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陈寅恪》：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本书_读书频道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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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陈寅恪》：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本书
《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吴学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版
　　1995年12月，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正式出版，随后一纸风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逐渐成为长热不衰的话题。事实上，早在陆著问世前三年，吴学昭女士的《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以下简称“吴著”)已经涉及这一题材，虽未形成同样的轰动效应，但吴著首次披露的吴宓日记及遗稿，像令人惊喜的出土文物一样，受到有心人的关注。可以说，吴著在一定意义上为“陈寅恪热”的到来作了铺垫和预告。此后，吴宓系列文献相继推出，为包括“陈寅恪研究”在内的近现代人文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2014年，吴女士根据后来陆续寻回的父亲遗稿以及有关资料，对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修订，再版了《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版，以下简称“新版吴著”)。笔者对照阅读之后，觉得吴著与新版吴著堪称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本书。
　　新、旧之间：不同和相同
　　“革命的‘萧光同志’，最终还原成了文化的‘吴学昭女士’。这个当年不肯读父书的女孩，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恰恰是整理、出版亡父的文字。”(张求会《裂痕初现：年的父女情》，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日)吴著大概是吴女士身份回归后的第一本著作，素材直接来源于她正在整理的亡父遗稿，外人自然无从触碰，只能从正式出版的吴著予以转引，由此造成的新失误迄未终绝。因此，对旧著订正、增补，既是对读者尽责，也是对亡父尽孝，更是对历史尽职。综而观之，文化老人吴学昭在86岁高龄之际，向120岁(冥寿)的父亲和124岁的“寅恪伯父”交出了一份最好的答卷。
　　从15万字的小册子到30万字的大部头，增容扩能只是新、旧吴著众多不同点之一；作者的感言―――“名为增订，实际重写”(新版吴著，序言)，也在提示着读者必须重新衡量新版吴著的量变与质变。不过，既然作者未变、书名未变，那么新、旧吴著肯定存在着相同之处。在我看来，重做文化人的吴女士，无论整理遗稿，还是撰写著作，其实都在完成同一个使命，那就是昭示父辈的心迹。其中，最为紧要的大概有两点：一是坚守“中国文化本位论”；二是“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包括广为人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为这十个字原本就是一种“气节”。吴著一开始就是陈、吴二人的合传，准确地说，是二人生命历程的交集史、千古知音的情感史；新版吴著丰富了这一内涵，又增补了“吴宓的最后二十年”―――十卷本《吴宓日记续编》的高度浓缩，还进一步拓展了陈、吴同时代的学术圈，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众生相，从而赋予新版吴著更加厚重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价值。
　　提升学术规范性
　　据吴女士自述，“父亲遗稿的整理工作，于我一九九一年离休后开始”(新版吴著，第503页)。此后二十余年，其学术成果之丰硕足以令专业学者汗颜：1992年，吴著；1993年，《文学与人生》；1995年，《吴宓自编年谱》；年，《吴宓日记》(十卷)；2004年，《吴宓诗集》；2005年，《吴宓诗话》；2006年，《吴宓日记续编》(十卷)；2011年，《吴宓书信集》；2014年，新版吴著。
　　廿余载绩学不辍，吴女士在提升学术规范性和努力追踪新材料等方面不断获得显著进步。尽管我和乔纳森分别对《吴宓书信集》的编校失误、翻译错误提出过批评(张、乔二文，均见《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日)，但必须指出的是，《吴宓书信集》的整理水平已经较吴著高出一大截。校点文献、翻译外文从来就是技术活，吴女士年轻时忙于革命，步入晚年才转行开始崭新的事业，即便有亡父友生无私相助，其中的艰辛依然可想而知。明乎此，新版吴著的每一点进步都值得赞赏，耄耋尊长的每一份努力尤其值得敬重。
　　我所指的学术规范性，不是指新版吴著在引用陈寅恪原诗时全部改用繁体排印，而是指高于个人执守或习惯的普遍性规则。这些普遍性规范无一不是老生常谈，今天反而成了稀缺的美德：如引述原文必须完整、准确，既不能错讹脱漏，也不能曲笔讳饰，更不能断章取义；又如以“无一字无来历”为准绳，一一交代材料或观点的出处；再如介绍人物、定性事件固然可以凸显论者个性，尤须强调客观、中立、合乎逻辑等等。
　　先说引文的规范性。例一，日《吴宓日记》原作：“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第二册，第144页)新版吴著几乎原样照录：“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第23-24页)大量引录、a栝原作，在新版吴著中比比皆是。以我个人的肤浅体会来忖度，引录、a栝既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失真，又可借助于直接引用而贴近原文的驯雅风格。相比之下，吴著的处理明显欠妥：“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第19页)虽说吴著前此已经说明吴宓等留美学生不赞成胡适、陈独秀全面抨击、彻底否定祖国传统文化，但如此节录难免引致误解。
　　例二，吴宓日日记抄录了当天收到的陈寅恪诗函，内含《春尽病起，宴广东话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有陈氏自注。新版吴著转录陈诗之后，稍作过渡便径直引用日记原文(《吴宓日记续编》，第四册，第140-141页)：“父亲将寅恪伯父寄示的诗作，恭录于当天的日记中，并在诗后写了附记：‘宓按，此诸诗藉闲情以寓正意，虽系酬赠与娱乐之事，而寅恪之人格、精神、怀抱，其近年处境与一生之大节，悉全部明白写出，以为后来作史及知人论世者告。至其记诵之渊博，用语之绾合，寄意之深远，又寅恪胜过他人之处。如(Ⅰ)陆诗如不引注原句，则读者将忽略之，而不赏其‘闻莺’之切新谷莺也。(Ⅱ)钱诗如不引注原句，则读者将谓此句为作者自造而妄谈政治。(Ⅲ)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切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更须久久细读，方可尽得寅恪诗中之意。’”(新版吴著，406-407页)陈、吴同为心思缜密、情感细腻、做事认真之人，一生相知深笃，即便是身处无法放言的特定年代，彼此之间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陈诗隐晦难明的心曲，外人无从探解，吴宓附记不啻打开心门的一把钥匙。因此，引录此等文字容不得半点粗疏。吴著此节(第136-137页)之所以不够规范，另有一层原因，似是心存顾忌。吴著因为删削“敏感”言论而导致语意难通的样例，至少还有日陈、吴暮年会晤时的倾心交谈，文长不录。(吴著第144页、新版吴著第429-430页)
　　再说事理的逻辑性。吴著在编撰体例上较多编年事辑的性质，所叙各事大多脉络清晰，但受制于单一的线性顺序，逐月逐日编排有时反倒会割裂事件的因果关联：
　　例一，1937年6月、7月的吴宓日记，对冯友兰(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福田(新任清华外文系主任)排挤吴宓之始末有详细的记载。新版吴著既紧扣外文系主任之争的内部倾轧，又远溯清华改归教育部直辖后经济、人事诸因素发生变化的背景，还呼应了新文化运动盛行之际学衡派蒙受讥讽打压的外部环境。因此，将日、29日发生的事情―――28日，冯友兰为外文系主任易人一事未向吴宓征求意见而寻求其谅解；29日，冯氏亲自送来举荐吴宓远赴德国之中国学院任教的“教育部长公函”―――改系于第二章“《学衡》与清华国学院时期”之末，(新版吴著，第162页)不但可以借此表现陈、吴行事风格的差异，而且在内忧外患的险恶中反衬出二人友谊的诚挚。相比之下，吴著将冯友兰送达公函事置于第三章“从北平到蒙自”毫无关系的诸多事务之间，又将陈寅恪力劝好友“慎静以观其变”一节改写为“父亲经与寅恪伯父商议，谢却”，(吴著，第85页)越发令人摸不着头脑。
　　例二，1943年2月，吴宓以半个月时间重读了陈寅恪之父的《散原精舍诗》，写就读诗笔记五页；(吴著，第109页)1945年8月，他托程曦为陈寅恪诵读此笔记，陈氏为改正数处。(吴著，第122页)吴著循规蹈矩，硬生生将此前后密不可分之事分隔两处。新版吴著则毫无板滞：既补入吴宓在笔记里尊崇义宁陈氏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文化之贵族”的著名论断，又将两年后程曦诵读、陈氏改订之事直接连缀于此，(新版吴著，第246-247页)文意贯通而灵便。
　　另外，新版吴著积极采纳、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计有《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o》、《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习印度语文学的缘起》(论文)、《罗家伦先生文存?补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陈寅恪集》、《吴芳吉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清华园感旧录》、《巨流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清华大学档案精品集》、《梅贻琦日记》等。这些研究成果带给吴著的正面影响或良好变化，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此不赘述。
　　眼前和将来的期盼
　　事出有缘，家父与吴学昭女士同庚。在我上两次撰文评议《吴宓书信集》时(2012年)，家父仍健在，我感觉不到84岁是个什么概念；等到我第三次评议吴女士的作品时，家父弃养已逾半载，孺慕之思有时只能形诸梦寐，我才醒悟到86岁是多么苍老的年纪。吴女士的精力和气魄远远超过家父，但毕竟也是年近九旬的老人。缘于此，我对新版吴著的期盼―――无论眼前的，抑或将来的―――都只是一种期盼。
　　眼前的期盼，是将新版吴著的一些明显的讹误予以订正。如俞明震为俞大维伯父，而非“叔父”(第2页)；陈寅恪七弟方恪字彦通，“字”误作“宁”(第3页，吴著无误)；“劬宓成为小说家”(第5页)不通，首字当作“勖”；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卒年，应为“()”，而非“()”(第15页，吴著无误)；“汨罗异代沉君子”，首字不能误为“汩”(第75页)；“王步行至校门外”(第79页)，据后附《顺天时报》图影(第80页)，“至”原为“出”；陈寅恪故庐之一曰“庐”，而非“靖庐”(第101页)；袁昶为张之洞幕友之一，而非“袁旭”(第101页)；季羡林卒年为“2009”，并非“2008”(第110页)；“黄垆痛腹”之“垆”，不宜作“炉”(第117页)；清华外籍教师噶邦福之原名，为G apanovich(《吴宓日记》第六册，第315、338页)，不是“G apanow ich”(新版吴著，第197页)；长沙文夕大火发生在日，“十月”(第210页)误；“《1940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219页)一文，原题为《1940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作者张剑，刊发于《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独县新解”(第227页)，实为“独具新解”(吴著，第104页)；“证见超闳”(新版吴著，第246页)，原作“识见超闳”(《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0页)；刘文典日致梅贻琦函，经核对插图，“贫困交迫”(新版吴著，第248页)原作“贫病交迫”，“躬行考察”(第248页)原作“躬往考察”；“费起鹤(云臬)”(第268页)有误，费氏之名、字源自《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陈康晦为陈寅恪长妹，“康晦姐”(第309页)显然不对；刘适接受陈寅恪指导的硕士毕业论文，题为《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之”并非“的”(第314页)；唐o日代笔致吴宓函，第420-421页有影件，“车站即广九站”(第418页)首字应为“东”；刘永济写赠吴宓之《减字木兰花》，“同住长江水一涯”(第425页影件)被误为“同在长江水一涯”(第426页)；曾广钧《环天室诗集》，误作“《环夫室诗集》”(第493页)等。
　　将来的期盼，除了建议对所有引录文字进行核校之外，还希望能够对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陈著”)等最新研究成果继续追踪、大胆利用。陈著利用现已公开的哈佛大学早年的出版物，提供了“迄今为止最详尽地介绍和分析寅恪先生在哈佛时其周围学术和生活环境的一个说明”，(陈著，第19页)其中也包括对吴宓当年在美留学的场景还原，完全可以填补国内文献的不足。至于陈著称吴宓“对国学的兴趣恐怕爱好有余，了解不足”，“吴宓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民族感情而提倡保存国故，但却借白璧德之人文主义来提倡，颇有些书生意气”，(第233页)也是见仁见智的一家之言，但不宜视而不见、弃之不用―――毕竟陈著的确是近年来陈寅恪研究中材料新颖、见解别致的一本好书。陈著倡导的“以事证之，以理证之，也要以心证之”，该书自身也未必都能做到，却不能因此否认其价值―――“这三证法不仅与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暗合，其实亦是人文学的精要所在”。(第13页)(张求会，学者，著有《陈寅恪丛考》等，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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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作者书名出版社为革新所用的；‘智慧”；命修养来说，为人以孝为本，大学至善为终极目地，对；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动骨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制定古文四六级强制标准，与；
为革新所用的。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必妄评，以情绪的激动而为人别有用心的利用，结果反而搞得国是日非，一是士阶层要知古鉴今，有一种理性的冷静。事实上，衡量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的成熟成度，其实正是这个民族的中坚阶层面对事情时究竟是情绪和理智的成分比例，势利与道德的轻重比例。 　　对个体生命经营来说，《尚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精神境界和艺术修养的过程，其中以何为支点来日日更新自己呢？开创民族历史的古圣先贤们已经做出了榜样。真正学养深厚，德行有归的蓍老学究们、真正具有很高修养的人，因其博闻多识，经验很多，同时修养始终不辍，这样的人是值得大学学子们去亲近的。子曰：“泛爱众，而亲仁”。能有仁德之先辈耳提面命，当然师有所承，而能力之突破，能有一条稳健的路子，避免了少年意气，经验不丰而造成诸多延宕与耽搁的麻烦，必可奏事半功倍之效。这里是马先生告诫学子要亲贤人、远小人，“弟子必有师”，通过师承来承传民族伟大精神的薪火，同时也对为师者修养德行间接提出了条件。 五、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
　　马先生以其亨贯东西方学问的境界，却是一贯力崇东方圣典，这就绝不可以看做是因为一种单纯的故国情感，而是观瞻了东方和西方意识与学问的不同长处之后得出的对学生成长最为便捷和正确的通途，就是要以中国传统典籍来治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东方学问长于修德养性，治心于道，西方学问则长于逻辑演证和技术发明，一个道的境界，一个器用境界，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包含了马先生的文化识认：不要错误地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罪于传统文化之过。 　　英国著名爵士阿灵顿勋爵（Arlington）曾说：“中国衰弱之罪，不在其固有之文化，而在中国人不能遵循产生其文化之遗教之精神”，是后来的人越来越把形式当目地，僵化固守，固步自封，因为心胸越来越狭隘，遂将一个创造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伟大文明弄僵死了。这不是中国文化本身之过错。不能以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在技术上的落后没落而将这个过错怪罪于此前那么多个世纪都遥遥领先于西方的这个传统文化。 　　那么，对中华传统典籍空间该持一个什么态度？马先生认为要“思睿观通”。 　　睿，会意字。《说文》描述说“ 从目,从谷省。空虚的山洼, 通达;明智义。‘目’的作用是明察。合起来表示‘明智’、‘
‘智慧”。又释说：“深明也,通也”。《玉篇》释为“,智也,明也,圣也”。并特指孔子 [Confucius]，如:睿图(指孔子的画像)。于是这个意思就深刻清楚了，就是要象孔子治学修身那样十五而有志于学，一生不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维去学习和实践。深入地思考，会通地观察，面对事物，就是看其整个过程，考量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理性的分析取舍，而绝不盲从跟风。时不济，起码也能独善其身，而超然于错误的是非之外，使自己的灵性有一个正确的归宿。 　　至于“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这是讲具体的修养了。《论语》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孔子对君子外在风度的一个概括描述，意思是说，表达一个东西，我们不能粗鲁和干涩，失于文采的话就会让人不爱听，那就无法动人，更无法聚人来共同做有益的事业。又不能过于注重文彩，甚至为追求形式而伤害了内容的真实与内涵的深邃，要做到文质相当，表现一种谦德如玉的风度。 　　治理一个国家，无非农工为本，民又以食为本。从古到今，无论东方西方，发展农业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对于农民的爱恤与乡村的管理，永远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最基本的事情，同时也是士君子基本的心理恻隐和态度。而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工业，要注重与农业的基础相得益彰，相配套，相和谐，相依存。整体的社会治道并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理论，但是社会的和谐与平衡，是一个要贯穿的中心。所以可能参与治国的士君子们一定要对一个事物其极至与根本的目地有清醒的认识。比方说：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国家能够生产多少钢？这些都是治国者起码的常识吧？你不能因为下面的人为了讨好权力虚报谎报最后导致国家颓败就不是你的责任。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语门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能忠诚于国家民族，以民生之责重于泰山，自不会以国命为儿戏。而能以恕道待人，自然为忠厚长者，不止于一人能够和气靖节，其人居于权位，则一国享其厚道，久之可以培植国家民气归于淳厚，而非趋于浇薄。由是观之，一浮先生虽然身处当年境况，情不得已，对社会运化，却是相当清醒，并在校歌中非常明晰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可谓智直之国士也。 5 博大兮，浙大校歌，浩荡兮，君子精神（极其强烈推荐阅读）
　　《孝经》云：“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个体生
命修养来说，为人以孝为本，大学至善为终极目地，对永无停止的个人修养之道，作为大学生不可不深知而实践焉。 　　至于“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就是说通过这样德能共修的学习与实践，而后有了自己识见和能耐，古圣云：“立德、立功、立言，此之为三不朽”，又曰：“文章千古事”、“文以载道”，在立德的基础上，立下对世代的功勋，本身德能双丰，而后自然表达成文章，可以达道了。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样境界作出来的文字，就象金之在熔，一字一句皆是有价值的，都是纯净的学问，熔铸成的道德文章，直可千古而有益于世道人心。岂是马屁文字，岂是无聊雪月？ 六、“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最后马先生告诫学子们：“尚亨于野，无吝于宗。”什么是“尚亨于野”？就是要永远取人民的立场来审视是非、得失，决定取舍与好恶，行使士君子的评价议论，必要时起而振天下之溺。这与中国传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乃是一脉贯通的。能够取这样一个基点，才不负于“国士”之称喟。不要因为权力说对的就附和甚至为之百般粉饰，《易》曰：“元亨利贞”，亨者通也，凡事取一个正确的基点和角度，这对国之干城的“士”阶层来讲，对国民正气与正确的社会集体意识态来讲，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基点。至于吝、宗，指的是两个不好的心向与学术态度。子曰：“使如周公之才之美，既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吝，普通者容易吝于财，权位者极易吝于私。而对于司国之重器者，对于国家干城的士来讲，培养出来的价值观是与“吝”这样一颗鄙心无缘的。在面对国计民生大事时，绝不会不知道“大开手”。古德云：“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一个人吝，处人则不会有真友朋，处世则断不能有大功德。至于宗，就是“党”，“党同伐异”，为了私利私见，结成团体，打击或者排斥异己，凡与己意相合的，一律褒扬，而不论是非，凡与己意悖逆的，一律打击、诽谤无所不出，这样的人空负了“士”的名号，乃国之贼，民之奸，是学子绝对不能沾染的错误心向和价值取构。党，尚黑，就是在古之造字中说得很明白，所以，孔子才告诫说：“君子不党”。而作为国之重器训成、“成均”之所的浙江大学，其最高的愿望乃是“树我邦国，天下来同”。用通俗的话解释说就是以身为己任，为民族国家文化薪火永传，大家一体努力，推动天下归于大同盛世。 　　什麽是大同呢？《礼记?檀弓》载孔子的话说：“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人类社会真正的盛世，人心归正，则盛世不求和而自和谐。 后记： 　　析评了马一浮先生的《浙大校歌》，一种长久以来沉甸的感觉再次袭上心头。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除了1949前出生，读过《三字经》《弟子规》，受过“四书五经”濡染的人们外，许多人对中国最卓越的人文如此的缺乏认识甚至可笑地排斥呢？ 　　其实一个民族的文化，有他的根，有他的枝，有他的叶，当然也有他长期的演绎发展变化中产生的枯枝败叶和蛆虫鸟粪，能够直指民族的根文化，扫净浮土，再现传统的辉煌，才是我们对祖先伟大悠久文化最应取的态度。遗憾的是，当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纷纷重新认识我中华伟大文化的不朽价值，揿起一轮又一轮的“中文热”潮流，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时候，作为今天还用着祖先创造下来的中华文字，说着中国话的炎黄子孙们，在生活方式、价值观系统上却已经背离传统太远。人们的价值取向中物质主义化的倾向是空前的加大，西方化的价值观随着西方物质主义的浸润已经成了气候，基本是居于第一位了，在有关时尚和知识的权威性方面，社会（尤其是城市）已经基本上是以西化为高，以西方为标准。而中国古人创造的文化语言“文言文”这一了不起的书面语言，在中学的教科书里面不仅是断章取义地撷取给学生，支离破碎的形式不说，在内容的比重上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英语和其它外国语，却百分之百的居于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硬性的政策，英语考级与职称待遇、就业统统挂起钩来。世间本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功利的驱动下，国外的东西，包括节日的过法，包括其评价标准，都逐渐成了国人心中判断是非、好恶的标准，这种主动接受的文化渗透将带给这个民族什么？很显而易见的就是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的没落。面对历史，我们不需要骄狂，但是，我们绝不应卑屈。可是，眼下的事实却让人痛心。故此，一见马一浮先生作的《浙大校歌》，如此宏文博识，居然连忝于教职的人也不识，还要以所谓潮流的眼光来谋改变，心中之痛也是难于言表的。 　　我常深深思考，觉得眼下救急之方，最不伤筋
动骨的办法，就是由国家制定古文四六级强制标准，与考学、考级、职称待遇挂起钩来，起码让中国文言的重要性与英文对等，这样一来可以逐步弥合一个技术性断层，要不了四五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都因为系统（强制）通读中国古文经典而对祖宗文化有一个基本的、客观的体认，优秀者能够吟诗作赋，则大家不必再去食那些专门研究古文字者的牙惠，而直接从古代典籍中汲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一定会惊讶我们的祖先的许多论述，如何的博大精深，如何的令人敬仰。生于这个国度，不是生错了，而是生命的荣耀，这个时候，谁还需要让人叫他去爱国呢？吾国何其伟大，吾人何其有幸生于斯土，当从心底里尊敬自己的民族的时候，一切有关和谐与爱国的问题定会得到完满的解决，那时马先生的大作，这博大精深的《浙大校歌》，必再无浅薄者论其诘屈熬牙，必使其发挥陶范学子、臻于内圣外王之大功，则先生宏愿与人品，当千古流长。则彼时之浙大，不会以自己“东方剑桥”为荣，要令剑桥称“西方浙大”而荣！ 　　有志诸君，何不攘臂与予一道，共襄中华文化复兴之盛举？当务之急，推动教育部尽快颁发四六级古文考试大纲，先谋古文与英文同等重要之地位。 　　启嘉春秋，乙亥之春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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