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沪郊蘑菇猎人——徐喜先的蘑菇记忆
　　　　沪郊蘑菇猎人
　　　　（《新闻晨报》韩小妮）
　　“那时候上海郊区的蘑菇和毛木耳实在太多了，采回来吃都吃不完。爸妈在十六铺附近找到一家土产收购站，把晒干的毛木耳拿去卖。一斤10块钱，前前后后大概有一千多块进账，正好贴补一下生活。”
　　“竹林里的泥地上散布着无数个像穿着长裙在跳芭蕾舞的洁白‘小人’。我采了些放在饭盒里带回去，到图书馆里一查，是竹荪！烧蛋汤吃味道好极了！可是第三天跑去再想采，‘小人’一个都不见了。问路边的老农，他说从来没见过。奇怪！”
　　72岁的徐喜先看起来就像是个普通的老人，但他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当年正是为了采更多的蘑菇，他在郊区越跑越远。后来竟然用大约50年时间，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乡镇，留下4万多张影像资料，并且根据当年的记录写出了近50万字的回忆录。坐下来看他的回忆录，你会发现他其实无意中见证了沪郊江南水乡最后的农耕繁荣。
　　“采蘑菇，其实是老奇怪的一件事情”，当徐喜先讲起年少时的经历时，有那么点古代传奇小说的味道，又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宫崎骏动画片里的画面。当年的荒野，今天也许是一大片新建楼盘；　当年的河浜，今天也许被一条马路代替了，种种变化，让徐喜先采蘑菇的经历，在今天看来更加“奇怪”。
　　然而，如果把这些离奇的故事看作他人生经历的全部，未免有失偏颇。在纵情乡野的背后，和许许多多那个年代的普通上海人一样，他面对着住房的逼仄，生活的不易乃至亲人的病痛。所有这一切编织在一起，才是他真实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 采蘑菇其实是老奇怪的一桩事情
　　　　（《新闻晨报》韩小妮）
　　青年时期，徐喜先在外滩防汛墙留影。　/受访者供图
　　插图/顾汀汀
　　“我前两年做梦还会梦到蘑菇，就跟小时候经常看到的情景一样。有时候是树林里一棵大树上长满蘑菇，有时候是村庄旁边沿路都是蘑菇，有时候是跟爸爸一起采蘑菇……梦里还觉得很奇怪：怎么现在又有蘑菇了？可能潜意识里是蛮想念蘑菇的。”
　　徐喜先不算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是只要说到沪郊曾经到处都是的蘑菇、毛木耳，他便滔滔不绝。说到高兴处，含笑露出两颗分得有些开的门牙，眼里好像还闪着光。采访那天，女儿恰巧带着13岁的外孙女来看他们夫妇。我们在谈话，外孙女便乖巧地坐在一边看书。看了一会儿，她似乎也被外公的话语吸引了，从大开面的书里抬起头来。
　　讲到最后，徐喜先有些自嘲地说：“一般人觉得上海郊区都是现代化、工业化的，想不到以前会有蘑菇。那个时代蛮滑稽的，不可想像。采蘑菇，其实是老奇怪的一桩事情。”
　　　　长子买药踏上郊区路
　　多年以后，徐喜先依旧记得第一次去沪郊时，在路上看到的景象：“车到广中路时迷雾一片，当年的广中路很荒凉，路两旁都是连片的村庄，路边种得最多的是柳树。虽已是初冬，树叶很少了，但迷雾中的柳树依然婀娜多姿。透过柳枝的帘幕，远处在晨雾中隐现的村庄美丽极了。屋脊和树冠时隐时现，加上车厢里‘轰轰’的发动机声响，使人如梦似幻……”
　　那是1954年，他12岁。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致。虽然出生在上海，但两三岁时他便跟随父母去了南京，直到1952年才重新回到这座城市。“我爸爸是做裁缝的。他十几岁的时候从老家宁波来到上海，在淮海路附近的服装店里学生意。后来因为跟老板关系不好，带着我们去了南京，靠在路边摆裁缝摊过生活。”他说。
　　解放后，一家人回到上海。父亲原本想再去投靠以前的老板，可跑过去一看，那家店已经倒闭了，只得进行失业登记。在政府的安排下，他进了四川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工作，一家人也在河南北路、海宁路上一间17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安顿下来。对于还是孩子的徐喜先来说，河南路长得望不到底。当时，他总有奇怪的臆想：“觉得这条路要是走到了尽头，人就会突然跌下去。”可想而知，平时他的活动范围是在以家为圆心的有限半径里。
　　这一次之所以“出远门”，是为了给弟弟买药。徐喜先有个比他小5岁的阿弟。在南京时因为一家人生活艰难，父母忙于生计而疏于照料，阿弟发烧引发脑膜炎，留下后遗症，不仅走路不稳，容易跌倒，还常常要昏过去。回到上海后去仁济医院看病，医生开出一剂药方。这种药市区紧缺，医生指点说，江湾的一家小药房里可能有卖。
　　见父母工作忙碌，身为长子的徐喜先便自告奋勇一个人去郊区买药。是的，那时江湾还算是郊区。事实上，他在多伦路口乘上公交车，车子开到广中路，眼前看到的已是一片与狭小闹市迥异的景像。
　　一个人出门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有些暗淡，甚至有些许紧张的，但从江湾回来时，已经“由阴转晴”了：“弟弟得了顽症，父母心里焦急，我心里也不好过，所以这一天我所见到的大自然的阔大美景给我非常深的印象，我的心灵好像被撞击了一样，郁闷不畅的心情好过多了，我始终无法忘却这一刻。”
　　心里记着那天看到的景致，徐喜先总想着再到郊区去。周末的时候，他便找了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江湾探险。“有时小同学们一起走到麒麟塔（注：1939年侵华日军为纪念淞沪战争中阵亡的官兵所建造的石塔，位于今同心路附近，1970年被拆除）附近，荒草连片。我们就找了些纸，用钢笔模仿连环画中的图画，画些眼前的荒草、村庄、小河、枯树等等。久而久之，居然也有些像。”
　　不过，没过多久，在家长的干涉下，“郊区探险小分队”就解散了，只有徐喜先一个人仍对沪郊念念不忘。当时还没有城市里不宜养鸡养鸭的概念，每到春夏，满街都是卖小鸡、小鸭的小贩，他家也养了些鸡。于是，他便以“捉些小虫给鸡吃”为由，继续在郊区游历。
　　　　江湾镇：初见毛木耳
　　到1957年，他已经把江湾镇跑了个遍。这年暑假，他终于跨出江湾镇区的范围，一路向北，走到了长江南路附近的西塘桥村。在那里，他有了新发现：在小河边一棵大树的裂缝中，他看到了许多黑白相间、胶质的耳状植物。出于好奇，他采了些回家，又根据它的形状、特征到图书馆去查资料。原来，这是一种名叫“毛木耳”的菌类植物，更重要的是，这种菌可以吃！它是什么味道呢？“毛木耳和南货店买来的黑木耳还不太一样，它的叶片很厚，反面有一层绒毛。开水里煮一下，摆点糖拌了吃，或者烧红烧肉吃，哎呦，好吃得不得了！”直到现在提起毛木耳，徐喜先还有些眉飞色舞，“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多，条件老困难的。60年代初的时候粮食不够，但是很奇怪，郊区采来的毛木耳烧汤，一吃就饱，人觉得有力气。”
　　人生当中采到的第一朵毛木耳让他对上海的郊区更加感兴趣了。他发现，在村中、河边、荒野，甚至公路两旁的行道树上，到处长着毛木耳、木耳、以及各种各样的蘑菇。“那些蘑菇比现在菜场买回来的好吃得多了！”徐喜先略带骄傲地说。
　　蘑菇和毛木耳经常长在一种名叫“谷树”的野生树木上。其实，“谷树”是本地农民给这种树起的“土名”。徐喜先后来在书上查到，这种树的学名可能叫“褚树”（又名“构树”）。“它的叶子是深绿色的，形状像个手掌，叶片之间有裂口，裂口最底部还有个‘圆圈圈’。叶子反面的颜色淡些，上头长了绒毛。树干跟桑树差不多，听说树皮可以用来做纸。”他回忆说，“到了夏天，谷树会长一只只像杨梅一样的果实，远远看过去血血红。但是不敢吃，因为很臭的，闻上去有点恶心。有时候这些果子掉在地上一大片，都烂掉了。”
　　过去，谷树在上海的郊区随处可见。有时像树林一样一大片，有时零散地分布在荒野里。徐喜先说，他在郊区看到的谷树，上头常有斧头砍过的印子。“斧头砍一刀，会有像牛奶一样的白色乳汁流下来。听说这种乳汁在民间土方里是好做药的。”
　　这种树最多能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但大多数长到比人高一点，就倒下来了。“它的木头可能有点甜，所以虫老多的，很容易烂掉。”徐喜先说，“这种树假使树皮烂掉了，树干倒下来，破掉的地方最会长蘑菇和毛木耳。”
　　是的，蘑菇和毛木耳有时是一起出现的。“这两种植物抢地方，有的树上毛木耳长了交关（很多），蘑菇就长不上去了。有的蘑菇长得多，毛木耳就少。”
　　野生竹林也是蘑菇的温床。“竹林假使属于当地农民，那么经过修整里面老清爽的，蘑菇就比较少。”徐喜先解释说，“但是上海郊区以前有大片在荒地里生长出来的竹林，其中夹杂着许多树木。这些树木倒下来后，上头覆盖着被雨水打下来的竹叶，树根、树干很容易烂掉。这种情况下，长出来的蘑菇老多的。”
　　　　新塘港：“侧耳”采到“狂喜失常”
　　郊区的蘑菇太多了，采回来吃都吃不完。“没吃完的就把它晒干，这样一年到头都好吃。只是晒干的蘑菇等到吃的时候再把它泡开来，就没有刚采的蘑菇那么鲜美了。”徐喜先有些可惜地说。有趟采得实在太多，又送了些给楼上的邻居。可是，过了一会儿，邻居把蘑菇还回来了，还拿来一张《新民晚报》。上面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奉劝市民不要到郊区去采蘑菇”，讲的是一则新闻：一家人到西郊公园去玩，回来路上看到许多野蘑菇，采回来烧了吃，结果一家人都死了。
　　看到这个，徐喜先不禁心有余悸：原来，蘑菇是不可以随便吃的。他和家人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品尝这种美味。不过，这种风险并没有阻挡他继续采蘑菇的脚步。他只是更谨慎了，遇见不认识的蘑菇，回家后先跑到当时开在四川路、海宁路上的上海旧书店去查《中国植物图鉴》，根据蘑菇的形状、大小、气味、颜色，一一鉴别。“后来采蘑菇就专采那些吃过没事的，其他也不敢乱采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在书店里发现了两本专讲蘑菇的书，“一本是‘毒蘑菇’，一本是‘食用菌’。”虽然那时已经不太采蘑菇了，但他还是把书买了下来。“上面每种蘑菇都有彩色插图，蛮好看的。”他这么说。
　　在将近二十年的蘑菇“狩猎”生涯中，徐喜先从来没有因为误食毒蘑菇而中毒过。这不得不说是一项成就。要知道，在喜爱到野地采蘑菇烹饪各种美食的意大利，每年大约有4万人蘑菇中毒。
　　他采得最多的蘑菇是“侧耳”。“这种蘑菇看上去跟现在菜场里的平菇、鸡菇有点像。但我经常采的那种颜色更好看，有点带灰色，像用金属抛光过一样，老亮的。这种蘑菇最好吃，很滑、很糯，现在买的根本没法比。”当年，江湾及附近地区盛产此蕈。徐喜先记得，有次在场中路附近的新塘港（注：又名“西泗塘”，位于宝山区、闸北区境内，南起走马塘，往北经泗塘新村，注入蕰藻浜。）河边看到一堆被砍倒的柳树，上面长满了侧耳，采得让人几乎“狂喜失常”。然而，这种蘑菇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仅在11月中旬到12月初出现，深秋过后就不见了。这也使得徐喜先愈发珍惜每年这短暂的采蘑菇时节。
　　相比之下，毛木耳除了在严寒的冬季，其他季节都能生长，只是在大小上有所差别。“春天毛木耳很多，夏天它长得比较大，到秋天开始少了。”春夏季节的雨后，小村庄的竹林里毛木耳丛生，有的长得又大又厚实，竟有书本那么大。
　　见徐喜先采回来的毛木耳实在太多，父母在十六铺附近找到一家土产收购站，把毛木耳晒干后拿去卖。一斤晒干的毛木耳大约能卖10块钱，要知道，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块钱。徐喜先记得，有趟父母用很大的布袋装了一整袋毛木耳去卖，足有二三十斤。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一千多元进账。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外快。不过，年少时的徐喜先对此并没有很大的感觉：“都是爸妈拿去卖的，那个收购站我都没去过。我是后来偶然看到几张收据，才知道卖了那么多钱。大约十斤新鲜的毛木耳才能晒出一斤干木耳，所以要积很长时间才能拿去卖。大多数毛木耳还是我们自己吃掉了。”对他来说，还是到郊区找蘑菇、采蘑菇更有意思。
　　　　浦西宅：“那个可能是灵芝草！”
　　有时，父亲会和徐喜先一起去采蘑菇和毛木耳。他们常到江湾以西一个名叫“浦西宅”的小村庄去（位于现闸北区临汾路街道界内）。浦西宅的村前是一条河浜，村民的屋后是竹林，竹林后头还有个池塘。在当时，这样的小村庄极为普通，但对于徐喜先来说却特别有吸引力。因为，这里的蘑菇多极了。
　　每次一到村里，他便房前屋后地穿梭，在树根旁、竹林里寻找野菇。那里的村民很和善。有时离村民家太近了，偶尔也会有老者跑出来喊：“小腊棺材，夯啥（小孩，做什么）？”这时，只要回答一句：“夯吗尼多（采木耳）”，并把采到的木耳给对方看一看，便“过关”了。本地人把木耳称为“木耳朵”，“木”的发音像“吗”，跟上海话不太一样。这些“吗尼多”和野蘑菇，他们是不吃的，因为分辨不来那么多不同的菌类。有时，老人家还会关切地说一句：“小朋友，你不能瞎采的噢。认得的好采，不认得的，吃了要中毒的。”去的次数多了，村里的小孩都认得徐喜先了。一看到他来就奔走相告：“快快快，采‘吗尼多’　的又来了！”，然后到处找野菇，采来供他挑选。
　　有一次，正在专心采蘑菇的徐喜先突然发现池塘旁边有个很大的树根，从树洞里伸出一只怪蕈。它有手掌那么大，呈半月形，看起来就像是用红木雕刻而成的，表面还“涂”了朱红、紫黑色的“油漆”，有一种光泽感。他好奇地伸手一拉，下面连着一根十几公分长的柄，深入到树洞里。这只怪蕈的手感有点像软木，背面是本白色的，有许多密密麻麻、排列整齐的小孔直通植物内部。
　　他把怪蕈采下来，递给父亲看：“这是什么蕈啊？”父亲端详了一番，叫不出名字，又用牙齿咬了咬，硬得咬不动，看来是没法吃的了。于是，徐喜先就随手把它扔了。“一扔扔到池塘对面的竹林里。只见它正好挂到藤上，晃来晃去。那时已经快晚上了，我们就回来了。”
　　回到家，父亲想来想去突然有了新灵感，说：“那个可能是灵芝草。”徐喜先一听，兴奋得第二天马上去旧书店查《中国植物图鉴》。“把书翻出来一看，形状什么的确实和灵芝一样。第三天放学早，我乘3路电车到江湾，再穿过江湾跑到浦西宅。一看那只灵芝还荡在藤上，把它采回来了。”
　　徐喜先说，他在上海郊区总共采到过7只“灵芝”。最后一次是1976年的6月20日，他在嘉定翔黄路附近铁路道口的土坡上采到两只。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在上海见到过这种植物的踪影。他采到的怪蕈究竟是不是灵芝，现在已不可考。不过反正他是采来“白相相”的。“采回来也没啥用偿，硬来兮的又不能吃，只好看看。”他说，“古人讲灵芝草‘长生不老’，其实是说这种植物长生不老。普通的草一采下来就枯掉了，但是灵芝草采回来十年二十年，还是像原来长在树上那样，不会枯也不会烂。”
　　因为贪恋沪郊的美景，徐喜先在采蘑菇之余也会画些钢笔画，想要把眼前的一切保留下来。当然，蘑菇也是常常入画的。有时路人经过，驻足旁观后不禁觉得奇怪：蘑菇有什么好画的？
　　他常在韶嘉路附近的小河边写生。沿河的荒野广阔，夹杂着许多竹林、树丛。那时的河道、池塘很清澈，齐人高的荒草丛中，偶尔会看到钓鱼人的身影。抬头仰望，满天的乱云。有时远处的兵营里还会传出“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
　　六、七月份的时候，有一种名叫“墨汁鬼伞”的毒蘑菇在这里大片大片地生长着。“它喜欢挨着杨柳树。比如这里有一棵很大的杨柳树，旁边的草地上很容易长出一片墨汁鬼伞来。”徐喜先说，“开始的时候，它像一个乒乓球。很快，在乒乓球上长出一根柄来，柄上撑开一顶阳伞。柄和伞面都是雪雪白的——比纸还要白，泛出像丝绸一样的光泽。阳伞的背面像香菇一样一丝丝的，有点黑。但其他地方都雪雪白。如果有光线照下来，老远看过去卖相老好的。一大群长在一道，景象很壮观。但是过了几天，它成熟后就烂掉了，蕈都倒下来了，变成墨墨黑的一摊墨汁。”
　　“这种蘑菇活着的时候与枯掉的时候，形象真是完全相反！”他感叹说。当时他只是看着好玩，并没有去采。很多年后，他对照那本《毒蘑菇》，才发现原来这种蘑菇虽然有毒，其实也是可以吃的。“条件是在吃的前后两个小时里不能喝酒。因为它的毒素会溶解在酒精里。”
　　　　少年村路：棋逢对手，甘拜下风
　　为了找到更多可以吃的蘑菇，徐喜先越走越远。穿过江湾镇的闹市向西，然后沿着沽源路向北走就到了场中路。有阵子他一直在琢磨：按照上海公路取名的习惯，“场中路”应该是从“中山”（逸仙）路通到大场去的吧？他这样胡乱猜测着，想要沿着场中路往西，走到大场去。只是那时很难买到上海地图，他时常走岔，走了许多次都没能如愿。
　　1960年的秋天，他又下了决心，要到大场去。这一次，他乘46路车到走马塘站下车，沿铁路一路向西。那时，铁路两旁还没有封闭起来，是可以走人的。远远望去，铁路边有两片红云。走近一看，蔓草上长着星星点点的红色小果，壮实饱满。原来是一片野生枸杞。徐喜先很想采些回家，但惦记着还要赶路，一颗颗采起来太浪费时间，索性用小刀连枝割了些扎在包上。可惜当天回家时发现，小红果已所剩无几，都在路上散落了。
　　沿着铁路走到少年村路附近时，有一座很大的古寺，名叫“宝华寺”（现新址迁至高平路、江场西路路口）。寺中似乎很冷清，一面足有两三层楼高的砖墙独立河边，上书一个巨大的“佛”字。河上有一座单孔的石拱古桥，名叫“香花桥”。
　　过宝华寺后，徐喜先继续沿铁路向西，从守仁桥街终于进入了大场。一条小河从古镇当中穿过，河上小船云集，几家饭馆和茶馆沿河而开。老农们系着围裙，戴着小帽，在茶馆里闲扯，远处传来江南丝竹的乐声，有种浓浓的江南小镇味道。
　　大场也是有蘑菇的。事实上，在徐喜先漫长的采蘑菇生涯中，只碰到过一次“同好”，而且棋逢对手，甚至甘拜下风，便是在大场遇到的。“有次我走进少年村路，看到路旁有一只箩筐，里面怎么有那么多蘑菇的啦？再一看，不远处有六七个小朋友和一个大人。”他回忆说，“那个大人是附近小学里的老师。他指挥学生们，谁到这边采，谁到那边采。两个小孩爬树爬得老快，一爬就爬上去了，把采到的蘑菇扔下来。老大一只箩筐，蘑菇都采满了。”
　　当时，徐喜先采蘑菇的工具是一根特制的竹竿，“上面做了两个钩子，绳子一拉，两个钩子会合起来，有点像夹煤球的火钳。用来采树上的蘑菇，省得爬树了”。但是，这种工具毕竟没有爬到树上亲自采蘑菇那么得心应手。他看看这群人，再看看自己手里的工具，自愧弗如：“老高的树，我爬不上去。再说为了一点点蘑菇爬上爬下，时间都浪费掉了，划不来。所以平时我都是在平地跑。碰上那个人，我采不过他。”
　　　　绿杨桥：史前世界一样的蘑菇丛
　　那年秋天，他也多次跑到真南路附近采蘑菇。这一旅程通常是从中山北路、交通路开始的。那时，沪宁铁路和交通路之间有一条小河，河边和河滩上种满了白杨树。这种行道树长不大，很容易烂掉，树皮的裂缝中长满了侧耳。他便沿着沪宁铁路一路走，一路采。
　　真如火车站附近的几个小村庄，徐喜先跟父亲采野菇和毛木耳时都去过。“这里的村庄和江湾附近的大不相同，四周都被公路、铁路、工厂、仓库所包围，也就没有了那种原始旷野的景色。但村中的树木很多，尤其是谷树、柳树，环境清幽，河水碧清，另有一种秀美的感觉。”
　　交通路北面的长港、渡船桥（位于现大华地区）等村，都是徐喜先与父亲常去的地方。“这些小村，一年四季都有很浓的江南水乡味道。有些大柳树四周没有别的树，树下是一片如丝的嫩草，附近也很少有人影。夏日里，满身淤泥的牛身后跟着手折柳枝的老农从树下走过，有一种如画的感觉。”
　　有时，他单独出游，先乘车到杨家桥。“沿桃浦河的单边小街上，最热闹的是茶馆和饭店。河里停满了许多乱哄哄的小船，船和街几乎是连成一片。街很短，最热闹的地方大约只有一百多米。”穿过街往北走，就是真南路了。当年，真南路附近的铁道学院（现同济大学沪西校区）也与周围的村庄“粘在一起”。“有些地方，双方相互渗透，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村中屋前、河边，谷树很多，并有许多破败的树木堆在一起，环境纷乱，野菇丛生。沿真南路前行，一路都是些化工厂和药厂，空气中弥散着药味”。
　　走到绿杨桥附近，旁边有一条小河。河边的芦苇夹杂着一丛丛很小的竹子，竹竿只有筷子这么细。第二年春天，他和父亲来这里采了许多这种小竹子的笋烧了吃，“鲜美无比”。
　　离河稍远处是一片片竹林，一些大树从林中伸出树冠，颇有傲视群竹的感觉。徐喜先钻进树林，只见许多树干上竟长着大如面盆、形状像灵芝草一样的野蕈。“菌盖一般有三十多公分大，半圆形，附着在树干上，厚约十公分左右，上面像用朱红、紫红、紫黑色的油漆漆过一样，光滑且鲜亮醒目。菌盖背面有许多本白色、整齐的小管状细孔，深入到植物内部。”他形容说，“一切结构都与灵芝草一样，但是它没有柄，单边附生在树杆上。这种野蕈有时是丛生的，大大小小相互重叠，挤在一起，好像一大家子。”
　　徐喜先后来查到，这种野蕈名叫“猢狲眼”。“它硬得像软木，无法食用。虽然它似乎并无用处，但是很壮观。在许多大树上，到处长着这样的菌类植物，看着有点像史前世界。”他说。
　　有时，倒下的谷树上长满了栗蕈，“成群结队，成千上万，大的像张开的伞，小的像捏紧的拳头”。栗蕈，这是另外一种可以吃的蘑菇。“跟现在菜场里买的金针菇有点像。它长在冬天，天越是冷，树根被雪盖满了，越是容易长出栗蕈来。老早采来烧红烧带鱼，味道蛮好的。”他介绍说。
　　　　我想拍一张荒野里长满蘑菇的照片， 就像年少时候看到的那样
　　　　（《新闻晨报》韩小妮）
　　1986年，徐喜先拍摄的薀藻浜影像，那时候已经没有蘑菇的踪影了。
　　早年间没有相机，徐喜先只能通过钢笔画来记录他的沪郊游记，这是他在1961年画的水电路附近的广裕山庄。
　　徐喜先近照/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插图/顾汀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沪郊的蘑菇少了。这种变化好像是在一夜之间——“1980年前后，感觉蘑菇突然就没了”——又似乎是有迹可循，因为蘑菇的生长环境出现了变化，郊区有了更多人的痕迹。
　　桃浦新村：
　　苍蝇叮了都要死的毒蘑菇
　　这一带的竹林真是菌类的“乐园”。有年暑假，徐喜先又跑去那里。这一次，他乘62路支线穿过真南路，先到桃浦新村。“这桃浦新村孤零零的。一条通向真南路的公路两边是两排新的工房，村口有几家杂货店和一家供销社。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四周被广阔的田野所包围。沿新村的大路向西路就是一个村庄，真是工人、农民联成一片。”他回忆说。从这里进入竹林和芦滩的路，比上次难走多了。路上长满了一种叫“拉拉藤”的植物，不小心被它划过手脚后，便留下一条淡红色的印记，又痒又痛，还会微微肿起。
　　走进竹林后，他发现木耳长得比手掌还大，草丛和泥土里长着许多鬼笔蕈。鬼笔蕈又是一种什么蘑菇呢？“像支钢笔一样的。”徐喜先说，“它是从一个鸽蛋一样的小球里长出来的。没长出来之前，这个‘鸽子蛋’就先长好了。如果把它剥开来，里面像蛋白、果冻一样。‘鸽子蛋’长好后，当中会顶破长出一只‘笔’，大概十几公分高，底部是白的，到上面一点点渐变成红色，顶端有一顶小帽子。”
　　这种蘑菇的样子看起来很有趣，但他是不采的。“你假使采回去，今天就不要吃饭了。”他说，“它的小帽子上有股恶臭的气味，像烂掉的鱼一样。这是种毒蘑菇，苍蝇叮一会儿都要死掉的。”
　　薀藻浜：
　　采蘑菇采出大闸蟹
　　1961年前后，各个单位响应号召，掀起了一股养猪高潮。徐喜先父亲所在的服装店，也在上农新村附近造了饲养场，由职工轮流过去养猪。在那里，每天的任务很简单，到外头胡乱地割些野草回去给猪吃就行了。有时，徐喜先放学后去找父亲。“他背个箩筐出来割草，我们就顺便一道采蘑菇去了。”上农新村旁边是淞沪铁路（现为轨道交通三号线），很多时候，他们便沿着铁路游荡。
　　那年暑假，他沿着共和新路一路向北，走到了薀藻浜（注：上海市北部的一条重要河流，西起嘉定区安亭镇以东的吴淞江，向东经宝山区，于吴淞口处注入黄浦江，全长38公里）。那时的薀藻浜里，各种帆船成群结队。有些小船的船帆是千疮百孔的被单、拼布做成的。河边的迁道上，三五成群的纤夫拉着船，缓缓向前，一片古朴的景象。
　　徐喜先穿过一座木桥，想沿着浜北向东而行。然而这路很难走，断断续续，有时要到前后的村庄和田野里去绕道。当时，上海郊区的水系还很发达。有时连绕道也不行，因为那些通向薀藻浜的小河让你无路可走。好在天热，河水不深，他便赤脚准备趟水过河。过河时，他突然发觉脚底的河泥上有一块块会动的硬块。用手摸上来一看，竟是大闸蟹，而且个头还不小。于是，“蘑菇猎人”聊作了一会儿渔夫，一口气提上来二十多只蟹，把背上那只本来准备放毛木耳的袋子装得满满的。
　　在薀藻浜边，他还看到过草菇。“那是有趟来台风，河浜里的水倒灌进来，防洪抢险堆了好多草包，有好几公里长。我路过时，看到草包上长的都是蘑菇，很壮观。那时吃不准是什么，没敢采。现在认得了，就是草菇！现在菜场里草菇买买很贵的！”他不无可惜地说。
　　在郊区游历了几年，徐喜先“心野掉了，读书也没心想了”。1962年考大学的时候，他带着采蘑菇的专用竹竿就去考试了。“考场在外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在考试仔细了，要带好多学习用品。那时我就背了个书包，带了根棒头，往门房间里一放，进去考试了。”他回忆说，“考试老敷衍的，匆匆忙忙考好出来，书包一拿，学校旁边乘3路电车，又到江湾采蘑菇去了。”
　　这样一来，高考自然没考好，他落榜了。“书没读好。”他说，“我们那时考进大学的人很少的，一个班级50个人，大概就考进6个人。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想读书了，家里那么困难，下面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就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生活。”还是去郊区采采蘑菇和毛木耳吧，至少能改善改善家里的伙食。
　　那年夏天，因为暂时还没有安排工作，徐喜先有了更多的时间在沪郊漫游，并且见识到了沪郊繁荣的古镇。有一天，他沿着沪太路一路游览了顾村、刘行、蔡家弄、长浜等村镇，在午后到达了罗店。“罗店镇街道宽阔，市面繁荣，一路长街望不到底，街上人来人往。茶馆里、饭店里生意兴隆，各种点心店热气腾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沪郊兴旺的大镇，以往见过的许多镇都无法与其相比。”他记得，在一家饭店里花了8角3分钱点了三个菜，顺便向服务员打听了一下这座古镇的风光、人情、典故。那时，他已经萌发了走遍上海的每一个乡镇、并用相片记录这一切的想法。“开始的时候是画钢笔画，但是最终发觉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画得又慢又差又失真。所以后来又想到了照相机。”他把服务员所说的一一记在心里，以备今后拍照片时能有些方向。
　　午餐后，他继续向北，走到了洋家桥镇。这个镇很小，也没有什么街市。但镇西的潘家桥古桥四周环境清静，河水清澈，旁边都是些谷树，树上长满了毛木耳。只是心中萌发了新的想法，那天徐喜先把出门郊游最重要的事忘了，他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因一路上只顾赶路，把采木耳的事给忘了。到此一采，立刻满载。”
　　黄家花园：
　　神出鬼没的竹荪
　　第二天一早，他又出发去了嘉定。“在嘉定镇兜了一圈之后才发觉，这镇比罗店还大。在镇东和镇南，断断续续的城墙隐约可见。四周都在修路，许多遗迹可能不久后都会消失。前些年老是在江湾附近转悠，没有想到沪郊有这么大的古镇，这几天真是大开眼界！”他感叹说。
　　他还去过马陆古镇。老街的茶馆中传出阵阵沪剧声。茶馆门窗洞开，即使不买票，站在路旁边也能清晰地观看到表演。很多年以后，去的古镇多了，他发现，每个镇的乡土文化都不一样。“比如，跑到马陆和刘行，茶馆店里唱的是沪剧。要是跑到金山、南汇的古镇去，唱的是评弹。”
　　走在嘉定的沪宜公路上，感觉和真南路、江湾附近各不相同。“公路上的行道树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这一路的环境气氛。”徐喜先说，“柳树有春的气息，榆树有秋的沧桑，而法国梧桐有夏日繁盛的感觉。沿沪宜路一路北行，茂盛的树叶几乎遮住了路中央的天空。”
　　曹安路附近也是那年他经常游玩的地方。沿曹安路向西，沿路的村庄谷树很多，尤其是在严家弄、栅桥，因此能采到许多毛木耳。夏日炎炎，一路上高大浓密的柳树帮了大忙，吹来徐徐凉风。在柳树旁边的草地上，长着许多叫“毛头鬼伞”的野菇。“它不像墨汁鬼伞成片丛生，而是一只只宽松地散落在柳树旁的草地上，有些路段一路都有。其菌体像一把收拢的伞，洁白、壮实，高约十公分。顶端圆润饱满，像一个素装打扮的妇人，形象极好。”
　　在黄家花园西边的村庄里，他发现了一大片特别的竹林。“这里的竹子很疏散，林内的地面平整，泥地上连野草都不生。”他说，“但是泥地上散布着无数个像穿着长裙在跳芭蕾舞的洁白‘小人’。大约十几公分高，每个人的头上戴着一顶灰黄色的小帽子。乍一看，还以为是孩子们弄的泥塑玩具。”他蹲在地上仔细一看，原来是从鸽蛋似的小球里长出来的野菇。他闻了闻，小帽子上的气味很像鬼笔蕈。但是这些“小人”网格状的白色长裙宽散垂地，很是好看。他采了些放在饭盒里带回家。到图书馆里查阅了资料后才知道，这是竹荪。
　　他用竹荪烧了些蛋汤吃，“味道好极了”。可是第三天想跑去再采，这些“小人”已经一个都不见了。“路边坐着个老农，我问他这竹林里前些天那批小人似的东西哪里去了，他竟说从来都没有见过。问了别人也一样。奇怪！”
　　南翔：
　　边采蘑菇边谈朋友
　　这年11月，徐喜先被分进了粮食局工作。没过多久，就被调到粮店里卖米去了。在单位里，他认识了比他小两岁、卖酱油的姑娘周秀英。后来，这个姑娘成了他的妻子。
　　周秀英说，那时就知道丈夫“欢喜拍照片，欢喜古文，还有欢喜采蘑菇”。两人“谈朋友”的时候，到郊区去采蘑菇，自然是不可少的。“我带她到南翔白相，沿着铁轨走回来，路边蘑菇老多的！走回市区18公里，她走得走不动了。”
　　老伴说：“你这样走法吃不消。”他则感叹：“哎，这个时代过掉了！现在郊区的蘑菇都没了！”
　　工作几年以后，1965年，徐喜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旧货商店买了台照相机。“60块钱，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买好就到郊区去了，跑到一直想拍的地方去拍照。”他说。
　　只是当时的经济条件毕竟紧张。“照相机买好后，到月中的时候身上就没钞票了，家里没办法开销了。只好把照相机卖掉——那时有寄卖商店，卖起来老便当的。等过了两个月，节约出一点钞票了，再去买。老是这样，买进卖出。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稳定下来，一台海鸥牌4A型120照相机用了很长时间。”
　　对此，老伴说：“他买相机我晓得，他卖相机我晓得，后来再买相机我也晓得。有时候实在没钞票，只好问单位借，这些我都晓得。”如果不买相机，这些钱可以用来改善家里的生活。“至少两个小孩可以穿得好些。我们女儿小时候穿的衣服，很多都是哥哥以前穿过的。什么过年的时候买套新衣服，这种事情我们都不想了。生活过得老简朴的。”她也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假设，但是并没有阻挠丈夫去买相机，也始终支持着他那庞大的走遍沪郊的计划。“只要家里的生活能维持运转，就可以了。”她说，“一个人，想要做一桩事情。你要是不给他做，他老难过的。”
　　徐喜先是个做事认真、肯动脑筋的人。过去米店的柜台上放着一个个米箱，可以乘400多斤米。别人来买米，需要用柳条编的簸箕舀米放到磅秤上称分量，然后倒入旁边的漏斗里，顾客再用米袋接着。70年代的时候单位搞技术革新，他主动请缨，用继电器、按钮开关、电阻、电容等组装出了一台自动发米机，节省了人力。这台装置在同行中颇为轰动，连外地单位都专门来取经。后来，他又考出了几张专业技术执照，在单位里当电工、机修工，还考出了驾驶证开吊车。他之所以对蘑菇有那么深的了解，而且从来没有因为误食毒蘑菇而中过毒，与他喜欢钻研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只要手边有相机，上班的时候徐喜先总是把它带在身边。在单位里，他跑郊区拍照、采蘑菇的事迹也小有名气了。“我有段时间在郊区上班开吊车。货色到了，要连夜吊上来。热天吊绿豆，冷天吊糯米粉，还有花生米、香瓜子。”他说，“领导晓得我欢喜到郊区拍照。这样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后，他会补给我几天假期。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搭车到吴淞、杨行或者柳行去。”
　　还有些同事提出，要跟他一起体验“旅行加摄影加采蘑菇”的乐趣。有个名叫赵文健的同事便是其中之一。徐喜先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同事的再三表示下，1978年11月的一天，两人一大清早就出发去郊外了。
　　两人先到嘉定，再转车到外岗。两地相距约8公里，按照徐喜先平时的习惯，是想一路走去的，但考虑到同事可能不太适应才乘了公车。在外岗游玩后，两人再沿着练祁河旁边的公路走回嘉定。
　　当时，两人都是三十多岁的年纪。赵文健就跟现在那些喜欢摆拍留影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徐喜先回忆说：“老远就看到（外岗）镇西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赵文健在树旁做了个采菇的动作，叫我给他留影。可是银杏树是不会长蕈的，这照片一看就是假的了。在做了一些假动作后，他又看到河边有许多人在钓鱼，就折了根竹子，蹲在河边，要我给他拍张钓鱼的照片。我说：‘没有线和钩，怎么钓鱼？’他开导我：‘你把向前的竹子移至镜头外，把拿杆的动作拍下来，不就像是钓鱼了吗？’后来照片印出来，还真像。等走到嘉定镇的孔庙旁，他突然跳到‘仰高’　牌坊旁的石狮子上，高举竹竿，让我拍照。这样一来，旁边许多游人都抬起头来‘仰高’了。”
　　在徐喜先的记忆里，这一天两人尽兴而归。只是后来，赵文健看到他就“响也不响”，再也不提要一同去郊外游玩这一茬了。“从外岗到嘉定，走了八九公里，他走伤掉了。”徐喜先笑着说，“跟我走过的人都不高兴再走了，所以我大多数的照片都是一个人出去拍的。”
　　“1980年前后，
　　感觉蘑菇突然就没了”
　　徐喜先继续着“孤独”的沪郊之行，走过的乡镇越来越多。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沪郊的蘑菇少了。这种变化好像是在一夜之间——“1980年前后，感觉蘑菇突然就没了”——又似乎是有迹可循，因为蘑菇的生长环境出现了变化，郊区有了更多人的痕迹。“村庄里荒地、竹林、树木少了。江湾、大场这些过去蘑菇很多的地方，荒地被用来造简易住房，租给外地人了。那时已经开始有外地人来到上海，靠收废品、开爿小店，或者去附近的工地打工为生。”他说，“有的村庄跑进去，一棵树都不剩了。场中路、共和新路附近原先有很多树，后来公路拓宽了，马路两边造满了房子、工厂。”等到90年代，随着房地产开发的兴起，过去没有人力进行开发的荒地更成了值钱的地皮。
　　他想拍一张荒野里长满蘑菇的照片，就像年少时经常看到的那样。但是等他起念时，已经晚了，“一直找，一直没有拍到，蘑菇已经很少了。”
　　最后一次机会出现在1987年。那年深秋，他去佘山游玩后走到了青浦。那时他用的胶卷一卷只有12张底片，带出去的时候就没剩几张了，也没有随身再多带几卷胶卷。等跑到青浦县城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一张底片了。这张底片到底要不要留着，他有些犹豫不决。后来想想，反正要乘车子回去了，就在淀浦河边把它拍掉了。
　　“哎，这张底片蛮好不要拍的！”他懊恼地说。公共汽车乘到卫家角，他想到有个老同事的坟墓在那边的回民公墓里，便想去看一看。走到公墓外头，只见河浜边有一棵很粗的谷树，树干折倒了，树上裂开一条缝，旁边都有些腐烂了。大树的树干上、折断的横截面上，长满了蘑菇！“这个正是我一直要寻的景象。但是底片没了。我看看没办法拍，蘑菇也不去采它了，隔天再来。”他说。
　　第二天他赶紧去买了几卷底片，第三天一大早又跑到那里，可惜所有的蘑菇都已经烂掉了。“蘑菇的生命没几天的，开到顶兴旺的时候就要开始枯掉了。所以，这张照片没拍成功。”他说的时候摇摇头，还在为此感到惋惜。
　　从那以后，徐喜先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蘑菇。
　　　　公园野蘑菇疯长，园方提醒勿采摘
　　　　（《新闻晨报》郁文艳）
　　晨报记者郁文艳报道　申城连续阴雨，公园里的野蘑菇长势迅猛。对此，共青森林公园等一些公园已经张贴告示，提醒游客切勿采摘这些野蘑菇，同时将开展野蘑菇清除工作。
　　近日，共青森林公园、辰山植物园等不少公园绿地以及郊区林地的潮湿土壤中均长出了各种野蘑菇，由于雨水充沛，这些野蘑菇往往在两三天内就迅速生长。目前，共青森林公园已经在所有门口、游客服务中心张贴告示，提醒游客切莫出于好奇或认为野蘑菇新鲜美味，从而自行采摘导致误食中毒。
　　据悉，目前还没有治疗蘑菇中毒的特效药，医院只能尽力救治。7月初，长海医院连续收治了多名自采公园林地里的野蘑菇食用而发生意外的病患，其中一对负责管理园林的老夫妇不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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