[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周萍;[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
【相似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戈致中;;[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万学仁;李洪才;何开刚;;[J];中文信息;1995年06期
子木;[J];语文建设;1988年04期
徐连祥;;[J];语文学刊;2008年20期
周有光;[J];语文建设;1961年01期
文字汉学编辑部;[J];语文建设;1959年22期
捷亚;[J];语文建设;1985年04期
杨志浩;[J];语文建设;1985年06期
许泽金;;[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7年06期
尹斌庸;[J];语文建设;1989年02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施榆生;;[A];吟诵经典、爱我中华——中华吟诵周论文集[C];2009年
倪宏;李昌立;莫福源;;[A];第三届全国人机语音通讯学术会议论文集[C];1994年
陈莹;;[A];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02年会论文集[C];2002年
韩淑红;吴远庆;;[A];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6年
赵军;敖其尔;吉仁尼格;巩政;葡萄;陈建东;;[A];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研究——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7年
孙丽红;;[A];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04年会论文集[C];2004年
陈代于;;[A];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第八届年会、中国计算机学会中文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暨汉字输入技术与应用研讨会论文集[C];2002年
陈宏;;[A];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八辑）[C];2008年
谢奇勇;;[A];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八辑）[C];2008年
范可育;;[A];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2003年年度会议论文集[C];2003年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莘乃珍;[N];中国教育报;2006年
泰州师专 何广见;[N];语言文字周报;2009年
戎海;[N];海南日报;2009年
本报评论员;[N];中国教育报;2008年
任丽梅;[N];中国改革报;2008年
杜永道;[N];语言文字周报;2010年
本报评论员;[N];人民日报;2008年
崔立勇;[N];中国经济导报;2008年
王洁;[N];语言文字周报;2008年
杨晨光;[N];中国教育报;2008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朱麟;[D];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
王茂林;[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王圆圆;[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
戴光宇;[D];中央民族大学;2007年
黄平牧;[D];北京邮电大学;2008年
钟金宏;[D];合肥工业大学;2001年
陈宝勤;[D];四川大学;2004年
王霄兵;[D];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李巧兰;[D];山东大学;2007年
王媛媛;[D];暨南大学;2007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英亚娟;[D];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
田方;[D];浙江大学;2004年
张双;[D];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
杨峥琳;[D];云南师范大学;2003年
夏月容;[D];湖南大学;2004年
柯莉;[D];内蒙古大学;2005年
苏张;[D];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
孟晓;[D];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
程训令;[D];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
孙书杰;[D];河北大学;2003年
&快捷付款方式
&订购知网充值卡
400-819-9993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 84-48信箱 大众知识服务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新出发京批字第直0595号
订购热线：400-819-82499
服务热线：010--
在线咨询：
传真：010-
京公网安备75号轻松学古代汉语发音（‘隋唐音’中古篇） _汉语中古拟音[ 10:45:56]
专题分类:>>>
　　连载一 哪种方言像古代汉语？经常在网上看到网友争论，哪一种方言像古代汉语？有人说是粤方言，有人说是吴方言，还有人说四川方言。对于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人来说，很难对古代汉语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随便下结论说“XXX像古代汉语”都是不科学、不严谨的。从语言本身来说，任何语言都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4个方面要素。所谓“像古代汉语”，到底是语音像古代汉语语音，词汇像古代汉语词汇，语法像古代汉语用法，还是语义接近？假设粤方言的语音接近古代汉语语音，而普通话的词汇接近古代汉语词汇，语法、语义和古汉的相似程度都一样，那么谁像古代汉语？没有数量化的可比性。单从语音来说，假设粤方言的韵母接近古汉语韵母，普通话的声母接近古汉语声母，那么谁的语音更符合古代汉语发音？同样无法下结论。譬如很多人说粤方言读唐诗押韵，普通话不押韵的例子，押韵只是证明韵母接近，对于其它语音要素的相似是不能提供证据的。第二，“古代汉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从纵向来看，不同朝代的汉语差异巨大。商朝汉语和隋唐汉语根本不能通话；隋唐汉族和明朝汉族也是鸡同鸭讲。我们的教科书通常把“古代汉语”等同于先秦文言文，事实是秦汉以后的汉语写出来已经不是文言文了。之所以历代书面语写出来大同小异，是因为古人系统的模仿西周早期和春秋时代的汉语和汉语文章笔法，唐宋人学习古文不比我们现代人容易，当时活的语言本身和书面语已经脱钩很久了。从横向来看，汉语方言不是今天形成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商朝、周朝时期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异度小于当代。有的读者要说，可不可以只讨论古代汉语普通话，严谨的来说，中国古代，至少在明清以前，从来没有“普通话”，这个问题在以后的篇幅中会详细论述。所以说，轻易的下结论 “XXX像古代汉语”，科学的来讲找不到准确的目标，我们只能说XX方言在XX方面保留了比较多的XX时期的古代汉语元素。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就是普及基本的古代汉语发音知识。有几个事项予一人必须事先说明：一、本书是一部普及知识性质的著作，不是专著。假使你是专家、学者，就不用浪费时间来读了，本书服务的对象是非专业的，有兴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当然予一人欢迎所有人提出宝贵意见。二、因为不是专著，予一人不能保证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严谨、科学的，只能提供现成的，比较主流的观点。在有争议处，优先选择学术界多数人的观点。三、既然是讲语音内容，就需要有一套音标系统。学术界通用的是国际音标，普通读者是不识别国际音标的，所以本书标音尽量用汉语拼音，不够的情况下会用一些汉语拼音的拓展符号，再不够的情况下，会用英语、法语、德语里的读音来补充说明。目的是尽可能的让普通人能够看懂，没有特殊说明，标音全部是汉语拼音。四、本书的目的是介绍古汉语音的基础知识，只讲“其然”，不重点讲“其所以然”。连载二中国古代的“普通话”（1）要讨论古汉语发音，首先必须明确指的是古代的标准语语音。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有标准语，没有普通话。语言是在智慧人类产生时就产生的，估计有一百多万年的历史。但是汉语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产生，其历史不过一万年，有的专家认为是三万年，无论如何相对来说还是很年轻的。目前直接可考的最早的标准语就是西周的“雅言”，用韵特点突出反映在《诗经》当中。但是“雅言”绝对不是古代汉语的顶点，现存有文字材料的最早的汉语是记录在甲骨文当中的商朝汉语。可能有这样的疑问：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人和商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一个起于西戎，另一个起于东夷，原先可能根本不是同一语族的，后来的汉语究竟是“周语”还是“商语”。予一人可以回答，现代汉语的祖先肯定是“商语”，也是西周“雅言”，是不是周人普通老百姓的口语，那就不一定了。甲骨文反映出来的“商语”、《诗经》反映出来的西周“雅言”和中古汉语、现代汉语都有继承关系，具体怎么看出来的，会在上古汉语著作部分有概括的介绍，本书主要讲中古汉语，不详细展开了。周在克商以前，相对于商来说，是一个经济、文化、技术都相对落后的部落社会，周称商为“大国商”，自称“小邦周”。考古上没有发现过周在商朝中前期有使用文字，周朝建立以后用的金文字明显是甲骨文字的继承与发展，合理的解释就是周朝文字就是借用的商朝文字，以当时周社会所处的文明阶段来看，它不可能发明自己的文字。周人应该是从俘虏的前商贵族和巫师那里学会了文字和配套文字的商朝标准音。这个过程很可能从周人接触商文明早期就开始了。西周标准音就是继承商朝标准音的一种发音体系。还会有疑问，借文字不代表会同时借读音，有很多例子表明可以光借外族文字不借发音，譬如日本人可以用汉字写日语，伊特鲁里亚人可以用希腊字写伊特鲁里亚语，周人可不可以借商文字来写“周语”？假使可以，那“西周雅言”和商朝标准语就对不上了。逻辑上来说，这种说法有道理；事实上来说，借外族文字书写，一开始都是连外族语发音一起借的。日本早期借汉字写的是中国文言文，后来才写日语；明代女真人没有发明满文以前，用蒙古文字书写，写的也都是蒙古语，打仗时候写军令要由懂蒙古语的人来执笔；从技术上来说，用外族字写本族语是要有一定的改造的，同时需要一个过程，日本人改造了一些汉字，发明了“假名”才能写日语，女真人也是改造了蒙古文字才发明自己的满文的。对于原来没有文字的周人来说，很大可能就是商文字和商语言一起借用。当然，那是在双方语言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假使“周语”和“商语”本来同一语族甚至是同一语言的方言，周人可以很方便的借甲骨文写自己的语言。无论哪种情况，西周“雅言”和商朝标准语是同一体系，发展出了后来的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汉语。连载三中国古代的“普通话”（2）前文讲到，周人从前商贵族学到了文字和标准音，能够学会的也是少数贵族，该如何将贵族语言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呢？首先，根本不需要推广。古代社会能够读书识字的人很少，老百姓没有这个需求，周王室也不希望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中有很多文化人；其次，相对于商部落和商的亲属诸侯国来说，周人的数量很少，其群众基础还是商部落的人，他们本来就会“商语”。西周统治者需要的只是在官僚系统内推广标准语。对于东方原属商朝和商朝诸侯国统治的区域，周王室采用分封姬姓王族和大贵族为诸侯国国君来统治人民的政治体制。国君是王室成员和高级贵族；各诸侯国内的官僚，都是诸侯自己指定的宗亲和近臣，也就是较小的贵族；有条件学习文化知识的仅限于这些人群。对于西周直属的渭河流域国土，周王也采用类似的分封制度，只不过在这些地方封国面积很小，诸侯以周室宗亲和克商前就依附周部落的臣下为主。由于西周早期官员没有俸禄，国家也没有税制，因此担任官员的不可能是收入低下的平民，只能是大小贵族，知识分子在就在其中产生。当时的汉语标准语就是以周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口语。从周到东晋南北朝，官方都是模仿雅言音为标准音，虽然期间在不断的走样。直到今天，研究上古汉语语音还是以研究《诗经》音系为主，这是中国上古音（溯源的话，上古音最早的材料应该是甲骨文卜辞，但是发现甲骨文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中国传统音韵学发展时期是没有任何甲骨文材料的；甲骨文语言系统的研究是清末民初以后的事了）。上古音阶段，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成文的语音标准。补充一点，为何在标题中使用带引号的“普通话”，在正文中使用“标准语”而不是“普通话”呢？回到《中国古代的“普通话”（1）》一文一开始，中国古代有标准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通话。“商朝语-西周雅言”系统就是历代中国古代标准语的前身。统治者对于标准语的界定，以少数人为准，完全不考虑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像今天一样制定标准，推广普通话。虽然我们无法穿越回到过去探究历史，但是从一些后世的例子可以看出标准语创立的大概情况。譬如满族创立满语标准语时，完全以建州女真少数统治者的口语音为标准音，根本不考虑分布在各地的满语方言发音。汉族也是一样，雅言使用者数量在汉族国家内部是绝对少数，予一人以为这种语言还称不上普通话，可能很多人可以听懂，但是会说的不多，大多数人说带重口音的标准语。连载四中国古代的“普通话”（3）科举制的出现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标准语的垄断。平民可以通过考试去当官，实现了社会阶层时下而上的流动，同时从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中有填词、写诗、写韵文的内容，历史要求官方给出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原因，经历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雅言”分裂了。在南北朝已经形成了北朝正音和南朝正音，虽然双方都尽最大努力来保留传统的渭河流域的古老发音，但是由于历史、地域、外族入侵等等的原因，政治上的分裂必然导致标准语的分裂。中国古代把记录语音的专著称为“韵书”。隋朝以前不是没有韵书，吕静的《韵集》，夏侯泳的《韵略》，阳休之的《韵略》，周思言的《音韵》，李季节的《音谱》，杜台卿《韵略》都是经典的作品。这些韵书最大的缺点是描述相互不同，甚至矛盾，多标准等于无标准。中国急需一本权威的韵书来规范汉语语音，历史把一位青年才俊推到了前台，他就是陆法言。陆法言（生卒不祥），名词，字法言，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音韵学家。相州邺（今河北临漳县）人，生于官宦之家；据考证，是汉化的鲜卑人，从小在江东长大。其父陆爽，教导陆法言自幼刻苦学习，知识广博，尤其在音韵学方面，有极高的造诣。隋文帝开皇初年（公元581年），闻名天下的8个大公知，刘臻、萧该、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汇集到陆法言家中讨论标准音的问题。当时刘臻、颜之推等人都是成名已久的前辈名宿，陆法言只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后生晚辈，据其本人所说，他将群贤讨论标准音的结果记录成文字，成为一部《切韵》。讨论不过一晚，而成书却在隋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也就是说，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陆法言才把成果整理完成，可以说他厥功至伟。《切韵》代表的音系，就是从此以后直到明代，历代官方所用的汉语标准音，这是中国中古音。至今研究中古音，还是以《切韵》音系为基础。关于《切韵》的成书过程，在该书的序中有详细记载，全文如下：“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咏《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消舒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余学，兼从薄官，十数年间，不遑修集。今反初服，私训诸子弟，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存者则贵贱礼隔，以报绝交之旨。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何烦泣玉，未可悬金。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扬雄之口吃。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连载五归纳法研究古代汉语发音当然不能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来进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出音节的一般规律，运用归纳法的原则，分门别类的来研究古汉语发音。先看现代汉语音节。最简单的现代汉语音节就是只有一个元音，譬如“啊”a；复杂一点的，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也叫声母加韵母，譬如“他”ta；然后我们会发现，韵母不一定是单个元音，可能有双元音，譬如“讨”tao；双元音前面还可以加一个元音，譬如“跳”tiao；声母必须是辅音或者半元音，不可以有元音，但是韵母里面可以有辅音，譬如“探”tan；现代汉语最长、最复杂的音节就是类似这种形式，譬如“框”kuang。以kuang为例，汉语语音学把k叫做声母，uang叫做韵母。韵母当中u是韵头，a是韵腹，ng是韵尾。汉语音节假使有声母，声母必须是辅音或者半元音；现代汉语声母严格遵守最多只能由一个辅音构成的原则，英语中单词string前面类似声母的位置由三个辅音组成，是一个辅音丛（复辅音）；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允许出现的，包括在现代汉语所有方言中，至今还没有发现声母是超过一个辅音的，可以没有，但是不能大于一。有几种音节是特殊的，譬如wen,yang，yun等等，汉语拼音的w, y，yu出现在音节顶头位置等同于u, i，ü，可以认为它们是半元音做声母，也可以认为这些音节是零声母。按照传统，本书认为是零声母。再看韵头，现代汉语韵头只有4种情况：一、没有，譬如ta；二、有i，譬如qia；三、有u，譬如zhua；四、有ü，譬如yue。韵头还有一个名称叫“介音”，它是连接声母和后面韵母的媒介、纽带，特点就是要么没有，要有就是半元音，有的人认为介音既不是辅音也不是元音，是第三类音素。韵头后面就是韵腹。韵腹是一个音节的核心，汉语当中声母、韵头、韵尾都可以为空位，唯独韵腹不能缺。韵腹就是一个音节的主元音，一般来说人类语言中没有主元音称不上音节（某些特殊的辅音可以自成音节），汉语中最简单的音节就是单独一个韵腹，譬如a, e, i, u(wu)。联系到韵头，有的音节韵母只包括一个u, i或者ü，譬如tu, di, qu，因为不能没有韵腹，所以在此认为u, i和ü是韵腹而不做韵头。韵腹后面就是韵尾。韵尾可以没有，譬如ta；可以是辅音，譬如tang，韵尾是一个后鼻韵ng；也可以是元音，譬如tai，韵尾是i。一个汉语的音节可以表示为：音节=声母+韵母+=声母+（韵头+韵腹+韵尾）,用O(Onset)表示声母（首辅音），M(Mediate)表示介音（韵头），N(Nucleus)表示主元音（韵腹），Co（Coda）表示韵尾（不确定是辅音还是元音），S(Syllable)表示汉语音节，于是：汉语音节S=OMNCo，加上声调T(Tone)，公式就是：汉语音节S=OMVCo+T，其中O, M, Co都可以为零；M只能是零、u、i或者ü；Co可以是辅音也可以是元音。有了公式，研究古代汉语语音就方面多了，对于每一个字的读音，只需要分析它的O, M, N, Co分别是甚么，就可以组合发音了。连载六研究古汉语语音的材料根据现代汉语音节形式我们总结了汉语音节的组成公式，也明确了要研究哪些东西，本书先讲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音系。古人的记载在研究古代汉语音中肯定是最重要的。本书主要研究《广韵》代表的中古汉语音系。《广韵》的全名是《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更早的《切韵》、《唐韵》等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有人会问：前文你说《切韵》是中古汉语音的代表，为甚么要研究《广韵》呢？一、《切韵》作为第一本标准韵书，虽然实际操作中，科举考试以其为准，但是政府并没有官方发布过；二、《广韵》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主修的韵书，明确了官方地位；三、《广韵》记录的所有汉语的韵和《切韵》是一样的，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收录的字比《切韵》也多了很多，《切韵》全本反而失传了，在民国初年才又被发现；而宋元明清时代中国音韵学兴起的时代，学者要找《切韵》音系，看《广韵》就行了。本书的基本方法就是根据《广韵》，把汉语音节S=OMVCo+T中各字母代表的所有音值都求出来，组合起来就是每一个具体的汉语音节的读音。有些逻辑严谨的读者又会提出问题：你总结的是现代汉语的音节公式S=OMVCo+T，你怎么知道中古汉语音节结构和现代汉语是一样的？这个问题会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用甚么样的有效材料来反推中古汉语语音。材料分为几种：首先肯定是古人的总结，主要是通过韵书、韵图和一些文字记录来传达古汉语音系知识。对于中古汉语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切韵》和《广韵》中的反切；韵图是对韵书音系的系统总结，它有直观的优点，因此也是要优先利用的材料。其次是汉语方言材料。现代汉语方言都是古代汉语的后裔，它们在各自的进化过程中有的快，有的慢，把方言音节代进《切韵》的反切中去考察，会发现任何一种方言中绝大部分的音节都符合中古汉语的语音组成规律。方言是研究古代汉语的好材料，说白了，用后代研究祖先是很直观、有效的方法，其它途径都是间接的。回到上面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中古汉语音节结构和现代汉语是一样的。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音节都是类似的结构，同时符合《切韵》的要求，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它们的祖先语言音节会不同。第三，外语对音材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予一人以为其中梵语-汉语对音是最有价值的材料，尤其在声母方面。中国大规模翻译梵文佛经从汉朝开始直到宋代初年，期间经历了上古汉语晚期、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早期三个阶段。梵汉对音材料有两个重要的优势：首先梵文是拼音文字，现代人破解了古代的梵文发音，因此在比对梵文单词和古代汉语词汇时很容易总结发音；第二，中国古代的音韵学就是从中国人学习梵语开始。譬如中国古人参考梵文字母中塞音“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分的现象，将汉语塞音辅音也分为四分，这种系统性的总结为现代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梵汉对音的主要缺点在於各个译者没有统一的音译规则，有很大的随意性，在翻译声母时差别较小，而在翻译韵母、韵尾时分歧明显。日语中的汉字借音对复原古代汉语发音也有很大帮助。日语汉字音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分为吴音、汉音、唐音（宋音），一个汉字可能有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读音。吴音是唐朝以前的借音，主要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传到日本的发音；汉音是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汉字发音；唐音（宋音）则是南宋至明清传入的汉字发音。吴音、汉音因为年代接近隋唐，比较靠近中古汉语音系，唐音（宋音）和其它音则较远，因此前两者价值相对较高。日语汉字音主要缺点在於日语只有5个元音音位，无法翻译古代汉语中多种多样的元音，譬如日语没有e，只能用a来音译汉语的e。朝鲜和越南汉字发音也很重要。优点是都有拼音文字来标注汉字发音，同时一字多音的情况不多，朝鲜汉字每个配一种发音，越南一般是一个，少数两个，多个极少见，多为方言分歧。不足之处是它们的汉字读音无法确定来自哪个历史时期。第四，在中古汉语研究上，过去一直不重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音译词。像蒙古、女真、满清、突厥、契丹、西夏等都统治过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其语言中有大量的汉语音译词，《蒙古字韵》，满文老档等材料，蒙古语、满语现在还存在，因此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像契丹、突厥等部分破解的语言文字对复原古代汉语发音也有重大意义。譬如契丹语、突厥语“部落大人irgin”一词对应“夷离堇”，可以知道汉语q、j、j‘等系由ki、gi、g‘i等颚化而来。又契丹语“行宫nabo” 一词对应“捺钵”，可知北宋北方土语此二字发音与现代北方方言已相差无几。总之，古汉语语音尤其是中古汉语语音研究可以充份利用多种多样的材料，原则就是以古人记录为基础，首先考虑方言，结合民族语和外语音译，综合反推中古音。在此说一句题外话，汉语方言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承载了我们中化数千年的文明，呼吁大家不要放弃方言，不要让自己的下一代只学普通话而鄙视自己的母语，方言一旦死亡就再也无法恢复了。连载七古人如何记音我们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总结概括了汉语音节结构，也等于就是中古汉语音节结构，假使古人跟我们有一样的归纳方法来记音，那么可以很容易的就解开古汉语之谜了。很可惜，古人有自己独特的记音方法。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是不表音的，因此记音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最原始的方法就是“直音法”，就是用一个同音字来注音。假设一个周朝人问一个商朝人：“你们国号‘殷商’里的‘殷’字怎么念？”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商朝人会说：“‘殷’，‘阴’也。”就是跟“阴”同音。这种办法虽然直观、精确，但是带来一个问题，你得先认识“阴”，再认识“殷”。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或者说同音字很少，都是些冷僻字，效果很差。譬如说一个小孩不认识“奔”，老师说“奔”就是“犇”，等于没说，因为后面的字更不认识。“直音法”还有一个变体，XX“读若”XX，用近音字来注音，更不精确。拿现代汉语来举例，“唉”很难有同音字，只能找一个音近的，譬如“哎”，问题就是对于后代人来说反而看不出原来甚么音。受到印度梵文的启发，古人想出一种反切法，用两个字来给一个字注音。简单来说，A是BC切，意思就是A的声母=B的声母；A的韵母=C的韵母（包括声调）。古文都是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书写的，B在C上面，B叫反切上字，C叫反切下字。这种方法就是原始的拼音思想，用现代汉语随便凑一个例子，譬如“晓”应该是“希绞”切，声母就是“希”的声母x，韵母就是“绞”的韵母iao，合起来“晓”=xiao，声调也是“绞”的第三声。反切法还有一个局部规则，为了避免混淆，假设A有介音，首先C介音肯定要和A介音一样，最好B也有和A一样的介音。“挪”作“年国”切，就不是太好的反切设计。“国”的韵母是uo没问题，因为“年”带着ni，有的人不小心就会切成ni+uo=nio。古人在用反切注音时候都尽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大多数韵书用的都是反切注音，但是对现代人来说帮助不大，原因就是用来作反切的字太多了。无论哪种语言，音素就是几十个，古人没有现代语言学知识，同一个音素有很多字来注，譬如用1000个字来给10000个字注音，是大大简化了工作，但是还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我们不可能为了得到几十个音素要先去破了1000字的读音。所幸古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中古音所有音节只有36种声母，那么取36个固定的汉字来表示36种声母；《广韵》中只有206种韵，那么取206个固定的汉字来表示206种韵母；总结出来以后，像拼音一样，声母放横排，韵母放竖排，每一个交叉格就是一个音节了，整个就是一张图。隋唐以后的人，不少人就做了这种“韵图”，简单来说，理论上韵图就应该是一张206行36列的表格，当然，现实中的韵图比这个复杂一些，以后我们会详细介绍。古人所谓“押韵”的“韵”，根现代人讲的韵母并不一样。汉语音节S=OMNCo+T，“韵”指的是NCo+T部分，也就是两个字要严整的押韵，必须韵头、韵腹、韵尾和声调都是相同的，很相近的，属于不工整的押韵，不同也不相近的，就是不押韵也叫出韵。今天现代人根据韵书、韵图求出来的“韵”，是NCo+T的总合，不是单个的N, Co和T，但是没有关系，古人在给出韵的同时，会针对不同韵的介音、韵尾和声调做出文字描述，帮助我们精确的切分所有韵母成分，在下文中会详细介绍。连载八声母O：三十六声母和系联法《广韵》是官方第一次修订的韵书，严格遵守《切韵》的反切系统，更加全面，又由于《切韵》全本后来亡佚了，只完整保留在《广韵》当中，后代研究中古音系都以《广韵》为范本。《广韵》一共收录了26194个字，分为206个韵，3874个小韵，用了3874套反切，换句话说，出现了3874个表示声母的字和3874个表示韵母的字。仅以声母来说，3874个字有很多是重复的，去掉的话可能还剩下几百个，而一种语言的声母顶多几十个，如何把几百个字归类呢？学者们采用的是系联法。A字是“BC”切，B字是“DE”切，D字是“FG”切，那么很明显，ABDF的声母是相同的，是一类。按照这种方法，只要把《广韵》的反切穷尽了，就可以知道所有声母分几类，也就是声母有多少个。这种方法就是系联法。譬如“帮”字是“博旁”切，然后再找“博”是“补各”切，再找“补”是“博古”切，“帮”、“博”、“补”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声母都是相同的，假设都是“帮”母（古人把“声母”称为“X母”），用这种办法可以把《广韵》所有声母字分成47个类别。47个类别是否就是47个声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有的声母会产生一个以上的类别。假设已知A、H、I、J、K、L、M、N八个汉字的声母是一类，A、O、P、Q、R、S、T、U是一类，就可以把两类合并成一类，因为它们都包含A，A起到了一个“等价物”的角色，但是如果没有A这种等价物的存在，即便它们声母是一样的，后人也看不出来，只能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声母，所以说47个类别并不代表47个声母，而应该是大于等于实际数量。到了这一步就没有其它办法，只能依靠古人的记载来进一步分析47个类别的声母，宋朝人为了便于记忆发音，出版了很多韵图，前文提过，韵图的基本框架就是横行声母拼竖行的韵，宋朝人给出的中古汉语声母是36个，传统中国音韵学称为“宋人三十六字母”,按照发音部位排列如下：唇音(重唇)：帮滂並明；唇音（轻唇）：非敷奉微；舌头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澈澄娘；牙音：见溪群疑；齿头音：精清从心邪；正齿音：照穿牀审禅；喉音：晓匣影喻；半舌音：来；半齿音：日。按照是否清浊又有如下的分类：全清音：帮非端知见精照心审影晓；次清音：滂敷透澈溪清穿；全浊音：並奉群澄定从牀匣邪禅；次浊音：明微疑娘泥喻来日。像“重唇”、“舌头”音等等术语是中国古代音韵学的专用名词，现代语言学并不采用，从命名描写的器官可以大概看出发音部位，问题不是很大。像“全清”、“全浊”、“次清”、“次浊”4个术语一开始无法理解其含义，要在详细的例证分析当中才能确定具体所指。也许有类似的疑问，既然宋朝人已经告诉我们声母有36个了，为甚么还要用系联法去归纳《广韵》反切音系呢？第一，宋朝离隋朝经过了400多年，汉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宋朝官方刻意去保持《切韵》的标准音，但是难免不受当时权威方言-宋朝河洛方言的影响，不能保证宋朝人的总结就一定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到原书中去归纳；第二，后来的研究证明，“宋人三十六字母”是不完整的，有一些声母宋朝人并没有总结出来，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才能复原。接下来只要把“宋人三十六字母”代表的声母破译出来，就可以知道中古汉语声母的音值了。连载九声母O：“帮”组声母（1）-帮母“帮”组声母从发音部位来看，是重唇音，唇音大概就是类似b, p, m的辅音，没有太大的疑问，究竟甚么是“重”唇，难以轻易下结论。从清浊来看，“帮”组声母内部，“帮”母是次清，“滂”母是全清，“並”母是全浊，“明”母是次浊，“清”、“浊”的具体含义并不明确，只能考察语言材料之后再说。首先利用汉语方言的材料。汉语方言种类复杂，大体来说分为8大方言区，它们分别是：北方、吴、粤、湘、赣、闽、客家方言。每一种方言取几个点（城市）做代表。北方方言区分布最广，人数最多，因此取点最多，最典型的就是北京方言，北方的还有济南、西安、太原方言；有些地区包括两湖的部分、西南、江苏、安徽北部，虽然地理上是南方或者南北方的交界处，但是方言属于北方方言，武汉、成都、合肥、扬州方言做代表。吴方言以苏州、温州方言分别代表北部吴方言和南部吴方言。上海是吴方言的最著名的代表，由于和苏州方言几乎相同，因此有了苏州就不选上海。湘方言，当然长沙方言是代表，属于比较新的；双峰方言代表老湘。赣方言是个小方言，只选南昌音做代表。客家在海外影响力较大，国内不大，只选梅县做代表。粤方言广州不用说了，肯定是代表，另外再选西南的阳江方言分析。闽方言分布和人口都不是特别多，但是内部分裂度很大，各处都选一些，因此本书用厦门、潮州、福州、建瓯方言做代表。汉语方言是反推古音的最重要、最精确的材料，本书用方言材料时候基本上是取上面提到的20个点的方言音。“帮”组声母先看“帮”这个字本身。20个点的汉语方言，“帮”字的声母都是b，没有一个例外。从发音部位来看，b是上下嘴唇相碰发出的，符合古人“唇音”的描述，到此为止，基本可以肯定“帮”母是b。为了追求科学性、严谨性，除了汉语方言，还需要考察一下外语和民族语译音的情况。日语当中汉音“帮”读hau或者hao，吴音“帮”母字声母也都是h；越南汉音当中，“帮”字声母是强摩擦的b，汉语中不存在，但是非常像b；朝鲜汉字和蒙古八思巴文音译的“帮”字声母都是p，它们的p就是汉语的b。综合以上的材料，“帮”母是b已经非常确定了，日语的h只不过是一个例外，它在历史上有b&h的音变。予一人又选了9位国内外的汉语音韵学大师的观点来参考，他们分别是：高本汉、王力、董同龢、周法高、李荣、邵荣芬、蒲力本、郑张尚芳和潘悟云（诸先贤以出生年月先后排名。）。有些人在世，有些人已经做古；既有中国人， 也有外国人，高本汉和蒲立本是瑞典和加拿大的著名汉学家，其他都是中国学者。9位学者对“帮”母的音值，一致认为是b。以后所有的声母、韵母分析，都会遵照方言音、外语、民族语汉字译音、9位专家观点的顺序来论证。前文已经说明，重点在于“其然”，不在于“其所以然”，解释部分，大家看看就行了，关键是记住结论。到这有的人可能就没兴趣了，隋唐“帮”是b，现代所有方言也是b，想来中古汉语发音和现代没有很大区别。如此想法就大错特错，等全部讲完了，你会发现其实是一点都不像的。连载十声母O：“帮”组声母（2）-滂母和並母对帮母做过分析以后，应该基本掌握了反推中古声母的方法和理论，接下来可以分析重唇音“帮”组剩下的声母音值。滂母的分析过程和结果与帮母几乎一模一样，20个方言点“滂”字的声母全部是p，朝鲜汉音和蒙古八思巴文记录也都是用p，不同的就是日本用h，越南用f，因为有音变规律p&h, p&f的存在，所以明确滂母就是p。9位汉语音韵学大师高本汉、王力、董同龢、周法高、李荣、邵荣芬、蒲力本、郑张尚芳和潘悟云也都认为滂母是p。有的读者可能又会有疑问：中古汉语当中声母和“帮”、“滂”一样的字应该很多，为甚么可以单单考察方言和外语、民族语译音中“帮”、“滂”两个字的声母就能得到结论呢？仅仅考虑“帮”、“滂”两个字的声母情况确实是不科学的。《广韵》当中以帮母为声母的字很多，譬如：“邦”、“卜”、“补”、“剥”、“杯”、“彼”、“贝”etc.；以滂母为声母的字也很多，譬如：“派”、“匹”、“喷”、“漂”、“破”、“葩”、“拍”etc。理论上来说要确定声母的具体音值必须考察所有字的音值情况，因为篇幅问题而且这两个声母都是没有甚么争议的，所以在此处就不详述了。並母音值的确定就比较复杂了。已知帮母对应现代汉语普通话拼音的b，滂母对应p,前者是次清，后者是全清。在此必须纠正一个汉语教学当中的误区，普通话声母p和b不是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区别，它们本质上都是清音，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人很清楚的做了区分，也明确的告诉了我们。现代人所谓的“清”、“浊”和声带振动及其起始时间有关，普通话声母p和b都是清音，区别只是发音时出气量的大小，读者可以自己拿一张纸放在嘴前，然后分别发p和b，你会发言发p时有一股强气流冲出，而b没那么明显，其它方面两个音都是一样的。理清了关系，由此我们明确理解了古人的术语，所谓“次清”辅音是指不送气的清辅音b，“全清”是指送气的清辅音p。那么“全浊”的“並母”是甚么意思？还是从考察方言开始，对于“並”字的声母各个方言点有分歧。北方方言区从北京到成都该声母都是b，南昌赣方言是p，闽语的厦门、福州、建瓯在白读的时候是p，文读时是b(白读就是本地读法，文读就是模仿官方读法，一般白读是原生的)，有意思的是吴方言苏州、温州和湘方言的双峰表现为类似法语的“带音”（Voiced）的b，同为湘方言的长沙表现为和北方方言区相同的b。方言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和帮母一样的不送气的b,一是吴方言、湘方言为代表的“带音”b。再看外语、民族语汉字译音情况，日本还是h，应该是音变所致，蒙古八思巴文也用一个“带音”的b，越南也类似。总结所有材料可以归纳为两个音值：b和“带音”的b,究竟是哪个呢？这时候需要引进一些历史知识，谈谈梵文对汉语音韵学的影响。中国古人用的术语“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并不是原创的，而是引进梵语文的说法。梵文把相同部位发音的辅音分为四种，因为佛教流传的缘故，中国古人参照梵文的做法，也把同部位的辅音分为四种，梵文中全清唇音、次清唇音和汉语的全清唇音p、次清唇音b是一样的，因此推论梵文的全浊唇音和汉语的全浊唇音“並母”也是一样的,至少是接近的；而梵语的全浊b音值是在b发音的后面紧跟一股浊音气流，梵文写作bh。综合各种材料，“並母”的可能音值只有两种：一是p，但是假使是p並母和帮母音值就完全相同了，古人不会把它们分为两种声母；二是“带音”b包括类似“带音”b的发音，吴方言、湘方言、蒙古译音保留了“带音”b，梵文和越南汉英表现的是类似“带音”b的发音。这种情况下我们优先相信汉语方言是正确的音值，因为外语、民族语译音再怎么准确，毕竟不是汉语，相信中古汉语的后代方言保留古音是最合理的判断。并且，从现代世界各语言来看，“带音”b的音值，在其它语系语言譬如印欧语法语、德语、俄语等等都普遍存在，在汉藏语系其它独立语言中也很常见，因此吴方言的苏州、温州、湘方言的双峰等地至今还保留了中古汉语的“並母”是很正常的。通过种种分析，终于破解了古代音韵的清、浊疑问，本质上就是现代语言学所说的不带音和带音的区别（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可以简单理解为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和振动，语言学上有更严谨的定义，在此不做详述）。9位汉语音韵学大师高本汉、王力、董同龢、周法高、李荣、邵荣芬、蒲力本、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前三位认为要照搬梵语，並母和梵文的全浊b一样，是b+h的形式；后6位认为没有必要参照梵语，直接看吴方言就行了，也就是並母=“带音”b，本书采用后6位的观点。通过后代语言学人的语音声学实验，证实吴方言苏州、温州的“带音”b实际发音过程是在b的后面跟着一段嘎裂声，贯穿整个音节的韵母，当该音节处於词中或句中尤其明显，本书用一个前单引号（‘）来表示嘎裂声，中古汉语声母的“並母”音值是b‘。连载十一声母O：“帮”组声母（3）-明母和声母小结“帮”组最后一个声母是明母，有了前面帮、滂、並三种声母的经验，明母的推测过程就很简单了。从方言来看，20个点所有的明母字声母都是m（唯一的例外是厦门是文读为b，白读为m），表现出高度一致；从外语译音来看，日本、越南、朝鲜、蒙古字韵音译的明母字音节声母都用m；从汉语翻译外语来看，古人用明母字来音译梵语中m开头的单词，综合来说，明母就是m。高本汉等9位专家一致认为明母=m，没有甚么争议。通过反推中古汉语“帮”组声母的四个音值，可以得出两条非常有用的结论，本书把它们叫做“中古汉语声母排列原则”。原则（一）横向排列原则：同一组内部的声母（一般是四个，也有超过四个的）都是发音部位相同的，以“帮”组来说，帮b, 滂p, 並b‘ 和明m都是双唇音，只不过在发音方式上有些区别，b, p, b‘ 都是以阻塞的方式发音，语言学上叫做“阻塞音”（简称“塞音”）；而明母m是一个靠鼻动力的音，也叫“鼻音”。原则（二）竖向排列原则：同一组声母按照“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的先后顺序排列。“全清”、“次清”都是清音，对应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全浊”辅音在现代普通话已经不存在，仍然保留在吴方言和部分湘方言中，是一种“带音”的辅音；对于“全清”、“次清”、“全浊”来说，和梵语相应的辅音是一一对应的；“次浊”声母在汉语中表现为鼻音，和梵语的次浊不同。根据上面两条的原则，理论上对于任何一组四个中古汉语声母，只要知道其中的一个，就可以推测出其它三个。*再讲一讲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发音的演变规律。从重唇音组声母来看，现代汉语所有方言点的表现和中古汉语基本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普遍失去了全浊音b‘ ，演变为一般的全清音b，只有吴方言和部分老湘方言保留了古音，对于这一组声母来讲，吴方言最像中古汉语，湘方言次之，其它方言再次之。现代汉语普通话声母p, m来自中古汉语声母p, m；现代汉语普通话声母p一部分来自中古汉语声母b, 剩下的一部分来自中古汉语声母b‘ ，至于哪些来自b，哪些来自b‘,目前的知识还不能判断，以后讲中古汉语韵和声调的时候会具体解释。连载十二 声母O：“非”组声母（1）-“非”母和“敷”母在宋人总结的中古声母当中，“唇音”分为两组，即重唇音“帮”组和轻唇音“非”组，前者的音值在前文已经分析过，相当于b, p, b‘,m，用现代语言学来讲，重唇音就是双唇音，发音时上下双唇互相碰触。但是对于轻唇音，暂时还不明白古人是甚么意思，接下来考察“非”组声母“非、敷、奉、微”。《切韵》中没有“非”组声母，所有和“非、敷、奉、微”4个字声母相同的字全部归在“帮、滂、並、明”同类里面，也就是说，《切韵》继承的音系本身认为，“非、敷、奉、微”声母=“帮、滂、並、明”声母。和《切韵》同时代的《经典释文》也认为“非”组和“帮组”是一样的。譬如，“驳”字是“方卓”反，“驳”字声母是“帮”母，“方”字是“非”母，因此“非”=“帮”母；“披”字是“芳皮”反，“披”字声母是“滂”母，“芳”字是“敷”母，因此“敷”=“滂”母；“毗”字是“房脂”反，“毗”字声母是“並”母，“房”字是“奉”母，因此“房”=“並”母；“糜”字是“亡池”反，“糜”字声母是“明”母，“亡”字是“微”母，因此“明”=“微”母；情况在唐代发生了变化，当时“帮”组和“非”组声母在注音系统中严格的分为两组，互相不再会通用。唐代人颜师古、李贤分别给《汉书》、《后汉书》做注，所做注当中有反切注音，“帮”组和“非”组已经分化，这些材料保留在《汉书注》和《后汉书注》中；张参写了《五经文字》，两组唇音也严格的分开；最清楚的就是僧人慧琳写的著名的《一切经音义》，其中作者特地把混用，串用的“帮”组和“非”组声母修改过来；到了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中表现非常明显，“帮”组和“非”组声母完全分离。所谓的中古汉语，时间跨度也很大，从魏晋到隋唐语言不可能一尘不变。即便是建国64年，1949年的北京话和2014年的北京话差别也不小，何况经历几百年的中古汉语。中古汉语早期“帮”组和“非”组声母是不分的，就是一组；而后期，最晚在唐代，已经是两组不同的声母。下面分析“非组”声母的具体音值。首先是“非”母，先选方言材料。“非”字本身在16个方言点的读音中声母都是f，只有在闽方言的厦门、潮州、福州、建瓯4个点声母是h或者英语的h（与汉语h不同，发音部分靠中央），声母为f的地区“非”的读音基本都是类似fei、fi的音节。保险起见，再查一查声母为“非”的其它字，有时候韵母会影响声母的音值，取字的时候尽量取韵图中互相距离远的字，因为距离越远，韵母差别越大，譬如“风”、“废”、“粉”、“法”etc.。基本确定f是主流，闽语有h和类似h的情况。再看看日本、朝鲜译音的情况。日本翻译的“非”母字声母都是h，只有以假名“フ”开头的译音是例外，“フ”在原先日语是hu，现代日语一般读成像吹蜡烛时一样的轻微摩擦的fu（国际音标是Фu）。朝鲜语中没有声母f，全部用的是和中古汉语早期“帮”母一样的p。总结下来“非”母的情况就是：大多数是f，少数是h和类似h的发音。很明显，h是从f变来的。有很多证据：第一、日本假名的例子，日本假名有一项“ハ、ヒ、フ、ヘ、ホ”，原先读音是fa, fi, fu, fe, fo，现代读ha, hi, fu, he, ho，可以证明声母f变成了h，只有一个fu处在f&h的过程中，没有100%完成音变，该变化是日语语言学界确定的；第二，中国方言的例子，很多地方方言把普通话里声母是h的发成f，譬如湖南、江西管“湖南”叫“fu南”。到此我们假设“非”母=f。类似的方法同样可以得到“敷”母=f。问题出现了，“非”母=“敷”母=f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同一个声母。必须把“非”母和“敷”母的区别找出来。根据“中古汉语声母排列原则”，同一组声母内部，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式不同；同一组4个声母是按照“全清、次清、全浊、次浊”的先后顺序排列的，“非”母和“敷”母的区别就是前者是全清音，后者是次清音。参照b和p的对比结果来看，全清和次清音在现代语言学就是不送气和送气之分，所有人发b和p时都可以感觉到后面送出一股气流。在现代汉语中f是一个特殊的辅音，靠气流摩擦发音，换句话说，现代汉语的f没有送气还是不送气的区别，对汉族人来说，f不送气就干脆不能发声，强送气听起来就像是f+h两个音。但是，汉语没有不代表其它语言没有，和汉语同语系的藏语就同时存在不送气的f和送气的f，其它兄弟民族语言也有很多例子。现代没有也不代表古代没有，既然古人严格区别全清f和次清f，我们应该认为它们是两个声母，所以规定：次清轻唇音“非”母=f；全清轻唇音“敷”母=f‘；（其中后单引号[‘]表示有强气流送出；和b‘中的单引号[‘]不是同种气流）对于“非”母和“敷”母音值的构拟，专家之间意见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要严格区分，因为韵书、韵图分了；有的认为没有表要分开，合并就行了，唐宋人自己也见得就严格区分；予一人认为理论介绍中还是要分，用中古音读古诗可以不做区分。现代汉语方言中保留中古汉语声母比较完整的是吴方言，从吴方言来看，大多也没有f和f‘的区别。温州方言没有f‘；只有苏州和苏州附近地区，譬如昆山市，保留了极少的f‘声母字。“朆”字在苏州和昆山市都读f‘en，“分”字读fen，差别很小，本地人多半不能分别；上海和苏州方言非常相近，上海方言也没有f‘，全部和f相同。可见f、f‘本来区别细小，练习中古音读书时完全可以合并到一起朗读。
专题导读:>>>
"汉语中古拟音"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