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儒家思想？用现代的方法来解答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什么选择了儒家思想？
杨阳，重度数据收集癖，香港爬山的科研狗
看到有人质疑说儒教变迁与王朝选择之间关系的，请不要忘了，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王朝都是独尊儒术的，唐代对于道教、佛教的推崇、宋代对于道教的推崇都曾到达登峰造极的高度，统治者对于治理的道德准则一直都是以&是否对自己统治有利&为原则的，按照有的人的论断，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就奠定了绝对统治地位，那为什么唐宋要分别推崇不同宗教而不是独尊儒术？！统治者不知道儒家已经是&历史大趋势&了么？
统治阶级选择某种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必然是希望通过这种工具达到一定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元、明等朝代的倾覆均由农民起义为肇始，因此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有充足的理由警惕农民起义这种冲突形式。历代统治者也都将农民起义视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大敌。
农民起义贯穿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这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农业经济结构密不可分。周期性的气候冲击和食物短缺不断的刺激农民起义的反复发生。丛林法则和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使得农民在生存受到威胁时，理所当然的将抢掠作为合理的选择。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民都会在生产者和反抗者的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我们甚至可以从清朝的记录中看出，这种转换与农时密切相关。&闲时为匪，忙时为农&成为部分地区农民生活的常态之一。
这种农民暴动的发生非常频繁但是规模却普遍不大。相比广泛为人所知的试图推翻王朝统治的大型农民起义，大多数的农民暴动都是小规模的。在清朝，超过 10000 名参与者的暴动仅占总量的 4.7%
道德约束是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强调&服从与和平的美德&，希望借此来抑制&生存伦理&带来的暴力。
儒家思想三纲五常和皇权天授的思想恰好满足了统治者&服从与和平&的统治要求。自西汉（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9 年）以来，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建立孔庙和表彰模范行为的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地方政府被要求建立孔庙并定期举行祭孔仪式，并树立模范典型，如为遵守三纲五常的&烈女&树立贞节牌坊，以宣传儒家思想，&教化民众&。
那么，视儒家思想为正统，帝王们的这种选择是否奏效了呢？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能够帮助封建王朝减少了农民暴动呢？
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在中国成为正统思想。到清代，基本上每个乡镇都至少有一处祭祀孔子的孔庙。&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冲突的态度，即使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暴动，也保持着对儒家学说的尊敬，对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庙秋毫无犯。
作为孔夫子和众多儒家先贤的诞生地，以曲阜为中心的山东各县儒教氛围浓厚，而山东其他一些地区儒家传统则相对较弱。历史上，山东西部地区经常遭受自然灾害，旱灾、黄河泛滥经常发生在西部平原地区，因此，山东西部在历史上就是农民暴动的高发区，比如《水浒传》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的西南部地区，而东部的山东半岛却享受着相对充足的雨水，并远离黄泛区。如图一所示，图 1a 和图 1b 分别表示农民起义的次数和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粮食危机的次数。
清朝（）267 年的历史中，山东经历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和农民暴动，但是这些灾害和暴动的空间分布却非常不均匀。同时，由于曲阜的存在，儒家思想传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作者选择山东作为研究对象。
衡量儒教思想传播的理想变量应该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口比例。但是儒教思想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很难清晰界定谁是信奉者而谁不是。因此作者使用孔庙数量（文庙、名宦乡贤祠、忠孝节义祠）和被清政府官方认定的烈女数量来代理儒家思想的影响度。
由于这些数据的来源《山东通志》（1934）并没有提供孔庙及烈女的时间变化，因此作者在这里假设孔庙数量和烈女数量在时间上是不变的。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从记载可以知道，96% 的孔庙在清代之前就已经建成，并且现有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征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考虑到县镇大小对于这些变量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变量都转化为单位面积量。由图 1c 和 1d 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儒家思想圣地的曲阜及周边地区的确有更高密度的孔庙和烈女。
为了验证孔庙密度和烈女密度是否能够代理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作者根据《山东通志》中对于每个县的评价（&尊儒&、&礼让&、&明节正气&、&忠义守法&）验证了代理变量的有效性。
描述性统计
图二清晰的展示了农民暴动与粮食危机的关系。绿色线为每 10 年中农民暴动的次数，红色为每 10 年中发生粮食危机的次数。
我们按照孔庙密度和烈女密度将山东省的乡镇划分为强儒组和弱儒组，可以明显从图三中看出，强儒组（红色）的暴动次数要明显小余弱儒组（绿色）。
作者首先在基准回归中考察了经济冲击对于农民暴动的影响。
&表示是否遭受粮食危机的虚拟变量。变量滞后期数&
&是因为中国北方农业基本是夏秋两季收获，因此其作用有可能在第二年显现。OLS 回归结果如表格二所示：
当年的粮食收获减产，会显著提高第二年农民暴动的概率。
接着作者将基准回归进行拓展，考虑儒家思想对于暴动的影响。讲儒家思想代理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结果如表三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示儒家思想可以有效减轻由粮食危机引发农民暴动的概率，每 1000 平方公里内的孔庙数量每增加 10%，就回使得农民因粮食危机而引发暴动的概率减少 3.8%。
稳健性检验
由于作者使用的样本中有大量的零值样本，为避免"over-zero"问题，作者进一步使用 Tobit 和 Conditional Logit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与 OLS 结论一致。
在检验文化与冲突的关系时，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将文化的作用与制度环境及其衍生因素分离开来。
经济繁荣程度是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能够同时影响儒家思想普及和农民起义的因素。一个繁荣的经济有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同时也会减弱气候冲击对于经济的影响。作为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清代中国北方地区，作者使用农业适生性指数（GAEZ database）来代理当地的农业生产潜力。这一指数与当地的世纪产出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是对当地经济能力的一个有效代理。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教育与社会流动性。儒家经典一直是古代学校的主要课程，因此儒家思想有可能是通过教育行为来影响农民暴动的。同时，社会流动性可能同时影响孔教的传播和农民起义。作者分别控制了学校数量（府学、县学、书院）以及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的数量，用以分别控制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对于冲突的作用一直广受讨论。作者使用县兵站密度、粮仓密度、土地税收、府治所在地虚拟变量来代理某县的国家能力。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西方影响、其他文化、地理因素及历史暴动。作者分别使用通商口岸及传教士出现时间、道观佛庙密度、平均地形强度及历史暴动次数进行代理。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由于孔庙可能会在农民起义中遭到摧毁，因此农民暴动的的地方就可能会有较少的孔庙。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解决双向因果关系的问题，作者使用工具变量 2SLS 回归，以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550 年间儒家圣贤出生的数量来作为清朝儒家思想强度的工具变量。古代先贤的出生地与清代文庙的数量相关，但是却与清朝发生的农民暴动外生。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5
工具变量回归仍然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表明双向因果关系的假设成立。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儒教思想的传播对于因经济冲击而起的农民暴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众多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会大力推行儒教思想的原因吧。
本文论证过程和数据综述自 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感谢 @石大毛 朋友提出的探讨意见，很难得能够在知乎上碰到有价值的探讨。
关于佛教、道教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已经控制了佛寺道观。
儒家思想对于农民起义抑制的具体机制值得探讨，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或者论证，但是这跟本文的目前的结论似无冲突？
全文从未说这是历朝历代选择儒教的全部原因，而只是证明了儒教对于农民起义的抑制作用。全篇论证的就是帝王出于抑制农民起义的选择是否奏效。帝王希望没人造反这一点相信不会受到质疑，选择道德准则的时候把这一顾虑加入选择标准，相信也是历代帝王都会考虑的。
历代王朝选择儒教的原因可能众多，但是列举出再多原因都是&今人之推测&，而且很多推测都是观点不一且无坚实的证据支持。这篇文章只是用规范的逻辑和范式论证了其中一个原因，至于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另外，量化历史的意义即体现在，提供完整、规范的论证逻辑和过程，并且整个范式从数据到结论都是可以证伪的，可以大大改变部分人文学科研究长期自说自话、推测无法证伪的局面，为交流和改进提供一个有益平台。
客官，这篇文章有意思吗？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11月11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习近平说，去年6月我们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建设性会晤，又在圣彼得堡和海牙两次会晤，并通过通话、通信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在推进中美新型…摘要：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寄宿制学校规模较大，留守儿童所占比例较大，教师成了不少孩子衣食住行的依靠，学校就相当于他们的家。面对这一现象，不少学校在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改革，教师的工作量也随之变大，这样就必须做好寄宿制留守儿童师生之间的关系，本文主…也许现在的生活过于安逸，我们的学生没有经受过苦难；也许我们的教学过于注重成绩，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格教育，也许我们的教育还不够完善，造成学生人格的缺失……总之，作为教师，我们看到了太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看到了太多不合情理的场面。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的…
　　摘 要：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处处可以发现儒家思想的影子。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的土壤，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参考。但是，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偏激理解和盲目继承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认真挖掘儒家思想的有利因素，明确儒家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使儒家思想的精华很好地深入社会发展中，推动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儒家思想 社会发展 进步 阻碍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土壤 　　儒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或背景。中国主体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离不开儒家思想的土壤。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俗、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结晶。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土壤，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立的。例如，儒家的伦常之道，有助于社会的秩序化、和谐化、规范化；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大体上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应等。[1] 　　二、儒家思想推动社会的发展 　　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因素，要放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现代化的视野中，以现代科学与人文思想来加以考察、分析、批判，便可转化成今天精神文明中的有益内涵。儒家的精神首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恭敬顺从，这些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很方便地集中力量办大事。 　　案例一：中国高速客运铁路，常被简称为“中国高铁”。高速铁路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运输方式，中国的高铁速度代表了目前世界的高铁速度。中国是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在运行速度上，目前最高设计时速可达350公里，已于日正式开通运营的京沪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最高时速达到300公里；在运输能力上，一个长编组的列车可以运送1000多人，每隔3分钟就可以开出一趟列车，运力强大；在适应自然环境上，高速列车可以全天候运行，基本不受雨雪雾的影响；在列车开行上，采取“公交化”的模式，旅客可以随到随走；在节能环保上，高速铁路是绿色交通工具，非常适应节能减排的要求。[2] 　　案例二：南水北调，就是把中国汉江流域丰盈的水资源抽调一部分送到华北和西北地区，从而改变中国南涝北旱和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工程目的是促进中国南北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南水北调工程有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总投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南水北调工程的规模和难度都超过三峡工程，而且涉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和十余省，牵涉水量和距离均为世界最大水利工程。 　　南水北调世界纪录：世界上最大泵站群，东线一期工程长1467公里，全线共设立34泵站，总机流量4447.6立方米/秒；世界首次大输水隧道近距穿越地铁下，北京西四环暗河工程从下方仅3.67米穿越营运中的北京市五棵松地铁站；世界上最大穿河输水隧道，中线穿黄工程，长4公里多的两层衬砌水隧道穿越黄河激流；世界最深的调水竖井，中线穿黄工程将长江水穿越黄河的抽水竖井深76.6米；世界最大水坝升级，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可相应增加库容116亿立方米。 　　今天，中国的高铁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中国的南水北调是世界上的尝试和创举。这两个真实的案例都说明了中国在社会发展中的创新和开拓，也正印证了儒家思想的创新和与时俱进。任何事件都有其两面性，高铁和南水北调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麻烦和问题，但是这两个创举对社会和人民的贡献远远超过了其缺憾。 　　三、儒家思想阻碍社会的发展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简单概括就是“官本位”。儒家思想其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且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正是因为这一点，儒家思想才成为维护中国封建统治的所谓的“正统思想”。这也导致了“学而优则仕”的出现。 　　当下社会的主流意识被儒家思想所渗透，必然会有利于“官本位”思想的滋生，而且人们对权利的崇拜会日益增长。这些年以来持续升温的“公务员报考热”就能很直接地体现“官本位”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 　　案例一：《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一篇《科学家为什么想当官》的报道。乍一看这篇文章的题目，就会让人们产生很大的疑惑：一个搞科研的人为什么不专心投入科研却想起来去做官？但实际上这个题目所折射出来的是，一旦官本位思想冲击到科学界，那么，势必会导致权力地位的上升，科技发展的缓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读博士，却愿意到政府机关做一个小小的职员的原因。 　　通过以上实例不难发现，很多人宁愿几经周折，甚至放弃自己的兴趣特长违背自己的意愿选择当官，选择一份大家认为的所谓的“铁饭碗”。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挤破头地去当公务员呢？ 　　古代的科举制之所以盛行，其优势在于可以广纳贤士，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在当今社会，公务员就是儒家官本位思想的延续，并且在很多人看来公务员有着诱人的优势：一是社会地位高，工作稳定，福利相对比较好；二是工作相对比较轻松，工作时间相对较短而且比较规律；三是假期多而稳定。 　　因此，通过“公务员报考热”，大家应该清楚地看待“官本位”。因为“官本位”对社会发展的阻碍是鲜明的，对科技和教育发展的阻碍更是显而易见的。始终要记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3] 　　四、正确认识儒家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瑰宝，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参考和推动力量，但是也不排除由于一味照搬儒家思想而对社会发展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要强调重新发掘儒家思想的精神财富，以弘扬民族精神、推动时代发展，这绝非鼓吹全面复古，全面照搬儒家文化的整套东西，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外来的文化。儒学传统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成了历史的包袱；但另一些要素则可能成为潜在的现代化胚胎。所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对于“儒家思想”有一个不断重新发现、开掘、回采的过程。我们大力倡导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参考文献 　　[1]王元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2]吴树青，陈占安，田克勤，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
摘要：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处处可以发现儒家思想的影子。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的土壤，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参考。但是，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偏激理解和盲目继承也对社会发展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认真挖掘儒家思想的有利因素，明确儒家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才…[摘要]高职数学教育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一个重要课程。赏识教育应该在数学教育的各个教学环节中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体现。[关键词]高职数学赏识教育[作者简介]丁晗（1979-），男，吉林通榆人，吉林省教育学院，讲师，硕士，主要…摘要：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总体数量相对较大、生源结构复杂、报考动机多样化、专业满意度相对不高，普遍具有基础理论薄弱、专业技能缺乏的情况。而高校培养模式的相对缺失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人群的学业和就业困境，改善跨专业学前教育硕士的处境要从高校培养和自我管理两方…摘要：一直以来中职学生德育教育工作的实行都不够彻底和深入，最终造成目前中职学生的德育水平停滞不前。本文首先提出了中职学生德育教育的必要性，分析了当今的发展局势和具体问题，并重点对中职学生德育教育实施进行了探讨。关键词：中职学生德育教育中职学校所培养出…就爱阅读网友整理上传,为您提供最全的知识大全,期待您的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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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儒家有什么用？
&& 一、儒家有用还是没用？　
　& 儒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到底有什么用？我们问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久了。因为传统上大家都说“通经致用”“经世济民”，读书就是为了运用到现实社会上去。但是儒学在当代，恰好即以它的实用功能备受质疑。
　　各位想必知道，从十七八世纪以来，《论语》等在西方流传已很广了。但西方人以西方哲学来对比《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时，往往觉得意趣不高。认为孔子只不过是讲了些道德格言的世故老人，并没有太多抽象性的、概念性的思辨表达，所以会觉得儒家只是一种世俗层面的道德传播者。
　　因此，西方对老子《道德经》的关注程度远高于《论语》。国内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人，也往往觉得儒家的东西太过平实，跟现实社会的关系又太过紧密了。儒家甚至于被贴上了实用主义的标签，认为中国正因为受儒家的影响太大，所以凡事都有实用主义倾向。而又因有实用主义倾向，故我们缺乏抽象的玄思，也缺乏超越性的宗教向往，更缺乏“为学问而学问”这样一种思辨性的传统。说这类话的人很多，我相信各位也听到过。
　　但是，儒学又常面临到另外一种指责，说儒家的想法恰好是不切实际的。《史记》就讲孟子被当时人批评说他“迂远不近事情”。似乎儒家的想法太过理想化了，动不动就讲三代、讲诗书、先王之道，跟我们实际的人生社会是有距离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儒家又常被定位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者讲的那一套，在现实世界难以实践。
　　孔子说的几句感叹话，常被拿来证明儒家确实就只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如孔子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的志业，事实上是不可为的，在现实世界上，这种理想不可能落实，也没有落实，只代表一个理想。在我们现实的污浊世界，人人都像禽兽一样，以本能跟贪欲在过日子。社会无非如此。儒家呢，它提供了一种理想，让我们可以向往，也可以借着这个来提振自己，但是终究儒家的理想很难真正落实下来。
　　这两种南辕北辙的想法的评论，都很有意思，各自表达了两种对儒家的看法。一种觉得儒家太实用了，另一种觉得儒家根本就不实用，根本没法落实，只是一种理想。
　　有很多人，例如梁启超在讲儒家时，就认为儒家学说基本上即是一套政治哲学。换句话说，他是从实用的角度去看的。当代新儒家呢，又倾向把孔子定位为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从理想性这一面来阐述儒家。
　　在传统上，孔子孟子或后来宋明理学遭遇到批评，也与此有关。清朝初年不是有很多人批评宋明理学家“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吗？认为理学家对现实社会的衰乱、国家的危机都没办法，提不出具体措施，无非把道德性提高了，最后殉国，最多只能如此，保持一种气节。所以当时很多学者批评宋明理学不具实用性，所强调学问应是“实学”，是有实际社会功能的，最典型的就是颜习斋这类人。后来还有乾嘉“朴学”。朴，就是质朴，认为确实的知识考证比较实际，整天讲天道性命，华而不实，没用！这是两种种“实学”，一主张落实于社会现实，一主张实际于知识。这些思潮都是用来对治儒家的不具实用性。
　　可见儒家到底是实用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本来就争论很大，我刚刚的简述，已然概括甚多，实际的争议还远不止于此。
　　二、儒家有用，但不适用于现代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儒家确实是强调有实用性的，例如说通经致用，或强调“百姓日用而不自知”，说这套学问可以落实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去。传统儒家总是不断这样在讲。
　　但是儒家的实用性，若跟墨家比，那又远远不如了。墨家恐怕是中国最强调实用性的。墨家反对儒家讲礼乐，为什么呢？墨子不是写过《非乐篇》吗？他认为儒家讲的礼乐文化都是不实在、不必要的。例如我们要买张桌子，重点是桌子要能负载物品，达成桌子的功能。所以桌子最重要的是它的材质，实不实用，而不是造型、色彩、雕刻等等。所以他要“非乐”。乐，是泛指所有礼乐、文采、文饰。如果用儒家的术语来讲，墨家这就叫做“质而不文”，他只要“质”，质朴、实用这一部分，而不要那个“文”。儒家恰好不然，儒家是强调“文”的，要“文质彬彬”，既要质也要文。所以从实用的角度来讲，儒家不像墨子那么极端。
　　纯粹讲理想性的话，儒家又不如道家，道家恐怕更有理想性格。荀子曾经批评庄子说庄子很好，但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的关注点在于天，在于超越性，要超越现时现世，所以一上来就讲《逍遥游》，大鹏鸟飞起来了，往下看，你这些在地面上的小麻雀跳来跳去，境界跟我根本不一样。他从人界到了天界。所以由他看，我们这个人世上的纷争、意见上的是非，都应该《齐物论》。显然他更具有现实的超离感。老子也是如此，要不就讲上古的纯朴世界，要不就讲什么小国寡民。这对于当前的时代均是批判的、带否定性的。他当然也要治理这个时代，但更要回归到一个更理想的时代去。
　　如果我们以光谱来看，这两家可看成是左右两端，儒家则是“叩其两端而得其中”，综摄两端、中和为用。也就是说：他有理想性，但也有实践性格。所以儒家才会不断强调其学问不是空谈。
　　实践性，是儒家学问中非常重要的特点。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它不只描述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是对儒家性格的基本认定。
　　不过，近代对儒学的这种实践性或用世性，却还有两种批评。
　　第一种是说儒家是希望对现实世界产生作用，但是儒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最大的影响跟作用在哪里？在政治领域！然而近代人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这么久长、这么巩固，正是因为儒家作了它的帮凶，或者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近代这种批评我相信各位也非常熟悉。
　　第二种批是说孔子这一套讲法固然希望能作用于当下、作用于社会，但是产生这套想法的基础以及它的社会，实际上乃是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这个在小农经济社会中产生的思想，能对应于现在这样的社会吗？他那样的社会已经过去了，跟我们现在社会完全是两回事；他的思想也因为如此，所以不可能切合于当代。
　　这两种批评都挺有趣。怎么说呢？第一，在近代，我们受西方的影响，使用一个西方的评论的模型，从孟德斯鸠、黑格尔以来，不断地说“自由的欧洲、专制的亚洲”。说来说去，说得跟真的一样。可是这样一个专制东方的判断，事实上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他们从气候、从地域、从人种等等各种角度，“立理以限事”地谈问题。自由跟奴役的对比是已然划定的，欧洲是自由的、亚洲是被奴役的，然后再去填空，找很多很多理由塞进去。而所找的理由大部分出于误解，如说中国过去君主统治底下老百姓没有财产权、没有人身自由，君主完全凭他一己的权力来决定老百姓的生死、决定他的财产的归属等等，这些都是荒谬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在这个框架中理解自己，所以我们常常也就说自己是君主专制，说儒家教我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有一位前辈就当面跟我讲过，说：我们今天怎么提倡传统儒学呢ㄥ传统儒学是讲这样一套的，这还了得？我问：儒家谁这样讲啦？恐怕法家都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呢！诸如此类，我们总是把传统用恶意的解释的方式去满足这个论述模型。
　　再说儒家做了君主专制工具的问题。各位想想，若儒家是做为君主专制的工具，那么它在汉代就不应该提倡禅让，对不对？在宋代，它就不该讲学。这样，它在宋朝它就不会被政府打压，被批评为“伪学”。明朝曾经四次毁书院，不准儒者办书院，为什么？到清朝，更要兴文字狱呢！明朝朱元璋当了皇帝，说，你们这些儒者都说考试须考儒家之学，要读《四书》；《四书》到底讲什么？拿来给我看看。一看之后大惊，说：什么？孟子居然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又说国君若不把老百姓当人，老百姓也会把他当寇仇！这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可见儒学不但不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而且儒家用它的学说主导了整个中国的过去的政治体系，提供了许多的监督机制。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政治学的讨论，当然对此还可以做更多的梳理。不过简单说，近代我们把儒家的作用主要看在政治层面，却看不清其真正作用，又忘记了儒家在其它领域里产的作用跟影响，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缺失。
　　另外，刚刚讲到，许多人说儒学是小农经济底下的产物，已经不适用于现代了。这个讲法看起来好像很锋利，实际上最可笑。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讲法讲得通，那么所有一切古代的思想、外国的思想，都不需要看了。你现在还要谈柏拉图吗？还要谈亚里士多德吗？那都是希腊城邦社会的产物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呢？我们也不需要读洛克，不需要读笛卡儿，不需要读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等等了。他们的时代跟我们现在都不一样啦，为什么还要读呢？所以这个讲法不是只用在否定儒家上。如果它说得通，那我们所有书都不用读了，如此，荒谬孰甚！
　　第二，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想发生在某种社会，所以它不适用于另外一个社会。那么我请问你：思想不是会传播吗？思想跨越它的原生地域、原生社会，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去，在思想史上是最常见不过的。欧洲罗马人相信基督教，难道基督教是发源于罗马的吗？它是在希伯来地区出现的啊，但它传到欧洲去，影响到现在这么大；后来又到了美国，也影响那么大。时代、社会、地域都变了，为什么能够传播且生根发芽呢？才是思想可见思想跨越原生社会，能史的常态嘛！现代人讲如此荒谬理论，还觉得振振有辞，说儒家发生于小农经济时代，所以不适用于现代社会了。我真替他感到难为情！若持此观点，这个人天下任何书也都不用读了。
　　不过这个讲法在过去讲是其社会现实的。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承认人有社会性跟阶级性，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所以讲思想时，也不承认思想有普遍、永恒的价值，思想只能有历史性，没有永恒性。在讨论问题时，又经常采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这个想法，用简单庸俗的马克思理论来论事，所以才会这么看。所以那是时代之限，而这个问题现在要辩驳它，已经非常容易了。
　　再者，这个问题，在近代，大家之所以会相信，是因为混杂着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传统跟现代的纠葛。
　　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发生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君主专制的体制；到今天，我们要走向现代，它不但已不适用，恰好还是我们要打倒的对象。我们就应该打破这些封建的礼法、专制的政体等等，才能走入现代。所以儒家跟现代社会的关系，即在于我们不要让儒家在社会中继续起作用，这样我们才能现代化。
　　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想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上开始慢慢有些调整。因为原先这样一个思考模型，其实不是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出现的，乃是西方人在讨论他们自己的社会变迁。“传统跟现代”云云，是指欧洲工业革命以前跟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我们把这个讨论方式拿过来，用在东方西方的比较上。把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这些特征，讲成是西方的本质。忘了西方也有上古中古，有宗教时代；讲得好似欧洲从来就是民主的、从来就是理性的、从来就是法治的、从来就是政教分离的。中国呢？儒家代表了中国向来就是神权跟政权结合，政教合一；社会又一直是以封建礼法来统治。忘了原先封建是讲欧洲的封建，而不是中国概念下的封建。以致于好像只有中国是传统的，西方则代表现代。所以中国要走向西方现代，或者用西方来改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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